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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延安时期的自由与民主
发布时间:2011-04-08 10:05 作者:何方 邢小群/整理 字号：大 中 小 点击: 629次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
曾任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副总干事的何方，回忆1938年他在延安的学习、工作经历，令人回味。
一集合就唱歌
我在延安的生活有一大半是在抗大度过的。延安的普遍整风开始后，很快转为肃反和抢救运动。这就使延安各机关学校的生活分成完全不同的两个阶段。我在这里谈的是前一段。
那时的延安，到处洋溢着一种自由、活泼、生动、欢乐的气氛。自由的空气，和平民主的精神，也许是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到延安后最重要的感受。
延安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也许就是《延安颂》上说的“到处传遍了抗敌的歌声”。只要一集合，就要唱歌。
唱歌，最热闹的还是集合开会的时候。无论会议规模大小，歌声总是此伏彼起，啦啦队也是喊个不停。而且还经常“啦”到了中央领导人和有说唱特长的人。荣高棠就是因为演出“卖梨膏糖”的节目，连名字也改了（后来把高糖改为高棠）。有领导人参加的会也就“啦”领导，包括毛泽东、朱德、张闻天。记得有一次朱德就在不断的喊声下，被迫站起来唱了一首北伐时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齐欢唱！”
不同特色的报告
那时延安的会也特多。除了延安的中央首长常给大家作报告外，从前线、大后方和国外回来的或来访问的人，也经常被请来做报告。记得1940年朱总司令在学习节的大会上动员大家学习时就讲过，不久前在西安的一次国防会议上，他就把胡宗南等国军将领讲得没话说了，原因就是他学过辩证法，那些家伙却不懂。他那时讲话还有点旧社会的语言影响。提到云南起义后他任旅长时在四川打的一次胜仗，他说，“那次战役是谁指挥的？就是兄弟我！”
有一次印象特别深的是王明的报告。大约是1939年春天，他才开完国民参政会从重庆回来，给大家讲参政会的斗争。那时等级制度并不森严，听报告的人可以在报告中间或报告后向报告人随便提问题，站起来问也行，但递条子的多。王明正讲着，就有人递条子问：我们共产党有七名参政员（按：指毛泽东、陈绍禹、董必武、林伯渠、秦邦宪、邓颖超、吴玉章），其他人都去，为什么毛主席一次都没去过？王明回答也很俏皮。他说，你们会不会下象棋？难道不知道双方的将帅是不能见面的，一见面不就将起军来了？实际上六中全会已经确立了毛泽东的领袖地位，王明自己发言也说要众星捧月。但是这一情况没向下传达，各种会上对毛泽东的介绍仍然是“我们党的领袖之一”。所以对王明的答复我们并没听懂，以为只是指军事统帅：一个是国民党军委委员长，一个是我方的军委主席。实际上王明指的是两党领袖。
墙报与直接写信
提起办墙报，就令人想起在延安前一时期的民主气氛。各单位的墙报，除发表学习心得、问题争论等以外，谈时政和向组织提意见也是重要内容。墙报上的意见，领导或者没看或者不好讲，反正往往没人理，还不如直接写信。
我在1941年一个短时间内就写了两封信。一封是写给贺龙的，说的是同一个连队的学员，抗大每年每人发一套衬衣，但对120师调来的人，还再给他们发一套。我说，这本来已经是山头主义了，而且还在助长和培养山头主义。后来贺龙专门派人来向我作了解释。虽然没能说服我，但表明人家还是把我的意见当作了一回事。第二个意见是关于生活问题的，具体内容已经想不起来了。信是直接写给校领导的。当时三分校的校长是许光达，副校长是陈奇涵。来我们大队讲话的是陈奇涵，他对我提的问题作了答复和解释。但由于我的署名用了个“何方谨上”，他答复时就念成了“何方谨同志”，一时变成笑话。在当时，提意见是一种很平常的事，一些文化人还写成文章发表在报纸或刊物上。
人和人是平等的
在延安的生活中，给人一个很重要的感受，就是觉得人和人是平等的，是确实认为上下级只是分工不同。那时中央领导也很随便。在街上遇到，也是各走各的，可以打招呼，也可以不打招呼。一次我就看到，毛泽东见何思敬走过来，赶忙上去打招呼。而何思敬却只点点头就擦肩而过了。还有一次也是我亲眼看到，陈云进延安城北门被站岗的挡住，问他是哪部分的，为什么不系风纪扣。陈云规规矩矩地扣上风纪扣才让进去。
那时延安没汽车，有些人连马也不骑。毛主席后来坐的是洛杉矶华侨捐赠给八路军抗战用的小巴士。在抗大总校上前方去以前，我在延安看到骑自行车的只有罗瑞卿和他的警卫员。据说是他用《八路军的政治工作》在大后方出版所得稿费买的。另外，吴玉章老人因怕骑马危险，在延安常看到他骑毛驴。 邢小群
1938年，毛泽东在抗日军政大学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