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红高粱全集:建国历程·4-7

二十七 形而上学的政治

只有在想象的没有冲突的社会里，事物的实际面貌和应有的面貌才会统一一致。一位南方人在一八六O年指出：“在北方自由州里，由于人们的利益千差万别，公职人员在位的时间不够长。然而，在位的时间长却是政治家充分发挥其才干的不可缺少的条件。在北方，如果有一个占主寻地位的利益集团，不论这个集团是什么，只要能够得到人民的支持，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看到那里的公职人员朗好的方向转化。”北方的政治充满着矛盾，对于那些愿意象“绅七一样清清白白地生活的出类拔革的人士”毫无吸引力。尽管南方的社会实际上已经分崩离析，但南方入却越来越不愿意看到存在着对立的利益集团，也不愿把南方想象成为新制度的试验室，或者是建立新的基层社会的场所。奥姆斯特德一八五四年指出：“南方人对所有变化都是一窍不通的。他们自然而然地接受现存的制度、风俗和习惯，他们正是在这种环境中教育出来的，这一切都是上帝强加给他们的，是天经地义。他们忠于这个'社会’，想要从本质上改变这个社会，增加什么或减少什么，都是违背绅士的基本思想的。”

在新英格兰，由于人们对存在着相互对立的利益集团有着明确的认识，遂产生了改革的热潮。那里有无数合作性质的社团，有各色各样的运动，或是争取税务改革和监狱改革，或是要求救助海员和建立主日学校，或是提倡禁酒和一天工作十小时，或是反对因欠债而判处徒刑、反对死刑、反对银行和垄断，或是主张免费教育、废除奴隶制、实现妇女权利、争取世界和平……还有其它数不胜数、目标有大有小的组织。一八四O年在波士顿举行的“普遍改革之友”的一次大会，参加者就包括女权主义者、废奴主义者、马格尔顿分子、浸礼友爱会教徒、“脱离教派团体者”、安息日会教徒、唯一神教派教徒，以及一些自成教派的个人。那些年月里，在美国其它地方同样出现了五花八门试验性的社会组织，诸如：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一八二五年），马萨诸塞州的“布鲁克农场”（一八四一至四六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宾夕法尼亚方阵”（一八四二年），纽约的“奥尼达自由爱情区”（一八四八年），长岛的“新时代村”（一八五一年），以及得克萨斯州（一八四八年），伊利诺伊州（一八四九年）、密苏里州（一八五六年）和艾奥瓦州（一八五七年）分别建立的“伊卡里安社会”，如此等等。

但是在南方，直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从波托马克河下游传来某些改革的言论，譬如，一八三一年到一八三二年间的冬天，弗吉尼亚州立法机构就废除奴隶制问题展开一场历史性辩论的过程中就有这样的言论。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南方拥护奴隶制的积极分子也炮制出他们那套为奴隶制辩护的论点。眼看着一八三三年在费城成立广美国废奴协会，一八三四年在辛辛那提莱恩神学院进行了一场辩论，还有，在西奥多·德怀特·韦尔德、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温德尔·菲利普斯这些以救世主自居的人领导下，废奴主义变为一种宗教信仰复兴运动而广为流传开来，南方的反抗更为坚决了。南方人实行了克莱门特·伊顿所说的“思想封锁”。一八四二年，佐治亚州赖斯博罗的查尔斯·科尔科克·琼斯牧师写道：“由于北部和西部的黑人普遍处于骚动状态，南方变得敏感起来。我们被迫从消极应付转向积极自卫，我们的力量在于团结。因此，公众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就能够发现国外和国内任何对我们的社会制度持敌对态度的情绪或言论。讨论的气氛比过去少了，讨论的自由也比过去少了。过去，我们对自己内部的某些事情是可以容忍的，现在却不行了。谁要是发表一些耿直的言论和呼吁，尽管他是为南方这个'家’的利益着想，就会被外人抓住不放，加以歪曲，成为对我们进行指控的材料，那他就有失去公众支持的危险。他就得处于腹背受敌的境地。”

南方的报刊也象牧师们一样，哪怕有一丁点儿社会批评的味道它都嗅得出来。威廉·伍兹·霍尔登骄做地宣称（霍尔登使他的《北卡罗来纳旗帜报》成为该州最有影响的报纸），南方“一致拒绝在欧洲和美国东部、西部各州泛滥成灾的各种主义。宣传社会主义或社会平等，宣传虚无主义、共产主义，以及宣传形形色色的不信宗教的主张的报纸，在北卡罗来纳州的气氛下都是无法存在下去的。”一八三六年，安吉利娜·格里姆凯在费城出了一本反奴隶制的小册子，查尔斯顿的市长就通知住在该市她的贵族家庭，不准她返回该市。即使象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写的那些稍有争议的纯文学作品，在南方也没有多少人看。

大批废奴主义的宣传品被当地邮局销毁，为了“公众的安全”留难联邦邮件已经成了南方自鸣得意的防患手段。布坎南总统的邮政部长——肯塔基州的律师约瑟夫·霍尔特，一八五九年批准了地方上关于禁止邮寄废奴主义宣传品到弗吉尼亚州的裁决。他的兄弟 R.S.霍尔特是一名南方的爱国者，在一八五O年十月二十七日提出责问，“南方的骑士”敢不敢允许进口北方的冰，来冰镇薄荷冷饮。

南方“特殊制度”维护者中的极端分子乔治·菲茨休在他写的《食人生番》（一八五七年）一书中用整整一章专门介绍“主义的哲学”，说明它“为什么在北方盛行，而不在南方盛行”。他提出的理由极为简单，因为北方更需要改革，而南方由于得益于奴隶制，没有什么坏事，因而无改革可搞。他说，改革就象公共慈善事业一样，在南方是多余的，在北方则是必要的。只有一种“主义”在南方具有某种号召力，那就是各种主义中最无激进色彩的禁酒主义，在南北战争前那三十年多点的时间里，禁酒运动是唯一曾吸引南方一小撮领导人的“改革”。继卡尔洪当参议员的南卡罗来纳州的罗伯特·巴恩韦尔·雷特（他有时候被称为“脱离联邦运动之父”）和弗吉尼亚州的州长亨利·怀斯（后来成为南部邦联的将军）都是赫赫有名的绝对戒酒主义者和禁酒运动的先锋。一八三九年，佐治亚州一名富有的种植园主约瑟夫·弗卢努瓦带了一份醒目的禁酒请愿书在州内周游，他在佐治亚州立法机构内征得了五十四票的支持，票数不算少，但却遭到九十八票的反对，因而提案还是被否决了。一八五一年，佐治亚州“禁酒运动赤诚斗士”组织号称有一万三千多名会员，数字相当惊人。弗吉尼亚州布雷莫的约翰·科克将军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富有种植园主，领导“弗吉尼亚大学访问者协会”达三十三年之久，他发起一场运动号召在全国禁酒。一八三六年，科克当选为“美国禁酒联盟”的主席。

有些南方人抛出一种论点，认为南方绅士“户外骑马的生活方式”足以说明他们为什么对社会持一种“泰然自若”、不挑不拣的态度，而北方人口密集的城市则成了煽动者和狂暴的改革者天然的藏身之地。无怪乎乔赛亚·霍尔布鲁克一八二六年在马萨诸塞州米尔伯利创立的美国讲学团运动虽然不到两年就建立了近一百个分支机构，但在南方却响应者寥寥。南方的听众不欢迎有争议的演说，诸如波士顿的美国讲学团、费城的富兰克林学社、纽约的古柏联合会以及无数其它团体带到公共讲坛上来的宏论。

南方没有大量的欧洲移民，这也有助于南方不受外来思想的影响。在新英格兰，外来的德国超越论和东方神秘主义成了许多改革方案的先导。通过卡尔·舒尔茨这样一个人，德国的政治思想对于在西部建立共和党起了促进作用。在南方则没有什么可同上述情况类比的事例。唯有为了逃避德国的政治迫害（一八一九年至一八二四年）而侨居美国的自由派难民弗兰西斯·利贝尔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他在南卡罗来纳大学任教，但人们怀疑他同情废奴主义，因此，尽管他在世界上享有盛名，却未能当选为该大学校长。南方最富有“欧洲”色彩的特点之一，是不通过素有抱负的移民或失意的革命者而是通过整洁的书籍引进思想。南方北部的主要铁路都通向北面，而不是由海港往南通向，这也妨碍了南方直接从欧洲引进思想。由于南方的新思想主要是从北方输入的，因此，这些改革思想不是完全走样也会部分走样。改革思想从欧洲零零碎碎地传到北方，等这些思想到达南方时，往往一古脑儿搬来，其中包括废奴主义。这样一来，各种改革都带上了北方的色彩。

就在这段时期，在北方和西部，十九世纪最初几十年正是扩大公民选举权和群众性政党兴起的时代。在全国性的政治中，“弗吉尼亚王朝”时代，即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和门罗的时代，只延续到大约一八二五年；当时，获得选举权仍必需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新泽西州（于一八O七年）和马里兰州（于一八一O年）废除了有关财产的限制，但是，直到西部几个州（印第安纳州于一八一六年：伊利诺伊州于一八一八年；亚拉巴马州于一八一九年）获准加入联邦后，白人男子普遍享有选举权的原则才广泛传播开来。民主化的运动逐步在人口稠密的康涅狄格州（一八一八年）、马萨诸塞州（一八二一年）、纽约州（一八二一年）占了上风，随着其它各州宪法的修改（一九一六年至一八三O年），民主化又进一步获得了新的势头。到一八三O年，有资格投票的选民人数比十年前翻了一番。随着争取群众的新政治的出现，各全国性政党的代表大会、大吹大擂的竟选运动、城市里的党派头头、地方政治机构以及精心设计的政治交易……也应运而生。

然而，在自成一体的南方，人们认为所有善良的人们的利益是一致的，折衷妥协和争取群众的手法井没有受到那么高度重视。从殖民时期起，一个人在弗吉尼亚川议会里不必与任何强有力的利益集闭对抗就能够取得政治权力，因为那些能畜善辩的大种植园主干脆就代表那些干那么善于言辞的较小的种植园主。C.S.西德诺指出：“人们试图并行不悖地前进，而不是相互冲突对立。”几乎每一个白人男子从事的都是农业；种植园主只有大小的不同，而不是他们从事活动的性质有什么不同。州议会商议起事情来更象一个商会，而不象是一个多元化社会的立法机构。这就为南方社会确定了以下的模式：它重视的是忠诚和信誉，对折衷妥协则没有什么经验可言。

折衷妥协实际上近于耻辱，因为荣誉就象贞节一样，不可能有程度的大小。一八三O年之后，南方的绅士越来越忠实于它们的社会礼法，就如同殖民时期的教友会教徒忠实于自我的纯洁和良心一样。这反映出他们对政治艺术的不理解，而且抱着越来越藐视的态度，南卡罗来纳州的编辑本杰明·佩里在一八六O年声言：“即使你们大家现在都去见魔鬼，我也同你们一道。荣誉和爱国心要求我同我的州站在一起，不论这样做是正确还是错误。”这番话同教友会的殉难者玛丽·戴尔的话何其相似乃尔。

南方的宗法社会里没有冲突变成了不言自明的道理。不论什么事情只要对主人有利，对奴隶也一定有利，所谓黑人与白人之间、商人和种植园主之间的利益对立，都是北方宣传家们捏造出来的。既然没有什么值得尊重的“特殊利益”，那么南方每一个正直的从事政治活动的人都是为整个南方社会说话的地地道道的政治家。唱反调的人将逐渐背上叛逆的黑锅，而凡被指责为叛逆的人，就要到决斗场上去维护自己的名声。政治是一个公开的讲坛，在这个讲坛上，争论永远不会有结果，这只能消磨掉爱国主义这一纯洁朴质的美德。南方人认为，严重的分歧可以在“决斗场上得到解决”，因为在那里，社会礼法会为双方剖白。南北战争最终把整个国土变为“决斗场”。后来当了南部邦联副总统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极力主张，南方人民应当“不惜冒任何风险”，去维护自己的权利，“尽管这仅仅涉及到他们的荣誉。”弗吉尼亚州州长怀斯一八五六年宣称：只要南方的荣誉被“扎上一针”，就足以证明可爱的联邦活该破裂，从南方的观点来看，南北战争是为了雪耻，而不是解决问题。

南方报纸的编辑经受的磨难反映出南方政治的不妥协精神。那些想活命的编辑部小心翼翼，不敢得罪人。既然受到诬蔑而上法院告状被认为是懦弱的表现，那么，当编辑的就只得一手拿笔，一手握着手枪，时刻准备为维护自己的观点而决斗。举例而言，一八三二年，本杰明·佩里的《格林维尔登山家报》反对南卡罗来纳州的“拒绝执行联邦国会法令的条例”，极力主张妥协。这时，对立面的报纸《格林维尔哨兵报》的编辑特纳·拜纳姆就向他发出决斗的挑战。用佩里的话说，拜纳姆是“一个奸诈的蛊惑人心之徒，一个阴险狡猾的诬蔑者。他的所谓爱国主义就是自私的狡辩，他的骑士精神不过是一片废话。”一八三二年八月六日早晨，决斗双方的助手在图加卢河一个岛上的一块林间空地上丈量了场地。佩里是不愿上决斗场去和拜纳姆对阵的。结果，把对方打死了才了结这桩事情。另一例子是，《红色棍棒报》的编辑人休斯顿有一次奚落民主党推举奥尔塞·拉布兰奇（他是路易斯安那州少有的几个从未决斗过的人之一）参加国会，说他“既无头脑，又缺乏男子气概”。结果当然免不了一场决斗，休斯顿被打死，拉布兰奇维护了自己的荣誉。就在南北战争前不久，《里士满问询报》的编辑詹宁斯·怀斯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就决斗了八次。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之后，南方利益的维护者竭力吹嘘说他们不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似乎公众舆论就是瘟疫。在南北战争前的三十年里，南方主张有少数人学识渊博就可以了，多数人不必有文化。当时为居统治地位的种植园主的子弟办的大学和军事学院兴起来了。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弗吉尼亚州白人中大学毕业生的比例比马萨诸塞州高；一八六O年，按总人口计算，弗吉尼亚州和佐治亚州的“大学”的比例高于纽约州和马萨诸塞州。但南方的公共教育事业就不行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制度，以及总的文化程度都远远落后于北方。尽管没有可靠的统计数字，但我们有理由相信，南方的文盲要比美国任何其它地方多，因为大多数黑人是文盲，白人中的文盲也远比北方多。南方强调领导者应是受过教育的，这同他们不关心民众的教育是一致的。乔治·菲茨休一八五七年说得很极端（此人说话一贯如此），“为确保取得真正的进步，我们必须解放天才，囚禁庸碌之辈。让少数人获得自由，叫芸芸众生去当各种形式的奴隶！”

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到南北战争这段时期，世界舆论强烈反对奴隶制，但南方的绅士则我行我素，置若罔闻。杰斐逊原来认为，“对世界舆论应有的尊重”是爱国主义的支柱，现在似乎反而成了叛逆行为。一八六O年，D.R.亨德利得意洋洋他说：“南方的绅士……要的是自己的正直的见解。他们宁愿当种植园里最下贱的奴隶，当最懒惰、最无知的黑人小工，背上有监工鞭子抽打的血迹，也不愿意成为'那玩意儿’——最懦弱、最可怜的笑柄——'公众舆论的奴隶’。……因此，南方的绅士从未受到过，现在也不受世界人民对'特殊制度’谴责的影响，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他们是地地道道勇敢的、自食其力的、有良知的人；他们知道自己对职责所抱的信念，并敢于按照这种信念行事。”

不屑于迎合舆论潮流以及无意于协调矛盾双方的利益，也是南北战争之前的南方政治学说蓬勃开展的原因之一。如果新英格兰人、纽约人、伊利诺伊人对妥协折衷不是如此热衷，他们相互间的区别也可能会更加明显。这个时期是美国政治学说蓬勃发展的年代，而几乎所有可以与旧世界匹敌的美国政治学说成就都出自南方。南方人生活在不成文法僵化不变的绝对统治之下，竟然能成为概括政治思想精革的能手，这确实是人们所意想不到的。第一个出现的政治学泰斗是弗吉尼亚州卡罗琳县的约翰·泰勒。在他一系列坚定有力、逻辑推理缜密的著作中，他坚决维护南方的土地均分论和州权主张。他的主要著作有：《农业论文选》（一八一三年）、《美国政体原则与政策的探究》（一八一四年）、《建国与宪法剖析》（一八二O年）　、《揭开苛政真面目》（一八二二年）、《宪法新论》（一八二三年）。接下来出现的是卡尔洪，他的两部著作《政府研究》与《论美国宪法和政体》（均在他死后出版于一八五一年）是美国政治思想成就的丰碑。最后又出现了佐治亚州的亚历山大·斯蒂芬斯，他所著《从宪法角度看最近一次州际战争》（一八六八至七O年）是剖析南方权利的权威著作——这连续出现的政治学说三巨头在整个美国历史中是无与伦比的。

　　早在一八三九年，那些讲求实际的北方人就用“形而上学政治家”一词来讽刺南方的爱国音，以示“有别于另一类人，即具有发展贸易和交通运输事业这种直接目标的人。北方的报纸每份只专谈政治体制中的某一个'具体问题’，例如：有的主张在纽约开办一所银行、有的主张在费城办一所……等等。”但南方辩护士们所追求的却不是什么具体项目，也不是某个地区，而是越来越热衷于一种抽象的事业——“为了南方”。南方所谓的政治实际上根本不是政治。南北成争之前南方的代表们所召开的一系列会议，甚至是梅肯、奥古斯塔、查尔斯顿等地召开的所谓“商业会议”，几乎就得不出任何实际方案。一位南方人悲叹说，“在寻求发展工业方面，南方是一笔糊涂帐，就象一个新手不知往什么事情上使劲……他们从来不愿意着手推动本地的企业，从来不肯认真考虑具体的经济需要。”南方的政治家们大肆宣扬的是些不着边际的主张，什么保障亚马孙河航行自由呀，在墨西哥的特旺特佩克地峡挖一条运河呀，去尼加拉瓜探险呀，从密西西比河修筑一条直达太平洋岸边的铁路呀，把奴隶制引进中美洲呀……。如果这些也算是政治的话，这实在不是南方所迫切需要的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