女人左眼跳是好事吗:“真话运动”与“惩罚真话”

2006年11月14日 07:54:54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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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是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产物，是当时运作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一种普遍方式。政治运动、增产节约运动、爱国卫生运动、植树造林运动等等，都是我们无数次经历过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整个社会生活的不断科层化、程序化，运动也开始逐步淡出我们的社会生活。但我想，在运动彻底退出我们的社会生活之前，我们不妨最后搞一次运动，这就是“真话运动”。
为什么讲真话还要冠之以“运动”的称号？是因为不若此，真话就难以在社会中普及。反过来说，假话这种恶疾已经遍布于我们的社会生活，甚至成为我们社会生活的一种惯例。在一些领域中，说假话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如果有人说了真话，轻则被认为是反常、不懂事，重则会被视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一种异乎寻常的举动，就很难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
近来我一再论证的一个观点是，制度的运作是以基础秩序为基础的，而制度的失败有时不是由于制度本身的问题(当然这不意味着否认制度本身的因素)，而是基础秩序出了问题。这里所讨论的真话与假话问题，就是基础秩序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客观地说，假话的盛行，已经成为我们社会一种严重的病症。尤为值得重视的是，我们社会中的假话，不仅仅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而且也充斥于公共生活领域，从而成为一种系统性的假话，比如虚假不实的统计数据，文件公文中大量与实际状况不符或严重背离的文字，媒体上虚假信息等。在这种情况下，假话成为公共生活基本环境的一部分。这些假话与对有效信息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社会生活的某些灰色环境。
假话盛行导致的结果之一，是作为制度运作基础的信息质量大为下降，甚至严重劣化。因为制度的运行，是要以全面而准确的信息为基础的，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还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都是如此。但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统计数据的水分和虚假，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最近几年一个有趣的现象是绝大部分省市的经济增长速度都超过整个国家的增长速度。有些省市地区，仍然过于看重GDP，报送统计数字时左顾右盼、层层加水，成为各省市GDP大于国家的一个重要原因。试想，在这样的系统信息的基础上，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和决策？
其实，倡导真话，也许是一件既复杂又简单的事情。我不止一次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是说真话还是说假话符合人的天性？我的看法是，讲真话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因为讲真话简单省力，而且能更有效地达到沟通的目的。因为即使是最简单的谎话，都要绕一个弯，要有一个更费力气的“编造过程”。但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另种情况，即说假话比说真话还节省力气。这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才有可能:一种情况是社会中存在许多现成的假话模本，人们对假话非常熟悉和熟练，以至于说起假话来根本不用动脑，免去了编造的过程；二是说真话面临某种风险，如果人们在说真话时，总要考虑风险问题，就只能图省事，不假思索地说假话了。就如同计算机，安装的是什么系统，就会有相应的操作手法。
假话能够成为一种风气和文化，也许源于一种固执，或者源于一种“美好的理由”。在我们的社会中，正确与错误的两分法，总是凌驾于真假的两分法之上。也就是说，你即使说的是假话，但只要内容是“正确的”，就会受到鼓励和赞扬。我们从小受到的就是这样的教育和训练。人们认为，只要大家都说正确的谎话，社会就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进步。正因为此，才有人们对假话的容忍，才有体制对假话的默许，才有对假话的事实上的褒赏。顺带说一句，在这样的社会中进行民意调查需要格外小心，因为人们在填写这些问卷时，想的可能不仅是“我的想法是什么”，而是“如何回答才是正确的”。前一段时间受到广泛质疑的“农民的幸福感高于城里人”的调查，可能就有这个因素在其中作祟。
对假话的默许与褒赏，与对真话的残酷和打击，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最近有人在谈到我们社会中对真话的惩罚时，用了这样一个词:“定点清除”。应当说，用这个词来比喻“惩罚真话”，也是非常贴切的。古代的文字狱，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对彭德怀的批判是一种对真话的定点清除。“文革”中这种定点清除，就更是举不胜举。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对真话的惩罚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而在进入利益博弈时代的今天，对真话的打击开始与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
于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就出现了一种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惧怕因为讲真话而招惹是非。据有关方面的数据，目前我国各类诉讼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平均不超过10％。由于证人不肯出庭作证，案情就难以确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欲哭无泪，法官也爱莫能助。有专家指出，这已经成为我国司法界的一大难题。大家为什么不愿意出庭作证？据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调查，在回答“如果你不会或不确定是否会出庭作证，主要的原因是什么？”的问题时，选择“担心受到打击报复”的比例达到79％，占第一位，选择“不想卷入官司”的为30％，占第二位，选择“不愿得罪另一方当事人”的为19％，占第五位。
我们常有这样一个说法，叫作“敢于讲真话”。讲真话还要敢于，说明讲真话的困难。由此可见，开展真话运动，关键的问题是形成保护真话的制度环境，要形成可以讲真话的制度空间。而这样的制度安排，应该从社会生活的公共领域入手。我们历次运动提倡什么东西的时候，总是要“从我做起”。但这次的说真话运动，应当从公共生活做起，从政府做起。
人性和社会基本道德缺失是中国的问题
最近，有些新闻、有些故事耐人寻味，把这些让人或愤怒或感慨的事件综合考量，可发现其反映的深层次问题。
故事一，贵州习水县幼女卖淫案，此案让人无法接受的一个环节是，一个职高老师嫖宿幼女；故事二，湖北公安县邓玉娇案，邓贵大拿一叠钱砸邓玉娇的头，故事三，发生在北京的一个案子，一女车主被绑架，掏出钱、信用卡并告知密码后，依旧被歹徒勒死。
类似的故事还有很多，其共同点在于，涉案人员缺乏最起码的道德底线。对此，有人喜欢归咎于制度层面，呼吁加强制度建设和法制建设。我却以为，从苏丹红到毒奶粉，从贪污腐败到矿难不断，从习水的学生到公安的弱女子，其背后乃是基本道德的缺失。
如今，谈论道德似乎很落伍，甚至会被斥为SB，所以，我知趣地在前面加上“基本”二字。我们长期以来在评比道德楷模时，总是喜欢夸大，动辄就是见义勇为、舍己为人，动辄就是甘于奉献、为国献身，动辄就是母亲病逝却依旧坚守岗位，超出了常人可接受的范围，因而造成了德育的空泛，进而造成道德的缺失。
我们需要弥补的不是高尚，不是伟大，而是遵守基本道德，遵守基本的规范。
首先需要提及的是行为的基本规范。办事排队、过马路看红绿灯、碰了人说声对不起、上完厕所冲马桶，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和基本道德，可如果你在外奔走一天，肯定会碰到诸多不遵守这些规矩者，你如果遵守规矩，反而成了傻瓜，说中国是礼仪之邦，简直成了全世界最大的笑话。
守规矩就是古人说的“盗亦有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商学院的学生有一门关于道德规范的必修课。学校方面指出，道德规范并不是让学生拒绝高薪工作，而是让他们思考应该用什么方式赚钱。
其次便是待人接物的基本规范。比如说，官员们面对普通百姓时有话好好说，别总是眼睛看着天打官腔；再比如，看到交通事故时表示关切，而不是看热闹。对此，龙应台总结得最好：人懂得尊重自己——他不苟且，因为不苟且所以有品位；人懂得尊重别人——他不霸道，因为不霸道所以有道德；人懂得尊重自然——他不掠夺，因为不掠夺所以有永续的智能。
第一需要遵守的基本道德是诚实。当年朱镕基给上海会计学院题词时，言简意赅地写了“不做假账”；哈佛大学的MBA学员在毕业宣誓的誓词里，第一句话就是“我将以最正直的方式行事，以符合道德规范的方式从事我的工作”。然而，对中国社会而言，诚实实际上是奢侈品，有多少人能毫无愧疚地说我不撒谎？
第二是平等。佛曰众生平等，而在中国人却要分三六九等。就连养老保险，也要硬分公务员、事业单位、企业、乡镇几等，还长期不把农民包括在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自由诚可贵，平等价更高。
第三是善良。《三字经》里说“人之初，性本善”，我觉得善良的标准可以降低一点，不要求你舍己为人，但尽量做些利人不损己的事情总是可以的。比如说，有人问路，尽量跟人说清楚，别像北京东直门那位仁兄一样，挂个收费指路的牌子遭人笑话。
这些看似琐碎的“小事”，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民族的价值观。中国古人讲究仁义礼智信，讲究忠恕和孝道，偶尔还信点儿鬼神，做了坏事怕遭报应。当代中国人在吸收了西洋的物质文明后，在吸收其精神文明方面仍有争论。前一阵，国内媒体还就是否有“普适价值”争论不休。其实，何必拘泥于那些概念呢？无论中西，无论发达还是落后，人总是有共同追求的东西的，任何民族也不会拒绝诚实，拒绝善良，拒绝平等。之所以出现这种争论，是因为本民族文明的传承，遭遇了“文革”式的毁灭和随之而来的物欲侵袭，深深地不自信，外在反映是基本道德的缺失，而实际内涵是价值观和信仰的缺失。
价值观很重要，因为它决定了一个社会如何面对现代化的挑战──与自由市场能否接轨、对全球化的竞争能否适应、政府治理的清廉与否、公民意识是否建立等。一个缺乏恒定统一的价值观、缺乏信仰的民族，不可能成为一流的民族。

国人道德缺失原因何在？
在《职业潜规则凸显中国道德缺失之痛》一文，笔者从身边琐事披露了国人道德缺失的种种不一而足的奇闻怪相。相信读者感同身受。国人道德缺失已是不争事实，令人遗憾，这不争的事实又决非个别现象，它充斥整个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不能再以非主流现象容而忍之了。
看，食品造假（农药超标的蔬菜、注水猪肉、毒奶粉）、医药造假、文凭造假、论文剽窃、矿难频发。更可气的是，近日媒体曝光的湖北通城84岁老人右腿骨折，竟左腿动刀，主刀医生、助手、器械师、麻醉师均未发现错误。试问那些造假之人、无责任心之人、狂赚黑心钱之人，还有何道德可言？！
上述那些令人瞠目发指之事难道仅是个案吗？就毒奶粉而言，中国奶业巨头有谁脱了干系？不都全军覆没了吗！说到中国的煤矿无论大小，平均几乎月月发难，难道这也是个别现象吗？那些私营矿主以及国有煤矿的管理者们明知会死人，可是在利益驱动下，竟然均采取视而不见、掩耳盗铃的放任心态去草菅人命。那些负有直接或者间接责任的人，有何道德可言？！
国人道德如此缺失，根由究竟何在？这个既严肃又沉重的话题，也许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想做如下探讨，也希望读者积极跟进，一起探讨。
一、信仰迷失
众所周知，对人类来说，信仰犹如灵魂，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无异于一具行尸走肉。从人类蛮荒时代起，不是先有文学、经济学、科学、医学等学科，而是一切文明均启蒙于信仰，应该说信仰才是人类的精神与文明之母。没了信仰，则不会有古代、近代和现代文明。由信仰裂变出的各种文明的过程，就是一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
这个观点不知读者是否认同？假如正确的话，我要提出一个问题——当代国人还有信仰吗？为此我想起很长一段时期流行的一个词语“信仰危机”，就很能说明问题。
当代国人信仰什么，信仰马列主义、信仰宗教、信仰无神论、还是信仰别的什么？
从信仰马列主义说起吧，当今中国大陆有七千多万中共党员，他们都坚信马列主义吗？我不知道。但从越反越腐的腐败大潮来看，人们很难相信那些腐败掉的党员会信仰马列主义或者别的什么主义了。而被称为主流的、民族脊梁的共产党员们仍坚信马列主义吗？我也不知道。但给人感觉是中国反腐越反越腐，这倒不是说反腐反错了，而是反映出腐败的极为严重程度。
再来剖析一下普通民众吧，如果有兴趣，读者可以问一下身边的朋友、同事、熟人，他们还有信仰没有，信仰什么？不能说百分之百都没有信仰，任何时候，极端永远不是事实的真相。但人们似乎相信，当代国人的信仰的确发生了危机。信仰永远不可以强奸，被强奸的信仰就无所谓信仰不信仰了。
国人还信仰马列的共产主义吗？这个既严肃又敏感的问题，就现实环境来说，还会像谜一般继续玩着躲猫猫的游戏。但大多数国人不再信仰世界三大宗教了，这似乎已是不争的事实，对此人们庆幸毋庸隐瞒，人们似乎真成了无神论者。《国际歌》里的那句歌词“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还在鼓舞人们“以人为本”。
什么都不信，没有任何信仰的人，不知与禽兽相比会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人，还有什么不敢为的事，由这样的人组成的社会，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的期待。按这种逻辑推理下去的话，什么矿难了、毒奶粉了、黑砖窑了、注水猪肉了、假药假器械了、假文凭了、山寨假货了，都不足奇而怪之了。
没了信仰，思想再不受任何约束，人们的胆子越练越大，对什么都无所畏惧。而现实和现状不正好诠释了这一切吗？
二、运动使然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后，便成了政治运动的大国。诸如土地改革运动、镇压反革命运动、肃清反革命分子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反右斗争、反击右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通过这些严酷的政治斗争达到洗牌目的，清洗异己分子，摧毁和清理各种有碍执政的障碍。其实这是新当政者的惯用手法，本不足为奇，不该一概否定。因为任何事物都有正反两个方面。但是应该关注的也是必须探讨的是，运动给人们的心理层面和社会带来的正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到底孰轻孰重？这本是历史学家和党史研究者的责任，笔者对此不想劳神费力。人们或许不会忘记，上世纪的拨乱反正平反了大量的冤、假、错案，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至一九八五年，全国竟有三百多万干部平反昭雪，四十七万多名党员恢复了党籍，数以千万计的无故受株连的干部群众得以解脱。
建国以来，通过各种政治运动，人们身边经常会上演一夜之间由好人变成坏人，由位高权重者一下子变成牛鬼蛇神的闹剧，而且这种闹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反复重复，在隆重演绎。人们的神经为此高度紧绷，最终变得麻木不仁，彻底崩溃了。人们不知道自己身边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谁为什么是好人，又为什么变成了坏人。更可悲的是，最终竟然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坏人了。明明知道某某是个好人，但当政者逼你说他是个坏人，为了避免麻烦，为了使自己尽早脱离干系，得到些许生存空间，人们开始说违心话，办违心事。并且有人因此而青云直上；而一些“诚实的傻瓜”却坠入了水深火热般的地狱。于是久而久之，人们内心的道德长城渐渐倒塌了。而且人们还欣喜发现，道德之墙的坍塌，并未给自己带来任何灾难，反而使自己活得更加轻松自在了。
这种由政治运动引发的道德迷失，在以后的岁月里愈演愈烈，最终变成了与自然一样的自然，习惯得不能再习惯的习惯了。这样以来，国人的道德被历次的政治运动所绑架，最终一并陷落到漆黑的、冷酷的、无道德的深渊。
三、利益驱动
再把视线拉回到现在。如上所述，人们发现通过历次政治运动的洗礼，没有道德并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有时反而会给人带来好运。由此看来，做损人利己或者损人不利己的事有什么不可以呢？就在国人道德千疮百孔之时，举国又迎来了浩浩荡荡的经济改革的大潮。在历次严酷的政治运动中，人们以不道德躲过了种种劫难，甚至有人还为此改变了人生，那么在当今这场经济改革运动的大潮中，不道德是否还会让人们消灾避难，战无不胜呢？仿佛现实又给出了绝妙的回应。
这种回应，让人们不禁想起了震惊中外的毒奶粉事件、频繁曝光的各种矿难、教育医疗界的黑暗、衣食住行中的各色山寨假货、官员们的贪污腐败、官商的勾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各种花样翻新的诈骗案等等，无不与经济利益的驱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官方把这些解释为由改革开放所带来的“西方的病菌所致”。显然这种解释苍白而无力，其实改革开放之前，国人的道德水准已经缺失到了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再叠加更为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私欲、物欲、肉欲之后，道德二字就更加不堪一击了。为了追逐利益、利润，已经没有道德的个体、群体还有什么顾忌，又有什么畏惧？由于没有了道德，所有的不应该、所有的罪恶又拿什么去评判？大家都这么做，就会使不应该变成了应该，就会使罪恶变成无忧了。假如人人均为如此的道德取向，试问谁还有资格站出来去进行公正的评判呢？国人早已不信上帝了，那些曾被强行灌输的理想也业已不存在了，人们在思想完全没有禁锢情况下，道德的缺失以致沦丧，就变成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四、随波逐流
人类本来就是一种群居性动物，因此传说中的“羊群效应”在人类身上体现得非常充分。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已经展现出残酷的一面，为了生存，为了自己生活变得更加美好，人们很在意去向身边人学习，再也不愿孤树一帜，鹤立鸡群了。所以在这种世况之下，社会风气的好坏对于个体的影响就变得尤为重要了。但令人遗憾的是，当今社会世风不古，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路遇不平，拔刀相助的优良品德与传统已大打折扣，人们开始崇尚起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得过且过，明哲保身；枪打出头鸟的信条来。这种不古的世风对个体来说具有极大的杀伤力。更可怕的是当人们业已殆尽的道德与不古的世风捆绑在一起，双双坠入一种恶性循环的轮回之中，并以一种滚雪球的方式不断放大时，最终羊群效应逼迫人们不得不随波逐流，于是出现了以下诸种怪象，坐在公交车上的人因他人没为白发苍苍的老人让座而心安如座；遇到有人坠入水中，岸边的人未见施救者便选择了不多此一举；在公共场所看到小偷正在行窃，旁观者未发现见义勇为者而选择自甘寂寞；明明知道自己的上司是个十足的腐败分子，却不见有人举而报之，自己也会放他一马；在与利益相关的场合，明明看到掌权者肆无忌惮地侵犯人们的合法权益，可是别人仍在隐忍，于是只好选择沉默；在敏感的选举场所，明明对某某为人不以为然，可是由于领导带头选举，于是不得不举起沉重的手臂。如此现象不一而足，举不胜举。这便是所谓可悲又可怕的羊群效应。随波逐流，竟成为人们生存的一种法则甚至是舍义取利、消灾避难的利器。这股随波逐流的力量多么可怕，而这股可怕力量的发动引擎正是作为个体的人道德的缺失与沦丧。
啊，悲哉，道德的缺失；啊，惧哉，缺失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