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邦和李修贤很像:胡耀邦举荐的大将因何“中箭落马”？

胡耀邦举荐的大将因何“中箭落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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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耀邦举荐的大将因何“中箭落马”？

    项南（1918～1997），著名的改革先驱。他被胡耀邦郑重推荐，他让邓小平眼前一亮，他的成败毁誉，浓缩了改革开放之初的那段艰辛岁月……

    谁来主政福建？
    1980年冬天的北京，天寒地冻，关注中国改革开放大业的人们却被中共中央的一份人事任命激发着热情——中央决定，由项南担任中共福建省委常务书记，主持福建省大政。
    福建和广东是中央确定的改革开放的先行省份，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可三中全会开过两年了，“左”的势力在这里依然根深蒂固。受其影响，福建的各项工作徘徊不前，与中央的设想差距甚大，更遑论“先行一步”了。福建广大干部群众普遍存在不满情绪，一些闽籍爱国华侨还给中央写信，呼吁派出得力大将坐镇八闽。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福建的班子建设问题摆上了中央的议事日程，也摆在了邓小平眼前。邓小平在1979年的一次讲话中指出：“选干部，标准有好多条，主要是两条：一条是拥护三中全会的政治路线和思想路线；一条是讲党性，不搞派性。”该由谁来主持福建的大政呢？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郑重推荐了项南。

    项南？邓小平的眼睛为之一亮。
    项南是胡耀邦任职团中央第一书记时的得力助手，当年曾就共青团工作提出过许多建设性的设想，但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建议受到批判，项南本人也被错误地打成 “右倾”，“文革”中又被关进牛棚；1979年初出任农机部副部长。后来，中共中央批准了共青团中央为项南平反的报告，摘掉了他的“右倾”帽子。
    项南上任后，全面贯彻邓小平倡导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打破禁锢人们头脑的精神枷锁和僵化思想，顶着重重压力坚决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大力平反冤假错案，给福建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让全省上下把注意力集中到发展上来。
     1981年3月11日，项南在福建省直机关干部会议上做了题为《厦门特区非搞不可》的讲话，呼吁全省上下支持厦门特区的工作。是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项南在6月11日下午的会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几点意见：
    ——特殊政策特到什么程度……具体说，有“三个要干”，即：外商和我们双方都有利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无利也无害的，我们要干；外商有利，我方吃点小亏，但能解决我们的就业等问题的，我们也要干。请国务院在原则上予以认可。
    ——要扩大地方自主权……只要中央给了权，两省可以通过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搞到钱，解决资金短缺这个长期困扰我们的大问题。
    项南的主张，让比福建先行一步的广东省领导不得不心怀敬佩。后来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在一次整党会上作对照检查时，坦承自己在一些方面“不如福建的项南同志”，主管特区工作的副总理谷牧也称赞项南的主张。
    局面打开，责难不断
    出于对项南的高度信任和倚重，邓小平不久后拍板：任命项南为省委第一书记，以便让他放开手脚搞改革开放和特区建设，促使福建早日腾飞。
    1981年6月，福建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兴办的福建日立电视机有限公司（简称福日公司）正式投产。一位副总理竟把福日公司定性为“殖民地性质的厂子”。随着这顶帽子泰山般压下，一场围绕福日公司的争论引起举国关注。
    在“卖国主义”的巨大压力和重重困难面前，项南想到了邓小平那个“办特区，我有个发明，不作争论”的论断，毫不犹豫地给予福日公司以有力的支持，并以非同凡响的魄力表态：不答复，不辩论，只要下功夫把福日公司办好。
    1983年9月，项南在福建省经济特区工作会议上，提出特区要实行“四特”：特殊的任务、特殊的政策、特殊的环境和特殊的方法。这个讲话以《特区要“四特”》为名在香港《中国经济特区年鉴》创刊号发表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然而，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无限夸大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姓“资”不姓“社”的责难不断纠缠着福建，处在风口浪尖的项南希望能听到邓小平的声音。

     邓小平视察厦门
    项南与王震聊起对厦门特区的一些想法和要求，王震深为赞同，并鼓励他赶快跟邓小平谈谈：“依我看，明天你就在游艇上汇报，有什么想法尽管说出来，我会给你敲边鼓助阵。”
    2月8日早饭后，项南开门见山：“小平同志，厦门特区现在实际只有2.5平方公里，实在太小了，太束缚手脚了，即使很快全部建成，也没有多大的实际意义。”邓小平以探询的眼光看着项南：“你们有什么具体想法？”
    “最好能把特区扩大到全岛！”由于激动，项南的语气显得有些急切，“使整个厦门岛都成为特区，这对引进外资和技术，对改造全岛的老企业，对加强海峡两岸的交往，都可以起到更大的作用。”
    邓小平一边听汇报一边察看地图，思索一阵后说：“我看可以，这没得啥子问题嘛！”
    邓小平对特区建设中的许多新事物新问题都很感兴趣，询问什么是自由港。项南等人再次汇报后，邓小平脸上非常平静，没有说话。王震快言快语道：“老爷子，你说嘛，我看这个意见很好，应该考虑。”
    邓小平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略一沉吟：“可以考虑。自由港都实行哪些政策呢？”项南想了想，说可以参考香港的做法，无非就是三条，一是货物自由进出，二是人员自由来往，三是货币自由兑换。邓小平沉思许久，终于开口：“前两条还可以，可后一条你拿什么跟人家兑换呢？”项南答：“我看可以印发‘特区货币’。”
    “这不容易”，邓小平微微地摇了摇头：“但没有关系。特区货币问题没解决前，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2月9日，参观湖里工业区时，邓小平欣然挥毫命笔：“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项南如释重负。他细细琢磨这几个字，觉得别有一番深意。连同深圳、珠海特区的题词，可以感到邓小平的思路：特区政策是正确的，办特区的做法是好的，而且应当办得更快更好。
    改革大将“中箭落马”
    3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会议采纳邓小平的建议，提出将厦门特区范围扩大到全岛，并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4月，包括福建省省会福州在内的14个沿海港口城市对外开放……
    1985年初，项南勾勒的又一份蓝图成为现实：经国务院批准，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被辟为沿海经济开放区。福建一跃成为全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
    1985年6月1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触目惊心的福建晋江假药案》的报道。所谓“晋江假药案”，实际是晋江地区（今泉州市）晋江县陈埭镇的假药案，制造销售假药的主要是涵口村，村里有些人为了打开白木耳饮料的销路，将它说成是感冒冲剂，印上“功能滋阴润肺，主治虚劳咳嗽”字样，并仿造药政部门的药政批文号，在省内外推销。
    没想到，就在福建省全力查处此事时，中央几大媒体一齐上阵，发表《查它个水落石出》等评论员文章，说福建省委应对此事负责，应彻底查办，作出检查。7月14日，中纪委在《致晋江地委、行署党组的一封公开信》中认定“晋江地区大量制造销售假药”，要求检讨领导上的重大责任，按照党纪、政纪、法纪严肃处理有关人员。
    事态一步步升级。中央调查组来闽后，有人把假药案和整个乡镇企业混为一谈，认为陈埭这个“乡镇企业一枝花”既然发生了这么严重的问题，就要否定它。对此，项南坚决不同意。他认为，以涵口村为主的假药案只是乡镇企业这枝花上长了虫，正确的方针应该是“捉虫护花”。但谁也没想到，这个假药案，最后却要省委第一书记承担领导责任，调离岗位，并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项南的被迫离岗和受处分，恐怕不仅仅是区区“晋江假药案”问题，而是他在福建的改革步子迈得太大，触痛了某些人的神经。
    关于是否处分项南，中央曾有不同意见。当中顾委一位领导同志让项南在处分决定上签字时，项南拒绝了。1997年11月10日，这位被胡耀邦推荐并为邓小平赏识何重用的大将，因心脏病突发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