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璇与林峰:美国人：开拓历程·5-1

第二部分 见解与体制

“我认为，我们正走在不断进步的正确道路上，因为我们不断在进行实验。”——本杰明·富兰克林

“他们更倾向于通过商业关系和日常交谈来观察人，而不是埋头于书个之中。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想花最短的时间，用最好的方法，来学习绝对非学不可的东西。”——休·琼斯

人们在新的地方看到了新的大地，也找到了新的见解。美国思想体系尚未形成，但美国思想方法的迹象却已显露。当初在欧洲制定的社会规划，到了北美各个殖民地都大变特变，因此便开始出现北美所有殖民地共有的思想方法。以下几个章节将着重阐明人们对待知识与教育，对待高级脑力劳动型职业，对待法律、医学和科学的新的思想方法。对待新的事物均从“新世界”的角度着眼，这并非由于美国人具有更锐利的眼光，而是由于他们的眼光比较不那么受蔽于堆积如山的历史财富。

第五章 英国人的精神状态

“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独立宣言》

二十四 异想天开者的哲学

到十六世纪初叶，欧洲己积累了丰富而又累赘的文化包袱。思想体系、既定体制、职业传统、围绕所有被视为值得学习的知识并且教条式地加以界定的学科，凡此种种，充塞着英国和欧洲的周遭，以致真正的大地已几乎无处可觅了。

体系往往会哺育出更多的体系。当新的解放运动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兴起时，它们采取了人们熟知的欧洲式反体制的形式。这样，号称促使人们摆脱迷信、旧权势教条和僵化思想的“启蒙运动”，却沾了许多本是其力求摆脱的僵化和专横的弊端。事实上，欧洲的启蒙运动无异于把人们的精神禁铜于十七和十八世纪创设的禁区之中。而理性主义，它虽被欧洲人吹嘘为他们的新自由，其实却是旧的人性教条的奴隶。卡尔·贝克尔所说的“十八世纪哲学家的天堂”，实为自由的幻影。那个年代头脑最聪明的欧洲人奋力筑起了新型的围墙，如同作茧自缚。在欧洲，简直想象不出还有任何其它形式的解放。

美国的生活为“解放”这个概念注入了新的内涵。就美国人而言，文化的新颖多样和理念的自由发展绝不意味着仅仅用一组偶像取代另一组偶像，而是意味着解脱到广阔的天地里去。

新世界最丰饶的新事物不是其气候、植物、动物或矿藏，而是对知识的新概念。这块新发现的土地上的财富可使人们获得按旧世界标准来说堪称相当富裕的生活，但是由于意识到知识本身可能同人们以前所认识的不同，这就打开了人们以前梦想不到的领域。新世界的人在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发现了不容置疑的各种可能性。在美国的种种发明中。对世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关于知识的新概念，而这种概念源自美国的实践。要了解这一发现，还须追溯到殖民时期最早的岁月。

自古及今，有过哪一种文化能不归功于少数“伟大”才智之士或世袭制度下少数幸运的男女吗？欧洲和美国文化的鲜明区别之一在于：较老的文化在传统上依赖少数人的不朽伟绩，而较新的文化——扩散性、无定型、听其自然形成的文化，则更多地依循多数人形形式式而又协同一致的发展途径。

在以前人多数社会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欧的贵族社会，“向人们解释知识”的阶级是统治者和传教士。他们是公认的掌握求知方法的人，是打开知识奥秘这一祖传宝库的秘密钥匙。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则以所有信徒全是传教士这样一个原则为其信条，当然不主张崇敬一个特殊的“知者”阶级，但时隔不久，世上又出现了一个“新教”传教士阶级（在加尔文的日内瓦或劳德大主教的伦敦均如此），这些人又拒绝给世俗人士和异教徒以发现真理的自由。普通老百姓只能按照比他们更“高明”的人士所认可的方式行事，才算有头脑。

美国人的生活很快就证明是与任何特殊的“知者”阶级格格不入的。这里的人更感兴趣的是详细讨论经验，而不是详细阐述“真理”。新世界的崭新现象促使人们心存疑窦，认为煞费苦心地核实真理可能把人们引入歧途。诚如威廉·詹姆斯在十九世纪末所说，从技术角度上核实的真理，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什么用处。他说，在美国“拥有真理……其本身不是目的，而是通向取得其它重大成就的初步手段。”美国人有时是自觉地、有时是迫于形势，接受了“不言而喻”论的主宰。没有多久，这种对“不言而喻”论的信奉便成了美国独具特色的、为众人所接受的认识论——这是哲学的替身，也可以说是非学术性思想家的哲学。

在肩负古老文化与体制的重担的社会里，最根深蒂固而井井有条的思潮也往往最容易偏离其行动规范。美同的实践之所以能够解放新世界，其途径之一就是使人们不受缚于一种观念，以为每个宏伟的体制必须依靠一种有系统的思想的宏伟基础，成功的政府必须何渊博的政治理论为其后盾，有活力的宗教必须有深奥的神学为其后盾。简言之，最美好的生活必须有最完善的思想作支柱。这种思想在于解释美国人心目中实际与传统这两者之间的貌似矛盾而紧张的关系——既欢迎行之有效的崭新方式，也乐于接受古老的传统法则，因为常识与习惯法都是经过时间考验而无　往不克的解决问题的办法。

看来美国所需要的，与其说是各种欧洲哲学“学派”的新变种，不如说是异想天开者的哲学。欧洲哲学家的全部思想精华证明美国及其崭新的事物都是不可能存在下去的。贵族色彩淡薄但更具活力的新世界需要一种解释实践的方法，它既适于那些想法与众不同的人，又能普遍为一般人所接受。

当然，“常识”在西欧文明中是一种古老年又崇高的概念。在十八世纪，某些苏格兰思想家曾详细阐译一种特殊的“常识”哲学。（苏格兰思想家在美国并非毫无影响，事实上有一位苏格兰思想家还是英王乔治三世特别欣赏的哲学家。）然而在美国，那种更有影响力的“不言而喻”的思想并未以任何学术性的形式出现；它是一门没有哲学家的哲学。其所以必然如此，是因为这是一种充满怀疑的思想方法，它不相信专业思想家具有超过他人的思维能力。

　　这不等于说，“不言而喻”论这种思想取代了所有美国人头脑中更富学术性和教条式思想的地位，而是美国的生活哺育了这种思想。使它终于取得主导地位。它不是少数伟大的美国思想家的体系，而是普通美国人的一种思想状态。它基于两种感情。首先，它相信人们采取行动的原因远不如行动本身重要，宁可为错误或不明确的原因采取好的行动，而决不去维护一种虽成体系但结论含糊的“真理”；深思熟虑未必产生最有效的行动。其次，它相信新颖而多变的实践必须不受限制地反映到人们的思想中去。何必强把新世界放到旧社会的筛网里来筛选呢？如果哲学不能容忍实践的注释，那么哲学——而不是实践——就应该被摒弃。所以，人们思想的健全，并不在于掌握了分析与运用一切知识的最精炼手段，而在于对周围环境中难以预测的声音保持高度敏感。思想精辟并不那么重要，更重要的是思想的开放和没有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