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慧中狐仙完整版时长:美国人：开拓历程·4-7

二十三 弗吉尼亚的公民们

如果有人认为弗吉尼亚人是“世界公民”，那可是大错特错了。他们同他们那年代以来的所有美国领导人一样，宁愿从解决自己的问题着手。他们的出发点基于自己的时间和空间位置。

如果乔治·华盛顿在今天我们的心目中显得缺乏光彩的话，那有一部分是因为我国后来的民主偏见使我们闭眼看不见事实真相，视而不见华盛顿时代弗吉尼亚的光彩。要使我们自己相信，那些出身弗吉尼亚的共和国伟大缔造者们，竟然是在贵族政治、奴隶制度和传统教会的土壤上培育成长的人，这确实是非常困难的。据说，现代美国民主植根于某种十八世纪的“民主”，于是我们就从新英格兰城镇会议（据说是民主的缩影）而不是从弗吉尼亚的烟草贵族政治去寻找民主的种籽。然而，历史的道路是朦陇不清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弗吉尼亚种植园主贵族们引为自豪的独立精神，难道不是源于他们辽阔的种植园和他们的贵族责任感吗？他们对个人自由的高度重视，难道不是由于他们目睹周围的奴隶制，在鲜明对比下更形加深了吗？他们的贵族思想习性——他们“热衷于指挥的特性”以及他们自认为可以代表社会作出决断的信念，难道没有推动他们起而担任美国独立革命的领导人吗？按照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大法官的说法，也许革命总是由“贵族式的、自以为比群众更懂得群众利益——毫无疑问也确是如此的人领导的”。也许，真实可靠的信教自由正是植根于一个并不那么激情的传统教会，植根于它的悄悄统括一切的特性中，而跟理性主义者和反宗教主义者露骨的自由主义无关。

弗吉尼亚人的确给自己注射了预防一切剧烈病毒的免疫针。他们和其他所有人不同，总是力求一下子全面掌握真理，无论宗教、政府或社会的真理一概都要掌握。他们的经验主义精神和改革精神都是在弗吉尼亚的烟草地上产生的，不是产生于当时欧洲流行的腐朽性绝对上义。从时间上说，传统主义——他们对古老的英国工作方式的忠诚，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从空间上说，地方主义——他们对本教区和本县的习俗以及对邻里朋友的忠诚，也在他们身上扎下了根。这两种感情（为了精确起见，我们应当称它们为感情而不是哲学）的力量是造成弗吉尼亚特性的主要因素，也是弗吉尼亚在共和国早期关键性年月里对美国作出贡献的主要原因。传统主义的力量不久就在美国独立革命中体现出来，以维护作为英国人所应有的权利。地方主义的力量则体现在教区自治和联邦精神上，也体现在宪法和争取州权方面。尽管他们的传统只是稀稀松松地表现出来（他们的榜样是英国乡村绅士的生活），但这一事实并没有丝毫减弱他们对传统的联系。这个如此模糊而义如此真实的理想触及人们生活的所有方面，无一遗漏。他们的传统主义比较狭隘，比较带法律性质，并在日后发挥了它的作用。这表现在独立革命时期，人们要求他们以精确的法律语言说明他们作为英国人的权利如何遭到侵犯。但是，弗吉尼亚黄金时代的传统主义却是以静悄悄而又具有强烈渗透性的方式生存下来的。作为把传统移植过来的人，他们的力量来自他们在移植过程中愿意随机应变，使遥远的过去适应当地的今天。

他们的地方主义所得到的重视和称赞实在太少了。在那个年代，州权是不时兴的，人们常常说，一个人过分注意他居住地方的习惯只会影响整个国家的进步。十分幸运，十八世纪的弗吉尼亚人并不如此想。他们关心本乡本上的特殊需要，这不仅使他们的政治生活和期望，而且使他们整个思想都增添了一种特殊的风味，也把他们的所有社会理想纳入一定的范围。这就是联邦主义的种籽，没有联邦主义，便不会有美国民族的生存，自由制度也不可能繁荣昌盛。杰斐逊生前曾要求在他的墓碑上写下三项人们对他永志勿忘的成就，其中只有《独立宣言》一项是超越弗吉尼亚范围之外的，其它两项——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规和弗吉尼亚大学，都纯粹是地方性的。

综观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生活的全貌，可以看到一件又一件的事实，把当地社会的领袖同他所在的特定地点联系在一起，甚至比现代英国更为紧密。河流纵横，形成渠道，而陆上交通又十分困难，各种情况使得商业生活局限于种植园邸宅附近的私人码头。文化生活同样如此：文化中心，包括最好的图书馆在内，始终是散布在殖民地各处相隔很远的大宅邸中。家道殷实的种植园主的子女不到城市的学校上学，而是在当地“老庄园”私塾读书，或者在家里请家庭教师授课。

威廉斯堡虽然一直是政治中心，却从来没有发展成为一座大城市。而由于城市很少，使得教区礼拜堂、县法院和乡村宅邸自然而然地成为社交集会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弗吉尼亚的治理》一书（一六六二年出版）的作者埋怨说，当地人民“居住分散”，是危险的独立性和偏离严正的圣公会教义的根本原因。他还呼吁说，“治疗弗吉尼亚瘤疾的唯一方法……是兴建城市，在一些县里住满居民。”心怀好意、具有世界眼光的人们一再谋求通过强制兴建城市的办法，把弗吉尼亚的文化知识和宗教的正统性提高到今人尊敬的英国水平。这种压力造成了两大派之间所谓“共居”的论争，一派入希望弗吉尼亚城市化，象母国英国那样开明和有文化，另一派人则满足于让弗吉尼亚按自己的方式来实现开明和有文化的局面。一六八O年的“共居法”企图通过议会立法，象变魔术似地变出一座座城市来。但是这项立法和它后来的一些立法（甚至包括一七O五年十月的法律，该法免除城市居民纳税达四分之三之多）结果仍然是纸上谈兵，真正的城市并未出现。地方精神以及地理条件和烟草业的压力太强大，而且还得到县法院和教区委员会之类机构的支持。种植园主们问得颇有道理，他们说，为什么非得兴建城市来把商业从他们的码头吸引走，把权力从他们的地方法院和教会夺走？

这种蓬勃发展的地方主义的重要后果就是个人利益与政治活动有效结合。一个人在弗吉尼亚进入政界。不仅因为他要保护巨额的财产和家族利益，而且因为他亲身参与当地生活的所有各个方面，因而希望成为该地的代言人。一七八五年八月，杰斐逊写信劝告他年轻的外甥彼德·卡尔说，个人的雄心壮志应当是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审慎地结合在一起的产物。他写道：“你每错过一天，就会把自己进入公共舞台的日期推迟一天，而在那个舞台上你可以开始使自己变为有用的人……一旦你的思想经过科学的洗礼而大大提高之后，你就可以无须借助任何力量而使自己的眼界升华到最高境地，那时你所需要做的只是凭着最纯洁的品德和最崇高的荣誉感去谋求你国家的利益，你朋友的利益，以及你自己的利益。”在那些岁月里，以及在很久之后，每当杰斐逊说到“我的国家”时，他指的就是弗吉尼亚。政治人物与他所在地利益的这种一致性，使弗吉尼亚人不是从绝对主义者的专横指令中而是从地方利益的平衡中去寻求正确的政治见解。如同传统主义一样，地方主义也是政治教条的敌人。

如果没有某些天佑神助的巧合，他们在建立思想体系方面是不可能取得成就的，而这种思想体系正是那种使他们获得非凡成就的驯顺精神。在十六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凡有普通常识的人都会想到把英国乡村生活的许多特点移植到弗吉尼亚来。然而条件并不十分相似，因而把英国生活方式搬到弗吉尼亚来并非轻而易举，也不能机械地照搬。如果弗吉尼亚与英国的差别更大一些，那么十八世纪时要在新世界尝试重建英国体制将会是荒诞不经和流于幻想的事。如果弗吉尼亚更象英国一些，那么模仿英国事物将不过是东施效颦，而活生生的英国体制也将成为美国化石。没有一个有智慧的弗吉尼亚人希望亦步亦趋地重演英国生活的戏剧，然而也没有人会感觉不到弗吉尼亚的这出戏同英国的传统是一样的。演员、台词和精神也是相似的。

漫画上英国殖民地行政宫的滑稽形象一一穿着整齐、一本正经地坐在丛林茅草屋里用晚餐，这种不伦不类的事正是弗吉尼亚的乡村绅士力求避免的。十八世纪在牙买加和巴巴多斯定居的许多移民，也希望在那里建设他们的小英格兰。但是，那异国情调的植物和动物群，那令人昏昏欲睡的热带气候，以及其它各种差别，使人们不可能清醒地设想有任何类似英国生活的事物。不久，那些不能忍受外国生活方式的人就只好回到气候温和的英国。他们把加勒比海上的岛屿留给了居住在那里的经理们和少数移居国外的英国种棺园主，这些人宁愿选择直截了当的异国生活方式，享受着奢侈、懒惰、暴虐和不负责任的特权。与这一切形成对照，弗吉尼亚的气候和地理环境却使那里的人民有可能往在摹拟如真的英国乡村房舍里，井把英国的体制机构移植过来。但是，他们并没有把模仿当作一种教条，或者依靠一纸蓝图来建设英国式生活。

种烟草是弗吉尼亚的主要事业；弗吉尼亚人甘心情愿处于这一事业的统治下，这既是他们的力量所在，也是他们的弱点。弗吉尼亚人热爱自己家乡的山山水水，有时竟为烟草着迷。佐治亚的建设者们顽固不化地坚持在他们那块殖民地上养育异国的蚕。但弗吉尼亚的领导人却发现烟草在他们的土地上长得很好，于是允许烟草业主宰他们的生活。

弗吉尼亚的故事中最富讽刺意味的就是殖民地戏剧的最后一幕。这一幕包括独立革命本身，包括联邦宪法的起草和“弗吉尼亚王朝”（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门罗〕对联邦政府的统治。那个时代的领导人是十八世纪中叶弗吉尼亚贵族政治最后绽放的花朵，而不是美国民族精伸的第一批花朵。弗吉尼亚贵族努力进行并。且“取胜”的独立革命，实际上意味着弗吉尼亚贵族政治的自我灭亡。战争造成的动乱，英国军队在弗吉尼亚造成的破坏。教会的瓦解，商业的中断，以及烟草种植业的衰落，这一切都促使贵族政治及其体制凋谢。

　　联邦宪法是全民族应循的道路，不可逆转。只有当联邦政府仍然象弗吉尼亚那样保持贵族联盟的形式时，弗吉尼亚人在联邦生活中的领导权才能继续存在。当美国不再是放大后的弗吉尼亚时，弗吉尼亚人也就不能再统治美国。十八世纪弗吉尼亚的种种美德懿行，放大之后一看，却好象都是邪恶。地方主义变成宗派主义；一个人的住地的特殊利益也变得狭隘和充满破坏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