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宋善美女儿: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06 12:40:31
时代特征与中国的机遇 ——与
发布时间：
张文木在《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3期）一文中说：现在人们常说，“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事实上，自80年代开始的历史留给中国的和平与发展的“机会”在本世纪末北约抛开联合国单方面对南斯拉夫的大规模打击中正在结束。历史发生了变化，中国是否也要调整自己的战略呢？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正是斯大林否定了布哈林在经济发展模式上的书生之见，采取符合时代变化的经济发展道路，当欧洲战火烧到边境的时候，苏联才幸免于难。张文木在他的另一篇文章《21世纪：战争与和平》（载《未来与选择参阅文稿》1999年第13期）中断言：事实上，现阶段的人类历史并没有进入真正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冷战后它只是进入了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下的，并在历史中已被反复表现出来的战争与和平的“间歇”期。从历史的经验看，这次历史留给人类的和平间歇时期，恐怕是非常有限的。中国在80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重新研讨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在最新发表的《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载《战略与管理》1999年第5期）中，张文木更明白宣告：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和平与发展是现实已不存在的海市蜃楼。
科索沃的战火无疑对中国人的思想定势形成了强烈的冲击波，一时间处于失衡的状态，但是像张文木这样明确质疑和挑战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毕竟还是比较少见的。和平与发展的机遇果然已经被科索沃的北约导弹炸飞了吗？我们正处在一个即将结束的和平“间歇”时期吗？80年代以来对时代主题与特征的基本判断应当重新检讨吗？笔者认为，有必要就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与
一、和平；仅仅是“间歇”吗？
张文木认为现在的和平局面只是战争与战争之间的一个“间歇”期，也就是坚持战争不可避免论，而他的论证依据则是列宁的资本运动不平衡发展规律和帝国主义理论。为什么张文会给人们一种突兀感？原因在于帝国主义之类的措辞在中共和政府的文献中已经久违了。中共十二大报告指出：当今威胁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主要力量是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和殖民主义，中国把坚决同第三世界其他国家一起为反对帝国主义、霸权主义、殖民主义而斗争，看作自己神圣的国际义务。报告同时指出：世界大战的危险由于超级大国的争夺而越来越严重。但是，经验也表明，世界人民能够以坚持不懈的斗争打乱它们的战略部署。如果全世界人民真正团结一致，同霸权主义、扩张主义的一切表现进行坚决的斗争，世界和平是有可能维护的。而在中共十三大报告中就已经不再出现帝国主义的字眼。这是报告人的个人行为吗？显然不可能。邓小平说过，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十四大、十五大报告中也没有恢复十二大报告有关帝国主义的提法。然而，在这十几年中，学校教科书一直在继续讲授帝国主义的旧教条。是政治报告偏离了理论基础，因此现在需要由张文木这样的理论家来纠偏呢，还是学校文科教育严重脱离实际，赶不上理论创新和时代发展呢？相信多数人会选择后者。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世纪初的产物，如果到世纪末仍然鲜活有用，那么就完全有资格进入社会科学经典的殿堂。但是，从列宁本人开始，它就不断受到阉割与修正，最后则被以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的政党打入了冷宫。
根据列宁的理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后阶段，20世纪人类进入了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必然导致革命，只有革命才能制止战争，除非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爆发无产阶级革命，世界大战就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列宁和托洛茨基在领导十月革命成功后，便不断鼓吹欧洲革命和世界革命，并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国家输出革命，否则，处于帝国主义国家包围中的弱小的苏维埃政权，就必然会被帝国主义强加的战争所扼杀。然而，历史的发展并不遵循理论的剪裁。外国干涉随着俄国内战的结束而结束，帝国主义似乎并无灭此朝食，将苏维埃政权掐死在摇篮中的气概。1921年俄国大旱，数千万人濒临绝境。美国商务部长兼救济署长赫伯特·胡佛在提出的两个先决条件——释放被关押的七名美国人和美方救济人员在分配救济物资时不受干预——被满足后，与苏俄方面签订了里加协定。美国救济署依照协定运去了七十万吨以粮食和药品为主的物资，光物资发放站就有15000个，共花费了6千万美元，除了美国国会的拨款，美国红十字会、联邦教会理事会和基督教青年会等民间组织发起了大规模的筹款活动，筹集到了数百万美元。在这次行动中，至少有一千万以上的俄国人（多数是儿童）因为美援而获救。事实教育了列宁，使他认识到存在着新生苏维埃政权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平共处的现实可能性。和平共处是列宁的首创，也是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外部条件，但此时它并没有任何理论的依托，只是一种事实的陈述与愿望的表达。
斯大林在与托洛茨基争夺苏共领导权的斗争中，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首次为和平共处提供了一种学理性的解释，但这种理论已经大大偏离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斯大林理论要能自圆其说，必须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中间地带国家的矛盾置于它们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之上。用他本人后来的话说：“资本主义国家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他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这就必须假定帝国主义者都是非理性的，所以他们才会置帝国主义掘墓人于不顾，首先不亦乐乎地自相残杀。（这里顺便提一句，毛泽东生前最后一次批判周恩来，就是因为后者批准发表一篇文章，揭露超级大国的相互勾结，而不是强调它们之间的相互争夺。）但斯大林还是留了一条帝国主义论的尾巴，他说：“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其结局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在这个结局还没有到来的时候，苏维埃共和国和资产阶级国家间的一系列最可怕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提出“三和”路线——和平过渡、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实际上是对斯大林外交路线的继承和发展，修正的只是列宁在夺取政权前所提出的帝国主义理论。到戈尔巴乔夫提出外交新思维，谢瓦尔德纳泽鼓吹“对话代替对立，合作代替仇视，坦诚代替怀疑”，基于国内国际阶级斗争理论的帝国主义论，便完全被置之脑后了。
毛泽东尽管十分反感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但不知不觉地也受到了他的思想影响。顾准曾敏锐地觉察到，毛提出“农轻重”的方针，可以被理解为“和平主义的发展经济的方针”，顾的这一观点也受到孙冶方的高度重视。虽然不久后毛本人又用“备战第一”、“国防建设第一”取代了“农轻重”方针。
1962年春，时任中共对外联络部长的王稼祥在给领导人的信件和主持撰写的文件和提纲中，阐述了对外工作的一系列见解和主张，到下半年国内政治风向转变后，便被批判为“三和一少”（毛泽东在和新西兰共产党领导人谈话时把王的意见概括为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的援助少一些），“文革”中更上纲到“三降一灭”；但在20年后，却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指针。王稼祥指出：“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大战。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大战的危险，而冲淡防止世界大战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我们可以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永久和平；但是不要说，只有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统治被推翻以后，才能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不要把民族解放运动说得超过了和平运动。”“主观能动性是绝不可以低估的，否则对我们是不利的，看来，有进、有退、有攻、有守、有争、有让、有拖、有解，好像这些都是对外斗争中必不可少的手法。”“我们不宜突出，不易打头阵”，“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过分突出，不要乱开支持的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在某些方面甚至须要适度收缩”。
显而易见，从60年代初的王稼祥到90年代初的邓小平，中共党内确实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右派的”外交路线。“左派的”外交路线也并不真正把帝国主义论奉为圭臬。1972年2月，毛泽东在初次与尼克松会见时说：“我觉得，总的来说，我这种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然后他又笑着说，尼克松和基辛格不在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以此为开端，他搞了“一条线”的外交战略，就是从日本、中国、欧洲直到美国的反苏统一战线。与指着尼克松的鼻子说我们将会彻底埋葬帝国主义的赫鲁晓夫相比，很难说谁更离经叛道一些。毛与赫在外交实践上是针尖对麦芒，把帝国主义论当作“放空炮”，则是师出同门——修正了列宁主义的斯大林外交思想和战略。
为什么帝国主义论的战争与和平观从一种睿智卓识沦落到“放空炮”的境地？归根结底，是人类社会大踏步地前进了，人们的思想也必须随之而发展，在理论上原地踏步，就必然落后于时代。对诞生于本世纪初的列宁理论，挑战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根据列宁的说法，世界大战是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但是在二战以后，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经合组织、G7(G8)以及欧共体（欧盟）等国际组织的协调，发达国家资本运动的不平衡发展已经基本上被平衡发展和一体化所取代。根据斯大林的说法，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总危机的产物，但是在二战以后，由于凯恩斯主义和其他诸种因素的影响，像30年代初那样的持续性世界经济危机就没有再出现过。根据定义，帝国主义是腐朽、垂死的资本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前夜的资本主义。但是在现实生活中，资本主义既没有朽也没有死，因而指派给帝国主义的种种非理性的、疯狂诉诸于战争的行为方式便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假设。谁也不能在理论上完全排除今后发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世界的永久和平”将始终是人类的一个梦想；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实现王稼祥所说的“世界的持久和平，即巩固的和平，一个长时期的和平”，或者邓小平所说的“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便已足矣。帝国主义论不能向人们预示和保证这样一种前景，即持续地以战争的威胁来考验人们神经的忍受力，而能够一劳永逸地消除战争的发达国家中的无产阶级革命却迟到了一个世纪还不见踪影。对于资本主义尚且缺乏经得起历史考验的深刻认识，帝国主义论及其战争与和平观便成为建立在沙滩上的楼阁。
如果把战争仅仅看成是特定经济制度和国家性质的派生物，就是典型的经济决定论。美国学者斯佩特指出：准备战争和战争本身一样，它们都是文化熏陶的结果。佛朗哥时期的西班牙，法西斯将军们总是用这样一句口号来结束自己对士兵的演讲：“死亡万岁！”自1914年以来，人类一直过着一种在执着地走向战争的生活。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着的心态，把牺牲人的生命看成了天经地义的事情，要求整个社会的、经济的、精神的力量都为之组织起来。这样一种心态源于在上世纪后半叶和本世纪前半叶占据上风的国家主义政治文化——它把确立、巩固和扩张国家主权视为最神圣的价值。黑格尔说：“民族存在的主要目的在成为国家，并保存下去。”“发生于一民族身上的事，……其与国家的关系，有本质上的的意义。”波普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列举了从黑格尔到希特勒的国家主义的一些主要观念：“（a）民族主义，根据历史主义者的观念，国家是创造国家的民族（或种族）之精神（或血统）的具体化；被挑选的民族（现为种族）注定要统治世界。（b）国家为一切其它国家的自然的敌人，必须在战争中肯定其存在。（c）国家免于任何道德的责任；历史，亦即在历史上的成功为唯一的审判，集体的效用为个人行为的唯一原则；允许宣传者说谎和曲解真理。（d）战争的‘伦理’观念（整体和集体主义的），特别是新兴的国家对抗古老的国家；战争、命运和名声是最值得追求的东西。（e）伟大的人物的创造性角色，具有世界性、历史性的人物，具有深度知识和高度热情的人物（现在已成为领导原则）。（f）英雄式生活的理想（‘冒险’），与过着布尔乔亚式生活的俗人相反，是一位‘英雄’”。希特勒宣称：“我们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必须坚决坚持我们的外交政策所决定的目标，即为德国人民确保其在地球上生存所必须的领土。仅仅是为了这一目标，我们的人民应该再度流血，在上帝和我们的后代眼中，这一行动也是合法的。……因为地球上没有一个民族所占的尺寸土地不是以较高的意志和较高的权力为基础的。”“这种代价与未来的永恒的代价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将因我们的某些牺牲换来更多的补偿，世界将为之重著编年史。”而在世纪末的今天，主权的思想霸权已经让位于人权。一则是由于两次大战上亿人为国家而牺牲的惨痛教训；二则是全球化和地方化两种潮流的夹击，使国家主权被矮化，成为人类组织中的一个普通层次，人权本位更加突显。全球化时代需要一种新的全球伦理学。为国家主权而牺牲个人人权，为国而战，牺牲光荣，其神圣的光芒日益暗淡。在这种政治文化转型的过程中，和平运动应运而生。正如王稼祥所说：“这个运动具有广泛性，包括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政治信仰和宗教信仰的爱好和平的人们，包括那些仅仅害怕核战争灾难的普通的人们。和平运动是群众性的运动，……我们应该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说够。”在现代社会中，战争并非体现人的冒险精神的一种游戏，而是达到既定政治目标的一种特殊手段或者说最后手段。如果由于武器装备的革命，使得战争升级的结果不再能够达成既定目标而是导致人类的毁灭，战争本身还能不能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便打上了一个大问号。核武器、核军备竞赛、核威慑战略、核冬天、核裁军、核禁试，这些全是列宁去世后才出现的人类新问题。赫鲁晓夫是宣告核时代来临的一位超级布道士。戈尔巴乔夫明确宣布：“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新的政治思维的基本原则很简单：核战争不可能再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标的手段。这个结论具有真正的革命性质，因为它与传统的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概念彻底决裂。”毛泽东虽然说过原子弹是纸老虎，中国人在核战争中死掉一半也不怕的硬话，但他也是一位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大师。他在60年代初曾说过：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但不要多，无非是用来吓吓人，壮壮胆。原子弹你有了，我有了，可能大家都不用，核战争就打不起来了，和平就有把握了。历史证明，过去的半个多世纪，虽然世界上战火不断，但核大国之间从来没有爆发过战争，核武器确实遏制了世界大战。由于老一辈人的努力，中国现在已经穿上了核盔甲，他们把有限的财力物力用在“两弹一星”上，而没有用在如张文木所期待的远洋海军上，应当说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看看俄罗斯，它的核武库仍在支撑着大国地位，而它的远洋海军，大多数趴在海岸上晒太阳，有些已经变成了废铜烂铁。现在鼓吹中美之间必有一战的人中，不全是帝国主义理论家，还有国际关系学的现实主义流派的信徒，文化冲突论的鼓吹者等，这里暂且不论。但是，帝国主义论在学术界重新粉墨登场，配合大学生们在美国驻华大使馆前高呼“打倒美帝国主义”的陈腐口号，却是最值得人们警觉的一种思想新动向。
二、发展：是否已被“剥夺”？
由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首先提出来的，张文木不便从正面进行批驳，但他确实不喜欢这种提法。因此他一会儿说和平与发展不是海市蜃楼，一会儿又改口说是；并不断预告和平与发展的“机会”“正在减少”、“正在结束”。原因就在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无法严丝合缝地与传统理论接榫。张文木提醒说：“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有许多人确实忘记了），我们同时也处在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说现在处于与资本主义决战前的一个和平“间歇”期，马马虎虎还可以接受，说资本中心地区能够听任允许资本外围地区发展自己的经济，就太离谱了。“随着来自殖民地的高额利润向宗主国大量回流，及由此产生的那里的工人阶级贵族化后果，原来存在于资本宗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转化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对外围国家的剥削压迫，是中心国家防止发生无产阶级革命的前提条件，垄断资本又岂能允许外围国家发展起来，危及自己的命根子呢。既然资本的本质没有变化，提出“和平与发展时代”不是从根本上就是错的吗。张文木说：“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为维护自身应有的发展权，与北方国家限制和剥夺这些南方国家发展权之间的斗争。所谓‘霸权’，其要害是发达国家对世界其他国家、特别是南方国家发展的垄断权。”这一论断，完全是上述僵化理论的一种演绎，而不是对鲜活事实的理论总结。
南方国家的发展权利被“限制和剥夺”，有什么证据呢？南方国家人口增加，平均寿命增加，恩格尔系数下降，文盲率下降，这些不都是明摆的事实吗。有人可能会说，发展权利不仅意味着绝对发展，而且意味着相对发展，南北国家的贫富差距扩大了。尽管有种种唬人的统计数据，但只要抓住一个关键性的数据，其他数据均会不攻自破。长期以来，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率一直高于发达国家，只要这一趋势保持不变，前者或迟或早总会赶上后者。新加坡、香港、台湾的人均GDP已经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中国的GDP总额赶上美国也已指日可待。南方国家较高的经济增长率，有两个关键因素：资本引进和技术引进。资本在全球范围的流动，其最终结果是资本利润率的平均化和工资水平的拉近。近十几年来，美国的平均工资率徘徊不前，东亚国家（日本除外）的工资水平成倍上升。发达国家工人反对资本流出是理所当然的，这会使资本相对稀缺、劳动力相对贬值；发展中国家反对资本（尤其是直接投资）流入，避免被“剥削”，已被历史证明为不智之举，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坚持。发展中国家天然享有后发优势，发达国家即使有心阻止先进技术的转移，也是做不到的，在商品和设备的贸易以及人员交流中，无不含有无偿技术转移。包括中国在内的低收入国家获得国际组织和发达国家政府的无偿援助和软贷款，最贫困国家的欠债屡屡获得减免，发展中国家获得单方面的贸易优惠，这些都不好说成是“限制和剥夺”。
笔者无意为北方国家歌功颂德，在国际利益格局中尽可能地为本国争取更多的利益、更好的条件，总是南方国家官员和学者的责任之一；这里只想说明，现在毕竟已经不同于殖民主义盛行的19世纪和中国面临日本侵略压榨的30年代，说是“和平与发展时代”，并无任何不妥，而且这一时代方兴未艾，远远谈不到“正在结束”。
让我们暂时转换一下观点，假定国际资本确实“亡我之心不死”，千方百计“限制和剥夺”中国的发展权，那么又有什么因应之策呢？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为了加强国家的经济安全，减少对外贸和外资的依赖程度，也就是说，重新回到60年代自力更生的老路上去。区别在于，当时是面对封锁不得不采取的对策，现在是未雨绸缪主动脱钩，这也是50年代拉丁美洲“依附论”者的主张。风头正健的“经济安全”论（包括“粮食安全”论、“能源安全”等不同表现形式），不仅有违邓小平的开放政策，也与通常被认为经济上比较保守的陈云思想背道而驰。陈云在60年代初和70年代末两次复出，抓的头等大事都是进口粮食，第一次是几百万吨，第二次是两千万吨；他也是“大进大出”、“两头在外”的积极提倡者。
让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比较劣势资源密集型产业如粮食耕作上不断追加边际效益递减的劳动投入，是最大的经济浪费（即对增加经济产出机会的“剥夺”），是对发展权最大的自我“限制”。中国大使馆被炸后美国资本并没有撤出，台湾海峡剑拔弩张后台湾资本也没有撤出，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出口增长率再次转跌回升，这说明中国在引进外资和对外出口方面都还没有达到顶点，为什么要自己先把门关上呢？
与上述被动防御性的“经济安全”论不同，张文木主张一种更具进攻性的“经济片面发展”论。他说，中国本来是想“打时间差”，利用美国“忙于处理世界其他事务之时，迅速从经济上继而政治上在亚太崛起”。“现在的问题是，在美国及其盟国实现北约东扩和日美防卫合作指针修订工作之后，时间对中国日益不利。”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斯大林式的“符合时代变化的经济发展道路（虽然有深刻的片面）”。也就是说，在全面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来不及时，先片面发展军事工业和军事技术。张文木论证说，“国家的综合国力只有在无限和全面的总体战争中，才能发挥作用。而经验表明：往往正是局部战争的失败才导致国家的失败。打赢局部战争的关键并不是综合国力而是军事技术及由军事技术决定的军事指挥艺术。”“为此，中国从现在起就应优先迅速地加大与航天航空技术相结合的海军和空军建设。”“保持中国快速发展的前提是中国要有一个持续稳定和畅通的海外资源、能源及海上贸易交通线。”全力发展一支具有制海权的远洋海军，才能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邓小平生前一直坚持，首先“尽可能地减少军费来加强国家建设”，然后“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基础上，改善武器装备，加速国防现代化”。张文木则反其道而行之，宣扬以国防现代化尤其是海军现代化来带动国民经济发展。“可以说，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因为保障中国发展权利的“关键是平等地享用国际海空航线”，“恰恰就在这一关键点上，西方霸权国家才露出了早年海盗的面目。”据说，“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
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近来，颇有人主张军备扩张和军工先行的“经济片面发展”论，理由不一而足，诸如为科技创新提供动力说；又如：“在生产过剩的条件下加强国防建设，不仅成本较低，而且还可以起到扩大需求、增加就业的作用”，等等。这些论者究竟是在为国家利益奔走还是在为行业和小团体的利益呼吁，人们不能不表示怀疑。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曾提醒世人，要警惕军事—工业联合体假借国家安全名义来谋取集团利益；几任前苏联领导人也有过类似的告诫。
考虑到前苏联由于参加军备竞赛而加速了崩溃，考虑到里根总统曾在“星球大战”计划上设局引苏联军方入套，这里不妨按照阴谋论的思路提出一个疑问：美国人见到中国人自己把“经济片面发展”论的特洛伊木马牵入国中，会不会正捂着嘴偷着乐呢？
三、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抑或全球化
列宁指出：“首先估计到区别不同‘时代’的基本特征（而不是个别国家历史上的个别情节），我们才能正确地制定自己的策略；只有认清了这个时代的特征，我们才能够以此为根据，估计这国或那国更详细的特点”。他认为，所谓时代，是指人们对世界形势的最高层次的判断，是种种典型的和不典型的、大的和小的、先进国家和非先进国家的全部固有的现象的综合。仅仅因为中国驻南大使馆挨炸，或者中国周边态势上的一些变化，就要求“重新研讨对21世纪时代特征的基本判断”，显然不符合列宁对划分时代的看法。这些变化足以构成“时代的主要内涵”吗？正确判断“时代发展的基本方向”的依据是先进国家蓬勃兴起的“新经济”（或“知识经济”）和非先进国家正在普遍实行的市场化改革，还是近来中国人民族主义情绪的喷发和宣泄这一“个别情节”？
张文木不同意“和平与发展时代”的提法，那么他所中意的提法又是什么呢？是列宁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还是中共九大党章所谓“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看来都不像，因为他说过，“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场国际政治斗争，实质是经济已进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南方国家，……与北方国家……之间的斗争。”所谓“市场经济轨道”，与正宗的帝国主义理论是不搭界的。按照传统理论，市场经济的南方国家与市场经济的北方国家的斗争，乃是“大狗与小狗、饱狗与饿狗”之争，与“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以及“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毫不相干。张文木们所理解的帝国主义，与陈独秀、瞿秋白等人在20年代介绍进来的列宁理论相距甚远，而与上个世纪末严复、梁启超等人介绍进来的西方国家当时流行的帝国主义思潮一脉相承。因为张文木说过，“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因此美国人马汉、西奥多·罗斯福“是我们的先生”。
在1901年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中，梁启超介绍了欧洲国家思想的变迁：从过去的家族主义时代、酋长主义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到现在的民族主义时代、民族帝国主义时代。他指出：“于现今学界，有割据称雄之二大学派，凡百理论皆由兹出焉，而国家思想其一端也。一曰平权派，卢梭之徒为民约论者代表之；二曰强权派，斯宾塞之徒为进化论者代表之。平权派之言曰：人权者出于天授者也，故人人皆有自主权，人人皆平等。国家者，由人民之合意结契约而成立者也，故人民当有无限之权，而政府不可不顺从民意。是即民族主义之原动力也。”“强权派之言曰：天下无天授之权利，惟有强者之权利而已，故众生有天然之不平等，自主之权当以血汗而获得之；国家者，由竞争淘汰不得已而合群以对外敌者也，故政府有无限之权，而人民不可不服从其义务。是即帝国主义之原动力也。其为效也，能确立法治（以法治国谓之法治）之主格，以保团体之利益；及其弊也，陷于侵略主义，蹂躏世界之和平。”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二者之中，梁启超从感情上是倾向于前者的，但是，他同时也认识到，“正理与时势，亦常有不并容者。”当欧洲诸国与欧外诸国相交时，扩张属地之政策遂蔓延于十九世纪之下半叶，民族帝国主义最终取民族主义而代之，全盛于二十世纪。两年以后，梁启超撰写了《政治学大家伯论知理之学说》，在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卢梭学说与伯论知理学说之间，进一步倾向于后者。他写道：“及前世纪之末，物质文明发达之既极，地球上数十民族，短兵相接，于是帝国主义大起，而十六七世纪之干涉论复活，卢梭、约罕·弥勒、斯宾塞诸贤之言，无复过问矣。乃至以最爱自由之美国，亦不得不骤改其方针，集权中央，扩张政府权力之范围，以竞于外，而他国更何论焉。夫大势之所趋迫，其动力固非在一二人，然理想之于事实，其感化不亦伟耶！若谓卢梭为十九世纪之母，则伯论知理其亦二十世纪之母焉矣。”到20年代，最善于变化、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梁启超便抛弃了民族帝国主义论。他在《欧游心影录》中写道：“自达尔文发明生物学大原则，著了一部名山不朽的《种源论》，博洽精辟，前无古人，万语千言，就归结到‘生存竞争，优胜劣败’八个大字。这个原则，和穆勒的功利主义、边沁的幸福主义相结合，成了当时英国学派的中坚，同时士梯尼（Max Stirner）、卡嘎加（Soren Kiergegand）盛倡自己本位说，其敝极于德之尼采，谓爱他主义为奴隶的道德，谓剿绝弱者为强者之天职，且为世运进化所必要。这种怪论，就是借达尔文的生物学做个基础，恰好投合当代人的心理。所以就私人方面论，崇拜势力，崇拜黄金，成了天经地义；就国家方面论，军国主义，帝国主义，变成了最时髦的政治方针。这回全世界国际大战争，其起源实由于此；将来各国内的阶级大战争，其起源也实由于此。”“世纪末”心理导致了世界大战，表明以社会达尔文主义为基础的那种“西洋文明已经破产了”。世纪末国人奉为圭臬的“落后就要挨打”论，与世纪初梁启超曾鼓吹过的民族帝国主义论，同出于一辙。国人至今对“斯宾塞之徒”基于强权论的帝国主义情有独衷，而对“卢梭之徒”基于人权论的民族主义十分隔膜。因为“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的美国的历史相似”（此说有以偏概全之嫌，并不为经济史专家所认同），就要把西方人已经抛弃的陈旧观念视为中国人今日的指导方针，这是一种自甘落后、跟在别人后面爬行的贾桂思想。从列宁的时代思想中应当吸取的，首先是一种世界史的综合观。即使中国这样的一个大国，也不能单独影响时代的发展。中国的集权专制制度历千年而基本保持不变，并没有妨碍世界历史从中世纪进入近代和现代。同样，即使中国人死抱住19世纪的帝国主义政治学和伦理学不放，也不能阻挡人类在21世纪进入地球村时代；但是，如果强权论继续在中国的意识形态领域保持霸权地位，坚持不肯向人权论让出一些地盘，中国很可能再次成为时代的弃儿。
坚持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丛林法则”和国际无政府状态还是积极推动全球一体化进程，将是21世纪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中心议题。美国学者哈斯在其新著《“规制主义”——冷战后的美国全球新战略》中指出：冷战后的世界暂时处于“失规制”的时代，它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国际关系的失规制——新的决策中心的出现、权力相对的分散、缺乏普遍接受的准则。第二，民族国家正在削弱，它的部分权力转移到国际舞台上新的行为体身上，它对期望超越边界的各种势力变得越来越敏感。第三，当前世界的大部分地区处于民主和市场化的社会之中，这既反映了人民普遍对民主、自由市场模式的渴望，也暗示了前苏联国家控制政治、经济生活的失败。“规制这一概念与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即张文木推崇备至的时代，事实上此时美国主流思潮已开始新的转向——引者注）为保护国民免受纯粹资本主义影响而作的努力有关，人们担心这种经济达尔文主义导致严重的‘适者生存’——或者说是垄断和寡头。事实上，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规制的目的都是为了确保公平竞争。”“规制的目的是建立这样一个世界：国家和平地解决经济和政治分歧，政府的行为对自己的国民和邻国是负责任的。”失规制时代或者逐渐转变为无政府时代或新的冷战，或者过渡到民主的和平与繁荣时代。“规制主义包含有威尔逊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并把它们与现实主义揉和而成为一个更广泛的‘综合概念’。”哈斯心目中的“规制”是向全球一体化过渡时期的世界新秩序。
在一些国人眼里的21世纪，则根本没有世界新秩序、全球一体化这样的目标，他们能够或者期望看到的是“强行冲出霸权”的时代，“新战国”时代或者“美好有益”、“不应更改”的“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IPA）”。王飞凌在《国际政治秩序与国际关系理论——关于国际无政府状态的作用的一个思辨》（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7年2－5月号）中极力赞美IPA体系，他认为，各民族所需要的并不是建立在广为宣扬的国际互依共存基础上的政治秩序，IPA才是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和推动人类文明的最佳国际政治组织形式。必须捍卫和确保IPA世界秩序，保护各国主权，以及各主权国家间的政治权力分立。无论国际关系中现在还是将来都没有哪样事情值得我们为之替换或为之损害IPA体制，即使是核战争的威胁也不值得付出如此代价。“战争和备战也许不愧为人类成长的不可或缺的一种运动方式，或是为了保持人类的多样性和促进竞争与发展而付出的一个必要和合理的代价。”建立在对世界资源不成比例的占用基础之上的美国式生活方式若想在地球人类中普及“岂不是难于登天”。因此，“我们应承认有必要把人们分成不同群体并以相应方式对待他们——有时甚至是‘歧视性’的。……IPA体制下的国家通常比任何形式的世界政府能更好地完成划分人群和区别对待的必要工作。”看来IPA的最大作用就在于此。该文中注明作者是[美]王飞凌，因此
要想长期保持有利于“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仅靠中国自家努力是不够的，而有赖于世界各国对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的共同推动。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洪水猛兽。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相互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他还说，“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化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中共十五大政治报告也明确指出：“面对经济、科技全球化趋势，我们要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走向世界，完善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发展开放型经济”。
全球化所描述的是一种客观现象、客观趋势。首任世界贸易组织总干事鲁杰罗说，“阻止全球化无异于想阻止地球自转。”罗西瑙指出：全球化被用来说明一些人员、活动、规范、货物、服务以及通货，越来越不局限于一个特有的地理空间及当地固有习惯的现象。全球化正在淡化与本土相联系的边界和身份，预示了人类生存条件的一切方面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变革。变革的动力是这样一些力量，这些力量推动个人、团体和制度接受相似的行为方式，或参与更有包容性、更有协调性的进程、组织或体制。全球化之所以已经变得非常引人注目，是因为近几十年来，可以实现世界性扩展可能性的设施、利益和市场出现了迅猛发展。全球化的动力产生于人们扩大他们自己创造的秩序的范围，以便为他们的福祉增加货物、服务和观念的需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全球化——经济创新在全球的传播和伴随这种传播而来的政治文化调整——不可能停止；正像历史所教导的那样，哪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能带来优异的经济成就，哪种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就能生存、兴盛，并取代功效低劣的政治组织和意识形态。
全球一体化意味着比全球化更多的东西。一体化作为一个制度、规则和组织创新的过程，离不开人们的主观能动性和反复探索。欧洲一体化是几十年来多少欧洲思想家、政治家心血和努力的结晶，也是各国选民全民公决的结果；全球一体化不知要比欧洲一体化困难多少倍，但仍然是一个值得争取也必定能够达到的目标。索罗斯说：目前的全球经济有着许多不完善的地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融市场的不稳定、中心和边缘的不对称以及难以向资本征税等。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些国际组织在解决这些问题，但它们必须得到加强，而且，或许还应该建立一些新的组织。联合国贸发会议报告更表示，“一个统一的相互依赖的世界经济体制”需要某些“集中制”因素和“经济计划能力”。在业已存在的全球经济基础上，应建立开放型全球社会。人类共同利益（防止核战争、保障生态平衡等）和全球价值观的形成，是开放型全球社会（地球村）存在的先决条件。根据地球村观念，世界各国文化正在经历巨大的转型，这种转型既表现在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上，也表现在媒介技术使地球变小上——达伦多夫建议以
莫德尔斯基指出：当世纪末临近的时刻，全球化正迫使人们重新考虑“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它对民族国家是“最好的共同体”的现代正统观念提出了挑战。多伊彻认为，价值统一是政治统一的先导，政治统一是价值统一的归宿，他把罗斯福的大西洋主义构想提升为大西洋共同体观念，强调共同体成员国要超脱狭隘的国家利益，致力于维护共同价值观和面对共同的挑战。巴尔比克等人断言：全球化已使全球民众阶级越来越清除地认识到，为了解决普通民众关心的问题，必须要有全球的视角，而不仅仅是民族国家的视角。北方和南方的劳动阶级，从女权到环境运动等大多数新社会运动，在许多方面都具有跨国运动和意识形态的特征。朱恩认为：在跨边界活动的迅速发展同有效治理之间存在着不协调之处，国家正在经历“不平衡的民族非国家化”，在这个进程的初级阶段，国际治理的作用显著上升，但并没有相应地出现民主控制机制，人们与遥远的政治进程疏远了。但随着各个社会相互依赖性的增加，将促使它们对作为国际制度基础的非常复杂的安排形成比较有效的民主控制。吉登斯主张实现超越民族国家层次的民主扩张，建立一个适应全球化发展的民主主义的机制框架。新的民主形式体现了一种双向运动：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把权力交给跨国组织。他认为，一种全球世界主义正在出现，它把相互拥有责任的观点贯穿于对民族和国际体系的认识之中，赞成“世界民族”、“模糊民族主义”和“多元主权”。人们必须有一种“最高忠诚”的观念也将衰落，并让位于多种忠诚观以及这样一种理解——即本地的、民族国家的和跨国的交往不必是相互排斥的。人们的某些需要只有身边的组织能满足，还有一些需要只有民族国家或跨国层面的和他们没有直接联系的实体才能充分满足。世界银行1999年度最新报告中指出，全球化和地方化是21世纪的两股发展潮流，如何驾驭这两股力量决定各国的兴衰。全球化并不排斥地方自治，二者在消解“国家主权至上”方面存在一致性，以致出现了“全球化的地方主义”（global localism）这样的专门术语。
世界大同或者说建立一个世界政治共同体，是人类久已有之的一种理想。喻希来等人把世界共同体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世界政府，即有一个掌控全球最高权力的单一的统治当局，它拥有自己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财政机构。另一种是世界联盟，即由世界上所有重要的国家自愿组合成一个系统，这些国家把其部分主权委托给由它们建立的国际组织。拉兹洛认为：“管理一个世界系统并不需要一个世界政府，只需在选定的世界秩序范围内有一个有实效的和高效率的导引机构。必须认识到使多样性和统一性平衡的重要性，必须确定需要在世界层次上作出决策的范围，必须建立必要的国际机构并赋予真正有效的充分的权威。”联合国经过民主化改革，就可以成为全球化时代世界共同体的雏形。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世界联盟只是全球政治一体化的初级阶段，是最终通向世界政府的一种过渡形态。在人类已经跨入全球一体化时代门槛的今天，固执地奉行民族帝国主义时代的意识形态，以为只要选择了“有深刻的片面”的经济发展道路，卧薪尝胆，埋头苦干，就可以“强行冲出霸权”，使中国成为21世纪的超级大国，这完全是一种堂吉诃德式的幻想。
四、机遇：他人所赐还是操之于我
张文木屡屡说，机遇正在减少，机会正在消失，给人的印象是，中国的机会掌握在别人手中，只有乘人不备或者引人上当，才能趁机崛起。这种机遇观既不符合历史与现状，也与邓小平理论不是一回事。说中国30年代的发展机会被日本侵略所打断，多少还有一些道理；但也有人持不同意见，例如不认为当时出现过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毛泽东更认为日本人侵华为中共的生存和扩张提供了机会，他为此要表示感谢云云。如果再往前推60年，说中国同治中兴的机会也是被日本人扼杀，就实在说不过去了。同治中兴比明治维新还先行一步，前者在与后者的竞争中相形见拙，后者在向前者取经后青出于蓝，只能怪老祖宗曾左李不作脸，不能怨日本维新三杰挡了道。同理，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巨变后的机会大致相同，有的国家率先完成经济转型，有的国家至今还在经济衰退中苦苦挣扎，关键在于各国政府制定和执行政策是否正确和坚定。邓小平讲机遇的主要意思也是说，过去几十年左的错误丧失了许多发展的好机会，使中国落在了别人后头，现在要抓紧时机做好自己的事，加快改革开放，争取迎头赶上。
张文木说，20世纪的历史为社会主义国家提供过两次机遇。斯大林在20～30年代抓住了第一次机遇，从而能够打败希特勒德国，迅速崛起为世界强国。70～80年代展现在中国面前的第二次机遇，由于中共党内外的布哈林式“右派的书生之见（虽然有片面的深刻）”，似乎没有完全抓住，所以正在减少和消失。如果说抓住了机遇是指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制定了正确的战略和政策，那么斯大林并不能被认为是一个合适的范例。
30年代，斯大林在大量引进外国资本、技术和设备打下工业基础方面作出了正确的抉择，但在制定外交战略和政策上犯了最大的错误。他把西方民主国家的政府和德国的社会民主党作为主要敌人，把德国军方和希特勒之流引为同道，帮助他们培训和重新武装，向他们提供战略物资和交换情报，甚至与他们签订了瓜分波兰和其他国家的秘密条约，结果是引狼入室，导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几千万苏联军民。斯大林的军事战略和发展军工的指导方针也是完全失败的。最近有文章披露，30年代后期苏联和德国的飞机制造技术不相上下。苏德战争爆发前，希特勒在进攻苏联的三个战略方向上共集中了2579架飞机，而苏联在其西部边境和军区共部署了9200架飞机，另有其他军区的作战飞机10800架可以随时支援西线。从飞机数量上看，苏方占尽优势，但胜利的天平却向德方倾斜。在战争初期的空中较量中，苏军损机折将，伤亡惨重，而德国空军却牢牢掌握了制空权。原因很简单，德国轰炸机满载炸弹后的飞行高度均在
为了不再丧失“正在消失”的最后一线机会，张文木建议国人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呢？他写道：“现实迫使中国目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像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的制海权的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经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过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和分裂。”如此看来，现在确实是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1999年，中国已走到历史的十字路口。”一条路通向对外战争，一条路通向对内战争，尽管两条路上都有风险，但既然都不能避免战争，想来多数中国人会把赌注压在对外战争上。
张文木毫不隐讳地表示：“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台前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原来他心目中的历史机遇就是中国对美国及其代理人的战争。“如果东亚这些国家和地区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也不管在战时为与我作战的国家提供后勤还是前线‘服务’。中国就应视其为对华宣战。届时，这场战争，在中国方面看来，就应当是一场无边界的战争。”他不赞成毛泽东把敌人引进来打的军事战略，而主张“将战场引入这些敢与中国宣战（不一定要真的宣战，只要中国视其为宣战即可——引者注）的小国境内”。“届时的战场就不应再是中国的南京，而是日本的东京。”因此，向海外投送兵力的能力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即今天中
早在《中国可以说不》出笼时，有识之士便提醒国人警惕军国主义沉渣泛起，现在，正经八百的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终于登台亮相了。东条英机、希特勒式的军国主义有些什么共同之处呢？除了对内集权、专制、独裁，反民主、反自由、反人权外，对外主要有三条：第一，不承认现存国际秩序的合法性，认定其为中心国家不公正地强加给外围国家的，如一战后的凡尔赛（和约）体制和华盛顿（九国公约）体制，便被认为是中心国家英法美为限制外围国家德国和日本发展而制定的。第二，公开表明要凭借武力（强力、实力等）来改变国际秩序，重建新秩序——对于德国来说是“欧洲新秩序”，对于日本来说是“大东亚新秩序”。第三，为了国家利益而去颠覆国际秩序、对外动武具有天然合理性。希特勒说：“一个人民国家的外交政策，首先必须记住保护这个国家现有种族生存的责任。这样就必须做到：人口的数量及其增长与领土和资源之间建立一种健全而自然的比例。”“我所说的‘健全的比例’，就是指自己的土地和地下的资源能够保证一个民族的生存。”张文木说，中国“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以及为保持发展速度所必须的海外市场和资源是其存在的‘硬道理’。每当这种经济发展动力受到海内外市场及资源条件限制，并使其被迫减速或向生存形态的自然经济回归时，也会出现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因此，中国必须“以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通过强力最终挤进世界霸权行列”。如果中国选择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有保障的海外市场和资源就是实现这一战略的必要条件。问题在于，是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改进与完善现有国际秩序来为外向型经济发展提供保障；还是通过提高海军战斗力，“强力打散”现存国际秩序来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相信日本和德国在一战后和二战后的两种不同选择及其不同结果，可以为国人提供一个有益的借鉴。
中国特色的军国主义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新意。张文木认为：“市场经济是集权政治进入民主政治的第一战。但纵观当今民主政治发展程度高的大国，都是实现了对海外市场和资源的强力（有时是暴力）垄断和控制、从而保证海外高额利润大量向本国回流的国家。”“今天中国民主政治的推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海外经济，以及保护这种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海上军事力量的存在水平。”换句话说，市场经济是民主政治之父，海外经济（市场和资源）是市场经济之父，海上军事力量是海外经济之父，因此海上军事力量便成为民主政治的曾祖父。凡是憧憬于中国民主化的人们，首先为提高海军战斗力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国人无不希望早日看到中国拥有一支现代化的海军，但是，把发展海军的作用夸大到如此程度是十分荒谬的。把中国的发展机遇和“伟大的未来”系之于对外战争，更是万分危险的。
美国人不能剥夺中国发展的权利，中国的军国主义者却有可能断送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机遇。李光耀在上海的99财富论坛上婉转地指出了这一点，表达了全球华人期望与担忧并存的心态。但指出军国主义此路不通，更应当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们应当时时提醒国人，把中国的机会和前途掌握在理性和清醒的国民自己手中。
本篇论文源于 飞狐论文网 原文链接：http://www.foxshuo.com/article/info/101113.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