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杏儿微博新浪微博:建国历程·1-1

新发端

一八四五年美国出版的《向俄勒冈与加利福尼亚移居者的指南》里有一段文字，记述兰斯福德·黑斯廷斯一八四二年五月十六日率领一支一百六十人的队伍从密苏里州独立城起程西征的情况：“现在我们出发了，投身直向人迹未到的'西部世界’的莽莽荒原，无不兴高采烈、欢欣鼓舞和满怀希望。我们之间感情融洽，目标相同，而且利害一致，这足以说明，在漫长而艰辛的征途上，纵或充满艰难险阻，但仍然可以保持秩序、融洽与和平。可是，我们离开了既有秩序而又安全的故土，只不过行进了几天，我们一些人的'美国性格’就暴露无遗了。人人都摆出一副决意要管别人，而又不轻易让别人管的神气。在这里，我们处于无法无天、无拘无束的境地，处于低级社会的一片混乱、晕头转向和四分五裂的自然状态之中！这时有人忧愁，有人得意，勇者疑，怯者惧，形势大乱！于是，我们的队长建议：我们要'来一个刹车’，安下营来，为日后这队人马的管理制订法规。这个建议马上得到大家一致的采纳。从此，所有的人无不依法行事了。”

美国不是在某时某地一跃而生的，而是此落彼起，在众目睽睽之下不断成长的。美国人在辽阔的西疆拓殖新社会并改造旧社会。这样，美国独立革命未及百年还不到南北战争之时——这片以海洋与其宗主国为界的殖民地，便已俨然成为一个大陆国家了。

美国人建国历程

第一部分 社会的成长

“美利坚生来便包罗万象……合众国全境土质不一，气候参差，可说国中有国；因而任何事情若只定一条法则，都不足以概括全局。”——哈里特·马蒂诺

美国是在不断探索合群生活的道路上成长起来的。在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之间的年代里，这个年青的国家之得以发展壮大，不因善于发现，而因勇于探索。它的繁荣兴旺，不是由于其尽善尽美的治事之道，而是由于其机灵多变的精神。它总是怀着一个信念：前途大概总会有一些新事物或较好的事物出现。这种对群居共处之道的探索，引出了一种新的文明，它的力量不是理想主义，而是一种乐于接受一般事理的平实态度。美国人只要看到事情在发展和在推动，就很高兴了。在此之前，历史上又有谁对不可知的未来寄托过这样大的信心呢？

第一章　多才多艺之辈新英格兰人

“新英格兰草原到处燃起了篝火，令我喜极而歌……”——威廉·埃勒里·钱宁

美国请教徒当年从事建设圣经上的“山巅之城”，其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只因它是“滨海之市”。倘若此辈当年要把他们的“天堂”建在远离海洋的内陆群山环绕的谷地之中，把它搞成美洲的瑞士，那么，新英格兰地区乃至整个美国的历史，势必大异于今日！大海教新英格兰人找到了发展的资源，这种资源不存在于土地之中，而是他们自己以及在于整个世界。大海为新英格兰人开拓了广大的市场，也大大启发了他们的心智。

缅想当年，有谁料到：当时的清教徒日后尽成了俗称“扬基”的所谓美国佬？在旧世界以顽固的教条主义见称的人们一到海洋彼岸却成了机敏灵巧的表表者？以专心矢志闻名的英国老派人士竟一变而为新英格兰多才多艺的优秀人物？素来以着眼于天堂之路面著称的英国人竟也异想天开，要去寻找新市场和开拓新事业？

新英格兰人的表现证明了美国人足以远涉世界而不失其本，也不离其宗。千百艘船满载着无数小小的美国人群浮海历险，而他们却始终没有背弃新英格兰。

新英格兰的兼容井蓄精神不知怎样竟然为它自己保存了这个新国家里最富于殖民时代气息的地区。这种精神曾使十七世纪的美国清教徒免于陷入乌托邦主义，而现在又帮着他们的后人好生应付变化多端的种种新问题。而新英格兰人比之多数别的美国人更善于运用旧世界的技能与方法，也更善于使之适应新大陆的种种机会。

新英格兰人可说是美国生活草创时期的拓殖者。把昔日弗吉尼亚乡绅与英国的地主老爷对照，把稍后的托马斯·杰斐逊与西部地主比较，情况就与此时波士顿企业家之于英国曼彻斯特的同行相类似。新英格兰既是保守主义也是激进主义的根据地，既有高贵的名门望族也有粗鲁不文的移民，它对这个新国家的贡献之大，实远远超过其人口和面积所应占的比例。地理环境、人口和思想这三方面的因素，使新英格兰得以成为当时苟延残喘的旧世界和行将诞生的新世界之间的一个文化交会地带。

一 大海，无所不至

海是新旧英格兰之间、巴比仑和锡安圣城之间的通道；它既是从殖民地到母国的水路，又是使殖民地人民免受贫穷、腐败、政争之厄的鸿沟；大海乃面向世界的康庄大道。

海是无偏无私的，可以把任何东西运到任何地方：可以把请教徒、圣经、神学书籍运到新大陆，以建立圣经上所说的“山巅之城”；可以把朗姆甜酒运到西非洲换得奴隶，然后又把奴隶运到西印度群岛劳役至死；也可以把鸦片从土耳其的士麦那运到中国。海有多大能耐，新英格兰也有多大能耐。

海之为物，一往空阔，本身没有文化，有之，则是航海者在船上编来自遣的东西，这是幸事，使得新英格兰人到处飘洋过海，而从不背离乡上。最初乘船到新英格兰来的清教徒真是戮力同心，除神灵和风涛外，什么也不怕。他们的合群社会在船上就开始了；当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也是登上新大陆之前在海上就写好的。旅途中在船上的布道文如温思罗普的《基督徒善行楷模》，也起到了团结他们这个群体的作用。这种海上生涯大不同于日后美国人一群一群的陆上西征，因为在航程中看不到满布新奇的花草树木或珍禽异兽的景象，当然也不会受到野蛮的土著部落的威胁干扰。而在陆上行进，既可以欣赏到新奇的山川景色，每到之处，又可以扎营，可以散处，可以筑室而居。可是，把新英格兰人载到他们的“希望之乡”的大大小小船只，却要他们集中在一起，同舟共济；从而使他们到达目的地时反而比出发前更加亲密、更加自成一体和更加团结。

十九世纪初年，新英格兰人已经在加尔各答同印度人和在中国同官商们大打交道了，然而他们最难能可贵的特性却是不忘故土。远涉重洋的船长总忘情不了本上故乡的田舍家禽。日后此辈优游林下，也总爱在农庄屋顶上布置一角“船长瞭望台”，以回味一下当年的浪迹海洋；但是，大海却绝非新英格兰人的归宿之地。杰斐逊曾斥商人“不知有国”，此话徒见古老南方人见识之局限性，说明他不懂得新英格兰人之特色。新英格兰人与波涛为伍的精神，实则是出海愈远，思乡更切；这可不易为弗吉尼亚人所理解。杰斐逊之热爱弗吉尼亚，大抵因为深爱蒙蒂塞洛这个地方和他的庭前熟悉的景色；而马萨诸塞人对他们的“家国”的眷恋——以亚当斯、珀金斯、杰克逊、卡博特、李等辈思想为代表的新英格兰爱国主义——深厚之处略同，但却更有一层广泛的涵义。彼辈心中所念念不忘的是一个精神文明和商业繁荣的总汇之地。

马萨诸塞土地贫瘠，但海产却很丰富，这一点很早就清楚的了。弗朗西斯·希金森于一六三O年就这样写道：“此间海鲜之丰，出乎意想，若非目睹，殆必不信。”初期移民不但捕得鲭、鳕、鲈、龙虾，更有“鲱、鲆、鲟、单鳍鳕、黑线鳕、鲻、鳗、蟹、蚝及牡蛎之属”。到十七世纪末，捕鱼已成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的主要行业。鳕鱼之见重于马萨诸塞，一如烟草之于弗吉尼亚。有人谑称弗吉尼亚这块老领地是建立在“青烟”之上的；然则，马萨诸塞这个清教徒之乡岂非建立在“咸潮”之上？新英格兰的渔人，一如普天之下的渔人，自有其保守之处。须知，要使捕鳕人转而捕鲭或捕鲸，其为难程度几乎不亚于驱英国人为法国人或意大利人。诚然，烟草和棉花（南方新的主要农作物）使南方人深深植根于乡土，而渔业则引起新英格兰人更加放眼于世界。

经营海上贸易需要多面手：如果载货而无利可图，就需要迅速决定是否弃货而无所顾惜；船到某港（譬如布宜诺斯艾利斯），便要有本领发现手头有无稀罕货可以就地抛售或有无意外的便宜交易可做；航行途中（比如从广州开往加尔各答），一旦发现因战祸或风暴而续航有险，就需要马上决定是否有变更目的地之必要；若遇本船续航有亏损危险，甚至需要当机立断是否变卖全船，另作打算。总之，船长和货仓大班有自由权去改变投资项目或出航任务，乃至返航了事——一切取决于如何做最有利。

一七八四年，马萨诸塞议会曾作出决议：“为表彰鳕鱼业对本州之贡献，特准在会议大厅悬挂鳕鱼图像一幅”（这个图腾直到二十世纪中期赫然犹存），而被视为神圣的鳕鱼也可谓享尽尊荣。不过，此画的意义却远不止此。甚至可以说，就某种意义而言，美国独立革命本身也是新英格兰渔业的一件副产品。因为，正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渔民，新英格兰殖民地才兴建起自己的船舰，而这又引起英国当局对殖民地商船的忌妒。当年马萨诸塞起义者集会之地、丹尼尔·韦伯斯特称为“美利坚自由之摇篮”的波士顿市法纽尔大厅，便是由运销新英格兰鳕鱼致富的波士顿商人彼得·法纽尔所捐建。

新英格兰渔业的鼎盛之日乃在美国独立革命爆发前十年，当时捕鱼量日丰，几占新英格兰人收入之大半，堪称空前绝后。但这势头在独立革命前后就衰落了，这并非由于英国法律森严，乃是局面纷扰和战争需要使然。举例来说：小小的渔镇查塔姆在一七七四年还有捕鳕船二十七艘，十年后仅存四、五艘；余下的鱼帆多已沦为私掠船，当年的恂恂渔民则一变而为纠纠武夫了。

确实，这场独立战争使美国人得到了极大的独立性。新兴的财主（如乔治·卡博特，此人十八岁就指挥捕鳕船了），当时多以海上私掠发迹。英帝国以外的广大海域，昔日走私贩的天下，这时却成了新英格兰商人个个垂涎之所在。马萨诸塞的约翰·亚当斯就喊出了“不让打鱼，休想和平”的口号；终于在一七八三年对英和约中取得了在整个英属美洲沿海的广泛捕鱼权。不过，待到战争结束之际，新英格兰的渔业诚然有所复兴，但此时真正激动英格兰人心的，却是那条“老商品发现了新市场和老市场找到了新商品”的喜讯。

关于这方面探索追求的事例真是不胜枚举：许多故事中的人物已经为世遗忘——在他们那个时代冒险简直是平常之事，许多当时的商品也渺不可寻了。这里且表其中一件饶有兴味的事，那就是塞缨尔·肖少校之远航销售花旗参。

历史上第一艘开到中国的美国船是一七八四年八月三十日在广州靠岸的；主持这次远航的是波士顿出生、参加过美国独立战争的退伍军人萨穆埃尔·肖少校。此人二十多岁时就参与特伦顿、普林斯顿、布兰第瓦茵战役；他也曾在福奇山谷同华盛顿将军共过患难；又亲眼目睹过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两地士兵的哗变；还亲耳聆听过华盛顿一七八三年十二月向他手下军官泣别的讲话。翌年年初，肖氏象许多其他人一般解甲复员，身无长物，并且负债累累。这时，有些商界人士买了一条载重三百六十吨名为“中国皇后”号的船，准备做一笔买卖，出口花旗参到广州；他们请肖氏当货仓大班。一行在一七八四年初离开纽约港，东航佛得角群岛，以欢乐的仪式庆祝首次越过赤道，饱看大鲸和箭鱼，六个月后抵达充满异国情调的爪哇和澳门，而目的地广州终于在望。

人参是一种既产于中国、也产于北美的稀有珍贵药材，中医认为食后可以使人长葆青春和延年益寿。直到这次悬挂美国旗的新英格兰船来华之前，一般都认为，中国每年需用的人参总量不会超过四吨。可是这艘最早来华的美国船一次就运来了四十吨之多；随后一年之内又翻了一番，需求和售价也不断上涨。美国商人售出花旗参后，便换回茶叶和其它合销的中国特产，又可从中赚到一笔大钱。

肖少校在他的航海日记里说，起先中国人不大分得清谁是英国人，谁是美国人。“后来，他们便称我们为新客；他们听我们指点地图，得知美国土地辽阔、人口日增的情况，一想到有这么一个人市场可以推销他们帝国的物产，不觉大喜。”

世界上没有一处角落是这些新英格兰人还未跑到的。一七八四年，乔治·卡博特属下的一条船，第一次打着美国旗到了俄国的圣彼得堡。从塞勒姆港出发的商船，同西非沿海交易，并从东非沿海的桑给巴尔运回制清漆用的硬树脂，又从巴西运回橡胶和套鞋。波士顿来船给闹饥荒的爱尔兰人带去食物；又常常从夏威夷买檀香木，或从英属哥伦比亚买水獭皮，用以向中国人换取茶叶。另有一些人则采取“有空即钻，有利即图”的方针：有时从南美或加利福尼亚买廉价皮革给本乡新兴的鞋厂；有时从南半球搜购上等咖啡，从秘鲁买奎宁树皮制治疟药，从其它各地买黄麻织麻袋，买亚麻子油供制漆和制墨水，买紫胶髹漆船只、家具等等。

在新英格兰企业家的眼里，卖买不计大小，货色无分土洋，什么生意都做。于是，塞勒姆很快便成了小小胡椒子（冷藏设备普及以前的热门货）的全球交易中心。美国在一七九一年一年转口的胡椒子不足五百磅；到一八O五年则达七百五十万磅之多，约合苏门答腊西北部的全部年产量。那庞然大物的鲸鱼，历来是新贝德福和捕塔基特两地渔人主要的捕猎对象，现在人们更是趋之若狂，也顾不得慈悲心怀，成年累月只在北大西洋、南太平洋上苦苦追猎，有时一次出海历时三年。

在许多遥远的地方，新英格兰成了这个新国家的名字。在北美洲的西北海岸水獭皮产地，“波士顿”成了美国的代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南太平洋岛屿上的土著富商，竟以为“塞勒姆是世界上最有钱和最重要的国家之一”。

新英格兰航海事业的形式是杂乱无章和不断变动的。在独立革命之前这个行业大部分都是不合法的；以后则与新辟的航路一样动荡而多险。相形之下，这比从前航海事业家的经历更富于冒险性；旧世界海上的收益都是通过传统途径得来的。例如十九世纪早期的英国海上贸易，照例仍是由伊丽莎白女王时代传下来的东印度公司之类的机构控制；此等机构自立行规，并受官府节制，这是由来已久的事。所以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船上往往要为富家闲散子弟特备榻位，乃是不足为怪的。当时，何止在英国，在欧洲各处也一样，海上当官的一如陆上，无不属于贵族统治阶级；普通海员提升做大副、船长的事，几乎是绝无仅有，因为这些人既无这种教养，语言、仪表均不具备，且无“家世”背景。然而，在新英格兰就不一样了，小伙子即使是水手出身，也照样可以提升到当船长。塞勒姆有一位由水手干起的船长说，他过去同船当水手的十三人日后个个都当上了船长。因为新英格兰没有老商行，又无严格的经营传统，所以海上事业只由各家新贵（卡博特、杰克逊、李、希金森、柏金斯之辈）操持，此辈所关心的只是各辟市场，以及互显神通。总之，这里既无贵族体制可以从中选用高级船员，又无与大海结不解缘的普罗海员阶级，象英国小说和民谣中常见的“老水手”式的人物在这里是找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