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娇与志明一共有几部:建国历程·1-7

七　不断改进的精神

新英格兰地方不大，却有五花八门、多不胜数的组织、派系，乃至生活方式。而新英格兰人，则越来越象大杂拌儿了：有乡下人，有城里人；有农民，有工人；有商家，有厂主；有筑铁路工人，有开运河工人和造船工人；有老移民，有新来客（黑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有公理会、天主教、浸礼会、圣公会、卫理公会、唯一神教派、普救教派、长老会、犹太教等各教各派的信徒。海外的人如潮涌至，到十九世纪中叶，波士顿的人差不多有三成是国外出生的。总之，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新英格兰都越来越复杂了。

其实，在南北战争前新英格兰也曾是一个外向拓殖的地区。那阵子，新英格兰人到西部淘金求富的人数多到惊人；而拓殖西部的公司也纷纷成立。有些人（例如俄勒冈的热心分子霍尔·杰克逊·凯利）到太平岸大西北去拓荒定居；有些人在爱德华·埃弗雷特·黑尔的鼓动下去开发得克萨斯，要“征服得克萨斯，免得它征服我们”；也有些人受伊莱·塞耶的怂恿前往堪萨斯去为废奴派助阵；还有些人一直跑到夏威夷群岛去建立布道团或贸易站。即使是留在新英格兰的，也无不与远方的许许多多事业和问题息息相关，至少或苦汇款之失期，或等信息之不至。一八三O年以后，新英格兰人更感到他们的社会已成为变革的中心。兴趣和事业的多样化，乃是保守的南方所不愿见的，也是那个静寂社会要竭其所能去设法避免的，但那却是新英格兰的一心之所系。

新英格兰公共生活中的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就是改革运动的风起云涌，层出不穷。任何一项改进社会的主意总会吸引一批热心分子为它到处奔走，请求赞助，要钱要人。而每一项这类运动的背景，无非表明有人不满于现实社会和理想社会之间的差距。到一八五O年。波士顿还是一个人口不足十四万的城市，但它却已经拥有几十个公益团体，南方人常叫新英格兰为“主义”之乡；的确不错；但是南方人以为这些情况不利于新英格兰，那却错了、相反，改革的活力正是整个社会活力的最佳指标。社会上有这样多人关心社会而总想把它弄得尽善尽美，这种现象实在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极其含糊笼统而教人摸不清的是那些自称为“超越论者”的人。他们当时所提出的主张，大抵都是出自他们无边无际的愿望。他们之留名后世，不过是由于他们留下了斐然可诵和可堪引用的文章罢了。其实更足以显示在南北战争前三十年间新英格兰之特色的，乃是它所发起的针砭时弊的运动，而这些大都是具体而细致地切中他们的社会问题的。例如马萨诸塞州的霍勒斯·曼恩和康涅狄格州的亨利·巴纳德带头倡议改革公立学校，见地便极为踏实中肯。据康涅狄格州的公立小学教育委员会在一八三九年的报告，便指陈某县四十所校舍现状之恶劣：其中只有一所具有通风设备，容纳三十名学童的课室一般只有十八点五英尺长、七点五英尺宽和七英尺高。到一八四八年，他们的报告又指出：在该州一千六百六十三所校舍中，仅八百七十三所有户外厕所，而有七百四十五所竟毫无卫生设备可言。曼恩曾在一八四二年出版的《公立小学汇报》上把“学童的猪仔式待遇”同新英格兰农家整洁的猪栏和栏外的“散步坪”作了一番对照描写。

乔赛亚·昆西（一八二三至二八年任波士顿市长，一八二五至四五年任哈佛大学校长）乃城市改革的急先锋，据说二百年来他是第一个给波士顿来一个彻底大扫除的人。他建设了全城的上下水道；禁赌禁娼；还发动散发小册子运动，号召市民反对污秽、腐化的生活，并反对虐待犯人。一八二二年，他对萨福克大陪审团慷慨陈词，骇人听闻地揭露把青少年同成年惯犯关在一起所产生的恶劣后果。至一八二五年，终于成立了狱规协会，对弊漏开始逐步改革。

有一位名叫多萝西娅·迪克斯的妇女，一辈子为反对社会上虐待精神病患者的现象而斗争。她一八四一年在东坎布里奇市教养院办的主日学校任教时，发现精神病患者在大冬天时都睡在冷屋子里，接着她花了两年时间写了一份详尽的第一手研究报告，列述马萨诸塞州各地监狱、救济所、教养院里的精神病人所受到的待遇。她在一八四三年上书州议会中慨乎言之：“本州精神病患者目前的处境一无非是站笼、窑室、地窖、畜舍、兽栏！此辈的待遇无非是劝口镣：沥衣、挺击、鞭挞以使其驯服下来！”由于她的努力，州议会总算通过一项议案，扩大伍斯特地方的精神病院。迪克斯的工作在新英格兰各地取得了节节胜利，终于把影响扩大到全国。

关于为不幸人和受害者谋福利的类似运动，还有许多事例可说，即如托马斯·加劳德特牧师，为了教导哈特福德地方一个聋孩子，就曾在某团体资助下专程去国外学习有关教导聋童的技术。他在英国遇到了一户人家，两代以来对教导聋哑者部有独到方法，但却不肯将秘诀授人，甚至曾阻挠爱尔兰开办聋哑学校，而这时正想挟其独门秘法扬威美国。加劳德特再到法国去，情形要好些，他从那里聘了一位教师回到美国，并于一八一七年在哈特福德创建了美国第一家免费的聋哑学校。他这所学校大大地促进了全国各地的聋哑教育。加劳德特还在康涅狄格州办了师资训练学校，旨在促进黑人教育，提高妇女高等教育，并把手工艺学科引进学校课程。

大约与此同时，有个叫塞缪尔·格雷德利·豪的医生（一八二四年哈佛医科毕业）也着手要改良盲人教育。马萨诸塞州于一八二九年筹设该州第一所盲人学校，豪医生于一八三一年参与组建工作，经过蒙住眼睛扮盲人而更加了解盲人的观点之后，他从而得以发明了不少新的教导盲人的技术。他还通过盲人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成功地筹募款项。他主持了那所帕金斯盲人学校四十四年，培训出大量盲教人员。他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乃是教育了聋盲女孩劳拉·杜威·布里奇曼。劳拉不足八岁便进入他主持的盲人学校；在他悉心教导之下，不出一年她便能与外界沟通，从而他也首先证明聋盲并不一定有碍智力。其后劳拉间中也帮着教课，并协助处理校中杂务。一八四二年，查尔斯·狄更斯在波士顿参观了豪医生所主持的言人学校，而在他的《访美札记》中以近四十页篇幅描述他对劳拉和另一个聋盲学生奥利弗·卡斯韦尔的深刻印象。

狄更斯对于他所看到的美国其它许多制度机构的好评不多，但却极力推崇波士顿的慈善机构，认为可供英国借鉴者甚多。

至于更大的社会改革问题，诸如呼吁和平、反对蓄奴，在新英格兰也不乏热心的支持者，尤以波士顿为多。这里还盛行过禁酒运动。一八三八年马萨诸塞州通过了一项独特但是推行不久（一八四O年即行撤销）的禁酒措施——制定了所谓《十五加仑法》，该法规定不许一次出售十五加仑以下的烈酒，供医药之用则例外。新英格兰的禁酒团体散发了数以百万计的传单，运动搞得如火如荼，新英格兰还进行过一种颇为微妙的旨在帮助工人脱离中世纪式的羁绊而自行组织起来的改革活动。一八四二年，美国终于修订过时的关于处理阴谋不轨罪行的习惯法，劳工运动自此可以名正言顺展开，这又是一件起源于波士顿的大事。这得归功于人们对竞争性经济有了一种比较开明和现实的认识，并且也坦然接受了社会上存在利益冲突的现象，总之，知识领域和工业都共同兴旺起来了。

工厂一体制形成以前，工作条件总是由工作性质决定的。例如，农活就难以定时；学徒必与师傅同工同住；手艺人常与家人或亲密的助手合作共事，其工时也不能按钟点计算。自从生产单位扩大了，生产环节之间连系紧密了，加以出现了人工的动力资源和机器，遂使形势为之大变。操纵机器是相当复杂的事；机器价值昂贵，一旦空置不用则每小时都会造成浪费；一厂之内工序又环环紧扣；凡此种种无不造成工时偏长工作集中而繁剧不堪。自古以来“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传统户外工作规律，已失去了根据。这时的日常工作规律则每每因地而异：马萨诸塞州有些工厂的童工每天工作十三小时，星期日除外；成年工人则有一日工作长达十五小时十分钟者，至少康涅狄格州便有一家工厂有此情况。但新英格兰首先要求缩短工时的呼声不是发自工厂工人，而是发自一些工匠。即如家具木工便为此先后于。一八二五、一八三O、一八三一这几年进行过罢工。这时有些工人已逐渐组织起来：费城在一八二八年率先成立工人政党，纽约则于一八二九年、马萨诸塞州则于一八三四年继之。新英格兰的第一个工会差不多同时也在波士顿诞生。

无足怪异的是，雇主们对此不禁大起恐慌。他们愤愤然说，缩短工时“对我们的学徒工有极端不良的影响，我们一心要锻炼他们勤快和抓紧时间，这一来将使他们误入歧途”。“这将会使他们学坏的。”英国古老的习惯法在这里仍有威势，阻挠着工人起来反对新的不合理的事。至少从一三四九年英国的劳工法颁布以来，英国法律对聚众要求增加工资或改善工作条件是一概要处罚的）甚至到了一八OO年，英国国会还订立了一项新法禁止工人结社。而在这名目繁多的法令之上，则是所谓英国的处理阴谋不轨罪行的习惯法，此法只因界限极端含混，实为各路“鼓吹者”的绝妙陷阱。它在十九世纪初年对劳工所起的禁制作用，大致相当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所颁布的禁令。这个习惯法振振有词地说：工人结社，尽管他们的目的合法，而他们的手段也并不越轨，但终难免有阴谋犯罪之嫌。因为单单就结社这个行动推论下去，便带有非法和反社会的性质（“包含危害公众，损及个人”）。任何诸如此类的结社，据说都势必与市场之“自然”运作相左，从而使雇主与其他工人感到威胁云云。在一八O六到一八四二年之间，各州至少有十多宗工人因犯“结社罪”而被判罚的案子。

一八四O年间发生了一件“马萨诸塞州诉亨特”的公诉案，涉及一位名叫杰里迈亚·霍恩的波士顿鞋匠工会会员，此人因干了额外的活未取报酬而受该工会罚款的处分。这项罚款后因雇主补发工资才算了事；但随后霍恩又犯工会会规受罚款处分，尽管雇主复允代偿，但霍恩却坚决拒付罚款。这时工会决定开除霍恩，井要求工厂辞退霍恩；而工会又有规定，如工会要求某厂辞退某工人而厂方不顾，则所有工会会员均不得再受雇于此厂。当下厂主怕工人罢工，便决定辞退了霍恩；而霍恩则向地区检察官投诉。地区检察官因此便控告波士顿鞋匠工会犯阴谋罪。

当时波士顿市法院的法官指示陪审团说，就法律而言，这种结社确属阴谋性质；但陪审团的职责在于具体分析实际情况究竟如何。陪审团只用了短短二十分钟，迅即认定工会有罪。工会的辩护律师是小罗伯特·兰托尔，一位多才多艺的改革派，曾为该州第一任教育委员会的得力成员，又主张禁酒和废除死刑。他把此案入禀马萨诸塞州最高法院，由首席法官勒缪尔·肖亲自审理。兰托尔出庭重申英国处理阴谋不轨罪行的习惯法在马萨诸塞州早已不适用。他说，别的且不谈，这种法律，“岂不正是我们当初避之唯恐不及的英国暴政吗？”

肖首席法官为人比兰托尔律师还要圆通，他很想既维护英国的法律传统，又照顾工业界的最新情况。他在不废止原有习惯法之下，对它加以重新解释。一八四二年，肖首席法官作了一次划时代的发言，他强调：问题的症结在于所指的结社一举是否“图谋某种罪行或非法目的，抑或本身并无犯罪意图或非法目的，也没有采取类似性质的手段。”既然工会的目的只在于“号召同业入会”，他说，这就谈不上非法了。

肖首席法官补充指出：或谓这种合法行动有可能“损害”他人，但单凭这一事实也是不能使这种行动成为非法。因为从某一个观点上说，市场上的一切交易卖买莫不带有“损害”他人的性质。肖首席法官通过这一番说话表明了他是拥护竞争性经济的，并且乐于承认社会上确实存在利益冲突而应该使之合法化。他还说，至于工会会员“当然应该有选择喜欢为谁工作或不欲为谁工作的自由。在这个事态上，我们不能认为，人们不得共同议定通过最能促进他们本身利益的方式，来行使他们被公认的权利。”他说，譬如有一批商人削价倾销货物而使竞争对手破产，这当然不是什么阴谋；同样，工人结合起来提出他们的劳动报酬或劳动条件，当然也不是阴谋。

有时，某种竞争纵然对一些人不利，但却可能是“高度有价值的和忠诚为公的”。“通过竞争恰恰可以促进劳资双方的最大利益。”

　　这样，肖首席法官便使工会合法化了。同时，他也赋予传统的习惯法以新的生命力。当然，他的这番见解只有在一个响往改革和急盼改革的社会里才得以发表，得以实施。工会的律师兰托尔（后为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创办人之一）本人则一若肖首席法官，也是热心发展铁路事业的人。他们主张：一个复杂多端、矛盾重重的社会，必须使货物和劳务自由流通；只有这个办法才能维持国家的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