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思诚佟丽娅采访:“立人”会成为下一个“吴英”吗？

立人会成为下一个吴英吗？

吴英案余波未平，近日温州立人教育集团董事长董顺生因涉嫌民间借贷被刑拘。立人集团的欠债规模据说高达22亿元，牵涉上千人，是迄今为止温州涉案金额最大的民间借贷案。如果这起事件被定性为非法集资，将成为全国范围内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集资案。…【详细】

欠债可能偿命。立人集团董事长董顺生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吴英”？董案背后暗藏着哪些玄机？在立人集团之外，各地是否还有其他的“立人”？

“立人案”几成“吴英案”的魅影再现

立人危机爆发并非始自今日

去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向社会公告表示无力偿还债务。11月5日，立人集团公布资产重组的三种方案：一，债转股，债权人债务转成旗下上海意邦置业有限公司、内蒙古鄂尔多斯煤矿股权；二，分期偿还，债务分5年偿还，每年偿还本金的20%，最后一年偿还本金、利息，利率以银行贷款同期基准利率计；若到期后仍不能按时还款，将拍卖资产偿还；三，认购旗下子公司江苏盱眙佰泰置业有限公司的待建房产。但今年2月3日立人集团董事长被刑拘，表明该集团的债务与资产重组未能成功。…【详细】

民间借贷数额至今成谜

总部位于温州泰顺县的立人教育集团名为教育集团，实行的是多元化经营。事发前，该公司旗下已有学校、公司等共计36家，分布在内蒙古、江苏等全国各地，而经营范围也涉及教育类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矿业投资等。它在泰顺集资办学历时10年以上，在当地家喻户晓。

立人集团董事局董事雷小草曾透露，经集团自查，向社会融资金额约为22亿元，牵涉千人左右，而泰顺县2010年的GDP还不到40亿元。相比吴英案，立人集团涉案金额更大，人数更多，性质更恶劣。但上述数据并未获得官方认可。据泰顺县4日表示，目前该案所涉民间借贷数额尚在统计。

“立人模式”与“本色模式”如出一辙

董顺生的立人集团与吴英的浙江东阳本色集团，论运作模式，两者有一个共同点：都把实业的资金和拆借来的资金进行多元化投资，以获得暴利，维持企业运转。

立人在民间高息揽储已有十几年时间，借款数额庞大。至今没有一个明确数字。毫无疑问，以年息50%左右的资金借款十几年，经过数次经济周期与宏观调控的洗礼而能支撑至今，更像是一个奇迹。财经评论员叶檀认为，立人应对危机的办法是以越来越庞大的高息融资，通过产业多元化寻找可能出现的暴利机会。这是一种小股汇大股的层级式集资。立人旗下学校的教师从全国各地引进，随着办学规模的扩张，集资链条沿着教师们的人脉不断跨区域延伸。这些钱相当多地流向了获利丰厚的房地产和煤矿。其获利部分用于扩张立人的办学网络。很明显，该企业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更像一家赌徒掌控的公司。当致命打击同时到来时，立人集团即轰然倒塌。

2月6日，信中利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汪潮涌在微博上谈及借贷问题时指出，“做民间借贷只知高利息而忽略了违约风险；做股权投资太短线，对PE/VC的专业性认识不够，要么自己做要么相信吴英式的非专业投资人士。”这就为未来的借贷纠纷埋下了伏笔。

亟待廓清的几个问题

立人是否涉嫌“非法集资”

从泰顺县政府公布的董顺生被刑拘的消息来看，文中并未说明董顺生涉嫌什么刑事犯罪。此前，尽管在泰顺民间，关于董顺生涉嫌“非法集资”的说法沸沸扬扬，当地官方也并未就此定性。可见，地方政府对事件的谨慎。立人集团借款十几年的年息动辄50%，完全符合政府高利贷的标准，暂时可以定性民间借贷纠纷。

地方政府扮演了什么角色

从表面上看，立人集团是因为政策变化导致资金链断裂，企业陷入困境。需要追问的是，作为当地最大的企业、高息融资十几年而能平安无事，有没有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当地经济发展推波助澜的原因？

政府一方面认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要鼓励和规范，另一方面高举严打高利贷和非法集资的大旗，但两者并无绝对标准，很难认定和监管。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更称，“非法集资罪”是一条恶法，与当年的“投机倒把罪”没有两样。而且，立人集团悲剧绝非孤例，专家呼吁，别让吴英成为金融垄断的殉葬品，立人集团融资大部分为民间借款，只有极小部分的银行贷款，那董顺生如何能逃避殉葬品的命运！…【详细】

“官银”因何频频“入市”

此前温州人施晓洁以高利率向社会集资约8亿多元，债主约8成为公务员，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当地官员。有建设保障房的公司在拿到低价资金后，首先投入市场获取高额利润；一些实体公司拿地建厂房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抵押给银行获得廉价贷款。目前对于资金的争夺战已经到了寸土必争之时，各方有头有脸之人动用各种手段从中分羹。…【详细】

立人事件曝光以来，泰顺各种论坛上一直高频率出现着“当地官员太太”一词，意即当地官员太太们是立人集团投资的大股东，也是最大的受益者。

对董顺生们的处理能否换一种思维

董顺生是当下民营企业的悲剧样本

吴英案充满争议和悬念，董顺生案该如何处理、定性和善终无疑难上加难，考验各方，尤其是政府的智慧。浙江省有关部门应扪心自问自己的社会良心何在。董顺生其人在泰顺一直以一种投资界“天使”的面貌出现。他曾经给这个欠发达的闽浙边锤小镇制造边以钱生钱的神话，因为信用不错，泰顺和临近的许多县市很多人把钱放到这个公司里去，老的少的，外面打工的家里务农的，都参与了。

董也是被逼无奈，如果董顺生体现出了企业家的素质，信用在十几年内一直被家乡的父老乡亲认可，为什么在十几年的时间内无法得到平价贷款，在十几年后最终被绞杀在高息融资这棵可怕的树上。“立人从成立至今，未曾向银行借过款。”立人集团董事局董事雷小草说，民办教育行业，没能耐从银行里贷款。

我们缺少一种设身处地的宽容

相比吴英，董顺生要更干净一点。吴英涉及挥霍浪费及行贿等，但就目前报道来看，董顺生并没有暴露这样的问题。董值得同情，在长期借贷生涯中他能够维持信用，据传他曾自杀两次未能成功。事发后，虽有外籍身份，他也没有跑路。立人集团教育起家，轰然倒塌仅源于高息融资。为了偿还越来越庞大的高息融资，公司不断通过产业多元化寻找可能出现的暴利机会。很明显，该企业已经偏离正常的轨道，更像一家赌徒掌控的公司，出事迟早会发生，但企业家是嗅觉灵敏，有进取精神，善于创新，能吃苦，敢冒险的人，对于他们犯的错，是否需要宽容和网开一面呢？

此前有人传言，董顺生曾说，愿意放弃自己在公司的1亿元的股份，对不起大家，没帮大家赚到钱，甚至愿意以死谢罪。据传他曾自杀两次未能成功。董顺生在危机发生时曾表示：“我真想跪在泰顺父老乡亲的面前，发自肺腑真诚地说一句，我爱泰顺人民，再给我一次机会，把钱赚回来，还给大家！”“我爱我的育才，我爱我的学生，我爱我的老师！”这些话虽说是情急之下的自辩之言，但相信这位以校为家、有国外身份却没有一走了之的企业家，说的并不全是假话、谰言。…【详细】

不能由个体来承担体制的过错

经济学家茅于轼认为，吴英案反映了被排除在主流金融秩序以外的民间创业者的无奈。“问题的根源在于金融业的垄断，你把金融业垄断起来了，老百姓的钱就没地方去，一方面钱很多，一方面借钱还借不到，就是你金融业出了毛病。”诚然，吴英案不是孤立的案件，它折射出了我们金融制度不健全，中小企业融资渠道过于狭窄，以及监管制度厚此薄彼等等制度性病症。

一审结束后，吴英检举了湖北荆门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李天贵、荆门市农业银行原副行长周亮和中国农业银行丽水市灯塔支行原行长梁骅，此3人均已获刑。吴英案不是一个人的罪与罚，单凭她一人不可能“折腾”出如此大的动静，她检举的多名官员已经获刑，可直接佐证不少官员的屁股并不干净。…【详细】

出现这种情况，政府是有责任的，而那么多当地官员和公务员，不仅有责任，他们也是高利贷横行的凶手和得利者。

现实语境下，“非法集资”本身就是伪命题

非法集资和民间借贷，泾渭从来不分明

民间借贷与非法集资通常很难界定。2008年12月2日，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检察院、公安厅曾联合下发一个主题为“当前办理集资类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会议纪要。会议纪要明确指出，“为生产经营所需，以承诺还本分红或者付息的方法，向相对固定的人员筹集资金，主要用于合法的生产经营活动”的情况，“应当作为民间借贷纠纷处理”，“不应认定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或者集资诈骗犯罪”。

根据《通知》要求，依照合同法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第7条的规定处理。其中，《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经济法学副教授吴景明表示，从经济法的角度，“非法集资”和“合法的经营行为”从最开始就比较模糊，从刑法的角度来看，疑罪从无或者从轻，既然有疑问就应该从轻或从无，宣判结果从重，对中国有利于规范民间借贷有利？有利于震慑贪官？

窃钩者当诛吗？

经济学家许小年不认为高利贷是非法的：我不认为你大银行放贷就是合法的，我放贷就是非法的，哪怕我的利率高也不是。我很想合法吸储、我很想合法集资，但是为我集资的法现在还不存在。给我一个法好不好，我请你给我一个法，我不愿意非法做事，我愿意合法做事，但是这样的法现在不存在。这是法律的空白，不是我违法，如果实在要跟我较真讲非法合法，你尽快给我出个法。

改革开放已经三十年了，但金融业总体上来说还是个相对垄断性、高度管制的行业，金融市场还没有完全开放，利率还没有完全市场化，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融资从正规的渠道没法满足，肯定要寻找其他渠道。张维迎更进一步指出，中国经济是建立在特权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权利的基础上，也就是说我们并没有建立起市场经济真正的基础。…【详细】

吴英案尚且充满争议，董顺生案如何定性和善终无疑难上加难，它考验着政府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