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印机如何连接手机:2011年全球五大事件

　　现在距地中海为文明中心的时代已有许多个世纪了。但在2011年，地中海又重返舞台。这一次，它扮演的角色不只是度假目的地，它还是全球性事件的“中心点”。今年是愤怒之火在全球燃起的一年：从“占领华尔街”运动(Occupy Wall Street)，到莫斯科的选举抗议，再到中国村镇民众的反抗。地中海两岸——开罗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和雅典宪法广场(Syntagma square)——的民众抗议，设定了2011年的基调。

　　年初，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开启了“阿拉伯之春”(Arab spring)。这场政治地震的余震传播甚远，连莫斯科和北京都感受到了。在地中海的另一边，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从动荡的希腊蔓延到葡萄牙，再蔓延到意大利和西班牙。到了年底，全球经济似乎命悬于南欧国家的履债能力之上。

　　因此，这篇旨在对我认为的今年最重要的五大事件进行总结的专栏文章，必须以阿拉伯之春和欧债危机为起点：它们都是具有全球性影响的地区性危机。这两大事件都促使人们走上街头。但阿拉伯之春的突出之处还包括流血和战争。即使相对和平的埃及转型也夺去了约800人的生命，而利比亚的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er Gaddafi)是在一场由西方空中力量作后援的全面暴动之后才被赶下台的（并最终被杀）。

　　不过，虽然阿拉伯之春的代价要高昂得多，但它至少是由一种相信未来会更美好的信念驱动的。与之相比，欧债危机的特点则是人们对未来感到忧虑。埃及和突尼斯革命令许多民众感到振奋：他们终于有机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欧债问题则令大部分民众感到，他们在任由自己无法控制的经济力量摆布。

　　接近年底时，意大利和希腊任命了非经选举产生的技术官僚政府。这件事更加令人感到，政府的决策已不再受选民的控制。尽管对马里奥蒙蒂(Mario Monti)和卢卡斯帕帕季莫斯(Lucas Papademos)的任命都符合宪法，但他们的上台表明，意大利和希腊的正常民主程序已无力应对经济危机。欧盟(EU)在寻找债务危机解决方案和确保欧元之未来上反复遭遇失败，这表明泛欧洲层面的政治并不比欧洲各国本国的政治更有效。

　　尽管欧洲和阿拉伯世界在财富水平和自由程度上存在明显的差异，但北非和南欧愤怒的年轻失业者之间，却存在难以忽视的相似之处。5月份占领马德里市中心、抗议西班牙40%年轻人失业率的愤怒民众，相当“自豪”地宣称继承了开罗解放广场的衣钵，这使得二者之间的联系变得十分明显。

　　伦敦爆发了骚乱，智利、中国、以色列、印度等国情迥异的国家也纷纷爆发了反对社会不公和腐败的抗议活动。目睹这一切，我在8月底写了一篇题为《2011：愤怒之年？》(2011, the year of global indignation)的专栏文章。

　　当时，我以为这波席卷全世界的抗议风潮可能不会影响到美国。但事实很快证明我想错了。到了9月份，美国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就拉开了序幕。这场运动与标准普尔(S&P) 8月份决定下调美国主权债务AAA评级一事一起，突显出美国的经济问题有多么严重。

　　有人主张，“占领华尔街”运动缺乏一致的计划，因此重要性不高。但该运动确实使社会不公问题成为美国举国辩论的核心话题。“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就是那99%”——成为了今年的年度流行语。这句口号在美国之外也引起广泛共鸣，这将“占领华尔街”运动与欧洲反紧缩抗议运动、乃至亚洲反腐败运动联系在一起——所有这些运动都把反对社会不公和精英主义当作集会口号。因此，我把“占领华尔街”运动兴起列为今年的第三大年度重要事件。

　　“911事件”过去10年后，奥萨马本拉登(Osama bin Laden)终于被美军击毙，我把此事列为今年的第四大年度重要事件。这位基地组织(al-Qaeda)头目之死，实际上令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可以不再以“反恐战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组织原则。年底美军撤出伊拉克之举，也发出了同样的信号。在此基础上，美军有望于未来3年在阿富汗实现类似的撤军。

　　今年的第五大年度重要事件应该是哪件？2011年大事记中绝不应缺少日本的那场海啸，它夺走了两万人的生命。日本人面对天灾时所展现出的尊严和坚忍，激励我们以正确的态度去面对世界其它地方的政治和经济难题。

　　但就在年底之时发生的一个事件，或许与我前面列出的多数事件同等重要——甚至比它们更重要：俄罗斯爆发针对涉嫌操纵选举行为的抗议，“全球愤怒之年”终于降临莫斯科街头。抗议活动对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打造的“有管制的民主”体制构成威胁，甚至可能危及他在明年3月大选后作为总统重返克里姆林宫的努力。

　　今年在开罗和雅典点燃的民众抗议示威之火，如今已烧到从华尔街到克里姆林宫的世界各地。明年，火势很可能会更加迅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