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恺威有两个女友吗:国民党顶级战犯的最后结局!(中) 组图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14:30:35
第二十一号战犯 王世杰:凄然北望


王世杰

对于王世杰一生的主要经历,可借用吴耀玉等在王世杰先生九十寿辰赠送的一首诗来概括:   地灵人杰咏崇阳,寿庆中和毓化光。   天赋髫龄真罕匹,神聪弱冠实无双。   青云意气鲁戈挽,白雪才华汉表彰。   志在鸿飞轻垤蚁,忧如羹沸念蜩螗。   政经造诣登峰顶,博士学成涉远洋。   厚植菁英奠鄂省,恢宏武大系包桑。   持衡教育甄陶冶,掌握外交协异方。   身带霜威辞帝阙,口传天语说英邦。   车酋 斩驻驾雍途畅,杖节论兵远路长。   奉诏秘书谋谟献,秉钧燮理股肱良。   荣思咫尺亲龙衮,畀信从容步玉堂。   六略干城磐石固,九畴御国海屏强。   云浮鳞莘中研院,鸿渐鹿鸣上序庠。   高造宏才腾踊跃,广延俊逸任翱翔。   年高退隐垂昆侧,名盛居尊启后芳。   华国文章擒锦锈,等身著述赛沅湘。   有为有守清标举,立德立言伟功扬。   玉树掌珠皆颖秀,桐枝瓜瓞显晖芒。   凤偕双庆乾坤定,鹤享遐龄日月常。   桃李盈门叨列末,裁寿敬寿万年觞
经历   国民政府中央法制委员会,委员,1927年   国民政府法制局,局长,1927年6月17日-1928年10月31日   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委员,1927年12月-1928年/1932年3月-   国民政府湖北省政府教育厅,厅长,1927年12月-1928年/1932年3月-   海牙公断院,公断员,1928年/1934年   国民政府法官惩戒委员会,委员,1928年5月28日-1928年12月13日   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1928年11月7日-   国立武汉大学,校长,1929年2月-1933年4月   国民政府国难会议,会员,1932年1月-   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1933年   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1933年4月21日-1938年1月1日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筹备委员,1934年10月   伦敦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主任委员,1934年10月   国民政府整理内外债委员会,委员,1934年11月-1936年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至第十届)评议员,1935年6月-1981年4月21日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事室,主任,1938年   国民政府政治部,指导委员   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秘书长,1938年6月-1943年9月   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1939年11月-1942年/1944年11月-   国民政府外汇管理委员会,委员,1941年   国民政府中央设计局,秘书长,1941年-1943年9月   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监察会,(第一届)监察,1943年4月   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第三届主席,1943年9月-1945年7月   访英团,团长,1943年11月   国民政府监察院,第六届监察委员,1945年5月   国民政府国民参政会主席团,第四届主席,1945年7月-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45年7月30日-1948年5月31日   国民政府制宪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1947年   国民政府,委员,1947年4月18日-1948年   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1947年4月23日-1948年5月31日   国民大会,(第一届)代表,1948年-1981年4月21日   中央研究院,(第一届至)院士,1948年3月-1981年4月21日   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1948年5月31日-1948年12月22日   国民政府行政院,政务委员,1948年5月31日-1948年12月22日   国民大会主席团,(第一届)主席,1948年9月   总统府,秘书长,1950年3月20日-1953年11月17日   中国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1952年10月-1957年10月   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候补监察委员   中国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1957年10月-   行政院,政务委员,1958年7月14日-1962年5月19日   中央研究院,(第四任)院长,1962年4月28日-1970年4月15日   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委员,1962年12月31日-1968年   中美科学合作委员会中国委员会,主任委员,1964年4月-1978年12月   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常务委员,1967年-   中国国民党,(第十届)中央评议委员,1969年4月-1976年11月   总统府,资政,1970年4月15日-1981年4月21日   中国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委员,1976年11月-1981年4月   中国国民党,(第十二届)中央评议委员,1981年4月-1981年4月21日

王世杰故居

王世杰(1891-1981)字雪艇,湖北崇阳人。中国著名的宪法学家和教育家。英国伦敦大学毕业,后获法国巴黎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中国民国史上,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教育家、法学家,这就是武汉大学的第一任校长、被称为法学界奠基人的王世杰。
国共两党领袖一起合影

(右起:毛泽东、王世杰、张群、蒋介石、蒋经国、赫尔利)

他历任南京国民政府首任法制局长、国民党中宣部长、外交部长等职,在台湾曾任“总统府”秘书长,“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资政研究院院长等职。

去台后不久,多次批评政治黑暗,特务横行及蒋氏父子专制统治的王世杰因涉及“吴国桢案”被革职查办。6年后复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晚年的王世杰经常独坐在花园中低吟苏东坡的《西江月》:“中秋谁与共孤光,把盏凄然北望。”思乡之情溢于言表。1981年4月,王世杰病亡于台北,享年90岁。
王世杰:凄然北望

王世杰在外交会议上

台北王世杰陵墓  
第二十二号战犯 顾维钧:外交奇才


青年顾维钧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江苏嘉定今上海嘉定人。在任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成员期间,为争取山东问题的解决,代表中国据理直言,赢得了极高的声望。曾任中国出席华盛顿会议代表,国民政府驻法国、英国、美国等国大使,参加起草联合国宪章,并代表中国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风度翩翩的外交家

1888年 1月29日,生于嘉定县(今上海市嘉定区)。   1892年 进私塾读书。   1899年 进基督教会所办中西书院读书。   1901年 考入基督教会所办的上海圣约翰书院读书。   1904年 自费随施肇基率领的湖北官费生赴美留学。入纽约州库克学院读英语。   1905年 考入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   1909年 同时获学士、硕士学位。秋,在哥伦比亚大学与孙中山相见。   1912年 3月,以《外人在华地位》通过博士论文答辩。4月,回国抵北京,任总统袁世凯英文秘书兼国务总理唐绍仪秘书。8月,兼任外交部秘书。   1913年 6月,与唐绍仪之女唐宝玥在上海结婚。参与中英关于西藏问题的谈判。   1914年 升任外交部参事。
1915年 春,参与中日二十一条交涉。7月,被任命为驻墨西哥公使。10月,调任驻美国公使。   1916年 4月,签署中美《六厘金币库券合同》。11月,签署中美《芝加哥银行借款合同》。   1917年 4月,建议北京政府追随美国参战。11月,就《蓝辛石井协定》向美国递交照会。   1918年 10月,夫人唐宝玥病故,遗一子德昌,一女菊珍。12月,奉派参加巴黎和会抵达巴黎。   1919年 1月28日,代表中国就山东问题在巴黎和会上发言,驳斥日本要求。6月28日,拒签对德和约。   1920年 10月,调任驻英国公使。11月,与华侨富商之女黄蕙兰结婚。12月,兼任国际联盟中国代表。   1921年 11月,任中国代表出席华盛顿会议。12月,会外与日本交涉山东问题。   1922年 2月,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和《九国公约》。8月,任王宠惠内阁外交总长,11月辞职。   1923年 7月,任高凌蔚内阁外交总长。   1924年 1月,任孙宝琦内阁外交总长。5月,签订《中苏协定》。9月任颜惠庆内阁外交总长。10月,“北京政变”后弃职离京。   1925年 寓居上海。   1926年 5月,任颜惠庆内阁财政总长。7月,杜锡组阁,留任财政总长。10月,代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11月,发表终止中国与比利时条约宣言。   1927年 1月,署理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6月,张作霖组织军政府,顾内阁总辞职。   1928年 7月,被南京国民政府通缉,离国赴欧洲旅居。   1929年 应张学良之邀,返国抵沈阳。   1930年 往来于沈阳、北京之间,为张学良提供外交咨询。   1931年 九·一八事变发生,任“国民党特种外交委员会”委员。11月,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2月,辞外交部长职。   1932年 3月,任国联李顿调查团中国顾问。4月,陪调查团赴东北调查。8月,被委任为驻法国公使。10月,任国联中国代表。   1933年 5月,任日内瓦裁军会议中国代表。9月,出席国联第14届大会。
1934年 6月,请假返国。   1935年 暂居国内。   1936年 2月,中法外交关系升格,任驻法大使。   1937年 9月,在国联呼吁制裁日本侵略。10月,奉派为中国出席布鲁塞尔会议代表。   1938年 年初,与法国交涉中国军火从越南过境事。7月,与美国财长摩根索接洽援华事宜。   1939年 3月,接国民政府电令,与法国探讨中、法、英合作事。11月,召集中国驻欧使节商讨外交方针,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对美外交。   1940年 6月,巴黎被德国占领,随法国政府迁至维希。   1941年 5月,调任驻英大使。7月,抵达伦敦。   1942年 春,交涉英国对华5000万英镑贷款。12月,参与中英新约谈判,对条约签订起了重要作用。是年,加入国民党。   1943年 3月,返英途中抵美,力促宋美龄访英,未果。7月,宋子文访英,安排并参加与英国政府会谈等事宜。   1944年 8月,任中国首席代表,赴美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商讨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事务和筹建联合国。   1945年 4-6月,任中国出席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代表,并代理代表团长,代表中国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12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第一届大会代表。   1946年 6月,调任驻美大使。7月,抵达华盛顿就任。   1947年 5月,向美国政府提出10亿美元贷款要求。   1948年 11月,向杜鲁门总统提出援华要求。12月被中国共产党宣布为战犯。   1949年 5月,与胡适等人向蒋介石建议推行改革,任用新人,随后,劝说胡适出山组织由留美学生组成的新内阁。   1950年 6月,朝鲜战争爆发,就杜鲁门声明向台湾提出应对建议。   1951年 6月,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声明台湾有关对日和约的立场。   1952年 10月,向叶公超提出辞职要求,被劝阻。   1953年 3月,向美国提出缔结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要求。   1954年 11月,和叶公超一起与美国谈判“共同防御条约”。12月2日,条约签字。   1955年 1-2月,与美国政府交涉国民党军从大陈岛撤退和美国协防金门、马祖事宜。   1956年 2月,递交辞呈。4月,被免“大使”职务,同时被聘为“总政府”资政。   1957年 1月,经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多次投票,当选国际法院法官。   1959年 与黄蕙兰离婚。与严幼韵结婚。   1960年 开始口述回忆录的工作。   1964年 当选为国际法院副院长。   1966年 10月,退出国际法院法官竞选。   1967年 定居纽约,开始退休生活。   1972年 9月,章含之受毛泽东委托前来拜访。   1976年 口述回忆录完成,捐赠母校哥伦比亚大学。   1985年 11月14日,于纽约寓所无疾而终。享年98岁。
顾维钧:中华民国的“脸面”

 顾维钧生在鸦片战争后,此时的中国正一步步陷入列强的侵略包围之中,而上海又是一个中外交往非常集中的地方,顾维钧从小就看到了很多中外不平等的状况,也因此从小就有着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变中国积弱状况的理想。一次,少年顾维钧经过外白渡桥,看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急着要去看跑马。拉车上桥本来就累得很,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很愤怒,于是斥责这个英国人说:“Are you a gentleman?”(你还算是个绅士吗?)后来,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并说“我从小就受到这些影响,感到一定要收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剪辫易服,远渡重洋,留学美国。他选择了在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顾维钧的老师约翰穆尔曾担任美国助理国务卿,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他以一个外交官的标准来要求、培养顾维钧。顾维钧在学校成绩非常优秀,曾担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刊《瞭望者》的主编,这对于一名留学生是非常难得的。在校的学习,为顾维钧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外交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接到邀请,回国效力
  顾维钧在美留学期间,有一次,后来成为他岳父的唐绍仪作为清朝政府的特使访问美国,在大使馆里接见了40位中国留学生,顾维钧作为学生代表致辞。唐绍仪马上就非常欣赏这个年轻的留学生,认为他是一个可造之材。于是,当袁世凯执政,他出任袁世凯的内阁总理时,他立刻想袁世凯举荐了顾维钧。那时,顾维钧正在准备博士学位的答辩,他的论文还只写了一个序章,邀请他回国担任总统府英文秘书的信件就寄到了纽约。   学业尚未完成,令顾维钧感到为难,他准备拒绝来自北京的邀请。当他把这一情况告诉导师约翰穆尔,约翰穆尔却不同意他的选择。约翰穆尔对顾维钧说:你学习外交就是为了为国报效,现在有这么好的机会,你应该抓住。于是他让顾维钧把《序章》拿给他看。看过之后,他告诉顾维钧:单独的《序章》写得就很好,就可以作为博士论文来答辩。在导师的理解和支持下,顾维钧顺利拿到了博士学位,于1912年启程回国赴任。多年后,顾维钧回忆起导师时说:约翰穆尔是对我一生影响最大的人。   8年前,顾维钧赴美留学时,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少年,而8年后他回到中国时,已是一位风度翩翩的英俊青年。
1921年顾维钧出任驻英国公使

 1912年,顾维钧在哥伦比亚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归国,顾维钧回国不久, 顾维钧
就由他的岳父张衡山介绍,北上去见唐绍仪。唐绍仪时任外交总长,顾维钧以留美博士的资格,在唐手下当了一个外交部三等秘书。他少年翩翩,公余出入于达官贵人的娱乐场所北京饭店舞场。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邂逅了唐绍仪的女儿唐宝。唐宝没有出过洋,对外洋向往已久,所以她平时非留学生不交。顾维钧的美貌,更打动了她的芳心。自此以后,二人形影不离。有了这层关系,顾维钧开始步步高升,简直像乘直升飞机一样。每提出一项要求,唐宝就死缠着唐绍仪,不怕她老子不答应。顾在北京两年,官已至外交部情报司长了。远在上海的张衡山高兴得很,以为得此乘龙快婿,证明他的看相功夫已到了家。于是函电顾维钧回上海举行婚礼。顾置之不复,后来张衡山终于得知他和唐小姐的一段情史,把老脸都气黄了,并写了一封信给唐绍仪痛责顾维钧,请唐将顾送回上海。唐绍仪阅信后,勃然大怒,当即把顾叫来训斥了一顿,令他立即返沪。顾虽然不愿离开北京,但受不住良心的责备和亲友的劝导,只得收拾行李,预备南下。事情马上被唐女知道了,哭哭啼啼地跑在父亲面前道:“孩儿若不能和维钧结合,一定削发为尼!”一定要父亲出面干预此事。其时,唐绍仪已晋升为国务总理,总觉得不该凭着自己的权势,去强夺人家的女婿,没有答应。唐小姐仍不罢休,为了示威与恐吓,跑到了北京郊外的白云庵,并叫人通知她父亲说:已择期落发,唐绍仪仍未理睬。女公子见此计不成,再生一计,她又回到城里,使人通知她父亲,说再不答应她的要求,她只好到八大胡同(旧时北京娼妓集中区)去做生意,并且挂上现任国务总理小姐玫瑰的金字招牌。这一记闷棍,果然把唐绍仪打昏了。他立刻请回了自己的女儿,宣布“无条件投降”。   以总理的权势,干预这样一件区区小事,何须费力?他打了一个电报,给淞沪护军使(警备总司令)何丰林,叫他负责顾维钧退婚一事。何丰林原是一个老粗,奉到国务总理的命令如何敢怠慢?于是亲自带了百名士兵,跑进张公馆,找到张衡山,逼他立刻写退婚书。衡山向来不畏强暴,愤然地对何丰林说:“顾维钧不是东西,我当然不要他做女婿,退婚可以,但我不能受你的威逼,你带了大兵包围我的住宅,太侮辱我了。”何丰林拍桌子大声地直嚷:“你不退婚,我公事上怎么交代?我官做不成,和你拼命!”此时,衡山的女儿,顾维钧的未婚妻,突然勇敢起来,跑出来对父亲说:“爸爸退了婚,我们认错了吧。”何丰林兴高采烈地把退婚书拿走了。衡山长叹一声:“我只会看相,不会看心。”不久便抑郁而死。张润娥万念俱灰长斋念佛,在陆家观音堂落了发。张某落了发,唐某自然可以不当尼姑了。在何丰林把退婚书专人送到北京后,不到一个月,于1913年顾维钧与唐宝便在北京饭店举行规模宏大的婚礼。郎貌女势羡煞了多少青年男女!从此,顾维钧在北洋政府中的政治地位,又更稳了一层。不久便被派往伦敦,充任中国驻英公使去了。1933年,顾维钧再度出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在上海知悉张润娥生活清苦,特地写了一封忏悔信,附送一笔5万元的款子,派人送到陆家观音堂。张某把款子和信原封退还,她修行20多年,已到了不动凡心的地步。此是后话。   据说岳丈唐绍仪字少川,顾维钧也是字少川,翁婿同名,因此也曾在民国时期传为佳话。顾维钧和唐宝婚后感情笃深。1915年,顾维钧出任美国公使,夫人唐宝一同前往,同年他们的长子顾德昌在美国降生
民国初期最年轻的外交家顾维钧

 顾维钧回国后,先是担任袁世凯的英文秘书,后来进入外交部任职,1914年晋升为外交部参事。他的才华在工作中日渐显现。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德法俄相继投入欧洲战场,无暇东顾,也使日本获得了扩大在华势力的天时地利。8月下旬,日本迫不及待地对德宣战,11月,日军占领青岛,接管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对德战事结束后,日本并没有如先前所说的从中国撤军,反而在1915年1月18日,向袁世凯提出了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顾维钧也正是在这时,第一次正式接触了有关山东问题的对外交涉。   因为害怕其他国家干预,日本在提出《二十一条》时有一个附加条件:不许把中日交涉的有关内容泄露出去。然而,顾维钧感到此时的中国需要外来的支持。于是,他没有征求袁世凯的同意,悄悄把消息透露给了英美。于是,其它国家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反映,对日本构成了压力。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看到对外界作一定透露有助于中国,开始有意地让顾维钧继续透露消息。这一做法最终证明是有一定效果的。由于顾维钧有着留学美国的背景,了解美国历史、政治和文化,又在这次外交中表现出了不凡的勇气和才能,其后不久,袁世凯任命顾维钧为驻美公使。
那一年,顾维钧才27岁,那时的他还有着京城三大美男子之一的美称。这位年轻英俊的外交官成为了当时中国最年轻的驻外使节,也是华盛顿有史以来最年轻的外国使节。
家庭不幸,爱妻去世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巴黎和会即将召开。当人们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时,顾维钧却正在为爱妻的去世深深悲痛。   顾维钧的妻子唐宝是唐绍仪之女,二人感情甚笃。然而,在1918年有一场疫病席卷全球,今天被称作西班牙流感。唐宝不幸染病去世,留下了一儿一女。此时,顾维钧接到了担任全权代表之一的任命。北京政府任命的代表共5人,分别是外交总长陆征祥、南方政府代表王正廷、驻英公使施肇基、驻比公使魏宸组、驻美公使顾维钧。顾维钧因为家事,一度想谢绝任命,但最终,他还是决定为国出使。起程前,顾维钧专程拜访了美国总统威尔逊,威尔逊许诺愿意支持和帮助中国,这让顾维钧对即将开幕的和会多了一份信心和期望。
内忧外患,矛盾重重
  1918年深冬,顾维钧抵达巴黎。这一年,他31岁。刚到巴黎,代表团就遭遇到了第一个打击--和会席位问题。各个国家被划分为三等,一等的五个大国英美法意日可以有5席,其它一些国家3席,一些新成立、新独立的国家2席,中国被划为最末一等,只能有两个席位,列强仍然把中国看得很低。虽只有两个席位,但五位代表可轮流出席。在代表团排名问题上,波澜又起。按陆征祥报送北京的名单,顺序依次为:陆征祥、王正廷、施肇基、顾维钧、魏宸组。然而北京政府的正式命令下达时排名却被换成了:陆征祥、顾维钧、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组,这就引起了王正廷和施肇基的强烈不满,在代表团中埋下了不和的种子。随着和会的进行,代表团内部的矛盾也在不断升级。   中国准备向和会提出收回山东权利问题,但还没来得及,日本先发制人,率先在五个大国的“十人会”上提出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应直接由日本继承。大会通知中国代表到下午的会上作陈述。代表团接到通知时已是中午。这对于中国代表团又是一个晴天霹雳。
雄辩巴黎,声名远扬
  经过一番周折,确定由顾维钧代替王正廷出席。下午的会议作出决定,有关山东问题,由中国代表次日进行陈述,1919年1月28日,顾维钧受命于危难,就山东问题作了一次缜密细致、畅快淋漓的精彩发言,从历史、经济、文化各方面说明了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有力地批驳了日本的无理要求。在他的雄辩面前,日本代表完全处于劣势。各国首脑纷纷向他表示祝贺,顾维钧在国内外一举成名。 这次雄辩在中国外交史上地位非凡,这是中国代表第一次在国际讲坛上为自己国家的主权作了一次成功的演说。形势对中国本来十分有利,然而,到了4月,变化陡生。因分赃不均。意大利在争吵中退出了和会。日本借机要挟: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满足,就将效法意大利。为了自己的利益,几个大国最终决定牺牲中国的合法权益,先后向日本妥协,并强迫中国无条件接受。这一事件点燃了“五四运动”的火种。
顾维钧和妻子在赴任途中

顾维钧有过四段婚姻:   张润娥,张云骧之女,1908年结婚后共同返美,后离婚;   唐宝玥,唐绍仪之女,1914年结婚,生子顾德昌、女顾菊珍,1918年病逝;   黄蕙兰,“亚洲糖业大王”黄仲涵之女,1920年结婚,生子顾裕昌、顾福昌,1956年离婚;   严幼韵,1959年结婚。
顾维钧和夫人唐梅及长子顾德昌合影

1920年,经历了巴黎和会的顾维钧在外交界的声誉与日俱增。此时,顾维钧正任国联(一战后成立的一个类似于联合国的组织)理事。经人介绍,在纽约与慕名前来的号称“亚洲糖业大王”的华侨黄仲涵的女儿黄蕙兰相识,很快就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黄某为英伦华侨第一巨富,死时积财500万镑。他只有一个女儿,长得并不漂亮,可是华美的衣着、贵重的首饰,把她打扮得使任何男人都要动心。她嫁过人,前夫是英国的一位爵士,结婚不久便死了。高贵的门第,关不住春色,她仍旧出入于豪华的交际场所。早在唐宝未死之前,她对顾维钧已是种下了相思,据说日夜祈祷着唐某早亡。乃知天从人愿,她便狂热地追起顾维钧来。那时顾还年轻,虽羡慕她的豪富,但不满于她的容貌,那黄小姐却不耐再等,生怕顾维钧为旁人夺去。有一天晚上,她老练而坦白地对顾说:“我的金钱力量,可以保证你事业的成功,我们来开始合作吧。”   顾维钧对这个女人,仍旧有点犹豫,当时虽未拒绝,亦未慨然应允。翌日,他找了一位英伦有名的星卜家,出了一个金镑的酬劳,为他卦占这门婚姻的后果。卦占结果,认为佳偶天成,大吉大利。顾意始决,二人在伦敦结婚,时人称为“一镑缘”。两人于同年10月11日在伦敦结婚。婚礼后的次日,国联行政会议在日内瓦召开,顾维钧作为国联理事必须参加,因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在去日内瓦的火车上度过的。顾维钧付出一镑算命钱,却收进了500万镑随嫁钱。依赖金钱的力量,回国之后,很快地升任外交总长。北京政局此起彼落,而顾则各方面都有拉扯。一时失败者,顾予以接济,来个“烧冷灶”,如失败者重新上台,顾当然可以更红起来了。不数年顾要组阁,事前有人问章士钊说:“顾少川(顾维钧字)要组阁,你看可能成为事实吗?”章士钊很痛快地答:“以顾夫人的多金,少川要当总统也不难,岂仅一个国务总理!”未几,顾少川果然组阁,金钱万能,章士钊算是看透了。   北洋政府垮台以后,顾维钧遭到国民政府的通缉。他逃到国外,寄居了好久,本可以从此过隐居生活了。但他官瘾未过足,就叫他夫人回国活动。起初,宋子文夫妇不睬她。据说,后来顾夫人乃以重礼敲门,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获得宋氏夫妇的欢心。不久,顾维钧回国,从部长到大使,又一次成为中国政界的红人。   黄蕙兰女士精通几国语言,婚后跟随丈夫顾维钧活跃于国际政坛上,处处都能为丈夫助一臂之力。在我国驻外使节的夫人中,黄蕙兰女士是最出色的了。黄蕙兰生有二子顾裕昌和顾福昌。   顾维钧和黄蕙兰女士在一起生活了30余年,直到他1956年从驻美大使衔上卸任退休。大概是由于夫妻之间性格上的差异,而劳燕分飞。对于他们夫妻之间的这段姻缘,在黄蕙兰女士著的《没有不散的宴席》一书中有较详细的记述。顾维钧与黄蕙兰女士分手后,住在纽约。
顾维钧的天津往事

美国白宫门前(1921年解决山东问题的华盛顿会议之时)

(前排左侧是顾维钧、顾维钧的夫人、施肇基)
顾维钧巴黎声明 1919年1月28日,美、英、法、日、中国在巴黎讨论中国山东问题。战败西德国将退出山东,日本代表牧野先生却要求无条件地继承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中国代表顾维钧听了,站起身面对其他四周代表问道:“西方出了圣人,他叫耶稣,基督教相信耶稣被钉死在耶路撒冷,使耶路撒冷成为世界闻名的古城。而在东方也出了一个圣人,他叫孔子,连日本人也奉他为东方的圣人。 牧野先生你说对吗?” 牧野不得不承认:“是的。” 顾维钧微笑道:“既然牧野先生也承认孔子是东方的圣人,那么东方的孔子就如同西方的耶稣,孔子的出生地山东也就如耶路撒冷是东方的圣地。 因此,中国不能放弃山东正如西方不能失去耶路撤冷一样!(China can not miss shandong as same as the west world can not miss Jerusalem)”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和法国总理克里孟梭--巴黎和会的三巨头听完顾维钧掷地有声的声明,一齐走上前握住他的手,称他为中国的“青年外交家”。
断然拒签,名留史册
  面对如此现实,代表团心灰意冷,名存实亡,有的代表离开了巴黎,团长陆征祥住进了医院。和会最后一段时间里,顾维钧独自担当起了为中国作最后努力的职责,一直坚持到和约签订前的最后一刻。然而,不管顾维钧如何努力,都没有结果,中国的正当要求一再被拒绝。保留签字不允,附在约后不允,约外声明又不允,只能无条件接受。如此情况下,顾维钧感到:退无可退,只有拒签,表明中国的立场。他把这一想法汇报给陆征祥,陆征祥同意了他的意见。于是,1919年6月28日,当签约仪式在凡尔赛宫举行时,人们惊奇地发现:为中国全权代表准备的两个座位上一直空无一人。中国用这种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愤怒。签约仪式的同时,顾维钧乘坐着汽车经过巴黎的街头。他在回忆录中说:“汽车缓缓行驶在黎明的晨曦中,我觉得一切都是那样黯淡--那天色,那树影,那沉寂的街道。我想,这一天必将被视为一个悲惨的日子,留存于中国历史上。同时,我案子想象着和会闭幕典礼的盛况,想象着当出席和会的代表们看到为中国全权代表留着的两把座椅上一直空荡无人时,将会怎样地惊异、激动。这对我、对代表团全体、对中国都是一个难忘的日子。中国的缺席必将使和会,使法国外交界,甚至使整个世界为之愕然,即使不是为之震动的话。”   这次拒签在中国外交的历史中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中国第一次坚决地对列强说“不”,终于打破了“始争终让”的外交局面,最后没有退让。这也是中国外交胜利的起点。以后,中国一步步夺回了丧失的主权。   巴黎和会悬而未决的山东问题,最终在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得到了解决。经过36次谈判,中日签署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件,日本无可奈何地一步步交出了强占的山东权益。在这次会议上负责山东问题并最终虎口夺食的,是33岁的顾维钧。

顾维钧(左1)参与中、美、苏、英、法联合国筹备会讨论《联合国宪章》草案

中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国民党逃台后,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台湾国民党当局“总统府”资政等职。退休后定居美国。晚年的顾维钧身居美国几十年,但始终未入美国籍,并对祖国的和平统一抱有坚定而执著的信念。1985年11月,即将迎来97岁华诞的顾维钧仙逝于纽约寓所之中。

顾维钧曾任海牙国际法庭法官、国际法院副院长


1954年8月蒋经国(右)、顾维钧(中)到大陈岛巡视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台湾“外交部长”叶公超),自始至终参与了台湾与美国间关于条约交涉的整个过程。在整个台美交涉中,他主要是作为叶公超的副手出现的。但由于其资深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和对美国的了解,其作用非一般副手可比。从与美方会谈过程看,叶公超较为强硬,常正面表达台湾方面的立场,而顾维钧则相对灵活,多对台湾的立场进行解释说明。在会谈陷入僵持时,总是由顾维钧出面转圜或另提办法,如1月31日会谈中对金门、马祖在声明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虽然由于长期职业外交官经历形成的灵活应对寻求妥协的习惯,在台湾发表声明的措词这样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十分强硬的立场并不完全一致,但在防范由沿海岛屿问题导致“两个中国”这一点上,无论是顾维钧还是叶公超,都与蒋介石一样十分警觉,这就为台美之间最后达成关于沿海岛屿的协议设定了一个底线。
1976年5月28日顾维钧夫妇向哥伦比亚大学捐赠回忆录原稿

天津顾维钧旧居

顾维钧雕像

 20世纪30年代,一家英国报纸的专栏作家曾提到这个熠熠生辉的名字,认为“中国很少有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为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   从1912年到1967年,五六十年间,顾维钧担任过无数的外交职务,驻美大使、驻法大使、联合国首席代表、外交总长、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等。到了晚年,他又以十七年心血完成了长达十三卷,600万字的巨著《顾维钧回忆录》。   顾维钧是位功不可没的爱国外交官,他本身传记,便是现代中国的一部外交史。他一生坚毅果敢地为中国人民服务。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他是近代中国伟大的国务活动家和外交家之一,改变中国屈辱的对外关系、维护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尊严是他投身外交界时抱定的目标,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这位爱国外交家以自己的智慧、修养和爱国热忱,在他的外交生涯中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的一生是中国人民服务的一人,他对工作的献身精神赢得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尊敬。毛主席也十分佩服他的外交才华和为人。   近代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是自有近代外交以来,中国出了“两个半”外交家的其中半个。
 第二十三号战犯 宋美龄:世纪老人


宋家唯一的全家福(第一排左宋蔼龄 右宋庆龄, 最后一排右宋美龄)

童年宋美龄

宋美龄一生共跨越三个世纪,分为以下这几个阶段:   1、早年(1897—1926)
2、第一夫人(大陆时期,1927—1949)   (1)初期(1927-1936)   (2)西安事变(1936 )   (3)抗战时期和中美关系(1936-1945)   (4)国共内战时期(1945-1949)   3、第一夫人(台湾时期,1950—1975)   4、晚年(1976—2003)   成就及荣誉   1 .1949年美国艺术家协会颁布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且名列榜首。   2 .1943年二月十八日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并在美国刮起“宋美龄旋风”。   3 . 1943年11月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 ,“母仪开罗”称为开罗会议的“第四巨头”。   4 . 宋美龄拥有旗袍的数量是世界上最多的。   注:宋美龄持续数十年被美国刊物选为“十大最著名的女性”,曾多次登 上美国《时代》杂志封面。   社会评价   民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关键人物,集美貌、财富、权力、荣誉于一身。   

1913年宋美龄(1排左2)和卫斯里安学校的同学合影

在美国留学的宋庆龄(右)、宋美龄(左)、与宋子文(中)

宋美龄站在宋庆龄身后合影

三姐妹在20年代的合影(左起)宋庆龄、宋霭龄、宋美龄
宋氏四杰

一场终将影响中华民族的政治联姻

1927年,宋美龄与蒋介石完婚

中华民国第一夫人(1927-1949)
  1927年12月1日,蒋宋两人于上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369号的宋家和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的大华饭店举行结婚仪式,此一结合曾被一语双关的称为“(蒋)中(正)(宋)美(龄)合作”。 蒋介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
1927年12月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1930年,在宋美龄的促使下,蒋中正在上海虹口昆山路景林堂正式接受洗礼,成为基督教徒。   1928年担任国民革命军遗族学校校长。   1932年,宋美龄担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会长,并曾经负责当时中国空军之组建,,并把空军经费存到香港银行,造成了抗战时空军飞机数量严重不足的恶果.但当代也有有良知与历史责任感的青年历史学家指出,在当时航空科技日新月异,军械淘汰日趋频繁的大背景下,与其投资于匪谍横行的工业界,远不如“转而进之”投资金融收益丰厚。此举可见宋先生秉承雄奇公一贯的英明果断文韬武略,可谓三千年未有之雄奇女子也!   1934年,国民政府在蒋中正与宋美龄的主导下开始推行“新生活运动”,宣传新政内容,在全国范围推广喝开水,不吐痰,多识字,讲究文明卫生;秋天,随蒋中正作了1个月的西北考察。   1935年,在宋美龄的促成下,中国成了美国武器和飞机的最大进口国。   1936年12月12日凌晨,杨虎城与张学良扣押蒋中正,实行“兵谏”,发生了举世闻名的西安事变。蒋中正在西安被扣押的消息传出后,宋美龄大为震惊。她当时正在上海养病,没有随行。闻讯后,顾不得身体不适,急忙赶回南京同政府有关人员,商议解救办法。宋美龄竭力陈说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营救蒋中正的重要性,要求各方面“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推进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
出险”。随后,宋美龄、宋子文等于12月15日飞往西安,代表蒋中正同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正式进行谈判,进展顺利。最后达成协议。12月25日下午,蒋中正偕宋美龄等人飞离西安,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7年,蒋介石授权宋美龄掌握空军;宋美龄邀请陈纳德将军整顿中国空军,并且成为名义上中国空军的总司令。 由此,也被喻名为“中国空军之母”。 1938年,宋美龄的《战争与和平通讯》出版;组织妇女工厂和战时学校,以“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工作指导委员会”为全国妇运最高指导机关。   1938年影响非常大的美国《时代》周刊把蒋中正和宋美龄作为一九三八年第一期的封面人物,评选他俩为一九三七年“世界风云人物”,指出“一九三七年,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国家是中国。在陆地,在海洋,在天空,中国人同入侵的日本人展开了殊死搏斗。尤其是在上海,中国军队连续十三周阻止了日本人的前进。在这个关键时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最能干的领导人蒋中正和他的杰出夫人宋美龄。   
1943年为了取得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更多支持和同情 ,宋美龄作为蒋中正的特使,于该年二月访问美国。她成为美国罗斯福总统的夫人的贵宾,在白宫住了十一天。她那优美的仪态、高雅的风度和适度的言谈,赢得了罗斯福夫妇的敬佩。在此期间并完成对美国募款的任务,并于二月十八日在国会发表演说,成为第一位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的中国人,也是第二位女性(第一位是荷兰女王),劝说美国将注意力从欧洲战场转移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为中国赢得了美国的同情,随后,宋美龄又去美国各地发表演说,所到之处无不引起轰动,总计有超过25万人听过她的演说。
当时,美国朝野对日本空袭珍珠港和美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所遭受的重创还记忆犹新,所以对中国艰苦抗战的英勇表现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们把这种敬意集中表达在对宋美龄的欢迎上。加以宋美龄有着在美国接受教育的背景,美国人觉得这是自己国家培养出来的香蕉人,油然而生出一种自豪感。因此,美国一时掀起“宋美龄热”,传播媒介大量报导她的行涵,许多杂志以她的肖像作为封面。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慷慨捐款,支援中国抗日战争,美国国会更顺势废除实行已有60年恶名昭彰的“排华法案”,提高美国华人的地位。当时民间流传宋美龄与美国人诸如威尔基等有男女不正当绯闻关系。接着,宋美龄又去加拿大访问,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抗战的国际影响。战时,她为国军缝制军服以及在医院探望国军的照片成功地激起许多中国人民的爱国心。   1943年宋美龄再次被美国《时代杂志》选为封面人物和年度风云人物。   1943年11月,宋美龄随蒋中正出席中、美、英三国首脑开罗会议,穿梭于蒋中正和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之间,充分显示了外交才干。由于蒋中正不会说英文,居中翻译协调的工作全部由宋美龄负责,罗斯福事后说:“我对蒋先生的印象十分模糊,现在想想,我对蒋先生的认识,几乎全部是透过他的夫人。”事后,邱吉尔对罗斯福说:“这位中国女人可不是弱者”!
1945年在陪都重庆亲笔写小说《往事如烟》。   1946年,为调停国共冲突,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来华,接受蒋中正夫妇招待,由于接受西方美国教育,宋美龄与马歇尔在各方面的交流反应,引起民情不同的中国人及部分美国人批评。   1946年10月,蒋中正夫妇首次造访台湾,参加“台湾光复一周年纪念”活动,两人对台湾留下深刻的印象。   战后,宋美龄姐夫孔家与宋家所形成的孔宋集团在政治力的默许下,在贸易特许权、金融等等方面上下其手,被许多近代史研究者认为是导致当时中国国民党形象败坏的主因之一。台湾公视“世纪宋美龄”第二集“奋起与挫败”中,曾描述宋美龄亲人孔宋家族以权势谋私利,蒋经国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打到宋美龄的姨甥孔令侃,但在宋美龄干预下,蒋中正还特地发了一封电报给当时上海市长吴国桢处理此事,暴露出内心的挣扎。   1948年底,国民政府在国共内战一路失守,蒋中正为了争取美国对他再次的支持,再度派遣宋美龄前往美国打算卖掉美龄买美援,然而被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冷冻处理,在美国无可为力。
宋美龄1897~2003,原籍广东文昌,生于上海。1927年12月与蒋介石结婚,任蒋介石的秘书与英文翻译。1936年西安事变后,赴西安谈判,为事件的和平解决与随后的国共合作抗日起到了不可小视的作用,也增强了她在国民党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增加了蒋介石对她的信任和倚重,此后多次赴美为蒋争取援助。
1927年.宋美龄与蒋介石上海结婚照

蒋宋早年的天伦之乐

抗战时宋美龄在后方医院为伤员包扎伤口

宋美龄与美国援华“飞虎队”陈纳德将军合影

宋美龄呼吁印度人民参加反侵略战线(左一为尼赫鲁总理)

1949年下野后,蒋介石宋美龄在溪口踏青时与全家人合影

到台湾后,由于蒋介石有意扶持蒋经国,其“第一夫人”的位置日益礼仪化。蒋介石去世后,宋美龄逐渐淡出台湾政坛,赴美长期休养。晚年仍关注着台湾的政局,反对台独。2003年10月23日,这个跨越了三个世纪的中国著名女性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6岁,她也是43人中最后一位离去的人。

在台期间,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泛舟日月潭

晚年的“国父国母”

蒋氏第一夫人(台湾时期)(1950-1975)
  1950年宋美龄来到国民政府的台湾与夫蒋中正会合,开始了在台湾的生活。住在台北的士林官邸她基
于其出生、宗教信仰与认知,反对共产主义,反对共产党,大力支持“反共复国”的大业,并创办中华民国妇女反共联合会、华兴育幼院等等。 这也是宋美龄自1927年与蒋介石结婚以来过的最平静的政治生涯的二十年。   1950年创立台湾妇联会。现由辜严倬云担任秘书长。   1952年以宋美龄为首脑组建“财团法人台湾敦睦联谊会”接手经管圆山大饭店。   60年代创办台北振兴医院并兼董事长(身前)。很多曾经在此医院治疗的孩子都长大成人,他们都异口同声的表示“没有蒋夫人,就没有今日的我!因为当时许多罹患重度小儿麻痹的患者,都是「爬」地进入振兴,可以说是「用手在走路」,从来都不敢奢望可以站起来走路,他们行动极度受到限制,被隔离在人群之外,「像活在一个无形的牢狱」,是蒋夫人让他们有机会用「走」的出去。 而在振兴治疗的期间,不只是肢障的治疗,心理的重健与关怀更是蒋夫人关注的重点,进而「就养」、「就学」、「就业」都是蒋夫人所希望为这些院童所做的事。所以在振兴复健的点点滴滴,如今都成为他们生命中最难忘的回忆。
1967年担任在台复校的天主教辅仁大学董事长。   1975年4月5日蒋中正病逝于台北,而此时宋美龄与蒋经国矛盾渐现,台湾当局举行“国葬”,宋美龄旋于隔年离开台湾,远走美国。
蒋介石去世

1991年9月,92岁的宋美龄决定去美国。1994年定居美国再没回过台湾
宋美龄移居美国后平时以作画来消磨岁月

晚年(1976-2003)
  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后,宋美龄在美国仍坚持反共复国的理想,并曾发表“给廖承志的公开信”、“为劝告邓颖超信服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公开信。   1981年5月29日宋美龄二姊宋庆龄过世,华盛顿特区的中国大使馆曾向她发讣闻,并希望她能够回大陆赴北京祭拜,宋美龄在几经考量后,拒绝了这项请求。   1986年宋美龄返台,发表了“我将再起”演说,引起台北政坛议论。同年参与出席“蒋中正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上台发言说出“我只希望,让三民主义的光辉,普照大陆”。   1988年蒋经国过世,国民党拟推李登辉代理党主席之前,宋美龄致函当时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达异议,认为此事不宜过急。7月,国民党13全大会,通过李登辉总统为党主席,宋美龄以中评会主席团主席身分发表“老干与新枝”演说,这是她在台湾公开政治场合最后一次发表演说。   1991年再次离台赴美,并从官邸带走大批行李共100多箱,之后除了孔家甥辈过世外,不再回过台湾,1994年后长居纽约。   1995年时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十周年,宋美龄接受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杜尔及参议员赛蒙,分别代表共和党及民主党的邀请,出席美国国会为她举行的盛大致敬会,以表彰她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中美关系所做的贡献。   2003年10月23日于纽约逝世,享年106岁,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各参战国领袖及夫人中最长寿者。
宋美龄在百岁生日时,接受台湾当局的寿礼,中为孔令仪

跨越三个世纪的宋美龄

宋美龄持续数十年被美国刊物选为“十大最著名的女性”,直至1967年。然而,时光的流逝也改变了比较钟爱她的传媒的判断。   1931年10月26日的《时代》周刊,以蒋宋夫妇为封面人物。   
1938年1月3日出版的《时代》周刊,推选蒋宋为1937年“风云夫妇”。封面故事中说:“他是盐商之子,她是《圣经》推销员之女。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个妇女像蒋介石夫人在中国那样拥有崇高的地位。她和她的丈夫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跃升为古老的中国人民的道德与实质领袖,这项成就已涵盖了一页伟大的历史篇章。” 《生活》杂志也于1941年6月30日以宋美龄为封面人物。   1943年3月1日的《时代》周刊,以宋美龄单独作为封面人物,封面上说:“蒋夫人——她和中国懂得何谓坚忍。”那是她生命的高峰时期。   美国「时代」周刊以「钢铁塑成的花朵」(A Flower Made of Steel)形容上周过世的蒋宋美龄女士。预定于十一月三日出刊的周刊指出,蒋宋美龄生前深受国际媒体重视,曾经十一度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   1949年8月16日,美国艺术家协会公布了一条消息。宋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且名列榜首。消息写道:据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此项选举系由会员投票产生。美人遍布世界各地。宋美龄之鼻与面部其他各协调、匀称,乃世界最美之鼻,名列十大美人榜首。
生日之谜
  
中国近现代史上政坛传奇人物——宋美龄10月24日在美国去世,享年106岁。然而在此之前,国内外许多学者对宋美龄的出生日期有着许多不同地表述:如著名历史学家徐友春主编的《民国人物大辞典》,标注为1901年; 著名文史学家王舜祁的考证是1899年3月23日;著名学者省政协文史委办主任吴志明撰写文章介绍的是1897年3月20日; 还有美国学者西格雷夫考证的是1897年3月5日等。而新华社2003年10月24日电文称宋美龄享年106岁, 按此推算,新华社的说法与吴志明及西格雷夫的说法基本相同,也就是说, 宋美龄的出生于1897年。那为什么会有以上诸多版本?究竟哪一种说法正准确?查阅了大量史料后认为:新华社2003年10月24日电文的说法是正确的。凡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人都知道,关于宋美龄的真实年龄不仅是一个谜,更是一个“最高机密”。宋美龄结婚以后,在其漫长的生涯中,不论在官方的讲话里,还是在私人场合下,从不谈及自己的出生时间,也不愿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真实年龄。为什么呢?因为宋美龄与蒋介石1927年12月结婚时,宋美龄有意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直到半个多世纪后,蒋介石逝世,宋美龄也赴美国定居了,台湾官方才披露了这一事实。原来宋美龄真实的出生年月是1897年阴历2月12日,即公历3月14日;蒋介石的出生日期是1887年阴历9月15日,即公历10月31日。也就是说宋美龄比蒋介石小10岁,而非1948年蒋介石在蒋氏宗谱里亲笔写下的,宋美龄是光绪25年已亥2月12日(公历1899年3月23日)。直到台湾官方披露事实真相,和新华社的证实,宋美龄的出生日期才真相大白。
     第二十四号战犯吴国桢:书生本色


吴国桢

吴国桢1903~1984,湖北建始人,字峙之。曾任重庆市市长、国民党中宣部部长、上海市市长等职。去台后任“省政府”主席兼保安司令,曾得到“总裁”蒋介石的欢心。
吴国桢年轻时的合影

旧上海市长吴国桢曾就读于圣玛利亚女中

但深受西方民主思想影响的吴国桢,不满国民党**,反对蒋氏父子“家天下”,于1953年离台赴美。后因被台湾当局指控卷入“王世杰案”,与台湾蒋介石政权隔海对骂,公开指责国民党的专制统治。1954年被开除国民党党籍并解除一切职务,1984年6月6日在美病逝。
汉口市长吴国桢夫人黄卓群为第三届渡江获胜者颁奖


1928年,吴国桢在任湖北省财政厅长时,结识汉阳铁工厂技师长黄金涛之女,毕业于上海晏摩氏女校的黄卓群。1931年在汉口结婚。吴国桢与黄卓群育有二女二子:Eileen Hsiu Young Yu, Edith Hsiu Hwei Li, H.K. Wu 和Sherman Wu 。2002年黄卓群去世。   在担任上海市长时,吴国桢结识芝加哥论坛报的罗伯特·麦考密克夫妇。当上海局势不稳时,吴国桢将两个女儿送到美国伊利诺斯州的麦考密克家。
吴国桢任台湾省省长期间视察途中

早年时期
  1903年,吴国桢生于湖北省建始县红岩镇凉水埠村,自幼随任陆军部军训处长的父亲吴经明旅居北京。1914年,年仅10岁的吴国桢考入天津南开中学就读,。自南开毕业后,吴国桢就读北京清华学校,1921年毕业后前往美国留学,在格林内尔学院获得经济学硕士之后,1926年获得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
编辑本段汉口时期
  1926年吴国桢回国之后进入政界,曾任夏斗寅的汉口市土地局长、财政局长,1928年出任湖北省财政厅长;1932年,吴国桢任蒋中正机要秘书,同年出任汉口市长,时年29岁。1936年长江发生洪水,吴国桢下令修建了巨大的堤防工程,挽救了这座城市。
编辑本段重庆时期
  1938年10月,日军攻占汉口,吴国桢全家逃往重庆。1939年,吴国桢出任重庆市长。1942年,重庆大隧道惨案发生,吴国桢被免职。1943年,吴国桢出任外交部政务次长, 1945年出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
编辑本段重要地位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吴国桢是惟一先后担任过中国四大省市长官的人物。1933年吴国桢任汉口市长,尽心市政建设,曾主持修建沿江大堤和沿江大道,战时复为保卫大武汉,作出积极贡献。1939年吴氏又任战时陪都重庆市长,实施疏建并重、城乡并重、心物并重三个"并重"纲领,并积极修建防空洞,以减少日本军机轰炸重庆的损失。1946年任上海特别市长,竭力控制财政预算,取缔黑市和奸商,试图稳定濒临崩溃的财政经济。1949年再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协助蒋氏父子稳定台湾的统治。   吴国桢能够四次出任中国重要省市长官,首先在于他得到了蒋介石的高度宠爱和信赖。1926年秋由美归国后,吴国桢初任上海政治学校教授,后由张群推荐入政界任职。1932年被蒋介石揽任为私人秘书,其才华深受蒋氏赏识,虽然吴氏任此职时间不长,但由此与蒋介石结成密切关系,成为其屡受重用和进入中枢任职的重要原因。   其次,吴氏在四任省市长官期间所显示出来的为人与才能也为各方所赞赏。新中国成立前夕,著名外交家颜惠庆到北京参加国共谈判,颜氏对吴国桢非常赏识,他对毛泽东说:"你们只想做对中国有益的事,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上海市长,但你们却把他列入头等战犯。"当时,在中国共产党公布的内战战犯名单中,吴国桢位列第17位。毛泽东回答:"那丝毫没有关系,瞧傅作义将军,他也是头等战犯,但他到我们这边来了。你回去告诉吴国桢。要他就呆在那里,既然你们喜欢他,我们让他留在上海当市长。"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几天后,中共地下党果然派人与他联络,惜未为坚持反共立场的吴国桢所接受。
编辑本段台湾时期
  蒋下野后,吴国桢随蒋四处行动,作为他的幕僚,出谋划策,并在1949年8月1日成立的中国国民党总裁办公室内任职,但吴国桢亦特别对台湾政治有所动作,此亦种下了陈诚对吴不满的远因。   1949年12月7日,国民政府迁往台北。12月15日,蒋中正任命吴国桢接替陈诚担任台湾省主席兼保安司令、行政院政务委员,以利用吴国桢“民主先生”的形象,“全力争取美援”。吴国桢担任台湾省主席期间,致力于推动台湾人地方自治、农业改革,允许某些地方官员职位由普选产生,并试图减少滥用警权。但是在韩战爆发后,美国改为全力支持国民政府并给予美援,吴国桢的地位也因此下降,与蒋经国与彭孟缉的特务系统也不断发生冲突。台湾火柴公司总经理王哲甫无辜被捕,吴下令放人。台湾保安副司令彭孟缉执行蒋经国命令,坚不放人,先判死刑;由于吴的反对,经蒋介石出面,改判七年徒刑。吴国桢已完全无法再与蒋经国共事,蒋中正曾派黄伯度传话,许以行政院长之职,要吴好好与蒋经国合作,愿当院长兼省主席亦可。但吴一概拒绝,偕妻上日月潭,声言非辞职照准不下山。1952年复活节,吴国桢由日月潭下山,在台中“无锡饭店”用餐,饭毕下楼,见包姓司机脸色惨白;吴的座车前轮与主轴联接的地方,疑似螺丝松动,几遭不测。1953年4月,吴国桢辞省主席职,蒋介石任命俞鸿钧接替吴国桢。1953年5月24日,吴与妻子前往美国,蒋经国、陈诚到机场送行。1954年被蒋介石明令撤销其政务委员职务、开除其国民党籍。

向蒋介石辞呈的信件

吴国桢事件
  逃台初期,蒋介石曾以“改造国民党”为由,铲除了CC系等党内异己。但是,旧的矛盾解决后,新的问题又不断出现,国民党内的权力斗争一直没有间断。对于党内异己势力,蒋介石的做法是软硬兼施,不择手段,坚决打击。其中最著名的就是吴国桢事件和孙立人事件。   还在1948年上海市市长任内时,吴国桢就与太子蒋经国发生冲突。当时,为了挽救面临崩溃的经济,整顿日益混乱的经济秩序,同时也为了给蒋经国培养日后接班的资本,蒋介石派蒋经国赴上海出任经济督导员。蒋经国年轻气盛,用铁腕手段坚决打击不法投机商人,引起了外界许多非议和上海商界的反弹。对蒋经国的做法,市长吴国桢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经济问题需要用经济手段解决,政治上的高压于事无补。两个月后,蒋经国上海“打虎”失败,事后却将失败的原因归咎于吴的不合作。到了台湾后,蒋经国掌握特务大权,对岛内民众滥捕乱杀,大搞白色恐怖,又引起了受过美国教育的吴国桢的不满,时常利用省主席的职权对蒋经国进行牵制。此外,吴在举办台湾县市政权选举等方面也与蒋氏父子的看法不合。双方矛盾越积越深,尤其是吴与蒋经国的暗中较劲日益公开化,经常在蒋介石面前发泄对蒋经国的不满,甚至说蒋经国“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   在50年代初,蒋介石有求于美国,因此对于吴国桢尚能容忍。随着美台关系的加强,吴国桢被蒋介石用于向美国示好、拉关系的作用已经不大,于是,在吴与小蒋的争权中,蒋介石开始公开偏袒蒋经国,排斥吴国桢。据说,蒋介石还曾想制造车祸暗害吴国桢。在这种情况下,吴国桢自感已成蒋氏父子的眼中钉,难以继续在台湾立足,乃于1953年4月以“健康欠佳”为由辞去台湾省政府主席职务,远赴美国。但老父幼子却被留作人质,不准同行。   1953年11月,蒋介石以“蒙混舞弊,不尽守责”罪名突然免去了“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的职务。王与吴国桢关系十分密切,王下台后,从台湾传出他曾擅自批准吴国桢套购外汇12万美元的消息,实际上是影射吴“携资外逃”,台湾当局并要求他尽速返台。吴国桢认为这是蒋氏父子蓄意陷害,于是拒绝返台,并致函要求国民党辟谣。在得不到国民党的答复后,吴又想在台湾报纸刊登澄清广告,但居然没有一家台湾报纸同意刊登。于是,吴国桢决定向蒋氏父子发难。   1954年2月7日,吴国桢接受美国一家电视台的专访,批评国民党“**”,称如不从速实行民主,台湾难以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并表示他出走美国完全是因为与蒋氏父子政见不合,不为所容。此言一出,即在美国引起巨大反响。一周以后,吴再接受美国一家通讯社记者采访,指责蒋介石任人唯亲,排斥异己,独断专行;国民党钳制言论,大搞特务政治,并要求彻底清查国民党的经费来源。蒋介石闻言恼羞成怒,除组织岛内舆论进行围剿外,并于3月17日以“总统”名义发布命令,指吴国桢“背叛国家,污蔑政府,分化国军,挑拨政府与人民及侨胞与祖国的关系,居心叵测”,网罗了十三条罪状,宣布解除吴国桢所有职务,开除党籍;对于有关“违法渎职”罪行,将彻底查办。台湾当局并向美国政府提出引渡吴国桢回台的求,但遭美国拒绝。
编辑本段辅佐外交
  吴国桢接触中国外交事务始于其归国不久,他曾任外交部江苏特派交涉员公署秘书兼交际科长、外交部第一司副司长兼条约委员会委员等职,初步积累了从事外交工作的经验。   1942年12月,在我国已与英美等国结盟共同反抗日德意法西斯,外交活动十分频繁之际,吴国桢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其时,外交部长宋子文常驻美国,吴国桢肩负辅佐宋子文掌理战时外交的重任,曾一度对外暂代部务。其间,他参与主持了中美、中英新约签署、筹组联合国、争取国际军事政治援助等一系列重要的外交活动,参加了接待美国副总统华莱士访问中国等重大外交接待任务,并负责处理外交部日常的外交活动,见证了战时中国争取美英支持和大国地位的外交活动。   1945年8月,吴国桢奉命以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身份,与法国临时政府驻华使馆代办戴立堂在重庆签署《收回广州湾法国租借地专约》,宣告了法国强租广州湾历史的终结。
编辑本段应对白皮书
  1945年8月,吴国桢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主持国共内战期间的对外宣传。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引退”。吴国桢也称病辞去了上海特别市市长职务,表示与蒋介石共进退。   随后,吴国桢随同国民政府撤退至台湾。7月,逃到台湾的蒋介石为了稳住局势,设立了"总裁办公室",掌理台岛内外事务。"总裁办公室"下分九个组,吴被任命为第二组组长,负责经济财政金融等问题的研究与建议事项,同时兼任“总裁办”外交组副组长,主要负责对美事务。他曾随同蒋介石访问菲律宾和韩国,并先后协助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身份与菲总统季里诺、韩国总统李承晚共同发表"联合声明",倡导组织远东反共联盟,以"抵抗"共产势力的威胁。   1949年8月5日,美国政府发表"中美关系"白皮书,将丢失大陆的责任全部归罪于国民党政权及蒋介石集团的腐败无能。这极大冲击了台湾政局和美蒋关系,被称为是给国民党这口棺材钉上了最后一个“钉子”。国民党内群情激愤,很多人主张要公开与美国当局辩论。吴国桢主持外交组进行研讨,提出了三点"应对"方针:第一,白皮书已成过去,此后美国对华政策与战略必将有所变更,对此宜持冷静态度;第二,国民党应于短时期内在若干区域厉行改革,在较能作战之区域作若干军事能力上之表现,此为目前一切宣传成功所不可缺乏的条件;第三,民间舆论对白皮书所指责事实有所辩正时,国民党及"政府"不宜阻止,但不论辩正或批评,均有一致观点。这些意见均为蒋介石采纳。8月16日,国民政府发表了由蒋亲自审定的声明,一方面表示对"白皮书"中许多问题"持严重异议","将于适当时期对它作详切之声明";另一方面又强调两国不能因过去问题的辩论而影响互相间的“传统友谊"及"共同目标”,希望美国捐弃前嫌,继续援华。此举稳定了当时的美蒋关系,使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逐渐稳定下来。
   第二十五号战犯 刘峙:嗟来之食


刘 峙

历任要职
  国民政府河南省政府主席兼河南省保安司令;   国民政府豫皖绥靖主任;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   国民政府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   抗战中期任重庆卫戍总司令兼防空司令;   抗战后期任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任国民政府郑州绥靖公署主任,   中国国共二次内战期间任徐州“剿匪”总司令部总司令。   1930年剿共得力,蒋特将河南新集命名为经扶县以示表彰。   1949年1月因为战败被解除职务,后经香港到印尼养病。   1953年去台湾,任光复大陆设计研究委员会委员,总统战略顾问委员会委员。   1971年1月15日病逝于台中。
刘 峙

刘峙1892~1971,江西吉安人,字经扶,曾任河南省主席、第五战区司令、郑州绥靖公署主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949年,逃往香港,但在九龙遭土匪抢劫,竟落到了无以为生的地步。而此时台湾当局又以他滞港久未归队,取消其战略顾问资格。当年10月,刘峙被迫流落印尼,以教书糊口。1953年10月,由何应钦、顾祝同等人说情,台湾方面终于给刘峙出了一张“入台证”。回到台湾的刘峙于次年被委任以“总统府国策顾问”等虚职,他在台中的寓所深居简出,过起了现代隐士的生活。l971年1月15日,刘峙在台中病逝,终年79岁。
国民党元老上将刘峙的墨迹

二级陆军上将刘峙:嗟来之食

徐州剿总
  
1948 年5 月,何应钦担任国防部长后,推荐刘峙为徐州"剿总"总司令。蒋介石也认为刘峙虽然打了一些败仗,但终究忠信可靠,刘峙久闲无事,被蒋介石再次起用,受宠若惊,忙向蒋表示,"义不容辞"。6月14日,刘峙飞抵徐州就职。此事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场小小波澜,骄横的邱清泉说:"徐州是南京的大门,应派一员虎将(指薛岳)把守。不派一虎,也应派一狗(指顾祝同)看门。今派一只猪,眼看大门守不住。"9月下旬,济南被解放,济南解放后,徐州地区的形势顿趋紧张。国防部长何应钦和参谋总长顾祝同都觉得让刘峙指挥徐州“剿总”有些不放心,他们提出让白崇禧来统一指挥华中和徐州“剿总”,与解放淮海地区进行一场大会战。刘峙听到这一消息后,私下里发牢骚说:白健生是寡妇改嫁,对老头子可以抗衡论理,不听调动;我好像是童养媳长大,骨头多大,当婆婆的都摸得清,服从是无条件的。”刘峙手下的一些亲信将领对此也十分不满,徐州“剿总”参谋长李树正就到处散布说:“这简直是多此一举,他白崇禧又不是三头六臂,他来就一定行吗?”正当刘峙闷闷不乐之际,白崇禧却突然拒绝了这一任命 。 刘峙这时对自己也缺乏自信,他也知道就凭自己这两下子,要指挥几个大兵团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确实吃力。向国防部建议,遵选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曾任兵团司令官以上职务、资力深而有作战经验、能服众望的将领,以徐州“剿总”副总司令的名义兼任国防部前进指挥部主任,具体负责指挥作战。   何应钦认为刘峙的这个建议不错,便向蒋介石推荐宋希濂和杜聿明出任这一职务。宋希濂、杜聿明与刘峙同属于何应钦派系的骨干分子,在人事关系上与刘峙不会产生矛盾,代替刘峙指挥作战很合适。当时宋希濂在华中“剿总”任副总司令兼第14兵团司令,杜聿明自从离开东北后,一直在上海养病,最后蒋介石决定派杜聿明到徐州,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以辅刘峙之不足。   济南解放后的徐州“剿总”,曾徘徊在两个作战方案上不能决定。第一个方案是北上阻止解放军南下,以佯攻济宁,收复济南为目的,采取所谓以攻为守的作战方案;第二个方案是南撒蚌埠,放弃徐州,扼守淮河,以加强南京外围防卫为目的战略撤退。这两个方案实施起来究竟有多少把握,徐州“剿总”上上下下谁也没有信心。在济南有生力量刚被歼灭的情况下,北上可能正碰在解放军的钉子上,过于冒险,很可能造成进退失据的危险局面,因而北上只可胜而决不可败。南撤扼守淮河,避开徐州四战之地,所谓恃淮河天堑之险以阻敌之直捣南京城下,顾祝同一度视为上策。但蒋介石考虑到撤防而守,部署不易,若人民解放军跟踪南下,并乘机渗透于两淮苏皖之地,不但南京直接处于威胁之下,中原屏障尽失,而且武汉三镇必将陷于暴露动摇之中。此外,蒋介石还认为徐州自古即为兵家必争之重地,决不可自甘气馁而遽尔放弃。于是,上自国防部,下自徐州“剿总”,对这两个方案反复比较,争辩不体。刘峙向来是个没有主见的人,更使得作战部署和方案久拖不决。   在东北人民解放军发起辽沈战役的前几天,杜聿明奉蒋介石的命令,决定采取第二方案,将郑州放弃,缩短战线,西起商邱,东止连云港,机动地集中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同时调孙元良兵团自蒙城、涡阳地区,星夜向徐州靠拢,还命令黄维兵团自驻马店地区出发,靠拢徐蚌之间。杜聿明的这一部署,企图达到既可集中主力兵团策应以徐州为中心的攻防战,又可以隔断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的目的。   不料,这一计划正在开始执行之际,忽然传来锦州被东北解放军围困的消息,蒋介石慌忙通过无线电话中命令杜聿明与他一起去东北。杜聿明走后,一时急得刘峙喘不过气来,大喊大嚷:“光亭走了,这可如何是好?北进谁能做主?真是料想不到的事。”过了两天,徐州“剿总”前进指挥部中将副参谋长文强请示刘峙,杜聿明走后前线的部队由谁来指挥?是坚决照原计划执行,还是有所改变?刘峙十分干脆地回答说:“光亭走了,谁能指挥得了前线的部队?我已命令前线的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原计划暂缓执行。”接着用手拍打着光光的脑袋,停了一会儿,接着说:“光亭已被任命为冀热辽边区总司令,不再回徐州了。我正打算保荐宋希濂来接替光亭。否则,守徐州的责任这么重,我一个人是担当不起的。” 此后一连21天,徐州地区的国民党军队一直保持原来的状态未动,以致最后陷入被动挨打的困境之中。   月6日,淮海战役打响后,刘峙在徐州紧张得坐立不安,连电告急。蒋介石被迫改变决心,决定在徐蚌地区与解放军进行战略决战。刘峙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急电李延年,命令第100军星夜开赴海州,以加强海州和连云港一线的防务。但2天后,刘峙又决定放弃海州,再电李延年兵团向徐州靠拢,并命令第100军返回。李延年接到电报后,发牢骚说:“举棋不定,亡国之征。”还没等李延年做好撤退徐州的部署,新浦盐店一个姓唐的经理前来求见。李延年知道此人是专为刘峙搞贩盐生意的经纪人,便让他进来。唐经理一见面就对李延年说:“刘老总来电要我随司令一道回徐州。” 李延年闻听大吃一惊,反问道:“你怎么知道我要回徐州?”唐经理说:“刘老总给我打电话了,说是国军要放弃海州,要我赶快把这里的账目结算清楚,跟随司令官一道回徐州,路上有司令官照顾会安全一些。”李延年气得火冒三丈,事后他对蒋介石派来的战地督察官李以勖说:“刘经扶看钱财比国家的事还大,真是岂有此理!这样泄漏军事机密,不败何待。在李延年兵团开始撤退时,刘峙又命令正在撤退中的黄百韬兵团及李弥兵团一部在运河以东、陇海线以北掩护李延年,这时,解放军集中7个纵队的绝对优势兵力对黄百韬兵团实施攻击。由于运河上只有一座铁桥,黄百韬部很难迅速渡河。与此同时,中共地下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第三绥靖区2万余人在贾汪前线起义,切断了黄百韬兵团的退路,黄百韬兵团被解放军围困在了碾庄地区。蒋介石这时才如梦初醒,急电刘峙火速调兵救援黄百韬兵团。但刘峙的计划与蒋介石的意图大相径庭,他拼命要巩固徐州,因此致电蒋介石称:徐州以西之共军,尚有强大力量,其企图为牵制邱兵团,策应其东兵团之作战。我军基本方针,应采取攻势防御,先巩图徐州,以有力部队行有限目标之机动攻击,策应黄百韬兵团作战,俾争取时间,然后集结兵力,击破一面之共军。朱德在解放军总部作战会议上高兴的说,刘峙的指挥对我们大有好处,他居然搞不清我们的主攻方向。   蒋介石接到刘峙的电报后,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回电批示:所呈之作战方针过于消极,务宜遵照指示,集中全力迅速攻击运问以西之共军,以免7兵团先被击破。”蒋介石知道刘峙这时已真的成为不可救药的老朽了,十分后悔当初把他派到了徐州。顾忌到战场换将对士气有重大影响,蒋介石只好再把杜聿明派回徐州,协助刘峙指挥作战。杜聿明到徐州后,刘峙如释重负,立刻把徐州方面指挥作战的权力毫无保留地交给了杜聿明,他自己则找了个借口离开徐州到蚌埠去了,以求自身的安全。 然而,由于李延年、邱清泉、黄维等兵团,相继被阻、被围。11 月22日,黄百韬兵团全军覆没;25 日,黄维兵团也被全歼。   接着,杜聿明所部也于1949 年1 月10 日在青龙集、陈官庄全部被歼,杜聿明被活捉,淮海战役宣告结束。此役,刘峙、杜聿明指挥下的22个军55万人全部被歼。蒋介石恨刘峙无德无能,贻误大局,遂解除其职务。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刘峙名列第25。   刘峙被撤职后,为了求得蒋介石的宽恕,托人捎信给蒋介石说,自己已把脸上的胡须全部剃光了,所谓“刮须明志”,声称“不灭**誓不再留”。但退居溪口的蒋介石气忿交激之时,恨不得生啖其肉,所以对刘峙根本就未予理会。蒋介石下台后,一度受到蒋介石冷落的何应钦重新得势,按蒋介石的旨意,接受李宗仁邀请,出任行政院长。蒋介石还示意黄埔系学生在杭州为何应钦做60岁大寿,井特意亲笔题写了“安危同仗,甘苦共尝”八个字作贺礼。刘峙与顾祝同是何应钦手下的哼哈二将,他认为此机可趁,赶忙备齐礼物,跑到杭州,腆着脸挤进了祝寿者的行列。果然,在何应钦的庇护下,“查办”便没了下文,未几,刘峙重被委任为总统府战略顾问。 逃脱了一场劫难的刘峙,自忖国民党大势已去,便开始为自己安排后路。他先带着最受宠爱的三姨太返回江西吉安老家,最后一次祭扫了祖坟。不久,解放军发起了渡江战役,刘峙匆匆跑到广州,再次向蒋介石表示要“共赴国难”。但无论是下野的蒋介石还是“代总统”李宗仁,谁都无意同他‘安危共仗”。刘峙在广州滞留了数月,跑前跑后,上窜下跳,却没有得到一点儿复职的希望。就连他的靠山何应钦也认为刘峙太无能,也太无用了,对他表示爱莫能助。9月17日,刘峙应老友顾祝同之约,重游了黄埔军校旧地,但见“一片荒凉,令人有荆棘铜驼之感”,看到这破败的景色,联想到个人的穷途末路,刘峙禁不住悲从心来,滑然泪下。
1940年,韩国光复军成立,刘峙致贺   
第二十六号战犯 程潜:礼遇有加


程潜

程潜1882~1968,湖南醴陵人,字颂云。曾任武汉行辕主任、国民党长沙绥靖公署主任兼湖南省政府主席。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促使湖南全省和平解放。

1904-1910年程潜(左)雷崇修(右)李烈钧在日本留学

1882年3月31日生于湖南省醴陵县,程潜出身耕读世家,九岁入私塾,十六岁通过童试成秀才。   十八岁(1900年)进入长沙岳麓书院,开始了解中外时局后,决定放弃科举之途,弃文习武,   1903年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湖南武备学堂。   1904年通过考核被保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黄兴、宋教仁、李烈钧等人,开始倾向革命,并组成革命同志会。   1905年程潜加入刚成立的同盟会。与孙中山面谈即成为孙之追随者。程潜同时加入以军人学生为主的丈夫团。   1907年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炮科。   1908年底毕业后后回国,到四川训练新军。   1910年任第十七镇参谋官。   1910年任新式陆军陆军第十七镇参谋官。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程潜到武昌,助黄兴指挥炮兵反攻汉口。失败后转往长沙。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任湖南军事厅长。   1913年二次革命时组织讨袁,但旋即失败,湖南取消独立,程潜逃亡日本,进入早稻田大学。期间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程潜反对入党方法而未加入。   1915年袁世凯洪宪帝制后,程潜赴云南加入护国战争,受蔡锷命为湖南招抚使,到湖南召集其旧部反袁,被举为护国湘军总司令,驱逐湖南督军汤芗铭。但之后段祺瑞委谭延闿为湖南省长兼督军,程被迫离职。   1917年孙中山发动护法运动,程潜联络旧部支持,被任为湖南护法军司令,在湘南大败南下进攻广东之北洋政府部队,一度进攻至长沙。后因与谭延恺之争,再被迫离职。至1920年孙中山第二次在广州护法,程被任为陆军次长。在第二次护法时的北伐,与陈炯明冲突中皆支持孙中山,因而颇受器重。孙中山得以于1923年回广州第三次护法,亦得助于程潜平定广州。程更曾在广州建立军校,自任校长培养军事人材。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曾一度考虑以程为校长,以蒋介石及李济深为副。
程潜为政府委员之一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于1925年组织国民政府,程潜为政府委员之一。   1926年被选为国民党第二届中委。同年国民政府下部队改为国民革命军,程部为第六军,程潜为军长,军代表林伯渠,下属三个师。   北伐时,第六军攻陷南昌,但之后被孙传芳成功反攻,第六军损失过半。经重组后再战,并于1927年12月23日首先攻陷南京。   之后宁汉分裂,程于次年3月被武汉国民政府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第二方面军指挥。武汉方面曾一度要程潜逮捕蒋介石,但程未有行事,而蒋亦已有防范。之后程曾一度试图调解宁汉之争但无效。而第六军亦在南京附近被蒋介石包围缴械收编。宁汉合流后,程潜与桂系合作击败反蒋之唐生智。   但程之后又与桂系冲突,于1928年被李宗仁扣留,免去各职。而第六军亦被完全分化收编。之后数年程潜寓居上海。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各系谋求和解,程潜方再被选为政府委员,中央执委。   1935年升任二级陆军上将,任总参谋长。   七七事变后指挥平汉路抗日,   1938年起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曾指挥兰封会战等大战役。同年底,改任天水行营主任,驻西安。   1939年5月13日晋升为一级上将   1940年调任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至抗战胜利。   战后程潜任武汉行营主任,掌管华中军政。   1948年3月参加副总统选举,最后放弃,所得票改投李宗仁,令蒋介石支持的孙科未能当选。之后武汉行营取消,由桂系白崇禧出任华中剿总代替。程改为湖南绥靖公署主任兼省主席,但仍集湖南军政大权。   1949年1月,蒋介石在压力下下野,桂系上台,李宗仁代任总统。同年4月国共和谈失败,解放军渡过长江,湖北亦失守。7月22日,程潜、陈明仁派出代表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8月3日,长沙市民组成长沙各界迎接解放筹备会,并举行第一次会议,到会有53个单位的各界代表和民主党派多人。当晚,国民党湖南党、政、军有关人员集会,决定接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4日,程潜、陈明仁率湖南保安部队及国民党第一兵团全体官兵在长沙举行起义。5日,湘中和平解放。中共领导对在长沙起义的程潜、陈明仁委以重任。   1949年后,程潜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人大常委副委员长,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各职。文革时受周恩来特别保护,个人未受冲击。   1968年4月5日病逝于北京。
护法军湘南总司令程潜

1937年,国民政府特派军政部参谋总长程潜抵桂时与李宗仁握手

程潜抵桂后接见第五路军将领

促成长沙和平解放的程潜将军

1949年程潜和夫人郭翼青在长沙

当时的《中央日报》关于长沙和平解放的报道

1949年9月毛泽东邀请程潜(右一)、陈明仁(左一)等作客
1949年11月湖南军区司令员萧劲光(左一)在长沙火车站迎接程潜、陈明仁

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中央政府和毛泽东对这位爱国将领、人民的功臣礼遇有加,1952年秋天,毛泽东邀请他到中南海划船游览,曾亲自为年已古稀的程潜操舟。l968年4月9日,病逝于北京,享年86岁。

毛泽东(右二)与程潜(右一)张元济(右三)1949年9月在北平天坛

1954年4月,毛泽东和程潜(右二)、程星龄(右一)、表兄王季范(左一)在十三陵

1955年,陈明仁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军衔  
 第二十七号战犯 薛岳:冯妇难当


抗战时期的薛岳将军

薛岳1896~1998,字伯陵,广东乐昌人。抗日战争中曾指挥三次长沙会战,取得巨大战绩。后曾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南京政府参军长、广东省政府主席。
薛岳担任粤军第一师少将

 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从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是连年征战,功勋累累,被称为歼敌最多的将领,仅四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十余万。但使他名声显赫、排名靠前的主要还是万家岭大捷,此战全歼日军一个师团,是抗战八年绝无仅有的。叶挺盛赞此战与平型关、台儿庄三足鼎立。有人称薛岳为中国抗日第一战将,就数量而言,薛岳是受之无愧的。在治理湖南方面也颇有建树。在第二次长沙会战和第三次长沙会战期间实行安民富民政策,使当地经济有了较大恢复。并为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   在国民党将军中,薛岳素以能战、苦战、善战著称。抗战期间,更以四次指挥长沙会战饮誉中外。叶挺曾盛赞薛岳指挥的万家岭大捷“挽洪都于垂危,作江汉之保障,并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三立,盛名当永垂不朽”。张治中则夸他是“百战将军”。   他又是一个和共产党部队作战多年的反共将军。是他,在红军长征时,亲率国民党中央军八个师穷追不舍,给红军造成很大威胁,可以说红军走了两万五千里,他也长追了两万里。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有劳伯陵兄远送”。是他,在解放战争时,坐镇徐州,与陈毅、粟裕部队鏖战华东。新中国解放初,薛岳在海南构筑“伯陵防线”,毛泽东寄语解放海南岛的前线将领:“你们遭遇薛伯陵务必持重。”
高士其 薛岳1939年10月在长沙会战中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蒋介石清党,薛岳改投李济深第四军,指挥镇压南昌暴动后南下潮汕的共产党,之后多次参与第四军的反蒋战争。   1933年5月,薛岳被蒋介石征召,担任第五军军长参加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从此薛岳平步青云,进入军事生涯中的辉煌时期。10月,他到达南昌,先后任北路军第三路军副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和第一路军代总指挥兼第七纵队司令。次年1月,升任第六路军总指挥。4月,薛岳指挥第六路军先后攻占赣南韶源、上冈、寿华山、兴国、古龙冈,给红军造成了很大损失。10月,又进占石城,直逼瑞金。在连战失利、各路敌军又大兵压境的不利形势下,中央红军被迫作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后,薛岳奉命指挥第六路军和第八纵队追击跟踪追击。红军入湘后,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11月湘江战役,薛岳率部沿湘桂公路实施侧击和尾击,重创红军后尾的第五军团,俘红34师师长陈树湘等。12月,红军被迫进入贵州。蒋介石听到此消息,大喜,对陈布雷说:“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为图黔用兵还好。”因而红军进占遵义时,薛岳却以剿共的名义兵临贵阳,夺了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权,使得红军有了喘息机会。在此期间,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遵义会议后,红军进行了四渡赤水战役,利用国民政府和地方军阀的矛盾,渡过金沙江,摆脱了薛岳的追击。这次战役被广为宣传,称为“毛主席的神来之笔”。表面上从战役的进程和结果来看是被薛岳及川滇军阀打败的,但实际意义是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免于被消灭,并从此在以后的战斗中牢牢地掌握战场的主动权。   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蒋介石立即组织薛岳和川康军阀所部二十万人进行大渡河会战。但在战役尚未部署就绪之际,红军就已迅速突破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的防线,全部渡过了大渡河。   1935年7月,蒋介石在成都召开军事会议。会前,薛岳与蒋的高级幕僚在研究了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来的情况后,一致认为:红军下一步的战略目标是北出甘肃,向西北发展。于是,蒋介石决定将薛岳部北调甘陕,原驻西北的第三路军胡宗南部归薛岳指挥。果不出所料,9月中共中央率红一、三军团突破腊子口,进入甘肃。由于驻甘南的鲁大昌、王均等部阻击不力,10月红军抵达陕北,与红15军团会师。但此时,蒋军精锐皆集于西北,红军三个军团加起来才万余人,实力悬殊,中共中央处境仍很危险。就在这时,蒋介石犯了个致命错误,使中共中央转危为安。10月底,蒋介石命薛岳东开湖北参加围剿贺龙,将西北剿共军事全权交给张学良,不久张与红军妥协,一年后酿成了西安事变。   这年8、9月间,红四方面军南下,击溃川军主力,先后攻占了宝兴、天全、芦山、荥经、汉源等县,11月直逼邛崃,威胁成都。蒋介石被迫命令薛岳停止东进,增援邛崃。12月,薛岳投入战斗,先后攻克荥经、天全、始阳,解了雅安之围,重创红四方面军,迫使其退入藏区,重陷绝境。至此,薛岳率军对红军追剿宣告结束。   在1933年10月至1936年2月,前后两年多的时间里,薛岳率部行程两万余里,追击红军两大主力。不但如此,在追击红军的过程中,薛岳还搞垮了贵州军阀王家烈,通过收买西康红教领袖和土司、留中央军驻守要地等手段动摇了西康省主席刘文辉在该省的统治,稳住了云南省主席龙云,为蒋介石统一西南立下了汗马功劳,同时也为日后西南抗日大后方的建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为表彰薛岳,1937年5月,国民政府任命薛岳为滇黔绥署主任兼贵州省主席。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后蒋介石(左)接见第九战区司令员长官薛岳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薛岳奉调到南京,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编入左翼军,投入淞沪战场。从这时起,薛岳将军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奋战八
年,立下了赫赫战功,纵观整个抗日战争,薛岳是歼灭日军最多的中国将领,单单三次长沙会战就歼灭日军10万余人,其军事生涯也走向了巅峰。   1937年8月20日,国民政府在滇黔组建第三预备军,以龙云为司令,薛岳为副司令。这期间,薛岳三次电呈蒋介石,请缨出征。9月17日,薛岳在赴沪参战的请求获准的当天即出发直奔南京。22日,薛岳到达南京后面见蒋介石,后被任命为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24日,他即驰赴上海指挥作战。   9月24日——11月12日,薛岳参加淞沪会战。   12月,薛岳率部撤到浙皖赣边界。27日,升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   12月——1938年5月,薛岳先后建立了黄山山脉和天目山的游击根据地,指挥第三战区各部挺进苏浙皖敌后,对京杭、沪杭等各交通线及长江航道展开游击战争,牵制了日军大量有生力量,稳定了江南战局,有力地配合了徐州会战。   5月11日,徐州吃紧,蒋介石调薛岳出任第一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火速赴豫东指挥作战。   5月14日——6月1日,薛岳指挥兰封会战,重创日军土肥原师团。   5月30日,薛岳晋升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   6月18日,武汉会战迫在眉睫,薛岳调任第九战区第一兵团总司令,负责鄱阳湖西岸及南浔线防御。   8月4日——11月2日,第九战区第一兵团进行南浔作战,粉碎了敌在行进间攻占南昌的企图。其间10月1日——10日,薛岳指挥部队取得了万家岭大捷,几乎全歼敌106师团。   11月25日——28日,薛岳出席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   12月初,薛岳晋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代司令长官职。   1939年1月17日,薛岳兼任湖南省主席。   3月15日——5月8日,指挥南昌会战。   9月14日——10月7日,率部进行第一次长沙会战。   10月28日——11月5日,出席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   12月12日——1940年1月20日,组织实施第九战区冬季攻势。   4月9日,组织20个师发起夏季攻势,至6月27日攻克奉新、靖安、西山万寿宫及高邮市等重要据点,击毙敌混成第16旅团长藤堂高英少将,有力地配合了第五、六战区同期进行的枣宜会战。在战区主力冬季攻势遭受惨重损失之后,还能取得如此战绩,实属不易。至于苏联顾问福尔根向蒋介石报告所称“宜昌沦陷系薛岳按兵不动所致”,实为不了解情况的不实之辞。   10月——1941年3月,指导第九战区各部进行反扫荡作战,先后取得陈山船埠、九岭、奉新等战役的胜利,收复通城、武宁等县城。   3月15日——29日,指挥上高会战。   9月17日——10月8日,进行第二次长沙会战。   12月24日——1942年1月10日,实施第三次长沙会战,在太平洋战场上盟军接连失利的情况下取得了长沙大捷。   6月初——7月中旬,率58军、4军、79军等部增援赣东,参加浙赣会战。   1943年11月——1944年1月,率99军、10军、58军、72军等部驰援常德会战。   1944年5月27日——10月2日,率部参加长衡会战。   衡阳失守前,有一个小插曲,不得不说一说。7月15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到前线视察,在祁阳黎家坪见到了薛岳。他劝薛岳在衡阳沦陷后调第九战区主力防守湘桂线,同时蒋介石也命令薛岳把第九战区主力拉到湘西,但都被薛岳拒绝。8月衡阳外围撤退时,他把部队拉到了湘东。这件事被时任第九战区参谋长、后来起义的赵子立说成是薛岳“有意避开日军箭头,而跑到湘东去”,言下之意说薛岳怕死。这话是站不住脚的。首先,薛岳到湘东之后比以前更加困难:手下仅有已久战疲惫的八个严重缺员的军,而要对付十几万日军战胜之师,防守粤汉线和湘东赣南那么大的地方,其难度可想而知。——与到湘西去要枪有枪要人有人的情况相比,孰优孰劣,薛岳久经沙场,不会不知道。其次,撤到湘东,实际上是把自己送到了日军的包围圈里,而湘西作战若不利可退入大西南后方,其危险程度相比如何,薛岳不会衡量不出。那为什么薛岳要执意去湘东呢?这一行动的重要性,在以后的战局发展可看出。第一,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撤到湘东后,将99军、暂2军、44军、4军、37军等5个军留在了粤汉线以东,缓解了该区域兵力不足的窘境,为日后保卫粤汉线(南段)和赣南保存了重要力量。第二,江西是抗日反攻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国共争夺的焦点。将第九战区主力西调就等于将江西拱手让人,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赣江追击战和击溃八路军南下支队的战果了。由此看来,第九战区司令部撤向湘东这一决策是有战略远见的。   1945年1月——3月,率第九战区主力参加了湘粤赣会战。   6月——8月,组织实施赣江追击战。   8月——9月,在南昌接受日军投降,并指挥暂2军、37军等部在赣南和湘南击败了八路军南下支队,破坏了中共建立五岭根据地作为即将爆发的内战中的南翼的战略计划。   以上即薛岳在抗战中从事的军事活动的简要情况。   薛岳在抗战中军事上的成就与湖南和江西人民的大力支持是分不开的,各地除组织游击队、自卫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配合国军破坏道路、打击敌人外,还成立了不少临时的担架队、救护队、输送队支援国军作战。这种局面的取得一方面得益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使两省人民的抗日热情空前高涨,另一方面也是薛岳治理措施得力的结果。在担任湖南省主席期间,薛岳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针。所谓“安”,就是安民使人民安居乐业;“便”,即便民、便国、便战;“足”,即足粮、足兵、足智。并依此制订了“六民之政”,即生民、养民、教民、卫民、管民、用民。这些措施使湖南战时经济得到了相当发展,粮食连续获得丰收,同时也极大地调动了人民参加抗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在抗战中薛岳成绩斐然,但是他的致命弱点也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他在随后的内战中栽跟头留下了隐患。首先,薛岳为人骄狂,每遇大胜,必产生轻敌思想。万家岭大捷后的南昌会战、第一次长沙会战和上高会战后的第二次长沙会战和常德会战后的长衡会战都因其轻敌致败。其次,薛岳待人傲慢,得罪了不少人,与他打过交道的部下没几个说他好话。他在第一次长沙会战和长衡会战期间多次顶撞蒋介石和白崇禧多少引起这两位顶头上司的不快,为后来莱芜战役失败后当替罪羊埋下了伏笔。

第三次湘北大捷,第9战区司令薛岳与顾问团级军官合影

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46年6月,内战爆发。薛岳时任徐州绥靖公署主任,指挥所属部队向苏北、山东进攻。   7月中旬,薛岳指挥部队分三个方向向淮南、淮北和苏中进攻。   7月16日,5军主力和74师、7军各一个旅(师)进攻淮南。至7月29日,解放军损失数千人,被迫放弃了淮南解放区。淮南失守后,苏中和淮北失去了侧翼,从长江北岸的南通一直到山东摆成一字长蛇阵,形成了解放军分兵把口,兵力处处薄弱的局面。   就在淮南战役前,粟裕已经得到了国军进攻的准确情报,率先于13日出击苏中宣家堡和泰兴。由于第一绥区司令李默庵指挥无能,至8月底国军损兵4万,陷入困境。不过,这次作战国军也不是一无所获,第一绥区主力使解放军伤亡1.6万人(将近占了苏中解放军兵力的一半),消耗了解放军的兵力,并将解放军华中野战军主力牵制在了苏中,有效地策应了国军在淮南和淮北的作战。   就在淮南和苏中酣战之时,国军于7月18日向淮北发动了第一期攻势。左路28师和57师一个旅21日到达曹八集、双沟一带;右路7军击退解放军华中九纵的阻击后于23日占领灵璧;中路69师在58师一部的掩护下于25日攻占朝阳集、渔沟、双沟一线。27日,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反击69师,激战两昼夜,击溃其两个旅。此时,薛岳趁解放军主力西移之机命令7军东犯,至7月30日,相继占领五河、泗县。解放军被迫东移。8月7日,解放军主力围攻泗县,由于战况不利于9日撤出战斗。   8月19日,参谋总长陈诚在徐州与薛岳召开军事会议,商定进攻淮阴的战略计划。会后,国军兵分三路:以李延年集团为中路,主攻淮阴;北路冯治安集团进攻台儿庄、鲁南,以牵制解放军山东野战军南下的后续部队;第一绥区李默庵集团在苏中继续钳制住粟裕。   8月底,在完成了进攻两淮的准备后,薛岳指挥李延年兵团分三路进攻运河以东。北路58师在朝阳集、渔沟与山野对峙;中路69师动作积极,27日占濉宁,29日克宿迁,摆出了一副进攻沭阳的架势;南路7军于31日攻下洋河镇后即在泗河上架桥,扬言要在泗阳与解放军决战;而担任主攻的74师则隐蔽在7军后面跟进。这个部署“明攻沭阳,实取淮阴”,但在战役实施中却让人感到,国军既可能“北攻沭阳,断敌归路”,也可能“南下泗阳,攻取淮阴”,使得对手弄不清国军的真实意图。因而,虽然在战役开始前山野就知道了国军进攻淮阴的计划,但司令员陈毅和参谋长宋时轮仍然上当,认为薛岳的主攻方向应为沭阳,从而将山野主力部署在了宿迁、沭阳、渔沟之间,在泗阳只放了一个久战疲惫的华中九纵,而淮阴更未布置一支有力部队,这给了7军和74师可乘之机。9月10日,7军突然南下突破九纵防线,于12日攻占泗阳。13日,74师越过泗阳,投入战斗。陈毅这才发觉上当,急调5旅、皮旅、淮南军分区各部队赶赴淮阴布防,山野主力南下攻击74师侧翼。中共中央军委也电令粟裕火速北援淮阴。但薛岳已命7军除一部协同74师进攻淮阴外,主力在来安、泗阳组织防御,阻住了山野主力的增援。而此时粟裕已围攻海安十多天,部队疲劳加上国军空军的袭扰,要撤退谈何容易。18日,粟裕部到达淮阴附近,未及投入战斗,19日淮阴即告失守。20日,74师击败华中6旅,攻克淮安。淮阴战役以国军获胜而告终。   
鲁南战役中,薛岳丢了两个师,更令蒋介石生气的是,把他的机械化家底——第一快速纵队给报销了。于是蒋介石派总参谋长陈诚坐镇徐州督战,实际上就是把薛岳给架空了。不想,陈诚的表现比薛岳还要差。由于他和蒋介石的瞎指挥,第二绥区李仙洲集团在莱芜被全歼,丧师失地。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就拿来薛岳替罪羊。3月3日,蒋介石以“指挥无力,名声低落”的罪名撤了薛岳的职。   虽然有鲁南惨败,但薛岳在徐州绥署任上的战绩仍然赢得了对手的尊重。粟裕评价薛岳时,说他指挥“机敏”,是国军的一员“干将”。有人说,粟裕把薛岳抬得过高了。其实不然。在与华东解放军作战期间,薛岳采用的“避实击虚、各个击破”的战术深合兵法之妙。首先,他选择的主攻方向总是能够打中对手薄弱环节,如:8月中旬,他把淮阴作为主攻目标,就是看准了该地是解放军华野和山野的结合部,防守兵力薄弱,两大野战军支援困难;10月初,他调整33军等部进攻枣峄是因为华野和山野主力被牵制在了淮阴附近,无法增援鲁南。其次,注意隐蔽主攻方向。这在淮阴战役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他将“佯攻沭阳”与“在泗阳造声势”相结合,竟瞒过了久经沙场的陈毅。第三,重视次要方向上的牵制作战。淮阴战役同时的海安战斗和来安战斗、枣峄作战同时的第一次涟水战役和鲍河战役都用相当兵力牵制解放军主力。通过这些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薛岳在徐州绥署任职期间的表现不似现在很多资料上说的那样糟糕。   5月,薛岳出任南京政府参军长。次年转任总统府参军长。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薛岳名列第27。1949年2月,调任广东省主席。在广东省主席任上,他积极整顿保安部队,打击解放军游击队,取得显著成效。5月,薛岳凭借保安队雄厚的军事实力镇压了吴奇伟在粤东的起义,狠狠打击了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10月,解放大军入粤。广东国军无力抵抗,薛岳只好逃到了海南。12月1日,任海南防卫总司令,统一指挥海南陆、海、空三军,阻止解放军解放海南。但薛岳深知,海南守军战斗力低下,不堪一击,无力防守海南。1950年1月,薛岳飞赴台北面见蒋介石,要求撤出海南。但蒋介石以海南不战而弃损害台湾的民心士气为由拒绝了他的请求。3月5日,解放军发起海南战役。果如薛岳所料,海南守军兵无斗志,一触即溃。4月22日,薛岳征得蒋介石同意后,命令所部撤退。由于计划周密,解放军又无制空和制海权,撤退比较成功。5月1日,国军主力全部上船撤往台湾。同日,海南解放。
滇缅战役中薛岳要一雪前耻

1949年底,任海南防卫总司令,防守海南失败。到台后,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长期赋闲家中,未得蒋氏父子的重用。到了l990年2月,台湾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八次会议,选举正、副“总统”。当局出于安抚和拉拢资深及军系“国大”代表的考虑,居然推出96岁的薛岳主持开幕典礼。结果民进党代表大闹会场,进行抵制,弄得薛岳好不尴尬。1998年5月,在台湾病逝,终年102岁。

薛岳:冯妇难当

1984年,担任国大代表的薛岳将军
 第二十八号战犯 卫立煌:北上回归

卫立煌将军

卫立煌1897~1960,安徽合肥人。曾担任孙中山卫士,后追随蒋介石,解放战争期间任东北“剿匪”总司令,东北战局失利,被蒋撤职查办,软禁于南京。李宗仁任代总统后,卫化装出逃上海,再乘船到香港,开始隐居生活,但仍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胁,当他获知自己名列中共宣布的战犯名单时,长叹道:“我有救了”!与蒋貌合神离,可见一斑。
1938年,卫立煌访问延安时与毛泽东的合影

指挥忻口战役的国民党将军卫立煌

 卫立煌1914年入湖南都督汤芗铭部学兵营,毕业后在上海参加“肇和”舰起义反对袁世凯。1915年到广州投粤军,由排长递升至旅长。后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北伐、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和东征陈炯明的作战,在孙中山先生广州国民政府担任警卫。1925年9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3师第9团团长。北伐战争时,入闽作战,升任第一军第14师师长。1927年10月任国民党军第9军副军长。1928年任南京卫戍副司令,后入陆军大学校将官特别班进修。1930年任第十四军军长。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14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前敌总指挥,率三个兵团在山西忻口(忻口战役)抗击日军第5师等约5万人的进攻,在会战中,指挥所部奋勇作战,坚持近20日,毙伤敌2万余人,力挫日本侵略军的锐气。1938年2月任第二战区副司令,4月,访问延安,更增强了与八路军合作抗日的信念。1939年1月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5月晋升陆军二级上将,9月兼河南省政府主席。1940年兼冀察战区总司令,与八路军友好相处,相互支援。1941年因主张国共合作抗战,与八路军建立友好关系而被撤本兼各职,调任军事委员会西安办公厅主任。1943年11月任中国远征军司令。1944年,指挥所部击败滇西和中缅边境的日军,收复滇西。1945年1月所部与中国驻印军在缅甸孟尤会师,打通滇缅公路,4月任同盟国中国战区中国陆军副总司令。抗战胜利后被美国《名人词典》以及美国发行量最大的《时代周刊》称为“常胜将军”。   解放战争后期,1948年1月在担任国民党东北“剿总”总司令时,因没有积极执行蒋介石的“反攻”命令,被蒋撤职软禁于南京。1949年获释,随即出走香港。后拒绝去台湾。在1948年新华社公布的43名战犯中名列第27。   1955年3月卫立煌夫妇回北京,并发表“告台湾袍泽朋友书”。是第一个从海外归来的国民党高级将领。1960年1月17日零时四十分在北京病逝,终年64岁。
卫立煌在远征军前线阵地研究分析敌情

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前排左一)修缅甸惠通桥期间到工地视察
卫立煌(左二)视察远征军空军飞行基地

1955年3月15日,卫立煌秘密回到了祖国大陆,利用自己的影响为争取国民党人士回国和台湾和平解放,祖国统一,尽心尽力。卫立煌早年从军,曾两次因坠马而导致脑震荡,使健康受损。1960年1月17日,病逝于北京,终年63岁。

卫立煌:北上回归

1947年汪德昭夫妇与卫立煌(右一)夫妇在巴黎

捐弃前嫌:毛泽东宴请卫立煌等
 第二十九号战犯余汉谋:种菜赌棋


1936年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

余汉谋1896~1981,广东高要人,字幄奇。曾任陆军总司令、华南军政长官。解放后,从海南岛退往台湾,被晋升为陆军一级上将,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但是有名无实。长期闲居台北北投郊区的家中,过着“种菜未容终老去,赌棋时约故人来”的悠闲生活。晚年空虚无聊,便皈依基督,成为虔诚的信徒,昔日指挥千军万马的气度早已荡然无存。1981年12月17日去世,终年85岁。
余汉谋

余汉谋早年入读黄埔陆军小学第五期,之后到武昌升读陆军第二预备学校。   1916年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后入读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六期步科毕业。   1919年入北洋军第一师任排长。   1920年入粤军第三师,任连长、营长。参入陈炯明叛变。   1924年任广东宪兵司令部副官长。   1925年粤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余任第11师31团团长,师长为陈济棠,同年参加粤桂战争。北伐时随第11师与李济深留守广州。   1927年任第四军第十一师副师长、师长、副军长。   1930年任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   1931年接受蒋介石命令率部入赣,参与围剿工农红军。   1931年5月,陈济棠等反蒋,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余汉谋任广州政府军事委员会员委员,兼第一集团军军长。广州政府于九一八事变后取消。   1932年任赣湘闽粤第六绥靖区纵队指挥官。   1934年至1935年, 余率部参加围剿江西红军。   1936年1月授陆军中将,8月任中央军校校务委员会委员,9月授陆军中将加上将衔任四路军总司令。   1936年陈济棠与李宗仁、白崇禧以抗日名义,再度反蒋。余汉谋通电各广东将领支持蒋介石中央。陈手下之空军司令黄锐光亦带飞机飞南昌投靠蒋。陈事败出走香港,余汉谋接任广东绥靖主任,取代陈济棠成为广东军政首领。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任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所部广东军队参加淞沪抗战、南京抗战等战役。   1938年10月,日军在广东大亚湾登陆,两星期后攻陷广州。余汉谋被革职留任,更被讥讽为“馀汉无谋”。1939年,日军从广州向粤北韶关进攻,企图打开交通线,被余汉谋所击退,才复职,并兼任第七战区司令长官。   1946年任衢州绥靖公署主任,授陆军二级上将。   1948年5月国共内战期间,余被任为陆军总司令。   1949年1月,蒋介石下野后,任广州绥靖公署主任。后任华南军政长官、海南特区行政公署副长官。同年余部在广东、海南被解放军歼灭。余最终于1950年4月率残部逃到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中央”评议委员等职。   1965年晋升陆军一级上将。   1981年12月病逝于台北。  
国民党陆军一级上将余汉谋

余汉谋先生一生戎马,尽忠竭智,其秉性仁厚,器量恢宏。治事能识大体,治军恩威并施。余在战场上英勇善战,在社会公益事业上,尽显菩萨心肠。当年驻军赣南时,但凡兴学、筑路、修水利、建医院皆悉力协助;同时崇尚科学,兴办教育:1934年在肇庆镇修缮高要县立第一小学,创建云樵科学馆;风光旖旎、名闻遐迩的七星岩,在抗战胜利后的一段时间大肆开采,被弄得伤痕片片。余汉谋知道后,乃下令禁止炸石,遂使秀如阳朔的七堆山得以保存。   余汉谋先生虽大半生戎马倥偬,仍好整以暇,雅喜临池。余最为推崇孔子和孙中山的思想,亦能写一手遒劲的楷书。平时极喜登山运动,认为既可锻炼身体,又能锤炼人的意志,更可登高远眺祖国河山。余汉谋先生曾亲书座右铭:主敬以立其本,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由此,足见其为人风骨之浩然正气。
翕庐,民国时期余汉谋将军故居。
 第三十号战犯 胡宗南:死非其所

黄埔时期的胡宗南

胡宗南(1896~1962),浙江镇海人,原名琴斋,字寿山。黄埔军校一期生,陆军一级上将。浙江镇海霞浦镇(今属宁波北仑区)人,曾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是蒋介石嫡系,一度执掌西北军事实权,被称为“西北王”。1947年曾率部进犯陕甘边区,受到人民解放军痛击。
1904年就读于私塾。   
1909年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   1912年以第二名成绩毕业。   1913年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   1915年毕业后回到孝丰县立高等小学,任国文、历史、地理教员。   1921年利用暑假时间到处游历。   1923年,因竞争校长失利及父亲包办婚姻,胡宗南离家出走广州,报考黄埔陆军军官学校。   1924年得同学在上海做毛竹生意的章云家长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因其身高不足1.6米, 体格检查时被淘汰,经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特许参加考试4月被录取;5月5日入校,编在第1期第2大队第4分队;6月16日正式开学,此间结识了“同乡”蒋介石;11月于黄埔军校毕业后,胡宗南被分配在军校教导第1团第3营第8连任少尉见习。   1925年2月,调任机枪连中尉排长;3月参加第一次东征棉湖战役,因功升机枪连上尉连长,4月任第1师第2团第2营营副;6月参加讨伐杨刘叛乱;10月参加第2次东征河婆战役。   1926年初升任第1军(何应钦)教导师第2团(团长胡公冕为共产党员)第2营营长;7月把同乡戴笠推荐给蒋介石,胡宗南在胡公冕的推荐下,升任教导师第2团上校团长,参加北伐战争;同月,参加了北伐战争,任第一师团长。10月,胡宗南在南昌城郊使用火攻计,以1个团的兵力打败孙传芳1个精锐师,俘虏军长李彦春等;11月教导师改为第1军第1师,隶属东路军(何应钦)序列,进军浙江。   1927年3月20日攻克上海;5月任第1军第1师少将副师长兼第2团团长,成为国民党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将军;8月从杭州飞驰南京参加龙潭战役;10月26日,胡宗南升任第1军(刘峙)第22师师长;11月击毁直鲁联军白俄雇佣兵装甲车队。1928年4月参加第二期北伐。8月第22师缩编为第1师第2旅,任旅长,11月所部在蒋介石校阅中因训练成绩突出,被评为“模范旅”。   1928年4月参加第二次北伐,一举攻占蚌埠;5月1日进济南,5日撤退到曲阜整训;10月第1军第22师整编为陆军第1师(刘峙)第2旅,胡宗南任少将旅长;11月蒋介石亲临徐州校阅第1师,第2旅被誉为“模范旅”,其第3团受阅成绩列全国陆军第一。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胡宗南率军警戒武汉,第2旅改成第1旅,胡宗南仍任旅长。1930年5月参加中原大战,在河南开封附近与反蒋部队作战,6月7日胡宗南任第1师代理师长,沿陇海路迎击西北军孙良诚部。   1930年率部参加蒋冯阎战争,战后任第1师师长。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7月参加讨伐石友三。 黄埔时期的胡宗南
1932年3月,胡宗南、贺衷寒、戴笠、康泽等参与组织“力行社”和“复兴社”,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5月参加“围剿”大别山的红4方面军,胡宗南乘红军兵力分散之际,将红军第10师和第12师拦截包围于河口镇以东地区,红军伤亡很大,6月红4方面军向西北突围时,胡宗南等几十万大军尾追拦截,与杨虎城部将红军压缩在漫川关,徐向前、许世友等几经拼杀才突出重围,不久率领第1师进入甘南布防。   1935年2月任“剿匪”第3路第2纵队司令官;4月9日叙任陆军中将;6月积极参加拦截围攻长征红军,在松潘差点被活捉,部队伤亡过半;9月任“西北剿匪”第1路军第2纵队司令,在川西北地区阻击红军;11月22日当选为国民党第5届中央督察委员,标志着黄埔系的势力开始进入中央决策机构。   1936年4月21日,行政院任命胡宗南为第1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进攻陕北红军,彭德怀率领红军迎击,大败胡宗南;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宗南正在陕西惠安堡附近,得知蒋介石被扣的消息后,旋即赶到天水,支持戴笠赴西安营救蒋介石。   1937年2月第1军开赴陕西凤翔,受顾祝同指挥,向西安施加军事压力;4月24日辞第1师师长。7月7日抗战爆发,9月2日胡宗南率部参加淞沪会战,13日升任第17军团军团长,是黄埔学生中第1个军团长,由于第1军仓促上阵,两度参战部队损失很大;11月6日第17军团撤出战斗;12月回关中。   1938年5月12日辞第1军军长,参加开封会战,指挥部下攻打兰封外围,扫清了通往城内的道路,但土肥原第14师团仍突围而去;6月18日兼任第27军军长;9月1日胡宗南辞军长,支援武汉会战,占领信阳,日军反攻信阳时,留守的团长马载文临阵脱逃,导致信阳失守,乃撤回西安。   1939年1月14日任第34集团军副总司令;8月4日任第34集团军总司令,成为黄埔系学生的第1个集团军总司令;12月,胡宗南受蒋介石指使,集结部队准备向延安进攻。   1940年1月,蒋介石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胡宗南奉命在空军的配合下,向陕甘宁边区纵深进犯,蚕食5个县,并公开喊出“消灭边区”的口号,严密封锁,构筑了一条长达700余里的由碉堡、工事组成的封锁线。   1942年7月23日,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朱绍良)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   1943年7月,胡宗南曾密谋突袭延安,被胡宗南的机要秘书、地下党员熊向晖暴露而作罢。   1944年4月,胡宗南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因不服司令长官陈诚,称病赴华山休养;5月日寇土肥原部调集12万兵力突然进攻中原,守军连失数城,土肥原率兵向西急进,如入无人之境,6月13日中美空军大炸豫西之敌,胡宗南部猛烈反攻,取得胜利;8月17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副司令长官,与陈诚数次冲突;9月空运增援桂林、重庆;12月19日被任命为第1战区代理司令长官。   1945年1月12日就任代理司令长官,辖4个集团军、16个军、42个师、5个特种兵团,计45万人;5月当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7月31日被正式任命为第1战区司令长官,成为黄埔系学生中唯一的战区司令长官;8月21日被任命为洛阳、郑州、开封、新乡地区的受降主官,向石家庄发动进攻;9月22日在郑州接受日本第12军团司令官鹰森孝投降,共6万余人;10月3日特加陆军上将衔,此时第1战区指挥的部队有5个集团军、25个军,总兵力达50万人,势力分布到陕西、甘肃、宁夏、河南、晋东南地区;10月10日授予抗战胜利勋章。   1946年1月1日,胡宗南被任命为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副主任;3月1日获颁青天白日勋章;4月所部国军整编,军改“整编师”,师改“整编旅”,胡宗南部下20多万;7月4日整编第1军越过黄河,企图与阎锡山部南北夹击太岳部队;9月,其部队分两路进犯晋东南,与山西阎锡山部队配合欲“肃清”解放军太岳兵团(司令员陈赓),24日整编第1旅被全歼,旅长黄正诚被俘,接着整编第48旅遭受歼灭性打击,旅长何奇被击毙,胡宗南慌忙收兵。   1947年3月4日被任命为西安绥靖公署主任;3月11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决定以刘戡的整编第29军和董钊的整编第1军组成左右两个兵团,采取钳型攻势,企图包围歼灭陕北解放军,占领延安以及整个边区;3月13日指挥15个旅(14万人)进犯延安;3月19日令整编第1师第1旅进入延安空城,胡宗南组织作战参谋捏造战报,大吹大擂“俘虏敌5万”的“重大胜利”,被授二等大绶云麾勋章,24日胡宗南将其前进指挥所由宜川移到延安,并抽出5个整编旅的兵力守备延安,机动进攻兵力减少为只有10个整编旅;3月25日,第31旅在青化砭大部被歼,旅长李纪云被俘,此后胡宗南行动变得更加谨慎,采取国防部制定的“方形战术”,稳扎稳进,乃令刘勘兵团和董钊兵团进行“扫荡”,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一次次扑空;4月16日第135旅在羊马河被全部歼灭,代理旅长麦宗禹被俘;5月7日第167旅在蟠龙被全歼,旅长李昆岗被俘,蟠龙的众多战略物资成为解放军战利品;6月胡宗南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8月6日,西北野战军为调动和牵制胡宗南主力,配合陈谢兵团挺进豫西,进攻榆林,胡宗南令整编第36师等部队增援,12日解放军主动撤围,胡宗南令部队追击,22日整编第36师在沙家店全军覆没,师长钟松化装逃脱;10月4日解放军猛攻清涧,10日守备清涧的整编第76师被全歼,师长廖昂被俘;至12月,陕甘宁边区大部分被解放军收复。   1948年2月,解放军重兵包围关中的咽喉要地宜川,胡宗南令整编第29军增援,在瓦子街被包围,至3月1日,整编第29军全部被歼灭,中将军长刘戡自炸毙命,整编第90师少将师长严明被击毙,胡宗南向南京请罪,被撤职留任;3月5日西北野战军包围洛川,胡宗南急调5个整编师解了洛川之围;4月21日整编第17师撤出延安,延安解放;12月25日,新华社公布43名战犯名单,胡宗南列第30位。1949年2月1日兼第12编练司令部司令;5月19日,解放军军突破西安泾河南岸的胡军防线,胡宗南决定放弃西安向宝鸡转移,20日西安解放;7月宝鸡解放,胡宗南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胡宗南窜逃汉中,从此离开西北,部队有第5兵团(李文)、第7兵团(裴昌会)、第18兵团(李振)等13个军40万人;8月,胡宗南和川湘鄂边区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一起晋见到重庆巡视的蒋介石,欲放弃西南转进滇缅,被蒋介石训斥责骂;9月8日兼任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11月向成都转移;12月7日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军政长官顾祝同)副长官兼参谋长,代行军政长官职权;12月9日川康将领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通电起义,云南也宣布起义,西南形势大变,20日胡宗南决定将军政长官部迁西昌,23日私自飞往海南三亚,留在四川的胡宗南部3个兵团全部战场起义,28日在顾祝同劝说下飞到西昌。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逼近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其残余部队陆续被围歼;5月台湾“监察院”李梦彪等四十六位“监察委员”提出弹劾,经蒋介石、陈诚、顾祝同、蒋经国周旋,“立法院”108名委员签名上书“行政院长”陈诚求情,陈诚将弹劾案移交“国防部”处理,8月“国防部”答复“应免议处”。   1951年9月9日,胡宗南化名为“秦东昌”,就任“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驻守大陈岛,指挥部队骚扰破坏大陆沿海。   1952年10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第七届中央评议委员,兼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1953年6月24日,解放军进军大陈岛,台湾当局撤消“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部”;7月23日胡宗南飞回台湾,任“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上将顾问;8月进入“国防大学”进修。   1954年2月从“国防大学”毕业,在台北家中闲居。   1955年9月胡宗南就任“澎湖防守司令部”司令官,晋任陆军二级上将。   1956年4月以考察名义到美国访问。   1957年10月23日当选为国民党第八届中央评议委员。   1959年10月回台北任“总统府”战略顾问;12月进入“国防研究院”第一期,任研究员。   1960年9月任国防研究院毕业同学会会长、国防研究院院务委员,深居简出,郁郁寡欢。   1961年身体出现高血糖。   
1962年2月6日胡宗南病情恶化,7日“总统府副秘书长”蒋经国奉父命探望,10日蒋介石亲自探望,胡宗南激动万分,涕泪交流,14日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终年67岁,2月15日以台晋字第198号令,“故陆军二级上将胡宗南,追晋为陆军一级上将”,另颁“旌忠状”,“以永垂式范”,台湾成立以何应钦、顾祝同为正副主任的治丧委员会,移灵台北市极乐殡仪馆,17日公祭,蒋介石亲自参加祭奠,发表纪念讲话,挽“功著旗常”;3月13日颁发“褒扬令”;6月9日安葬于台北阳明山纱帽山麓。   胡宗南可称得“天子门生”第一人,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乃至踌躇满志,野心勃勃,狂妄自大,抗战时避居西北拥兵称王,内战时则成了急先锋,但他志大才疏,不懂战略,对蒋介石盲目服从、不辨善恶,军事上远不是彭德怀的对手,部队被逐个歼灭,逃到台湾又被弹劾,狼狈不堪;著有《宗南文存》。

红四方面军长征途中写的宣传标语:“活捉胡宗南”!

胡宗南军杀进延安

1947年8月,蒋介石在胡宗南陪同下视察人去城空的延安
胡宗南的老对手彭德怀在延安保卫战前作动员
扶眉战役一野歼灭胡宗南主力军4.3万余人

解放战争后期率部撤往西南,逃到台湾后,胡被任命为“江浙人民反共救国军”总指挥兼“浙江省政府主席”,又被调任澎湖防守司令等职,旋任“总统府”战略顾问、“研究员”等职,从此完全失去往日“西北王”的威风。1956后,胡宗南退休在家,以写毛笔看书报消遣时光,平静地度过人生的最后的几年。1962年2月14日,因心脏病突发病逝。

1962年胡宗南在台湾过世,蒋介石出席其葬礼

胡宗南长子胡为真与妻子 炮轰“去蒋化”已办妥退休手续
  第三十一号战犯 傅作义:和平起义


傅作义将军

傅作义1895~1974,山西荣河人,字宜生。傅家世代务农,耕种黄河滩地。 1910年考入太原陆军小学,是年10月,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太原响应起义,傅担任起义军学生排排长,随起义军总司令姚维藩赴娘子关抵御清兵。随后又参加李鸣凤率领的起义军攻打平阳府(临汾)。
任绥远省主席,35军中将军长时的傅作义

绥远抗战的三位指挥官:赵承绶、傅作义、王靖国

936年11月15日傅作义部与日伪激战告捷

傅作义在北伐战争期间以守涿州而闻名,抗日战争期间,指挥过怀柔三役、绥远战役和光复五原的战役,都取得巨大胜利。傅作义因此成为民族英雄,并有“常胜将军”之称。1949年1月,傅作义率部起义,北平和平解放。建国后任水利部部长。傅作义长期心系祖国统一,临终还留下一篇对台讲话,盼望台湾能通过和平统一的方式回到祖国的怀抱。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将军因病离开了人世,终年79岁。
傅作义在北平和平解放前夕的历史抉择

傅作义将军

北平和平 解放国共两军正在交接城防

傅作义将军起义后和周恩来在一起

1962年周恩来与张治中(左一)、傅作义(左三)、屈武商谈对台湾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