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展鹏微博图片:美国人：开拓历程·4-4

二十 乡亲邻里们的共和国

弗吉尼亚的共和主义具有贵族性质，这一点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象杰斐逊和华盛顿这样的弗吉尼亚人比来自全国其它地方的许多有头脑的同时代人对代议制政府更有信心。约翰·亚当斯、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古维诺尔·莫里斯来自别的殖民地，那里的“人民”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城市群氓——“一帮大畜牲”。对弗吉尼亚人来说，一个“共和制”的政府是一种合乎传统的、经过精密平衡的安排。

任何现代历史学家若想用一种比喻来叙述这件事，首屈一指的要数《候选人——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一剧了。这出三幕喜剧是梅克伦堡市的罗伯特·芒福德在一七七O年创作的，这出小戏也许是第一部表现美国人嘲弄政治的才能的作品。戏中，一小群选民扮演了一种随遇而安但决非愚蠢可笑的角色。包括候选人在内，所有的人都深信这些选民有能力判断人的品格，他们会看透一个居心叵测、怀抱野心或者不诚实的候选人。

有希望的先生：啊，我已经摸准了所有领导人物的脉搏，发现他们都倾向于称职的先生和我自己。那位高视阔步的先生和那位希望渺小的先生，为了能够得到几张选票，竟如此低上下四地摇尾乞怜，阿谀奉承，我预料他们不久就会被彻底唾弃。正是：

那谨慎小心、希望冉冉上升的候选入，

从不妄自菲薄，卑贱地隐瞒胸怀。

而是稳步前进，迈向自己的目标，

赢得胜利，或者顺应潮流。

但那追求锦绣前程、荣耀职位的笨蛋，

却往往大喊人叫，喧闹嘈杂，乱成一片，

终归失败。

持有不动产的绅士们自然看不起那位高视阔步的先生和希望渺小的先生，以及那位家财万贯的酒鬼约翰·托迪爵士。与此同时，他们也了解到要尊重有希望的先生和称职的先生。

称职的先生：我对公职没有多少兴趣，有希望的先生，你知道我是讨厌担任公职的生活的，而且我很少为了老百姓以前强加于我的烦人的职务而去讨好他们。

有希望的先生：我相信你同任何人一样喜欢享受家庭乐趣，而且你之所以讨厌公职生活，正是由于你在家里可以享到清福。但是，先生，每个有能力的人当然都有责任为国效劳，担负重任，任劳任怨。

油光滑亮的贵族统治机器决不会压制人民的意志，而只是挽救人民不要犯错误：行政司法长官总是寸步不离地守在那里，准备在适当的时刻关闭投票站的大门。有理智的乡亲邻里最后以鼓掌通过的形式选举了那两位能干的候选人。有希望的先生高兴他说，这就是“与弗吉尼亚人的称号相符合的独立精神”的可喜明证。

弗吉尼亚乡村的这些习尚在公民代表中培养了类似的独立精神。所有一切使弗吉尼亚的选举带有贵族化色彩的东西，如公民代表院的席位可以继承的倾向日增，大种植园主们的自信和地位稳固，都促使公民代表们在作出决断时保持理性和独立精神。他们一旦进入立法机构，便很少回过头去观察本区选民的喜悦或是不满。这种习气往往使现代的代表们跟那些选举他的人脱节，不再完全代表他们了。

在当时的弗吉尼亚，人们普遍接受的一条原则是，出身良好家庭的种植园主统治者，按传统习惯有权成为登上统治地位的公民代表，当然，只要他们能取得实力较差的乡亲邻里的好感的话。迟至独立革命时，约翰·史密斯还写道：“这里存在着不同的阶级，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活比北美殖民地其它任何地方存在着更大的差别。渗透美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平等精神和平权原则，在弗吉尼亚也没有流行到同样程度。”大种植园主忙于自己的事业，他们不愿意竞选公民代表的职务，这与其说是怕冒失败的风险，倒不如说是怕稳操胜券。

由于社会地位巩固，产生了一股勇于作出决断的活力，从而使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院成为现代立法机构中少见的进行协商和讨论的场所，公民代表近似埃德蒙·伯克所设想的代表的理想形象，他们并不紧紧追随自己选民的一时之念，而是根据本人的判断。殖民时代弗吉尼亚的选民仅有足够的力量防止他们的代表不负责任，而没有足够的力量迫使他们俯首听命。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但它对立法机构的有效性却大有关联。在芒福德所作《候选人——弗吉尼亚选举的幽默》一剧中，那位道貌岸然的有希望的先生严格避免承诺做人民希望他做的事情，因为除非人民认为他的判断比他们的强，否则他们便不会选中他。这种“伯克式独立性”最著名的例子，见诸于后来发生的一件事：在一七八八年为批准新的联邦宪法而召开的弗吉尼亚会议上，至少有八位代表违背他们选民的意愿，投票拥护新政府。

美国独立前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的情况与现代州立法机构的情况的不同之处，只有部分能从代表的才能这方面得到解释。在讨论《印花税法》的关键性年月里，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所进行的讨论被称为是“最白热化”的辩论（当时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杰斐逊只能在会场门口旁听），公民代表们讨论问题时充分表现出认真、睿智、正直和辩才，这不仅是因为这些人物和问题重要。这些人并不满足于仅仅充当选民们奇思怪想的代言人。他们的发言是严肃的，有时是针对同席代表而发的精辟论点。他们的辩论没有现代国会记录和地方议会记录里那种漫无中心、杂七杂八和逗乐而言不及义的内容。那时的习尚是让公民代表（至少是在弗吉尼亚）多花时间在公民代表院讨论问题，少花时间去答复选民的来信、在立法委员会里创造“新闻”、或者为忠实的支持者谋求工作。美国俗话说：与现代州立法机构相比，独立前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是天国诸神的集会，此话并不太过份。

这些人是在互相交谈，他们当中没有谁对花俏的言词感兴趣。除了明显的少数例外（如帕特里克·亨利），弗吉尼亚的代表们都以朴素和交谈的风格讲话，在这种类型的代议制政府时代，演说的力量并不重要，这实属十分罕见。当时公民代表院里有一种亲切感，直到今天，任何人到保留着殖民时代风貌的威廉斯堡去参观仍然可以感受到这一点，在那里起首要作用的是能够提出具有说服力的论点，煽动性的演说则毫无用处。杰斐逊并非一位能言善辩的演说家，这个事实使他后来把一年一度的国情咨文呈交国会，而不是亲自去宣讲。华盛顿和麦迪逊在这方面也不见得高明多少。十八世纪公民代表院里的著名人物，诸如理查德·布兰德、佩顿·伦道夫和约翰·鲁宾逊，也都不是出色的演说家。公民代表院（相当于英国下院）好似一个外人不得入内的俱乐部，绅士们就在那里严肃地讨论着国家大事。

弗吉尼亚是由当地拥有财产的人治理的。家底殷实的人家都有成员在总督行政委员会、公民代表院、县法院或其它政府机构里任职；而这块殖民地的每个政府机构里也都是有实力的人物占居优势。这些人都被认为是而且也往往确实是最了解该地区重大经济和政治问题的：烟草的价格和生产成本，重要进口货的质量，不可或缺的市场的地点，必要的航运的特点，主要道路的路线，最有用的码头的所在地等。

土地是弗吉尼亚所有掌握治理权的家庭和该地财富的基础。土地可供使用，可供浪费，可以分给一个人的子女。授于或者剥夺土地的权力掌握在政府的手中，特别是在公民代表院和总督行政委员会的手中，由他们来处置那些将在以后几十年里产生最大效益的广阔处女地。

公民代表们还对已经有人居住的土地享有重要的例行权力，而在英国这些权力是由法院拥有的。在英国，如果一个土地持有者继承了一块限定继承权的土地，并想成为全权的主人，他需要依循一定的复杂然而是例行的司法程序，这些程序是由聪明的法律工作者制订的。在弗吉尼亚就不然了。在那里，任何一个继承人想要绕过这些限制，就得以自己的名义为那块特定的土地在公民代表院通过一项私人法案。从一七一一年到一七七四年，一共通过了一百二十五项这类法案，其中近四分之三是为主要的名门望族的成员通过的，例如：阿米斯特德家族、贝弗利家族、布拉克斯顿家族、伯韦尔家族、卡特家族、丹德里奇家族、埃普家族、佩奇家族、泰兹韦尔家族、沃姆利家族、华盛顿家族和那茨家族。所有这些家族，或者是他们自己的成员，或者是通过亲戚，都在公民代表院享有代表席位，经过他们提出请求，公民代表院就立法行事。公民代表院的这类私人法案对殷实的大种植园主来说是绝对必需的，没有这些法案，他就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土地，也不能任意转移他的劳动力或者处置掉肥力耗尽的土地，以便在更注西的地方取得土地。

更重要的是公民代表院和总督行政委员会对西部这座宝库所拥有的权力，这两个机构掌握着宝库的立法钥匙。对此没有任何秘密或见不得人的事。在当时流行的耗尽肥力另谋新地的制度下，伴随着烟草价格升降不定，伦敦的商人又要求苛刻，烟草种植主只得另作精明打算，纷纷变成土地投机商。乔治·华盛顿虽然精明敏锐和雄心勃勃，却不是尚赌之徒，但是他也抓住机会扩大自己占有的土地。他看到人口不断往西推移势必提高肥沃土地的价格，体会到心眼机灵和及早下手取得良好土地至关重要。当时华盛顿的不幸朋友约翰·波西上尉正陷入越来越深重的债务而不能自拔。一七六七年六月，华盛顿便劝告波西“向弗雷德里克看齐，看看海特家族和最先取得那些土地的人发了多少财；不仅如此，你看我们这块殖民地上最大的种植园主是怎样发家致富的。难道不是用非常低廉的价格把当年那些不值钱的肥沃的穷乡僻壤买过来，而如今居然成为我们所拥有的最值钱的土地了吗？”在十八世纪中叶，当华盛顿和布雷多克拆伙而尚未担任革命军司令官之前，他和许多弗吉尼亚贵族一样，按照道格拉斯·弗里曼准确的描述，简直就是一个“拼命猎取土地的人”。

一个人要在弗吉尼亚满足猎取土地的欲望，不仅需要有坚强的体魄，而且需要有精明的政治嗅觉。通向土地财富的道路，不仅要穿过无主的广阔荒野，而且要穿过威廉斯堡政府大厦的走廊。这才是通向无人定居的南部和西部肥沃土地的“内部通道”，是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早已踩得稀烂的捷径，弗吉尼亚几乎没有一笔财产不是通过这条道路取得的。当威廉·伯德于一七二八年被政府任命去测量弗吉尼亚和北卡罗来纳之间的分界线时，他看到肥沃的低洼地蕴藏着大量财富，于是把这片土地命名为“伊甸园”。这片土地是北卡罗来纳的官员们为政府工作而得到的酬劳。伯德抓住机会从他们手中买了两万英亩，这在道德上是成问题的。一七四二年，他再次抓住了“幸运”的机会，独吞了十万五千英亩土地，本想可以分文不付，但结果还是付了五百二十五英镑的贱价。这个人死的时候共拥有这个殖民地最肥沃的土地十六万九千四百四十英亩，这是他服“公职”同时也是经营私人生意赚取的果实。

华盛顿早年在弗吉尼亚公民代表院服务的时候，最吸引他兴趣的“公众事务”莫过于为他本人和他一七五四年的老战友们设法取得大块土地，舍此没有更能使他积极的事了。本来，罗伯特·丁威迪总督一七五四年二月的紧急公告似乎已经把“英王陛下在俄亥俄的土地二十万英亩”犒赏给这些老战士了。但只是由于华盛顿的活动，才在十八年后使他们真正得到成千上万英亩土地。这些活动包括在公民代表院推动法案的通过，写信向总督呼吁，到总督行政委员会发表讲话。华盛顿带头取得批文，确定土地的地点，并按级别把应得的亩数分配到各人手中。他自己得到的报酬是二万四千一百英亩，其中一万八千五百英亩是他个人所得的分配额，这是他本人确定的，其余五千六百英亩则是别人分得的地，而他却倚仗自己的特殊地位以低价买了过来。他还有另一个有利条件，那就是掌握第一手确切的信息，知道哪些土地即将分配，从而能充分知道那些为了褒奖其爱国精神而赏与的土地肯定不会辱没他的身份。在当时的情况下，华盛顿根本没有理由认为他给自己所谋取的利益是不恰当的。他写道，“我可以略微自夸地补充一句，如果不是由于我持续不断地密切注意一切有利的条件，恐怕连一英亩土地都永远得不到。”无须再进一步自夸，华盛顿也许还可以说他和其他的弗吉尼亚领导人通过大沼泽公司和密西西比公司取得的成千上万英亩土地，也是他的功劳：在每桩交易中，政府机构的协助都是十分重要的。

弗吉尼亚黄金时代代议制政府的缺点是现实主义、实用主义和过分强调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平衡。这些错误是事务家们易犯的，而不是理想主义者。改革家或革命家易犯的。一方面，拥有大量土地财富的弗吉尼亚人可以更加富有，但另一方面，处在最低层的白人有时发现要往上升一层也办不到，而黑人更是根本没有机会摆脱奴隶阶层的地位。但是，弗吉尼亚的贵族政治确实也表现出和古往今来任何社会所具有的同样高明的治理才能。而一个人一旦登上了青云直上的阶梯，便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他的了。

如果要从英国或法国的政治理论家如洛克、孟德斯鸠或卢棱的书本教条中去寻找根由，来解释弗吉尼亚的政治热忱，那该是何等的风马牛不相及！了解现实的美国人并不需要这种幻觉。为维护代议制政府而战斗的弗吉尼亚人，甘愿把他们的“生命、财产和神圣的荣誉”奉献给英国宪法的祭坛，却从来没有在政治理论方面写出一本重要的著作。他们既然懂得代议制政府是什么，那又何必思索它应当是怎样的呢？伟大的弗吉尼亚人与这个利益相互冲突的世界是有十分密切的联系的。他们对充满生命力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是富有感性认识的，但对于不切实际的哲学抽象玄理却没有特殊的天才。事实证明这正是他们最伟大的力量之一。

弗吉尼亚的公民代表们为什么看轻普通人民，慷慨激昂地主张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来进行治理呢？他们生活的地方正是人民默默接受由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进行治理的地方，也正是富有和出身名门的人没有过分压迫人民的地方。那些对人民的意志表现无限信任的弗吉尼亚人，他们的信心是建筑在扎实然而狭隘的经验之上的，这经验就是农村的乡亲邻里信任他们非常能干的贵族老爷们的政治才能。做生意，发财致富的机会或沦为赤贫的可能，使这种贵族政治增添了生命活力和机动性。一个人可以参加进去，然而如果没有能力，就几乎必然会被淘汰出来，或者至少无法走向执掌政治权力的道路。

在十八世纪，对于这里所描叙的治理形式没有多少不满意的证据。人民既然已经默默接受，掌握治理权的公民代表们便没有理由要对自己的生活方式感到不满意，虽然在十八世纪下半叶弗吉尼亚搞了一点微小的政治和经济改革，但它们基本上仍停留在弗吉尼亚黄金时代既有的框框内。在比较有影响的（以及甚至比较革命的）弗吉尼亚人看来，美国的独立革命本身就是企图维护那个时代的中庸之道的一种尝试。

　　由于掌握统治权的弗吉尼亚人崇拜英国绅士的理想，他们严格遵循的上流社会教养准则便是中庸之道。与他们的某些同时代英国绅士不同，他们并不鄙视商业或劳动，也不崇拜游手好闲的贵族。同时，与某些后来的杰克逊派美国人或欧洲平权主义民主派也不同，他们并不特别颂扬粗手粗脚的劳工。弗吉尼亚人可以从理查德·布拉思韦特的《英国绅士》一书中读到，中庸之道有三个方面，必须在思想、身体和财富三方面同样贯彻实行。他们认识到“中庸之道是一种十分必要的品德，身为绅士者必须（应当设想绅士是新来到这块土地的人，因而处处需要非常小心谨慎）熟谙此道，因为没有别的品德比它更能显示人的身份。”这种古老的品德对于治理社会是必要的，对宗教事务也同样重要，而为了宗教问题欧洲人曾相互折磨了许多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