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四个丘比特 高清:[野史乱弹]马屁也疯狂：“尽献苍生作党臣”的前世今生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9 12:30:58
点击：26463 回复：78 作者：贺兰山贱客 发表日期：2011-7-6 15:32:00回复 网上流传“著名学者，佛教大居士”王孺童的神诗《贺中国共产党建党九十周年》中有“此生纵有千年寿，尽献苍生作党臣”之句，颇不受人待见。有恶作剧者，严重侵犯王孺童大居士的著作权，肆意仿造，大有当年梨花体、羊羔体之盛况。
当然，王孺童大居士效仿前辈郭沫若献媚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水平确实不如郭沫若老前辈。１９５８年，郭沫若在《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的诗中写道：“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１０４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像静穆的崇山峻岭，也像浩渺无际的重洋。”虽然恶心了点，但好歹比喻符合要求，不算离谱。
但是王孺童大居士这篇七律——如果可以称之为七律的话，就很有问题：且不说在平仄对仗方面完全不符律诗的要求，在立意方面简直有恶讽伟光正的嫌疑——我党一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虽有数量不菲的败类行作威作福之实，但旗帜从来不会含糊，人民公仆之名素来响亮。王孺童自比千年王八本来勉强可以看做自谦，但是把我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作“君臣”，这就很不妥了。虽然点明了事情的真相，但是明显背离了我党的宣传路线，给党抹了黑，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作为佛教大居士，论信仰、论佛理，只拜教宗不拜皇帝。你不去寻求正知正道正觉的圆满，却满足于蛋软为臣的猥琐，更还要“尽献苍生”，俨然一个拉皮条的龟公，这叫佛教界的脸面往哪里搁。
这首诗，虽然下作，但是和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同学在汶川大地震后写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马屁诗放在一起，又算不错的了。王兆山用亡灵为垫脚石，彻底超越了廉耻的极限，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唾沫。这说明御用文人整体素质不高，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害。当然，我相信王孺童大居士和王兆山副主席绝对不会沦落到被请去喝茶的地步，虽然没有掌握好拍马屁的方式方法，那纯粹是水平问题，对党的忠心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假以时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精心揣摩、开拓创新，必能拍无不中、拍无不喜。
但是二王的前辈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个完全是误导。恶劣的马屁比不拍还要惨，拍错了地方，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引来杀身之祸。
唐朝御史郭霸去探望上司魏元忠，见他病得不轻，便提出要尝一尝的尿液，可知病情。尽管魏元忠一再制止，郭霸还是咂咂有声地品尝了一番，说是味道偏苦，病情已无大碍。但魏元忠这个人秉性刚直，对郭霸此等变态行径极其不爽，不仅不领情，还公之于朝廷，郭霸因此名声扫地。明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写奏章内称赞朱元璋“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少时做过和尚，对这个“光”字非常敏感，认为徐一夔是暗地里利用谐音骂他：“光头之下，天生僧人，为世作贼”，遂下令砍了徐一夔的头。文革中杨成武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泽东认为 “‘大树特树”一词太过于刺眼，另有所图。“名曰树我，实则树自己”。当即下令逮捕杨成武入狱。另有本人上篇文章提到的关于毛泽东“天才”一说，一大批坚持这个词语的忠臣因为拍马心切，不了解主公的用意，而为此被打倒。可见，拍马屁作为一种技术活，把握好分寸、时机、对象、场合、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其实泱泱华夏，历史中有无数优良的拍马素材可供参照，只怪王孺童大居士们平时不加强学习，没有及时吸取营养。如 唐朝的左肃政御史大夫杨再思同学。武则天晚年养了几个小白脸，其一的张宗昌深得宠爱，权倾一时。当时有拍马之徒称赞他：“六郎面似桃花。”杨再思却一脸正气的说：“不然。”张宗昌问原因，他义正言辞：“哪里是六郎似桃花，分明是桃花似六郎！”你看看，虽然只是语序上的不同，境界的高下却立马分明。六郎如桃花不过是平庸之词，无甚新奇，颠倒过来，桃花如六郎却立马提升了比喻的层次，升华了主体，大大强化了拍马的效果。
这样高妙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东晋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头发早白。皇上问他：“你头发怎么比我先白了？”顾悦说：“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把自己比作柔弱的蒲柳，经不起风雨，把简文帝喻为傲立的松柏，抗得住霜寒。马屁拍得不露痕迹，高雅优美。东晋桓玄由江陵攻入建康，逼安帝禅位。一日，桓玄正睡在床上，忽然间，床塌于地。众人皆以为不祥之兆，独侍中殷仲文说：“圣德深厚，连地都有些承载不下了！”这马屁同样是应景扣题，妙不可言。
由此可见，拍马屁不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其实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不是单靠厚颜无耻就可以横行无忌。王孺童们只能算初窥门径，刚刚登堂入室的低境界。欲为党国效命，报答知遇之恩，达到吹无定势，拍无常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啊。
当然，王孺童大居士效仿前辈郭沫若献媚的心情我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水平确实不如郭沫若老前辈。１９５８年，郭沫若在《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的诗中写道：“在一万公尺的高空，在图—１０４的飞机之上，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和机外有着两个太阳！不倦的精神啊，崇高的思想，凝成了交响曲的乐章；像静穆的崇山峻岭，也像浩渺无际的重洋。”虽然恶心了点，但好歹比喻符合要求，不算离谱。
但是王孺童大居士这篇七律——如果可以称之为七律的话，就很有问题：且不说在平仄对仗方面完全不符律诗的要求，在立意方面简直有恶讽伟光正的嫌疑——我党一向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虽有数量不菲的败类行作威作福之实，但旗帜从来不会含糊，人民公仆之名素来响亮。王孺童自比千年王八本来勉强可以看做自谦，但是把我党和群众的关系比作“君臣”，这就很不妥了。虽然点明了事情的真相，但是明显背离了我党的宣传路线，给党抹了黑，是可忍孰不可忍。更何况，作为佛教大居士，论信仰、论佛理，只拜教宗不拜皇帝。你不去寻求正知正道正觉的圆满，却满足于蛋软为臣的猥琐，更还要“尽献苍生”，俨然一个拉皮条的龟公，这叫佛教界的脸面往哪里搁。
这首诗，虽然下作，但是和山东作协副主席王兆山同学在汶川大地震后写的“党疼国爱……纵做鬼也幸福”的马屁诗放在一起，又算不错的了。王兆山用亡灵为垫脚石，彻底超越了廉耻的极限，激发了全国人民的唾沫。这说明御用文人整体素质不高，会给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多大的损害。当然，我相信王孺童大居士和王兆山副主席绝对不会沦落到被请去喝茶的地步，虽然没有掌握好拍马屁的方式方法，那纯粹是水平问题，对党的忠心基本上还是令人满意的。假以时日，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精心揣摩、开拓创新，必能拍无不中、拍无不喜。
但是二王的前辈们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俗话说，千穿万穿，马屁不穿，这个完全是误导。恶劣的马屁比不拍还要惨，拍错了地方，轻则身败名裂，重则引来杀身之祸。
唐朝御史郭霸去探望上司魏元忠，见他病得不轻，便提出要尝一尝的尿液，可知病情。尽管魏元忠一再制止，郭霸还是咂咂有声地品尝了一番，说是味道偏苦，病情已无大碍。但魏元忠这个人秉性刚直，对郭霸此等变态行径极其不爽，不仅不领情，还公之于朝廷，郭霸因此名声扫地。明朝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所写奏章内称赞朱元璋“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朱元璋少时做过和尚，对这个“光”字非常敏感，认为徐一夔是暗地里利用谐音骂他：“光头之下，天生僧人，为世作贼”，遂下令砍了徐一夔的头。文革中杨成武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毛泽东认为 “‘大树特树”一词太过于刺眼，另有所图。“名曰树我，实则树自己”。当即下令逮捕杨成武入狱。另有本人上篇文章提到的关于毛泽东“天才”一说，一大批坚持这个词语的忠臣因为拍马心切，不了解主公的用意，而为此被打倒。可见，拍马屁作为一种技术活，把握好分寸、时机、对象、场合、环境是多么的重要。
其实泱泱华夏，历史中有无数优良的拍马素材可供参照，只怪王孺童大居士们平时不加强学习，没有及时吸取营养。如 唐朝的左肃政御史大夫杨再思同学。武则天晚年养了几个小白脸，其一的张宗昌深得宠爱，权倾一时。当时有拍马之徒称赞他：“六郎面似桃花。”杨再思却一脸正气的说：“不然。”张宗昌问原因，他义正言辞：“哪里是六郎似桃花，分明是桃花似六郎！”你看看，虽然只是语序上的不同，境界的高下却立马分明。六郎如桃花不过是平庸之词，无甚新奇，颠倒过来，桃花如六郎却立马提升了比喻的层次，升华了主体，大大强化了拍马的效果。
这样高妙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东晋顾悦与简文帝同年，而头发早白。皇上问他：“你头发怎么比我先白了？”顾悦说：“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柏之质，经霜弥茂。”把自己比作柔弱的蒲柳，经不起风雨，把简文帝喻为傲立的松柏，抗得住霜寒。马屁拍得不露痕迹，高雅优美。东晋桓玄由江陵攻入建康，逼安帝禅位。一日，桓玄正睡在床上，忽然间，床塌于地。众人皆以为不祥之兆，独侍中殷仲文说：“圣德深厚，连地都有些承载不下了！”这马屁同样是应景扣题，妙不可言。
由此可见，拍马屁不仅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其实也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不是单靠厚颜无耻就可以横行无忌。王孺童们只能算初窥门径，刚刚登堂入室的低境界。欲为党国效命，报答知遇之恩，达到吹无定势，拍无常法，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还有很远的一段路要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