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兰床垫:为经济新大陆注射荷尔蒙

　　最近，从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传出消息，中国将研究制定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法，以便吸引和聘用更多的海外高级人才来华工作。这一消息出自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全国人才队伍建设规划纲要》。纲要还指出，为了吸引更多的海外高级人才，中国还将对引进的外国高级专门人才实行在华长期居留或永久居留制度。

资金和技术——经济持续发展的两大基石

　　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将世界大大地改变了模样，而今，互联网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在这个日益变小的国际市场中，资金和技术的流动性比以往成倍地提高，而技术的流动性则突出的表现为人才的流动。在上述两大经济要素中，人才的流动性及其效应又成为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有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竞争的核心又是尖子人才的竞争。谁拥有了高水平的人才，谁就能够抢占高科技的制高点，掌握发展的主动权。人才资源已经成为一种比资金更重要的资本。美国人事管理局局长贾尼丝·拉钱斯的话也许最能代表着美国的人才观：“人是我们最珍贵的财产。人完成工作，人使新技术发挥效用，人向大众提供优质服务，人产生一切结果。”
　　纵观世界上的发达国家，无不极为重视吸引人才，其发达和强大也无不得益于人才。美国于１７７６年建国，在短短的二百多年的时间里从一个欧洲的跟随者成为世界领先者，成为世界第一强国，其重要原因，就是美国有着一大批世界一流的人才队伍。美国以其自由、开放、民主的社会制度，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和让个性充分发展的文化空间吸引了世界各地追求个性自由的知识精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后，大批知识分子移民美国，为美国的繁荣昌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争夺人才的战争

　　当今，世界各国都在展开一场争夺人才的战争，欧美发达国家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在世界上广泛网罗人才，发展中国家则面临着人才流失的威胁。有统计数字显示：中国改革开放２０年来，在出国留学的４０万人中只有１０万人回国。从１９８９－１９９８这１０年中，中国公民在美国获得自然科学及工程技术类博士学位的共两万余人，占外籍人士获同类学位总数的２２％。其中有不少人留在了美国。去年９月，朱熔基总理在南京召开的世界华商大会上不无感慨地说：“我们有很多人才被送到美国去了，到国外去了……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学成又回来了，但是不是回到我这儿来，而是回到外国公司在中国的办事处。”曾经有媒体报导过这样一件事情：说是一些重大科技项目成果辉煌，但到了庆功之时，参与科研的博士们已有８０％出国。２００１年，清华大学汽车系８０多名本科生、硕士生中，真正留下到国内企业搞汽车的仅仅一人，其余的不是改行就是出国。
　　中国在当前全球性的人才竞争中处于相对劣势。人才的外流与回流严重失衡，拖了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后腿。据瑞士“洛桑国际开发研究院”发表的２０００年度《国际竞争力的报告》，１９９９年，中国科技竞争力从１９９８年的第１３位下滑到第２５位，２０００年又下降到第２８位。在印度，近半数的科技人才出国谋职，在非洲，１９６０年至１９７５年间有２．７万名专业人员移居国外，而１９７５年到１９８４年间，人数增加到４万，１９８７年达到８万。
　　现在，不仅发展中国家感到人才外流的压力，欧洲的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感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德国、法国和英国近１０年中已有１０多万专家前往美国就业，全世界科技移民总人数的４０％被吸引到美国。为了解决人才短缺的问题，英国政府最近对海外专门人才敞开了大门，并采取了一系列缓解人才短缺的措施，一些公司甚至给引荐人才的人发奖金以资鼓励。德国政府也计划向来自欧洲以外的信息技术人才发放２万份工作和居留许可证，以缓解人才短缺。德国议会下院联邦议院并于今年３月１日通过了新移民法。该法案的关键内容是为外国技术移民来德工作提供更多的便利。而美国更是得势不让人，为使美国企业能够在２１世纪领导信息技术革命的潮流，美国政府最近又出台了《加强２１世纪美国竞争力法》，其核心就是要吸纳世界各国的优秀科技人才，并计划在三年内，每年从国外吸收１９．５万名技术人员。
　　从某种意义上说，争夺人才的战争其实也是不同国家之间在制度、经济和文化上的战争，是生活方式和生存理念之间的战争，是另一个领域和另一种意义的“冷战”！这种以人才队伍“用脚投票”的方式去决定胜负的战争往往更难为权势者左右。

靠什么吸引人才和投资？

　　记者就如何吸引人才和投资的问题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史际春教授。史际春教授说，一般人容易认为，争夺和吸引人才主要靠的是优厚的待遇，其实并不尽然。钱并不是挽留住人才的惟一手段。英国在财力上没有能力与美国抗争，但是却有着其独具特色的人才战略，首先，在人才管理上，英国采取比较自由放任的宽松政策。英国政府认为，人才也像其它商品一样受价格波动的影响，自由迁徙也是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人为地加以控制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英国政府刻意营造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并在这些方面保持自己的特色。有许多已经流至美国任教的教授，由于依恋牛津大学特殊的学术氛围和严谨学风，几年后又回到了牛津。
　　史际春教授说，吸引人才和投资的关键是环境——优良的政经和人居环境、硬的物质和软的管理环境等，没有人愿意将资金投向一个脏乱差的地方。中国古代圣人孔子就有过“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的高论。一个人选择一个地方去生活和投资，政治制度、社会环境、自然环境、公众道德、福利保障、公共服务、文化、卫生、教育、娱乐、消费等，都是需要综合考虑权衡的因素。据说象沙特那样盛产石油的国家，对所需技术人员的薪酬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但却不是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优先选择的国家。目前用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来吸引高科技和管理等专业人士的主要是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这样一些地广人稀、和谐宽松、环境优美的发达国家。欧洲人口密度大，经济技术发展总是比美国慢一拍，机会和薪酬水平都不如美加，社会控制又较严，所以鲜有人才心甘情愿移居那儿的，大量涌入的都是低素质的劳工和小商人。
　　在谈到中国目前实施投资移民和技术移民的条件是否成熟时，史际春教授认为，具备实行《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条件的国家，应是投资冒险家以及高级的技术和经理人才等打工“皇帝”的乐园、安居乐业的“天堂”。外国人来投资、工作是一回事，而移民来中国居住，加入中国国籍则是另外一回事。对中国来说，目前尚不具备制定这类法的条件，而当务之急是要保证外籍人才来去自由、保证他们在中国有一个安全优美的环境，并且制定规范的入籍、出籍和外籍人士居留管理制度。不要朝三暮四、朝令夕改、拍脑门子或人情的优惠、暗箱操作等，外籍人才最怕的是这些。
　　史际春教授说：“目前急需解决的是有了法怎样落实的问题，而不是匆忙制定一些似乎与国际接轨却不切实际的‘先进’法律。有很多法律制定后效果不甚了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可以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各地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绝大多数都效果不明显，乃至为空文。据全国人大曾经做过的执法调查统计，实现程度较高的法律只占全部法律的百分之十略多一点。”如果现在就制定所谓的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结果束之高阁或落为笑柄，又有何意义呢？

移民的感受和心愿

　　一位几年前移居加拿大的中国移民谈到他之所以选择加拿大时说：“一个普通人，尽管没有权势，不富有，用英语表达不了细腻的感情，在加拿大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比如法律、医疗、教育、就业等等，不用求人，不用贿赂，不用特权就可以享受与其他人同样的待遇，从中你会真正感受到做人的尊严！”
　　记者通过电子邮件采访了移民加拿大的亦凝女士。亦女士说，在她生活的圈子里，为了给孩子找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而移民国外的占有相当比例，也有人是为了要两个孩子。他们中有些人在国内的月薪都拿到了两万元人民币，他们移民国外都不是经济上的原因。特别应该注意的是有很多不惜花费６、７万美金偷渡国外的人，其实他们在国内的物质生活都很富裕。另一位１９８５年毕业于北京广播学院，现供职于加拿大广播公司的电脑工程师王先生则对国内“追逐金钱奔波不息，行贿受贿……腐败根植于每个人的心灵”的风气痛恨有加，他认为，选择一个地方生活，要看以下几个基本情况：
　　一，社会是否安定？人民是否有安全感？２，如果你辛勤劳动，能否养活自己和家庭？有没有劳动机会？三，政府管事吗？政府守法吗？其效率如何？四，是否存在一个黑色或者灰色社会，却又被视而不见？五，报纸、电视和媒体乃至社会公众是否有言论自由？
　　祖籍苏州，现在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从事细胞分子研究的华炜博士，有意学成之后回国报效国家，并且在６月份回国与北大等多家大学和风险投资公司进行了合作洽谈。他认为，就目前国内环境而言，保守和官僚是吸引资金和技术的两大主要障碍，更不要提吸引移民了。国内在很多方面表现出来的僵化和保守对国外投资公司毫无吸引力。而那种以“关系”为本，，而不是以实力和技术为本的官僚氛围很难被海外人士所接受。在谈到中国目前吸引投资和技术移民的条件是否成熟时，华炜博士对此充满了信心。他认为，虽然目前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但是，中国政府已经表现出相当的重视和诚意，而且，中国的市场大，潜力大，这是其他国家无法相比的，亦是其吸引力所在。如果能够把有利于投资的政策落到实处，使这些开发区成为连接国内与国外的一个“桥梁”，一个中国特色与国际模式兼容的“吸引点”，这样，既可以增强国内整个环境对投资和技术移民的吸引力，又可以给真正想投资而一时不能适应国内环境的人开辟一个新天地。
　　华炜博士说：“对于长期在国外、已习惯于公平自由宽松环境的人来说，即使在国内投资成功，但要真正吸引他们走到移民这一步，也许还有一段距离。”移民国外的理由每个人不尽相同，一千个人就会有一千条理由，但是所有的人也都有着一个共同的理由，那就是：“人往高处走，水向低处流”。当填饱肚子已经不是主要问题的时候，身心自由、安全感以及公平和正义在社会上所占的比重就成为吸引人们的主要灯塔。黄戈是一位移民加拿大不到一年的电脑程序设计员，在不久前的ＩＴ业大裁员中失业，但他不想回国，并有自己的一番道理：“如果我们家有当高官的，那我就肯定回去了。问题是咱们都是平民百姓嘛，回去了也是靠本事吃饭。靠本事吃饭在国内那种环境下，不如在加拿大更公平些。”

结　束　语

　　崛起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是一块万众瞩目的经济新大陆，怎样让这块新大陆不只是成为外商乐于赚一把就走，而是愿意在这里安居、在这里消费，甚至不惜离别自己的祖国，将自己的人身、家庭、知识和财富毫无保留地交付给这块大地，是一个需要对国家的硬件环境和软件环境精心设计的系统工程。经济新大陆需要荷尔蒙，需要用它来刺激硬、软件环境的诸多改造。这荷尔蒙就是一种在全新的人才观统领之下的系统工程的理念，而投资移民法和技术移民法只是其软件工程中很小的一个部分，它只能在一个国家的硬、软件环境对外籍人才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吸引力时才能发挥作用。如果连本国的人才都留不住，又怎么去吸引外国人入籍？有幸的是，我国的第三代领导人已经注意到人的价值，人才的重要，以前的那种“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官本位人才观正在转变。针对我国加入ＷＴＯ后人才的匮乏和流失，中共中央组织部和国家人事部适时地提出了“三个留人”——用事业留人，用感情留人，也用适当的待遇留人的原则。但是，要完全避免让千里马“折辱于奴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的现象发生，留住本国精英，吸引外国人入籍，只有以上三条还远远不够。

原载《民主与法制》杂志200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