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尿频的原因有哪些:郎咸平：我们能否安心退休吗

郎咸平说：为什么要改革养老金2011
2010年12月22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 继续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这是自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6年 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而且最近几次的上调幅度都在10% 左右。为何国务院如此重视养老金问题？我国养老金的实际状况到底 是怎样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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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安心退休么
文/郎咸平
2005年以来，国家连续6年7次提高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而且最后几次的上调幅度都在10%左右。国务院为何如此重视养老金问题？养老金的实际状况到底怎样？
按照现在的养老金情况来看，一旦退休很可能面临悲惨的生活。2010年3月29日有媒体发表文章说，如果退休以后每天只吃盒饭，需要100万元的退休金。现在一般盒饭的市场价格是10元，随着通胀率的不断上升，假如以4%来算，30年后盒饭的价格大概会涨到32元，如果一日三餐都吃盒饭，一天就需要100元，30年的盒饭钱就需要100多万元。当然，4%这个数字肯定是被严重低估了。
以北京为例，目前北京一个普通家庭1年的生活费是5万元，以更为严重被低估的3%的通胀率来计算，20年后要维持现在的生活水平，1年就需要9万元。假设离退休还有20年，退休后还要再活20年，需要的养老费用是242万元。按照现行的养老制度，如果月薪4000元，再假设薪水的涨幅和通胀一样每年涨3%。退休时养老保险金总共也只有37万元，但需要的费用却是242万元，连零头都不够。
我们看看清华大学养老金工作室提供的数据，2012～2017年，中国14～64岁的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5年，65岁以上的人口约为2.94亿。也就是说，现在是每10人中有1个老年人，但二三十年后，每10人中老年人的数量可能会达到4个，将出现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这对年轻的夫妇来说意味着每对夫妇要供养4个老人，你们怎么养得起？
我们再看看其他国家都是怎么做的。比如智利在养老金这方面做得就比我们好。其中有一条就是它们的社保基金经理人必须交纳他所管理资金的1%的个人资金做担保。比如你负责10亿美元的养老金投资管理，必须自己拿出1000万美元的个人财产作为担保。智利政府养老基金监管部门单独雇用审计人员、律师进行审查，而且养老金的投资交易当天上报，财务和资金情况要月报。也正是因为有这样规范的流程，尽管智利已经有几个养老金公司倒闭，但是养老金都没有受到损失。
我们的养老金全部统筹运用的结果就是，任何一个省跟任何一个市只有总量，其他所有的资料，如何投资、如何回报、如何使用，全部都不透明。社保局征收的效率极低，还要单独找一批人进行企业财务核算，监控企业工资，通过类似税务总局的征管软件去进行调查、稽核、征缴，这个过程中产生的费用都要从社保基金的收入中扣除。很多地方的社保返还率都不到40%，也就是说60%都被当成费用扣除了。需要花60%的社保金去做这种调研、征税的工作，这就是我们的社保金。
这个钱是可以省下来的。支出为什么这么大？因为既没有明确分工，也没有问责。最不合理的是政府根本就不鼓励大家存钱。我们的社会保险法规定，参保人交费年限满15年以上者，达到规定年龄后可以每个月领取养老金。交费不足15年的，可以交费到满15年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没有投资回报，也没有任何的政府鼓励。不过话又说回来，在现在这种体制之下，也没有办法鼓励大家为自己多交养老保险，因为交了，这个钱就直接进入政府的统筹账户里面去了，但少交还不行。这就是为什么大家只愿意交规定的数字，多交就亏了。
我们现在是在用年轻人交的养老金去补老年人的支出。玩的就是一个“庞氏游戏”，就是拿后面的钱补前面的，等到前面的退休金都被拿光了，并且现在的年轻人也退休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跟你讲，没钱了。目前就是这么危险。
当然，养老金也会破产。比如中国香港，2000年香港大学退休金破产时，学校竟然召回所有合同重签。过去答应给你的退休金，现在一笔勾销，不认账了。如果你不愿意重签合同，你就别干了。如果你想通过跟学校打官司来讨个说法的话，那你就得先想想自己是不是掏得起律师费。打不起官司只有重签合同。所以，像笔者这种级别的教授，本来可以拿到2000万港币退休金的，但是现在就只能拿20万港币了。
内地的养老金未来会是什么样子？如果继续这样下去，肯定会比香港地区还要糟糕。如果现在不解决养老金问题，这么多退休的父母亲怎么办？将来一对年轻夫妻要养12个老人。如果国家不趁现在把问题解决掉，将来怎么办？所有的担子全部都压在年轻人的身上。笔者建议最好对整个社保基金做一个改革，最起码每个人要有一个独立账户，而且这个钱是不可挪用的，然后让每个老百姓都知道自己存有多少钱。这是一切问题的开始，之后我们再慢慢规范，慢慢管理。当然，个人也要养成投资理财的好习惯，通过多种理财工具和产品，丰富自己的投资手段，在社保之外，自己动手为养老做好准备。也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够像温总理讲得那样，让每个人活得更有尊严。
先富勿以别人更穷为代价
2012年01月31日08:21  中国新闻周刊 郎咸平
各位读者可能会觉得很纳闷，我和杨瑞辉教授，作为喝着资本主义奶水长大的经济学家，怎么会写这本关于马克思理论的小册子。其实理由很简单，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以自由经济思想主导的三十多年经济改革的结果，促使我们不得不回过头来研究马克思的相关理论，反思中国三十多年改革的路径选择。
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实我从大学就开始慢慢接触马克思理论，可是由于水平有限，一直无法领略其思想的本质。读硕士研究生的时候，我修了一门一位德国教授Alois Wenig开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课程，我很震惊地发现这位教授竟然用多变量微积分解释《资本论》，而且Wenig 教授就把马克思的理论当成经济理论教学，这位德国教授在课堂上告诉我们马克思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当时觉得德国人自己追捧德国人马克思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还是领略不到马克思的思想本质，只是更进一步地了解了《资本论》可以用数学来解读。期末考试的时候，这位教授出考题要求我们用数学解答《资本论》的几个问题。不瞒各位读者，我们全班同学，包括我在内，没有一个人答对任何一题。最后Wenig教授要求我们全班补考，我只得了35分，这门课的成绩不是太理想，只是教授比较客气，没把我们全班给当掉了。以后我请求这位教授帮我写推荐信申请美国的大学，教授很客气地对我说，我很愿意帮你写推荐信，但是你的水平有限，你只能申请二三流的学校。所以我能进入世界一流名校沃顿商学院读书是一个我到现在都不能解释的奇迹，至少教过我的老师都是这么认为的。不过命运就是这么有趣，我在纽约大学教书的时候，Wenig教授也到纽约大学访问，他看到我时的眼神除了有看到老学生的兴奋之外，我还清楚地看到了他的迷惑。
我进入沃顿商学院以后，经常在经济系修一些经济学的课，当时我想去修两门课程，一个叫经济思想史，一个叫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可是开课第一周我就打了退堂鼓，因为数学之难、理论之艰深让我感到痛苦万分，可我还是决定旁听一个学期，当然马克思的理论又是其中的重要主题。由于我本身的水平实在有限，我当时只能对马克思理论进行技术性数学化的理解，而完全无法参透其中的玄机。我当时就已经了解了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几乎都在1950年之后得到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证实，而这也是我这本书的主题之一，就是向各位读者介绍如何用现代经济理论和数学解读《资本论》。出乎读者意料之外的是现代经济学竟然证明了马克思的三卷《资本论》的正确性。
我拿到博士学位的二十多年后，整个学术理论体系逐渐成形，我对于马克思的理论精华也渐渐地开始理解了。我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期间，经常和同事杨瑞辉教授喝茶讨论马克思。杨教授的知识非常渊博，我从和他的持续对话中终于理解了为什么对话(dialogue)这么重要，这也是柏拉图对话集的重要意义，因为相互的对话、讨论、激辩才能形成辩证(dialectic)， 我也开始慢慢地理解了马克思承袭康德、黑格尔等人而自成一派的唯物辩证法。我们在这本书中将马克思这一一脉相承的哲学思想以最简单的方式介绍给读者，而且以此为基础，我们开始讨论从马克思年轻时代始马克思的思想精髓到底是什么。我们查证资料发现，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是他想达到和谐社会的一个手段，他这一生真正追求的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但是当我读完他的著作之后立刻有了一个疑问，以马克思的聪明才智而言，难道他真的相信透过共产主义可以达到和谐社会的目的吗?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研究马克思从年轻到去世的所有著作之后发现，他年轻的时候是个充满激情、乐观的年轻学者。但是到了晚年，他不但深受病痛折磨，而且儿女的过世让他难以承受打击，性格开始转向悲观，而且痛恨命运的无情，甚至痛恨他晚年所经历的资本家的贪婪霸道。最后，他从根本上放弃了改革资本主义的可能性而走上了一条革命的道路，就是资本主义必定灭亡，而由共产主义所取代。但是目前，资本主义不但没有灭亡，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老大哥竟然轰然垮台。
难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没有正确地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吗?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三卷《资本论》的理论。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揭示了剩余价值是如何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产生的，而资本家则无情地占有了工人创造的剩余价值，现代经济学基本证明了这个观点的正确性。但是马克思接着证明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必然导致社会矛盾的加剧，并最终孕育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资本论》第二卷指出资本逐利的天性一定会导致再生产失衡和经济危机，马克思的这个观点后来也被经济学家证明是正确的，而且资本主义确实也发生了危机，例如1929年经济大恐慌和2008年的金融海啸，但这些危机绝不足以说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资本论》第三卷指出资本家必然进行越来越多的资本密集型投资，从而导致利润率的必然降低，这个观点也在日后被证明是正确的。不过，在现代社会，持续的创新可以享受高额利润率，直到更多人跟进模仿，然后行业利润率才下降，因此美国就是透过不断的创新，例如互联网，维护美国资本主义的霸权地位。因此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必然崩溃的说法只存在于《资本论》第一卷，可是马克思并没有意识到他过世之后，资本主义透过进一步的民主与法治保护了工人的利益，从而避开了《资本论》第一卷的诅咒。
我实在很难想象，马克思这么严谨的学者竟然没有用他的唯物辩证法推理出民主与法治可以避免资本主义的崩溃。经过我们的研究，是可以推理出这样的结论的。所以在此书中，我们想重塑一个马克思，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分析《资本论》所谈到的欧洲的历史，希望能够重新塑造马克思的思想，以解答为何资本主义能持续领导世界。我们详细分析了欧洲一千多年的历史之后，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惊人的结论，那就是“现存所有社会的历史都是通过提高民主和法治水平来遏制腐败的阶级斗争史”。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够存活至今就是因为在马克思过世之后，欧洲透过了更进一步的民主和法治控制了腐败，从而挽救了马克思时代的资本主义。而苏联的解体并不是因为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有什么错误，而是因为苏联没有遏制腐败，违反了马克思的理论。
当然，谈到马克思就不能不谈亚当·斯密，他被誉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的思想孕育了自由经济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重新阅读《国富论》之后，我相信大家一定会震惊不已。斯密应该重新被定位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来源之一。当时英国庞大的资本家集团腐蚀了英国的议会以致通过了许多压抑劳工、图利资本家的议案，同时英国的资本家透过大英帝国的扩张，掠夺了大量殖民地，甚至使得大英帝国的子民也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因此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如同马克思一样痛斥资本家剥削工人，他不仅对工人的贫困痛心疾首，也痛切地感受到他们心智的衰退;他还强烈谴责资本的贪婪摧毁了资本家的灵魂。同时，和列宁一样，他也谴责帝国主义剥削殖民地人民，而且帝国主义自身的工人也遭受了严重剥削。亚当·斯密撰写《国富论》的目的根本不是鼓吹资本主义，反而表现出像马克思一样的悲天悯人的胸怀，他反对政府腐败地使用政治权力，认为市场有只“看不见的手”，所以个人追求利益的行为，就能使得整个社会得益，因此他才要求政府退出经济舞台，不要干涉经济的自然运作。
我们比较了马克思和亚当·斯密的理论之后，发现两个伟大思想家的思想竟然如此类似，马克思透过“民主和法治”打击权力的腐败，而亚当·斯密则是透过“看不见的手”打击权力的腐败，但是这两位悲天悯人的大思想家打击权力腐败的终极目标都是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和谐的社会”，而亚当·斯密称之为“社会整体利益”。请问各位读者，这两位学者到底谁是右派，谁是“左派”?这么看来，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所谓的“左”和右的争论是多么的幼稚可笑!基本上都是把手段当做目的的僵化思维模式。以“左派”所尊崇的马克思为例，把他的共产主义手段当成了目的，而完全忽略了民主和法治的手段以及和谐社会的目的，从而造成了改革开放之前无民主、无法治的“左”的错误，导致了整个社会的僵化，破坏了社会的和谐。但是对于改革开放之后横行了三十多年的新自由主义的右派而言，他们把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当成目的，否定政府的一切干涉，忽略了社会整体利益。例如，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市场都没有全面进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公共部门，而在中国，在新自由主义的误导下，政府全面退出公共产品部门，从而造成了房改之后住不起房，教改之后上不起学，医改之后看不起病的社会不公现象。而这些改革的结果忽略了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图利了少数人，而改革的成本却由全社会来承担。我们必须打破这种错误的非“左”即右的二元思维模式，切割“左”和右的思想羁绊，这也是我们写作这本小册子的重要目的。
既然切割了“左”和右的错乱思维，在经济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应该如何理解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呢?其实对于不同的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也应该有着不同的阶段划分，以现实意义而言我认为应该以“追求公平”为现阶段的执政目的，只有在公平的基础上，才能追求效率。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应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是其他人不能更贫穷。只有这么做才能达到马克思的和谐社会和维护亚当·斯密的社会整体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