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以弱胜强谋略

第一章夺取政权谋略
　　古往今来，一切政治家、军事家为了夺取国家政权，在谋敌——使之变弱的同时，也都在谋己——运筹使自己力量增强的谋略，都在寻求赢得战争的力量根源。这个力量根源在哪里？在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原理，找到了正确答案：“夺取政权的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创造性地运用了以民为本，以民为源，谋利于民，取信于民，放手于民，开展人民战争，最终夺取全国政权的宏谋大略。

　　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夺取政权是从武装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开始的。

　　1927年，蒋介石的屠杀政策迫使中国共产党另起炉灶。毛泽东说：“我们不应该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该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

　　重起炉灶，另打旗子，意味着与当局分庭抗礼，意味着谋取政权。毛泽东走到这一步，正如他所说是被“逼上梁山”。

　　“五四”时期，毛泽东高呼要打倒一切强权，但他不主张流血革命，而主张用忠告运动促使滥用强权者清醒，实行所谓呼声革命。在他看来，若用强权去打倒强权，其结果仍然是强权，毫无意义。但后来的一件事使他彻底改变了这个观点。在庆祝十月革命3周年时，毛泽东带领一批群众集会游行，喊出要面包、要自由、要平等的呼声。可是游行刚开始，荷枪实弹的警察就不让他们继续了。他后来沉痛地向斯诺回忆这件事：“有些示威者想要在会场上升起红旗，警察禁止这样做，示威者提出，依照宪法第十二条，人民有集会、结社和言论自由的权利。但是警察听不进去。他们说，他们不是来上宪法课，而是来执行省长赵恒惕的命令的。从此以后，我越来越相信，只有经过群众行动取得群众政治权力，才能保证有力的改革的实现。”

　　赵恒惕用警棍把毛泽东逼向十月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渐渐认识到，在中国，由于毫无民主可言，人民要想革命，惟一的法子就是拿起枪杆子，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于是他开始唤醒民众，开展工农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希望以此促成国民革命早日完成。不过，在1927年前，他还没有想到自己要去亲自抓枪杆子。

　　1925年，上海爆发了反帝的“五卅”运动，帝国主义对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行了疯狂的镇压和破坏。反动派在引诱和威胁资产阶级退出革命运动的同时，调集了大批军队残酷屠杀人民群众。这深深刺激了当时从上海暂回湖南小住的毛泽东。他一边养病，一边积极组织家乡的农民运动。后来他回忆说：“从前我没有充分认识到农民中间的阶级斗争的程度，但是，在‘五卅’惨案(1925年)以后，以及在继之而起的政治活动的巨浪中，湖南农民变得非常富有战斗性。我离开了我休养的家，发动了一个把农村组织起来的运动。”

　　毛泽东在湖南以“打倒列强、洗刷国耻”为口号，以秘密农协为中心，于当年7月10日在郭氏祠堂成立了湘潭西二区七都“雪耻会”。毛泽东在成立会上作了演讲，受到农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雪耻会”成立了宣传队，通过讲演、演戏、散发传单、游行示威等方式，愤怒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教育了广大群众。以后，组织还发展到了韶山周围20多个乡。秋天，毛泽东到广州后，仍以通信方式指导湖南农民运动，把“雪耻会”改为农民协会。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培养了一批有共产主义觉悟的革命分子，建立了韶山第一个党支部，并发动农民与大土豪进行了“阻禁平粜”的斗争和夺取教育权的斗争。他还致力于发展国民党基层组织，把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推进到湖南农村。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湖南农民运动日益高涨起来，地主豪绅寝食不安。团防局长成晋生诬蔑毛泽东煽动农民造反，派人向省长赵恒惕告密，要求逮捕毛泽东。赵恒惕立即派湘潭县团防局捉拿毛泽东。然而毛泽东得到开明绅士、县议员郭麓宾的通报，早已离开韶山到了长沙，在从容处理了未了事务后，又经衡阳、宜章，“问道入粤”了。以后，毛泽东一直把在韶山的工作作为他从事农民运动的起点。在延安与德国友人王安娜谈话时，他还讲到，1925年至1927年的工作，使他越来越感受到，中国革命只有动员千百万农民参加才能取得胜利。

　　在发动农民运动的时候，毛泽东比较各地革命斗争的实践经验，逐渐深刻地认识到，民众运动若无武装，则在遭到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的武力镇压时，便毫无自卫能力，致使革命受损。相反，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扩大，主要是依靠了国民革命军和工农武装。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以“莫须有”的罪名诬蔑中共，借以扑灭革命。对此，毛泽东坚决主张予以回击。后来，当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蒋介石直辖部队时，毛泽东提出，把这些同志派到其他地方去建立叶挺式的部队。他要求大批革命同志学习彭湃在海陆丰领导农民斗争的经验，“立刻下了决心，向党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乡村中间去”，“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争斗；引导他们与城市的工人学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联合战线，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毛泽东还逐步认识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事打倒帝国主义和军阀的斗争，必定带有武装斗争的性质。因此，农运骨干同时也应成为军事斗争的骨干。1926年5月，毛泽东在广州主持了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毛泽东向300多名学员讲，搞革命就要刀对刀，枪对枪，要推翻地主武装团防局，必须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会出乱子。在此期间，他十分注重学员的军事训练，他将该期学员分为两队，每队分为6个区队，设总队长1人，区队长6人，实施正规的军事训练10周，上操128小时，学习射击、刺杀和各种战术动作。

　　1927年4月，蒋介石背叛革命，开始残杀工农。毛泽东一手发动起来的工农革命运动被蒋介石淹没在了血泊之中。由于革命形势恶化，毛泽东任常委的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更注重培养学员成为武装斗争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其规约指出：为了将来发展农民武装，学员“要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不接受这种严格的军事训练，便是对革命没有诚意”。农讲所设有专门的训练委员会，聘请军事教员，学员实行军事编制，全校成立总队部，下设4个队部和1个特别训练队。学员全部过军事生活，他们身穿灰色军装、腿扎绑带，每人配备武器，每天操练两小时，除设有军事理论课以外，每周还有一次野外军事演习。“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军训时间每天增至4小时。1927年5月17日，国民党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勾结四川军阀杨森在纸坊叛乱，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并偷袭武汉。当时，武汉国民政府所属部队大部正在河南前线与奉军酣战，情况十分紧急。毛泽东果断地将武昌农讲所400多名学员编入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配合从前线回来的叶挺部队，迅速平定了夏斗寅的叛乱。5月底，湖北麻城的反动武装勾结当地土匪，又起事端。他们捣毁农协，残杀农民，农讲所300余学员又奉命开赴麻城剿匪。不几日，学员军凯旋归校。学员们在受到系统的农民运动理论教育的同时，也得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军事训练。

　　大革命失败后，这些学员中有不少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成为出色的军事指挥员，为中国革命做出了不朽的贡献。武装力量是政权的支柱。在1924年到1927年的大革命中，由于国民革命军内部未经彻底改造，不少军官在当时紧张的军事活动中，招兵买马，迅速扩张自己的力量。特别是在北伐中，由于北伐本身的革命性，沿途许多工农加入了军队，更增强了这些军官个人的军事实力。许多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虽然参加了国民政府，但在错误路线的指导下，不懂得去争取武装，更不懂得建立共产党自己的武装组织。中国共产党由于没有掌握军队，实际上丧失了在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所以当蒋介石在上海举起屠刀的时候，党的地位便岌岌可危了。

　　这一血的教训进一步使毛泽东醒悟到“有军则有权”的真理，认识到“战争解决一切问题”。他纵观历史，认识到一个铁的事实：蒋介石和其他国民党官僚都是靠枪杆子起家的，他们都懂得兵与权的关系，都视兵如命，抓住枪杆子不放。而另外一些不要军队的政党，要么找个军阀作靠山，要么就根本闹不出什么名堂来。同样，离开了武装斗争，也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共产党在1927年吃了大亏，毛泽东认为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这完全是“书生主观的错误”。现在要汲取教训，“以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枪杆子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湖南全省已是一片白色恐怖。中共湖南省委在受到很大的挫折后，要求毛泽东回湘。6月，毛泽东在武汉召集湖南来的同志开会时，要求大家拿起武器，在山的上山，靠湖的下湖，用枪杆子保卫革命。随后，毛泽东自告奋勇，在征得中央批准后，于6月下旬回湖南任临时省委书记。回湘后，他毅然举起反对反共军阀唐生智的旗帜，在他领导制定的《中共湖南省委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提出“上山”保存武装的办法，强调已经暴露了的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要“上山为匪”，准备长期斗争，并特别指出了在工农武装不能分开存在的地方，保存武装的具体办法：一是把工农武装编成合法的挨户团，二是上山，三是将枪支分散埋入土中。毛泽东亲自组织实施了这次行动。但不过十天，毛泽东又突接陈独秀来电，要其速回武昌参加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指责他组织暴动和反对唐生智。这时，毛泽东对形势看得更为清楚，对中国革命发展的脉络有了清晰的认识。因此，在7月4日的中共中央会议上，当别人还在争论图谋改造国民党问题时，他坚定地指出图谋改造国民党是行不通的，极力反对陈独秀要把工农武装“改成安抚军合法保存”的意见，并提出了大胆的“上山”主张：工农武装应该“上山”，“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这里，毛泽东之所以提出“上山”的主张，并不是个人的好勇斗狠，而是他已深刻认识到，第一次大革命之所以遭受挫折，关键的错误和失着，就是党放弃了无产阶级领导权，而其中最主要的，是放弃了对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7月15日，继蒋介石后，汪精卫集团也背叛了革命。中共中央在7月20日下达的《中共中央通告农字第9号——目前农民运动总策略》中，显然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通告》指出：近年农民运动的大发展，已表明中国革命到了一个新阶段——土地革命的阶段，我们党只有坚决地站在土地革命立场上，才能领导这一革命潮流前进；政权斗争是土地革命的主要特点，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必须有革命武装才能保障其胜利；农民要用种种方法夺取地主武装和一切反革命的武装，农民武装不能公开存在的地方，就暂以“挨户团”等名义取得合法地位，进行秘密训练。若此办法不行，则可以“上山”。7月下旬，毛泽东起草了《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经中央同意，寄发湖南省委。《大纲》明确了推翻湖南唐生智政权的目标，在军事上也做了部署。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召开秘密会议。参加会议的21人由中央交通员一个个单独带进会场，前后共花了两天时间；会议结束后，又单独带出会场，也花了三天时间。这次会议就是在我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八七”会议。毛泽东参加了这次会议，他在听取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报告后，第一个发言。他的讲话一如往常的风格，把国民党比做一座空房子，批评陈独秀的中央如同新娘子上花轿般地勉强挪到新房，但自始至终没有当此屋子主人的决心，认为这便是大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他不赞成关于要湖南组织一个师的军队尾随南昌起义部队开往广东的主张，提出“要在湖南形成一师的武装，占据五六县，形成一定政治基础，发展全省的土地革命，纵然失败也不用去广东而应上山”。他环顾四周，见大家若有所思，便淋漓尽致地陈述了他对当前中央工作要点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提出了“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科学论断。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口号振聋发聩。它是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写就的，他们用血肉之躯为中国革命指明胜利之路，他们催促着毛泽东去创造新的斗争方式。“八七”会议一结束，毛泽东就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湖南去改组中共湖南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他匆匆回到湖南，开始了秋收起义的准备工作。


第一章（二）“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

　1949年1月，国民党政权即将崩溃，蒋介石黯然引退浙江奉化溪口，思考拥兵数百万、配备美式武器的国民党军何以会输给小米加步枪的共产党军队。在2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为政二十年对于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后来，蒋介石退据台湾，即开始土地改革。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毛泽东也有个有趣的估计：“论功行赏，如果把民主革命的功绩作10分，则市民及军事的功绩只占3分，农民在乡村革命的功绩要占7分。”以强而败者的“亡羊补牢”，以弱而胜者的“论功行赏”，从两个方面道出了胜败的关键。

　　40年后，历史学家黄仁宇阅读蒋介石日记，蒋为自己看出“土地改革为胜败之关键”而自得，殊不知，早在1937年，毛泽东与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中已作了“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的预言。中国共产党正是靠赢得农民才赢得了中国。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几年，党的主要领导人对农民并没有什么好感。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盲从共产国际的某些决议，只注意与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照搬俄国革命经验，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两种机会主义感觉自己力量不足，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取得广大的同盟军。为此，毛泽东提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就是要分清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毛泽东站在全局的高度，分析了中国实际的阶级状况，提出中国革命必须要依靠农民。他仔细算过一笔账。当时中国的无产阶级(工人)约200万，在总人口中不到1%，如果单靠工人阶级去革命，那只能有两种前途：一是弱不敌强，等待革命失败；二是把革命推迟到未来，等工人阶级壮大了再去革命。无产阶级要领导革命，必须有广大的同盟军。中国的半无产阶级(半自耕农、贫农)约24 300万，占总人口的60%，是我们主要的依靠力量，但上述两者加起来还不是绝大多数，还不够，小资产阶级(自耕农、手工业者、小知识分子)有15 000万，不能让他们跑到敌人那边去，这样，我们的力量就占到总人口的98.75%，一个绝大的多数。毛泽东信心十足地说：“我们真正的朋友有多少？39 500万。我们真正的敌人(大资产阶级)有多少？有100万。那可敌可友的中间者(中产阶级)有多少，有400万。让这400万算作敌人，也不枉他们有一个500万人的团体，依然抵不住39 500万人的一口唾沫。”

　　毛泽东不仅从数量上论证农民是我们必须依靠的朋友，而且从质量上论证了农民是我们靠得住的朋友。1927年初，湖南农民运动高涨，引起了党内外一些人的恐慌，污蔑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糟得很”。毛泽东为此到湖南做了32天的考察，写出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他指出：农村的封建统治，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推翻这个封建势力，是国民革命的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农民运动不是什么“痞子运动”，而是革命的先锋。由此，毛泽东提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没有农民的参与，民主革命便不能成功。但是，毛泽东的这些正确主张和策略当时并没有为党内所接受。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中央紧急会议。会上，毛泽东等人坚决主张“上山下湖”，“跟绿林交朋友”。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等人的主张，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依靠农民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中国革命进入了土地革命的新阶段。

　　既然中国农民在数量上占优势，在本质上又有强烈的革命要求，而中国工人阶级则人少势单，那么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革命政党就理所当然地把农民纳入革命阵营。这是革命进程的逻辑必然。没有源源不断的阶级力量，没有广大的同盟军作中国共产党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社会基础，那么反帝反封建的事业势必日益萎缩，最终重蹈辛亥革命的覆辙。

　　要把农民纳入革命阵营里，就必须赢得农民同情革命、支持革命。如何赢得农民呢？毛泽东认为土地问题是中心，就是实行孙中山一贯主张但从未实行过的“耕者有其田”。早在1926年，毛泽东担任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期间，曾对全国土地占有情况作过统计调查。调查表明：占全国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了全国可耕地的70%；占全国农村人口65%以上的贫农，却只占可耕地的10%~15%；农村的中农也仅占15%~20%。毛泽东认为，中国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赢得农民首先就是要赢得贫农，赢得贫农就要让他们有土地。不废除封建的土地制度，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就不能真正解放农民。

　　“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是毛泽东高瞻远瞩，从中国的历史和中国的实际出发，独创出来的正确谋略。无论是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还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能够生存下来，发展壮大，与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和运用了这一谋略有密切的关系。而最能体现这一谋略的巨大威力的就是解放战争的胜利。解放战争时期，为彻底打败蒋介石，满足广大农民对土地的渴望，进一步发动农民，准备自卫战争，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决议》，及时将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的土地分配政策。1947年7月到9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明确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公地，由乡村农会接收，连同乡村中其他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个人所有。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中国土地法大纲》公布后，各解放区掀起了大规模的土改运动。各地区的中共中央局或地方党委召开了土地问题会议，制定了符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土地法大纲实施细则或补充条例，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开展土改斗争。经过1年半激烈的阶级斗争和各项政策的贯彻，到1948年底，解放区半解放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在1.5亿人的地区使约1亿人获得了土地，翻身得解放。

　　土地改革的胜利，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人民民主政权，激发了农民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促进了解放区的生产发展。为了保田保家，保卫革命成果，广大翻身农民喊出了“支援大反攻，参加胜利军，打倒蒋介石，拔掉老祸根”的口号，普遍掀起了参军参战、支援前线的高潮。吉林蛟河一位杨老太太，在她翻身后，先后将5个儿子中的4个送上前线。1947年，冀中安平农民组成“翻身独立营”集体参军。在整个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近100万、东北160万人参军。广大翻身农民抽出大批人力畜力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随军前进。1946年7月至1948年9月，山东有580万人，冀中有480万人随军出征。在“前方捉老蒋，后方挖老根”的口号下，广大翻身农民还积极参加民兵，开展对敌斗争。在解放战争中，民兵参战228万人，作战115 700次，共歼灭敌人20余万。农民的大力支援，是解放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难怪陈毅感慨地说，胜利是人民用小车推出来的。

　　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在国内外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一些有识之士因而预言国民党必败，共产党必胜。1947年11月15日，上海《密勒氏评论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说：多少年来，国民党把孙中山的“耕者有其田”当作最重要的口号之一，不幸的是他们太忙了，竟至于没有工夫去实行那位卓越的领袖所订的土地改革方案。但是中国共产党却着手实施了这一计划。1948年3月，施复亮的《论中国的土地改革》写道：土地斗争与军事斗争是中共当前政治斗争的两个主要源泉。二者相辅相成，前者保障后者的成果，后者扩大前者的范围，而真正决定最后胜负的在于前者而不是后者。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继续“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的策略，从1950年6月，在全国范围内分期分批开展了土改运动，并针对土改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发出指示，以保证土地改革沿着正确的道路进行。在毛泽东的精心指导下，到1953年春，全国土地改革基本完成。这场运动加上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共使约3亿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了约7亿亩土地。至此，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制度的根基被彻底铲除，农民的生产热情空前高涨。这场运动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反而有力地推动了农村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发展，为以后的农业合作化奠定了基础。

　　“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至今对于我们治党治国仍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开始搞改革开放，就是从农村搞土地承包开始的。如今，我们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指导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仍然不能忘记农民，仍要把加强农业和增加农民收入作为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

第一章（四）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四、走农村包围城市道路

　　为什么一定要到农村去？毛泽东作了系统的论证：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革命主力军是农民。而农村又是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共产党到农村去，等于避实就虚，用自己的长处去击敌人的短处。

　　在农村有没有出路，能不能站得住脚？毛泽东回答：前途是光明的，大可不必悲观。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几个帝国主义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各派军事势力又混战不休，我们完全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在白色政权的夹缝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壮大，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要胜利，必须夺取敌人控制的全部国土空间。但由于敌强我弱，我们只能一部分一部分地夺取。在国土空间中，敌人的重点是控制中心城市，使得城市成为敌人反动统治的中心。毫无疑问，夺取国土空间的重点应当是夺取城市。但是，城市又是敌人统治力量的重点。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夺取它，也就不可能首先在城市立足生根。因此，夺取国土空间，只能走先夺取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这样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这样道路问题就成为中国革命战争谋略运筹的中心问题和主要内容。

　　一位外国评论家说：为了完成俄国1917年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武装起义是从首都彼得格勒开始的，接着像导火索一样发展到其他地方。当时任何人、包括科学社会主义创始人自己，都不可能设想无产阶级革命会有其他的道路。但是出身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国家的毛泽东能够提出一条新的英明的道路，并且得到了推广。由于有了毛泽东的领导，中国革命首先从农村开始，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一个一个地夺取城市。

　　1927年夏，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经历了腥风血雨考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确定了独立进行武装斗争的方针以后，又面临着武装斗争走什么道路的重大课题。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9世纪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出发，认为无产阶级暴力革命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一切围绕成功地组织城市工人武装起义。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照此理论实践，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证明了这一原则的正确性。但这些理论和经验是不是适合中国的情况?北伐战争采取的长驱直进、寻求会战、逐个攻城的办法，是不是适应农民起义武装本身的特点?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应是什么?这一系列问题都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毛泽东在领导武装斗争的实践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运筹，开创了前无古人的道路，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决定性的历史贡献。这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

　　但是，由于当时统治全党的“左”倾错误路线，坚持“城市中心论”，使毛泽东的道路谋略不仅未被中央接受，反而被指责为“极端错误的”，“农民意识的地方观念和保守观念”，这就极大地阻碍了道路谋略的发展和运用。

　　1929年至1930年上半年，相继爆发的蒋桂、蒋冯、桂粤、蒋冯阎等军阀混战，为革命力量的发展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经过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的努力奋斗，到1930年上半年，全国红军发展到14个军约10万人，赤卫队员10万余人，在江西等十几省的300多县中，建立了十几块革命根据地。这种“星火燎原”的大好形势和革命经验的不断积累，推动着中国共产党对道路谋略认识的深化。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同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联系起来，在认识上又产生—个飞跃，于1930年1月发表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使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谋略初步形成。

　　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中，毛泽东把“工农武装割据”的经验概括为“朱德毛泽东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据地的，有计划地建设政权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扩大人民武装的路线”，指出，“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这样，无产阶级领导农民，在农村开展武装斗争，建立革命政权，实行土地革命，把落后的农村改造成先进的革命阵地，用革命的农村包围反革命的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谋略就基本上形成了。

　　探索和确定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固然不易，在中国革命战争的不同历史时期如何坚持并正确运用也很不易，可以说，如何用得好这本身就需要高超的智慧。

　　如前所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革命道路曲折发展的时期。这个时期，毛泽东以弱胜强的谋略主要表现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通过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我党在全国十多个省创立了十几块根据地，建立了30万红军正规军，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造成了“星火燎原”的大好革命形势。但由于王明错误路线的指导，最终导致了反“围剿”斗争的失败和多数革命根据地的丧失。

　　抗日战争时期，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我党制定了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群众，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方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对在抗日战争中如何实行农村包围城市作了这样的表述：敌人占领我主要的大城市与交通线之后，给了我们以很多困难，这就规定了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残酷性。然而，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依据于大后方的保持与敌后游击战争根据地的建立，坚持长期的广大的战争，去反对占领城市的敌人，用犬牙交错的战争，将城市包围起来，孤立城市，从长期战争中逐渐发展自己的力量，改变敌我形势，加上国际有利条件之配合，就能举行反攻，收回城市。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至抗日战争后期，我党共在敌后开辟了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总面积达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形成了依托根据地进行大反攻，收复和夺取城市的大好局面。

　　解放战争时期，是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这一谋略获得最后成功的时期。在战争准备阶段，党中央和毛泽东制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方针，通过收缩江南兵力，依托华北解放区，创建东北根据地，使我党我军占据了最终战胜蒋介石、夺取中心城市的有利地位。在战略防御阶段，我军依托解放区广大乡村，进行内线作战，并通过有目的地放弃一些城市，使敌人背上包袱、分散兵力，促进了敌我力量对比的变化，为转入战略反攻创造了条件。在战略进攻阶段，我军不仅依托广大解放区，而且挺进中原，在战略外线创建新根据地，首先夺取广大乡村和中小城市，尔后夺取敌占中心城市，最终取得彻底胜利。

　　关于农村包围城市道路谋略在理论上的系统阐述，是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毛泽东在全面总结10年土地革命战争经验的基础上完成的。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明确提出了乡村能够最后战胜城市的重要论断。他说，在资本主义国家，城市在实质上形式上都统制了乡村，城市之头一断，乡村之四肢就不能生存。不能设想，在英、美、法、日、意等国，能够支持长期反城市的乡村农民战争。半殖民地小国也不可能。半殖民地大国如中国，在数十年前也很困难；在今天，却产生了这种可能，这里明显的是三个联为一体的条件。第一是半殖民地的条件；第二是大国的条件；第三是今日的条件。为此，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必须说，乡村能够战胜城市，因为有上述三位一体的条件。”同年11月，在《战争与战略问题》中，毛泽东进一步指出，武装夺取政权，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无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但在同一个原则下，就无产阶级政党在各种条件下执行这个原则的表现说来，则基于各自条件的不同而不一致。资本主义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到了起义和战争的时候，是先占城市，后进攻乡村。这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经这样做，并在俄国十月革命中证实了的。而中国革命则不同，“在这里，共产党的任务，基本地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

　　至此，农村包围城市的宏谋大略就完全形成了。

　　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是“以迂为直”策略的集中体现，它巧妙地解决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在敌强我弱形势下，如何逐步积蓄革命力量，逐步夺取国土空间和全国政权的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根本目的，是要夺取敌人控制的全部国土空间和整个国家政权，这是毫无疑问的。而首先夺取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广大农村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

　　第一，它有利于我军生存、发展、积蓄力量。因为有了回旋余地广大、地形复杂、具有供给能力的农村作依托，能使我军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既可在不利条件下保存力量，待机破敌，又可在有利条件下选择良好战场，歼灭敌人。特别是有了占全国人口80%以上的农民作靠山，就使我军有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

　　第二，它可以破坏敌人统治的基础。一方面，我们在广大农村深入开展土地革命，可以从根基上铲除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基础——封建地主阶级；另一方面，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光辉示范作用，必将对敌占区产生深刻影响，促使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不断提高对共产党和革命战争的认识，促进敌人营垒的分化瓦解，便于我利用矛盾，集中力量打击主要敌人。正如毛泽东指出的：“必须这样，才能树立全国革命群众的信仰，如苏联之于全世界然。必须这样，才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甚大的困难，动摇其基础而促进其内部的分解。”

　　第三，它可以锻炼我党管理国土空间掌握政权的能力。通过建设革命根据地的实践，不断地制定、实行、检验治理国家的政策，积累治理国家的经验，培养治理国家的干部，这又为我党夺取全部国土空间和整个国家政权并迅速治理它奠定了基础。

　　第四，它有利于最终夺取城市并加快夺取战争最后胜利的进程。我先取广大乡村，运用的是“避实击虚”之策略，容易获得成功，而在此之后，就使敌占城市陷入“釜底抽薪”的困境，成为被人民战争四面包围的“孤岛”，也就容易被我夺取了。这样，以农村包围城市来夺取国土空间和国家政权，虽然是一条迂回曲折之路，但它却又是一条以巧制胜，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利益去实现战争目的的坦途。

第一章（五）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

　　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宏谋大略，关键是必须长期地在农村发展和积聚革命力量，即“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这就要求正确解决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的全部理论和实践问题。毛泽东根据各个革命战争时期敌我矛盾的实际情况，对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进行了全面的运筹，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使农村革命根据地成为向城市进军，进而夺取全国胜利的坚强堡垒。

　　由毛泽东所运筹的在农村创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的具体谋略，主要有以下几点：

　　1选择有利于军事割据的地势

　　割据地区的地理位置，是根据地能否建立、巩固和发展的重要条件。

　　土地革命战争初期，毛泽东的基本思想是：工农武装暴动之后，应选择有党的工作基础和群众条件较好、敌人统治力量薄弱而地形险要的农村，特别是两省或三省交界，既有便于作战的地势，又有足够给养和经济实力的地区，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确定和创立，可以说是一个光辉的典范。那时，毛泽东亲自带队作巡回式的选择，经过反复比较才定下决心。正如他指出的：“整个的罗霄山脉我们都走遍了，各部分比较起来，以宁冈为中心的罗霄山脉的中段，最利于我们的军事割据。”因为罗霄山脉中段包括江西的莲花、永新、宁冈、遂川和湖南的酃县、茶陵等6县，境内井冈山地势极为险要，还有九陇山等重要屏障。6县盛产稻米、油、茶、木材，群众基础好，有利于武装割据，开展游击战争。我们可以关了东面打西面，关了南面打北面。继井冈山根据地之后，毛泽东在选定赣南、闽西根据地时，也都充分考虑了该区的地理条件。

　　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要求我军深入敌后，利用两省或数省交界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五台山、太行山、燕山等地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这一决策，仍然是依据土地革命战争的经验作出的。然而，到1938年，这一思想又有了重大发展，认为不仅应在山区，而且应当在平原地区和河湖港汊地区建立农村根据地。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山地建立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明白的，这些根据地将是抗日游击战争最能长期支持的场所，是抗日战争的重要堡垒；平地较之山地当然差些，然而绝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这是因为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野蛮政策，而中国土地广大和有众多的抗日人民，为在平原发展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提供了客观条件，加上指挥适当，则长期根据地的建立是可能的；至于在河湖港汊建立根据地，客观地说，仅次于山岳地带。为此，毛泽东认为，应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缺少这一方面，将是抗日战争战略计划的一个缺陷。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敌后抗日军民在敌占大中城市和交通线以外的广大山区、平原和河湖港汊区的乡村和城镇，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华中和华南等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除及时指导原有的根据地发展成为规模较大的解放区，使之成为战胜蒋介石的主要战略基地外，还十分重视新根据地的开辟。他在作出抗战胜利后迅速进军东北，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决策以及在战略进攻中在大别山地区建立新根据地的决策时，都从地理因素上进行了系统运筹，从而使这些根据地的开辟建立在可靠的客观基础上。

　　2坚持武装斗争

　　坚持武装斗争，以武装斗争支撑根据地建设，是由中国革命的特点决定的。因为，反动势力，要通过武装斗争去打倒；革命根据地，要通过武装斗争去开辟、保卫；广大群众，要靠武装力量去发动、组织；土地革命，只能在上述条件下才能实现和发展。所以，早在井冈山根据地创建初期，毛泽东就明确指出：“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

　　所谓割据，必须是武装的。“哪一处没有武装，或者武装不够，或者对付敌人的策略错了，地方就立即被敌人占去了。”为此，他紧紧抓住“武装割据”这个中心环节，不断加强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建设，实施正确的指挥，采用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打破敌人连续进行的“进剿”、“会剿”和“围剿”。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进一步强调武装斗争对根据地建设的意义，指出：只有在建立了抗日的武装部队、战胜了敌人、发动了民众这三个基本的条件逐渐地具备之后，一切游击战争的根据地才能真正地建立起来。与土地革命战争相比，抗日的武装斗争出现了许多新特点，我广大抗日军民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以主力兵团与地方兵团相配合，以正规军和民兵、游击队相配合，以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配合，机动灵活地歼灭敌人，打破敌人之封锁和分割，粉碎敌人合围和“扫荡”，从而不断地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主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更加重视武装斗争。早在全面内战爆发前夕，毛泽东针对极其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就尖锐地指出：“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全国军民正是在毛泽东先后制定的“争取和，准备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等方针指引下，才战胜了国民党反动派，不断扩大了解放区，并最终夺取了全国革命胜利的。

　　3深入进行土地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国家，要彻底铲除封建制度，就必须进行土地革命。中国是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要解放全国人民，主体是解放农民。土地革命的目的有两个：一是使广大农民政治上得到解放，二是经济上得到翻身。只有使广大农民政治上获得解放，才能动员他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对敌人“围剿”、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战争。只有经济上得到翻身，努力生产，才能为革命战争提供更多的物质保证。因此，实行土地革命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任务，而且是建设革命根据地的重大课题。为了深入进行土地革命，毛泽东针对不同时期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土地斗争的阶级路线，是依靠雇农贫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与消灭地主。在抗日战争时期，党中央决定，根据地内对地主和农民分别实行减租减息和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抗日战争结束，随着革命形势和任务的转变，毛泽东又强调指出：土地问题是关系到农民能否真正和我党我军坚决站在一起反对国民党对解放区进攻的一件大事，决定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给农民的政策。随后，又提出“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有步骤地、有分别地消灭封建剥削制度，发展农业生产”的总路线。由于上述政策完全适合当时的客观情况，符合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因而它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了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成为巩固革命根据地战胜强敌的巨大动力。

　　4建设革命政权

　　一切革命的根本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党领导广东、湖南等省一些地区的农村成立农民协会，就是农村革命政权的最初形式。1927年党的“八七”会议决定，在武装起义之后，必须在农村建立政权。1927年11月，在彭湃领导下，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在广东海陆丰地区诞生。接着毛泽东领导中国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地区，相继成立了茶陵、遂川两县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与朱德、陈毅率领的部队会师后，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928年6月，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关于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决定，进一步推动和加速了各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随着红军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扩大，各地相继成立工农民主政权。1931年11月，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选举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个时期，毛泽东提出的革命政权对人民实行广大的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代表会议制度、关心群众生活和注意工作方法等思想，对于加强革命政权建设具有重大指导意义。

　　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指出，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它是和地主资产阶级专政相区别的，也和严格的工农民主专政有一些区别。”这种政权的产生完全由人民选举，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其施政方针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反对真正的汉奸和反动派，保护抗日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生活为基本出发点。因此，抗日民主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则实行共产党员、非党的左派人士和中间派各占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政策。这一方针的正确贯彻，保证了各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真正成为在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坚持游击战争，反对国民党片面抗战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解放战争时期，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权，毛泽东强调指出，“三三制”政策仍然不变。在政权机关和社会事业中，除共产党人外，必须继续吸收广大的党外进步分子和中间分子参加工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孤立了国民党反动派，为夺取全国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

　　5波浪式推进，巩固地向前发展

　　波浪式推进政策，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提出的巩固和发展根据地的正确指导原则。其基本思想是：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必须坚持巩固与发展相结合的原则，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冒进政策，而实行逐步推进战略：当根据地扩展到某境地时，就应停止前进，在新区进行发动群众、分配土地、建立政权、发展党组织和建立人民武装等项巩固工作；待到新区成为中心区域的基础，可以作为依托时再向四周推进，使革命根据地在巩固的基础上逐步扩大和发展。此外，革命根据地的波浪式推进政策也是与战争中敌我力量波浪式发展特点相适应的。即当敌人内部矛盾比较尖锐、进行军阀混战、革命处于高潮之际，根据地可以较快地发展；而当敌人统治相对稳定、革命力量遭受挫折、革命处于低潮时，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只能是较小幅度的，甚至要放弃一部分根据地，以保存力量。因此，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应当是逐步前进的，波浪式地向前推进。

　　巩固地向前发展的方针，是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根据地发展的方针，也是对波浪式推进政策的发展。所谓发展，就是向根据地四周极力伸展游击战争，围困敌人据点、威胁其生存、动摇其军心，使根据地不断扩大。所谓巩固，一是发动和组织群众，进行党和政权的建设，进行经济的、文化的建设；二是加强军队和民兵的训练和提高。发展和巩固是辩证统一的，发展以巩固为基础，巩固以发展为目的。因此，毛泽东强调，既要反对不敢进攻敌人的保守主义，又要反对只想进攻忽视巩固的冒险主义。当敌处于守势而又不稳定时，应侧重于发展；经过一定程度的发展，或者当敌处于攻势时，则应侧重于巩固。实践证明，这一方针反映了游击战争根据地发展的客观规律，是根据地斗争中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好办法。

　　6放手发动群众

　　李自成“均贫富、等贵贱”的口号曾经唤起了千军万马，赢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护。毛泽东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研究颇深，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更加知道农民最需要的是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六个字，是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的纲领，对这个纲领的解释就是他1937年在延安对斯诺说的那句话：“谁赢得了农民，就能赢得中国，解决了土地问题也就赢得了农民。”

　　毛泽东做过调查，中国70%的可耕种土地被只占人口总数的10%的地主、富农、官吏和高利贷者占有，另外15%～20%的土地为农民占有，而占全部人口65%以上的贫农、佃农和雇农，却仅占有10%～15%的土地。这种极不合理的占有关系，造成了农村中的贫困落后和动荡不安，同时也为毛泽东发动一场革命准备好了充足的炸药。

　　毛泽东知道在怎样的基础上组织农民。有人称毛泽东为社会主义的工程师，完全懂得农民的疾苦是什么，并且更知道怎样能够将这些疾苦转化为行动。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手段，农民称它为“命根子”。有了土地他们就可以不饿肚皮，没有土地他们就得离乡背井，四处流浪、乞讨，成为“兵匪游民”或者欠下高利贷，沦为债务奴隶，永世难得翻身。谁若能够满足他们的土地要求，他们就会不惜性命地跟着谁走。

　　为了尽快发动农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在秋收起义前就拟定了一个土地纲领：没收一切土地，包括小地主(实际是富农)和自耕农的土地在内，然后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贫雇农耕种。为什么要没收一切土地呢？毛泽东说：“如此方可安民”。因为仅仅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还不足以满足广大农民的土地要求。但是这样做，又出现另外的问题：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这就把中农的土地也划在没收之列，等于连中农的命也革了，中农很不满意。此外，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农民只有使用权，并且不允许买卖，中农、贫农都不高兴，出现“不安耕种”的现象。

　　于是毛泽东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以缩小打击面，团结争取中农。同时采取“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办法限制富农。这些办法最大程度地调动了一切革命因素，减少了革命的阻力。毛泽东曾高兴地说：“我看当时只有我这种办法是正确的。”

　　毛泽东的土地政策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大问题。农民从共产党手中接过土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感谢毛主席。”农民有了自己的土地以后，就必须投身保卫根据地的革命斗争，以免他们手中的土地得而复失。

　　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然而他也承认帝国主义是有力量的。那么，帝国主义的这种两面性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毛泽东的答复是这样：帝国主义的力量只存在于人民没有觉悟的时候。主要的问题是人民的觉悟，不是炸药，也不是油田或原子弹。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他们唤醒了人民的觉悟。

　　怎样唤醒呢？毛泽东推荐的办法是：从他们的痛苦和需要中，引导他们组织起来，引导他们向土豪劣绅斗争，引导他们参与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

　　关键是要知道他们的痛苦和需要是什么，然后告诉他们这些痛苦和不幸是谁造成的，再在这个基础上引导他们向吃人的恶魔作斗争。在这个过程中，阶级仇恨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没有也不可能像马克思那样用40年的科学研究去揭示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他用的方法十分简单：普通老百姓的直观感受。在湖南乡下搞农运时，有一次毛泽东带了一些群众冲进一个乡绅家里，让穷人们看看乡绅吃的是什么。穷人连饭都吃不饱，富人的餐桌上却有鱼有肉。这种鲜明强烈的对比，很快就使那些过惯了穷日子的人感觉到社会的不平等，产生革命的要求。

　　这种方法很能激发受苦群众的阶级觉悟。在井冈山初期，有一支工农部队按毛委员的指示也这样做。他们打开一个土豪紧锁的大门，发现在土豪家里有好几口大缸，里面用茶油泡着土豪的年货，有腊肉、腊鱼、腊鸡及各种油炸果子。穷人住着阴暗、潮湿、破烂的房子，除了床上的一条破席子外，什么都没有，富人却把过年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强烈的对比立即激起了战士们的斗志，立即把土豪家搞个天翻地覆，只要能拿的，全都搬了出来，并且将这些浮财全拿去发动群众。

　　开始，穷人一般都不敢要富人的东西。于是毛委员教导战士们：我们要在晚上把东西秘密地送到穷人家里去；或者把这个地方富人的资财带到另一个地方分给穷人；或者先分给一些可吃的东西，让穷人吃掉，不留下痕迹，这样就不怕富人倒算了。慢慢地，老百姓就会尝到革命的甜头，于是男女老幼成群结队挑着箩筐，背着口袋，一边走一边招呼路旁的人：走啊！跟工农革命军打土豪去！

　　这样，群众觉醒了，发动起来了，纷纷投入革命洪流中。当然，在革命处于低潮时，也会发生阶级敌人反攻倒算现象，或者要穷人退还东西，甚或还杀死革命中的积极分子。但是反动派这样做只会加深人民群众对他们的阶级仇恨。他们杀得越多，欠下的血债越多，革命的烈火就烧得越旺，直到烧尽一切反动派。有一次，毛泽东向人谈到他一家有六个人遭到了反动派的杀害。他说：虽然如此，他们永远杀不尽共产主义者，他们越杀，共产主义者将会越多。

　　从访贫问苦到诉苦运动，都是毛泽东利用阶级仇恨唤醒民众，发动群众进行阶级斗争的必要手段。所以斯诺曾推想：阶级仇恨对毛泽东来说大概基本上是他的哲学体系中的一种理性的产物，而不是本能的冲动。


毛泽东——这位东方的巨人，不仅亲手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使中国人民摆脱了受奴役、受压迫、受剥削的悲惨命运，更以其杰出的以弱胜强谋略为中国、也为世界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成为一个时代的高峰，以致他身后几十年，一波又一波的“毛泽东热”仍不断升温，这昭示着毛泽东思想永不会过时。
　　作为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革命家、诗人……，毛泽东的雄谋大略，是革命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完美结合。面对一次次“敌军围困万千重”的生死考验，面对“乱云飞渡”的国际局势，面对“已是悬崖百丈冰”的困境，毛泽东和由他领导的第一代领袖群体始终保持“胜似闲庭信步”的从容，因为他们成竹在胸，以致敌对方的高官也常常无奈地慨叹：毛泽东打仗就象作诗。在他眼里，“治大国若烹小鲜”。他身上闪现的非凡智慧、超人的革命胆识，非一般贪图私利者的雕虫小技、妄自尊大者的纸上谈兵可比。

　　本书从谋略运筹的角度，专门记叙了毛泽东在夺取政权、军事斗争、统一战线、情报工作、治党治国和外交领域中如何以弱胜强的精髓与要旨，既有纵横捭阖、气吞寰宇的雄谋大略，又有随机应变、自保图存的权宜之计；既有独到的理性分析，又有当时的实例诠释。读后令人深思，给人启迪，催人奋进，是一本融历史与现实、聚智慧与艺术、涵谋略与运筹、熔知识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通俗读物。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机谋韬略虽然丰富多彩、变化无穷，但概而言之，其内核却并不复杂，只有简单的几条。只要掌握了这些主旨要义，我们也可以胸有成竹地应对竞争激烈的大千世界，在各自的事业和人生道路上转弱为强，变穷为富，由下而上，不断进取。毛泽东谋略的精髓究竟是什么？读完全书，自可领悟。

　　本书作者长期潜心于毛泽东谋略学研究。数年心血，一朝结出硕果，《毛泽东以弱胜强谋略》终于面世。专门从以弱胜强的角度阐述毛泽东的谋略，这在世界上还属首次。综观毛泽东的谋略，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弱胜强，其最具魅力的地方也在于以弱胜强。掌握了以弱胜强的谋略和技巧，再难打的战也好打多了，再难做的工作也好做多了。因此，学习毛泽东的以弱胜强谋略，实际上对各行各业、日常工作、社会生活都有广泛的针对性和举一反三的通用性，对于我们创业、守成、经营、竞争，都有着极为现实的意义。

　　作者2004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