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茄蛋花汤的做法窍门: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

序言

　　跟曾国藩学智慧，向胡雪岩学绝学

　　“做人要学曾国藩，做事要学胡雪岩。”这句百年以来流传于民间的谚语，深刻地揭示了精通内圣外王之术的中兴名臣曾国藩和深谙智慧权谋之术的红顶商人胡雪岩在人们心中的神圣地位，也明确地指出了曾国藩做人以及胡雪岩做事在为人处世方面对人们的影响。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在滔滔的历史长河中，建立丰功伟业，能够不让人们忘记的人物又有几个？而曾国藩和胡雪岩就是那些无法让人忘却的历史人物。曾国藩，从一个山村穷秀才，一步一个脚印，成为“中兴第一名臣”、“大清圣哲”。毛泽东年青时就说过：“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而蒋介石则认为曾国藩可以做自己的老师，并将《曾文正公全集》常置案旁，终生捧读不辍。胡雪岩，从一个身无分文的钱庄小伙计，赤手空拳在乱世中开辟出自己的一番天地，成为名扬天下的“一代臣贾”、“红顶商人”，他传奇的赚钱神话使得无数人为之痴迷，成为所有商人的终极梦想。

　　没有谁轻易让人们奉为圭臬，没有谁轻易在历史上刻下名字。他们两个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是因为他们拥有与众不同的做人做事绝学，才使得他们能够从芸芸众生中脱颖而出，成就其他人难以建立的功业。这些绝学是他们跨越各种艰难险阻、历经无数成败得失而总结出来的，是他们人生的智慧谋略的深刻体现。这些绝学既体现了他们对中华5000千年传统智慧的独特性应用，又展示了他们对于人情世故的创造性见解。这些绝学不但是每一个想达到内圣外王之道的人所应遵循的道路，也是每一个想建功立业的现代人应学习和掌握的智慧。

　　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绝。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了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圣贤。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以求取得最优的结果。曾国藩的明识晓义之道，是其获得成功的法宝。他做人做事深明大义、晓明大体，更难得的是他拥有过人的先见之明和知人知事之明，其高明精明可谓是无人能及。

　　　　曾国藩的坚忍挺立之律。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曾国藩的文治武功，得力于“挺”字诀尤多。“挺”字之用，并非全凭威猛，主要表现在明辨大局，挺身而出，敢于担当；遇到艰危时刻，挺然而立，坚忍卓绝，不动摇，不气馁；形势有利，则一往无前，挺进不疑。曾国藩的一生处处体现出“挺”字精神。

　　　　曾国藩的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是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所以，一个人要识好歹，明时务，知进退。曾国藩在为人处世过程中坚持以退为进的策略，平时善于藏住自己的锋芒，善于明哲保身。羽翼未丰时绝不乱动，坚持龙蛇屈伸之道，这使得他能够安全渡过各种险恶之途，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的借人成事之功。单打独拼不能成就大业，成就一番事业需要众人的合作努力。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曾国藩以儒臣督师，削平大难，蔚成中兴之业，离不开他的借人成事之功。他的知人之明、用人之智和树人之道，都是想成大事者必须学习的法宝。

　　　　曾国藩的冲淡平远之境。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精神就会被受到牵累，常因一些不愉快之事而耿耿于怀，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因此，人要有平淡的心境以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得人生之极乐。

　　曾国藩的务实力行之义。言易行难。世界上的事，没有什么可一蹴而就，都要经过由小而大、不断积累的过程。如果只向大处看，而不从小事上着手，就会犯一屋不扫而扫天下的毛病，最终会让自己两手空空。曾国藩主张实事求是，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认为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长久。纵观曾国藩一生各方面的成就，都体现了他务实力行的功夫。

　　胡雪岩的打造名气之法。名气就是财富，品牌就是资源。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公司的发展而言，良好的名气和品牌是不可或缺的。胡雪岩对于这一点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先做名气后赚钱，用力打造自己的金字招牌，利用绝招做好自己的门面，还通过行善仗义来传播美名，这些使他的生意兴隆非凡，财富也就随之滚滚而来。

　　　　胡雪岩的谋而后定之绝。“谋，而后定；不谋，而衰矣”，“谋深，虑远，成之因也”。这是《菜根谭》谋略篇中的两句论断，它深刻地揭示了谋与虑在成功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胡雪岩在做事的过程中充分运用谋略，凡事都力求做到深谋远虑，盘算局势，先谋再战，从而使得他能够占领生意场上的制高点，谋取做事过程中的主动权，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胡雪岩的圆融处世之术。圆融处世，方能谋得各方人脉，也才能在遇到各种困难时，应付自如，左右逢源，化险为夷，为事业提供难得的保障。纵观胡雪岩的一生，他在为人处世方面做到了圆通、圆活、圆融、圆满，这使得他结识了众多的商业朋友、社会朋友以及官宦朋友，从而使得他在人生旅程之中如鱼得水，在各种困难面前游刃自如，成为了一个为人处世的绝世高手。

　　　　胡雪岩的借势乘势之智。一个人的事业能够取得相当的成就，是时代、环境和个人禀赋共同作用的结果。成功的人士善于从生活中发现各种各样可以积蓄成势、为自己所用、使自己可以乘势而进的力量。胡雪岩能够在乱世中把生意做得红红火火，越做越大，富可敌国，其突出特点就在于他非常善于取势用势，官场势力、商场势力、洋人势力和江湖势力他都要。他充分调动和利用这些势力为自己服务，终于成就了他的宏图伟业。

　　胡雪岩的因人致用之慧。韩非子说：“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意思是说，只会用自己力量的人，是下等君王；能用别人力量的人，是普通君王；善于激发臣下智慧的人，才算得上高明的君王。韩非子告诉我们，作为一个领导人，虽不能事必躬亲，但必要善用他人。胡雪岩成为一个集钱庄、丝行、典当、军火、粮食、房地产生意于一体，经营范围涉及浙江、江苏、上海几乎半个中国，甚至还把手伸到外国人那里去的红顶商人，其秘诀就在于他因人致用，集中众人力量为己所用，从而创造出经营上的奇迹。

　　　　胡雪岩的有胆有识之举。人生无处不风险，不敢承担风险，唯唯诺诺，终不会有大气候，要想出人头地、称雄一方就必须具备大气魄、大胆识和果断的豪情。胡雪岩的成功就是因为他有胆有识，敢于冒风险。他经营的钱庄、药店、典当、军火等生意，以及向洋人借款等等，都是有一定风险的，但他拥有过人的眼光，敢于刀口舔血，这让他屡屡成功，成为一代商家巨贾。

　　　　胡雪岩的守信谋利之德。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一个不能仗义而行？全无诚实可言的人，一定会为众人所不齿。经商之道也就是做人与待人之道，如若人际关系处理不好，顾客将丧失，同行将敌视，只有破产路一条。反之，则定会生意兴旺。胡雪岩在处世经商过程中，始终坚持从正道上取财，重信讲义，言出必行，恪守守信谋利之道，这不仅为他带来了至上的信誉，也为他带来了长久不衰的滚滚财富。

　　　　胡雪岩的寻机运机之妙。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机遇是决定命运的一个关键因素。但机会只有对于那些善于发现机会并且能够很好地去抓住机会、利用机会的人，才称其为机会。胡雪岩从一个乡间的无名小卒到杂粮行打工者；从钱庄学徒到业务经理，再到资助王有龄；从依靠他人开钱庄当老板到成为红顶商人、江南药王，这与他的寻机运机之妙是分不开的。他牢牢抓住机会，把握住每一个对自己有利的信息，在没有机会时创造机会，在抢占机会时行动果断，从而成为当时的全国首富。

　　　　尽管曾国藩、胡雪岩他们所在的那个朝代距今已有百余年，但他们的绝学却仍是我们今日不可抛弃的法宝，他们历经风吹浪打之后留给我们的处世瑰宝，是那历史天空永远熠熠生辉的启明星。

　　　　问世间，道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朋友，如果你是那智慧之道、成功之道的追寻者，那么请认真阅读此书，汲取其中的智慧并践行其中的道理，开创属于自己的传奇，成就自己的梦想，不愧于这伟大的时代吧！

　　 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 第一章

　　上篇做人要学曾国藩

　　——曾国藩做人的八大智慧

　　谨始慎终之绝: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

　　和气致祥之妙: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

　　明识晓义之道:世界之事，总是变化不定，这就要求人们根据自己的实际地位和客观条件，对不同的问题采取不同的对策，明智地做出自己的决策和行动。

　　坚忍挺立之律: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才有成事之希望。

　　以退为进之策:“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人无论有多大的实力，他总是受周围环境及诸多因素的制约，不可能为所欲为，如果一意孤行，最后吃亏的还是他自己。

　　借人成事之功:一个人的能力再大，也终究有限，只有那些善于用人之长以补己之短的人，充分借助他人力量的人，群策群力，才能成就伟业。

　　冲淡平远之境:一个人如果对世事不能看得平淡，那么他的心境就会被外物所扰乱，从而直接影响到他待人接物、处世治事的好坏成败。

　　务实力行之义:言易行难。不讲空言，是做人第一义，只有脚踏实地，从浅处、实处着手，事业才可大可久。

　　第一章

　　曾国藩的谨始慎终之绝

　　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与其谨慎程度成正比。《管子》中说：“其所谨者小，则其所立亦小；其所谨者大，则其所立亦大。”谨慎是成大事之人不可缺少的素质。人生之路，慎一分者得一分，忽一分者失一分，全慎全得，全忽全失。诸葛一生唯谨慎，曾国藩以其为人生楷模，以“慎”字撑起了人生之舵，谨言慎行、谨始慎终，这使得他能够从各种危机中从容度过，成为一代圣贤。

　　时刻做到谨行慎思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湘军创建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人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的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非常渺茫，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的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结果吃了不少亏。待得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强和敢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随着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署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更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曾国藩比较敬重他。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岂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阁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仍能够垂帘听政，但不会太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到那时候，她将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了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奏了曾国荃一折，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的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可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 (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身节俱全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庭，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泉，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也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便写下来警告自己，写下来后再重蹈覆辙，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

　　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的特点是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从立下了这个毒誓之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

　　多言有许多害处。

　　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

　　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的心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会虚心。

　　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

　　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重要的要求。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

　　“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被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做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曾国藩的弟弟）长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恨，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

　　可能是曾国藩担心曾岳崧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是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兄长的左膀右臂。一开始，因不熟悉官场规律，也是多嘴多舌，言语无忌。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是否北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作文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1870年因曾国藩推荐而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教育，建树颇多。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

　　【曾国藩做人语录】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勤字所以医惰， 慎字所以医骄。

　　“骄兵必败”，军事上许多失利往往由“骄”字而生。许多人经受得了失败的打击，却受不了胜利的冲击，取得了一点胜利，就忘乎所以，结果由胜转败，留下了遗憾。

　　明朝人周承帮在其所著的《兵家要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惜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意，故卑其辞而隆其礼，佯为败而示其怯……使我将骄卒惰，方始乘之。”他详细地分析了兵家因骄而败的规律。骄兵所以必败，因为轻忽，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所以易为敌人所乘。

　　曾国藩深悉骄者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华而败者，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他又说，古来凶德致败，不过二端，一为长傲，一为多言。不仅用兵如此，做人、为官、处世，无不如此。同治六年(1867)，他总结僧格林沁在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认为是由于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轻兵急进而致败。他告诫湘军将领蒋益澧说：“从古兵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所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

　　不过，有些将领还是未听曾国藩所劝，轻易出兵，接连有郭松林遇伏，所部损失大半，张树珊、彭毓橘兵败身死的教训。

　　曾国藩因遭遇过太多的失败，所以性格日趋谨慎。他认为，“慎”字是治疗骄病的良方，可以使人立于不败之地。他曾对心腹幕僚李榕说过：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 “勤”字所以医惰， “慎”字所以医骄……以“诚”字为之本， 以“勤”字、 “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以“慎”字医“骄”，曾国藩主张用兵以稳慎为基础，得一“稳”字诀，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给吴国佐的信中说：你部新集中的部队，宜合不宜分，应当在徽州坚筑营垒，戍守城垛，“以'立于不败’四字为主”，如果没有十分把握，只能专保郡城，不可轻易出击。但吴国佐自以为善于用兵，没有听曾国藩的劝告，轻出应敌，惨败而归。

　　曾国藩坚决反对单兵轻进，认为这是轻敌致败之兆。他主张合兵一处，因为合兵就像握紧的拳头，势力既强，可战可守，可进可退。而如果分兵，就像五指张开，虽然灵活，但力量分散，易于受伤。为此，他主张在兵力不足时，宁可合兵坚守一处最重要的地方，放弃其他次要的地方。这一稳扎稳打的战略，后来被总结为湘军制胜的秘诀。

　　曾国藩的谨慎并非是胆小怕事。谨慎为他赢得了深思熟虑的时间和余地，也为他避免太多的失败提供了保障。他不仅用兵谨慎，为官同样谨慎，戒骄戒躁。咸丰十年（1860），鲍超因功由总兵升为提督，露出骄傲的情绪，曾国藩立即写信告诫他说：

　　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

　　此处所谓谨厚载福，即是说以谨慎纠自满之弊，才可保福避祸。一年后，曾国藩又给鲍超写信，重述了一遍，将这番道理归纳为“小心大度”四字。其中“小心”，即指谨慎，用以防止骄傲、轻忽。甚至对得意弟子李鸿章，他也如此告诫过。

　　曾国藩用兵由败转胜，为官常保不败，为后人所称羡。实则其根本一条，就是“慎”字诀。民国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就做出过这样精当的断语：“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慎于独处，事事检点自己

　　【曾国藩做人语录】

　　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做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写道：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除了慎独之外，曾国藩还把每日三省作为每天必行的修身方法。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

　　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的这两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两条是很有用的。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被人们所淡忘，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做人语录】

　　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庆。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旋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富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1856）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 “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 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榕等人均与曾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

　　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1852）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无论从年龄还是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1861），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让他做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1860）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富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攻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奕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利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 (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和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

　　“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奕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小心守护，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

　　心存畏慎者居高不危

　　【曾国藩做人语录】

　　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曾国藩时常担心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使他更加担忧。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邓汪琼写信，请他多提谏言，信中说： 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各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时时反省自己的“慎”字诀更是有效。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简直受宠若惊。然而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都找不到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几个月间，朝廷数次封赏，被任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按察使，赏穿黄马褂。曾贞干以同知直隶知州选用。但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告诫高官难做，要谨慎行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二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接连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次年正月初一，曾国藩被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授为浙江按察使。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此时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垂帘听政，顾命八大臣四死四革。曾国藩之所以畏惧，也是有前车之鉴。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经过一番自我检讨，他认为尚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年年底，他给曾国荃回信说：

　　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极是极是。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从此信来看，曾国藩还是有自信的。但宫廷权力结构的变化再次使曾国藩警惕起来。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则操持大局。奕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又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当时的“洋务运动”，京城以奕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1865年后，奕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

　　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为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

　　精通官场世故的曾国藩果然没有猜错。不几日，他又收到京报，清楚登载了革除恭亲王差事的谕旨。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了他当时惊心动魄的感觉：“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其心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奕位极人臣，而且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仍有覆败之日，曾国藩自己既非满人，又手握重兵，官居极品，如何不忧?发生了这件事后，他更加谨慎。每有封赏，他的担忧就加深一层。平定太平天国后，他被封为一等侯，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都被封为伯。不久，又在他们的爵位上加封不同字。曾国藩在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鸿章在伯上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此时曾国荃正受到朝野攻击，曾国藩惊惧不安，便是为此。

　　曾国藩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对此，他早有警惕。就在1864年初，他就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第二章

　　曾国藩的和气致祥之妙

　　和则未有不兴，不和未有不败。成事之要，首先在于人和。在为人处世上坚持“和”字，是一种深刻的人生智慧，是一种极高明的处世策略，这样可以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达成己事。曾国藩在待人接物中坚持和气；在治家理政中坚持和睦；在价值取向上表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坚持“中和”等，这使得他获得了家人、朋友、上级和下司的鼎力支持，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待人以诚以恕

　　【曾国藩做人语录】

　　雅量虽由于性生，然亦恃学力以养之，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度量闳深矣。

　　俗话说，“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敌人多堵墙”。因此，如何与人相处，使自己的事业有一个良好的人际基础作为支撑，而不是到处树敌，使自己寸步难行，是一门深奥的学问。曾国藩在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就是，宰相肚里可撑船，待人以“宽恕”二字为准则。他认为为人处世应该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怨天尤人。能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的人，最终也不能立己达己，历史上的无数事实充分地证明了这点，因为“如果无故而怨天，则天必不许；无故而尤人，则人必不服。”这种为人处世的方式不但为曾国藩赢得了人格魅力，也为他最终成就事业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曾国藩为人的品德集中体现在他正确地处理与左宗棠的关系上。曾国藩为人拙诚，语言迟讷，而左氏恃才傲物，又好直言不讳，因此他时常有得罪曾国藩的地方。咸丰四年四月，曾国藩初次出兵，败于靖港，投水自尽未遂，回到省城，垂头丧气。左宗棠就责备曾国藩：事情还未到不能办的时候，自寻短见是不当的行为，何必出此下策。这使得曾国藩无言以对。咸丰七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瑞州营中闻父丧，立即返乡。左宗棠认为他不待君命，舍军奔丧，是很不应该的。湖南官绅对此也哗然应和，这也使曾国藩颇失众望。

　　但曾国藩做人却不计前嫌。第二年，当曾国藩奉命率师援路过长沙时，特登门拜访，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联，求左宗棠篆书，表示谦抑之意，使两人一度紧张的关系趋向缓和。

　　曾国藩的宽宏大度还表现在咸丰十年后他对左宗棠的举荐上。在这以前，曾国藩也曾举荐过左宗棠。例如，咸丰六年正月，曾国藩奏左宗棠接济军饷有功，因而，朝廷命左宗棠以兵部郎中用。但左宗棠性情刚直，又得罪了不少人，在湖南“久专军事，忌者尤众”，于是碰上了樊燮事件。樊燮为永州镇总兵，其私役兵弁，挪用公款，左宗棠为此代巡抚骆秉章拟奏折请将樊燮撤职查办。谁知樊燮受人唆耸，向湖广总督官文反告左宗棠。左宗棠被迫于咸丰十年正月离开长沙。他三月三日到达湖北襄阳，当时，正值襄阳大风雪，左宗棠想跻登庙堂之上，深感帝乡不可期，拟委身江湖之远，又忧谗畏讥。

　　当时，曾国藩驻军宿松，胡林翼驻军英山，议欲分三路进攻安庆。左宗棠来营暂避锋芒，曾国藩热情地接待了他，并连日与他商谈，曾国藩在左宗棠极其潦倒，“四顾苍茫”的时候，向左宗棠伸出了援助之手。并且上奏说：“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当此需才扎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清廷接到曾国藩上述奏章，于四月二十日，谕令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曾国藩襄办军务”。左宗棠因而正式成了曾国藩的幕僚之一。曾国藩立即让他回湖南募勇开赴江

　　西战场。过了几个月，左宗棠军在江西连克德兴、婺源，曾国藩立即于十一月二十八日专折为他和部属报功请赏，并对他的战绩推崇备至，左宗棠因此得晋升为候补三品京堂。

　　咸丰十一年四月初二日，曾国藩又上奏请“将左宗棠襄办军务改为帮办军务”。朝廷也立即照准。这年十一月十六日，曾国藩根据闽浙总督庆端、浙江巡抚王有龄之请，奏请派左宗棠援浙，并将在江西广信、广丰、玉山、饶州和安徽徽州等地的陆军及昌国内河水师，统归左宗棠就近节制调度，使左宗棠开始拥有较大的军权。但左宗棠还未奔至杭州，杭州已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太平军占领，杭州将军瑞昌与浙江巡抚王有龄均死于战事。于是曾国藩第四次上奏保举左宗棠。他于十二月十二日向左宗棠通报说：“浙江竟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失守，六十万生灵同遭浩劫，天乎酷哉!弟于二十五日复奏统辖浙江军务，已附片密请简阁下为浙江巡抚。无论是否谕允，目下经营浙事，全仗大力，责无旁贷。”

　　果然，左宗棠于次年二月即受命为浙江巡抚，并根据曾国藩的奏请，朝命左的部下蒋益澧为浙江布政使。曾国藩一方面请求辞掉自己节制浙江军务的谕令，一方面把左宗棠推到了浙江的最高位置上。他在奏稿中写道：“以臣遥制浙军，尚隔越于千里之外，不若以左宗棠专为浙省，其才实可独当一面。”曾国藩如此谦让，又如此真心实意地为清朝廷保举人才，心中哪有半点对左宗棠的嫌隙之意?

　　同治二年三月十八日，左宗棠被授命任闽浙总督，仍署浙江巡抚，从此与曾国藩平起平坐了。三年之中，左宗棠从一个被人诬告、走投无路的人，一跃而为封疆大吏，这样一日千里的仕途，固然出于他的才能与战功，而如此不断地报功保举，也只有曾国藩才能做到。所以，左宗棠在挽曾国藩的联中，深情地写道：“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

　　时人及后世常爱谈曾、左交恶。其实二人虽仅止于有龃龉，内里却交情至深，正如左宗棠自己所说的“同心若金，攻错若石”。共同的事业——中兴清室使他们走到了一起，因而成为历史上的一段佳话，这也正是曾国藩“待人以诚恕”的最好例证。

　　大力结交有志之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在世，个人不可成事也。欲成大事，须营运关系，借他人之力以成自己之事。

　　在曾国藩看来，立志对一个人来说无疑是最重要的。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

　　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曾国藩本人有高远之志，人以类聚，物以群分，在他身边也结集了不少有志之士：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长沙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赴京科考，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因为三人志趣相投，于是“为昆弟交，以学问相切磨”。这三人“均志大气盛，自视颇高，以著述立言相期许”，“其志不在温饱”。他们经常一起砥砺志向、学问，彼此都从中获得很大的启发和激励。后来，此二人皆成为曾国藩政治、军事生涯中的重要助手。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京经由郭嵩焘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天下承平已久，众人都十分惊异曾国藩的评语。江忠源因为有血性，有胆识，被曾国藩视为必诚必信的侠义之士，京中绝无的人才。后来，江忠源成为湘军的重要干将，官至巡抚，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败自杀。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同是湘乡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柱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则露宿达旦”。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是宋儒，时人非常推重他的道德学问。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却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曾国藩对他十分敬重，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太平军攻入湖南后，罗泽南在家乡率领自己的学生组织团练抵抗太平军，后来成为曾国藩创办湘军的基本力量之一。罗泽南不久在与太平军的战斗中战死，他的学生王鑫、李续宾、李续宜等，后来都成为湘军的主要将领。

　　曾国藩结交的这些有志之士，为他事业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家和则福自生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

　　中国文化以“和”作为重要的价值取向，“贵和谐，尚中道”，与西方文化重“分别和对抗”形成了相异成趣的文化传统。“和”在待人接物中体现为“和气”；在治家中体现为“和睦”；在成人取向上体现为“和谐”；在自我修养上体现为“中和”，即“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不同的事物相配合达到平衡叫“和”，“和”能产生新事物；相同的事物累加只有量的变化而没有质的变化。重“和”去同，肯定事物是多样性的统一。儒家思想“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悖”的“太和”境界“兼容并包，遐迩一体”，着重宇宙自然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及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为、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军、治家上重“和”，精诚团结，终于成就了一番伟业。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曾国藩在治家方面也颇有心得。他说：

　　家和则福自生。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阋墙，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曾国藩全家兄弟姊妹共九人，曾国藩作为长子，对待兄弟竭力爱护，而不是姑息纵容。他常说：“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曾国藩无论在京做官，还是戎马倥偬，总是百忙中写信教导诸弟做人，督促他们的学业，尤其注重孝友耕读，绵延世泽。他说：

　　学问即在家庭日用之间，于“孝悌”二字上，尽一分便是一分学，尽十分便是十分学……务使祖父母叔父母无一时不安乐，无一时不顺适，下而兄弟妻子，皆蔼然有恩，秩然有序，此真大学问也。

　　曾国藩兄弟五人有四人上了战场。曾国华战死三河镇，曾国葆病殁天京围，以曾国藩、曾国荃成就最大。曾国藩家书致曾国荃最多。曾国荃勇且狂，曾国藩既为之喜又为之惧，百般维护。为避猜忌，“晓得下塘，须要晓得上岸”，曾国藩一度要自愿牺牲，退出仕途，以成全曾国荃的发展。另一个弟弟曾国潢则长期操持家事，解除兄弟们治军从政的后顾之忧。 “凡家道所以可久者，不恃一时之官爵，而恃长远之家规；不恃一二人之骤发，而恃大众之维持。”亲人之间当坦诚相待，相互帮助。曾国荃就给曾国藩提过意见，说他表情太严肃，常给人下不了台，在兄弟骨肉间也不能营造活泼的气氛。曾国藩虚心听取。

　　“和气致祥，自有可昌盛之理。”曾国藩教子“爱之以其道”。他教育儿子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居家持勤持俭戒奢戒傲。曾国藩“身教重于言教”，常从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以商讨研究的口吻，指出儿子在学习中的进步和不足，收效显著。曾国藩曾说：

　　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

　　正因为有曾国藩的这种警醒，才使得曾家成为罕见的特例：曾国藩封侯拜相；两个儿子中，曾纪泽成为清末颇有影响的外交家；曾纪鸿有极高的算学天赋，是清末著名的数学家。其第三、四代也人才辈出，成为一个百年常盛家族。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

　　【曾国藩做人语录】

　　为之不厌，即取人为善也；诲人不倦，即与人为善也。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源自《孟子》。曾国藩继承这个思想并对其做了详尽的解释：“思古圣人之道莫大乎与人为善。以言诲人，是以善教人也；以德薰人，是以善养人也，皆与人为善之事也。然徒与人则我之善有限，故又贵取诸人以为善。人有善，则取以益我；我有善，则予以益人。连环相生，故善端无穷，彼此挹注，故善源不竭。君相之道，莫大乎此，师儒之道，亦莫大乎此。”这段话是说孟子强调虚心采纳别人的意见，在曾国藩那里，取和予成为相互推动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

　　与此同时，曾国藩把“与人为善，取人为善”确定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根本原则。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九弟来久谈，与之言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之道……无论为上、为下、为师、为弟、为长、为幼，彼此以善相浸灌，则日见其益而不自知矣。

　　曾国藩在与人交往、处理政务的时候就坚持实践这一原则，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1859年曾国藩在给部下的一封信中写道：“前曾语阁下以取人为善，与人为善……以后望将取诸人者何事，与人者何事，随时开一清单见示，每月汇总账销算一次。”可见，曾国藩把处世的原则化为处理政务的方法了。

　　“与人为善，取人为善”是曾国藩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使得曾国藩的事业人才聚集，逐渐兴旺发达起来。

　　曾国藩与人为善的事数不胜数，他的幕僚对曾国藩尊敬有加，甚至崇拜他，事事效法他，把曾国藩当成为人处世的楷模。他们中有的学习曾国藩坚忍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勇毅的性格，有的学习曾国藩的坦诚和宽容大度。

　　曾国藩取人为善的事例也很多，如接受别人的谏言、采纳家属的意见、婉辞皇帝的圣旨，等等。大事如此，一件小事，如免“进场饭”也能说明曾国藩的取人为善。

　　曾国藩遵循父亲的教诲，天不亮就起床，随后即用早餐。在东流大营时，幕僚欧阳兆熊及李肃毅、程尚齐等人认为晚睡早起太辛苦了。曾国藩知道后，戏称早饭为“进场饭”。

　　在湘军克复安庆后，欧阳兆熊置酒为饯，在席间欧阳兆熊婉言提出自己的想法：“早晨起得太早，也太辛苦了，不如'进场饭’就免了吧。”曾国藩笑着答应之，其实曾国藩早就意识到大家都对“进场饭”有意见了。

　　免“进场饭”这件事虽小，但由此可见曾国藩善于接受别人谏言的胸怀。曾国藩初到京师的时候恃才傲物，不愿听取别人的意见，因此得罪了不少权贵，后来卸任在家乡湖南时不断地反省自己，才选择了“与人为善，取人为善”作为自己处世为官的法宝，后半生受用无穷。

　　用“和”字来塑造军队

　　【曾国藩做人语录】

　　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

　　曾国藩以一介书生领兵疆场，挽一朝之危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和”字治军，用“和”字塑造军队。

　　一是在组织上以血缘、地缘为纽带。

　　曾国藩变世兵制为招募制。湘军勇营之制，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弁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弁挑选，勇丁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这种层层挑选的办法很有优势，他说：

　　譬之木焉，统领如根，由根而生干、生枝、生叶，皆一气所贯通，是以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于是，各人都把自己的前途和身家性命与上司紧密相连，如果上司落职或死了，所部也全体解散，再由新统领自己挑募，成立新军。这就形成了军队私属的性质，出现“其将死，其军散；其将有，其军完”的局面。招募的勇丁大多为同乡同里之人。王鑫“专招一县之勇”；李元度“但取平江主人”；刘长佑“非臣亲党，即臣邻里”；曾国荃“不独用湘乡人，且尽用屋门口周围十余里人”。曾国藩对此说明：“盖同县之人易于合心。”基于这一理由，曾国藩又规定所招勇丁，必须“取具保结”，造具籍贯里居亲属，存档各查。从感情上笼络人，从组织上控制人，为全军达到“诸将一气，为众一心”打下了组织基础。

　　营官以上各将领，实行“呼朋引类”。一营之内多本家、亲戚、师友。如曾国藩兄弟四人，王鑫一族、江忠源一族，均在军中。罗泽南“纯用其弟子为营哨”，“所部将弁皆其乡党信从者，半属弟子”，其中有王鑫、李续宾、李续宜、李元度等干将。曾国藩与罗泽南、郭嵩焘、李续宾、李元度，王鑫与左宗棠、杨昌浚，江忠源与刘长佑还存在姻亲关系。这些家族、姻亲、师生及邻里关系，血缘与地缘结合，盘根错节的封建宗法关系，下属视上司“皆如子弟之事父兄”，使军队具备很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节节维系，无涣散之虞”。

　　“勇由将募”，“勇由将有”，勇丁和各级将领只听命于上司，“近年来江楚良将为统领时，即能大展其材，纵横如意，皆由事权归一之故。”曾国藩认为八旗、绿营溃败的原因就在于“现在大营所调之兵，东抽一百，西拨五十；卒与卒不和，将与将不和……离心离德，断不足以灭剧贼而成大功。”而他组建湘军时针对这一关键做了充分准备。

　　二是在精神上以“忠义血性”相维系。

　　曾国藩信守礼法，维护名教。湘军将领又多为儒生，曾国藩决意借此训练出一支尊长死上、辨别明威的军队。他对将领要求一要有治军之才，二要不怕死，三要不汲汲名利，四要耐受辛苦，必忠必信，保乡卫国，从而“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

　　曾国藩对士兵的思想教育称作“训家规”和“训营规”。每逢操练日，曾国藩亲临校场讲话， “如父母教子，有殷殷望其成立之意”，训禁扰民、禁嫖赌、禁鸦片，又向士兵发放“四书”等，把兵营当做学校，加强封建伦常教育。曾国藩还编《保守平安歌》、《爱民歌》等宣传鼓动性强的歌谣，让湘军兵勇传唱。

　　如此种种，儒家伦理思想潜移默化地融进将士的灵魂里，使全军在思想上达到统一。 曾国藩痛恶八旗绿营彼此“败不相救”，“彼营出队，此营张目而旁观，哆口而微笑。见其胜，则深妒之，恐其得赏银，恐其获保奏；见其败，则袖手不顾，虽全军覆没，亦无一人出而援手拯救于生死呼吸之顷者。”为此他制定的湘军建军标准是：“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利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吾官兵亦当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在《要齐心》歌谣中，曾国藩又再三重申：“只要齐心不可当……纵然平日有仇隙，此时也要解开结……百家合成一条心，千人合做手一双。”又写《忮求诗》教育将士消除彼此间的嫉妒之心。

　　由于曾国藩的种种努力，湘军终成“齐心相顾，不肯轻弃伴侣”的战斗群体。 一个集体或团队齐心合力之“和”是其成功的基本。一旦结成凝固的利益关系，就会痛痒相关，荣辱与共了。攻占南京、平定太平天国前后，是曾国藩湘系集团极盛时期。四年多时间共有21个湘军集团首领先后出任督抚，成为封疆大吏，把持清政府半壁江山。他们编织成一个特殊的关系网，呼吸相从，祸福相依，成为晚清实际主政的势力。

　　胡林翼作为湘军集团第一位出任督抚的大员，一直不肯僭越曾国藩湘军集团精神领袖的位置，处处支援、帮衬曾国藩成就大业。他所辖的湖北成为曾国藩的军粮库。曾国藩东山再起，也是胡林翼施釜底抽薪术才得以成功的。曾胡的“和”是湘军崛起的基础。

　　左宗棠是湘军集团的另一巨擘。左宗棠性情狷介，不合时宜，办事往往过于偏激；曾国藩则性情直爽方正，事事循规蹈矩，有时甚至固执，所以两人时常龃龉。但在多数时候，尤其在大是大非上他们是相互照应的。前期，因左宗棠任湖南巡抚张亮基的幕宾，张对左推崇敬重，所以湖南的政治、军事、财经大权，左宗棠皆可做主。曾国藩出任湖南团练大臣，左宗棠筹粮筹饷、筹兵筹械，不断接济，八年如一日，厥功至伟。左宗棠曾多次疏解曾国藩与地方官的矛盾。更让曾国藩没齿难忘的是当他靖港战败准备自杀时，左宗棠对他的恳切规劝，说“事尚可为，速死非义”，留下后路。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弃军奔丧，左宗棠诘责他不该如此不分轻重。后来曾国藩特意请左宗棠为他作篆书：“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既表谦恭，亦为和解。后来左宗棠受“樊燮案”影响，走投无门，曾国藩热情地接纳了他，奏请“以四品京堂候补，随同襄办务”，称“左宗棠刚明耐苦，晓畅兵机”，“其才可以独当一面”，“思专，于军事实属确有心得”。此后，左宗棠每得胜仗，曾国藩保举一次，称其“深明将略，度越时贤”。三年之间，左宗棠由襄办军务至浙江巡抚，至闽浙总督。两人前后相互扶持，是为挚交之“和”。

　　李鸿章是曾国藩的年侄，又与曾国藩有师生关系，这在封建社会是非同寻常的。李鸿章随曾国藩当幕宾期间，“受化于无形”，学到许多为人处世的学问。曾国藩称赞他：“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出于蓝亦未可知。”李鸿章则认为：”从前历佐诸帅，茫无指归，至此如识指南针，获益匪浅”，足见曾国藩与李鸿章志趣相投。后来祁门事件，李鸿章忠谏不成，脱离曾国藩赋闲，却不肯他往求职，可见李对曾的依恋。曾国藩致书重招李入幕。后来曾国藩又直接命李鸿章仿湘军建立淮军，奔赴上海战场，不厌其烦地传授李鸿章处理人际关系和与洋人打交道的箴言。李鸿章在上海对曾国藩的命令奉行唯谨，尽量揣摩，依曾的意思去办。曾国藩在平定太平天国后裁湘留淮，就是信任李鸿章的忠诚，认为李可以倚重。但随着李鸿章羽翼渐丰，在剿捻斗争中主要依靠淮军作战的曾国藩不断受到干扰。曾国藩一再谕之以理：“吾二人视剿捻为一事，须如李家、曾家之私事一般”，“常存为父为师之心肠，或责之，或激之，无非望子弟成一令名，作一时人耳。”始终以“和”字为先。其间因李鸿章咄咄逼人使双方产生了许多不快。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不快渐渐褪去。李鸿章赞曾国藩为中流砥柱，曾国藩则回敬：“来示谓中外倚鄙人为砥柱，仆实视淮军、阁下为转移。淮军利，阁下安，仆则砥柱也；淮军钝，阁下危，则仆累卵也。”两人相为倚柱，和好如初。曾国藩、李鸿章的利益是一脉的，正如李鸿章挽曾国藩说“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曾李二人互相扶持，前后相继安内抚外，构成晚清近半个世纪的政治脊骨。

　　和是一种好的计谋

　　【曾国藩做人语录】

　　轻财足以聚人，律己足以服人，量宽足以得人，身先足以率人。

　　曾国藩最重“人和”，认为举大事者不计小节，要善于发现别人的长处，发扬别人的优点，而不能过于计较别人的小错。

　　曾国藩在这一点上，和古人大有近似之处。春秋时晋国赵武“私仇不入公门”，举荐仇人刑伯子为中牟令。祁奚举荐仇家解狐接替自己的职务。晋悼公说：“解狐不是你的仇人吗?”祁奚说：“你问的是谁能担任中军尉，没有问谁是我的仇人。”这都是从公、从国家大局利益出发，是以贤能才干为准，以事业为要。

　　汉光武帝刘秀在称帝前一度隶属于刘玄。刘玄因嫉妒谋杀了战功赫赫的刘秀的哥哥刘缤。刘秀悲痛之后，考虑到王莽未除，一旦与刘玄决裂，则兵力分散，必为其所乘。因而刘秀强忍悲痛，亲赴宛城向刘玄谢罪，“未尝自伐昆阳之功，又不敢为伯升(刘缤)服丧，饮食言笑如平常。”刘玄自感羞愧，只好封刘秀为破虏大将军、武信侯。刘秀因此而得生存，兵力迅速发展，终至推翻王莽，恢复汉室，一统天下。

　　唐代中兴大将郭子仪、李光弼原来同在朔方节度使安思顺帐下任牙门都将，但二人长期意见分歧，水火不相容。后来郭子仪升任节度使，李光弼害怕他公报私仇，欲率兵逃走。正犹豫间，安史之乱爆发。身为大将，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李光弼找到郭子仪说：“我们共事一君却形同仇敌，如今你大权在握，要死要活，你看着办！”不料郭子仪倒地便拜：“国难当头，我们怎么能考虑私仇呢，应以江山社稷为重啊！”以后的日子里，二人携手共击叛军，立下不朽功业。

　　同治元年(1862)八月，湘军在军事上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而皖南、鄂东、赣东一带人少地荒，当时曾国藩部有七万人，每月须粮三四百万斤。就在此时雪上加霜，江西巡抚沈葆桢为确保江西本省的军队粮饷，截留了供应曾国藩雨花台大营的江西漕折银五万两，并得到朝廷允准。曾国藩“以江西诸事掣肘，闷损不堪”，“僚属不和顺，恩怨愤懑”。尽管如此，他写信给沈葆桢时还是极尽委婉商量的语气：“(近来)幸饷项来数较丰，为今年所未有，差强人意。若能如此，月之入款，即全停江西漕折犹可支持，特恐不可为常。且待万过不去之时，再行缄商尊处通融办理。”在日记中曾国藩还自我检讨，在大乱之世，像沈这样的举动说不上千分傲慢无礼，自己不该忌恨，还是要以“和”为上。

　　曾国藩还说：“军事危急之际，同舟患难相恤，有无相济，情也。”看重的也还是个“和”字。

　　　　“和”在许多场合也作为计谋，掩人耳目。有“假和”，还有“假不和”。“假和”多为独角戏。春秋时郑国与东胡联姻。一日郑国国君欲兴战事，就问臣下该向哪国开战好。一位大臣根据当时形势，认为应该首选东胡。郑国国君佯怒杀之，称东胡乃亲戚之国。东胡闻知大喜，更无戒备。不料数日后，郑国起兵，一举灭之。

　　曾国藩则是以“假不和”来保官固权的谋略高手。后人风传湘军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与左宗棠断交一事，其实正是曾国藩实施这一谋略的具体表现。

　　当时，曾国藩上折说洪秀全之子洪福填自焚而死，太平军余党被尽数斩杀。但据浙江方面左宗棠的折奏，洪福填已率余部逃往湖州，以“幼天王”名义继续进行反清活动。清廷看后，对曾国藩谎报军情、欺世冒功大为不满，下令追查。曾国藩只得再具奏折申辩，并将奏折抄录一份，送左宗棠阅看。这些举动在世人眼里就是相互攻讦，湘军内讧。但后世的很多史家认为，这一事件是曾国藩与左宗棠自导自演的双簧戏，以曾左决裂来转移朝廷与众人的注意力，打消对湘军首领尤其是曾国藩“功高震主”的嫌疑，是湘军在谋求战后以自保的退路。

　　胡林翼临死前曾分别致信左宗棠、曾国藩，让他们和衷共济。他把保全曾国藩的重任托给左宗棠：“涤公(曾国藩)之德，吾楚一人。名太高、望太切，则异日之怨谤亦且不测。公且善为保全，毋使蒙千秋之诬也。”又对曾国藩说：“季高(左宗棠)待人忠，用情挚而专一。其性情偏激处，如朝有诤臣、室有烈妇。平时当小拂意，临危难乃知其可靠。”这就更证明了曾左交恶之虚。

　　后来左宗棠率军西征，曾国藩问幕僚吕庭芷怎么看待左宗棠，吕庭芷答道：“他处事之精详、律身之艰苦、体国之公忠，窃谓左公之所为，今日朝廷无两矣。”曾国藩击案叫好：“诚然!此时西陲之任，倘左君一旦舍去，无论我不能为之继，即起胡文忠于九原，恐亦不能为之继。君谓朝端无两，我以为天下第一耳。”这也是“曾心目中时刻有左宗棠”之实情。

　　曾国藩死后，左宗棠挽之曰：“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孚生。”又在家书中称：“吾与侯(曾国藩)所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比，同时纤儒妄生揣拟之词，何直一哂耶?”足见二人之间的生死交情。

　　此后，左宗棠与曾国荃非常要好，共撑湘军集团大势，并推荐曾国荃接任两江总督，同时还极力照顾曾家，举荐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任用曾国藩的女婿聂缉梁。由此更可见曾、左之间的“不和”实际上隐含着“真和”。但“和”不是凑合，不能为了和而放弃原则，做“好好先生”。“面和心不和”、 “一团和气”有时会成为累赘，反而坏事。

　　三国时吴将吕蒙镇守陆口。吴主孙权打算趁蜀国的荆州守将关羽攻打襄樊、后备空虚之际进攻荆州，于是任命自己的堂弟孙皎与吕蒙共作领军之将。吕蒙就直言不讳地说：“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可用则独用叔明。”吕蒙认为军事指挥必须自主，专人专用。而孙皎作为孙权的堂弟，身份特殊，与之共事难免拘束。单纯维护个“和”字，就可能贻误战局。孙权是聪明人，听了吕蒙的意见，恍然大悟，便拜吕蒙为大都督，总制江东诸路军马，孙皎只负责在后方接应粮草。吕蒙后来白衣渡江袭取荆州，与他敢于破除“一团和气”，敢于直言取信是有重要关系的。

　　李元度与沈葆桢是至交。一次李元度推荐自己的一个族侄到沈葆桢处求职。沈葆桢招待了他几日，发现不堪选用，就把他召来，问他家有几口人，每年要多少银两便可生活。他回答说只百金足矣。沈葆桢立即拿出千两银子劝他回去，硬是没有分派差事。沈葆桢这样处理，既没有推却友情，又坚持了原则。这就是“为和而和”。

　　善于与贤人联姻来巩固势力

　　【曾国藩做人语录】

　　观古今成大事之人，无不有人鼎力相助，无不有人尽力相扶，力单势薄者无以成就大的事业。

　　中国作为一个关系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难离开关系。与有实力的人、有才能的人、有权力的人联姻，这是一种很有效的建立关系的手段，这样就能够壮大自己的势力，在成就大事中多了几分力量。这是在传统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事，深谙人情世故的曾国藩也不会例外，他当然会利用这种手段来扩张与巩固自己的阵地，而使做起事情更加容易。举例来说，早年同曾国藩换过帖子的至交好友，像刘蓉、罗泽南等人，他们后来都与曾结为亲家。

　　刘蓉是曾国藩的老乡，是诸生出身，年少时，就曾同曾国藩、罗泽南一起讲求程朱理学。稍长，与曾国藩共读于湘乡书院。随后，又与曾国藩、郭嵩焘同在长沙切磋学术，关系极为密切，三人曾换帖订交。他同曾国藩的气质尤为相近，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曾国藩承认， 自己学业的进步，离不开好友刘蓉的启发帮助。1851年，曾国藩为母在籍守制之时，清延命他帮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出山，又是在好友刘蓉和郭嵩焘的反复劝说之下才毅然毁弃前疏，出而视事。在此之前，刘蓉曾致书曾国藩说：“既已达而在上矣，则当行道于天下，以宏济艰难为心。”如果仅以“托文采以庇身”，则有华无实，舍本求末，人生的意义也就不复存在了。作为一个文人士子，应以 “救于治乱”为己任，以“以身殉国”为最终目的。在曾国藩应命出山之际，刘、郭二人也应其请出而助一臂之力，但与曾约定：“服劳不辞，惟不乐仕宦，不专任事，不求保举”。曾国藩对刘、郭二人的人生情趣非常钦佩，至交之情有时超过兄弟之情。三人这种相同的志趣，深厚的友情，自然是他们成为儿女亲家的牢固基础之一。

　　曾纪泽的元配夫人贺氏因难产死去整整一年之后，曾国藩亲自托彭玉麟、唐训方这两位湖南老乡为媒人，想把刘蓉的女儿继配给曾纪泽为妻。他在给曾国潢的家书中，满有把握肯定此事一定能够成功。过了一年多时间，即1859年11月，在曾国潢的主持之下，曾纪泽与刘蓉之女的婚事在家乡高高兴兴地举行。至此，刘蓉与曾国藩在朋友的基础上又加进了儿女亲家这一层关系。

　　《清史稿》评价刘蓉是“抱负非常”， “优于课略”，这是很准确的。曾国藩刚出山时，刘蓉写信给他说：一个身居高位的人不仅仅在于自身做到“其廉可师”、 “以身殉国”，而应站在更高更远处考虑问题。也就是做到以程朱理学那套大道理去身体力行，发扬光大于世，扭转一代风气，创造出丰功伟业。曾国藩对于刘蓉的忠告，对于治军、治国谋略之论，表示接受采纳，并在后来的实践中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后来曾国藩权势日张，湘人以从军获取功名为捷径，刘蓉写信忠告：此风不可长，并请曾国藩能从大局着眼，挽回此种风气。当清王朝“中兴”无望时，刘蓉又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回信承认“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但对官场却很厌倦了。这说明刘蓉确实“优于谋略”。

　　曾国藩的另一个至交兼亲家郭嵩焘是湖南湘阴县人。他18岁的时候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 结识了刘蓉。因刘蓉是曾国藩的同乡旧好，所以经刘介绍郭与从京城回到长沙的曾国藩相见，两人一见如故，相互切磋学问。如前所述，曾、刘都是“笑谈都与圣贤邻”、立志要做建功立业的人物，但郭的志向与他们有所不同。他的兴趣专注于词翰之美，也就是说一心做一个真正的学者。刘蓉在一封信中说：曾国藩将来必定是一位建功立业的大人物，不是一般读书人所能比拟的。而你郭嵩焘尽管学问不错，有可能成为“文苑传人”，郭终生明显地体现出文人固有的气质。尽管他在中进士、点翰林之后，也曾担任过苏松粮储道、两淮盐运使、广东巡抚、兵部左侍郎、礼部左侍郎，出使英法公使和兵部侍郎等重要官职，但他在仕途生涯中充满着险阻，最终遭革职罢官，忧郁老死于故乡。作为郭嵩焘的好朋友，曾国藩对郭的特长也了解得清清楚楚，明确指出： “筠公芬芳悱侧，然著述之才，非繁剧之才也。”郭嵩焘喜议论，好批评，容易不满现实，近似于屈原、贾谊式的不得志而又不为当道所欢迎的人物，不是能够替封建朝廷担当匡扶社稷的“繁剧”之任的材料。曾国藩无愧为“知人之明”，郭嵩焘后来的遭遇的确证实了这一点。

　　尽管郭嵩焘与曾国藩志趣不同、个性特征有异，但并不影响他们之间至交好友的关系。郭嵩焘曾两度赴京会试于礼部，吃住均在曾国藩处。发榜之后，郭却名落孙山，不无忧郁之情，曾国藩“力劝之，共酌酒数杯”。后来，郭嵩焘又赴京会试，仍吃住在曾国藩那里达数月之久，这次他终于金榜高中，授翰林院庶吉士。由此可见，郭嵩焘之所以最终跻身科举考试的最高阶梯，与好友曾国藩对他在学业上和生活上的帮助、关照是分不开的。他从内心感激曾国藩；曾国藩也不时流露出对郭嵩焘才识的钦敬之情。正因为他们两人之间有着这样一种亲如兄弟般的交情，所以曾国藩的“夺情”出山，实是郭嵩焘、刘蓉两位好友苦劝的结果。当曾国藩在出山之后，感到经费紧拙而又无从筹集之际，郭嵩焘则提出立厘捐之议，规盐厘之法，解决了湘军的第一大困难。此外，湘军水师的创建，也与郭嵩焘有一定的关系。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曾国藩能够造就出一支有别于八旗、绿营兵的新式地主阶级武装，具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由于有着这样坚实的友情基础，曾国藩的四女曾纪纯成为郭嵩焘长子郭刚基之妻：郭嵩焘与曾国藩结为儿女亲家的事也就无需媒人说合，全由他们二人做主，于1858年正式定下这门亲事。曾纪纯与郭刚基完婚日期，先是定于1865年，后因郭嵩焘被人劾参而推迟至1866年举行。然而，郭刚基虽人品好，学识广博，但天命有限，与曾纪纯结婚不到三年就病亡了。后来，曾国藩还为失去这个贤婚而感到悲伤，特地写了《郭依永墓志铭》以作纪念。

　　类似的例子还不少。如文武兼治有成的罗泽南，是曾国藩早年从学问道的朋友。在罗泽南驰骋疆场身亡之后，他的次子成了曾国藩的三女婿。再如李元度是曾国藩患难相依的忘年交，几次舍死护从曾国藩，曾国藩本想促成他与九弟曾国荃联姻，后来却成为了曾纪泽兄弟的儿女亲家。

第五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