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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九 乔治·华盛顿的神化

 

把戴维·克罗克特和乔治·华盛顿一同安放在国家的纪念堂中,他俩是最不协调的一对。新生的国家崇拜华盛顿,而传说中的华盛顿又是那种与克罗克特背道而驰的人物。通俗文学中的克罗克特和其他超人们总是大吵大闹,野蛮粗鲁,信口雌黄。所有这些特点都是华盛顿绝不具备的。与此同时,使华盛顿得以声名远播的品质——尊严、崇信上帝、冷静的判断力、使命感以及远大的目光则是西部强人们闻所未闻的。然而,克罗克特和华盛顿都是受人民爱戴的英雄,而且都在十九世纪上半叶成为传说中的主人公。

 

克罗克特一类的人物是自发地产生的,他们是美国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美国文学的产物,喜剧式的超人们最早出现在口头传诵的轶事奇闻之中,虽然后来被粗糙的文学形式固定了下来,也没有完全丧失讲故事人的语气。固然,华盛顿的故事也不乏自发性的因素,但总的来说,这些故事还是人们有意识地制造出来的。克罗克特和芬克的故事在窍火边和沙龙里引起人们的反响。它们以粗糙的印刷形式出现在年鉴、体育杂志和无名氏写的笑话中,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并传播开来。半神半人的华盛顿则是文学作品创造的一个笨重的人物。有关克罗克特的通俗文学作品(浮夸的、转瞬即逝的零篇散章,简直难以称之为“书籍”)和有关华盛顿的文学作品(印刷精美的大部头著作,有大量的地图和版画插图,都是著名的政治家和作家的得意杰作)之间的差别,就象故事中这两个人物的性格一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虽然这两个人都是美国的独特产物,但只有华盛顿载入了国谱,这也说明华盛顿的故事和旧世界的表面相似的故事是很不相同的。在旧世界,罗马的创建者罗米拉斯和雷穆斯兄弟、特洛伊之战中的英雄阿伊尼厄斯、法兰克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曼大帝、伊西尼王后博迪西娅、撒克逊国王艾尔弗雷德大帝、法国的路易王和圣女贞德、西班牙的熙德骑士,所有这些人部为他们国家的建立增添了光采。他们当中有些人比另外一些人可能更具有神奇色彩。但是当意大利、法国、英格兰和西班牙等现代国家意识到自己的国家地位之后,这些国家的历史学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要给这些模糊的人物赋予历史的现实性,让他们生活在历史的事实中,因而也就更加可信。这些国家是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形成其国家地位的,所以当它们作为国家而出现时,已经拥有了传说中的建国英雄,剩下的就是赋予这些人物在历史中的意义了。

 

美国的情况则不然。这里,一个新的国家几乎是在还没来得及形成自己的历史之前就诞生了。南北战争打响的时候,依然还有活着的人能记得华盛顿去世时的情况,他仍是一个记忆犹新的真实的历史人物。国家面临的问题不是怎样使华盛顿具有历史意义,恰恰相反,是怎样才能使他具有神奇色彩。美国历史之短暂给人们提出了特殊的要求,而当时的美国人是有能力对付这些挑战的。

 

衡量他们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是看人们在多大程度上忘记了乔治·华盛顿真实的故事,特别是他晚年的故事。没有几个美国人记得,华盛顿的敌人远远超过了他应该有的数目;他一生都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在就任总统期间,他曾经遭受了恶毒的诽谤,这情形在后来的总统身上是很少发生的。假如我们不记得华盛顿生命最后十年里所受到的猛烈攻击、苛刻对待、凌厉的党派偏见、恶毒的谣言和无耻的谎话,我们就不可能理解十九世纪初那大理石雕像的力量是多么强大。在所有反对联邦主义者的人们(其中包括杰斐逊及其追随者)的心目中,华盛顿是头号恶棍。随着杰伊条约的签订,华盛顿的不得人心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个条约是由华盛顿委派的特使约翰·杰伊同英国谈判签订的,旨在解决独立革命结束时悬而未决的或其后新产生的分歧。当条约内容于一七九五年三月公布的时候,怒潮席卷了全国。南方人反对有关偿还独立革命前所欠债务的条款(大部分是弗吉尼亚人负的债):新英格兰人则反对关于限制美国船只航行到西印度群岛的规定。人们认为华盛顿应对条约负责。富兰克林的孙子本杰明·贝奇把攻击华盛顿的言论收集起来,在费城他的《曙光报》中大量发表,并让共和党人所办报纸,如纽约的《守卫报》、彼士顿《纪事报》《肯塔基先驱报》《卡罗来纳公报》大量转载。

 

先生,”《曙光报》指出,“美国人民正期待着具备篡政者特征的那个人死亡。”它在一七九六年十二月又补充说:“如果有哪个国家由于一个人的存在而堕落,这就是华盛顿统治下的美国。”一七九七年三月六日,在华盛顿离职,由约翰·亚当斯接替总统的时候,贝奇说:“假如说有什么令人狂喜的时光,那就是此时此刻。每一颗同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连结的心都应当欢快地跳动,因为从今天起,华盛顿的名字再也不能被用来进行政治罪恶活动和使腐败行为合法化了。”华盛顿被控犯有各种罪行,包括盗窃公共财富。随着一些报纸的发行量有所减少,杰斐逊亲自敦促共和党人为之奔走征集订户,以支持报纸的发行。他把这些报纸称为言论自由和代议制的最后堡垒。联邦党人通过声名狼籍的一七九八年《外侨及惩治叛乱法》(很多反联邦党人的主要作家都是欧洲移民),就是旨在对付这些出版物。华盛顿本人虽然遭受着恶毒的攻击,还是批准了这些立法。他说(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他确实这样说过),这对于防止“国家分裂”是必要的。

 

当华盛顿于一七九九年十二月十四日去世的时候,他绝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人物。人们不仅对他的判断能力、甚至还对他的正直品质也公开提出了疑问,人们嘲笑他不惜使用十分可疑的所谓合法手段来惩罚他的敌人,并压制其报刊。但是他命中注定要在死后升华到一个高度,一个他生前从未达到过的高度。

 

最引人注目的不是华盛顿最终成了半神半人和美国之父,而是把华盛顿理想化的过程竟然如此迅速就全面展开。美国人怀着满腔热情很快把华盛顿奉为圣人,没有任何事能比这一事实更好他说明他们是多么迫切地需要一个崇高的、可向之顶礼膜拜的民族英雄八这也是一个最好的例子,说明新世界在信仰欲方面存在着特殊的潜力,在欧洲历史中,需要几个世纪的时间才能把一个人奉为神明;而在新世界,这在几十年内就完成了。

 

从十八世纪最后一年的最后一个月华盛顿去世到南北战争爆发,对华盛顿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很多人在这件事情上同心协力。但是,如果没有美国人特殊的需要和当时所出现的真空,这种崇拜决不会发展得如此神速。

 

神圣的生活  

 

从事撰写华盛顿故事的第一位高级教士固然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庸医,尽管和蔼可亲、精力充沛,但仍然是个庸医。这一点和华盛顿故事中个人崇拜的特点倒是相吻合。另外,这位高级教士还应当是一个推销员。事实上,他确实是一个超级推销员。他把宗教和推销术完全融合为一体,这一点同美国式的个人崇拜也是相适应的,声名远播的梅森·洛克·威姆斯(更多的人称他为“威姆斯牧师”)早在华盛顿去世前就开始收集有关他的传记材料了。威姆斯于一七五九年生于马里兰,在十九个孩子中排行最末。独立革命时期,他正在英国学医,一七八四年,他受坎特伯雷大主教全权任命,成为在美国担任英国圣公会牧师的第一批美国人之一。他只断断续续地当了很短一个时期的牧师,就转而推销书籍了。在这方面,他既有热情,又有天才。从一七九三年开始,他不再有固定的讲坛,但仍通过印刷、撰写、特别是销售教诲书籍继续满腔热忱地行使牧师的职责。

 

在他一生的后三十年(一七九五至一八二五年),威姆斯作为一个巡迴推销员来往于纽约和佐治亚州的城乡之间,推销救世福音和印刷品。除了卖自己的书,他还是费城马修·凯里和C.P.韦恩的代理推销商。他以一辆大篷车代步,把全部什物放在车上。他随时准备讲道,发表政治演讲,或是演奏笛子,完全视情况而定。他先聚拢起一群人,把他们的情绪鼓动起来,然后再开始卖车上的书——这是医治灵魂上所有疾病的万灵药。艾伯特·贝弗里奇恰如其份地把他称为半个怀特菲尔德,半个维荣。他是福音传教士和流浪汉、演说家和政治家、作家和音乐家的讨人欢喜的混合体。

 

威姆斯的足迹遍及乡间,成了一家单人经营的市场研究企业。没有任何一个为读者而树立的偶像经过这样周密的事先算计,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英雄是这样完全根据需要而精心炮制出来的。早在一七九七年,威姆斯就向凯里指出了一个未经开发的市场:“经验告诉我,小书,也就是内容能够引起老百姓的好奇心、印数很大而又发行得当的二十五美分一本的书,将成为精明肯于的企业家的巨大财源。如果你能够槁到以其勇气和能力、爱国主义精神和辉煌业绩赢得美国人民爱戴和敬仰的人物生平事绩,例如安东尼·韦恩、鲁弗斯·普特南和格林将军的生平,印成小本的书,并冠之以有趣的卷首插页,毫无疑问,销售量一定极大。这里的人为了得到能满足他们癖好的任何东西都会毫不犹豫地花六分之一(美元)的。让咱们给他们一些他们花了钱而应当得到的东西吧。”威姆斯身体力行。一七九九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弗吉尼亚州邓弗里斯老家(他在那里养育了十个儿女)给凯里写了一封信。

 

我几乎已经写好一篇东西可供发表了,题为(或将以此为题)《华盛顿的美德》。依本人拙见,这本书构思绝妙,穿插着轶事,生动活泼,很能迎合美国老百姓的爱好!!!怎么样?你帮我把书印出来,再订做一幅有关主人公的铜版卷首插页,上面写道,乔治·华盛顿阁下,他的国家的守护伸。老乔治,你可以走你的路了。在你愿意的时间死去吧。我们再也不会以同样的眼光看待你了。

 

注意:整本书只用四印张纸,价钱为二十五美分,会卖得象亚麻杆一样快的。这样做,我能让你赚一笔大钱,而且声名远播。

 

他十月又给凯里写信,说他现在“正在准备,而且基本上已经完成了一篇故事,销路之好,定会令人惊叹。真正的爱国者或华盛顿之美德大量的传记材料与轶事有趣而奇妙”于是乎,当华盛顿的去世引发了巨大需求的时候,威姆斯万事俱备,正等在那里。华盛顿逝世后不到一个月,威姆斯就兴致勃勃地在信里对凯里说:我跟你说点悄悄话。你知道,华盛顿已经死了!成千上万的人渴望着读到他的生平事迹,我基本上已经为他们准备就绪。六个月之前,我就开始收集他的轶事了。你知道,我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这是我的计划啊!我写他的历史,十分详尽的历史——我追随着他的足迹:从早年开始,到同法国人、印第安人和英同人的战争,独立战争,以至他登上总统的宝座,成为五百万人心目中的英雄,我接下去强调,他的成长和得以升华到如此的高度取决于他崇高的品德:1.对上帝和宗教信条的崇拜;2.爱国主义;3.宽宏大量,4.勤奋;5.自我节制与冷静:6.公正:等等。这样,我就把他高尚的品德(正如麦基恩州长所呼吁的)奉为我们年轻人效法的楷模了。我把所有这些都穿插在饶存趣味和引人入胜的轶事中,读给一些我认为可称之为裁判官的先生们听,如长老会教士、古典文学学者等等,他们全部赞不绝口。全文不超过三印张用十点铅字印刷的英国标准纸(二十五 X 20108 X 十英寸)。我们标价二十五或三十七美分,一定卖得非常快,而成本不会超过十美分。我给我的教区的一个居民(一位高尚的女士)念了一部分。她希望我能把它印出来,还答应要给她的每一个孩子(共十三个)买一本。我想你一定会很快把书卖完,因为这是第一本,我可以立即就给你送去一半。

 

对威姆斯来说,凯里的动作太慢。不出三个星期,他又找到了其它途径。一八OO年,由威姆斯亲自编纂的这本八十页的小书印刷了四次。可是,威姆斯对凯里还是紧追不舍,要他把这件事做得“既有经济利益,又有社会效益——所有的人都想了解华盛顿。……我知道你想做好事。……我们可以宣传华盛顿的榜样和美德。亚当斯和杰斐逊都会同意我们这小小的工作的。我想,你很快就会得到好报。你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就是——钱。”善心和贪婪的这种绝妙结合产生了威姆斯笔下的华盛顿生平,它注定要成为恐怕是读者最多、最有影响的美国历史书。

 

华盛顿死后不久,他的侄子布什罗德·华盛顿劝说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撰写一部正式的华盛顿生平史。这项工作也在美国人对美国历史的看法方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不是由于工作的成功,而是由于它的彻底失败。费城的出版商C.P.韦恩聘请威姆斯为他征集马歇尔的五卷巨著的订户,每卷三美元。当马歇尔著作的第一卷终于在一八O四年姗姗到达订户手中的时候,这本书很快就成厂当时出版界的一大失败。题为“导言”的第一卷完全充斥着对白哥伦布以来殖民史的卖弄式的叙述;直到卷尾,才有两处随便提了一下华盛顿。沉闷、啰唆、零碎,而且尽是第二手材料。整个著作从一开头直到三、四、五卷,都是这样。用约翰·亚当斯的话说,马歇尔写的生平史其实不是一部书,而是“一座陵墓,底座一百英尺见方,高二百英尺”

 

威姆斯感到极度厌倦和失望,因为他深知当时公众渴望读到的是有关这个民族英雄的可读性很强的故事。他一再央求凯里把推销马歇尔著作这件事推给别人,给他一些卖得出去的东西。马歇尔著作的惨败还未得到妥善处理,威姆斯就开始全心全意自搞一套新的工作了。他利用马歇尔的错误,于一八O六年修改了自己的小册子。马歇尔书中所缺少的东西,他的书里一应俱全。

 

虽然还是八十页的篇幅,但形式更加多样,事实更加丰富(必要时就编造一些),而且还收进了几条新的趣闻轶事。一八O七年,马歇尔著作的最后一卷出版了,威姆斯也随之从这件丝毫不能得益的事中解脱出来。他用剩余的精力把他的小册子增写为一本约二百页的书(“第六版”,一八O八年)。在书的扉页,威姆斯自称为“芒特弗农教区前教长”,这使所有的读者都觉得他们读的东西是真实可靠的。其实,他们哪里知道,根本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这样一个教区。自一八O八年之后,威姆斯的书只做过很小的改动和补充。

 

威姆斯于一八二五年去世之前,他的《乔治·华盛顿生平事迹:引人入胜的趣闻轶事,本人的荣耀和青年的榜样》一书印刷了二十多“版”,形式基本未变。开始发行的头十年,销售量大大超过五万册(马歇尔的书只卖了近五千册!),成了当时的一本畅销书。不过,威姆斯做错了一件事。一八O八年,他以区区一千美元的代价把版权卖给了凯里。他劝凯里让他对书再作一些补充或是出一次“精装版”,售价三、四美元,但凯里没有应允。威姆斯一八O九年一月给凯里写信,重弹老调:“你可以用老乔治的骨头赚很多钱,但你必须尽力去榨它。”

 

虽然威姆斯主要是为了赢得“我们子孙后代敬羡的眼光”才写这本书的,但他的书既不是青少年读物,也不是非小说类读物,而属于一种吹捧文学。有人把他们热心公众事业的精神和乐观主义倾注于未来,威姆斯却着眼于过去。那时,别的人都不过是美国某地某区支持公众事业的热心人,而威姆斯却是第一批热衷于国家事业的人之一。和别的热心人一样,威姆斯也把很少根据或毫无根据的臆想称为事实。但我们切不可忘记,美国生活里充着含混不清的东西。在其它地方非常鲜明的区别——事实与愿望、历史与预言之间的区别,在这里却很难区分。威姆斯在开宗明义第一章里是这样描写他的英雄的诞生和所受的教育的:时至今日,很多善良的基督徒仍然很难相信华盛顿当真是一个弗吉尼亚人!“什么?他是个乡巴佬?”他们笑了,“华盛顿是个乡巴佬!哎!不可能!他当然是个欧洲人:这么伟大的人绝不可能出生在美国。”

 

这么伟大的人绝不可能出生在美国!——呵,这正是他所以出生在这里的最好原因!我们知道,大自然所喜爱的就是和谐;paria paribus,意思是说,伟大的事物总是在伟大的环境中产生,这是大自然所乐意遵循的法则。例如,我们在什么地方寻找“自然界最大的动物”——鲸呢?我想,不是在贮水池中,而是在汪洋大海之中。“汪洋大海走巨轮”,并且,在翻滚的浪涛中,也可以看到鲸喷吐出来的巨大水柱。

 

根据同样的道理,除了在美洲,我们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天下第一号伟人华盛顿呢?美洲是最大的陆地,破极地之冰而出,延伸开来,直至南方,几乎“纵贯地球南北”;它的两侧,经受着占地球表面一半的海洋的无情冲击。与美洲大陆的面积相匹配的是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山山水水:全能的上帝在这里造就了白云盖顶的高山,烟波浩森的湖泊,浪涛翻滚的河流和咆哮轰鸣、一泻千丈的瀑布。所有这些使其它大陆上的一切都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业绩注定要产生在美洲。

 

看来,这就是简单的推理所得出的结论。因此,我们认为美国是华盛顿当之无愧的摇蓝。他于一七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出生在伟吉尼亚州威斯特摩兰县的教皇溪畔。

 

书的首尾部分相互呼应,最后三章是关于华盛顿的性格特征的,描述了他的宗教信仰,他的乐善好施,以及他的勤奋和爱国主义精神。所有这些都是最伟大的人对最巨大的挑战(即美国本身)的自然反响。

 

威姆斯告诉我们,乔治的父亲利用一切机会在儿子身上培养美好的情操。乔治五岁那年的秋天,他的父亲和表兄带着他在一个苹果园里散步。“父亲说,乔治,我的孩子,看看这园子!还记得吗,春天的时候,你的这个好表兄带给你一个那么大、那么漂亮的苹果。我费了好大的劲,你都不肯和你的兄弟姐妹们分吃那个苹果,虽然我对你说,假如你肯这样做,全能的上帝在秋天一定会给你好多好多苹果的。可怜的乔治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深深地低着头,脸上露出惶惑的神情,光着的小脚丫在松软的土地上划着……乔治默默地望着硕果累累的巨大果园。他看到了忙忙碌碌的蜜蜂,听到了鸟儿在欢乐地歌唱。他抬起头,泪光闪闪,轻声对父亲说,爸爸,请原谅我这一次。我再也不会这么小气了。”

 

当然,还有那个有名的关于樱桃树的故事:“我不能说谎,爸爸。你知道,我不能说谎。那棵树确实是我用小斧头砍的,”——最最亲爱的孩子,来呀,快到我这儿来,父亲激动地叫道。乔治,你弄死了我的树,但我却感到高兴,因为你已经千倍地偿还了。我儿子这种敢做敢当的气概比一千棵树还要值钱,即使它们开的是银花,结的是金果。接下去的故事就是讲华盛顿的同学们怎样和他挥泪惜别;华盛顿如何厌恶打斗,但又有出色的武艺;布雷多克战败之后,一个著名的印第安武士发誓说:“华盛顿命中注定不会被子弹打死!因为,我用步枪瞄准他射击了十七次,却不能把他打倒。”还有,华盛顿的母亲怀着他的时候,做了一个梦,梦见了华盛顿是如何伟大,还梦见了独立革命的历程。

 

我们根据史实材料对华盛顿的了解、特别是对他早期生活的了解所存在的巨大空白被威姆斯填满了。他用借来的、剽窃的或编造的各种事件填补空白。但这些事情就其性质来说,又几乎是不可能予以反驳的。有谁能够肯定他说在老华盛顿家里没有过樱桃树的插曲?或者玛丽·华盛顿没有做过如此这般的一个梦?也许,象马库斯·坎利夫所猜测的,这些不足凭信的轶事之所以能够流传下来,正是因为它们表现了跟英雄人物有关的某种普遍存在的真实性,尽管表现得很粗糙,也很不确切。当然,威姆斯所讲述的正是很多人所愿意相信的。正是借助于这些故事,威姆斯卖掉了他的书;而借助于书,他也卖掉了另外一件商品——英雄。这是不是一场骗局?天晓得!

 

威姆斯不过是造成对华盛顿个人崇拜的众多吹鼓手中的一个。华盛顿生前,一些杂志和一般性质的书,例如杰第迪亚·莫尔斯的《美国地理》(一七八九年),也登载一些华盛顿的传记资料。但似乎从未有过一本专门记述他的生平。一八O六年,威姆斯著作的修订本出版以后,又陆续出现了另外几种或多或少让人还读得下去的华盛顿生平,但多为严肃的作品,并非为青少年读者和没有文化的老百姓而写的。在若干年里,威姆斯几乎垄断了通俗作品的市场。后来,一八二九年,安娜·里德撰写的华盛顿生平史发表了。这是为主日学校(当时刚发展起来的教育体制)所写的。一八三二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塞缪尔·古德里奇为年轻人出版了一本华盛顿传,很成功。

 

他的写作班子曾以“彼得·帕利”为笔名出版过一百多种儿童读物。人们还以很多别的方式歌颂英雄的生平,如长诗和话剧。一位俄亥俄州的学校教师甚至写了一本《拉丁文散文——乔治·华盛顿传》(一八三五年)。

 

与此同时,学者和文人们纷纷用大部头著作复述着华盛顿的生平事迹。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一八三二年),马歇尔的华盛顿生平史修订本出版了,只有些微的删节。这件事恐怕最能说明华盛顿的名字在人们当中所能引起的虔诚了。在这之后出版的是一卷本的学校版(一八三八年)。其他人也开始著书,但大多是纪念性的,并不受读者喜爱。这些巨著中比较不那么严肃的是小说家詹姆斯·柯克·波尔丁的两卷集华盛顿生平史(一八三五年),接下去是贾雷德·斯帕克斯所著的虔诚和冗长的华盛顿传,作为他的巨著的第一卷出版(一八三七年)。这些作品中最出色的要算华盛顿·欧文的五卷集了。但他的著作也未能摆脱那时的流行病——枯燥乏味。欧文的这部书在二十世纪还可以找到,有些部分根本就不曾被翻阅过,由此可见,很多人只是买了书,而从未读过。但在当时,华盛顿死后的岁月还只是刚刚开始。

 

神圣的著作  

 

必须强调指出,对华盛顿的崇拜早在这位英雄的著作被收集出版之前就开始了。学者们无从读到真正出自华盛顿之手的文章,更别提一般公民了。对华盛顿的崇拜越普遍,出版他本人著作就越显得多余,从很多方面说,人们对他本人的著作的兴趣也越来越小了。

 

华盛顿去世三分之一世纪之后,在这种个人崇拜的气氛当中,他的著作的第一版开始发行了。贾雷德·斯帕克斯(17891866)早就开始考虑编辑出版一本这位英雄人物的著作。他是新英格兰人,出身贫寒。在哈佛学院毕业之后,他以自己的社交风度打入了波士顿的上层社会。他研究神学,并在巴尔的摩当了几年上帝一位论教派的教士。回到波士顿后,他接管《北美评论》,把它办成了一家全国发行的重要评论性杂志。斯帕克斯才华横溢,具有文人圈子里那种鉴赏艺术和爱好藏书的情操。华盛顿著作出版后,斯帕克斯更是在全国出了名,因而在一八三八年被委任为哈佛大学古代及近代史麦克莱恩教授,这是美国大学第一位历史学教授(教会学校除外)。后来他又出任哈佛的校长(一八四九至一八五三年)。

 

要得到华盛顿家族同意发表他们先人的著作绝非易事。华盛顿遗作管理者和芒特弗农的继承人是他的侄子布什罗德·华盛顿,一个刻板而毫无想象力的人(他在一七九八至一八二九年间担任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他拒绝了斯帕克斯的请求(一八二六年三月十三日),理由是,他正和马歇尔计划把独立革命时期的书信选编成三卷出版,以后再编辑一本独立革命以前的书信集。斯帕克斯毫不气馁,六个月后,再次劝说布什罗德·华盛顿让他阅读那些文件,并补充说,他无论如何也要千这件事,他决心到所有能够找到资料的地方收集有关文件;既然文件最终还是要公诸于世,布什罗德不如主动答应监督这项工作的进行。斯帕克斯还答应布什罗德,他可以抽掉他认为不宜发表的文件。“如果华盛顿的全部著作能以适合于他的尊严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一定会激起全国公众的兴趣和民族感情,而且还可以指望得到广泛而体面的赞助。”然后,斯帕克斯又补充了更有份量的一点,他答应把所得利润的一半分给布什罗德·华盛顿。一八二七年一月,在马歇尔(斯帕克斯也耐心做了工作)的敦促下,布什罗德·华盛顿终于接受了这个建议。根据双方最后达成的协议,利润的一半归斯帕克斯,另一半由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约翰·马歇尔平分。

 

在随后的几年里,斯帕克斯便收集手稿、复制官方文件,并致力于收集美国历史学界从未见到过的材料。他很炔决定,全书的卷数应根据“市场可能的需求和工作的性质而定”。斯帕克斯的十二卷版(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七年出版)中有十一卷是著作选编和斯帕克斯撰写的华盛顿传(一八三七年出版),尽管编辑出版费用浩大(一万五千三百五十六美元三十六美分),纯收入还是相当可观。一八三七年,斯帕克斯把第一笔利润分成送到布什罗德。华盛顿和约翰·马歇尔的继承人手中,两家共分得一万五千三百八十四美元六十三美分。二十年来,斯帕克斯不断把再得利润的分成交给华盛顿和马歇尔两家。

 

斯帕克斯的《乔治·华盛顿的生平和著作》受到广泛而热烈的欢迎,华盛顿的遗属认为此书完美无暇,于是送给斯帕克斯一根用华盛顿墓旁雪松树的枝条做成的手杖。爱德华·埃弗雷特在《北美评论》中以六十三页的篇幅把这赞誉推向了顶端:“在他这部著作中,看不出一丝一毫的不真实。”很快就要开始其事业的乔治·班克罗夫特也认为此书的“平实、准确和对真实性的重视,是我倾尽一切语言都赞美不尽的。”

 

你是个幸运儿,”班克罗夫特早在一八二七年就写信对斯帕克斯说,“你得到上帝的青睐,被挑选出来把一艘好船驾驶到永世长存的港口,你也将作为谨慎的舵手而载名史册。”其实,斯帕克斯与其说是一个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个吹鼓手;与其说是发现真理的人,不如说是赞扬美德的人。恰好,美国历史学研究的创始人是一个极力宣扬崇拜华盛顿的人。斯帕克斯一次又一次地摆出要努力研究历史的姿态。在他出版独立革命时期的外交函件(共十二卷,一八二九至一八三O年)、华盛顿著作和富兰克林著作集(共十卷,一八三六至一八四O年)之前,人们无从得到美国历史这一关键时期的重要文字材料。但是,正如塞缨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所指出的,对于美国大学里的近代史研究来说,这只是一个“虚假的开端”。斯帕克斯,研究这个题目的第一位教授,身后没留下一个门徒。近半个世纪之后,美国历史才作为一个学科充分发展起来,其中一个原因肯定是斯帕克斯及其同代人对这个题目的表达方法。斯帕克斯在历史研究中的缺陷在于,他不是通过罪恶而是通过美德来展现这个课目的。

 

斯帕克斯的风格是他那个时代流行的风格。华盛顿著作集的前言是他执笔的,那是一篇虔诚、呆板、毕恭毕敬的传记。华盛顿这位英雄是个威严的人物,他五官匀称,具有不屈不挠的勇气、完美的品德和准确的判断力;“他的品德同他的智慧组成了一个极其和谐的整体。”斯帕克斯在附录“宗教观点和习惯”中为华盛顿不参加圣餐作了巧妙的掩饰,在他笔下,这正是华盛顿笃信宗教的一个论据。“他可能认为公开参加某种宗教仪式不太合适,因为,按照他的观点,这种仪式为世俗世界的活动加上了严格的限制;他还认为,郑重宣誓去履行他所不能完成的义务也是不妥的。这种想法对一个严肃思考问题的人来说很自然。……他是一个非常自觉、一向笃信宗教的人。”斯帕克斯强调,华盛顿的著作中,没有一处对基督教的启示表示过怀疑,对于一个具有这种基督教品德的人,还需要什么更确凿的证据来说明他是一个真正的、富有宽容心的基督徒呢?

 

对著作的编辑工作也是本着类似的精神进行的。从足以编成四倍于十一卷的材料中选择十一卷的内容,斯帕克斯可以自由自在地美化他的对象。虽然他没有加进任何他自己写的文章,但他却任意删掉一些章节,而并不告诉读者;而且,他还修改那些他认为同英雄的身份不符的语言,他在前言中对所有这些作了解释:“在一个作者死后,把他本不是为了发表而写的文章,特别是信件,事先不经仔细的修改而印刷出版,这对任何作者来说,都是不可宽恕的不公正。”后来,当有人对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提出质疑时,他带着可爱的天真辩解说,他真的是忠实于他的写作对象的,因为华盛顿本人在晚年也修改了他自己早期的信件。只要有可能,斯帕克斯总是选择华盛顿自己修改过的信件(依旧是不告诉读者),而不选用在事件发生的时刻所写的原件。斯帕克斯也自行修改这些材料。例如,华盛顿把新英格兰私掠船船员称作“流氓船员”,斯帕克斯则简称为“船员们”;华盛顿笔下康涅狄格军队“卑鄙的雇佣性”变成了“雇佣性”;他们的“丑恶行为”则被轻描淡写成“行为”;“老普特”被加上了尊贵的称号,成了“普特南将军”。华盛顿轻蔑地把一小笔钱称作“在现在,这只不过是一点跳蚤食”;斯帕克斯则把它润色为“这完全不能适应我们当前的需要”。斯帕克斯一而再、再而三地修改词句,使它们符合英雄的身份。

 

将近十五年之后,才有相当大量的公众舆论就斯帕克斯对华盛顿的不引人注目的修饰提出了异议。一八三三年,斯帕克斯给约瑟夫·斯托里大法官送去一部样本,斯托里私下里热情地称赞说:“假如华盛顿还活着,这正是他希望你做的事。”但是斯托里担心,将来某个时候,某个“玩世不恭的批评家”会对这些润色提出非议。不过直到一八五一年,才有“玩世不恭的批评家”开始了这种窥测。

 

那一年,一位未表明身份的人给纽约《邮报》写了两封信,把斯帕克斯的文本同新近发表的独立革命时期华盛顿给他的军事秘书约瑟夫·里德的信的另一文本进行了比较。

 

一个英国人——一位尊贵的勋爵和颇有造诣的学者,开了第一枪,对斯帕克斯在编辑中的真实性发动了一场重大(然而最终是不成功)的攻击。美国学术界对这攻击感到愤怒,坚决支持斯帕克斯抬高美国英雄的做法。这表明华盛顿著作是充满一种带个人崇拜色彩的神圣性的。一八五一年十二月,马洪勋爵(后来的斯坦厄普勋爵)发表了他的七卷本《英格兰历史,从乌德勒支的和平到凡尔赛的和平》的第六卷。他是个著名的英国文人,曾积极参加历史手稿委员会的工作。他在附录中指出,“斯帕克斯先生出版的书信中没有一处是完全按照华盛顿的原作刊印的,而是经过了很大的改动,随心所欲地对这些信件进行修改或润色。”他指责斯帕克斯“窜改历史的真面目”。放在这么不显眼的地方的这个评论,假如不是因为它涉及一个如此神圣的人物,一定不会引起注意。著名的上帝一位论教派教士、历史学家、继斯帕克斯之后成为《北美评论》编辑的约翰·戈勒姆·帕尔弗里首先站出来,以评论马洪著作的形式,写了一篇八十页的反击词。在长达三年的小册子论战中,斯帕克斯(当时是哈佛学院的校长)捍卫了自己,也捍卫了他的英雄;后来,敌对行动以马洪勋爵和斯帕克斯的私人交好而结束。

 

这场争论的重大意义在于它说明,那些争先恐后地表明自己崇敬之意的美国学者们是遵循正统观念的。支持斯帕克斯的有弗朗西斯·帕克曼、威廉姆·普雷斯科特、查尔斯·萨姆纳参议员(他们为斯帕克斯的胜利欢呼);有詹姆斯·麦基(国务院图书馆馆长、华盛顿文件的官方法定保管人,这些文件已归政府所有);最妙的是,还有大名鼎鼎的安德鲁斯·诺顿教授,他是因为首先使用新的“批评性的”方法来确定《新约全书》的真实性而出名的。

 

斯帕克斯的书出版后半个世纪中,没有出现过其他有关华盛顿著作的版本,这正是人们对于斯帕克斯的编辑方法普遍感到满意的最好证明。

 

神圣的遗体  

 

就英雄遗体的保留权和合适安葬地点所进行的斗争,即使不能和圣杯之争相比,至少也反映出同样的崇敬精神。

 

华盛顿逝世之际,国会一致通过一项联合决议,指出:“美利坚合众国将在华盛顿市内国会大厦建立一座大理石纪念碑,请求华盛顿将军的亲属允许把他的遗体安放在碑下;纪念碑的设计旨在颂扬他的军事和政治生涯中的伟大业绩。”华盛顿夫人同意了这个计划。一年以后,一八OO年十二月,众议院又通过一项议案,拨款二十万美元建造一座底座一百平方英尺、金字塔形的大理石陵墓,安葬华盛顿的遗体。那时,国会大厦只有一翼,还没有现在的圆顶大厅和地下室。当时好象有一种打算,就是使华盛顿墓成为整个国会建筑的一部分。一些南方人反对这个计划,他们说,神圣的遗体应当放在原来停放的地方——芒特弗农。部分是由于意见的分歧,一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八三O年,一个新成立的众院委员会建议,“把乔治·华盛顿和玛莎·华盛顿的遗体安葬在同一个国家墓地里,在坟墓的正中和在国会大厦的大厅里则分别放置一个大小相宜的石棺形大理石纪念碑。……在这上面,也忧是在圆顶大厅的中央,请当今最杰出的艺术家制作一尊华盛顿马上英姿的大理石雕像。……这些纪念物尽管造价不高,朴实无华,却更符合我们国家的感情,而且能够比任何昂贵和豪华的纪念碑或陵墓都更好地纪念华盛顿完美而崇高的品德。”与此同时,当一八三二年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的日子迫近的时候,地方主义情绪(南卡罗来纳不承认联邦国会议案的运动进一步激发了这种情绪)越来越高涨。

 

查尔斯·布尔芬奇在英国人一八一四年占领华盛顿市并烧毁国会大厦的内部结构之后,重建了中间那部分(一八一八至一八二九年),并造了一个地下室作为安放华盛顿遗体之所。国会两院纪念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联合委员会计划的重点就是如何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迁往国会大厦地下室。一八三二年一月和二月,国会进行了激烈辩论,南方人不愿放弃这件国家纪念物,提出五花八门的理由,反对迁墓。缅因州的一位众议员指出,这整个辩论就是弗吉尼亚州对整个美国的一场竞争。肯塔基州的亨利·克莱极力主张迁墓,因为“他要区别对待华盛顿和自亚当斯以来所有其他人。”

 

南方代表们预料南北战争即将爆发,南方势必从合众国分裂出去,因而他们想象着随之而会遭受的侮辱。佐治亚州的威利·汤普森警告说:“把我们尊敬的华盛顿的遗体从他的配偶和先人的遗体身边迁走,从芒特弗农和他的家乡州迁走,放在这个大厦里,看啊!随着合众国的四分五裂,华盛顿的遗体将躺在异乡的海岸上!”还有一些人提出另一种反对意见,他们的论据是,随着人口向西部流动,国会大厦无疑也会西迁。“难道我们的华盛顿的遗体将被丢弃在这国会大厦的残败瓦垣和城市的废墟之中吗?”宾夕法尼亚州的乔尔·萨瑟兰答道:“假如我们的人口要扩张到西部大洋,而政府的所在地也随着迁移的话,那么,我们从此地带走象征权力的旗帜的同时,也会带走华盛顿神圣的遗骸。”还有人认为,只要华盛顿的遗体在这里,就会使国会的讨论保持平静和神圣的气氛。佛蒙特州的乔纳森·亨特声称:“政府所做的任何事都不会象把华盛顿安葬在国会大厦这件事那样,在团结人民和巩固合众国方面产生如此深刻和长期的道义影响。”

 

二月十六日,离预定举行纪念仪式的日子只有不到一个星期了,芒特弗农的主人约翰·奥古斯丁·华盛顿断然拒绝迁移英雄的遗体,致使这场辩论猝然终止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曾发生有人企图把华盛顿的遗体从芒特弗农墓地盗走的神秘事件。于是,便在那里建成一座新墓,加了锁,钥匙被扔进了波托马克河。

 

一年一度的纪念和演讲仪式  

 

二十世纪中叶,台众国所有各州在二月二十二日华盛顿生日那一大部举行庆祝。这是唯一成为法定节日的诞辰纪念日(除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之外)。十九世纪初叶,当这个新的国家几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历史的时候,每年到了华盛顿的生日和七月四日——共和国自己的诞辰,都要举行充满爱国热忱的仪式。在这两个节日里,最受注意的是每次的例行仪式——一篇讲演,这篇讲演内容重复、辞藻华丽、夸夸其谈、冗长不堪,而且格调雷同,好象是由什么礼拜仪式权威规定了似的。随便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一点。一八三二年二月二十二日,丹尼尔·韦伯斯特在华盛顿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会上宣称:在新纪元的开端,在新世界的前列,屹立着华盛顿。自华盛顿诞生一百年来,世界变了。这变化的大部分都发生在华盛顿的国土上,而华盛顿本人则是完成这些变化的主要人物。他的时代和他的国家是充满了奇迹的时代和国家,而他则是这时代和国家的领袖。演讲者们说,美国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华盛顿的伟大足以弥补这一点。一八三七年约翰·泰勒(后来成为总统)在约克敦宣称,英雄华盛顿比希腊英雄利奥尼达斯和圣经先知摩西更伟大,因为,他们其中一个和自己的战士一起身亡,另外一个永远没有进入希望之乡。华盛顿就大不一样了。约翰·昆西·亚当斯认为,华盛顿的性格融合了统帅精神和温顺谦和,比阿伊尼厄斯或大卫王更胜一筹。亚伯拉罕·林肯一八四二年二月二十二日在斯普林菲尔德演讲时说:“给太阳增添光辉或给华盛顿的名字增添荣耀都是不可能的。任何人都不要做这种尝试吧。满怀敬畏之情,我们呼唤着他的名字,他英名不死,永放光芒。

 

最受欢迎和最广为传诵的是爱德华·埃弗雷特的一篇演讲,这是他为芒特弗农协会购买华盛顿住宅、使之成为一个公共圣地而募集资金时所作的巡迴演讲。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O年,埃弗雷特在全国各地把这一篇两小时长的演讲演说了一百二十九次,募集到九万美元。他的演讲——《华盛顿的品德》,马上就成了国家纪念仪式的经典作品。他从年轻时的华盛顿讲起,概述了华盛顿的英雄业绩:“二十四岁的华盛顿是男性力量和美的典范,他具有绅士和战士的所有品德和功绩,他的智慧和思想超出了他的年龄。在事业刚刚开始的时候,他就领悟到,爱和信心往往只能通过为人服务而获得。”在“我们民族史册上第一次探讨伟大的名字、伟大的事件和伟大的改革以及力求才智的普遍发展”的时代,华盛顿是最伟大的人物。在俄国彼得大帝、普鲁士弗雷德里克大帝和法国拿破仑大帝堂皇而庸俗的专制之上,放射着光芒的就是华盛顿之星。

 

不管人们对他的其它方面有什么不同看法,一个象华盛顿那样受到全体人民尊敬和崇拜的伟大人物,绝不是历史中一个孤立的现象。我们不能仅仅怀着崇敬的心情来对待它——这是上大的旨意。

 

杰斐逊先生一七九二年写信劝华盛顿不要拒绝再次提名为总统候选人,他在信中说得好,“如果南方人和北方人都有你和他们在一起,南方和北方就会联合在一起。”华盛顿已经离我们而去了,我们永远也不会象我们的祖辈那样亲眼见到他;但是对他的记忆犹存,我要说,让我们永远记住他吧。让我们把他的诞辰作为全国的节日和假日;让我们永远记住,每当二月二十二日来临,我们举行庄严而愉快的仪式庆祝这个伟大的周年纪念日的时候,从哈得逊河到波托马克河、从南方平原到西部湖泊的公民们,都在举行同样充满感激和爱忱的纪念活动。不仅仅是我们,也不仅仅是他们。越过俄亥俄,跨过密西西比,沿着从东向西移民的逶迤漫长的行程——随着他们的西行,更多的州成立了;移民们正穿过西部草原,蜂涌通过落基山脉的山口,蜿蜒走下群山——在那美好的夜晚,华盛顿的名字和对华盛顿的记忆将伴着天上的月神,从东向西跨越经度六十度,直到她皎洁明亮的情影穿过加利福尼亚的金门桥,安详地去接受大洋洲群星们的午夜觐见。只有在那里,在文明的人类还未留下足迹的野蛮群岛上,华盛顿的名字才是默默无闻的;但是,一旦这些岛屿上聚集了千百万文明的人们的时候,他们也将和我们一起纪念和赞美华盛顿。

 

地方对立情绪越来越尖锐,但对各方来说,华盛顿的光辉更加明亮了。对卡尔洪而言,他是独立的保护神;对韦伯斯特和林肯而言,他是联邦的保护神。

 

华盛顿已成为国家的救星和国家之父。来自马里兰州的众议员本杰明·霍华德在国会指出(一八三二年二月十三日):“有史以来,有记载可稽的,只有两个人的诞辰在其死后仍受到人们纪念。这两个日子就是二月二十二日十二月二十五日。”弗吉尼亚的丹福斯牧师一八四七年七月四日说:“从华盛顿母亲玛丽的永生的儿子那里,我们人类接受了莫大的恩惠,而令人痛心的是,在弗雷德里克斯堡,这位母亲的纪念碑遭到冷漠,迄今尚未建成,诚令人感到内疚。”

 

圣像  

 

没有什么能比传统的华盛顿画像更好地揭示围绕着华盛顿的个人崇拜和神圣的气氛了。很少有哪个以同一模型塑造出来的历史人物能如此广泛地流传全球。华盛顿的标准像是由吉尔伯特·斯图尔特绘制的。当代很多华盛顿的肖像,都是一七七二年至一七九九年由当时最优秀的艺术家绘制或雕塑的,其中有皮尔一家(查尔斯·威尔逊、詹姆斯和伦布兰特),约翰·特朗布尔、威廉·邓拉普、爱德华·萨维奇、杜·西米蒂那、胡敦、塞拉奇,等等。所有可用的材料和方法部利用了,不仅仅是油画颜料和大理石,还有木头、象牙、腊浮雕、面部模塑、剪影,以及借助于一种机械缩放仪绘制的侧面画像。华盛顿常常长时间地、以同样的姿式坐在那里供人画像。后来成为经典画像的都是被理想化了的。人们始终喜爱的是吉尔怕特·斯图尔特一幅未完成的肖像(“雅典娜神庙”),这幅画弥漫着一种超凡出尘的朦胧感。吉尔伯特·斯图尔特出生在罗得岛。二十岁那年,他认为美洲殖民地不是适合于画家们工作的地方,于是在一七七五年到了英格兰,在另一个美国移民——本杰明·韦斯特的画室里工作了五年。他很快就有了一批上流社会富有的买画常客,并成功地击败他的竞争者拉姆齐、雷诺兹、罗姆尼和盖恩斯巴勒。当他于一七九三年可能是为了逃避债务监禁而返回美国的时候,他发誓要通过绘制华盛顿肖像重新发财。斯图尔特希望能靠出售“大量的华盛顿画像”来偿还英格兰和爱尔兰债主们的债务。他的第一张华盛顿像是一七九五年的一幅人物写生,结果有三十一个买主向他预定了三十九幅。这仅仅是个开始罢了,因为谁也无从知道这幅画像到底被斯图尔特、他的徒弟或模仿者们复制了多少。

 

斯图尔特的华盛顿像表情呆板,但这可能正是其特殊吸引力之所在。看起来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形式。它们远不如伦布兰特·皮尔的华盛顿像生动逼真,但皮尔的画却从未象斯图尔特的画那样流行和富有感染力。这其中的原因,正象伦布兰特·皮尔自己所描述的,简单得令人不快:华盛顿法官告诉我……他的叔父第一次端坐着让斯图尔特画像的那天,嘴里戴着老加代特为他做的一副新假牙。这副牙是用海马牙做的,包括牙齿和牙龈,老大的一副假牙,戴着很不舒服。他不能讲话,讲起来非常困难;他的嘴看起来就象用水在漱口似的——(这都是华盛顿法官说的)。后来,斯图尔特先生自己也对我说,他在给人画像的时候,从未象给华盛顿画像时那样难以和被画者进行交谈。这是他的习惯,因为他想得到自然的表情,而这表情只有在同被画者进行各种交谈时才得以选择和捕捉。这副假牙很碍事,而且对斯图尔特来说,不幸的是每次画像的时候,华盛顿总是戴着它,希望有一天会习惯——但他终于把它扔掉了。我很幸运,我是在他的新假牙做好之前开始我的工作的,我的模特儿每次来的时候都戴着他多年前在纽约配的假牙。

 

这些牙齿方面的因素,再加上斯图尔特具有把自己的绘画对象理想化的天才,使他绘制的画像完全符合美国人理想中的英雄形象。

 

看起来最适于表达华盛顿性格和形象的材料是大理石而不是油画颜料。光是雕像的目录就可以编成一本书。法国雕塑家胡敦制作的一尊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半身像很有名气,被复制了无数次,成了标准像。意大利冒险家塞拉奇按照真人制作了一尊半身像,后来他把这座像放得很大。另外还有著名的卡诺瓦创作的雕像。

 

所有这些作品里,最个人难忘(也是引起最多争论)的是霍雷肖·格里诺的作品。他是一位新英格兰雕塑家。一八三二年,政府委托他为国会大厦圆顶大厅制作一尊华盛顿塑像,费用为五千美元。格里诺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自己的工作间里苦干八年,完成了这尊十英尺半高、二十吨重的塑像。渡越大西洋的运费为七千七百美元,从海军造船厂运到国会圆顶大厅又花了五千美元。为了把这个庞然大物搬进去,必须把国会大厦的入口加宽。然而,塑像到达预定地点之后,又发现地面承受不住它的重量,只好又把它搬出去,放在东门前。到此为止,已花费了二万一千美元。当时,这件事已引起了公众的不满,不仅仅是因为它的费用,还因为——这真是一种讽刺——格里诺神化英雄的努力激起了公愤,认为这是不庄重的做法,因而这努力本身也象是一种亵读的行为。

 

格里诺仿照希腊雕塑家菲狄亚斯的巨大的象牙雕像和奥林匹亚庙字里的金宙斯像,让华盛顿坐在一个石雕宝座上,上身裸至腰间,腿上搭着衣饰,足踏凉鞋。爱国的美国人震惊了:为什么不是别人、而偏偏是华盛顿被赤身露体地陈放在这里!纽约的社会名流菲利普·霍恩写道:“华盛顿非常注意自己的健康,根本不会在我们这种变幻莫测的天气中这样暴露自己,更不要说做出这种不雅的姿态了。人们都知道他在这方面是极其讲究的。”同样是这批公众,他们的教士委员会认可了海勒姆·鲍尔斯的全裸的女性《希腊奴隶》像,也认可了格里诺早些时候创作的《唱歌的小天使》,但是正如格里诺说的,“却为华盛顿裸露的男性胸膛而咆哮”。关于这尊塑像一直争论不休。直到五十年后它才给移到史密逊博物院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角落,至今仍在那里。纳撒尼尔·霍桑一八五八年问道:“有谁曾见过华盛顿赤身课体呢?这是不可想象的。他的身体从未裸露过。但我猜想,他生下来就已穿着衣服,头发上扑着粉,在他刚出现在这个世界的时候,就已庄重地鞠躬行礼了。”

 

公众对这个肉感的英雄塑像所感到的震惊,使得华盛顿纪念塔协会比较容易地完成了筹款工作(到一八四七年底已筹款八万七千美元),不管华盛顿怎样的象上帝一样伟大,这个纪念塔没有采用人的造型来纪念英雄,而是用抽象完美的几何方尖碑来表达。

 

神圣的名字  

 

在美国,华盛顿的名字受到独一无二的尊崇。一七九一年英雄还在世时,那些并无法律权限为城市起名的政府官员们,就已经把建议作为首都的城市命名为华盛顿市了。虽然当时党派之间对立情绪严重,这一选择却没有引起太大的争议。殖民时期以后,唯有华盛顿的名字被用作州名。一位国会议员在一八五三年就组成华盛顿准州(后来成为华盛顿州)进行辩论时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华盛顿,而且不可能再有第二个,因为上帝只为人类送来了一个华盛顿。所以,让我们就以这个人的名字来为一个州命名吧。”二十世纪中叶,至少有一百二十一个邮局以华盛顿为名,没有任何其它名字可与之相比。同样,以华盛顿命名的县也最多,三十二个州都有华盛顿县。至于那些没有华盛顿县的州,正如乔治·斯图尔特指出的,其中六个是最初的十三个州里较小的州,一七七五年以前,这些州所有的县都已经有名字了;其余大部分州则都在极西部,而且是南北战争之后才建立的,那时,对华盛顿的崇拜已经低落了。

 

  个人崇拜既可以使崇拜对象、也可以使鼓吹崇拜的人声名永存。戴维·克罗克特不是和英雄而是和推销英雄的人共同活在这培育喜剧式超人的美国现实世界里。根据戴维·克罗克特在“自传”第三部分(这部分是关于戴维从他的家乡田纳西州威克里县前往得克萨斯州的经历)的记述,在一八三五年(那时威姆斯牧师已在他的坟墓中沉睡十年了),威姆斯的灵魂和他那充满福音派精神的推销木仍旧在人间活跃着。在阿肯色州的小石城,克罗克特看到一个走江湖演木偶戏的人因为喝得酪配大醉而不能演出,那些等着看戏的人工准备揍他一顿。没有人出面阻止,演木偶戏的“那病弱不堪的妻子和五个饥肠辘辘的孩子”又要遭罪了。这时,一位既是推销员又是牧师的人正好坐着他装满待销的书和小册子的破篷车赶到这里,马上为演木偶戏的人解了围。这位威姆斯的幽灵先读了车上一本他准备兜售的小册子《上帝对酗酒的惩罚》,随后又奏起提琴,保注了演出,而且还为那没有朋友的艺人和他的家庭收集到一笔钱。这位精神不朽的牧师“把他装满小册子的箱子放在面前,继续驱车远游。孩子们满怀感激,把他送出村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