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江国际咨询委员会:建国历程·5-2

二十八 一个一知半解的国家：开拓先于发现

美洲的“发现”还只刚刚开始。一个决定性的美国式时代错误，一个跟美国有关的古怪的、幸运的和逐步形成的事实，就是这个国家甚至在勘探之前就已经兴旺发达起来——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它从来还不曾勘探过。这点足以说明美国之早熟及其生命力。在新世界，一个国家可以一方面在成长，同时也在不断发现自己。

对于美国人来说，从一开始，发现和成长就是阿义词。旧世界的国家都熟悉（或者自以为熟悉）自身的国土、边界、地形和资源。当美国人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何处和发现他们须依靠什么进行工作时，他们就预期自己的国家能够不断成长。如果在美国诞生之后几乎整整一个世纪里，它不是停留在“黑暗大陆”的状态，美国今天能否发展得如此生气勃勃和如此激动人心，倒是大可怀疑的。

作为希望的源泉，美国是如此之丰富多采，因为这是一个引人萌发幻想的地方。当时美国的地图充满了需要填补的空白。凡缺乏具体事实的地方总是用神话来填补——这些神话大多源自欧洲。传说十六世纪的西班牙征服者科罗纳多曾经抵达海边某地，这本来纯粹是无稽之谈，却被制图学家加以肯定，认为他已接触到伟大的西部海洋。地图上标满了科罗纳多到过的地方，这些地方都带有尼泽和其他受人迷惑的早期探险家所拟定的名称。基维拉本来是位于堪萨斯州中部的威奇塔印第安人的一个小村，却变成了神秘的基维拉王国，弄不到新鲜事来报道的绘图员乐于接受这类神秘的地名——基维拉、蒂古斯、契博拉和栋栋尼亚克。他们常常异想天开，把这些地名搬来搬去，“任何地方只要出现空白都可以使用这些地名，否则这种空白就暴露出地理上的无知。好在他们的用户决不会到基维拉去查看个究竟，他们是万无一失的。”卡尔·惠特在他的巨著中描述了东搬西套这些地名和其它神秘地名的情况，简直象无与伦比的希腊史诗《奥德赛》一样，都是些在汹涌的幻想海洋里飘荡的虚构城市。

为了说明这种无知，我只需简短地告诉你一组有关这类幻想的故事。美国西部的神秘河“圣比纳文图拉”的故事就充满了象征主义和讽刺色彩。这个幻想既古老又壮丽，还活龙活现地流传到十九世纪中叶，因而就特别令人感兴趣。欧洲人在十五世纪后期能够发现美洲主要是由于欧洲人对东方感兴趣。当时寻找一条向西航行到亚洲的水上航道的希望主宰着一切，当发现北美大陆成为通向东方的障碍时，人们更加迫切希望能找到贯穿大陆的水路。随着新世界的轮廓日益清楚，人们掌握的知识无情地把向西的通海航道全部——勾销。但是寻找一条通海航道的希望并没有熄灭。人们又把希望寄托于地图上一些空白点。在人类痴心妄想的经历中，这种通过绘制地图把希望变来变去的故事可以算得上是最可悲可叹的。他们的希望受到讥嘲捉弄，其程度简直如同出自某些恶毒的鬼神之手。

寻找横贯大陆通海航道的努力是朝两个方向进行的。在太平洋岸，于十六世纪到十八世纪之间，寻找横贯大陆通道的西班牙探险家对北美海岸进行实地勘探，一直搜索到北纬六十度以北。一七七六年多明格斯一埃斯卡朗特探险队曾希望能找到一条从圣菲通向位于加利福尼亚海岸蒙特雷的西班牙居民点的道路。他们经过勘探，首先绘制了巨大的科罗拉多高原的地图。在地图上，他 们绘下了一个大湖，名叫蒂姆邦诺哥斯湖（把大盐湖和犹他湖合成一体），它拥有一条巨大的假定可向西航行的河流，有可能一直通到太平洋。加利福尼亚乐观的西班牙神父们煞费苦心制造直通内地的水道的神话，他们想象穿越山脊而下的河流全部发源于落基山脉。他们说，这些河流也许可以通航，因而使得长期寻求的从中国到西班牙的通商之路有可能兑现。

所有这些想法部绘入了一七八四年的西班牙北美地图。尽管存在着种种错误，但是这张地图仍是当时最好的地图。图上所绘太平洋沿岸诸河流显示了科罗拉多河以北落基山西坡的水道如何向西流入太平洋。直到一七九三年，太平洋岸边的西班牙人还在寻找横贯大陆的西部河流的入口。与此同时，来自路易斯安那的西班牙探险家则沿着密苏里柯谷而上，到达了海洋。探险家们热衷于夸大自己的发现；游记作家热衷于讨好读者；制图学家热衷于填补地图上的空白地区，他们的共同努力使得这种令人尊敬的古老设想——寻求一条贯穿大陆的水道——得以长期保存下去。

分歧的焦点不是在于是否存在这样一条水道，而是在于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这样一条贯穿大陆连接海洋的水道。苏格兰探险家亚历山大·麦肯齐在他一八O二年的远征日志里认为，哥伦比亚河（他把这条河误认作远在北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境内的弗雷塞河）很可能是太平洋与大西洋之间未来的通道。托马斯·杰斐逊本人就误认哥伦比亚河为俄勒冈河（亦称“西部之河”，相传为神秘的“西部之海”的遗迹，源自十六世纪意大利航海家维拉察诺的时代）。他坚信去印度的道路将可取道密苏里河和哥伦比亚河。所以他在一八O三年满怀希望地指示梅里韦瑟·刘易斯说，“你们这次使命的目标只有一项，就是寻找从海洋到海洋的直接通道，具体渠道是通过密苏里河或者俄勒冈河……。”当然，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的确建立了从密苏里河到哥伦比亚河之间的陆上交通线，但他们发现落基山山口十分陡峭，而且他们肯定没有找到可以通航的水路。随着该地区的交通日益发展和人们对于该地区的知识日益增多，长期追求的海上通道应该到别的地方去找，这点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了。

因此，只好再次为这个没有熄灭的希望寻找落脚点，但现在只剩下两个隐秘的地区在吸引人们了。一个地区理所当然是北极。当一八一五到一八一七年间，格陵兰以东的冰层溶化时，放弃在这里寻找通向印度道路已有两个世纪的英国人又重新燃起了希望。另一个有可能找到通道的地区，是美国现有领域中在地理上最不为人知的地区，我们称之为“大盆地”。这就是位于北纬四十二度同莫哈韦河之间的这片土地。似乎大量“证据”突然都指向那个地区，好象那里确实是人们长期寻找的横贯大陆水路通道的最后一个希望。

于是，十九世纪上半期便出现了格洛里亚·克莱因所称的“制图学狂热”，在这股狂热中，神话一次又一次地压倒了现实。亚历山大·冯·洪堡、泽疖隆·派克以及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在一八一O年和一八一四年绘制的富有影响的地图，都正式记下了那个神话，此后这个神话一直待续流传了整整三十年。这是一点不足为奇的，因为派克以及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都照抄了洪堡绘制的地图，而洪堡本人又从未到过该地区，只不过是照抄了一份更早期的地图，这份地图绘制日期至少是四十年前。刘易斯与克拉克远证队地图上画出的那条人们渴望已久的河流源于落基山脉并经过群山向西流入大洋。另一个大胆的地图绘制者认为，如果能有这样一条河流通道，就必然还会有别的河流通道，于是他在地图上又绘出了六条源出落基山流入太平洋的河流。其中，传流最久、最宽又最吸引人的一条就是众所周知的“圣比纳文图拉”，这条河最初是制图家为一七七六年西班牙探险队草绘出来的。阿什刊、史密斯、沃克和彼得·斯基恩·奥格登这批皮毛商人的实地经历井没有起到消除那条河的作用。即使加勒廷、博纳维尔和伯尔所绘制的地图开始以没有任何通海水道的内陆盆地来填补原来的空白，它也没能就此抹掉人们心目中的“圣比纳文图拉”。这批地图全部出版于一八四O年以前，但它们并没有流传，而且由于大令人沮丧以致无人相信。约翰·比德韦尔谈到他一八四一年由陆路前往加里福尼亚那次划时代的旅程的筹备工作时写道：“我查看了一些地图（当然假定这些地图都是正确的），发现于目前大盐湖的位置附近有一个湖泊，大约三百或四百英里长，有两条出口河流，都注入太平洋，这两条河流都比密西西比河还要长。”当然，大盐湖的成水是魔鬼作成的巧合，使人们更难以怀疑这是伟大的西部海洋伸向内陆的海湾。

人们相信某个地方肯定有一条流向西方的水路，这种信念已经流传很广并且受到尊重。密苏里的参议员托马斯·哈特·本顿长期以来一直在为寻找通向印度的海上通道大声疾呼，最初，他倾向于附和杰斐逊从密苏里河上溯的路线，同时他又非常乐观地派遣他的女婿约翰·弗雷蒙特去寻找另外的入海通道。当然，宏伟的“圣比纳文图拉河”仍然有着惊人的吸引力。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是通过水路进行勘探的，首先是沿着大西洋海岸，后来则是沿着密西西比盆地各河流而下。如果有类似的通道横贯西部，那么还有什么比这更为合乎天意或更加合适呢？

对于通向东上的西向航道这种传说，其最后一个落脚点实在是一太讽刺，因为探险家们、制图学家们以及空想的政治家们最后全都孤注一掷地把他们的理想心愿——他们的圣比纳文图拉——定位于北美大陆一片广大地区，而实际上这个地区既没有宏伟的河流，也没有任何出海的河口！在所有的地方当中，他们竟然选中大盆地！这个地方实际上是一个地理上的怪物：在雨水充足的大陆中心地带，这样广大地区的雨水却不是流向任何大洋，而是通过某些神秘途径进入了本身的土地之下。对于美国人的充满大无畏精神的幻想来说，还有什么能比这样的结局更无法逆料呢？

直到一八四四年（而不是在此以前），弗雷蒙特才得出结论，在这个假定有水道贯穿大陆的地区不仅没有流向海洋的河流，而且实际上也没有任何向外排水的出路。一八四四年五月二十三日，刚好离开堪萨斯一年之后，弗雷蒙特在犹他湖畔安营扎寨。他终于把沃萨奇岭和塞拉山之间的大片地区（包括俄勒冈的大部分，内华达的全部，犹他的西部以及莫哈韦河以北的加利福尼亚）描述为内陆排水的地域，一个没有出海口的“大盆地”。这不仅是简单地消除了地图上另一个空白地区，而是在揭示北美真实情况的长期过程中一项伟大的地理发现，从而使神秘的“圣比纳文图拉”这个最后幻想化为乌有。它是一次从幻觉中清醒过来的经历。

圣比纳文图拉的故事不过是人们追求幻想的那种美国式《十日谈》的一个插曲。在十九世纪早期，北美，特别是邻近新兴的美利坚合众国的部分，被认为是吸引勘探家、制图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插图画家、人类学家以及大量致力于新兴科学的其他各种人的最合乎理想的地方。新世界仍处于一种迷人的半明半暗之中，既不是如此光亮透彻，以致各种想象都显得荒谬可笑，也不是如此漆黑一团，使得勇气不足的人望而止步。

美国西部的许多情况使人们对本国地理长期处于普遍无知的状态。殖民时期的竞争者从不鼓励把已有的信息公诸于众。西班牙在北美的早期探险家也不热心于让人分享他们的微薄知识，因为这是建立帝国的宝贵手段，必须象一个国家的技术工人或金条那样，严密地珍藏起来。

因此，在西部探险记录中充满了不为人知的首次发现，而人的生命就这样被白白浪费掉，因为旱期的发现都没有公诸于众。怀俄明著名的南隘口也许早在一八一二年就由约翰·雅各布·阿斯托所雇用的罗怕特·斯图尔特发现了，十九世纪中期，加利福尼亚的移民都是穿过这个隘口涌入的，但是这个信息一直没能传播于世，谁也没法肯定斯图尔特究竟到过哪些地方。直到一八二四年，杰得迪亚·史密斯重新发现这个隘口，并且为毛皮商贩广泛利用之后，世人才普遍知道有这个隘口。同样，发现大盐湖的荣誉应该归谁也是争论纷纷。是应该属于吉姆·市里杰吗？早在一八二五年，布里杰作为阿什利捕猎队（领队可能是比尔·萨布莱特）的成员之一，对贝尔河河口进行勘探，当时他溯河穿峡、顺流而下，到达大盐湖岸边，面对一片咸水，他满以为这就是太平洋的一个海湾。另外，捕猎者埃蒂尼·普罗沃斯特一八二四年秋天也可能见到过这个大湖。如果这两个人实际上都未曾见到过这个湖，那么发现大湖的荣誉就应该归属于一八二四至二五年彼得·斯基恩。奥格登的蛇乡探险队。在该探险队一八二五年五月五日的日志中，奥格登记下了“一个明媚的平原，布满了水牛和成千上万只幼小的海鸥，后者对我们来说实在是一个奇观，我马上预感到附近有一片我们迄今根本不知道的巨大水域。”

如果说这个队里有人曾经亲眼目睹这个大湖，此人可能并非奥格登，而是他手下的某人。直到一八二八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奥格登本人似乎还未曾见过此湖。出奇的是这批人当中的任何人对于别人已经做过的或者正在做的事竟然了解得如此之少。

这类相互不通消息的现象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许多人都能尝到首先发现的欢乐。一八四三年九月，也就是奥格登第一次瞥见大盐湖的十五年之后，弗雷蒙特看见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一内海。一片汪洋，水波不兴，向前伸展，荒凉壮观，极目望不到边。”“每当我们忆及自己是本国传统历史记载中第一批访问这片土地的人，同时也是第一批用人类的声音打破这地方长期孤寂的人，我们深感欣喜。”弗雷蒙特根本不知道几乎比他早二十年左右，也就是一八二六年，吉姆·布里杰的捕猎队曾经乘坐临时制作的水牛皮或麋鹿皮艇绕着大湖游荡过大半地区。或许这倒是件好事，让他有机会充分享受“首先发现”带给他的喜悦。

一八四五年，他第二次探险。当弗雷蒙特和他的探险队沿着大盐湖南岸向西行进时，他们再一次享受“第一批”见到美洲大陆一大雄伟景色的欢乐。他早就听说从未有人从这个方向跨越过这片辽阔的平原。如今当地的印第安人又向他证实了这点。那条路上并没有向外流出的河流。他们这帮人的响导，同基特·卡森和罗伯特·沃克一样都是知识丰富的山地人，但他们对这个地区却一无所知。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他们的知识多么贫乏，因为实际上早在近二十年前，杰得迪亚·史密斯就已经跨越过大盐沙漠。

为什么花费那么大的代价而消息又如此闭塞呢？原因是不难发现的。正如威廉·戈茨曼所解释的，对这些猎物丰富的河流了如指掌并熟悉抵达这些河流的捷径的捕猎者，就象找到最好的捕鱼侗那种人一样，是不愿意让别人分享他所知道的一切的。成功的捕猎者熟悉道路，知道何处有最容易通行的隘口，由哪里穿过最茂盛的天然草地，可以到达盛产水獭的河流；他们也知道跨越沙漠的最安全道路。他们的职业是猎取毛皮而不是绘制地图。例如杰得迪亚·史密斯，他所掌握的西部知识也许可以同当时的任何人媲美、但他绘制的地图却只有寥寥凡张，而且全部丢失了。还有吉姆·布里杰，他在一八五O年曾引导斯但斯伯里探险队到达人盐湖，在一八五九年又曾给威廉·雷诺兹的黄石探险队当响导。但是在需要时他所能提供的地图只是一幅粗略的概貌图，并且还是临时用木炭在水牛皮上匆忙绘制的。

正如我们从前文所看到的那样，皮货贸易中建立货物集散地的体制要求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同时也需要十分熟悉地形。年复一年，数以百计的人分散到捕猎者活动的西部地区各个遥远的角落，并按时按计划集合在一起。伯纳德·德·沃托解释说：“他们不同于荷马臾诗中的希腊英雄阿奇里斯，但是他们能充分作好准备，在指定的日期和规定的地点同成百个人会合。即使地理学家绘图时把这个地点移动了整整十度，对他们也全无影响。他们在地图的空白地区到处走动就如同人们走进牲口棚那样容易。美国大沙漠如同他们的后院。”他们本身很少需要地图。他们的地理知识全装在脑袋里，这就使得他们本人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并且使美国西部对外部世界长期保持神秘的色彩。

如果地理学家了解得更多些，或者了解得更少些，这个充满空白的大陆或许未必会如此吸引人，对美国地理这种神差鬼使的一知半解，正好说明美国人的后力和热情，那种着迷似的专心致志以及反复无常的感情转移白何而来，正是由于这些特点，美国人很快地枕把他门的希坐从一条“圣比纳文图拉”转向厂另一条。

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发现，希望和恐惧往往就会发展到狂热的极端。人们就凭想象给已知的东西添枝加时；他们不愿意用“干旱平原”、“温带草地”之类常见名词来填补地图上的空白，因此，只要有更令人感兴趣、更富有色彩、更充满危险或更加有价值的点滴迹象，便千方百计抓住不放。

泽布隆·派克报道他一八O六年在于午线九十五度以西地区旅行的情况说：“在沿途各地，我看到多处很氏的地带，那些地方，大风卷起的沙子堆得奇形怪状，象海洋里汹涌的波涛一般，而且那里寸草不生。”在一八一九年到一八二Ｏ年，美国地形测绘工程师协会的斯蒂芬·朗从设在普拉特河和密苏里河文汇处（即现在内布拉斯加州和艾奥瓦州交界处）的一个营地出发，沿着普拉特河走向落基山的前沿，然后向南再向东穿越俄克拉何马抵达阿肯色的史密斯堡。他漫不经心地报告说：“我毫不犹豫地认为，我们国家这一大片地方，几乎完全不适宜于耕种，当然也不适宜于依靠农业自给自足的人们居住。固然偶尔也能遇到相当广阔的肥沃土地，可是树木和水源部异常稀少，几乎成了这里普遍的现象，并且肯定会成为这个地区开发道路上不可克服的障碍。”他认为，落基山以东的大片邻近地区可能非常适宜野牛、野羊和其它野生猎物生长，除此则一无所用。在一八二三年发表的地图上，他用大字标上“美国大沙漠”字样。他就这样协助创造出一个新的地理神话，并且注定要成为十九世纪上半期一个最生动和最具有说服力的神话。

围绕着“沙漠”一词的含义，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理解，使得人们对这片土地的看法更加捉摸不定。“沙漠”一词被广泛用来描述美国西部的许多地方，因此，对某些人来说，这个词意味着类似“美国的撒哈拉”；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又意味着只适于印第安人居住的讨厌地方；还有一些人则认为，这个词包含着形形色色其它可怕的涵义。正如其确切位置无法肯定一样，它的含义也是无法确定的。

树木和水的普遍缺乏当然是事实。二十世纪，沃尔特·普雷斯科特·韦布和其他许多人都证实了这个事实对美国西部的形成有多种深远的影响。但是，所谓位于落基山以东、既缺树木又缺水源、完全不宜居住的“沙漠”，也即斯蒂芬·朗想象出来、并被另外不下几十位制图学家、旅行家、作家和“炉边讲故事”的人所肯定的“沙漠”，却纯系神话，和浩荡的“圣比纳文图拉河”同样无根无据。但是，这种毫无事实依据的希望——试图发现一条西部的密西西比河，曾经吸引无数勘探家们不惜生命进行探险，他们偶然也发现一些出乎意外但却确凿可靠的事实。与这种情况完全一样，对美国大沙漠的信念也动员了成千上万美国人，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战争以后。无数美国人脑海里索绕着炽热的沙土和耀目的阳光，这种景象促使他们匆匆西行。前途充满幻想的地理障碍、现实的印第安人威胁、自然界的重重风险，以及树木、水源和其它资源的严重缺乏。他们就在这种情况下丢下好客的中西部平原，踏上吉凶未卜的征途，奔赴更加干旱的地区。大平原变成了一个必须尽快地跨越的障碍，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看法，使肥沃的中西部的开发延迟了好几十年。

这些令人生畏的印象还产生另外的效果。这样一个美国大沙漠不正好适合于容纳印第安人吗？一八二三年，陆军部长约翰·卡尔洪向门罗总统建议，把古老的西北部（即大湖区周围以及俄亥俄河与密西西比河之间的地区）近一万四千名印第安人迁移到大沙漠的北部，把包含南部各部族的七万九千名印第安人迁移到大沙漠的南部。卡尔洪列出此举有如下好处，可以腾出东部大量宝贵的土地给白人移民；防止今后种族间发生冲突；免得印第安人进一步沾染白人的罪恶和疾病，卡尔洪解释说，说服印第安人搬走虽然要花费三万美元，但却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印第安人的问题，两相比较，应该说是一个很小的代价。正如弗朗西斯·保罗·普鲁查最近所证实的，尽管有些职业地理学家和政府官员不同意把印第安人迁往“沙漠”，但这种观点当时还是颇手众望的。一八二五年颁布的卡尔洪的“印第安人永久性边界”计划，已经证明不象他当初设想的那么永久。因为美国大沙漠的神话并未能长久保持。当这个神话逐渐烟消云散之后，白人开始怀疑子午线九十五度以西的大片土地可能并不太坏，给印第安人占有恐怕不上算。

在十九世纪的三十、四十、和五十年代，人们不顾一切地向位于“大沙漠”中心的密西西比河以西地区大量移民，以此抗议对他们选中的土地的诽谤。堪萨斯历史学会执行委员会于一八六O年报告说，他们十分清楚地记得，当初在上学的年代，“教科书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居住的这块中央平原就是美国大沙漠的一部分。”他们创造一种与上述神话唱反调的神话。他们不仅否认他们所在地区的荒凉，而且还编造了有关这个地区罕见肥沃的新神话。但是老的神话的消逝仍是缓慢的。十九世纪五十年代的《太平洋铁路勘查》仍然刻画出一幅可怕的图景。一八六二年的《联合太平洋铁路法》主要用意是保证有跨越平原的高速交通，而不是为了提供一条通向这个平原的纽带。这是一条穿过中部大陆屏障的捷径，可以把密西西比河谷的居民同太平洋沿岸的移民连成一片。

新神话同老神话一样，都旨在证明人们不屈不挠的信念。正如亨利·纳什·史密斯所生动描述的，移民们沿普拉特河谷和堪萨斯河谷上溯，用花园的神话来取代沙漠的神话。从殖民时代的旱期开始，欧洲人就把大西洋岸的殖民土地视为新世界的花园，让这些土地长期保持处女地的状态，以便用来补偿旧世界的过度垦殖。这种神话很容易向密西西比以外的地区迅速传播。

早在一八四四年，乔赛亚?格雷格在他所著《草原贸易》一书中就曾经暗示过有一种魔力，可以把想象中的荒芜之地变成想象中的乐园。移民的到来这件事本身不是正可以使这项业迹得以完成吗？

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假定，由于文明（地球上到处进行的垦殖）无远弗届的影响，会有助于阵雨的成倍增加，正如它肯定会使甘泉成倍增加一样？为什么我们不可以假定，碧绿成荫的园林，当其在草原上发展时，会对气候产生某种影响呢？无论如何，许多年迈的移民部赞同干旱现象在西部日益减轻的说法。新墨西哥地区的人们也向我们证实，近年来那里的雨量确是增多了，一般迷信的人都把这种现象归因于密苏里商人的来到，那么我们难道不可以期望这些贫瘠地区重新复活并且变得更加肥沃吗？我们难道不是还可以期望有那么一无这块土地上都市满了欣欣向荣的居民点，一直延伸到落基山吗？格雷格本人认为气候的变化是由于灌溉所造成的。

报界报道了一八六六年和一八六七年在人口不断增长的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建筑联合太平洋铁路的情况，实际上这是传播这种神话的最有号召力的办法。越来越多的人拥向那里，他们说雨量确是有所增加。广泛宣扬的《各准州的地质与地理调查》又为这种新的神话般的希望提供了受人欢迎的“科学”根据，这项调查是由联邦政府倡议并在弗迪南德·范德索尔·海登指导下于一八六七年在内布拉斯加开始进行的。调查结果的技术报告在美国西部特别受到欢迎。海登于一八六七年公开告诉内政部长说：“据称，每一百六十英亩土地上造林十到十五英亩就会对气候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能够补充和增加水分，且极大地提高土地的肥力。土地的开拓和树木的增多已经使得内布拉斯加沿密苏里河的地区气候有所好转，所以在近十二年到十四年之内，雨量已逐渐增加并在全年内分布得更加均匀，我有充分信心，由于移民定居点的扩展和适量的造林，这种变化将会持续向前发展，越过于旱地带直达落基山脉之麓。”

这种有号召力的理论在海登领导下的昆虫学家兼植物学家赛勒斯·托马斯所著《科罗拉多农业》这本专著里得到支持，该专著记载了科学家的“坚定信念”，那就是日益增多的雨量在一定程度上系来自于移民定居点的增加，“由于人口增加，空气中的湿度也会增加。”受人尊敬的农学家，象新成立的内布拉斯加大学自然科学教授萨穆埃尔·奥义，就采纳了这种乐观的理论。他们的共同努力幸运地得到南北战争以后出现的一系列异常多雨年景的支持。

“耕犁之后必有雨水”这个口号被提出来并且传诵了几十年。建设事业推动者对这一原理的大力宣传是不难理解的。这种概念原来可能是从法国或英国科学家那里借来的。但是在欣欣向荣的美国西部，如果有人拒绝承认这个概念，甚至对此产生一点怀疑，都被认为是对当地社会的背叛。拒绝相信这个概念的牧牛人被斥责为自私自利，企图阻挠移民，以保住大片可成为宝贵耕地的土地来作牧场。灌溉计划竟然也遭到人们的反对，不仅是由于新来的人太多，使得灌溉计划成为多余，而且由于谈论灌溉无异是宣扬自然雨量不足从而降低土地的价值。

很快地，建设事业推动者反击美国大沙漠神话的狂热程度便远远超过了它所反击的神话本身的狂热性。特别是威廉·吉尔平（1813～1892）天花乱坠的理论对于城市开发者尤其具有吸引力。他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士兵、探险家兼编辑，在一八四三年曾伴随弗雷蒙特进行探险，他支持托马斯·哈特·本顿建筑一条横贯大陆的铁路中央路线的主张，而且当上了科罗拉多准州的第一任州长。在《中央黄金地区》（一八六O年）、《北美人民的使命》（一八七三年）和《环球铁路》（一八九O年）三本书里，吉尔平洋尽地阐述了他自己一套简单而有号召力的理论。自从一八四六年以后，他在演讲问和论文中一直广泛地宣扬这种理论。

他吸收德国博物学家兼哲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的成果，发展出一种学说，叫做地理决定论，以取悦热情洋溢的中西部建设事业推动者。以洪堡的理论为依据，吉尔平发现他预言的关键在于“等温黄道带”。这是一条宽约三十度的波浪形地带（约二千三百英里宽，大致从北纬二十五度到五十五度），横绕地球的北半球。通过这个地带的中部，约略沿着北纬四十度，贯穿着一条“强度轴”，在这一地区内，年平均温度为华氏五十二度。“在这条等温带内，并且仅限于这个地带之内，有史以来，人类大家庭的主要成员结队伴随着太阳从东向西行进，依靠他们，神圣的鼓舞人心的文明之火才得以持续不灭。在这条强度轴上建立起宏伟的大城市，这些大城市一个时代接着一个时代成为向周围扩散文化活动和权力的核心。……中国人、印度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西班牙人、英国人，最后是北美人民的共和国。……这条地带环绕着地球，在其周围，大陆在扩展而海洋在收缩；这条地带还随着温暖的气温轴（其平均热度为五十二度）而呈现出波浪状；这条地带容纳了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白人及其所有文明！”

必须沿着这条强度轴建造一条环球铁路。还有什么能比这种需要更加明显的呢？吉尔平《中央黄金地区》一书中的水文图上清楚地表明，“密西西比大盆地就是世界竞技场……上帝亲手圈定的人类最优美的栖身之所。”把各大洲加以比较：欧洲的中部突起，最高点形成了冰天雪地的阿尔卑斯山；亚洲同样地隆起，形成了喜马拉雅山；非洲和南美洲，以人们目前所知，则“纷乱交错，形成杂乱无章的断层。”

对比之下，北美的内陆则象一个朝天的大碗，任何东西只要进入其边缘就会被和谐地吸收并加以融合。而其它各个大洲则象复盖在地球上的大碗，把所有的一切从中心顶点抛向四面八方。……从地理角度看，我们是朝天，旧世界是倒扣，从社会角度看，我们现在是，将来也是由四面八方向中归聚。

吉尔平关于宇宙的所有概念都反映着在中西部从事宏伟事业的创业者的呼声，吉尔平本人对这些事业就很感兴趣。例如，沿着北纬三十九度横贯大陆的铁路中央路线就是其中之一。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吉尔平在密苏里河畔独立城边缘购买了大片土地，然后说服市政委员会扩大市镇的范围，把他的地产全都包括进去。他又把自己的地产分成好多地段。这些土地全都处于吉尔平所谓的北美大陆水文圈的中心。吉尔平绘制并四处散发的“中心城市”图表明：由于更迫切的地理需要，国家首都应迁到吉尔平城镇中心。正在他提高这种特殊地产的身份时，他又发现另外一条地理规律：世界上的大商业中心全部位于大河的河畔，而且在北美，这类城市之间应相距一百里格（三百五十英里）。真是好运道，这正是独立城和吉尔平城与圣路易斯之间的距离。

当他那野心勃勃的吉尔平城计划垮台之后，吉尔平十分高兴地发现幸亏他当初所定的伟大中心城市的地点偏东远了十英里。然后，在一八五八年，他的新“中心城市”图又把首都定在当今大堪萨斯市的地方，同时他那一份忠于创业的热忱也转移到了这个地方。十二年以后，当吉尔平把他的那片忠诚进一步向西转移至更远的丹佛时，他的科学理论也跟着他的投资一起移到那里。吉尔平在他所著《科罗拉多扎记》（一八七O年）一书中宣布，他发现由于人口开始沿着强度轴向着更西的地方集中，丹佛现在已成为“北美大陆地形结构中具有坚不可摧的力量的焦点”。在吉尔平个人命运的这个最后落脚点，他才发现了横贯大陆运动的真正途径。

当西部还处于地理上的黑暗时代时，一些象吉尔平这样的人，极力想使他们自己和别人深信，他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所需要的一切。这种地理上的无知也同样掩护了一大批诈骗犯，方便他们施展引诱手段，把自己追逐的目标画到地图上的空白地区，以便在那里随心所欲、为所欲为。当时，诈骗成了西部正常体制外的又一种体制，在西部的民间传说中占有突出的地位。神秘的矿藏多得不计其数。在人们一知半解的辽阔地区，这种神秘的矿藏更是成倍地增加。移民来到这里时正处于疲倦、绝望和乐观交织的心情之中，很容易一下子就相信他们已经找到了宝藏。一个最精采的例子就是一八七二年的钻石大诈骗案，人们通常称之为十九世纪最大的西部矿业骗局。

一八七二年一个雾朦朦的早晨，有两个衣冠不整的勘探者，好象刚从一个遥远的矿山归来，走进了旧金山的一家银行，要求一个银行职员同他们私下密谈。他们竭力装出诡秘的样子，要求这位职员替他们安全保管一个小口袋。他们装作勉强的样子向这个职员透露口袋里装的是钻石，要他保证为他们严守秘密，然后就走了。这个银行职员理所当然地立刻把此秘密信息告诉了其他的银行职员，他们又把这个信息私下传给旧金山一批经过精心遴选的大富翁，于是他们开始寻找这两个神秘的勘探者。由于一次幸运的巧合，不到几周之内，菲利浦·阿诺德和约翰·斯莱克这两个人又重新露面。经过一番劝说（其中包括忖给他们六十万美元），他们同意加入一个新成立的采矿公司，其唯二目标就是开采那个神秘而地点尚未确知的钻石矿。阿诺德同一些支持者一起回到东部，以便通过纽约的蒂法尼公司检验钻石的真假。蒂法尼公司检验后肯定钻石是真的，于是在纽约又组织起一批支持者。为使这些支持者本身以及其他可能参与的投资者深信不疑，他们还雇佣了一位名誉毫无瑕疵、绝对忠诚可靠的采矿顾问为他们准备一份矿区现场报告。亨利·詹宁（他一贯对各项清他提出报告的计划几乎全部加以谴责，从而闻名于众）同意到钻石矿区现场观察并作出评价。阿诺德和斯莱克把詹宁带到现场，他们俩精心策划，花招耍尽，才使现场地点得以保密。詹宁返回后报告说钻石矿区是真实的。不久，至少有一家投资者投入了六十六万美元，接着又有另外几家进行“投资”，数达一千万美元。

阿诺德和斯莱克看起来活象乡下佬，其实不然。事实证明，他们是当代最老练的诈骗犯。在科罗拉多西北部遥远的台地上，他们确实树立了界标以表明该地区产权归他们所有，而且不惜工本地把一些小块钻石和红宝石撒在这个地区，用以欺骗别人。国家土地辽阔，他们发现的矿藏地点偏僻以及人们对地理情况的普遍无知，这些客观条件都成了他们的护身符。他们如果能严守现场地点的秘密，不让公众知道，只让少数容易上当受骗的伙伴在响导指引下进入现场，而现场地点对公众始终严守秘密，则在骗局败露之前，他们就可能敛集别人的投资，发一笔大财。

从一八七二年五月兴起的钻石热持续到当年十一月。各色各样的诈骗犯（或者鼓吹者）充斥西部，不仅在旧金山，而且在丹佛，在盐湖城以及别的地方都四出活动。如果不是诈骗犯无意之中把他们的钻石矿区定位于北纬四十度附近，这个骗局的揭露还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美国国会曾于一八六七年批准进行有名的“北纬四十度勘查”：即“对落基山脉与内华达山脉之间的领土进行一次地质和地形勘探，其中包括对太平洋铁路各线路的勘探。”负责这项工作的是意志坚强的克拉伦斯·金，亨利·亚当斯曾誉此人为“所有美国人理想中的人物”。一八七二年夏天，金和他手下的人仍在为他们的勘查而埋头工作。当金耳闻有关钻石矿的消息时（关于此矿，到当时为止，他始终未发现任何迹象），他为此感到苦恼。他领导的勘查工作有一项规定目标，就是向国会和全国提出有关该地区的自然资源的意见；如果他确实遗漏了象钻石矿这样有价值的东西，他自己的职业声誉以及整个北纬四十度勘查（和今后各项勘查）的声誉都将受到怀疑。

通过机智而离奇得不可思议的侦查，金同他的三名勘查员终于把钻石鼓吹者不慎泄露的零星线索集合起来。这些线索全都与科罗拉多北部的扬琅－格林河地区以及怀俄明南部和犹他有联系，最后，金及其伙伴已经是无可追踪了，只剩下詹宁偶然向他们流露的一个线索：追浮钻石的人曾经在一座布满松树的高山脚下露营过，这座山在六月份仍然复盖着冰雪，山的东北侧则没有高山峻岭。十一月初，金终于发现了那个树立了所有权布告牌的荒凉场所（至今仍被称为科罗拉多钻石峰）。由布告牌伸展出去的小道部汇集到一片砂岩层。他们在那里的地表浅层发现了无数的细小钻石和红宝石。在这类地质构成中居然会找到那种宝石，确实已使金大感迷惑，何况他注意到钻石和红宝石部只出现在风化了的岩石附近，而这座岩石又是位于那两个人提出权利要求的范围中心。他们还注意到这样一件怪事：每发现十二颗红宝石，必有一颗钻石。于是他们这伙人取出自己的筛子在周围地区进行筛选。他们发现只有在那些土地已经被弄得乱七八糟的地方才能找得到宝石。在蚁丘里也找到少数宝石，但仅限于附近遗留有足印的地方才有。作为最终试验，金及其伙伴开掘了一个很深的洞，并且把所有的泥土都筛了一遍。结果并没有发现任何宝石。

现在金确信，所谓钻石矿纯是骗局，而且深信他有足够证据把这件事加以揭露出来。他连忙穿过这一带山区，赶去搭开往旧金山的火车。他急于想赶在那些诈骗犯闻风逃走或者在他们骗取更多资本之前，能够追上詹宁和其他无辜的支持者。金成功地说服了那些受骗的投资者。诈骗犯从未被扭送法庭，但是由于他的勇气、他的科学侦查方法以及他在西部地理学上的权威，金成了一个英雄人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北纬四十度勘查》（一八七O至七八年）的七大卷报告为政府出版物提供了一个新的科学标准，成为国际地理学的一部经典作品，并因之在一八七八年建立了以金为首的美国地质勘队，但是使他有幸获得公众注意的倒是他对钻石大诈骗案的揭发。旧金山《纪事报》曾为之“感谢上帝和克劳伦斯·金”帮助避免了“一场重大的钱财之灾”。其它一些报纸也说，这一行动足以抵偿“北纬四十度勘查”而有余，并足以证明进一步的勘查实属可行。钻石峡谷的骗局无意之中推动了美洲大陆的勘探工作。

这种模模糊糊的认识起着一种激励作用，使地图绘制者作出过大的行为，使诈骗犯异想天开，同时也激起了美国人急于了解本大陆与众不同的奇异景象的热忱。精确知识的缺乏反而使这类知识具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早在殖民时期，这个新世界零星的新奇事物已经培育了人们对自然史的重视。十九世纪初期发现的新景象是如此丰富多采，它进一步鼓舞博物学家们对他们目睹的一切进行命名、分类和描绘。约翰·詹姆斯·奥杜邦（1785～1851）在成为辛辛那提的一位动物标本剥制家以前，就曾经在肯塔基州度过了他大部分的青春岁月。他很早就从事自然环境中新世界鸟类的素描和绘画。他于一八二六年到达英国，在伦敦的一位雕刻家的帮助下，他制成了精美的对开本画册（《美国鸟类——一八二七至三八年》），这本画册提供了五百种鸟类的一千幅与原物相同大小的彩色画。不过，象奥杜邦的这类作品只是为博物学家和有钱的收藏家服务的。人们普遍要求西部景色画和对定居点外缘的生动描绘，因而促使风景画空前流行起来。

巨大的密西西比河全景画就是紧紧抓住了北美大陆变幻无穷的雄伟壮丽景色，从而成为最为引人注目的成功之作。当时最著名的全景风景画家是约翰·班瓦德。他一八一五年生于纽约市，十五岁就到西部四处游荡，并在那里自学绘画。一八四一年前后，他已构思好他的计划，“要绘制一幅表现密西西比河美丽景色的图画，这幅画在规模上要胜过所有其它画作，正如那条巨大的河流胜过欧洲那些小溪一样，这真是一个伟大的理想啊！这幅画似乎真能与故乡茫无边际的森林及其广阔天地相媲美。”“当他投身于工作时，他心中从未提起过名利的念头。”一位为他写传记的匿名作者（也可能就是班瓦德本人）这样写道，“他被一种充满爱国心和荣誉感的雄心壮志所驱使，决心要创作一幅世界上最大的画。”为了替他的这幅杰作收集素材，他化了整整一年时间，驾着一叶轻舟，在密西西比河里上下漂游，经受了无数艰辛。

班瓦德完成的巨幅画卷于一八四六年十月在路易斯维尔首次展出，当场就一鸣惊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赞扬这幅画是“世界上最伟大、最值得骄傲的艺术作品”。画展说明书（其中包括有关迈克·芬克的的一段传说：“最后一个船夫......”）上写道：“班瓦德描绘密西西比河的全景画绘在三英里长的画布上，展示了一千二百英里长的国土景色，从密苏里河口一直延展到新奥尔良市，是迄今为止人类创作的最巨大的一幅画。”当班瓦德携带他的油画四出展览时，到处都受到人们的欢呼。“我看到了广为宣传的密西西比河全景画，”刚刚完成《伊凡吉林》诗篇第一部分的朗费罗在波士顿他所办的刊物上写道，“这幅画真是非常中肯及时，那条大河居然送到我面前来让我看，而不是我走到河边去看它。它在诗篇中奔流，我把这看成是上天的一种特殊恩赐。”观看了艺术家的展览以后，他写下如下扎记：“看了班瓦德的密西西比河动画片，就象沿着大河顺流扬帆而下，观赏河上的船只、长满三角叶杨的沙洲以及月光下的长沼。三英里长的油画，真是伟大的功绩。”在新奥尔良、纽约和华盛顿（在首都华盛顿，参议院和众议院通过决议宣布这幅全景画是一帧“真正奇妙而壮丽的作品”）取得成就以后，班瓦德携带了前任驻英公使爱德华·埃弗雷特致皇家地理学会会长的推荐信，在国外赢得了更大的声誉。他荣幸地得到维多利亚女皇召见，在温莎城堡举行了一次御前展出。

他展示那十英尺高的油画的方式是别具匠心的，但却很简单。他把油画卷在可以转动的两根立往上，两柱相距约二十英尺，油画一面慢慢地从观众面前走过，艺术家一面介绍他的作品。《伦敦新闻画报》月刊报道说：“班瓦德先生坐在讲台上，当油画运转时，他逐一讲解画面上的地点风光，讲解词中夹杂着美国作家霍桑的用语、笑话、诗歌和顺口溜，生动活泼，极大地激起观众的兴味。偶而还插入钢琴演奏以解除讲解的单调。”由于油画是活动的，需要在一定距离之外观看，这就更象舞台市景而不象画室艺术。一家报纸的短评解释说：你们就象乘船从“庙宇、宝塔和城镇”旁边匆匆驶过；坐在那里一个半小时，就会在你们的面前生动地展现出所有的野蛮人和文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从印第安人棚屋、外来移民的圆木小屋到高耸的圆序顶和欢乐而拥挤的城市的雅致塔尖。你掠过一片稻田，瞥见一座丛林，在草原上暂停片刻，面对那丰富多采而艳丽的景色，爱慕之情油然而生，并为之陶醉不已。在西部世界，自然界是乐于装扮自己的。

班瓦德并非没有竞争对手。至少有四名画家也献出各自的“世界上最大绘画”珍品，描绘着那杀世界上最伟大的河流。他们每个人都自称是这个构思的“真正创始人”，并且吹嘘他本人的油画更大，因而胜过别人，班瓦德最早的竞争者约翰·罗森·史密斯自称他的作品“比任何其他人的画作都要长出三分之一，共长四英里”，并且是“无与伦比的，比那个名为班瓦德的人的画幅较小的作品更为优秀。”所有这类全景画的所谓“尺码大小”和其它夸张性故事一样，都有其真实性，也有其吸引力。实际尺码奖恐怕应给亨利·刘易斯，他的《伟大的国家》画卷高十二英尺、长近四千英尺（约为四分之三英里），需要观看两个晚上。

这类作品的兴趣更偏重于地理方面，而不是在艺术方面。画家和宣传家都宣扬这些画是教育和科学的珍品。约翰·罗森·史密斯解释说：“在美国，国家本身就在不断变化。再过半个世纪，那些观看密西西比全景画的人将认不出其中细节的百分之五。现在那些树木成荫、野兽出没的森林，以及玉米地、果园、城镇和村庄，到时将换上新的面貌，各种工业企业袜立，这又将激发人们新的不倦的努力。在一些地方，人们现在可以看到鳄鱼和其它深水动物在水中嬉游，而在欧洲，人们只是听说过这类动物或者在书本上读到过。因此，观赏者常常提醒自己，他们看到的景物是非同一般的，”美国人迫切要求了解西部的情况，这种愿望从以下一件事即可得到印证：在纽约州萨拉托加展出史密斯的全景画仅在六周内就挣得了两万美元。

不仅仅是这些绘作地理新闻画卷的民间画家大受欢迎，这个世纪的中叶还是一个重要且在美学上深受推崇的集团的全盛时代，詹姆斯·托马斯·弗莱克斯纳称这个集团为美国“当地人学派”。正如弗莱克斯纳所解释的，这一学派描绘了美国景色的壮丽、神秘、多变和绚丽色彩，从而表现出普遍的“社会经历和理想”。十八世纪后期，美国许多大画家，诸如占尔伯特·斯图尔特、本杰明·韦斯特、约翰·特朗布尔等人，创作了肖像画、历史景色画和寓意景色画，具有很强的学院式欧洲传统。肖像画在一定程度上更能投合十八世纪的英国那样的贵族社会，或十七世纪的荷兰那样的商业社会，但并不适合美国。十九世纪中期，一些最优秀的美国画家仍然处于学徒阶段，靠干些后来都由摄影家干的活儿混饭吃，但那个时代最重要而最具特色的工作却完全是另外一套。威廉·卡伦·布赖恩特在提醒一位即将前赴欧洲的画家时，指出了这种特殊的美国式挑战：你所到之处会有美丽景色迎接你——美丽但却殊异——人迹能到的每个地方。

道路、家庭、坟墓、废墟，从最低洼的幽谷到阿尔卑斯高空——生命萎缩的地方。

你可以注视着这些景色，直到眼泪模糊了你的视线，但是，千万不要忘记美国那更为原始、更为自然的形象。

当时在世的美国画家中，许多人就描绘了美国“那硬为自然的形象”，他们的作品对人民大众具有广泛的吸引力，这是任何其它画所望尘莫及的。一八三九到一八五一年之间，这类作品在纽约展出，每年吸引的观众等于该城市人口的一半以上。这个数字按比例相当于一个世纪后纽约市大都会博物馆观众人数的三倍。

这些美国风景画家的活力是十分惊人的。当时就有托马斯·科尔和阿谢尔·杜兰德这样一类开创者，他们是所谓哈得逊河画派的奠基人。他们深入卡茨基尔山脉，准确而带有浪漫色彩地描绘了那里大自然的粗犷景色。还出现了一批专画西部美国印第安人生活景象的伟大插画家。刘易斯与克拉克远征队没有带同艺术家，但是斯蒂芬·朗少校在一八一九到一八二O年之间跨越大平原进入落基山脉时，就有一个名叫萨穆埃尔·西摩的画家同行，他的印第安生活素描顿时激起了人们的广泛兴趣。最伟大和最自觉的印第安生活景象画家是乔治·卡特林（1793～1872），他生长于宾夕法尼亚州的怀俄明山谷，了解独立战争年代印第安人的一些充满血腥味的袭击。他在康涅狄格州里奇菲尔德一所有名的法学院毕业后，干了短时间的法律工作，就转入绘画生涯，并以画肖像画维持生活。一八二四年，他在费城见到了一个来自西部的印第安人代表团，带着盾牌和头盔，身穿束腰短衣，人人浑身上下充满了一种古典美，其装饰的色彩，所挂的流苏，简直是专为画家的画板设计的。于是，他当机立断，决定（仿效查尔斯·威尔逊·皮尔的独立战争名人肖像画廊）创立自己的“印第安画廊”。

随后几年，卡特林同他的妻子在西部到处旅行，进行绘画和素描，他决心“充分利用自己的艺术素质和未来岁月的劳动，来保存美国本土日渐式微的种族的真实面貌和风俗习惯，以免湮没。”他面临的难题与那些时髦的肖像画艺术家的问题截然不同，那些人只要求他们的贵族顾客摆好姿势便可作画，而他的难处却是许多印第安人都害怕一旦被人画下肖像就会死亡。在他的素描和绘画中，在他所著《关于北美印第安人的礼仪、风俗习惯和生活状况的书信和笔记》（一八四一年）一书中，他出色地记录下了美国风貌种种与众不同的特色。即使艺术也逃避不了向西部扩张的政治，也摆脱不了西部边界变化无常所带来的问题。一八五二年，以丹尼尔·韦伯斯特为首的一些北部参议员支持国家买下卡特林的“印第安画廊”时，南部参议员却投票加以否决。为了扩大他们的“特殊制度”，他们需要西部，因此他们担心卡特林的绘画会激起人们对印第安人的同情，南方人要赶走印第安人，由他们和他们的奴隶取而代之。

卡特林只是许多出色的描绘西部印第安人生活景象画家中的一个。在南北战争之前进入全盛时期的卡尔·博德默、艾尔弗雷德·雅各布·米勒、查尔斯·迪斯等人，也都为变化不定的西部边界增添了神采。此外，还有另外一些艺术家。这些艺术家所追求的景色比吸引哈得逊河画派的那种景色更为原始、也更加险峻。落基山画派的奠基人艾怕特·比尔施泰特，为黄石公园的大峡谷和科罗拉多的断层创作了巨大油画的托马斯·莫兰，（他的画由国会以每幅一万美元的价格收购），还有其他一些人，他们的姓名都和遥远的西部山川湖泊紧密联系在一起，这些人的姓名使美国人联想起他们业已定居的这块国土仍然有多少东西有待于征服和发现。

美国是地球上最后几块这样的国土之一——大量移民可以在探险家、地理学家、画家和专业博物学家到来之前就蜂拥来到这里。早在殖民时期这种古怪的事态就大大活跃了美国人的思想，因为有形的扩展和知识的增长是二而为一的，知识是自然而然地产生的，这就为知识的定义定下了基调。这一点对于“美国精神”的形成也是至关紧要的。

　　人们不能因为大量知识尚是未知数而受到限制。在一个人们对之一知半解的大陆，哪怕是最放荡无羁的幻想（诸如：从通海航道直达印度；注定会出现大城市林立的神秘花园；会找到象印度占都戈尔康达那样的藏宝之地）也是难以否定的，所有这一切使得创业者的精神有可能产生并永藻其勃勃生气。这一切也使得各处社会之间的竞争十分活跃。既然你否定不了黑斯廷斯市的出现，那你又何能否定尼宁格城的存在呢？无知本身就是想象和活力的源泉，尽管人们并不承认这一点。人类是不会被他们所不懂的东西阻挡的。当然，在实际生活中，西部移民有时也会为并不存在的“美国大沙漠”所困执。但是更为重要的是，他们经常被对于前景的种种放荡无羁的幻想所吸引，而这种前景确实有可能存在，并且他们的放荡无羁的幻想也有助于促使这种前景出现。人们可以对令人沮丧的事情毫不在乎，甚至可以从反面加以误解，但是人们无法否定创业者的联翩俘想。如果说置身其境的人对西部情况十分无知的话，那么对东部海岸的人就更加无知，而各种关键性的决定却必须在东部作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