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宣传部副部长名单:改革：中国式创造性毁灭

　　资本主义完美吗?无疑资本主义在创造财富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它充分发挥了人类的想象力，竞争机制导致科技的迅速进步，而科技革命引发的产业革命导致人类财富呈现几何级数的增长，它由此彻底改变了世界。其次，资本主义主张天赋人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在历史上是一种进步和文明的象征。但是资本主义在另一方面有两大致命的弱点，一是社会不平等，它在创造财富的同时，也创造了贫穷。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是应该不存在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的驱动力是利己主义，正是这种利己主义引发了人类的创造力，导致财富的激增，同时利己主义可以被资本主义社会关系转化为一种道德高尚，如屠夫和面包师为我们提供食物，不是出于他们的善良，而是出于他们的自利，即从我们这里得到对肉和面包的支付。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历史没有那么简单纯朴，而是充满尔虞我诈和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第二个致命弱点是供需不平衡，表现为经常性的经济危机。根据亚当·斯密的设计，这个问题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发生的，因为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可以自我调节的体系，该体系不需要外在的政府干预，然而在实际过程中，资本主义这架机器经常发生故障。

　　那么社会主义完美吗?首先，社会主义是理论上对资本主义弱点批判的产物，作为社会形态，它应该建立在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基础上，它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下一站。其次，社会主义基础是社会公有制，资本主义以财产私有制为基础和逻辑起点，这是导致不平等的根源，与此相对，社会主义通过剥夺剥夺者的方式，将社会基础从私有制转变为公有制，从而奠定了社会平等的基础。其三，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而不是自由市场经济，按需生产，按劳分配，这样就可以保证经济平衡发展，不会有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发生。但是理论上的完美并不等于实际过程中没有问题，根据马克思设计，社会主义应该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国家，但是目前世界上社会主义的出现并不是如此，这就导致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先天性不足。另外，社会主义创造了无与伦比的社会平等，人民当家作主，没有资本家，地主，大家都是劳动者，但这并不能极大地调动人们的积极性，相反导致生产效率低下，吃大锅饭。最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供大于求的经济危机，但导致了另一种经济危机的出现，即有效供应极度不足。

　　正因为效率与平等不可两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两面性，所以，在当今世界已经没有纯粹的资本主义，也不存在纯粹的社会主义，只有两者的混合，理想社会模式只能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而不是谁代替谁的问题，混合的目的是提取两者的优势，避免两者的短处，使社会矛盾和冲突达到一种中和与均衡状态。上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彻底动摇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的信心，美国和西方国家推行凯恩斯主义，面对经济危机，他们开始启动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面对日益恶化的社会贫富差距，政府扩大财政支出，提高社会福利。那么资本主义的问题是否因此得以解决了呢?遗憾的是并没有，凯恩斯方案只是一种止痛剂，它并不能彻底解决资本主义问题，社会不平等和周期性经济危机依然存在，与此同时资本主义还染上了社会主义的毛病，高福利，低效率。于是经济学家呼吁回归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预，因为干预扭曲和破坏了市场经济自身调节的功能，他们只知道拆开机器，不知道如何再安装。但是凯恩斯主义马上反驳道，如果政府不拯救，我们都将完蛋,面对危机和毁灭，人们更多选择逃亡和拯救，而不是创造性毁灭。

　　与此相对，上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和东欧的危机，使社会主义的基础发生了动摇。中国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案，即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此打破大锅饭，调动人们的积极性，提供生产效率，增加社会财富。正因为如此，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集中体现在中国经济总量指标上，到2010年，中国GDP按照现有市场汇率已经达到6.1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达到4500美元，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堪比美国罗斯福新政对于资本主义的拯救。那么这是否意味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已经取得巨大成功，中国找到了一种最理想的和最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中国引进市场机制，社会财富增加了，但是新的问题又产生了。首先是社会不平等现象加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但是大部分人还在期待，收入差距拉大。其次，供应不足问题解决了，但是内需不足问题产生了，并且已经成为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瓶颈，中国正在染上资本主义的毛病即不平等与有效需求不足。

　　30年前，中国的主要问题是贫穷，绝对平等的贫穷和绝对贫穷的平等，所以中国改革选择从平等优先向效率优先转变，在社会主义屁股后面加上了一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动机，由此极大地释放了人们的创造力和社会生产力。30年后，中国面临社会平等和共同富裕的问题，改革使效率上去了，中国已从一个贫穷国家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是代价是不平等，社会贫富差距由此拉大了，那么中国社会转型将何去何从呢?显然，中国不可能因为现在的不平等，再回到过去绝对平等的年代，因为中国人穷怕了，但是习惯于平等的中国人，对于不平等的容忍显然又是非常有限的，绝对的平等导致贫穷，绝对的效率导致贪婪和社会的不平等，所以中国转型的目标只能是寻求一种完美的混合模式和体制，在平等中注入一些合理性，在效率中注入一些人道，而要做到这一点，关键在于把握效率与平等的杠杆原理和作用，使之成为驾驭和治理社会的控制器和方向盘。完美的社会治理模式应该是既能确保经济的发展，同时又能保持社会的平等，在效率与平等之间形成一种近乎完美的平衡。那么，效率与平等的最佳结合点和平衡点在哪里呢?在这种结合中，应该效率优先还是平等优先?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的答案是“效率优先，增加平等”，在一个有效的经济体中增进平等，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在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前提和基础上，增加工资和社会福利，先有市场效率这一块蛋糕，然后又相对平等地分享它，这一抉择应该不失为是明智和可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