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七公子gl全文阅读:诚言：如果韩寒造了假

　　“打假斗士”方舟子向韩寒开炮了!当今中国虽说假货假论文假文凭假档案假公章假证件假机构甚至假官假案层出不穷，泛滥成灾，让人痛恶万分，但方斗士此次打假，许多人还是认为无厘头。

　　在我看来，“假”有两种，一为权力造“假”，一为个人造“假”。为叙述方便，前者后文简称为“官假”， 后者下文简称为“私假”。对“官假”，当然要倾注全力，穷追猛揭，一查到底，使其原形毕露，骗不了人;对“私假”，则应该区别情况，不同对待。为什么?因为“官假”的制造者是人民奉养的，他们向他们的衣食父母撒谎，首先辜负了人民的信任，在道义上就输了理。二者人们一般认为公权力具有公信力，所以公权力造假，更容易使人上当，危害更大。三者“官假”一旦一次得逞，它往往会重复出现，最恶重的后果是祸国殃民，造成全社会的灾难。四者公权力造假，难免带坏民众，造成全社会道德滑坡。历史上周幽王为博爱妃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最后导致亡国。假若周幽王是一介农夫呢?他这样讨好妻子，作弄邻居，充其量只会烧掉自家的三大间草房，二者的严重性显然不能同日而语。对“官假”“私假”恶果的区别，绝大多数人是了然于胸的。比如，对那个“大跃进”大放“卫星”的“官假”，人们之所以至今仍议论不断，认为掌权者要引以为诫，永志不忘，就是这个理。如果没有“亩产万斤”的假，就不会有“高征购”，就不会有饿死三千多万人，也不会出现搞“三自一包”的“资本主义复辟”，也不会幻生出一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说不定也不会发生把中国拖进十年内乱的“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假若那“高产卫星”是个“私假”呢?人们只不过会把造假者当个“二球”，哈哈一笑罢了，既不会去效仿，也不会揪住不放，造假者也不会要一假到底。现在社会上仍有不少民间骗子，只要被骗人及时发现，或公安司法公正地及时介入，骗术往往很快能识破。可见，同样的假，由于说话人的身份不同，地位不同，性质就大不一样，结局也大不相同。人们虽然至今对从“大跃进”到“文革”这二十年“运动史”的发动者的动机、手法、目的争议很大，但一个基本事实是十分清晰的，那就是假假相因，用一个谎言去掩盖另一个谎言。明于此，便不难推断，一个健康理性的社会，对“假”防范的重点，理应在权力的造假上。美国前总统布什一句“人类最伟大的成就是实现了把权力关进笼子里”至所以成为众人津津乐道的名言，就因为这句话包含有严防权力做假这层意思。

　　“私假”的情况复杂一点，有时是损人利已，有时是损人不利己，有时还损己利人，动机和效果不尽一致。如至今仍重弹“自然灾害造成了三年困难”“那三年沒有大批饿死人”的伪“左”极左，在某些场合会因说假话得到好处，在某些时候又会受人耻笑，什么好处也捞不着。社会上不绝如缕的揑造谣言无端诽谤他人者，可能一时得逞，也可能当场露馅，但无论结局如何，“损人不利己”。在困难年代，客人明明没吃午饭，怕增添主人的麻烦，却说“吃过了”，医生对绝症病人，安慰他“不要着急，慢慢治”，最后施尽全力，终治无效。这两种情况，谁会轻易指责他们“说假”?一般说来，破“私假”易，破“官假”难。以在韩方之争中又被人提起的“白卷考生”张铁生为例，他想读大学是真，交白卷也是真，但当权者把他录取为大学生却不是他的错。比起那时某些“红二代”或伴舞女郎凭着一句话或一张条子就去上大学，在张铁生当上工农兵大学生的那一刻，他这个不符合条件的大学生，“资格”并不比他们差。至于以后张铁生被树为榜样入党做官被“四人帮”当着“打人的石头”，我们当然要看到有他本人的问题，但首先要追责的，应是那个为非作歹不受监督敢于造假的公权力。张铁生上大学，人们可以认为他是“假”大学生，其实靠权力走后门进入大学的那干人，又何偿不“假”呢?一旦为张铁生当导演的权力倒了，“白卷考生”也就玩完了。可靠权力走后门读大学的那干人，他们在文革中也有不少人当过“打人的石头”，只因父荫尚在，有不少人现在还依然风光无限哩!社会何曾给予过同等的批评和嘲笑?在中国这个一向奉行“官本位”的特色社会中，往往是打“公假”难，打受权力庇护的“私假”也不易。那些制造“假、冒、伪、劣”的商家，有见利忘义、损人利己的动机自不消说，假如没有公权力罩着，假如不和 GDP、税收、政绩、贿赂、保护伞、官商分利这些说得出口说不出口的理由连在一起，也不会屡禁不绝，泛濫于斯!再如上世纪末相当著名的民间打假英雄王海，以“买假索赔”的消费者保护条例为武器，曾一度“打”出了威名，赢得了人心，只因触动了公、私利益，竟在地方政府、消协、司法、媒体、制假厂家、贩假商家的合力夹击下，势越式微，最后只好偃旗息鼓。“按”下去一个王海，无疑放纵了一大批造假贩假者。这也就不难解释，那时还不曾多见的毒食品，现在为什么会横行无忌;这同样也不难理解，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就有商品交易，假货为什么会于今为烈!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沙叶新先生的著名话剧《假若我是真的》依据真实生活，塑造了一位屡屡以“高干子弟”身份封官许愿骗钱骗色的“混混”，所到之处受到包括众多官员在内的各色愚氓一味逢迎，争相巴结。“混混”最后的结局当然是被揭穿，受到了惩罚，但原因却是为他是个“假高干子弟”。剧作提出的问题是，假若他是个真高干子弟，难道他行骗的一切勾当都是合理合法社会允许的吗?可惜，这个大有现实意义的剧本很快被禁演，但此剧所鞭笞的丑恶现象在生活中至今连绵不绝。为什么这样触及时弊的剧作被禁演，实在引人深思。还必需看到，危害社会的“私假”是伴着人类史一起出现的行为，就是在“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地方，招搖撞骗者也仍会存在，因无公权力支撑，它难以长期大行其道，不会公然畅行无阻。在我看来，“官假”与“私假”的关系，就象官方假话与网络谣言的关系一样，哪一种更应警惕，稍明事理者不妨掂出个轻重。

　　基于对“假”与“打假”的常识，我们来看看方舟子打假韩寒属于哪种情况。首先要说明的是，对韩寒我了解得并不多，与韩粉、拥趸一概无缘，对方舟子打假的种种功绩也不甚了了，只是感觉他打假中医有违常理，超越了历史和现实。对韩方之争一开始甚感无聊，当其越演越烈似乎成了中国知识界的头等大事时，由大为不解转视为十分荒唐。所以，文中所论只限于我知晓的极少的那一部分，挂一漏万在所难免。

　　一是方舟子认为韩寒小时候参加一次作文大赛时，奖获的文章是由其有一定写作能力的父亲代笔的，故韩寒起步就假。在中国，主考官员或拟考题者泄题的现象不少见，就是高考泄题也时有所闻。问题是，那位主持比赛者(或拟题人)只不过是韩父高一届的校友，韩父在这个学校就读的时间不长，照说两人的交情不算铁，主持人是否值得冒风险泄密?就是韩父写了那篇文章，方舟子没进一歩说誊写的卷子不是韩寒的字迹，是否从反面证明了韩寒短时间能背下来，还算记忆过人、比较聪慧?时过十五年，方舟子旧事重提，就是其中有猫腻的话，方舟子应先找掌控作文竞赛权力的主持人(或拟题人)，还是找当时的矇瞳少年韩寒?

　　二是韩寒十七岁写不出引起轰动的长篇小说《三重门》。这部小说我粗略地翻了一下，虽说内容与教育有关，终因代沟太大，未能卒读，准备留给孙子看。方舟子一口咬定凭韩寒的阅历和水平写不出那部长篇，故是其父代笔。这里，姑且不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从小又瞎又聋的海伦·凯勒竟掌握五种语言、写出十四部巨著，成为享誉全球的教育家，美妙绝倫的《二泉映月》的作者竟是瞎子阿炳，照方式“逻辑”推理，有几人会信?姑且不说方舟子本人也是奇迹的创造者，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中医数千年来一直服务于中国人，就是西医传入中土后，二者虽各有长短，但相为互补，从官方到民众无人生疑。但独具慧眼的方舟子却又独辟蹊径，专以西医之长，攻中医之短，一口咬定中医是“伪科学”。具有这等特异功能者，普天之下又有几人?就算《三重门》是韩父所创，其以父辈年令竟能惟妙惟肖地以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的眼光、口吻和思维，写出一部青少年欢迎的读物，也不简单。只要出版社没有因作者托名少年降低出版标准，买了这本书的读者不算吃亏。况且此书对现行教育体制的批判，真还有几分在理哩!对促进社会进步，还真有一定意义哩!当然，韩父写了这部书稿，如果作为本人或韩寒的进身之阶，送给组织部长、宣传部长或教育局长，甘当他人枪手，以此为自己谋个一官半职或为儿子换个保送上大学的名额，人们尽可谴责其心理阴暗操守低下或韩寒是个“假大学生”，但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故事都未发生。人们后来倒是听说了，此书用韩寒的名义出版后，在没有强令订购、摊派的条件下，还十分畅销，有大学中文系愿意破格录取韩寒，韩寒却放弃了。这件事放在一方面大学教育正堕落、一方面文凭迷信又盛行的彼时和当下，也不无冲击力吧!因此，就算韩父写了《三重门》用韩寒的名义发表，也是舐犊情深望子成龙或拔苗助长的家务事，没有损人害人，也难以引起群起效法，更没有产生恶劣的社会影响，旁人也不好说三道四。再说，在此之前，早就有人考证出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鲁迅的若干篇杂文实际上是瞿秋白写的，谁人又对他们说了个“假”字?再说，对写出“一师是个好学校”那种特优美字体的“研究员”，谁又怀疑过其真实水平?

　　三是方舟子从韩寒大量的小说、纸面文章、网文、微博中苦苦搜寻，用逻辑推理、对比分析、凭空想象、甚至有罪论定、逼人自证其罪等一切手段，硬说韩寒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有实力的“团队”。莫说方舟子指认有此“团队”的现有一切“证据”均不是第一手资料，真还难以令人信服。就是有这个“团队”，这个“团队”是杀人放火了?是制假贩毒了?是组织卖淫了?是欺行霸市了?是牵线卖官了?是恃强凌弱了?是诬构陷害了?方舟子为何对他或他们有如此深仇大恨呢?若说“做假”败坏道德人心，罪在该“打”，但方舟子费尽心思所找的“团体”，充其量是个“写作班子”。说起“写作班子”，稍微熟悉中国政治史文学史的人都会知道，这一类正式班子或准班子从古到今代代不绝。拿《论语》来说，众人皆认为创作权属于孔子，其实孔子门下贤人七十，弟子三千，“子曰”“子曰”的就出自众人之手。书中的论说前后自相矛盾之处多多，在行政主张上既有张扬民本的“仁者爱人”，也有维护专制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教育理念上既力主“有教无类”，又鼓吹“上智下愚”“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若照方舟子式的“打假”，一定会打出一个“假孔子”或一部“假论语”!照此看，“四人帮”比方舟子有见识，他们大权在握时也只走到批孔批论语这一步，还不敢开展“打假运动”从根子上把孔子推倒搞垮，为后来的国学(?)崇拜者们好歹留下了一点在国内外兴办孔子学院的根基!再说《吕氏春秋》，吕不韦先是经商，后是当官，他有文釆有时间完成这样一部洋洋大观吗?若照方氏及其支持者对“假”痛恨的模样，仅书名就假，不更该打?在现代社会，组成“团队”写作的就更多。如文革中威风八面写出一大批狗屁文章的“梁效”“罗思鼎”“石一歌”“高炬”“何明”“两报一刊编辑部”等等，都是众所周知的“团体”，八、九十年代为改革开放呐喊的“潘晓”“皇甫平”也是不久就公开了的“团队”，“毛泽东选集”中已有众多篇章现已搞清是旁人代笔，现在不少领导的报告讲话毫不隐晦是秘书或班子写的，就是《环球时报》一再专与民主宪政唱反调能妙笔生花的“单仁平”，恐怕在这家报社的工资花名册上也难以找到其大名。不知外国如何，反正“团队”写作是中国国情。《宪法》规定公民有创作自由、有结社自由，就是出个“韩寒团体”又咋的?

　　因此，韩寒背后有无“团体”，不是个问题，关键是这个“团体”怎样运作。对内，假若参加这个“团体”的有一定写作实力者，或困于名气小、或付不起版面费、或与编辑拉不上关系诸种原因，只能托用韩寒大名发表文章，韩寒给的报酬合理，这样的组合恐怕一般人都能接受。若韩寒既要名气又规定别人应大公无私无偿奉献而只能自己独享稿费，那就不对了。像韩父那样又有水平又不要报酬的特殊情况，按“疏不间亲”的处世哲学，五姓外人照说干涉不着。假若文章发表后引发问题韩寒不承担与署名权相对应的社会责任，冷眼相观的正义之士愤而揭露，也属应当。然而截至到目前为止，照“韩三篇”引发了那么大那么多的批评韩寒也未推出替罪羊的情况看，这种估计似太超前和科幻。对外，假若韩寒凭借“团队”写作优势，买通媒体，或用文章杀人，党同伐异;或用文章一味吹捧心仪的人、物、事，进而从中弁利;或用文章作晋升的敲门砖，谋职谋权;或用文联络，组织黑恶势力;或对异议者群起围攻，不许对方答辩……那么对韩寒及韩寒团队进行“打假”、审判甚至专政，笔者也莫不赞同。但，又是到目前为止，上述丑恶现象仍无一例发生!我看到的是，在文坛有了名气的作家韩寒并不像以剽窃出名的另一青年“作家”一样攀附钻营进了作家协会，且对不少码字的人十分向往的官养组织还时不时地冷嘲热讽!在社会上大有人气的“赛车手”仍然要在一系列拉力赛中靠实力拼搏，大赛组织者并没有慑于其人望每次都把最高的奖项颁给他!韩寒从这个“团体”中捞取了什么不当得利?这样的“团队”对社会有什么危害?

　　因此，评价韩寒及有待证实的“韩寒团队”社会价值的，仍然只能是那些用韩寒名义发表的文字。给陷于偏执的方舟子转述钱钟书先生讲的“认蛋不认鸡”的道理，恐怕他一时半会还接受不了，但我想绝大多数思维正常的人是能领会的。从人们对“韩三论”以前的韩寒文字看，大抵评价不错，我不必重复。“三论”之中，的确良莠参差，网上文章争议得相当激烈也很正常。善良的人们最担心的，莫过于他被“招安”，被真左伪左们当着又一块“打人的石头”。我的看法则比较平和，韩寒以前为推进民主宪政的文字大多值得肯定赞扬，他现在若执意要当五毛也是他的自由，反正中国已经有那么多的极左、五毛，不在乎多他一人。何况民主宪政是历史潮流，近一百年前孙中山先生就预言“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岂在乎一时人多人少势强势弱?若方是民先生真的志在“专职打假”，尽可找那些危害社会、悖逆世道人心的对象挑战，若只对韩寒情有独钟，也不妨从韩寒现有的文字中挑出自己不中意的部分给予认真有力的批驳。像如今这种毫无厘头的“打假”，既师出无名，惹人非议，自毁“打假斗士”英名，还让人生发出“捏软柿子”“专制打手”“无事生非”“恶意诽谤”“居心叵测”“围魏救赵”之讥，何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