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启示录分集剧情:名人最后的日子（郑振铎）

郑振铎最后的日子

散木

一

这是一场让人心碎的空难。让人心碎的还有这次意外事件的前后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1957年年底，刚从国外访问回来的郑振铎惊闻老友王统照病逝，他痛心地写道：“古语说：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只是消极的一句话，王统照先生是远在解放之前就已经‘闻道’的，在解放之后，他仿佛年轻了多少年，正在积极地为人民办事，却不幸死了。我们失去了这样一位‘闻道’的同志，不仅仅是在友情上哀悼他而已，实在也为中国的现代文学界和中国人民失去了他而惋惜不已！像他这样的一位成熟的老作家正在挥笔歌颂社会主义社会的时候，正在积极地为工农兵服务的时候，而突然地停止了他的响亮的歌声，那个损失是属于整个中国文坛和中国人民的！”（《悼王统照先生》）难以置信的是，郑振铎自己也竟追随王统照于地下了，那是我们双倍的损失呵！

那是1958年。在“大跃进”和“三面红旗”的1958年，对中国人民、中国文化、中国学术界，或者具体而微是文学界、文物和考古界、图书馆事业，有一个巨大的损失——郑振铎先生因空难殉职了。

这年的10月18日凌晨，从北京南苑机场飞往莫斯科的一架苏式图104客机，在距莫斯科还有五百公里的距离时，于苏联楚瓦什自治共和国境内的卡纳什地区的上空突然爆炸起火，飞机在解体后迅速下坠，在地面塔台的对讲机中，人们只听到机长、苏联“金星英雄”季托夫发出最后的锐利又凄婉的声音：“同志们，永别了！”

第三天，北京各家报纸都用镶着黑色边框的醒目标题报道了这条噩耗，同时公布了正乘坐在这架飞机上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全体人员的名单，当时他们是前往阿富汗、阿拉伯联合共和国去进行友好访问的。随即，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成员有陈毅、贺龙、郭沫若、陈叔通、包尔汉、廖承志、张奚若、沈雁冰、丁西林、王冶秋、卢绪章、齐燕铭、刘芝明、陆平、何其芳、屈武、马寅初、蔡廷锴、楚图南、张劲夫、徐森玉、萨空了等，显然，殉职者中有重要的文化人士以及军人。不久，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树立起一座墓碑，在碑文下镌刻着全部16位烈士的名字，他们是——郑振铎、蔡树藩、马适安、阿不都热合满、谭丕模、刘仲平、林立、姜燕、钟兆榕、陈重华、肖武、刘崇富、李福奎、宁开逸、孙瑛璞、陈朔。碑文上写道：“由郑振铎、蔡树藩率领前往阿富汗王国、阿拉伯联合共和国访问的中国文化代表团十人和外交部、对外贸易部的出国工作人员六人，在1958年10月17日从北京乘飞机赴莫斯科途中，于18日，因所乘飞机遭遇到不可克服的气候原因，不幸失事，郑振铎、蔡树藩等十六位同志全部遇难。”碑文上还说：烈士们“是为增进中国和亚非各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中外文化的交流、经济合作和世界和平的崇高的任务而牺牲的。他们当中有的长期参加革命，对革命有过卓越的贡献，或者在文化、学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成就，有的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或者是矢志忠于革命事业的优秀干部，他们对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保卫世界和平事业表现了无限的忠诚和忘我的劳动，直至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这里提到的老革命，是著名的独臂将军蔡树藩，他是代表团的副团长。蔡树藩曾作为代表出席过共产国际六大，是陕北工农民主政府的内务部长，当时是国家体委副主任（在他牺牲后，周恩来还强忍着悲痛在此前他向中央的一个请求报告上作出批示。当时中国登山运动员在苏联与苏联运动员继攀登上了列宁峰后又成功地登上了另一座无名高峰，中苏运动员兴奋之余要求将此高峰命名为“毛泽东峰”，后中国国内表示反对，即按照中共八大的决议，中国不搞个人宣传。）；而“在文化、学术方面有着重要的成就”、同时又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的，则是团长郑振铎了，他是这16人中唯一的作家兼学者，在此之前，为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他已经率团访问过印度、缅甸、波兰、奥地利、印尼、保加利亚、捷克、苏联等。死难者中的另一位谭丕模先生，他也是著名教授和学者（北师大中文系古典文学专业），阿不都热合满则是维吾尔族学者。

10月26日，遇难者的遗体在出事当地火化后，其骨灰由苏联军方的专机护送，飞至他们始发地的北京南苑机场，沈雁冰等前往迎接。当夏衍双手捧着郑振铎的骨灰盒，缓步走出机场，等候的人群早已是悲从中来，众人泣不成声。郑振铎——一个身材高大的文化巨人，从此陨落了，正如郭沫若所题的挽诗：“万里乘风八月槎，惊传瞬息坠天涯。同行英杰成雄鬼，一代才华化电花。”而那却又不幸言中了他所曾经开过的一个玩笑：“坐飞机从天上掉下来死掉，大概是一种最痛快的死法。”历史残酷的竟是：这不幸言中的谶语，在后来却似乎应验了，甚至在随后10月31日首都剧场的追悼大会上，就有一些很不情愿走进来的人，因为他们几乎是刚刚“批判”过郑振铎和谭丕模那些“资产阶级的白旗专家”。不过，他们毕竟还有幸没有在此前被打为“右派”，他们逃过了一劫，却逃不过又一劫，甚至后来不由让人追想：即使没有发生这场空难，以后呢？比如与郑振铎相稔熟的老舍先生、傅雷先生、陈梦家先生；与谭丕模同事的北师大刘盼遂教授；以及和他们二人一样致力于从事中国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刘绶松、许政扬、叶以群、李广田、王重民等等……

二

“惊闻星陨值高秋，冻雨飘风未解愁。为有直肠爱臧否，岂无白眼看沉浮。买书贪得常倾箧，下笔浑如不系舟。天吝留年与补过，九原料应恨悠悠。”

茅盾这首悼念郑振铎的挽诗准确地描写出了亡友生前的形象和特点。

郑振铎（1898～1958），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文学史家、艺术史家、历史考古学家、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社会活动家。笔名有西谛、CT、郭源新等。郑振铎原籍福建长乐，生于浙江永嘉（今温州市）。他早年考入北京铁路管理学校，其时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际，郑振铎感受时代潮流的变迁，开始走上历史舞台，他曾作为进步学生代表参加“五四”运动，又与瞿秋白、耿济之等人创办了《新社会》，热烈宣传新文化思想。1920年11月，他与沈雁冰、叶绍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著名新文学团体的“文学研究会”，并主编其机关刊物的《文学周刊》，又编辑出版了《文学研究会丛书》，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绚烂的编辑和出版的生涯。1921年他到上海，先后主编有《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和《文学旬刊》，并于1923年起接替茅盾主编商务印书馆的名刊《小说月报》，仍然致力于倡导“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主张。1925年“五卅”运动中，他与叶圣陶、胡愈之等人合编《公理日报》，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暴行，此后1927年国民党发动叛变革命的“四·一二”政变，郑振铎与胡愈之等7位正直的进步文化人公开致信国民党元老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表示强烈的抗议，此后他被迫远走欧洲。1931年，回到国内的郑振铎在燕京大学中文系任教，兼又主编《文学》月刊和《文学季刊》。此后1934年他又南下，在上海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创办了大型文学丛刊《世界文库》。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孤岛”极其危险和艰难的条件下，他参与发起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创办了《救亡日报》，并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起地下出版社的“复社”，出版有《鲁迅全集》、《西行漫记》和《列宁文选》等，影响深远。抗战胜利后，郑振铎又参与和发起组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创办并主编《民主周刊》，呼吁和鼓动全国人民为争取民主、和平而斗争。

新中国成立后，郑振铎出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并身兼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常务委员和中国科学院的考古研究所、文学研究所的所长，以及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副主席等职。

郑振铎一生中，除了文学创作和翻译等之外，还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研究和编写中国文学史，他遗有《文学大纲》、《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俗文学史》、《中国文学论集》等。在郑振铎的学术活动中，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其中特别是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他给予关注的时间最长，成果也最为丰饶。此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在20世纪初才成为一门学科，它发端于1901年一个外国人翟理斯的英文本《中国文学史》，到1904年方有中国人自己编写的文学史，即林传甲为京师大学堂编写的教材《中国文学史》。此后在“五四”新文学发轫之初，郑振铎已经对整理古代文学遗产、发掘其中民主性的精华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不似“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某些人，他没有采取文化虚无主义的态度，不是绝对化地一味要打倒、要抛弃古典文学。此后他主编《小说月报》，也曾组织有“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讨论，他还撰文明确表示：“我主张在新文学运动的热潮里，应有整理国故的一种举动。”也就是说，他把“整理国故”看成是新文化运动题中应有之义。在编写文学史的过程中，他的几部文学史著作起了开山的作用，比如他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中世卷部分）、1932年出版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1938年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俗文学史》，尤其后者，不仅是他的一部代表作，也标志着中国“俗文学”学科的正式建立，而此前学术界从未有过此类著述。郑振铎所以能独出机杼、孜孜兀兀写出此书，是他思想上民主主义的一种反映，即把“大众的”视为俗文学的第一大特征，认为“俗文学是发生于民间，为民众所写作，且为民众而生存的”，同时，郑振铎还对俗文学的文本进行了研究，指出俗文学是由集体创作、在民间流传的文学形式，广大民众既是俗文学的作者，又是它的传播者和享受者。他还在1957年出版了《中国文学研究》。

然而在“大跃进”和“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批判运动”的高潮中，他的著作和这些观点都受到了质疑和挑战，甚至遭到了否定。（包括和郑振铎一道牺牲的谭丕模1933年编写的《中国文学史纲》，这本著作于1958年5月第八次修订再版，正好赶上“拔白旗”运动中“供批判”之用，谭先生识相，在当年的“教育革命”热潮中自己写了《自评〈中国文学史纲〉》，并诚恳希望革命师生进行批判。见《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8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84页。）即你们不是写了几本文学史著作么，名气大得很呢，民间文学史（“俗文学史”）你们也写过么，“不错，他们有时也谈两种文化，特别是常谈而且大谈文学的人民性，……但是，他们既然丢开了阶级观点，一到具体分析的时候就不能不离开了列宁所指示的人民性原则，因此，在没有什么人民性的作品里，他们也找到了人民性，甚至是高度的人民性”（《中国文学史》上册，北大中文系1955级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6页）。于是，尽管研究的结论可以相同或相似，但因为你是“资产阶级学者”，你的任何努力就只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而且说到底，你们那些文学史著作一钱不值，因为“他们对某些反现实主义的作家大讲特讲，对民间文学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却不肯做详细的阐述；他们花费巨大的精力去作繁琐的考证，却不肯拿出一点力量去发掘民间文学材料；他们把一些没多大价值的作品捧上了天，却把一些在民间广泛流传并且极有价值的人民创作拒之于文学史大门之外；他们对一些民间创作加工而成的作品用大量篇幅去考证加工的作者，却不肯多分与一些篇幅去科学地说明民间创作在这些作品中的基础的决定的作用。不把民间文学放在文学的正统地位上，不去充分地说明民间文学的巨大价值，认真地阐述民间文学对作家文学的深刻影响，从而正确地说明民间文学在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就不能反映文学发展的真实面貌，也就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伪科学”（《中国文学史》前言，第3页）。于是，在鲁莽灭裂和敢冲敢拼的“小人物”们和一部分大学生眼光中，郑振铎等等“从前被盲目崇拜的资产阶级科学偶像也就破灭了”——他们竟会浪言：“我们更加清楚地看到资产阶级学者怎样糟蹋了我国光辉灿烂的古典文学，怎样通过古典文学的研究来散布毒素”，比如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不就是“一堆混乱的资料”而已么，而且是“大量贩卖胡适那套货色”的。（见北大中文系二年级“瞿秋白文学会”在1958年9月14日《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发表的批判文章《评郑振铎先生的〈中国俗文学史〉》）于是，在当时“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革命浪漫主义”热潮中纷纷上马的众多由“小人物”（高校学生等）编写的文学史著作（天知道是怎样写出来的）和批判论文集中，郑振铎受到点名或不点名的批判，即那些“资产阶级学者”，“仍然迷恋于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学术思想，顽固地坚守着个人学术的独立王国。他们的研究成果，和我们的伟大时代远远不能相称”，也就是说此前“由于他们历史的、阶级的局限性，并没有写出一部真正科学的文学史”。（《中国文学史》前言，第1页）看来，郑振铎他们是不行了，“他们的行动也远远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对于拔白旗仍然踌躇犹豫，中国文学史的研究方面还看不出一个崭新的局面”，于是郑振铎、林庚、刘大杰等都成为“小人物”们“插红旗、拔白旗”意欲超越的过气人物和斗争对象。

郑振铎虔诚地接受了批判，他认为那是“一帖良药”，虽然苦口得使他“痛苦”。他被斥为是“为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服务”、“反动的世界主义”等等。从大学生的批判到文化部、文学研究所的批判，接二连三地展开了，看来他要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不是容易的了。留在他日记中，有他9月24日赴文化部部长、也是老友的沈雁冰（茅盾）处接受“批判”的记载，即“先由我自己检查，说明自己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所产生的典型的知识分子，有许多缺点”，茅盾、吴仲超、徐光霄、刘芝明、钱俊瑞等给他提了意见，最后他表示“愿意大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下决心不再买书，并清理积欠，作为改造思想的基础。书籍亦是‘物质基础’之一也”。（《郑振铎日记全编》，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629页）显然，他要向“无产阶级”看齐了。当时，作为文化部的部长，与郑振铎一样曾长期从事过中国文学史研究的茅盾，也格外惶惑了，甚至在“大批判”稍稍退潮之后，他仍然依人之言，以为《光明日报》上批评那些大学生们写的那几部文学史“有点不公平”，认为“如说文艺反映阶级斗争之说就势必忽略并歪曲文艺发展的特殊规律，如说世界观指导创作方法的论点势必把作家和作品的复杂性和艺术性简单化等等，我怕这样下去，要把青年人弄糊涂了”。（致邵荃麟信，《茅盾全集》第3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究竟谁把谁弄糊涂了？他还以为“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朗宋、泰纳、佛里契、胡适等人观点的混血儿，而书名‘发展’，其规律是胡适的文学史观”等等。长期的意识形态和文学艺术领域里剑拔弩张的大批判使得大文豪茅盾在内的许多人已经失去了正确判断的能力，他们只能依人放言，或者是只能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去坚持自己的见解了。

后来，只是由于郑振铎的“及时”的“殉职”，才勉强停止了对他的“批判”。对那个“攻郑”最猛的北大中文系的“瞿秋白文学社”，曾与瞿秋白、郑振铎一同从事过文学活动的陈毅愤懑不平，他气呼呼地跑到北大，厉声质问那几个“小将”：“谁让你们批郑先生的？！郑先生现在是死不瞑目呵！”（郑尔康：《星陨高秋——郑振铎传》，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418页）1958年12月，周恩来在一次和陆定一、康生、张际春、周扬、胡乔木、夏衍等关于纠正在文艺等领域因“大跃进”而出现的一些偏差、即所谓高速度发展中出现的偏差的谈话时，他特别提出：在大学教授中开展的“拔白旗”运动应立即停止。显然，郑振铎临死尚受到不应有的冲击使周恩来深感不安，他强调要注意正确对待知识分子问题，反对要求文艺简单机械地配合政治运动和政策的做法。再后来，周恩来一直没有忘掉郑振铎，他曾动情地对人说：我和振铎、老舍、王统照四个人，都是1898年戊戌政变那年出生的。当然，在日渐严重的左倾潮流下，他的这些意见虽然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却毕竟缓冲了局面，此后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引发了天灾人祸，共和国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毛泽东引咎退居“二线”，刘少奇、周恩来等主持“一线”，有所拨乱反正，过了几年形势发生好转，就比如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吧，在郑振铎等前人的基础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先后于1962年和1963年相继出版了至今尚有口碑的两部高质量中国文学史，它们是郑振铎生前领导的中科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主持和担纲的是余冠英、钱钟书、范宁等，另一部是四卷本的高校中文系教材的《中国文学史》，它是由北大的游国恩、季镇淮、费振刚和中山大学的王起、山东大学的萧涤非共同主编完成的。遗憾的是，郑振铎先生看不到它们了。

三

同许多爱国和进步的知识分子一样，郑振铎是怀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走进新中国的。

他的绝笔之一，是他牺牲前三天给老友张耀翔、程俊英夫妇的一封信，这是他出访前写的，信中说：“这几个月来，简直是一日千里地在进行‘革命’，这个革命的确是最后的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向共产主义飞跃前进的一个大革命。没有人会不加入这个运动里的。曾说‘一天等于过去二十年’，照现在的飞跃情况看来，简直是‘一天走着一百年的道路’。谁还会比我们先走到‘共产主义社会’里去呢？人民公社运动正实现共产主义社会的萌芽，也就是这个人民公社社会灿烂地盛开着共产主义之花。我们能够及时地看到并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多么兴奋的事啊！”在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之前，有多少人是这样热情和天真地憧憬的，谁又能想到：郑振铎用笔热烈欢呼的“春天在呼唤”——“这弘壮的歌声，这社会主义的歌声，唱出了亿万农民的内心的感情和欢乐。这就是解放了的生产力的伟大的表现；这就是无穷大的人民的‘原子能’的解放！”——没有多久就因为这种所谓“革命”违反了经济规律和历史运行规则，“春天”变成了“冬天”、“飞跃”变成了“灾难”，只不过郑振铎是怀着理想主义牺牲在不久后的大饥荒、再后来的“大革命”之前，他没有看到后来的事情。这让人不免遥想：这是幸事，抑或不幸呢？

也就是在他殉职前不久，他还对巴金说：“人民公社成立了，共产主义社会就要实现了，我能够亲眼看见共产主义社会，我个人再也没有什么要求了。以后得好好地发行自己，多多地做事情。”这“做事情”，除了公务，解放后他几乎是拼力地写作和出版的——《敦煌壁画选》、《伟大的艺术传统》及《图录》、《中国古代木刻画选集》、《中国木刻史略》、《古本戏曲丛刊》（殉职前已出四辑，之后又出一辑）、《中国古代版画丛刊》（因受批判在其生前未出版，1961年始陆续出版）、《中国文学研究》、《郑振铎文集》（1961年出版），这几乎是其他人一生的著作了。

除了尽职尽力，郑振铎和许多人一样，对新社会是热烈拥抱的，甚至为此他也冷落了一些“有问题”的老朋友，比如沈从文。据陈徒手的描述：郑振铎当上主管文物的文化部副部长后，沈从文没有因事找过他，当时沈在郑的直接领导下（筹建中的历史博物馆），做一个小小的说明员而已。1958年3月，郑振铎参加馆里工作会议，在会上作了总结，他说：“历史博物馆在午门前面，国民党时期是灰溜溜的，一天只有三五人入门参观。而这几年来，进步很大、很快。”会后，沈从文遇到了郑振铎，当时史树青看到了两人见面的情景：“沈先生看见老朋友很激动，还掉了眼泪，说：‘我现在不搞文艺了，研究文物还不够，你应该多关心文物。’郑振铎说什么话我忘了，但郑似乎感到沈先生还是落后分子。”这也不能怪郑振铎，潮流之下，是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出来的。不过，郑、沈当时的爱好相同，如中国艺术史，郑振铎在对美术考古和古代社会生活方面的文物资料进行了广泛的收集和开拓性的研究，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主持了全国的文物管理和图书馆、博物馆工作，兼管考古研究所工作，他是新中国文物考古事业的主要奠基人；沈从文呢，只能默默地工作，一个显赫、一个卑微，但同样做出了不凡的事业，在现在出版的《沈从文全集》中，有几本文学以外的厚厚的“物质文化史”部分。这不禁让人联想：如果郑振铎当年不死，他的成绩可能会不在沈从文之下吧。

当年郑振铎遇难，听到消息后的沈从文悲痛万分，一年后他写道：“西谛去世消息初初从广播中得到时，我和家中人相对呆了许久，不知说什么好，……直到现在，我就依旧感觉到他还是活在我们朋友当中的一个生命力最旺盛的活人，也可以说他并不死：他的对国家无限热情，对新的文化事业的无限热情，他的豁达大度和明朗率真的性格，他对朋友长处的鼓励和尊重……这一切，给熟人的印象是永远鲜明有力的。”不过，他也隐隐感到：老友的离去，“有些事情或许再也不会有一个那么熟的人可以商量了”。郑振铎是行家，是率真的人，对文化、文物以及传统文化的理解，是与沈从文他们有共鸣的，他的猝死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些损失我们后来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其实，无论是郑振铎还是沈从文，他们面对“形势比人强”的新社会新环境，不由会有一种“昨日之非”、“今日之是”的隔代之感。沈从文从文坛上消失了，当了官的郑振铎又如何呢？比如说他曾那么致力于收集和研究古代的版画资料，并且垦殖了中国美术史上这片被人忽视的处女地，在抗战胜利以后，他着手编纂《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后来又出版了二十四辑的《中国历史参考图谱》，再后来他却感到不妙了：“《历史图谱》问题不少，牵涉的范围极广，稍有不妥之处，就会大受批评，故此时最好不再版。”那还是50年代初呢，到了“反右”后的1958年，除了文学史著作，果然他的《中国古代版画丛刊》等都遭到了批判。

也是从50年代中叶开始，许多爱国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那些高级知识分子们，受执政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激励和鼓动，开始互相比赛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以表示他们自己的“改造”的热忱和决心，郑振铎自然也是其中一位。在古典文学研究界，郭绍虞等先生率先光荣地加入了共产党，惹得郑振铎、夏承焘等格外“眼红”，到红红火火的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浪中，全国各行各业纷纷开展社会主义大竞赛，对那些高级知识分子而言，“跃进”或“竞赛”的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获准加入共产党，他们纷纷公布个人规划，比如郑振铎同乡和挚友的夏承焘先生，他在杭州大学“社会主义大跃进规划竞赛大会”上就隆重宣布：准备一年成为左派，六十岁时加入共产党，引得全场喝彩，来了家后他还做《枕上诗》，以诗明志：“风逐歌唇起，春随酒靥深。老夫岂真醉，红透少年心。”但是很快他们感到：那是不容易的，因为轰轰烈烈的“插红旗、拔白旗”运动让他们知道了其间的距离。在中国文学史领域，大批判的锋芒不仅已经指向了他们，在全国的重点是陈寅恪、郑振铎等，在各地方如杭州就是夏承焘、姜亮夫等等了，而且还“瓜蔓抄”似的涉及到了王维、李清照、周邦彦、李商隐、陶渊明、王国维、章太炎等等的死人，在当时，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形成的激进主义思潮和思维在“大跃进”和“大批判”的时代已经变本加厉成为政治思维的“革命虚无主义”，在文化、文学上则是相应的“文化虚无主义”了。那时自惭形秽的“老九”们只好惭愧有加，不知不觉也以为“知识越多越反动”，开始刻意在思想上和生活上向大众看齐，他们纷纷要求取消教授头衔、降低生活待遇，要“脱下黄马褂”重新做人了。

郑振铎的藏书在他死后是化为公藏了，其实这也是他此前很久的愿望。“三反五反”运动中他有一个体会：“有吃、有穿、有住，已经是很够享受了；且吃得不坏，穿得很暖，住得很舒服，更是享受得过度了。有何德何能，有何功绩劳苦，值得如此享受呢？要花用人民多少辛苦得来的‘小米’呢？每一月，每一年，要花掉多少位农民之所得呢？必须深刻的反省一下！每顿都有肉吃，是否应该呢？且每餐还不止一个菜，是否应该呢？住的地方，一家占了十多间房，有了书房，还要客厅，是否应该呢？其实，一身所息，不过一榻；工作所需，不过一桌一椅，何必要那么多的‘空间’呢？虽然政府特别照顾，特别优待，居之，于心何安呢？藏书是多的，其实要那么多书有何用呢？……书多为累，好书是一大恶癖，无非占有心和个人主义在作祟也，还不是等于积财么？总要设法缓缓的打发了他们去——或捐献出去，如此，便可以‘无书一身轻’了。”这种心思到了后来的“大跃进”时更加浓烈，甚至成为全体知识分子的一种信念，比如郑振铎同乡的夏承焘先生，他甚至还写起了白话诗：“教授教授做久了，暮气沉沉朝气少。黄马褂上插白旗，镜子照照自发笑。脱下马褂拔白旗，轻装前进多么好。”

1959年，继陈垣、梁思成、金岳霖等旧知识分子的代表入党后，梅兰芳、苏步青、夏鼐等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如果郑振铎不死，他大概一定也会光荣地加入到这一行列中吧。当他殉职的消息传来，周恩来为此难受得通宵未眠时，不无惋惜地说：“振铎同志要是再晚去世一年，他就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了。”因为此前他退出了他曾参加组建的“民主促进会”，一再请求加入共产党，但中央考虑到他的国际影响，说服他留在党外更有利于开展工作。他最终是宿愿未偿。

中国的知识分子是虔诚的，爱国的，在国家和社会、集体和个人等这些看似矛盾的价值观的选择上，他们大多数人是义无反顾选择了前者。然而这也难免使他们身上葆有的独立性就此逐渐丧失了。在1957年，细心的人会发现，郑振铎没有被打成“右派”，他是没有这“资格”么？看来当年并不是“一网打尽”的。郑振铎的公子郑尔康在给他父亲的传记里是这样写的：“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在推翻‘三座大山’以后的延续。他在这些运动中，由于始终地‘站在党的一边’故而都平安度过了。在‘反右’运动中，他虽然对冯雪峰等的‘反党活动’并不了解，但他始终单纯地保持着与党的一致。这是由于他当时所学到的革命理论，大多是通过某些领导人的讲话、报告、著作以及有关辅导材料等获得，出自他对中国共产党的绝对依赖，怀着一颗虔诚地追求思想进步的心，对那些虽被称作为‘马列主义’实际上却并不那么正确、甚至是错误的‘理论’与‘思想’他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结果也误伤了一些人，如冯雪峰、陈梦家、陈涌等，他还鼓励已被打成“右派”的刘哲民放下包袱：“必须坚决地跟随着党走！右派分子就因为有了两条心，故处处点火、闹事。”不过，“反右”高潮时他在国外访问和讲学，雾里看花，身在“庐山”之外也枉然地不知其“真面目”，于是他会说：“阅报，知科学院继续开大会，斗争右派分子。这是一个受深刻教育和改造思想的大好机会，可惜我没能参加，大以为憾！”然而，让他绝难想到和深以为憾的竟是，他自己也几乎深陷在“右派”的边缘上，“反右”虽然让他逃过一劫，接下来的针对“厚古薄今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却瞄准的是他，他是一杆“大白旗”！

1958年10月，郑振铎殉职的前后，他所在的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正在开展批判以他为首的“资产阶级学者”，那还有王力、吕叔湘、高名凯、王瑶、周谷城、游国恩、钱钟书等。据《夏承焘日记》：文学研究所开展第五次“批判”郑振铎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时，正是他殉职之日。噩耗传来，“批判”才被迫中止了，这也就是钱钟书夫人杨绛在《我们仨》中所说的：“郑振铎先生原是大白旗，但他因公遇难，就不再‘拔’了。”当时人们震惊于飞机失事的惨剧，惋惜一代学术巨匠于刚好六十岁治学黄金岁月的匆匆离去，以至当时吴晓铃等学人当场失声痛哭。原来由郑振铎主编的《文学研究》，这时也赶编了悼念他的专号，可是其中有两篇批判他的文章却来不及撤下了。这是多么可悲、可惨、可叹的日子！

冰心后来回忆郑振铎，她说：“在四害横行、道路侧目的时期，我常常想到振铎，还为他的早逝而庆幸！我想，像他这么一个十分熟悉三十年代上海文艺界情形，而又刚正耿直的人，必然会遇到像老舍或巴金那样的可悲的命运。”

历史的严酷，竟又让人为他“庆幸”其“早逝”，死者天上有灵，当作何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