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梓电影在线观看:萧红和《呼兰河传》

　　萧红，中国现代著名女作家。1911年6月2日生于黑龙江呼兰县，1942年1月22日病殁香港。原名张迺莹，笔名萧红、悄吟等。幼年丧母，父亲性格暴戾，她只有从年迈的祖父那里享受到些许人间温暖，寂寞的童年形成了萧红性格中孤独、敏感、矜持而又倔强的一面。 

1927年到哈尔滨读中学，接触了五四以来的进步思想和中外文学，对绘画和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由于对封建家庭和包办婚姻不满，1930年秋离家出走，几经颠沛流离。1932年秋与萧军同居，结识了一些进步文化人，1933年开始文学创作，同年10月与萧军自费出版了第一本作品合集《跋涉》。萧红的早期创作多取材于城市失业者或贫苦农民生活，被认为带有鲜明的现实主义的进步倾向。1934年春“两萧”取道大连流亡至青岛，萧红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中篇小说《生死场》。同年11月“两萧”到达上海。在鲁迅的支持和帮助下，1935年12月《生死场》被列为“奴隶丛书”之三出版，鲁迅为之作序，称赞其所描写的：”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它以沦陷前后的东北农 村为背景，真实地反映了农民尤其是农村底层妇女的艰难生存状况，描述了他们的觉醒与抗争。《生死场》使萧红在30年代文坛上崭露头角。这一时期萧红还写作 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与散文，并结集出版了《商市街》、《桥》等作品集。 

1936年7月，为摆脱精神上的苦闷，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同年年末返回上海。抗战爆发后即辗转汉口、临汾、西安、重庆等地。1938年8月与萧军离异，与端木蕻良结合。此年被视为萧红创作前后两期的分界。1940年春与端木同抵香港。此时的中篇小说《马伯乐》以犀利的笔锋表现了幽默和讽刺才能；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则被茅盾称为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 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同时，它又表达了对国民团体盲目、愚昧、麻木、残忍等等劣根性的忧愤和悲悯，被越来越多的后人认为是继鲁迅之后对国民心态的开掘和批判的力作。这一时期萧红的创作在艺术上日趋成熟和辉煌，然而她的病体却日渐不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战火纷飞中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年仅31岁。 

　 　在短短的8年创作生涯中，萧红留下了60万字的文学财富，她的作品乡土气息浓烈，叙事风格细腻深刻、委婉动人，尤其是在小说文体上作出了很大的创新。海 内外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萧红以自己的女性之躯跋涉过漫长的道路，以女性的目光一次次透视历史，终于站到了与鲁迅同一的高度，达到了同一种对历史、文明以及国民灵魂的了悟。 

书评一 

如此寂寞，如此苍凉 

2007-11-23 06:29:28       　　来自: mado1983      (为了旅游要努力存钱)         

呼兰河传的评论                 

　　萧红的书，这是我第一次看，竟觉得再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及得上她。那些字句，最平常不过，却在心里一点一点蚀出一个大坑，空空落落的直想落泪。  

常道人生是苦乐参半，有时乐观一点，就把吃苦当吃补，斩钉截铁对自己说只要努力奋斗，总会有柳暗花明的一天。憋着挺着，不敢松懈，不敢退缩，脸上带笑，心也要拿钢筋水泥加固过，就怕一旦动摇再难鼓起勇气。这人生啊，说不艰辛是骗人的。若碰上某个深夜心思彷徨的时候，看到凄婉的文字，不自觉就会放缓了呼吸，放松了情绪，任寂寞席卷而来。想着罢了罢了，今夜就放肆一回吧。  

　　“请神的人家为了治病，可不知那家的病人好了没有？却使邻居街坊感慨兴叹，终夜而不能已的也常常有。  

　　满天星光，满屋月亮，人生何如，为什么这么悲凉。”  

　　 “若赶上一个下雨的夜，就特别凄凉，寡妇可以落泪，鳏夫就要起来彷徨。  

　　那鼓声就好像故意招惹那般不幸的人，打得有急有慢，好像一个迷路的人在夜里诉说着他的迷惘，又好像不幸的老人在回想着他幸福的短短的幼年。又好像慈爱的母亲送着她的儿子远行。又好像是生离死别，万分地难舍。  

　　人生为了什么，才有这样凄凉的夜。”  

　　 “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  

《呼兰河传》更像一部自传，萧红回忆着出生小城的每条街每间商店，自家的每间屋子每个摆设，当然还有那些人那些事，好的坏的，不好的不坏的，好的不见得怎样优美，坏的也不会有多可恶，总是命当如此，哭也由不得人，笑也由不得人。东大街的泥坑，陷了多少次马，也没有人说要去填；漏粉人家的草房歪得一塌糊涂，也没见人说要去修；七月十五呼兰河上的水灯慢慢向下游漂，漂着漂着就灭了一盏；邻家人的歌声，像一朵红花开在墙头上，越是鲜明，就越觉得荒凉。竟是生也由不得人，死也由不得人。  

　　萧红的文字，总是无止尽地沉落下坠，看着让人又喜欢又心疼。这样的女子纤细敏感偏偏缺少足够的爱，她童年时，母亲父亲都不喜她，唯一亲厚的爷爷没有多久也去世了，当诺大的世界只剩下她一人，她却还有一生的路要走，而这一生，荆棘满路，无人相伴，究竟要怎么走。  

满篇满纸，都是回忆，满眼满心，都是萧索。这书不该看的，看了要有心魔。佛家说，你若望向深渊，深渊也会回望你，我只怕，萧红她已在深渊。芸芸众生，各有自己的无奈挣扎，保不准什么时候一个念头就放任自己坠落，跌进无边黑暗里，永远永远都不想醒来。而我绝对不能这样，我连那个崖边都不可以靠近。一切脆弱，就只在今夜。  

　　 但，蚀出的大坑，可以填上；松动的围墙，可以修补；悲凉的人生，却有什么方法补救？　 

书评二 

墙头上的一朵红花 

2009-12-05 17:32:59       　　来自: 糖罐子      (平起平坐，谈情说爱，无所顾忌)         

呼兰河传(纪念珍藏版)的评论                 

　　（一）  

冬天读萧红是什么感觉？冷。图书馆的空调不知何故总也升不上温度，读到《商市街》的时候因为温度和情绪的双重低落我开始浑身发颤，而那时还是文艺女青年叫做悄吟的萧红正蜷缩在商市街上某间冰冷的屋子里等待着被她唤作“郎华”的萧军。读《商市街》是很痛苦的体验，一个年轻的充满才情的女子，字里行间却全是她和爱人又怎么饿了，怎么穷了，怎么又没有木炭了，怎么又问人去借钱了，才华和爱情还有青春都不能完全稀释掉贫穷和生计带给他们的困顿。  

　　也许是因为一生的飘零，总觉得萧红的人也有股子说不出的清冷，这种清冷不是她对外物的疏离和冷漠，而是外物对她的不够温柔，“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所以一旦在搜集到的为数不多的照片里看到萧红的微笑，就觉得怜惜，觉得那是灰暗中的一缕红，鲜艳又孤独的那么明显。而对于这样敏感忧郁的女子是一定要有位有心人为她拍照的，因为她的欢乐那么稀薄那么容易稍纵即逝，一定要在恰当的时候为她留住那欢乐的一刻封存起来，日后孤寂时才好聊以安慰：毕竟，也不是没欢乐过的。  

　　（二）  

我觉得萧红最好的文字都是有与回忆有染的，回忆里的童年生活，回忆里的鲁迅先生，共同组成了她生活和文字最安适美好的一段时光。而她这些事关回忆的文字也是唤起读者回忆的文字，是能激起人乡愁的文字，因为在这些文字里事先已经寄托了她那些再也回不去的过去，那些无处安放的乡愁。  

读《生死场》和《呼兰河传》时，眼泪没有任何预兆的就流下来了，萧红朴实贴切的文字和文字里冬天的气息让我想起小时候在农村姥姥家的那段日子。北方冬天里干燥的土路、地上散落的谁家的用来烧饭的柴草、灰色空旷的天空里红的耀眼的夕阳、嘴里哈出的白气、皴裂的皮肤、干燥的嘴唇、空气里总弥漫的那股子烧着了东西的味道，还有傍晚时分家家户户升起的炊烟，不知道为什么这烟让人特别的有归属感，就像萧红说的：为了这烟，不觉得寂寞。  

　　（三）  

《生死场》和《呼兰河传》的写作方式甚至写作的情绪都会让我想到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小小的地方里住着一群活的不怎么快乐但还是坚持活着的人，这个小城和这些人遗世独立似的过着自己的生活，却能让作为读者的旁观者窥见一缕自己的影子。与大城市里的小人物不一样，小城里的人如果说自己孤独是会被人嘲笑的，好像土的贫穷的连孤独的权利都没有了，为着这份表达孤独权利的丧失，小城的孤独也许更加沉重，因为空间太过狭小，无法释放那么多的孤独。  

小城里的各色人物很符合罗素那个“沙漠中的雨”的比喻：沙漠中的雨下了很快就被蒸发了，就好像从来没下过雨一样，有些人来到这世界上也仿佛这般自生自灭的，就好像从没活过一样。比如《小城三月》里翠姨的那段长在心里也死在心里的爱情，若不是萧红的笔触，谁会知道世上竟有这样一段隐秘的爱。对于这些各色人物的生死萧红的语气也是淡淡的，“死了也就死了，活着也就活着，顺着自然的顺序，没有什么大不了的，”然而语气的淡刚好反衬感情的重，这些人的生命是轻的，这种生存状态给人的触发却是重的。  

　　（四）  

以后谁再问我怎么才能尊重农民，我会跟他说应该去读萧红，因为读了萧红你会明白，农民不是那个你以为的戴着白羊肚手巾穿着厚棉袄脸上全是深浅不等的皱纹说话带有浓重鼻音的教科书形象，萧红笔下的农民不是最正面的，也不是最麻木不仁的，但却是最像“人”的：是会爱、会恨、会思考、会迷茫的、具有独立人格的活生生的人，将对方视为独立个体是我能想到的最大程度的尊重。  

尽管萧红一再说“在农村，一根黄瓜一头猪的命都比人的命重要”，“只有物质可以满足他们，人们不需要灵魂”，但她心里却有着无限的悲悯，因为那些人，那些终日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绝非没有任何精神追求，只是为着物质的过度的贫乏，他们甚至不敢流露出内心对精神的期盼，他们嘴里说着的永远是今年的播种来年的收成，但其实字字句句里都包含着某种无法言说的无奈、悲苦、爱怜，他们接近大地，对着天空诉说心事，他们比对着霓虹灯伤怀的都市人更真实更像个诗人。  

阅读萧红也让我更加明白北方那片土地，如果说南方多雨湿润气候下的情绪可以用幽怨来形容的话，北方那苍茫大地上冬日里凛冽的气息则要用悲凉来形容。小时候喜欢曲折的含蓄的雅致的精雕细琢的东西，虽然身在北方但难免觉得北方有时是粗糙的，对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张爱玲笔下的上海、朱自清笔下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充满种种幻想，然而萧红让我感觉到北方小城独有的韵味，跳大神、鬼节、野台子戏、拜娘娘庙，全都被她写出了人们寄托在其中的种种情思和寓意，而不再单单是一个文化符号。  

　　（五）  

　　萧红的革命性与其说是信仰某种理论，不如说是始于天生的叛逆，始于她对一切不公、丑陋本能的反感以及对一切美好本能的追逐，她的革命也首先是一场个人革命，一如《生死场》里那些决定革命的农民，在没有弄清楚自己是属于哪个阶层的时候，他们已经本能开始的抗争了。  

萧红人和文给我的另一个启示是，即使是在革命和战争的大背景下，人也不是只有这两个生活主题的，而是仍然有着很多关于生存关于爱的迷惑和思考，就算是再战火纷飞的土地也同样有生命力极强的罂粟花盛开，人性就是这簇罂粟花，是枪炮也打不死的，中国人民苦难的生存状态也不单是由战争导致的，而是有着更让人深究的原因，是几千年的历史积淀。  

　　（六）  

看到有介绍萧红生平的文章，说是从武汉撤退时只有一张船票，萧红让端木蕻良先走，然后端木蕻良就真的走了，怀孕的萧红一路从码头走回去，摔倒在路上不能动，直到有人把她扶起来。这样的萧红懂事的让人难过，如果她纠缠一些呢，如果她自私一些呢？可是她不会，否则她就不是萧红了，她对人的依赖要以自己不成为别人的负累为前提，然而在这两者之间如何才能平衡呢？于是在彷徨中就又留下了独自一人的萧红。  

　　萧军说：她单纯，淳厚，倔强有才能，我爱她，但她不是妻子，尤其不是我的。萧这句话似乎是种预言，预言着萧红在性格和时代的双重夹击下一生注定的漂泊，注定着她一生没有能成为谁的妻子的命运，注定着所谓的岁月的静好于她只是一种传说。  

　　以前读余杰的时候，他说凭直觉他觉得鲁迅是喜欢萧红的，其实想来喜欢不喜欢又有什么重要呢？萧红缺少的并不是爱，而是一种安稳的爱，而这份安稳前前后后的几个男人都没有能给她，即使鲁迅对她存有一份爱怜，那也只能停留在爱怜上了，这份爱怜也没有能让她停止漂泊。  

　　（七）  

　　《呼兰河传》里写到过一个粉坊，粉坊里的人住着摇摇欲坠的房子，漏着粉条，总吃着不干净的粉条也不会生病，还总唱着歌，萧红说，那唱不是从工作所得到的愉快，好像含着眼泪在笑似的，萧红还说：那粉房里的歌声，就像一朵红花开在了墙头上。越鲜明，就越觉得荒凉。  

　　总觉得，这话写给她自己的。  

　　几句相干的和不相干的：  

　　买了林贤治先生的《漂泊者萧红》，快递在途中  

　　枣报的《情深不寿，慧极必伤》写萧红写的极好，大爱，不过好像阅读链接找不到了  

　　看萧红写到跳大神，结果最近听二手玫瑰，梁龙也唱了跳大神，把我笑得，东北人真有文化，前有萧红，后有梁龙。  

　　每天改论文烦了就写写读书笔记，写了好几天总算先告一段落  

书评三 

她们曾仰望同一片星空:冰心、丁玲、萧红人生交往纪事 

2007-10-17 14:21:19       　　来自: leo              

呼兰河传的评论                 

　　                 1、鲁迅的预言   

      1936年5月，埃德加·斯诺在去延安前最后一次拜访了鲁迅。当时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正在为斯诺编选的小说集《活的中国》撰写题为《现代中国文学运动》的长篇论文，受其委托，斯诺向鲁迅询问了23个大问题。其中第三个问题是：包括诗人和戏剧作家在内，最优秀的左翼作家有哪些？鲁迅在提到茅盾、丁玲、田军等人后接着说，“田军的妻子萧红，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有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而且她接替丁玲的时间，要比丁玲接替冰心的时间早得多”。这大概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有人将冰心、丁玲、萧红作为三代女作家的领军人物并提。是年，冰心36岁，自1919年9月发表第一篇小说开始，已经踏入文坛18年；丁玲32岁，1927年12月以《梦珂》登上文坛以来，从文也近10年；而萧红这时刚刚25岁，初涉文坛不过3年，她的受重视，实在是鲁迅独具慧眼。 

　　      三位女作家生活于动荡飘摇的时代——即便是共和国时期也并不安定，客观原因严重妨碍了她们之间应有的正常交流，于是，仅有的几次往来就变的弥足珍贵，特别值得我们回味。  

　　2、冰心高年悼丁玲  

        1919年9月，身为“协和女大”学生会文书和北京女学界联合会宣传股成员的谢婉莹，在《晨报》上发表过两篇职务内应做的宣传的文字后，第一次将自己的小说稿《两个家庭》很羞怯地交给了在《晨报》任编辑的表兄刘放园，并选了“冰心”做笔名。小说很快就印了出来，只是名字后却多了“女士”两个字——在那个年代里，这两个字无疑是个很大的卖点，编辑先生也显得颇具包装意识。冰心为此打电话到报社询问，但木已成舟，她也就默认了这个事实。于是随后几篇小说的署名都成了“冰心女士”，以至于当时的批评家在论及冰心时很少有单称冰心而不呼其为女士的。  

冰心对女士称谓的默认，以及后来为《真善美》杂志“女作家号”应约写稿，一方面表明了她随和的天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与丁玲相比，冰心的确算不得一个女权主义者。丁玲似乎很讨厌别人称她为“女”作家——1929年1月《真善美》杂志为“女作家号”登门求稿时，她则大叫着“我卖的是文字，不是‘女’字”，把编辑拒之门外。  

      自发表第一篇小说以后的两三年里，冰心自叙她“写滑了手”，《晨报》副刊上几乎每月甚至每周都有她的小说、诗歌发表，以后则扩至大牌杂志《小说月报》，冰心一跃成为当时文坛最多产、最副盛名的女作家。正当冰心的写作事业蒸蒸日上之时，丁玲还是一个风风火火从县里跑到省里、又从省里跑到大上海的一个叫蒋冰之的女学生。1923年，丁玲与好友王剑虹在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一再鼓励下进入上海大学就读，这是丁玲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大事，因为在这所国共两党精英联办的学校里，她不仅开阔了眼界，接触了大批日后名震一时的政治名流，更重要的是她通过好友王剑虹与瞿秋白的感情纠葛体验到了情感的冲击，一颗桀骜的心从此变的敏感细腻，好友的悲剧人生为她准备了第一份创作素材。1924年暑假王剑虹病逝，丁玲怀着失去挚友的痛苦来到北京，住在辟才胡同一处公寓里，随便补习一点功课，跟随一位画家胡乱涂着瓶瓶罐罐，学业上虽然毫无着落，却意外地收获了胡也频的爱情，并由此结识了沈从文。  

      1926年7月，冰心结束了在美的四年留学生活，9月回到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应该就在冰心回国后不久，丁玲跟着胡也频、沈从文，在冰心的弟弟谢冰季的带领下，第一次拜会了冰心。那时胡也频在编《京报》附刊《民众文艺周刊》，虽然发过一些诗文，但并不知名，丁玲自己则根本没有涉足文坛，所以她在回忆录里不无感触地把这次相见说成“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并猜想冰心“或者只把我当成一个‘小读者’，看成是她小弟弟的朋友而已”。 

冰心本人似乎对这次见面印象也不深，她在《悼丁玲》一文中的记述是“1928年夏天，她和胡也频、沈从文到我上海家里来看我”。尽管1927年随着父亲的调任上海，冰心的家也就迁居到了上海，任教北京的冰心有可能趁着暑假来上海小住。而1928年夏天，丁玲、胡也频和沈从文也在上海，有可能再次相约去看望冰心。但是，当时胡也频三人先是编辑《中央日报》副刊《红与黑》，后来则一起开“红黑出版处”、编《红黑》月刊，写稿、编稿、校稿，忙的不亦乐乎，此时的丁玲和沈从文又都已在文坛崭露头角，无论从时间上还是驱动力上来说都不大可能再去拜访当时颇为沉寂而又偶尔来沪的冰心了，何况丁玲明确指出在1936年再次见到冰心以前只有1926年一次拜会，因此冰心的1928大抵是1926年的误记。  

     1931年9月，已经是名作家的丁玲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由于以前左联刊物色彩较为明显，被当局一一查禁，冯雪峰指示，《北斗》表面上要灰色一些。这样，丁玲就广泛联系了林徽音、徐志摩、凌叔华、陈衡哲等中间作家，其中也有冰心。冰心分别在《北斗》第一、二期上发表了诗歌《我劝你》和《惊爱如同一车风》。可惜这两期出后，《北斗》本色难改，冰心等人的名字也就从刊物上消失了。冰心、丁玲的这次交往虽短，却给双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冰心记住的是两个人通信时上下款都只用一个“冰”字，因为丁玲原名蒋冰之。而丁玲大概对第一次相见时的自卑一直耿耿于怀，因此对冰心的这次慷慨赐稿心存感激，增加了对冰心的好感。  

转眼到了1936年，丁玲自1933年意外被绑架后已届三载，国民党当局渐渐放松了对她的管束，丁玲于是在长期考虑后，决定到北京通过红色教授李达寻找党组织。李达曾是1922年丁玲初到上海入读平民女校时的老师，就读期间，丁玲与李达及其夫人王会悟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31年胡也频被捕后，李达夫妇曾接丁玲到他们家里避居，1933年丁玲本人被绑架后，他们也曾积极营救。因此丁玲一度视李达夫妇为“唯一亲近的熟人”。  

      1936年5月，丁玲来到北京李达家，李达夫妇热情依旧，只是只字不提丁玲要找的党，而且李达还诚恳地劝她以后不要再搞政治，就埋头写文章。四、五天后的一天，李达忽然提醒丁玲去看望女作家冰心。照李达的本意，大约这可以淡化丁玲的政治色彩，给人以丁玲不问政治的印象。虽然这样的结果并非丁玲所愿，会见冰心也根本不在她的计划中，但她还是来到了燕京大学冰心的教授小楼。想来柔弱文静的冰心自有一股高贵的气质在，因为高傲如丁玲者在她面前每每感到“矮一点”，上次会见是“一个年轻小作家的妻子去看望一位名作家”，这次则成了“一个笨拙的处境不顺的小作家去高攀一个老作家”。见到冰心，丁玲感觉 “即使平时有傲气这时也拿不出来”，与冰心的“很会照顾人，说话文气、得体”相比，丁玲总觉得自己“别扭和手足无措，浑身不得劲”。  

       其实她们的这次会面还是很随意的，因为丁玲突然到来时，冰心正在给儿子洗澡，丁玲还因此慨叹说，自己就不常有这种与孩子同在的机会——为了方便寻找党组织，方便出逃，4月份，丁玲就安排母亲带着她的两个孩子回湖南了。正是给孩子洗澡这个颇为家居性的场面使得冰心在时隔六十年后仍能记得这次会见，只是冰心把时间记成了1931或32年，而31或32年，丁玲正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是没有机会前往北京去看她的。  

      尽管对丁玲来说，此次拜访冰心由于缺少思想准备而显得心不在焉，但它无疑仍大大增进了两位女作家的相互了解和熟悉程度。两三个月后已是夏末，当冰心随同丈夫吴文藻前往欧美游历路过南京时，又专程回访了丁玲。当时丁玲在经过了北京、上海的寻党经历后，正静等消息。由于此前在上海见到了冯雪峰，而且冯答应了送她去陕北的要求，想来8月的丁玲心情是好多了。因此在冰心来访的当晚，她就邀请冰心夫妇一起到玄武湖上泛舟聊天。同船的还有《大公报》编辑萧乾、同住在苜蓿园的姚蓬子、翻译家高植、赛珍珠当时的丈夫勃克等十三人。萧乾回忆说，十三不是个吉利的数字，果然船到湖心，一位翻译法国文学的女士正唱着法国歌曲时忽然坠水，还是勃克给救了上来。  

      这次会见是两位女作家民国年间的最后一次交往。是年9月，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丁玲逃离南京先到上海，然后又在聂绀弩护送下到达西安，然后转往陕北，开始了她人生的新篇章。而冰心，先是出国游历一年，回国后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只能辗转昆明、重庆等地，抗战胜利后又去了日本。除了冰心在一次参政会上曾向身边的董必武询问过丁玲外，炮火和动乱割断了她们的往来。  

       建国以后，丁玲担任了共和国文艺界的主要领导，而冰心也于1951年秋回国。1953年9月，冰心和丁玲双双出席了第二次文代会，相信这时候的丁玲再见到冰心时已不会再有昔日那种过于敏感的自尊了，因为冰心的加入中国作协还是由她这个作协副主席和老舍介绍的。然而动荡的岁月并没有结束，共和国在短暂的平静后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批判浪潮。1955年12月，中共中央批发了中国作协党组关于“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的报告，丁玲遭到批判，1957年的反右运动则又把她划到了“丁玲、冯雪峰反党集团”里。这时冰心见到的丁玲就不再是坐在主席台上慷慨陈辞的领导，而是批判会上坐在主席座位右边的小桌后，低着头记笔记的“反党分子”了。然后一晃又二十年。  

       1958年，丁玲被开除党籍，撤消一切职务，取消原级别，拿着一纸介绍信去了北大荒。而冰心也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曾以70余岁的高龄下放到五七干校。二十年的共和国岁月，两位女作家经历的坎坷丝毫不亚于建国前，所引起的感慨恐怕只会比以前更多，因此当1979年去作协开会的车上，她们意外相遇后，自然少不了一番长谈。两位老人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85年6月，那次是丁玲带着新出的《丁玲选集》和她主编的《中国》看望冰心，她留给冰心最后的印象依然是“那样地健谈”。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当天下午，冰心还打来电话询问丁玲病情，不料听到的却是丁玲已逝的消息。三天后，86岁的冰心在写给丁玲的悼念文字中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死而无知，也摆脱了躯壳上的痛苦。”噫，诚哉斯言，这样的达观之语，怕只能出自这位生性恬淡而又经历坎坷的世纪老人之手了。丁玲地下有知，当会心而笑。  

　　3、丁玲风雨忆萧红  

       三位女作家中萧红最小，却也最红颜薄命，1942年1月22日，正当太平洋战争激战正酣，香港风雨飘摇之际，年仅31岁的一代才女萧红孤独地死在香港。死前一天，由于吼管手术不能说话，乃在纸上留言曰：“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又写“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萧红悲凉坎坷的一生，去世时险恶的环境，以及她过于痛苦的死因，无不让人在读到她这最后的绝笔时感慨万千。  

       朋友眼里的萧红，总是苍白着脸，一副贫血的样子，而尤为让许广平吃惊的则是年轻的萧红那满头花白的头发。萧红一生的确较常人更为辛酸，然而要说是“尽遭白眼冷遇”，用梅志的话说“那是有点夸大的感伤”，因为在得到鲁迅先生亲自关怀这一点上，萧红就远比丁玲要幸运得多。1925年4月，丁玲在北京陷于困顿苦闷时，也曾给鲁迅写信，不料荆有麟指认这是沈从文的笔迹，鲁迅很是生气，认为是“孥孥阿文”在戏弄他，加之后来胡也频又极不严肃地拿着“丁玲的弟弟”的名片拜访鲁迅，鲁迅当然不会给这个子虚乌有的“丁玲”回信了。“鲁迅就是没有回信”对丁玲是个不小的打击，她一度有一种被世界遗弃的感觉。她耿耿于怀的是，为什么鲁迅“对别人都是热情的，伸出援助之手，就认为我是一个讨厌的人，对我就要无情”。丁玲这种没有得到长者宠爱的怨气当然是一种误会，因为正如她自己所说，鲁迅对于青年一向是热情帮助、无私关怀的。1934年10月，当鲁迅接到萧军萧红的求助信后，不仅迅速回复，而且第一次见面就奉送了二十元钱以解他们的燃眉之急。随后，他们之间就频繁通信，后来二萧干脆成了鲁迅家的常客。有一段时间，萧红心情抑郁时，更是天天泡在鲁迅家里。鲁迅不仅在文学上为二萧看稿、推荐、写序，也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为他们介绍朋友，不时请他们打打牙祭。萧红至少在鲁迅这里得到的不是白眼冷遇，而是伟大导师“母性”的关怀。  

      二萧到上海时，丁玲正被国民党囚禁在南京，但他们对丁玲的文名早有所闻，对她的失踪也颇为关心，曾经去信向鲁迅先生询问，鲁迅的回答是“丁玲还活着，政府在养她”。而丁玲最初见到萧红的名字则是一年之后。1936年6月间，丁玲在张天翼的协助下，摆脱国民党的控制跑到上海，在冯雪峰、胡风等的安排下，住在俭德公寓静等安排。胡风为了让她能安心等待，也是让她熟悉一下文坛现状，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些新锐左翼作家的作品，其中就有萧红的《生死场》和萧军《八月的乡村》。然而不久丁玲就秘密去了解放区，与萧红见面则是1938年的事了。  

      1938年2月，受李公朴先生之邀，萧红与萧军、聂绀弩、田间、塞克、端木蕻良等人来到山西临汾，担任民族革命大学的文艺指导员。恰巧丁玲这时率西北战地服务团也来到了临汾，中国新文学史上最具天才的两位女作家终于见面了，还给我们留下了至为宝贵的一张多人合影。萧红给丁玲的印象是“苍白的脸、紧紧闭着的嘴唇，敏捷的动作和神经质的笑声”，“说话是自然而真率的”，丁玲很奇怪“作为一个作家的她，为什么会那样少于世故”。而萧红虽然对丁玲“解放的思想和生活”感到“吃惊和不习惯”，但印象仍然是美好的，几年后，她对骆宾基追述说：“丁玲有些英雄的气魄，然而她那笑，那明朗的眼睛，仍然是一个属于女性的柔和”。尽管萧红与丁玲在思想、情感和性格上都有较大差异，却丝毫没有影响她们一见如故的亲切。她们互相并不感到对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每天在一起尽情地唱歌，有时也在一起痛饮，每夜都要聊到很晚才睡。  

      丁玲与萧红是两个天才的作家，也是两个女人，相信在她们的知心交谈中少不了萧红与萧军的关系问题。萧红与萧军之间的感情裂痕由来已久，主要原因是萧军根深蒂固的大男子主义和曾经的不忠实，以丁玲一贯的女权立场，无疑在萧军与端木之间她会倾向于端木的，这恐怕也是为什么尽管日后萧红不曾跟丁玲通信，端木却还和丁玲保持联系的原因。只是不知道丁玲果断的个性、明确的女性立场“是否曾”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萧红的最终决定。1938年2月底，随着晋南战局的发展，民族革命大学决定往宁乡撤退，萧军提出要辞职去五台山打游击，萧红坚决反对，认为萧军是忘了自己的岗位，简直是胡来。一番争吵之后，两人决意分开。萧红跟着丁玲的战地服务团前往西安，萧军则在去五台山受阻后转往延安。  

      在去西安的火车上，丁玲建议大家给服务团赶写一个剧本。几位青年作家兴致很高，一路边凑边写，完成了一个名为《突击》的抗战戏，后来在西安三天内连演七场，场场爆满。想来这次有丁玲、萧红参与的集体创作给萧红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她去世前念叨的那“半部《红楼》”，就是打算病好后邀集多人来共同完成冯雪峰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在她想到的合作者中就有丁玲。丁玲与萧红一起在西安度过了1938年的春天，其间曾力邀萧红去延安，因为在丁玲看来，抗战年代，延安是个“可以使人少顾虑于日常琐碎”的地方，而萧红是“适于优美平静”的，而且延安的朝气“或者会使她能更健康些”。然而萧红为了避开萧军，最终没有听从丁玲的劝告，是年4月，她与端木一起返回武汉，继续她的飘泊生涯。  

       1942年4月25日，在萧红逝后三个月的一个雨天里，丁玲忽然想起了萧红，然而在她那篇名为《风雨忆萧红》的纪念文字里，丁玲却用了一大半的篇幅来抒写自己闷在雨天的窑洞里，难以忍耐“阴沉和絮聒” 的抑郁心情。丁玲之所以在这个时候想起萧红，笔调又如此抑郁，自然是有原因的。1942年3月9日《解放日报》发表了丁玲著名的《“三八节”有感》，为延安妇女事实上遭受的不公平现象鸣不平。紧接着，3月13日和26日，《解放日报》又发表了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对延安存在的等级现象和不民主现象进行了批评。不料这两篇文章引起了杨家岭高层的高度重视，在缺少读物的延安掀起了轩然大波。虽然声势浩大的大批判要到五、六月份才展开，然而在四月初的一次高级干部学习会上就已经开始。那次会议由毛泽东亲自主持，会上一共有八个人发言，七个是批评《“三八节”有感》和《野百合花》的。贺龙说：“我们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在骂我们的总司令……”毛主席的总结是：“《“三八节”有感》虽然有批评，但还有建议。丁玲同王实味也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尽管毛的这句话区分了丁玲和王实味的错误性质，并事实上救了她一命，但丁玲的压力仍然可想而知。  

      4月25日，天上“微微下着一点看不见的细雨”，“水声也是那么不断地哗啦哗啦在耳边响”，大批判在悄悄酝酿着，“仿佛要来一阵骇人的风雨似的那么一块肮脏的云成天盖在头顶”，处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丁玲怎不感到郁闷？怎会不呼喊“要是有更大的风雨也好，要是有更汹涌的河水也好”？怎会不感慨象萧红这样“能无妨嫌，无拘束，不需要警惕着谈话的对手是太少”了呢？当丁玲扫遍中国她所认识的或知道的女性朋友，她怎不“感到一种无言的落寞”？因为象萧红这样“不依赖于别的力量，有才智有气节而从事于写作的女友，是如此寥寥呵”。  

       除了萧红，郁闷中的丁玲还想起了“无法彻底变更自己”的瞿秋白，想起被诬为汉奸的胡风，尤其当她想到与萧红一起脱险回到内地的朋友们——正在编辑《解放日报》文艺专栏的舒群，以及曾与周扬论战的萧军、白朗等——却面临“被监视或被处分的前途”时，她不由得质问：“到底要把这批人逼到什么地步才算够？”丁玲借他人酒杯浇着自己的块垒，她在这风雨之日里呼唤着萧红名字的苦闷绝叫，萧红地下有知，能否听到，又能否理解呢？  

　　4、未曾谋面的遗憾  

      冰心（谢婉莹）与丁玲之间通信，上下都只写一个冰字，想来若是与萧红（张乃莹）通信，上下各写一个“莹”字即可。可惜这只是我们后人美好的设想，萧红生前不仅没有机会与文坛前辈冰心谋面，甚至连书信来往也不曾。抗战前，冰心一直稳居在北平，萧红则从哈尔滨来到上海，虽然1930年萧红曾为逃婚去过北平，并短期入读女师大附中，但以她19岁女学生的身份，怕是没有机会见到冰心的。1936年6月间，冰心随丈夫游历欧美前也曾来上海，并签名参加了郑振铎等发起的“中国文艺家协会”，临行前，郑振铎还为她设宴饯行。但由于当时鲁迅拒绝加入该协会，与巴金、胡风、萧红、萧军等人签名发表了“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这时萧红是不会主动也没有机会接触冰心的。1937年4月，萧红为了排遣与萧军之间感情痛苦，又曾只身来到北京，并住了一个多月，可惜这时候冰心尚在国外。  

       冰心与萧红之间最有可能见面的时机和地点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重庆。1938年9月，萧红只身赶到重庆，与先行到此的端木蕻良会合。由于产后虚弱，萧红先是在歌乐山保育院休养，后来则搬到北碚复旦大学宿舍，当时端木在复旦大学新闻系任教。居住重庆期间，由于生活暂时安定，萧红创作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其中《回忆鲁迅先生》更是独树一帜的不朽篇章。这篇文字以散漫的、极为口语化的笔调给我们描述了一个人间鲁迅、日常鲁迅，先生的音容笑貌在萧红笔下变的栩栩如生。《回忆鲁迅先生》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效果，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它就是萧红的口述——据说当时萧红由于身体虚弱，难以执笔，只好请了复旦大学一个学生来帮忙记录，没成想，一次不得已的行为却成就了一篇风格独特、不可多得的妙文。1940年1月底，受复旦大学教务长孙寒冰先生和香港周鲸文的邀请，萧红夫妇在未征求朋友意见的情况下，突然离开重庆，飞抵香港，从而错过了与冰心会面的最后机会。因为直到是年底，冰心才在宋美龄的邀请下，举家从昆明迁往重庆，任国民参议会参议员，并写下了著名的组文《关于女人》。  

     尽管萧红逝后五十余年，冰心为哈尔滨出版社出版的《萧红全集》题写了书名，多少弥补了一些我们的遗憾，然而两位女作家的无缘相识，总让我们无从猜测不谙世故的萧红见到冰心时是否会象丁玲那般敏感，亦不知慈爱如冰心者见到苍白虚弱的萧红时是否会象鲁迅那样生出些母性的关怀。  

　　1942年1月22日，萧红逝于战火中的香港，终年31岁。  

　　1986年3月4日，丁玲去逝，享年82岁。  

1999年2月28日，世纪老人冰心以99岁的高龄仙逝。冰心曾说“死而有知，也许有许多欢乐的重逢”，相信三位女作家的共聚当是这欢乐重逢里的重要篇章。其实即便死而无知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一想到她们——冰心、丁玲、萧红，这些现代中国伟大的女性曾经仰望过同一片星空，我们一样会由衷地感到欣慰和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