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惊鸿舞是古典舞吗:叛徒、信徒、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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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徒、信徒、伟人
叛徒、信徒、伟人
——纪念蒋经国
从十五岁到二十七岁，蒋经国在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接受教育，从少年到青年，他的整个人格塑型，深深烙下苏联的印记。蒋经国亲眼目睹了斯大林时期苏联工业化建设的奇迹，计划经济使得苏联从沙俄时期的农业国家一跃成为世界屈指可数的工业强国，这一切令他兴起艳羡之情。无论是赣南新政还是台湾的十大建设，我们都能发现其背后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影子。
蒋经国十三载留苏生涯
中山大学的“洗礼”
在蒋介石的安排下，蒋经国于1925年10月离开了弟弟蒋纬国，同其他300多名中国留学生一起，出国来到当时世界革命的中心——苏联首都莫斯科。
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与另外21名同学编为一班。学校为每一个中国学生都准备了一个俄文名字，蒋经国改称尼古拉。
中山大学是一所直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学校。这里教学的重心，是训练高度熟练的政治工作人员，而不是学者和科学家，所以主要课程是:俄文、历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社会发展史、东方革命运动史、西方革命运动史等)、哲学(唯物论、辩证法)、政治经济学(马克思、恩格斯的《资本论》和其他有关著作)、经济地理、列宁主义、军事科学等。
基于对当时世界形势的估计，共产国际认为有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任务，而中国此时已接近革命总爆发的关键时刻，急需能胜任领导革命工作的干部。因此，中山大学的学制为2年，要求教育必须速成和讲求实效。
共产国际和苏联领导人认为苏俄武装夺取政权的经验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中国或其他各国的革命没有别的选择，只能走这条道路，所以在学校的大纲里安排了一定的时间，让学员深入实际，文武并举，既能够挥毫著文动员群众，又能运筹帷幄指挥千军万马。
另外，这所学校培养的学员，将来都要成为新型无产阶级政权的骨干，他们应该了解怎样当领导者，执掌政权。因此在学习期间，不但要努力读书，还要对当时在政权形势和党的建设与组织方面被认为是全世界楷模的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做深入的考察、了解。
在校期间，蒋经国学习相当努力刻苦，俄文成绩进步很快，不久就能与人用俄语交谈。其他方面，表现也非常活跃。入校刚刚2个月，当时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该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批准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又转为苏共预备党员。同时，蒋经国还多次被推荐为中山大学的学生代表，经常参加各种集会，发表演说，很受瞩目。
俗语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蒋经国置身“红都”，被“赤化”是在所难免的。不用说当时苏联社会的大环境，单就“中山大学”校园里的气氛，就给人一种非革命不可的强烈感染，使学员们时刻牢记肩负的重大责任。同其他学员一样，此时此刻，蒋经国也把谋求中国的解放视为神圣而伟大的使命。
实际上，蒋经国已经在不知不觉中卷入了政治斗争和政治运动当中。那时，正是苏共党内反对托洛茨基派斗争甚为激烈的时候。苏联共产党的领袖斯大林，是这场斗争的领导者。
虽然中山大学有不少人崇拜托洛茨基和他的理论，可都知道斯大林的厉害，对政治斗争的残酷也有所耳闻，一般都不敢把自己的观点表露出来，也不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观点。
此时此刻的蒋经国，可谓“初生牛犊不怕虎”，他先在校刊上发表了《我从来没有如此说过》的文章，为那些同情托洛茨基而受到压抑的同学鸣不平。尔后，又竭力鼓动同学间的暗中活动，并劝他们书写小册子和开会，表示对托洛茨基的支持，同时，也给同学中间那些支持斯大林的人造一点压力。涉足政治的危险性，这时的蒋经国还未有深刻的认识。
在这期间蒋经国还担任了中山大学墙报《红角》的编辑。到中山大学不久，他就为墙报写了一篇题为《革命必先革心》的文章。在文章中，号召“大家站在革命阵线上，巩固中国及全世界的无产阶级组织，争取中国的独立，在中国建立起苏维埃政权”。他主持的墙报，得到中国共产党旅苏支部的支持。
从蒋经国到达莫斯科起，一直到1927年的春天，可以说各方面都如鱼得水。他除了搞好学习外，对所担任的社会工作、社会活动，都做得一丝不苟，确实可说是“无须扬鞭自奋蹄”。
然而，正当蒋经国在苏联朝气蓬勃、奋发向上之际，国内形势却发生了突变。1927年4月，蒋介石公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制造了举世震惊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消息传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生愤怒了。他们烧毁了蒋介石的肖像，一致通过了给武汉革命政府的电文，要求严惩“革命的叛徒、帝国主义的帮凶”蒋介石。
蒋经国面对这个严酷的现实，为父亲的作为难堪，也感到受了羞辱。他意识到自己必须改变对蒋介石的态度，可这并非容易。蒋经国接受的是中国儒家教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等传统的伦理纲常构成了他的道德观。此刻要与父亲“划清界限”，站在“全世界的革命人民”一边，那就是说，他也要去声讨亲生父亲。最终，经过激烈而又痛苦的思想斗争，蒋经国登上了主席台，对蒋介石公开进行声讨。
摇摇摇摇蒋经国在声讨蒋介石的演讲中说:“我是一个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团员，在这里我正是以青年团员的身份表示我的态度，我不是以蒋介石的儿子的身份讲话的。”他又说:“蒋介石作为一个革命者，他已经死了，他已经走向了反革命。蒋介石是我的父亲，曾经也是我的革命朋友。现在他反革命了，反革命就是我们的敌人。以后他是他，我是我，我仍跟着革命走。”
过了几天，蒋经国又发表了一个声明，这个声明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蒋介石的叛变并不使人感到意外。当他滔滔不绝地谈论革命时，他已经逐渐开始背叛革命，迫切盼望与张作霖、孙传芳谋求妥协。蒋介石已结束他的革命生涯，作为一个革命者，他死了！他已走向反革命，并且是工农大众的敌人。蒋介石曾经是我的父亲和革命的朋友，他已走向反革命阵营，现在他已经是我的敌人了。”
可以看出，蒋经国当时的举动确出于挚诚，并非违心所为。几年的留学生涯，他的思想意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成为一名颇为合格的共青团员和准布尔什维克。至于后来在他身上又发生的180度大转变，则是另有它因了。
列宁格勒军事学院的“武装”
自从蒋经国发表声明，向世人表示了他与父亲蒋介石划清界限的政治立场之后，他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且更加受到人们的尊敬。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后，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处境尴尬。过去，美丽漂亮的苏联姑娘曾把这些中国留学生当成中国未来的领袖群，频频向他们以目传情，暗送秋波。而现在，他们处处遇到的都是鄙视、轻蔑的目光，几乎落到“人人喊打”的地步。中山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在街上行走时，经常会有人朝他们愤怒地呼喊:“可恨的蒋介石！”“该杀的张作霖！”真是“恨屋及乌”。而蒋经国却未曾受到如此冷遇。
1927年7月，中国政局又发生了出乎苏联共产党领袖斯大林和共产国际意料之外的事件。曾被斯大林定性为“革命政府”的中国武汉政府与被他定性为“反革命政府”的中国南京政府实行“合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反革命势力，共同对付革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由于这一原因，苏联共产党及共产国际决定遣返国民党籍的中国留学生回国。然而，对于蒋经国，由于谴责反革命的父亲有功，非但未被遣送回国，而是根据其表现，在中山大学毕业后，被保送进培养高级军事指挥员和政府干部的列宁格勒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校深造。
按照当时共产国际的理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要推翻或消灭无产阶级的敌人——资本主义世界，就必须要有强大的军队，而优秀的军事干部则是建设好军队的决定性因素。此时此刻，为全世界输送无产阶级革命干部的伟大使命就历史地落在世界无产者的祖国——苏联的肩上。因此，苏联在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同时，花费和动用了很多人力和物力去发展军事工业和培养军政干部。列宁格勒的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就是直接为这个目的而服务的。
这所院校在苏联历史和政治斗争风浪的正反面记录中，一直是榜上有名的。苏联的权威著作和官方舆论把这所学校与苏联政权的巩固和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它发挥了“钢铁长城”的作用。在《苏联军事百科全书》里对这所学校有过这样的记述:这所学校的“政治委员、政治工作干部和学员们都树立了英雄主义、忠于革命利益和苏维埃祖国的崇高榜样。共产党员们在同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布哈林分子，以及其他反对列宁主义的派别的斗争中，是党中央的可靠支柱”。能到这所院校学习的人，均非等闲之辈。一般青年人都把能到这个学院学习看成是无比自豪的事，就像当初中国进步青年争先恐后地到黄埔军校去一样。均由一流的“国际型政治家”组成和控制的共产国际领导把蒋经国送到这里来学习深造，可谓用心良苦。
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教学以社会科学为主，课程有苏联共产党历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工人运动史和民族解放运动史、马列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所政治性很强的学校，党政工作、军事教育学和心理学在教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这在当时，对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建设和政治工作干部的培养途径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后来的蒋经国在台湾党政军中地位的日趋上升也完全运用了在这里所学到的理论。
从此，“党军”的思想在蒋经国的头脑中生根。根据教员的讲授，蒋经国认识到一个不容争辩的“真理”——在军队中，“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是要非党群众绝对信仰执政党”，军队中政治部的任务是:决定政治工作的全部计划和实施，以保证战斗的胜利；使每个参战人员都明白战斗的政治目的；政治部要特别注意党员的分配，要保证到处都有党的影响。党在军队中是最为神圣的，党权是高于一切的。这些思想在他后来回国从政实习期间得到了发展。在主办三青团中央干校和从事青年军政工作中，他就利用各种场合和一切机会去发展所谓“忠党爱国”的人，即使文娱活动的时间也不放过。文娱活动中的积极分子，必须要绝对信仰他的“理论”，无条件服从他的调遣，否则即为“共党嫌疑”。他不折不扣地把在这所院校学来的信条——“使到处都有党的影响”——落实在他统治下的一切领域之内。
军校教育的另外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培养对领袖的忠诚。学校反复对学员指出“列宁不仅是苏联人民和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领袖，而且是全世界人民的伟大领袖”——这是保证布尔什维克掌握军权的重要前提，学员必须真正认识到并且接受这个“颠扑不灭”的真理。当时的蒋经国，对此深信不疑。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列宁和苏维埃政权是密不可分的，能在列宁身边工作过，是非常荣幸和令人羡慕的，蒋经国也有着同样的心理。由于有心，关于列宁的私人警卫战士李富清的事迹，蒋经国几乎能够倒背如流。在李富清给蒋经国叙述的与列宁在一起的往事中，列宁的平易近人和关心部属及由此深得人民拥护和爱戴的情节，蒋经国记忆尤深。这件事也给了他不小的影响。日后蒋经国在赣南的微服出访、体察民情；在台湾横贯公路现场奔走于大山险境之中，时常出现在工人中间，进行鼓动，不能不说与此时他在这里受到的教育有关。
蒋经国在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学习，为他日后在国民党的政治生涯中奠定了极好的基础。当时，苏联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对于他在校期间的学习与所谓的政治表现也无可挑剔
蒋经国在苏联学到不仅是计划经济 还有苏联式情报机构
蒋经国对秘密警察的坚定信念，可以从他与蒋介石的一次家书对话中，得到印证。蒋经国举一九三七年斯大林清洗红军异己份子，枪决八大红军将领为例，加以说明，他说，斯大林枪决红军八大将领的目的，是要提防内部反对势力图谋不轨，这批原本外表拥护斯大林的将领们，怎知他们竟有反斯大林的阴谋。
蒋经国告诉父亲，俄国这个国家的观念是，要打胜仗需要有千军万马，但是，如果敌人想颠覆一个领导人，他只要在你的参谋总部里潜伏一两个人，就可以杀死你的千军万马。年轻的蒋经国似乎在提醒蒋介石，“领袖之左右，必有企图造反之人”，你今天认定最“忠实”的手下，也不能光以言论来论断他的忠奸，而应该长期考察这个人的言行举止。
至于前边提及，蒋经国深信，要抓住民心得靠计划经济，要抓住政权，则要仰仗秘密警察。以他两条腿走路的方略而言，光有江西的计划经济实验，还不足以完善他的政治生活经验，因为，他还欠缺情报组织的经验。由于军统局局长戴笠突因空难死亡，让他有一线机会，参与国民党改造其陈腐而重迭的情报机构。
他向蒋介石作出试探性的动作，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一九四七年二月，蒋经国大胆地向蒋介石提出了他的中国版的“国家政治保卫局”（格别乌KGB的前身）计划，也就是所谓的“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如果蒋介石接受了他的儿子这项构想，那么蒋经国早在一九四七年即可成为比戴笠权力更膨胀的情报头子，依照蒋经国规划的这项计划，“特种监察网”将是笼罩中央调查统计局、保密局、国防部第二厅、宪兵司令部、首都警察厅、交通警察总局等，六大情报系统的太上机关，而蒋经国就是这个太上机构的头脑，直接向他的父亲负责。
令蒋经国扼腕的是，这套“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因为绵延不绝的内战，无限期延搁了它的进程，最终石沈大海。国民党在大陆的政权急速覆灭的过程中，蒋介石必定十分恼怒未在一九四七年采纳儿子的建议，建构一个中国版克格勃，只是当他面对治丝益棼的国共战局，再度审视蒋经国这项书面计划，悔之晚矣。
一九五0年三月，下野一年余的蒋介石在台北宣布复职。蒋介石复行视事之后，第一件重要的人事任命，就是要蒋经国担任总政战部主任，与总统府资料室主任。前者是在军队里面密布眼线，建构军中情报网，镇压混杂在军中的异己份子。而总统府资料室则是前述“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之变体机构，同样拥有情报机构太上皇的无上权限。
总统府资料室日后改组为“国家安全局”，蒋经国始终是实际的负责领导，无论“国家安全局”的局长是谁，蒋经国始终是幕后老板，直至他一九八八年去世为止。
固然蒋经国在大陆时期提出的“特种监察网组织计划”，它的组织属性类似苏联KGB之前身“国家政治保卫局”，来台初期的总统府数据室，属性尚未定型，然而，自从一九五0年代美国情报机构为了韩战，针对中共所作的情报侦搜工作，开始大量支助蒋经国领导的情报组织，此期间，从总统府资料室到“国家安全局”，在组织建制、训练方法、情报技术、情报设备方面，都大量吸收美国提供的经验与资源。
自“西方企业公司”到“海军通讯辅导中心”（NACC），蒋介石授权把所有的情报事务委诸于蒋经国，他成为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台湾当局的惟一对口负责人。但是，综观整个蒋经国时代的情报组织，尽管它们花用大笔得自美国的经费，接收大批被美国淘汰的“先进设备”，甚至为了因应与美国情报单位协调作业之便利，国民党当局的情报组织架构，内部作业模式，都完全放弃及推翻了“中统”与“军统”时期，洋溢着俄国作风的情报特色，而大量移植了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组织架构、内部作业模式。尽管如此，蒋经国脑子里思考的路径，却依旧未变其苏联模式。
坦言之，蒋经国时代的台湾情报组织，其形体是美国的，但灵魂深处的思维脉络却仍饶富俄国精神，直至蒋经国故世，台湾的情报组织自然也不存在此一俄国游魂矣。
总结而言，不论是江西“小苏联”梦想的雏形，或者台湾“小苏联”梦想的实现，这与蒋经国留学、落难苏联时之所见所闻，相去甚远，台湾受到美国之深远影响，尤甚于受苏联影响之部份，蒋经国时代的台湾，容或尚有苏联的形影，但并非全然是苏联的“复刻版”，自从蒋经国逝去，连这仅有的形影也化作一缕轻烟，消失无踪。
蒋经国毕生廉洁奉公、爱国爱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无怨无悔的革命热忱，都在在彰显着他身为一个托派共产党员的理想性格。在派性上，他固然与中共老辈革命家有所差异，但人们从他毕生事迹即可强烈感受到蒋经国与中共老革命之间，却存有更大的相似性。虽然他自二十七岁以后，为了尽忠尽孝，即绝口不提“共产党员”四字，不可讳言，在蒋经国的灵魂深处，他仍是一个具有浓厚共产主义理想的爱国主义者。
蒋经国行政江西雷厉风行：三年除掉烟赌毒
江西“赤化”新政 蒋经国的“新赣南”
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不仅仅如此，还要在三年内，将赣南建成一个“人人有工作，人人有饭吃，人人有衣穿，人人有屋住、人人有书读”的新社会。
此时的蒋经国，刚刚渡过30岁生日，正是人生精力最旺盛的时刻。而他所服务的党国，却是内忧外患，暮气沉沉。
蒋氏当日立志改造赣南的讲话，给台下听众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时任赣州城区区长的徐浩然在50多年以后，依旧“言犹在耳”。在徐浩然的眼中，蒋展示的这幅规模宏大的蓝图，意图绝不只是赣南，而要为整个国家，“建立一个革新政治的示范区”。不仅仅是徐浩然，就连美国的《科利尔》杂志也观察到了这一点，“小蒋建立的模式，将作为新中国未来的范例。”
但是他们都错了，这幅蓝图，既没能成为“示范区”，也并没有成为“范例”，而是在实行5年后，人走政息。但30多年后，这幅蓝图，不期然成为了海峡对岸那个海岛上的施政总演习。
“最艰巨的地方”
蒋经国是1939年6月，正式接任江西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的。下车伊始，他就开始遍访赣南各地。每天走
又岂止是桥梁、道路和茶亭。赣南，这个位于湘、粤、赣诸省交界之处，面积相当于台湾三分之二，等于美国马萨诸塞州全州，蕴藏丰富矿产的地区，此时整个社会，都处于民生凋敝，贪腐盛行之中。
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国共对峙的主战场，共产党撤退后留下的真空，随即被兵痞、回乡豪绅、烟土毒贩、土匪、流民、娼妓所填充，政府官员“贪、偷、拍、怕”，不少偏远地区的人民，“依旧过着人和兽斗争时期的生活”。
在上犹县，一个保长为了征兵，被人砍成两段。有人想去告状，结果不但被殴打，还被挖去双眼。南康县的横市泾盛产大米，丰泰米号的老板在1934年从政府手中领取过一张牙行执照，从事中介贸易，但却从卖米的农民那里坐地抽捐，5年多来，每日两担，从未间断。在大庾，蒋经国前去参观一家造纸厂，蒋问工人，从前的造纸方法是不是如此？工人回答他，“数百年前，已经是这样的。”不仅在农村，即便是在赣州城区，情况也绝无改善，外来客和地头蛇把持烟馆、妓院，征收花捐，玩弄妓女，包庇赌窟，聚赌为乐，而地方政府对此却毫无办法……
这就是蒋经国看到的赣南，而这又哪里只是赣南，这是政府贪腐、豪绅当道，赌毒横行，民不聊生的中国内陆地区的缩影。
“进步主张”
三年后，也就是1943年，当《科利尔》杂志的记者傅尔曼到赣南采访蒋经国时，问起当初为何会选择赣南。这位“小委员长”向傅尔曼吐露了心声——就在他刚刚从苏联回到国内，被蒋介石召见询问今后的志向时，蒋经国的回答是要“在最艰巨的条件下”，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进步主张”。所谓“进步主张”，也正是他在苏联所学，所见，所闻的内容。
蒋经国是在1925年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这座位于莫斯科阿罗罕街的学校，在国共合作时期，曾是双方争相就读的学府。不但云集了许多国民党政要的子女，如冯玉祥之女冯弗能，邵力子之子邵志刚，于右任之女于秀芝，李宗仁的内弟魏允成，同样也汇聚了后来影响中国20世纪历史的诸多共产党人物，如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廖承志、乌兰夫……
就是在这个“坐东朝西”，“平庸的方形建筑”里，国共双方的后备骨干们，受教于同样的老师，学习同样的课程，接受同样的思想，蒋经国也并不例外。在苏联，蒋经国先后加入共青团、成为预备党员。在苏联12年的时间里，他曾被下放到农场劳动，做过搬运工人，后来还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的副厂长。
也正是在这12年间，苏联先后实行了两个五年计划。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按照事先详细编撰好的规划，进行大规模生产建设。两个五年计划完成后，苏联一举从落后的农业国跃升为欧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工业国。
在苏联，“计划经济”、“干部决定一切”、“肃反”、“集体农业”、“政治宣传”、“组织动员”……一个个既陌生，又新鲜的名词，一个个既强力，又行之有效的方式，给青年蒋经国留下深刻印象，对他的影响可谓持之终身。
禁烟查赌
1978年，一名老者历尽劫波，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他是戴着“三青团分子、蒋经国嫡系、反动区长”的罪名，开始长达20年的牢狱生涯的。出狱之后，他断断续续的撰写一些文章，回忆自己青年时期在赣南与蒋经国共事的点滴事迹。这名老者就是赣州城区区长徐浩然。
“1940年，蒋经国一到赣州，第一炮就是除三害:查禁烟、赌、娼，并从禁烟开始。”也正是通过他的记述，蒋经国在赣南的作为，日渐清晰、生动起来。
赣州中山路有一家“仁记宝成行”，是广东一名军长出资开设的土膏行。一日，专员公署突然派人武装进入行里进行查封，共查获了十九箱云土，每箱一百斤，价值银洋20万元。为了避免老板派人求救，蒋经国在查封第二天就在专署礼堂召开各界代表联席大会，当场将没收的烟土焚毁。“蒋经国亲自点火，顿时，黄烟直冒，香闻十里。”
赣州城中有一个大赌场，在利民百货商场三楼。后台老板是一名叫做李振球的中将。在这个赌博俱乐部中，麻将、推牌九、押宝，样样齐全，规模巨大，“一夜之间输赢成千上万”。正是由于后台强硬，戒备森严，这个赌场在蒋经国来到赣南后，依然“放心大赌，通宵达旦”。
一日，一名赌输的赌徒意图赖账，被痛打一顿，于是投书专员公署，揭发赌局。第二天，蒋经国命令特别行动组于晚间12点集合，携抢闯入赌场，当场拘捕了正在聚赌的数十名赌徒，缴获赌资近两万银元。
当时蒋经国禁赌，下发规定，抓到赌徒罚跪公园三天。一次，查赌人员抓到了吉泰警备司令赖伟英的夫人。警察打电话给蒋经国，蒋片刻后回话，“管他什么
苏联留学时期的“阶级斗争”方式，似乎深刻影响了蒋经国，对于他眼中带有“浓厚封建力量”色彩的事物，蒋经国的办法是，“毫不留情持极严格的手段，用坚决的革命手段去打击他们。”
三年计划
如果说，“禁烟查赌”所代表的是一种革新政治的决心的话，那么以“三年计划”为代表经济、社会建设才是改造赣南的核心。
所谓“三年计划”，也就是在工业、农业、基础建设、教育等方面，各自设立具体目标，在三年内实行完成。这明显带有“苏联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印记。
为了顺利实施这个计划，蒋经国模仿苏联掌控宣传的方式，首先将赣南的《民国日报》改造为《新赣南报》，此外改建了诸如抗建通讯社、新赣南出版社，新赣南书店、《江西青年月刊》等宣传文化机构。这批宣传机器，一声令下，就全力开动为“新赣南”造势。
在浩大的宣传攻势下，“新赣南”建设的大幕徐徐拉开。首先开工建设的是中国儿童新村。儿童新村位于赣州近郊虎岗，依山临江，方圆十里。新村以正气小学为主体，还包括一个幼儿园。创办初期，有1200多名学生，“其中很多是无家可归的难童”。毗邻儿童新村，同时创办的还有正气中学，仅用一年时间，学校就建立起礼堂、教室、宿舍、图书室、操场等主要设施，并开始招生。
如果说儿童新村和正气中学的建立，是为了“人人有书读”的话，那么“交易公店”的设立，则为了达到“人人有饭吃”的目标。1940年夏秋之季，赣南大米暴涨，涨幅超过50%，城区甚至超过了100%，粮商大户借机囤积居奇，抬高物价。
蒋经国则决定设立“交易公店”，对粮食实行“公卖”，也就是由政府掌握一定的粮食资源，以平价销售给经过审核的住户。后来，“交易公店”销售的商品不仅仅限于粮食，而是扩充到所有的日用百货，以及土特产品，销售的网点也扩展到下辖各县的大市镇。
这个“公店”本不以盈利为目的，实行统购统销。但因为“公店”资金充裕，运输方便，货物价格公道，品种齐全，竟成为建设新赣南的“财神庙”。“交易公店”的设置，使得赣南地区，在物价飞涨的抗战时期，尤为特别。
在实施了教育和商业计划之后。紧接着，另一项对普通民众有着极强吸引力的措施出台了，那就是“扶植自耕农计划”。
1940年秋，上犹县广田乡突然来了10多名公署人员。他们下乡之后，就忙着登记户口，丈量土地。周边农户先是惊讶，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最后明白，这些人原来都是“蒋专员”派来做“扶植自耕农示范区”的。
广田乡辖区内的这个“示范区”范围有3个保，23个甲，大约230户，1150人。工作组先是将土地按照优劣评为九级，然后由多方组成的地价评定委员会评定合理地价。示范区内，原有佃农租种的土地，不论面积，一律归佃户所有，佃农只需签订一张按照地价评定的借据，交给信用社，信用社则用贷款付给原有地主。由于价格比较低廉，此政策立刻获得佃农支持，有些佃农本应三年归还的地价金，一年左右就全部还清。郭世铿曾在“新赣南”时期担任过广田乡经济干事，家中有6口人，“乘领了8亩土地”，第二年就获得了丰收，“除了自己食用，还有一些剩余，可挑到街上去卖，这在以前是少有的。”
在赣南，蒋经国一共设立了6个扶植自耕农示范区，在示范区内，大部分做到了“耕者有其田”。此外，蒋经国还在农村推行取消苛捐杂税的政策。安远县有个地主，外号“丁老虎”，私人拥有100人的武装，控制了全村。蒋经国听到投诉，立刻派人没收了“丁老虎”的武装，并将他送到“新人学校”进行教育受训。
“红色”赣南
1943年，《大公报》著名记者徐盈来到赣南，他到了四华山矿区采访，“从前有十八个班子的妓女、大烟和赌博，吸尽了矿工们的血汗，时疫病苗摧残了矿工们的生命，新赣南矿工福利委员会是针对着这些事实而设立的……高利贷制度己给合理的贷款制度打倒了。俱乐部、图书馆成为矿工们工余的乐园，以前专医花柳病的医院，现已成为相当规模的诊所，这些成绩，当然还要感谢当局的努力，四华山的变，不过是新赣南的一小片段而已。”
通过中国最好报纸的最好记者，“新赣南”的一角就这样引发全国的瞩目。不但政府要员、社会名流纷至沓来，就连国外的媒体也关注到了这一切。《纽约时报》记者爱特金森在参观过赣南后，对蒋经国的作为大加赞赏，“中国方面的有识之士，都一厢情愿的高谈中国的现代化，却只有赣南在真正的推行。”
在外界，“三年计划”让蒋经国留下了中国最具实干精神的政治家的印象。而在赣南本地，蒋经国推行的“星期四接待日”，拉近了与民众的距离。当地一家农户的独子被征兵，蒋经国派人追寻上千里，将人带回，从而赢得了“蒋青天”的声誉。
正是在“三年计划”的巨大效应之下，蒋经国在1943年，又信心百倍的提出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按照这个计划，赣南将在此期间重点推行城市建设和发展重工业。他在一次会议上不无憧憬地提到，“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连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赣南的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一路看去，看到了几处炼钢厂和飞机制造厂……那时候，已经成为电气化的世界。”
这样的蓝图，让蒋经国通过建设赣南而改变江西，通过改变江西而影响全国的目标越来越近。但也就是此时，各种各样的不满、猜忌、怀疑之音也纷纷涌现。
一次，蒋经国和上犹县长王继春出去视察，无意中听到几个挑夫坐在一起议论，“倘使蒋经国走了，我们就太平无事了……装电话，修马路，造学校，这都是洋人干的事情，我们老表自有老表的事情做。”蒋经国追问说，“你们不要蒋经国在这里，那么又要谁这这里。”此时却无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了。
如果说，底层民众的抱怨多是出于不理解，很容易消除的话，那么反对革新的党内保守派别对蒋经国的打击才是致命的。蒋经国要求干部必须接触民众的作风，被描述成共产党“走群众路线”，交易公店被是认为“管制经济”，“三年计划”则是纯粹的“苏联模式”，而整个建设新赣南的努力，则是完完整整的“赤化”。“蒋经国就是地道的共产党。”外界的舆论风潮越来越公开地指责他。
偃旗息鼓
指责蒋经国是共产党，显然是言过其实。但在国民党内部，蒋经国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与周边环境格格不入。
作为国民党的最高领袖，在全国党代表的面前公开指责整个“党组织松懈纪律废弛，以至党的精神衰颓散漫，党的基础异常空虚”，不仅如此，各级党部“工作都流于形式化，机关都衙门化”，而党员们则是“意态消沉，生活松懈兴趣淡漠，工作懒散，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样耽安逸，讲享受，甚而至于争权利，闹私见”。这个刚刚改组19年，获得政权10年的政党已经到了岌岌可危的程度。
蒋经国面对的，显然不是个别的舆论风暴，而是这样一个陷入泥淖的政党。自他归国之时，就一心想凭借自己个人的不懈努力来改变这些。他尽力使自己的生活保持在非常朴素的状态，以摆脱普通民众对国民党要员的一般印象。他创办各种干部培训班，以训练符合自己要求的组织者。他近乎苛刻的让自己和下属都保持经济上的廉洁。他努力想通过工业、农业的建设成绩，来为自己改造赣南，改造整个环境来换取时间。
但这些努力，依然没有能够逃脱环境对他的束缚。1943年12月，也就是新的“五年计划”刚开始实施，重庆政府新的任命书到达了赣南，蒋经国“升任”江西省政府委员。尽管仍然兼任第四区行政督查专员，但这一任命显然是为了调离而做的准备。
果然，随后不久，蒋经国就出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长期住在重庆。赣南的任职，成为了真正的兼职。1945年2月，日军攻占赣州，在进城前一刻，蒋经国乘机离开赣南，6月正式卸任。“新赣南”建设数年间所积累的成就，随之付诸东流。
“翻版”赣南
在日记中，蒋经国没有说新制度和旧制度到底是什么。30多年后，伊利诺大学教授
事实上，从1928年国民党初建政权开始，党内的改革势力就一直试图努力修复这个政党的制度和政策漏洞。但是一元独裁的领导模式、没有民意基础的政府、军队强权的构架，压制了所有改革的努力。
23年后，也就是1972年，蒋经国出任台湾“行政院长”。在随后举行的首次院会上，蒋经国用“今天愿意用平凡、平淡、平实三句话奉告各位先生，并共同勉力。”的话作为开场白。由于蒋介石的健康原因，蒋经国实际上已经成为台湾的“一把手”，再也没有赣南施政时期的左右掣肘之感。
此时的蒋经国，历经了“赣南新政”的流产，“上海打虎”的失败，初到台湾的困窘，已经在政坛上沉浮了30多年，早已不是当年刚刚归国时，希望凭借一己之力改变整个国家的热血青年，而是历经磨砺，处事沉稳的政治人物。
但这一番开场白，还是能让人回想起赣南时期的蓬勃岁月。不仅仅是开场白，在紧接下来的施政措施中，蒋经国惩治公务员贪腐，指示加速农村建设，减轻农民负担，推行以交通运输为主干的“十大建设”，都让联想起“赣南新政”。而此前，国民党已经在台湾按照“赣南模式”推行了土地改革。
1988年，蒋经国去世，去世前，他开放了“党禁”和“报禁”，而这是他在“赣南新政”中所没有的内容。
蒋经国强力推动“十大建设” 认为是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
最近十年在台湾任何一个有关“谁对台湾贡献最大”的民意调查里，蒋经国始终稳居首位。1960年代，台湾经济稳定累积成长，在有力的政治与社会条件中，技术官僚得以发挥最大的才干，加上国际资本和技术几次转移，台湾成为有效率的接纳者。
到了1960年代末期，赤贫人口大幅降低，许多台湾大学生毕业后就往美国跑，人民的生活已达小康的水平，唱歌、跳舞、打保龄球的娱乐活动如雨后春笋。如果说美国人努力影响蒋经国的看法，他们显然没有白费功夫，蒋经国几次访问美国，眼见美国生产力的强大，印象十分深刻。美国式的管理不是从上而下的教育和指令，而是法治文化中的契约精神，在这种遵守公共约定的自觉中，人人追求创新，力争上游。这种现象对于一向习惯于苏联式思辨的蒋经国而言，确实耳目一新。此外，最具说服力的仍然是发展的事实本身，在美国受教育的知识菁英开始发挥影响力，他们根据所学结合台湾的情形所制定的发展方案，确实行之有效，使得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社会财富累积迅速。这样的成果使得任何人都不得不重视美式管理背后的思维逻辑，一开始是经济的，接着便是政治的。
1969年，60岁的蒋经国接任"行政院"副院长，开始接手管理整个政府。在这之前，他已拥有完整的党政军资历，当过"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国军退休人员辅导会"主任、"行政院"政务委员、"国防部"副部长，蒋经国担任"行政院"副院长时，台湾"外交"刚好进入最困难的时期。国际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外交力量加强，另一方面中国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使得中美战略联盟的空间扩大。
1972年蒋经国接任台湾"行政院长"那一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双方签署《上海公报》，接着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台湾"外交"上受到严重的打击，面临了空前的考验。这年蒋介石身心交瘁，昏迷不醒，由蒋经国独撑大局，1973年，在台湾社会处于强烈的外交挫折感之际，他宣布提出一项大规模的经济发展计划"十大建设"，预计在五年之内迅速完成"南北高速公司"、"中正国际机场"、"铁路电气化"、"北回铁路工程"、"苏澳港工程"、"台中港工程"、"大钢铁厂"、"大造船厂"等能源、交通和重工业制造等基础建设，以快速地将台湾推入高度开发的社会。事实上，由1950年到1970年大约二十年间，台湾已完成由农业生产到轻工业生产的初期累积，1971年台湾对外贸易首次出现顺差，这或者也是现代史的首次，接下来势必要进入重工业的发展阶段；虽然如此，蒋经国的"十大建设"因规模过大，向外贷款过巨，仍遭到经济专家的质疑，认为这项计划将拖垮财政，不过他却以"今天不做，明天就会后悔"力排众议。事实上，他的考虑是多方面的。简易地说，当外在局势难为时，蒋经国将资源大量投入内部的建设上，使得人民建立信心并从中确认自我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