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马又重病：邓小平的长征路怎么挺过来的

　　在长征中，邓小平“跟着走”，走到了陕北。

　　有一件事，邓小平记得很清楚。在过雪山时，邓小平的马死了。邓小平跟红军战士们一样，一步一个脚印爬过夹金山。他后来曾回忆说：“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邓小平同傅钟是当年在法国勤工俭学和从事革命活动时认识的，两人相交甚笃。时下傅钟是红四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颇有实权，部队又兵强马壮。红一方面军过雪山后到达四川西陲懋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时，傅钟见老同学、老战友的马死了，便慷慨解囊送给邓小平“三件宝”。

　　爬雪山、过草地以后，邓小平又有了新的任职。1935年6月18日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邓小平调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所遗中央秘书长一职由刘英(后为张闻天夫人)接替。

　　刘英后来回忆说：当她接到李富春写的“调刘英同志到中央队代替邓小平工作”条子来到中央队报到时，毛泽东对刘英说：

　　“小平同志要上前方去，我提议你来接替他的工作。”

　　刘英说：“小平同志能文能武，精明能干，我怕做不了。”

　　毛泽东笑道：“你做得了！前方需要加强，小平同志很有才干，所以调他到前方去，让他更好地发挥作用！”

　　这是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也是一种厚望。

　　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为朱瑞，副主任罗荣桓。邓小平在他们手下当宣传部长，工作很认真、很敬业。“宣传部长”对他来说，虽已“久违”，却驾轻就熟。

　　据时任政治部宣传部宣传队队长梁必业(江西吉安陂头人，14岁便参加红军)回忆：

　　“我们宣传部的作用，行军打仗时，要保证部队吃饱走好，保证不要生病，保证战士不要掉队，保证不要减少战斗人员。我们主要是进行宣传，最困难的时候，也要宣传革命一定会胜利的坚定信念，宣传北上抗日的思想。宣传部在长征沿途和长征后，还管编印一份《战士报》，是油印的。宣传部和政治部其他的干部，还要经常去师、团传达重要精神，研究工作。”“这以后，我就在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小平同志很注意宣传队。他说，‘宣传队不只是做宣传工作，还是准备干部、培养干部的地方’。宣传队要做群众工作，要做部队工作，还要做敌军工作。邓小平总是说：‘宣传队是培养干部最好的地方。’……”

　　据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潘振武回忆：

　　红一军团有次在甘南某村镇宿营时，已经日落西山了。宣传队员吃过晚饭后就烧水洗脚，准备睡觉。这时，邓部长突然推门进来，面带愠色地问道：

　　“怎么搞的，街上为什么一条标语也没有？把我们宣传工作的传统都丢掉啦？!”

　　宣传队李光炳二话没说，提起石灰桶，带着宣传队员们举着火把写标语去了。从此以后，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凡是到了一个新地方，放下背包就写标语，可自觉啦！

　　邓小平对红军战士工作上要求很严格，生活上却很关心。红军翻过六盘山后，战斗中有不少缴获。邓小平看到宣传队员们衣着褴褛，就找到红四团政委杨成武，说：

　　“听说你们团在青石嘴一仗，缴获了敌人不少布？”

　　“是的，上缴了不少，还留了一点儿。”杨成武回答道。

　　“关心一下宣传队的同志，给剧团的小鬼每人做套衣服怎么样？”

　　“好，照指示办！”

　　不久，宣传部战士剧社的战士们每人添置了一套新衣服，上台演出显得更加精神了。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红军主力集结达10万余人，力量大为增强，可内部却波澜迭起。张国焘自恃兵强马壮(时有8万余人)，不同意中央占领川、陕、甘的“北上”方针，主张红军南下成都或西进西康。在红军“北上”与“南下”的严重分歧面前，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为维护红军团结与统一，一方面坚决反对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一方面作了组织上的某些让步，在两河口会议、芦花会议上任命张国焘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但张国焘仍不满足，不断制造事端，要挟中央。

　　1935年9月，当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到达阿坝后，借口涨水停止向毛泽东等率领的右路军靠拢，并背着中央，密电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党中央。毛泽东从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外获悉电文后，当机立断，即率红一、三军团迅速脱离险区，先行北上。当四方面军有人主张武力追拦时，徐向前坚决表示“哪有红军打红军的”，维护了红军的团结。中央红军到达俄界后，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和意见，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并组编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以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迅速率军北上。

　　这时，张国焘仍然一意孤行，力主南下，攻击中央“秘密出走”，并于10月5日在卓木碉“另立中央”，自封“中央主席”，宣布“开除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的党籍”，公开打出了分裂主义的旗帜。红四方面军因南下伤亡很大，减员过半，到甘孜时只剩4万余人，张国焘的“南下”行动严重受挫。

　　1935年10月，红一方面军抵达陕甘根据地的吴起镇，胜利完成长征。中央机关移驻瓦窑堡。为了适应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的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的形势，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共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报告，并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张闻天在会上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问题的报告，并于25日通过了由他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政治报告。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系统地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革命急性病倾向，全面地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强调了党和红军在统一战线中的重要领导作用，提出了将“工农共和团”改为“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从而在理论上、策略上解决了党在遵义会议上来不及解决的政治路线方面的问题。

　　为了以实际行动表明红军抗日的决心，贯彻瓦窑堡会议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红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实行“东征”，彭德怀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抗日先锋军从1936年2月20日开始东渡黄河，进入山西，并逐步向接近抗日前线的华北地区进军，以便与日军作战。

　　邓小平随抗日先锋军东征。梁必业将军回忆这段经历时说：

　　在东征途中，我们宣传部在小平同志的带领下，一路宣传，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我们还要做敌军工作和俘虏工作。小平同志在东征途中还亲自编写宣传提纲和教材。小平同志写东西快，大家形容他写东西是“倚马可待”。有一次朱瑞主任催他写一个连队讲话材料，他说：“这个好办。”马上找来一张纸，用一支铅笔，没有桌子，就在膝盖上写，很快就写好了。这也就是他的特点。

　　红军抗日先锋军在东征中受到蒋介石、阎锡山的重兵拦击，为避免内战，是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将红军部队撤回陕北，结束东征。

　　东征归来后，邓小平接替罗荣桓，担任红一军政治部副主任，分管党的组织、宣传和教育工作。

　　张国焘在南下破产、西进失利的情况下，经过朱德、刘伯承、徐向前和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团结、争取工作，被迫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率领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红军总部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师。

　　1936年9月，在西康甘孜会师的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到达陕、甘边境，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派邓小平等前去迎接、慰问，传达中央瓦窑堡会议精神，受到部队的热烈欢迎。

　　是年10月22日，红二、四方面军到达静宁将台堡，红一方面军派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前去迎接，同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会面。红一方面军赠送红二方面军二十头牛，两千只羊，数万斤粮食，两万斤羊毛，数百张羊皮，两台缝纫机，慰劳红二、四方面军战友。

　　至此，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在陕北会宁地区胜利会师，史无前例的伟大壮举、长达两年之久的长征宣告结束。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毛泽东同张闻天、周恩来等一道，在错综复杂的情况下，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远见卓识，洞察局势，明察秋毫，正确、稳妥地处理西安事变，粉碎了亲日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促成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从此，十年内战局面基本结束，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以抗日为前提的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

　　邓小平在此时大病一场，得了严重的副伤寒。他在重病昏迷的状态中听说事变的发生，幸得战友们的相救相助，在生命垂危中“缓过劲来”。邓小平后来回忆说：那次病得很重，差点死掉。

　　但邓小平跟着毛泽东，从瑞金到陕北，在长征中一步一个脚印，战胜了困难和疾病，毕竟挺过来了，成为走完长征的胜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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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摘自 《毛泽东与邓小平》 作者：余伯流   出版社：江西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