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所终老，随处弥留

阿莱夫|文

　　远方的诸位：

　　原谅我在讲述哈尔滨时只说起它美好的时候，只说你们已经见不到的东西。一件事物的离去也带走了另外一些：一棵树被砍倒，鸟飞起和落下的声音消失；一条河干涸，河岸变成狭窄的伤疤；一个说唱艺人离世，几百首歌谣散佚。我一直想着那树和河岸，等待有人再度开口歌唱。

　　我小时候，哈尔滨不像今天这么破落和自卑，它那时候感觉良好，目空一切，传说远的时候，这里是通往欧洲各个首都的铁路枢纽，全国的越洋电报要从这里转发；陶醉近的时候，拥有多少座重工大厂，军工和工大，国家曾想学明成祖迁都于此……翻来覆去，可怜人有两种习惯，夸耀当年辉煌和梦想日后发迹。

　　那些在沉默中离开的老人带走了什么？我是在老人们身边长大的，习惯了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不一定要怎么样，不一定要到哪里去，活着就相信活本身。

　　那时候的哈尔滨缓慢琐碎。连接几个城区的是马路中间有轨电车，远远开过来时叮叮当当的响着铃声，比一个人跑步快不了多少，不少街路还是方石头铺的，街上有不同教派的教堂，有俄国人、犹太人修的洋楼，百十年前，很多建筑家在这里实践着各自的主张，楼都三四层高，米黄色或青蓝色，有精巧的门廊和高大的举架，线条简秀，丰姿绰约。

　　我们生活在那些不动声色的背街里，只在街面的两座楼间开一个两个人能并排推自行车的门洞，里面，许多拐了几拐就消失了的土路串起来大片民房，城市年轻，房子也不老，没什么特殊的，普通的红砖墙，墙上刷了一些二简字的标语，“计划生育是基本国侧”，“火井119”，斜顶上铺着油布，进门一左一右两间小屋，开几个绿色木头框的窗子，房前探出半间厨房，有个小院，够转身生煤油炉子，够晾一点儿咸菜和豆角干，够堆几排蜂窝煤、几件家什。还有些家在门前挖了一个菜窖，能储存半年的萝卜白菜。再有的，想办法在院里或屋种一点花木，一般都栽几株桃红或一颗梨树，不为结果子，春天看枝头大团大团的淡粉，夏天看雨后的一地花瓣，窗台上还要养几盆山茶，吊一盆吊兰，每天捏一捏树叶，点一点儿烟头泡的水除虫，老两口会互相比着，谁的花开得早、开得久。有在院子里挂个鸟笼子，不像北京人养鸟连食罐儿水罐儿都讲究，黄雀鹩哥，会叫唤且不是乌鸦就得。还有个老人不养鸟，只喂鸟，每天午晚两次在外面撒一把小米，看着成群而来的鸽子麻雀点着头彬彬有礼地吃完，就回屋，，肯这么靡费粮食的老人在那时不多见。我姥姥觉得一样是见点儿绿色，干脆就在屋后种了几排大葱，街门和屋门间架了架豆角，结的很少，也不为真吃，随便它自己变黄，落回土里。

　　不上班的时候，日常活动不用走到街上去，街坊间都能解决，家家可以赊账：柴米油盐，针头线脑，买菜买粮，耗子药，批八字，修自行车、修收音机、修手表，吃一碗馄饨、面条，用塑料袋打一升啤酒，以至于洗澡理发挖鸡眼，拔牙针灸拔火罐。甚至还有个远近闻名的接生婆，能把“立生”的胎儿在娘肚子里拨正回来，附近街上好多大人和孩子都是她给接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出现在这里显得有点儿怪的营生，有一家专门代杀鸡鸭，不要钱，只要毛和嗉子上的那层硬皮，喂鸽子的老人或许就是防备他。还有家专门裱糊书画的，从来没有主顾，短短的、贴满橡皮膏的玻璃柜台后面却总有个戴眼镜的男人看书。惟一的理发师是个和善的大娘，顾客们大多只知道她的姓，后面缀以从姐到奶奶的称谓。国营理发店“黄”了，她不再算是“公家人”，只分了一把半新不旧的大转椅和半块镜子回家，睡了一宿觉，第二天挂了块小黑板，穿着过去的工作服给邻居们理发。她理发比去理发馆便宜一半，最擅长给婴儿剃胎发，连逗带哄，十分钟就得，老人行动不便，头一天差人和她打招呼，四点多钟准到。

　　老人和将老而乐于提前进入这种生活的人，一天总能在几个老地方碰面。

　　比如小澡堂。上岁数的人睡得早，觉也轻，天蒙蒙即起，朝锅炉房那道蓝烟的方向去赶新烧的热水。澡堂卖票的也是个老者，从凌晨营业到下晚，年节无休，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澡票一张两毛，领了票换一块火柴盒大的肥皂，从架上精选一个铁盆和两只不分左右脚的拖鞋，还可以在更衣室里多花一毛钱买个有门帘子的“单间”，里头有两张火车硬座一样的板儿床，我姥爷特地斥资两毛领我享受过一会，在这儿躺一会有什么好？目前还不明白。池子不大，一圈能坐十几个老头。别处洗澡应该是午晚饭之间，空腹洗澡要防备“晕堂”，但他们非要一睁眼就把全身烫得红亮亮轻飘飘才能开始一天。南方文雅精细、懂得将洗澡作为道的老者，认为澡堂子不是吃汤面，不该抢“头水儿”，水浑糨糨如勾了芡固然不行，太清了也不法自然，应该清而有元气，烫而不燥，极高明，但是我们这里不懂，也不觉得该懂。

　　比如茶馆。本地的麻将玩法简单粗暴，没有风牌花牌，输赢不数番只开平方，但那时没人敢公然打牌，如果打，通常是找一间大白天拉窗帘的小黑屋，四个牌搭子里，三个花衬衫长发的山寨版香港流氓加一个山寨版国民党女特务。这里又不像京津，没有清音桌、书场或相声大会，茶馆就是卖茶水和一点儿瓜子，除了攻击社会主义大好形势，任茶客穷聊。老人间有的谈得来，有的谈不来。有人只关心谁开多少退休金，哪一年参加革命，什么级别，像痴呆一样每天问一遍，其实只是因为自己是离休的。有的谈的很风雅，小声切磋炸小碗炸酱怎么做好吃，炖红烧肉应该什么时候搁煮熟了的鸡蛋。也有的只是地听电匣子（收音机），里面什么正经节目也没有，教农民养蝎子致富。我印象很深的一位老先生，相貌儒雅，白发似雪，自己带着装好几根茶叶的玻璃罐头瓶来，天天买一个钢镚的热水，微笑地坐在靠窗的角落里一言不发，眼望着外面的榆树，从正午到日暮，对别人的谈话在有意无意之间，一坐就是好多年。

　　豪迈的去熏酱店里喝酒。受俄国人的影响，本地人爱吃熟肉食，也会做。俄式（严格说来是乌克兰式）红肠风干肠之外，卤一大锅酱牛肉，一大锅猪头肉、猪脑子、猪大肠。那时候没听说过添加剂和香料，一刀切开扑鼻的只有肉香和醇厚的花椒大料香油味儿，两个人选几样请店主飞刀切了，必不可少的还有肉汤煮的干豆腐卷，好吃，便宜，再从旁边傍着小店开的摊子上买一包五香花生，烫一壶四两的酒。这时候彼此两颗花白的秃头凑在一起，说的就不是茶馆里的那些客套闲白，是彼此推心置腹不足为外人道的隐秘，或者是壮怀激烈甚至攻击大好形势，我小时候第一爱吃肉第二爱看别人吃肉，过屠门大嚼，坐在旁边和几条土狗一同流口水，听他们说了好多这样的话，对老人们的心事知道了一些。大胖子店主经营不定时，卖完就收摊，多数掌握在午后两点，没喝好的也不撵，他和主顾互相点点头，自己锁上门先走了，食客把杯盘筷子摞在窗台上。他不做晚上生意，要应付醉鬼，一上午赚的钱就够了。天擦黑，去公园看老太太扭秧歌。

　　更多的人在更多的时候，什么地方都不去，一日三餐和家务以外，太阳好的时候在附近遛遛，坐在喇叭花丛前的几支木板搭起来的长凳子上看几个老而弥臭的棋篓子下几盘棋，太阳不好就呆在家里，半本旧杂志，修一样修好了也没用的东西。不去逛公园，要门票，不去逛商店，闹，不去江边，没啥看的。

　　这种生活在很多人看来是浪费生命，是空洞而不可容忍的，在我看来每天知道自己做什么——就是什么也不做是件可得意的事，是完整地拥有自己，面对诸般执着和相互折磨的世道，面对虚无，摆出无物之阵来是我的消解方式，甚至也不求知，不收藏，不向往远行，我说不清，也无意说清，这两句话已经说多了。老人或像老人一样生活的闲人们，这样生活了长短不等的时间，就到了各自的时候，像是离开枝头的果实，像是突然从地上飞走的麻雀，过完冬天，老人们再相聚，嘴上不说，彼此清点一番，看少了谁。

　　很多年里，时间和这座城，和北面江的江水一起慢慢流向下游。

　　事情是从哪天变得狂躁起来的？四处都在砍树，耀武扬威地用白笔肆意在人家的墙上画圈，圈里写个斗大遒劲的“拆”字，推土机像把电推子一样，瞬间就把处处旧居推了个干净痛快，该写进教科书的教堂和洋楼被放倒，在方石平的路上铺沥青，管理这里的人像是和这里有仇一样。随即，匆匆忙忙盖起来一圈圈的下面是商服上面是住宅四四方方的楼房卖回给居民。新开的大商店有新的货色，新的价格，新的让人敬畏的装潢，洗澡的地方没有了，如今的浴池叫洗浴中心，大的竟然占据了整栋大厦，里面有各色叫不出来的名堂，有些美丽而让人难过的姑娘。前厅里摆着鱼缸的酒店，可遛弯的树林都变成了几十米宽的马路，随即塞满了汽车。

　　老人们一下子觉得傻了，不知道这些人急三火四的要干什么，着了什么魔，甚至开始羡慕死去的人可以眼不见为净。这座城的“发展”冲垮了我自幼为自己准备下的老去和缓慢，被抽打着去追赶物价房价，用不幸防备不幸，去撕咬、残杀、醉生梦死，大盘指数多少点，存准多少点，个税多少点，每天醒来都更无依无靠一些。

　　曾是这座城的存在的证据和依傍，如今被剥夺被轻贱被凌辱被无视的缓慢，我来为你招魂。

　　【后记】和早先写大庆用途一样。原定名是《活着是一种慢》（“诗歌是一种慢”，这个句子是臧棣的吧？）——把时间放大，放大到子弹和鸟停滞在空中被观赏，缓慢可以通过习惯来减轻痛苦，让世界显得不那么荒谬——直接说成日常的话多好：会活着。可是什么叫“会活着”，相同标准的人，方向也可能是相反的。起初的命题是写消失的事物，写出来看，美人画的像张飞，编辑说还有个栏目是“小城”，这篇又不太像写城，哈尔滨也不是小城。主旨相当混乱，最后都懵了，急着过年，编辑说“也行，写生活状态也算写城”，不仅心善，几乎把毛病抬举成了木华。■

　　作者为自由撰稿人，本文首发于《门里》杂志201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