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海蒂和爷爷 heidi:坐在轿子里的西洋妇女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3:06:30
坐在轿子里的西洋妇女
陈宜耘
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外国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商务负责人）盼师不顾清廷禁令，携其妻子坐着轿子来到广州商业街上。轿子里面的大班妻子身着袒胸露背的长裙、雪白的肌肤、金发碧眼，她一会儿指着外面好奇的人群，一会儿与身边的丈夫相视而笑。大班陪妻子坐轿子逛街的事，在城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这位坐在轿子里面的西洋妇女，便称为“番妇”。所谓“番妇”，一般多为大班或商人所携带的女眷。
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生活习惯多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风俗迥然不同。她们没有裹缠的天足，身着胸部暴露过多的服装以及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被认为既伤地方风化，又有损天朝礼教。诚惶诚恐的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认为此事“有违天朝体制”。《广州番鬼录》曾详细地记录了这段历史。1830年是外国人在广州生活史中前所未有的一年。这年10月，有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商馆。他们当中，英国商馆主任盼师的妻子是最美丽的一个，她穿着正宗的伦敦时装。晚上，她们同一群先生走在当时最繁华、时髦的广州十三行商业街上，并公开违反规定，乘坐轿子进入商馆。白种人无论走到哪里，就有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跟到哪里。为了看得清楚，各家店铺纷纷打起灯笼，惊异的人们在窗畔、门户中观看西洋景。官员们被洋人这突如其来的公开越轨行为弄得不知所措，立即下令采取有利措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并四处张贴告示，重申禁令。洋人的这番举动，对当局来说犹如世界末日般惊恐。“番妇”进城，现在是个不足为怪的事情。但在100多年前的清朝，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每每让中英两国走到战争边沿的问题。
广州开埠之初，番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少有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来华女子可以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年）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广州城和十三行商馆仍然禁止她们入内。此时正处于四口开放时期，也就是说，清廷在实行“一口通商”之前，就已经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把洋妇与枪炮等同看待，在今天看来很荒诞。我们不禁要问，清政府为什么要长期奉行防范外国妇女的政策呢？
首先，是一种戒备心态。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中国官僚认为，西洋妇女进入口岸，势必伤风败俗。清政府要用隔离的措施，控制“奸邪”的渗透。
其次，是出于限制外商的需要。禁止洋妇入城，以防其生养子嗣在口岸安家落户。没有温暖稳定的家庭生活，有意造成两地分居，必然让“番鬼”对定居广州产生反感，也就不用担心他们长期滞留不走了。清朝的卫道士采取这种制裁措施，让决心在广州发财的洋人付出代价。
第三，出于礼节、安全的考虑。西方妇女的异样异服，常引来好奇市民的围观乃至滋事。当时就有人愿意出钱去观看潜入商馆的白种妇女以满足好奇心。禁令有保护外国妇女，防止中外事端之意。然而，“番妇”事件又是怎样引起中外之间的轩然大波呢？
禁令对居住广州的男性洋人形成了强烈的约束，对于每年有一半时间居住在广州商馆的洋人来说，不许妻子随同丈夫安居，这是极难接受的戒律。他们对此深恶痛绝，屡屡想有所突破，矛盾逐渐凸现。外商违抗禁令的最早记录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荷兰大班携妇进入广州瑞丰行居住，被广东大吏严厉驱逐。在广州商馆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随着来华者剧增，广东官府对外来人毫不含糊的高压，和外商对清朝旧体制的挑战，使中英对峙不断升级，两相冲突，进而在中外关系史上酿发争端。
英国公司在一份致两广总督的抗议书中，引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古典名言，并表明全部大班都是本国绅士，有的还是不列颠国家议会成员。公司人员每年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留在商馆，不准携妇乘轿进入，使他们感到被贬为卑贱种族的侮辱。为了夫人，盼师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番妇”纠纷使中英关系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局面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中方行商做疏导。英方也因百余人的武装根本不可能与中方抗衡，更由于贸易所系，利之所在。夹在官府和外商之间左右为难的行商，以盼师夫人患痰疾未愈，需要调理为由，请官府同意等她病愈后返回澳门。广东官员只好接受这一托词以做圆场。盼师夫人在商馆共住了57天，随着盼师的离任，“番妇”与枪炮的僵局暂时平息。
“番妇”事件成了英国自由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战争的因素由此急剧膨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同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款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至此，“番妇”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陪伴夫君在广州生活和经商了。
陈宜耘
1830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大班（外国公司驻广州商馆的商务负责人）盼师不顾清廷禁令，携其妻子坐着轿子来到广州商业街上。轿子里面的大班妻子身着袒胸露背的长裙、雪白的肌肤、金发碧眼，她一会儿指着外面好奇的人群，一会儿与身边的丈夫相视而笑。大班陪妻子坐轿子逛街的事，在城内外引起轩然大波。这位坐在轿子里面的西洋妇女，便称为“番妇”。所谓“番妇”，一般多为大班或商人所携带的女眷。
西方妇女的着装、发饰、生活习惯多与中国的传统观念和风俗迥然不同。她们没有裹缠的天足，身着胸部暴露过多的服装以及随意同男人握手的动作，被认为既伤地方风化，又有损天朝礼教。诚惶诚恐的广州将军、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和广东巡抚联名上奏，认为此事“有违天朝体制”。《广州番鬼录》曾详细地记录了这段历史。1830年是外国人在广州生活史中前所未有的一年。这年10月，有几位英国和美国妇女从澳门来到商馆。他们当中，英国商馆主任盼师的妻子是最美丽的一个，她穿着正宗的伦敦时装。晚上，她们同一群先生走在当时最繁华、时髦的广州十三行商业街上，并公开违反规定，乘坐轿子进入商馆。白种人无论走到哪里，就有一大群好奇的中国人跟到哪里。为了看得清楚，各家店铺纷纷打起灯笼，惊异的人们在窗畔、门户中观看西洋景。官员们被洋人这突如其来的公开越轨行为弄得不知所措，立即下令采取有利措施，坚决制止这种行为。并四处张贴告示，重申禁令。洋人的这番举动，对当局来说犹如世界末日般惊恐。“番妇”进城，现在是个不足为怪的事情。但在100多年前的清朝，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一个每每让中英两国走到战争边沿的问题。
广州开埠之初，番妇就和枪炮一样被拒之城外。当时少有远涉重洋而来的西洋妇女，来华女子可以暂时生活在船上。乾隆十一年（1746年）开始，两广总督准许“番妇”居住澳门，广州城和十三行商馆仍然禁止她们入内。此时正处于四口开放时期，也就是说，清廷在实行“一口通商”之前，就已经厉行对外国妇女的查禁制度。把洋妇与枪炮等同看待，在今天看来很荒诞。我们不禁要问，清政府为什么要长期奉行防范外国妇女的政策呢？
首先，是一种戒备心态。饱受儒家思想浸染的中国官僚认为，西洋妇女进入口岸，势必伤风败俗。清政府要用隔离的措施，控制“奸邪”的渗透。
其次，是出于限制外商的需要。禁止洋妇入城，以防其生养子嗣在口岸安家落户。没有温暖稳定的家庭生活，有意造成两地分居，必然让“番鬼”对定居广州产生反感，也就不用担心他们长期滞留不走了。清朝的卫道士采取这种制裁措施，让决心在广州发财的洋人付出代价。
第三，出于礼节、安全的考虑。西方妇女的异样异服，常引来好奇市民的围观乃至滋事。当时就有人愿意出钱去观看潜入商馆的白种妇女以满足好奇心。禁令有保护外国妇女，防止中外事端之意。然而，“番妇”事件又是怎样引起中外之间的轩然大波呢？
禁令对居住广州的男性洋人形成了强烈的约束，对于每年有一半时间居住在广州商馆的洋人来说，不许妻子随同丈夫安居，这是极难接受的戒律。他们对此深恶痛绝，屡屡想有所突破，矛盾逐渐凸现。外商违抗禁令的最早记录是乾隆十六年（1751年）七月，荷兰大班携妇进入广州瑞丰行居住，被广东大吏严厉驱逐。在广州商馆生活了20多年的美国人亨特在《旧中国杂记》中记述道：我们这些可怜的广州外国人，都是身不由己的修道士，就连女人的声音都是一种奢侈品，广州的官员是不允许他们的外国同性们享有的。
随着来华者剧增，广东官府对外来人毫不含糊的高压，和外商对清朝旧体制的挑战，使中英对峙不断升级，两相冲突，进而在中外关系史上酿发争端。
英国公司在一份致两广总督的抗议书中，引用了“四海之内皆兄弟”的中国古典名言，并表明全部大班都是本国绅士，有的还是不列颠国家议会成员。公司人员每年需要6个月以上的时间留在商馆，不准携妇乘轿进入，使他们感到被贬为卑贱种族的侮辱。为了夫人，盼师从停泊在黄埔的英船上召集武装水手百余人，携带枪炮登陆广州商馆。“番妇”纠纷使中英关系剑拔弩张，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实际上，双方都不愿意把局面弄僵。广东官员怕涉外事件激化，难以向朝廷交代，于是急忙派中方行商做疏导。英方也因百余人的武装根本不可能与中方抗衡，更由于贸易所系，利之所在。夹在官府和外商之间左右为难的行商，以盼师夫人患痰疾未愈，需要调理为由，请官府同意等她病愈后返回澳门。广东官员只好接受这一托词以做圆场。盼师夫人在商馆共住了57天，随着盼师的离任，“番妇”与枪炮的僵局暂时平息。
“番妇”事件成了英国自由商人煽动反华情绪的口实之一，战争的因素由此急剧膨胀。鸦片战争之后，英国人可以“带同家眷”寄居通商口岸的条文被明确载入《南京条约》。条约第二款开头的一句话就是：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
至此，“番妇”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陪伴夫君在广州生活和经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