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西郊那座戒备森严的什仿院,里面关押的到底是谁?
1969年初春,北京西郊,春寒料峭,刺骨的寒风卷着沙砾,摇撼着路旁的大树。这一切,使得位于海军司令部与空军司令部中间的那座俄式别墅小院,更显得阴森而孤寂。这座什仿院看上去虽不起眼,但在它的周围却有3米多高的砖砌围墙,墙上还架着1米多高的电网。而那院墙内的树木已长到十几米高,把院内占地约7000平方米的三层楼房和后小院平房遮盖得严严实实。
对于刚从江苏入伍来到首都警卫第一师九连执行监护任务的新战士茅飞来说,凭着感觉他猜想小院里关押着的绝非等闲之辈。由于连长首次训话,就交待了严密的纪律,而服从命令是战士的天职,故对小院里关押的到底是谁不得过问。
这座高墙围绕、壁垒森严的神秘的什仿院,白天黑夜大门紧闭。黑漆大门的中间有个碗口大的方洞,用一块小板子闸着。若有人来,按响电铃后,门卫抽开闸板,问清来由后才可进入什仿院。即使是同连队的一个老乡想进来找战友,都一概不得入内。进入大门内,就好像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这里驻扎着两个排和一个炊事班。部队住在前院的别墅里,后院住着11位被监护的“黑帮分子”。他们一人一间小房,彼此谁也不知道谁,连上厕所都是一个去了回来后另一个再去,相互间从来见不上一面。
茅飞第一次在一号哨位上值勤,就和他监护的对象打了个照面——他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一看就是经过战火洗礼而训练有素的军人,那身洗得发白的军装依然保留着他当年的风姿。满头灰白的短发,略凹下去的那双眼睛看起人来有些迟钝,只有在他紧盯着你的时候才闪现出锐利的亮光。高挺的鼻梁,厚厚的嘴唇,多么熟悉的面孔!
茅飞好像是在哪里见过他,但怎么也想不起来了。他背起步枪,心里在犯嘀咕,脑海里一个劲地在转动:这个被监护的对象是谁,凭着军人高度的政治责任感,茅飞注视着被监护对象的一举一动。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共“九大”在北京举行。北京在沸腾,全国在庆祝。4月28日,茅飞上哨后,听到一号监房里传出低沉的声音在问:“党的九大结束了吗?”
“已经结束了。”茅飞回答。
“政治报告公布了吗?”
“广播电台正播着呢。”
“能开开小窗吗?我要求听广播。”
茅飞给他打开房门上的小方洞,院内广播喇叭的声音传进了监护室内。
播音员正在播林彪的政治报告:“……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率领广大群众,按照毛主席指出的方向,继续进行着伟大的斗争。从1957年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到1959年庐山会议揭露彭德怀反党集团的斗争……”
“唉,林副主席又在批评我了!”
从监护室里传出的这句自言自语,使机灵的小战士一下子想起来了:他是彭德怀!他就是当年“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他就是曾经担任过八路军副总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志愿军总司令的彭德怀元帅!不管他现在怎么样,那个光辉的名字还是令茅飞一下子肃然起敬!
狭小的监护室内,简陋恶劣的环境和朴实崇高的灵魂!
彭德怀自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先是在北京褂甲屯吴家花园被软禁了6年,直到1965年秋,经毛泽东主席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任命彭德怀为大三线建设的副总指挥,迁到四川省成都市永兴巷7号宅院。一年多后,来自首都的几十名红卫兵奉中央文革小组戚本禹之命,将彭德怀弄到了北京,遭受没完没了的批斗。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关照安排下,彭德怀和罗瑞卿、黄克诚、万里等另外10位老革命家一起,被监护到了这什仿院,开始了漫长的囚禁生活。彭德怀不会想到,从此他就永远失去了人身自由,直到逝世。
那天放哨时,茅飞特意到彭德怀的监护室里查看。刚跨进房门,就被一股刺鼻腥臭味呛得差点呕吐出来。整天锁着的房门上只有一个方洞,室内空气不流通,怎能不污浊呢?
“你是哪里人?”彭德怀问。
“江苏省大丰县的。”茅飞答。
彭德怀眯缝着眼睛打量一番,缓缓地点点头说:“江苏,那是块好地方哟。你们这些年轻人这个时候当兵,可享福了,我当兵的那年代……”
他没有把话说下去。
茅飞看到彭总的监护室里非常简陋:一张不足一米宽的小床,床上铺着和战士们一样的被褥,不过比战士们使用的破旧得多。还有一张办公桌,一张木椅、一只彭总自己的小皮箱。办公桌上放着吃饭用的三只碗,一双筷子,一个热水瓶和脸盆,以及洗漱用具。
彭总的伙食和战士们一样,享受部队三类灶的标准,即每天0.45元,每月13.50元。他的基本生活很有规律,每顿是一饭一菜一汤。所谓饭,大多是吃窝窝头;所谓菜,一般是炒白菜、炒肉丝;至于汤,不是小米稀饭粥就是玉米糊糊。每次开饭时,由带班员和炊事员拎着三只桶,依次到每间房内打饭菜。茅飞看到彭总不论打给他什么饭菜,打了多少,从来不吭一声。
又到发工资的日子了。
监护连的司务长拿着工资表来到彭总的监房里叫他签字,茅飞清楚地看见彭总每月的工资总数是530元。
这在当时,是极大的数目啊,是能买很多很多东西的。要知道,茅飞他们新战士每月的津贴才6块钱呀!
“你需要买什么日用品吗?”司务长问。
“不要!”彭总头也不抬地回答。
“生活的营养品呢?”
“也不需要。”
“那剩下的钱……”
“还按老规矩,除了我每月的生活费和药费,其余的统统交党费。”
司务长早已熟悉彭总的生活规律,问了几句话后,便拿着他签了字的工资表走了。
茅飞顿觉鼻头一阵发酸,泪水差点夺眶而出。他知道,彭总每月交党费都在三四百元以上,而他洗脸、擦身、洗脚用的是同一条毛巾、同一只脸盆;那身补了又补的衬衣裤,彭总始终舍不得换掉,一有空就拿出针线缝补。
“彭总,你既然有那么多工资,为什么不让他们给你买些新衣服、营养品?为什么要这般节省、苦了身体?”茅飞心里想问彭总,可话到嘴边欲言又止……
动一动都必须先喊“报告”,时不时还要转移“提审”
长期过着被严密监视生活的彭总,已经习惯了那机械般的程序:清晨6点起床,干每件事都要喊报告,取得值勤哨兵的同意后方可进行。
“报告,我要洗漱。”
哨兵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