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鹏谢梦怎么认识的:蒋介石自述西安事变始末

十二月十三日

　八时起，侍者入言，张清晨六时即来此，以委员长方睡，不敢惊动。余命再请邵主席来。未几，张又来，执礼甚恭如昨，对余请许其再进一言。答以疲甚，无精神说话，彼无言退出。

　　宋文梅与绥署侍者以早餐进，且声明此为彼等私人所购备者。谓：「我等知委员长不愿再食公家之食，特以私人出资为委员长备此。委员长一身系国家民族之重，昨已终日未进粒米，今日务请纳我等诚敬之意，勉为进食。委员长自身即不为身体计，亦应为国家珍惜此身。」余曰：「多谢尔等之意！余此时尚不觉饥饿，如需食时，当再告尔等也。」是日，仍竟日未食。而侍者每一小时必进茶点一次，意极殷懃，见余不食，辄忧形于色。此种诚意，出自内心诚挚之流露，亦殊令人感动，十一时，力子又来见，余腰部及腿膝均作痛，不能起坐，邵乃坐床侧与余谈。宋营长仍在旁监视，如昨日状。余命其暂退，宋谓：「奉张副司令命令，不敢擅退，务请原谅！」自始至终，监视未撤去。邵曰：「张顷来访，力言委员长在绥署起居太不便，今特预备高培五师长宅，供委员长居住。彼处前有草地，房舍亦清净，且有御寒设备，于身体较宜。移居后，张亦得朝夕趋谒。以委员长盛怒未已，不敢进言，故嘱余转劝。」邵言毕，余告以「决不能迁住何处。此为西安绥靖公署，亦即为行政院在陕之机关，余为行政院长，唯居此乃为无亏于职守。汉卿如不能送余回洛，余即死于此，可以此言告之也。」邵又言：「张谓委员长怒气太盛，每见必严词诃斥，致不能尽所欲言；如再进见，盍少假以词色？」余告邵曰：「余对汉卿期许过殷〔第176页〕，且彼平日每自认为子弟，甚至谓事余如父，则余对之严词诃责，亦何不可？汉卿平日在余前畅所欲言，但在今日，则必汉卿不提出任何条件，余方能倾听之。可告汉卿，勿受人迷惑，作联俄梦想；亦勿自以为即使失败，尚可漫游海外。须知如此做法，如不速自悛改，世上无论何国、何人皆不以为友，直将为举世所不齿耳。汉卿今尚自谓尊敬余、信仰余，应知凡自称尊敬、信仰领袖者，如闻他人诬谤其领袖而不亟起纠正制止，反以中立自居或默认其说，则其尊敬与信仰皆为不诚，终必叛变其领袖，而自趋于灭亡。汉卿日前向余报告，在灞桥对请愿者说话，曾谓：『我可为你们的代表，有话可以代达；同时我亦可为委员长的代表，可酌量考虑你们的要求。』彼自以所言甚得体，言时甚得意。余当时即纠正其谬，谓一人决不能做两方面代表而站在中间，所谓信仰领袖应如此乎？如再晤张时，可以昔日余脱离陈炯明之故事告之。盖陈炯明之叛，总理早已察知其微。余昔奉总理命，参加陈氏戎幕，陈氏初信任余，嗣陈氏知我信仰总理之心无法撼动，乃忽变态，时时加余以难堪，余皆愿为革命忍受之。一日共餐，叶举在座，大言诋毁总理，谓『孙大炮』如何如何，陈氏态度自若，似无所闻，余愤不可遏，置箸离座，邀陈至别室，问以亦闻叶举所言否，何以任令毁谤总理而不纠正之？陈漫词慰解，终无诚意表示。余遂知其必叛总理，立即束装归里。迨陈炯明实行叛变，总理蒙难，余冒险犯难，驰赴黄埔，随侍总理于永丰舰中，与陈氏作殊死战，势不两立。凡人信仰领袖，必绝对服从；不可有丝毫之怀疑，更不得持中立态度。汉卿今日之事，所由来亦非一朝一夕，乃仍矢言信仰余，服从余；此真未闻革命大道，宜其一切轻率，毫无诚意与定见，殊可悲也！」旋问力子：「曾见虎城否？何不令其来见？」并嘱力子移入大楼与余同住，力子诺之，尚不知张等允许否也。

　　是日，张连来见余四次，神色较前沉默。晚间，又穿军服来见，启门见余睡，即言：「委员长已睡，不惊动了！」旋即出至大厅，似集多人有所商，声细不可辨，似闻有交人民审判之语。是夜十二时半，宋文梅入言：「孙铭九来见。」余告以已睡，宋又言：「孙必欲入见，乃来请委员长移居者。」孙即入内，携手枪见余，频言：「今晚必请委员长立刻移居。」余曰：「此处即我死处，余誓死决不移出此室。尔等二人俟我死后，可传令即以此室外大厅为茔墓可也。尔持武器入室，形同胁迫；余此时虽无武器；须知余有正气，欲杀则杀我可耳，但决不移居。」孙词色稍和缓，频频请移居，至二时尚不去。余大怒曰：「黑夜持武器缠扰不已，是何理由？余为尔之上官，命尔立即出去，即应遵命立即出去。」孙乃退。余知叛部之意甚险，决以正气与精神力量与之斗争。自念幼读圣贤之书，长隶革命之籍，古来忠烈，刀锯鼎镬，甘之如饴，千载下犹懔然有生气；景行既夙，应求无媿，而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尤为后死者所宜秉持勿失。逆料今后险恶情状，可以想象而知，昔耶稣受恶魔四十九日之磨折试炼，其恶战苦斗尤甚于余今日之所遇，余唯提高正气之力量，以与叛部作激烈之抗争，且时时准备以十字架被难之精神，于叛部交付所谓人民公判时作最后之牺牲，以求不愧于慈母之教，无负于同志之望而已。到此，自验此心究竟作何景象，只觉神明泰然，无负平生所期，引为自慰。

十二月十四日 

　　早晨，张又来见，立门后，对余流泪，若甚媿悔者。余未与之言，半向，彼无言自去。余命侍者请邵主席来见，侍一小时尚未至；再四催询之，支吾其词以对。余察彼等态度甚可疑，意邵已离绥署卫士队长室，或已遭不测欤？悬念不置。正午，张又来，仍申前意，坚请移居，谓：「此间警卫均非我所能指挥，进见时说话甚不便，对委员长之起居与安全亦不能完全负责调护，心甚不安，无论如何，请迁住高宅。」余答称决不移居。张乃言：「委员长之日记及重要文件，我等均已阅读。今日始知委员长人格如此伟大。委员长对革命之忠诚与负责救国之苦心，实有非吾人想象所能及者。委员长不是在日记中骂我无人格乎？余今日自思实觉无人格。然委员长以前对部下亦太简默，如余以前获知日记中所言十分之一二，则此次决不有如此轻率卤莽之行动。现在深觉自己观察错误，既认识领袖人格之伟大，即觉非全力调护委员长，无以对国家。无论如何，居此间决非办法。委员长虽坚不允移居，但余必以全力请迁出此室；委员长不肯自行，我亦将背负委员长以出。」余仍力拒其请，并明告曰：「除非送余回京，否则余决不离此。」张曰：「我欲委员长移居者，乃欲设法秘密送委员长回京而不使人知也。」余曰：「余如离开西安，必须正大光明堂堂皇皇的出去，决不能鬼鬼祟祟随尔潜行。人格重于生命，已一再为汝言之矣。」言至此，张突出端纳之电示余，谓端纳即将来此。端纳者，外间常误以为政府所聘之顾问，实则彼始终以私人朋友资格常在余处，其地位在宾友之间，而坚不欲居客卿或顾问之名义。此次乃受余妻之嘱来陕探视余之生死也。余告张以端纳到时，可嘱来见。张仍力请余允其移居，余不欲与之多言，仅谓迁居事，待见端纳后再说。张又泣下，久之始去。  

　　下午四时，命杨虎城来见。余此时始知虎城对陕变确亦预谋。问杨何以收拾此变局，杨谓：「余等始意，不如此，后来做得太坏，实无以对委员长；现唯以委员长之命是听，委员长谓应如何则如何耳。」余又问：「最初发动之情形究竟如何？」杨祇谓初时实甚简单，而不肯明言其它。余告以：「万想不到尔等受人煽惑，中人毒计至此。然余亦不能辞其责：余平日推心置腹，防范太疏，致启反动者煽动部下之祸心，以肇此变，即此应向中央及国民引咎。尔等应即收束此局，送余回京，并向中央请罪，庶变乱不致扩大以贻祸国家，当知救国大计，已为尔等贻误不少矣！」杨称当退与诸人商之，遂出。

　　下午五时，端纳来见。以一异国人而不辞远道冒险前来省视，其忠义足令人感动。见余，询安好毕，出余妻之手函示余，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祗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当时细思张如此一再坚请余移居，终不明其故，或彼以余住新城，乃在杨之势力范围内，时久恐余与杨接近，则彼无从作主欤？

　　移居以后，张入见。余询以：「今既移居矣，尔等已决定送余回京否？可速商定来告！」张忽谓：「此事殊不简单，既有多人参与，一切须取决于众议，且我等已发通电，陈述主张八项，总须容纳数事，庶我等此举不致全无意义；苦毫无结果，则众意必难通过。所谓八项主张者，即：（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第180页〕全国一切政治犯；（五）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自由；（六）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七）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余责其食言无信，令勿终其词；并谓之曰：「勿论尔等主张并无何种意义，即再说得动听些，而尔等行动如此背谬，亦必无人见信，更无任何人赞成之也。」张又继续陈说其八项主张之理由，欲余酌加考虑。余谓：「已决心牺牲此身，以维持国家之正气，成仁取义，筹之至审。在新城言之已详，何终不省？须知此身可被劫持，而意志万难劫夺，余决不稍有迁就。非余到京，不欲听尔对此事有只字之陈述，多言无益也。」张谓：「尔亦太专制，余即为一人民，亦应让人民有陈述国事意见之机会。」余谓：「今日余既担负国家存亡之责，凡效忠民国之国民，此时皆应听中枢与领袖之命令；反之，若劫持领袖，强迫领袖，岂尚得自称为人民，况尔为统率军队之军人，更何得自居于人民？今日凡危害国家者，即为余之敌人，亦即为国民之公敌。即使尔居于人民，如欲说话，亦应在国民大会或地方议会中去说；至就政治及党的组织系统言，如有意见，亦应向中央依法陈请，尔等躬为叛变，不速自悛悔，尚托于陈述国事意见以自解，其谬孰甚！总之，余不回京，尔无论有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张问：「回京以后，则可向中央提出欤？」余谓：「余可允尔等提出于中央，但余必声明，余不能赞成尔等之主张。」张谓：「你不赞成，则虽提何益乎。」余曰：「党有纪律与议事规定，余不能独断，可否应决之于多数也。」张半向不语，旋谓：「委员长人格实太伟大。但有一点不无令人遗憾，余觉委员长之思想太古太旧！」余问：「何谓古？何谓旧？又何谓太古？」张茫然不知所答，继乃言：「委员长所看之书，多是韩非子、墨子一类，岂非太旧？」余曰：「余不知尔所看之新书几〔第181页〕何，且尔之所谓新书者系何种书籍？尔是否以马克斯资本论与共产主义之书籍为新乎？尔可将尔所看之新书择要问余，余可为尔详解也。须知精神之新旧，不在所看之书新旧；尔岂知尔等之所视为新书者，余在十五年前，已不知批阅几次矣。」久之，张又谓：「举一例以言，委员长满脑筋都是岳武穆、文天祥、史可法，总觉赶不上时代。为何不从成功?想，而祇求成仁？且我数当代人物祇有你一人，为何你不稍假借，容纳我等请求，领导我等革命，岂非就可成功，为何必欲成仁？以余等所见，成仁决不是办法，亦决不是革命者之真正目的。」余讶其思想错谬至此，乃告之曰：「尔此言，实觉奇异，尔须知革命乃是牺牲，而非投机也。成功、成仁本是一件事，总理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其意并未将成功成仁看做两件事也。实告尔：我之成仁即是成功，余何日成仁，即革命何日成功矣。尔未读总理军人精神教育讲演中有『我生则国死，我死则国生』之二语乎。」彼谓：「余未阅读及此。但『我生国死』，此语尚不难解；若『我死国生』，则作何解？」余叹曰：「尔真未闻革命大道，难怪错误至此也。『我生国死』云者，譬如我今日若祇求偷生视息，置国家利害民族存亡于不问：或偶遇艰险，便生畏怯，身为军人，人格扫地，国家将何以免于危亡，岂非『我生则国死』欤？反之，义之所在，不夺不摇，生命可牺牲，而正气与主义不可牺牲，能保存高尚之人格而死，则精神永远不死，自有无穷之继起者秉此正气以担当国事，此即所谓『我死则国生』也。故今日如有人存此妄想，以为劫持我或危害我即可使中国无办法者，徒见其愚昧而已。」彼见余不可强干，乃无言而退。

　　张退后，端纳告余以事变发生后中枢之决议及处置，对叛逆已决定讨伐云云。余心滋慰，益信〔第182页〕总理之历史教训遗留深远，虽历任何艰危而无足为虑也。端纳又告余以余妻必欲来此。余告之曰「切不可来！务请转达余妻，待余死后来收余骨可也。」闻黄仁霖与端纳同来，乃迄未来见，殊可异。

十二月十五日

余甚盼黄仁霖来见，俾可携余手函致余妻，盖明知前日一电未必发出也。张来时，余以此意告之；讵张不欲黄来见余，恐其察知余在此间被严密监视形同囚絷之真情，而归告中央，故令黄候于机场。对余言：「有信可派人送至机场交黄带去，因天气不佳，恐飞行误时也。」余对张此种举动，意大不怿，遂不与之言，亦不作函。旋端纳出告张，责其不应如此。张乃使黄来见余。黄未入前，张请余「对黄勿有他言，但谓身体甚好以慰夫人，则与余等所去之电相符矣。」余不之答。黄来时，余即作一函致余妻如下：

　　余决为国牺牲，望勿为余有所顾虑。余决不媿对余妻，亦决不媿为总理之信徒。余既为革命而生，自当为革命而死，必以清白之体还我天地父母也。对于家事，他无所言，唯经国、纬国两儿，余之子亦即余妻之子，望视如己出，以慰余灵。但余妻切勿来陕。

　　书就后，为黄朗诵者再，恐张扣留此信。不令携去，则可使黄回京时口述于余妻也。事后，知张果将此函留匿，且不令黄回京。盖张本欲余妻来陕向余劝解，而余函尾有「切勿来陕」之嘱，则其计将不售也。然彼亦不敢使余妻悬盼余之消息，乃商于端纳，使返洛阳以电话向余妻报告此间状况以慰之。盖〔第183页〕西安诸人之唯一希望，即为余妻在京能设法缓和中央军之攻陕也。下午，鲍文樾来报告，谓端纳与另一人已飞洛阳，余以为此同行者必黄仁霖：事后，乃知鲍之来见，盖张使之，俾余揣想黄已回京而已。

　　是夜，张又来见，手持通讯社电稿，报告国际近状，谓「关东军」有向绥远前进消息。察其状，似甚悔悟而急求陕事之速了也者，莫明其用意所在。又告余此次之事，杨虎城实早欲发动，催促再四，但彼踌躇未允；唯自十月来临潼亲受训斥，刺激太深，故遂同意发难，然实后悔莫及。如因此亡国，则唯有二途：（一）自杀，（二）入山为匪云云。

　　按十日张来见时，畅述其对请愿团体解说作两方代表之言，余当时曾痛斥之；盖以张在西安收容人民阵线，招纳反动政客，放任所谓「救国联合会」者，对学校及军队煽惑反动，顿使西北社会浮动，人心不安。对此现状，倍觉杞忧。余对张，尝念其十七年自动归附中央，完成统一之功，因此始终认其为一爱国有为之军人；故不拘他人对张如何诋毁，余终不惜出全力为之庇护。当西北国防重地全权交彼时，与之切言曰：「望尔能安心作事，负责尽职，以为雪耻救国之张本！」原冀其为国家效忠也。而今彼之所为，实与我预期者完全相反，几使大好西北，又将被其沦为东北之续。故中心郁结，辄自痛悔知人之不明，用人之不当，一至于此，不唯无以对党国，亦且无以对西北之同胞。因此时用悲愤，不胜为之焦灼。故当日日记中曾记其事，且有「汉卿小事精明，大事胡涂，把握不坚，心志不定，殊可悲也」之语。张今必已备阅之矣。

十二月十六日

清晨，张来见余，形色苍白，告余曰：「昨夜我本已将此间之委员会说服，原定四天至七天内可送委员长回京；但中央空军在渭南、华县等处，突然轰炸进攻，群情激愤，故昨夜之议又将不能实行矣！奈何！」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然察彼所谓四日至七日之约期，则知彼等或有所待而不能自决乎？午后，端纳自洛阳回陕，知陕、洛间军事仍在进行，此心更慰，以党国与人民必安定，则个人安危固不足计也。

　　是晚，张挽蒋百里先生来见余，百里先生于事变前即来陕，同被禁于西京招待所者。为余言：「此间事已有转机，但中央军如急攻，则又将促之中变。委员长固不辞为国牺牲，然西北民困乍苏，至可悯念，宜稍留回旋余地，为国家保持元气。」再四婉请余致函中央军事当局，告在不久即可出陕，嘱勿遽进攻，且先停轰炸。余谓：「此殊不易做到，如确有一最少期限可送余回京，则余可自动去函，嘱暂停轰炸三天，然不能由张要求停战，则中央或能见信；如照彼等所言须停止七天，则明为缓兵之计，不特中央必不能见信，余亦决不受其欺也。」百里先生谓：「当再商之，总须派一人去传述消息。」旋张又来见，言：「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再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其意在以「退却」一语，暗示将挟余他往，以相恫吓，余置若罔闻。

十二月十七日

午前，张又约百里先生来见，谓：「张意即请照委员长之意致函中央，令军事当局在三日内停止进攻，并请派蒋铭三携函飞洛阳。」余可之，旋铭三来见，余乃亲函敬之，嘱暂停轰炸三日，至星期六日为限，付铭三携去。午后，张又来见曰：「此事甚多转折，现在不问如何，先派铭三飞洛通信，余事再议。顷已送铭三上飞机赴洛矣。」余乃知前方进攻必甚急。而味张「余事再议」一语，则知其又为日后延缓迁宕之伏笔，然亦听之而已。

十二月十八日

事变迄今已一星期，安危生死，所志已决。阅墨子自遣。

　　是晚张来言：「今日接京电，子文、墨三皆将来西安。」前闻端纳于洛与京中通电话，有子文等将来陕之说，想系张所电约也。张又言：「墨三来电，如张、杨二人中有一人能约地与之相晤，则墨三愿出任疏解说明之责。」并称：「我已复电墨三，言委员长盼尔来甚切。」余闻此言，始觉安心，知墨三必不被欺来陕矣。如墨三再来西安，则中央高级将领又续来一人，岂不将全陷危城一网打尽乎？张又言：「铭三到京，尚无来电。」状似焦急。余知京中必有决定，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也。  

十二月十九日

　昨日以前，上身骨节疼痛难受，今日则臂部亦作剧痛，几不能起坐。看墨子完。今日为星期六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张等并无送余回京之表示，余亦不作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前日彼辈之约言不可恃也。是晚，张又来言：「子文、墨三尚未有来陕确期，唯铭三已来电，称彼到京报告后情形颇佳。」余知此「情形颇佳」四字之意义，断非如张之所揣测者也。张又言：「现在此事亟待速了，前所要求之条件，最好请委员长加以考虑，择其可行者先允实行几条，俾易于解决。」并言：「现在已无须八条，只留四条矣。」余问：「所删者为何四条？」彼答言：「后四条皆可不谈矣。」余告以：「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实行，亦无从讨论，不问为八条四条也。」

十二月二十日

上午，闻上空有飞机声，以为停战期满，前方已开始作战，故飞机到西安侦察敌情也。讵未几，子文偕张及端纳来见，始知此机乃载子文来陕者，殊出余意料之外。与子文相见，握手劳问，悲感交集，几不能作一语。子文出余妻一函示余，略谓：「如子文三日内不回京，则必来与君共生死！」余读毕，不禁泫然泪下。子文示意张及端纳外出，彼独留与余谈话，此为余被劫以来，撤去监视得自由谈话之第一次，然监视者仍在门外窃听也。余知黄仁霖未回京，即将预留之遗嘱交子文，俾转示余妻。次乃互询〔第187页〕彼此近状。子文言邵元冲同志在西京招待所被叛兵击中数枪，已伤重殒命，闻之不胜悲感。余告子文以余之日记、文件等均为张等携去阅读，及彼等读余日记及文件后态度改变之情形；并告子文此时非迅速进兵，不能救国家脱离危险，亲示子文以进兵之方略，俾其归告中央。谈约半小时，恐久谈生疑，促子文速出。傍晚，子文又来见。余告以此事之处置，应从国家前途?想，切勿计虑个人之安危。吾人作事，应完全为公而不可徇私，如其速将西安包围，则余虽危亦安，即牺牲亦瞑目矣。是晚，张又来见，谓乘子文在此之机会，商定实行一二事，以便速了此局。余仍正色拒之，以非余回京，无论何事，不能谈也。

十二月二十一日

今晨睡极酣。上午十一时，余尚在睡中，子文推门入见，蒙眬中几不辨为谁，移时清醒，乃知为子文。彼告余曰：「今日拟即回京。」余讶其归之速，以彼昨告余，将住三日再回京也。方欲有所言，子文移身近余，谓：「门外有人窃听，不便多谈，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余曰：「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攻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宜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子文颔首者再，止余勿多言，即与余握手告别。余乃高声语之曰：「尔切勿再来！且切嘱余妻，无论如何切勿来陕！」一面以手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子文强慰余曰：「后日当再来陕视兄。」余再以手示意，令勿再来。子文曰：「余来无妨，彼等对余之意尚不恶也。」既出，忽复入，〔第188页〕重言曰：「余后日必再来视兄。」余知其不忍遽离。念生离死别，人生所悲，况余自分已决心牺牲，此时诀别之情绪，兼以托妻托孤之遗意，百感交集，真不堪回忆矣。

　　今日张来见，余询以：「前次遗书既未交黄仁霖带去，今置于何处？」张答：「他日若委员长安全返京，自当亲交夫人；如果不讳，亦必亲交夫人，决不有失。」言次显有恫吓之意。是晚，张又来，言彼须离此一二日。询以何往，彼言：「前方已开战，杀伤甚多。此间推余到前方指挥，去一二日当再回此。」察其语气，似欲探余对其所言是否惊恐也者。余泰然置之，彼乃无言而去。

十二月二十二日

今日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以观昨晚张来见时神色仓皇之情况，知叛军必惨败，中央军进展必极速也。不料待至午后，竟寂无所闻；而余妻忽于下午四时乘飞机到西安，乍见惊讶，如在梦寝。余日前切嘱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不意其竟冒万险而入虎穴。感动悲咽，不可言状。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增忧虑。盖旬日以来，对自身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而今后乃更须顾虑余妻之安危。余妻智勇慈爱，平时已信其必能为党国效忠；且与余同心互勉，誓为总理之主义奋斗到底，期其有成，何忍任其牺牲于危城中乎？今日清晨偶翻旧约，得某章有「耶和华今要作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云云。午后余妻果至，事若巧合。然余妻冒险相从，非受宗教素养甚深者不可能也。妻告余以外间种种情况，谓今日同来者有蒋鼎文、戴笠、端纳、子文等四人，并劝余应先设法脱离此间，再言其它。〔第189页〕余告之曰：「吾妻爱国明义，应知今日一切以国家为重。此来相从患难，亦为公而非为私。如他人或有非义之言托以转劝者，必严词拒之。余决不能在此有签允任何条件之事。如余签一字，则余即为违法而有负革命之大义与国民之付托，且更无离此之希望；即离此，亦虽生犹死也。」妻急慰余曰：「君千万勿虑！君所言者，余知之已审；君之素志，更所深知。余重视国家甚于吾夫，重视君之人格甚于君之生命，余决不强君有违背素愿之举。然余来，则君有共患难、同生死之人，君亦可以自慰也。」余妻并为余言：「侍从人员及侍卫官在华清池殉难者，有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区队长毛裕礼、侍卫官蒋瑞昌及汤根良、张华、洪家荣诸人，而竺培基及施文彪二人受伤甚重，其余尚待调查。」念诸人以身殉职，均不媿余平日之教诲；然变起仓皇，忠良同殒，殊为之凄怆不止。而萧生乃华以文职人员，抗贼不屈而死，为尤可悲也。

十二月二十三日

　与余妻研究此次事变之结局，觉西安诸人心理上确已动摇，不复如前之坚持；但余决不存丝毫徼幸之心，盖唯以至不变者驭天下之至变，而后可以俯仰无媿，夷险一致，且为战胜艰危唯一之途径也。妻欲余述总理在广州蒙难之经过，余为追述之。妻谓余曰：「昔日总理蒙难，尚有君间关相从于永丰舰中，相共朝夕，今安从更得此人？」余告之曰：「此无足异，情势互不相同，来此均失自由，即赴难亦何益。且余知同志与门人中急难之情，无间遐迩，非不欲来也。余虽无赴难之友生，而君数千里外冒〔第190页〕险来此，夫妻共生死，岂不比师生同患难更可宝贵乎？」是日，子文与张、杨诸人会谈约半日，对于送余回京事，众意尚未一致。夜，子文来言，谓：「当无如何重大之困难，决当做到不附任何条件而脱离此间，誓竭全力图之耳。」

十二月二十四日

西安诸人中对昨与子文所谈忽有提异议者，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前，决留余在西安，子文甚不怿，余坦然置之，不以为意。以本不作脱险之想，亦无安危得失之念存于此心也。旋彼方所谓「西北委员会」中激烈份子，又提出七条件，嘱子文转达。子文决然退还之，谓「此何能示蒋先生？」已而汉卿果出而调停，谓：「不能再弄手段，否则张某将独行其是。」遂又将所谓条件者自动撤回。一日之间，变化数起。至夜间，又闻杨虎城坚决不主张送余回京，与张争执几决裂，究不知其真相如何。

十二月二十五日

晨，子文来言：「张汉卿决送委员长回京，唯格于杨虎城之反对，不能公开出城，以西安内外多杨虎城部队，且城门皆由杨部派兵守卫故也。张拟先送夫人与端纳出城先上飞机，对外扬言夫人回京调解，委员长仍留陕缓行；然后使委员长化装到张之部队，再设法登机起飞。」未几，张亦以此言达余妻，速余妻即行，谓「迟则无及，城中两方军队万一冲突，将累及夫人，张某之罪戾益深矣。」余妻即直告〔第191页〕张曰：「余如怕危险、惜生命，亦决不来此；既来此，则委员长一刻不离此，余亦不离此一步。余决与委员长同生命、共起居。而且委员长之性格，亦决不肯化装潜行也。」张闻此语，深有所感，即允为设法。至午，子文来言，虎城意已稍动，但尚未决定。下午二时，子文复来告：「预为准备，今日大约可以动身离陕矣。」旋张亦来言：「虎城已完全同意，飞机已备，可即出城。」余命约虎城来见。半小时后，张与虎城同来。命二人在余床前对坐而恳切训示之，训话毕，问张、杨之意如何，尚有他语乎？彼二人皆唯唯而退。余乃整衣起行，到机场四时余矣。临发时，张坚请同行，余再三阻之，谓：「尔行则东北军将无人统率，且此时到中央亦不便。」张谓：「一切已嘱托虎城代理，且手令所部遵照矣。」遂登机起飞，五时二十分抵洛阳，夜宿军官分校。

十二月二十六日

九时四十五分由洛阳起飞，十二时二十分抵南京。下机后，见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均迎于机场，向主席鞠躬致谢，并向诸人答礼。登车入城，见夹道民众欢迎甚盛，心中悚惭无已。回忆半月来此身在颠沛忧患之中，虽幸不辱革命之人格，无忝于总理教训；然党国忧危，元气耗损，溯源祸变，皆由余督教无方防范不力之所致。疚媿之深，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幸赖中枢主持得宜、党、政、军各方同志与全国国民同心一德，于国家纲纪则维护必严，对个人安全尤关切备至，卒能消弭变局，巩固国基，使震惊世界之危机，得以安全渡过。余以自分殉国之身，乃得重莅首都，洵有隔世之感。对同志同胞之垂爱，〔第192页〕与林主席及中央诸同志之焦劳顾念，私衷感激，直将与此生相终始。今后唯有益自惕励，倍矢忠贞，以期报答于万一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