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十大保险柜品牌:[评论随笔]趣解《千字文》：绝妙华章背后的故事 天涯脱水版 完整版 TXT下载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5/12 08:2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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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在比较久远的古代，家畜是人们的重要财产，养在外面怕被人偷去、狼叼去，还是养在屋子里安全，于是房子里有猪就成了家的标志。这样做猪是安全了，却给人增加了危险：科学家研究发现，1918年世界范围的大流感就是猪流感病毒能侵入了人体细胞，而据推测，最初感染这种病毒的，可能是南亚某些在竹楼最底层养猪的住户。
给，读“几”音，指充足的供给，以物质给予对方。
千，本指数目，这里比喻数甚大，许许多多。兵，上面的“斤”是短斧之类的武器，下面是“廾”指双手，本指兵器，这里指士卒。
这句的意思是：皇帝赐给大臣很多家兵以示奖励。
不能流通的钱币
家兵，是地主豪强或官僚的私人武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兵的正式称呼为“部曲”——这个称呼看上去比较奇怪，其实源于汉代正规军编制的名称，大将军营下设有若干个“部”，每个“部”下又有若干个“曲”，所以“部曲”一词有点类似于现在的“军旅”。在西汉末年反对王莽的起义中，地方豪强以军事编制的方式将宗族、宾客、子弟等人组织起来，于是在中国历史首次出现了宾客的部曲化，形成了家兵早期的形态，但是汉代地主豪强的私人武装并不是常设和公开的形式。
家兵合法化始于东汉末年，很多饱受战乱摧残的农民去世族大户那里寻求保护，进而成为成为豪门的家兵，他们作战时是部曲，平时是佃客。在正规军兵力不足的情况下，家兵能够形成有效的力量补充。比如，东汉末年交阯一带叛乱——那个破地方总是不消停，直到今天还总是骚扰我们的西沙群岛——朝廷派朱俊去做交阯刺史，想办法稳定局势。叛军有万余人，而朱俊这边呢，“令过本郡简募家兵及所调，合五千人”，家兵和正规军加起来才五千。朱俊并没有被兵力上的劣势所吓倒，他先用宣传攻势动摇叛军军心，又把当地的兵力利用起来，不久就平定叛乱，因而被封为有一千五百户食邑的侯爵。
三国时期东吴实行世袭领兵制度，使将领与士兵建立世代的隶属关系，而私有的家兵在此时也被合法化了。家兵虽然是私有的，但也得听从国家的召唤，皇帝可以把私人部曲收归国有，进行二次分配，比如派去打仗，比如赏赐功臣。
“家给千兵”这种赏赐在私人部曲刚刚合法化不久的晋代颇为流行，据《晋书》中记载，得到“给千兵百骑”这种赏赐的皇族和功臣有十来位，比如司马泰、司马亮、卫瓘、陆晔等，都是权倾一时的人物。隋唐之后，私人部曲慢慢脱离的军事，转化为以经济依附关系为主的、地位更加地下的“贱口”。
虽然历史上真正获得“家给千兵”这一殊荣的人并不多，但它还是被后世作为大权在握、荣华富贵的一种象征。辽代有一种铜钱，正面是“家给千兵”四字，背面是一匹马和一个“追”字，这样的钱是干什么的呢？
我们知道，货币具有价值尺度、流通手段、储藏手段和支付手段等功能，而这枚辽代货币却不具备上述任何一种功能，因为它是厌胜钱（厌，古时通“压”）。厌胜钱虽然也叫钱，但除了长的和钱差不多之外，再没有钱的任何特征。这种钱产生于迷信思想，其发明人是王莽。《汉书王莽传》载：“莽亲之南郊，铸作威斗。威斗者，以五石铜为之，若北斗，长二尺五寸，欲以厌胜众兵。”说王莽铸造了一个大号铜钱，想用这个玩意来压制和战胜与敌对势力。铸好之后，王莽还让专人背负着大铜钱跟在自己屁股后头，连睡觉的时候都得把大铜钱放在床边。
王莽造厌胜钱的理论依据是类似于巫术的“厌胜法”，古代术士认为可以运用此法制服他们想要制服的人和物。但是，这枚大号铜钱没有压制住敌人，却把王莽手下人给害苦了：“铸斗日，大寒，百官人马有冻死者。”愚昧啊！还是人家大诗人杜甫明白事，他在《石犀行》中写道：“自古虽有压胜法，天生江水向东流。”说自古就有厌胜法，但却无法改变江水向东流这一事实。虽然但凡有点智商的人就不信这种没谱的事，不过避邪祈福的心态是每个人都有的，于是在王莽发明厌胜钱之后，民间也开始跟风，纷纷铸造和佩戴厌胜钱，逐渐形成一种民俗。到了明清两代，厌胜钱的铸造和流传达到了鼎盛时期，内容几乎涉及到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按照厌胜钱的制作工艺，一般将其划分为镂空品和实体品两大种类，而实体品又分为七类，我们前面说的那枚“家给千兵”钱，属于实体品中的马钱。
马钱从唐代开始就有铸造，因其一面铸有马形图案而得名。马钱在宋朝非常盛行，因为当时流行一种叫“打马格”的游戏，其普及程度就像今天的麻将。据说打马格游戏源于古代的打马球运动，也有人说是女词人李清照创造的。这种游戏具体怎么个玩法现在已经不知道了，只能从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中的记载了解个大概：“打马用铜或牙角为钱样，共五十四枚，上刻良马，布图四面，以骰子掷打之。”
清代冯云鹏在《金石索》中记载了马钱的四种类型：“騕裊马钱，两面如一，见于济宁；背曰马钱，两面如一，见于曲阜；飞黄马钱，背无文；渠黄马钱，一面画，一面字。”騕褭，读“咬鸟”音，传说中的骏马名，据说这种马“日行五千里”，算起来平均时速达二百多公里，比一般的小汽车跑得都快；背曰，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飞黄，传说中的神马，又名乘黄这种马“状如狐，背上有角，寿千岁”，简直就是外星马；渠黄，传说给周穆王拉扯的八匹骏马之一，这匹马的速度更是难以置信，比騕褭还要快一倍，都超音速了。
按此分类“家给千兵”马钱，应属于渠黄马钱了，如果在“打马格”中使用，它应该算级别比较高的一枚吧，差不多相当于象棋中的“相”或者“士”。这种马钱表达了人们对得到权势和富贵向往，拿到现在，相当与天我们幻想有一天自己发达了，能有官方派来的私人贴身保镖一样。
俗世之人总是对权力和金钱趋之若鹜，而超脱的世外高人对此却看得很开，“全真七子”之一的丘处机就是这样一位高人，他在《无俗念》中写道：
“迎今送古，叹春花秋月，年年如约。物换星移人事改，多少翻腾沦落。家给千兵，官封一品，得也无依托。光阴如电，百年随手偷却。有幸悟入玄门，擘开疑网，撞透真欢乐。白玉壶中祥瑞罩，一粒神丹挥霍。月下风前，天长地久，自在乘鸾鹤。人间虚梦，不堪回首重作。”
最近状态奇差，不仅内容无趣，而且错误百出，希望大家海涵、指正。
这句的意思是：朝廷的大臣带着高高的帽子，陪着皇帝坐车出行。
戴高乐
冠，就是帽子，古人比较重视头部保护，就算你是个平民，也要把头包上，以免躲猫猫的时候头部撞墙而死；贵族则要戴上于其身份相符的帽子。古代的“帽”和“冠”是有一点点区别的，《晋书舆服志》》中说：“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首，其本纚也。”纚，读“喜”音，指古代用来束发的布帛，这种简单的类似头巾的东西被叫做“帽”，而“冠”则主要是指那些有各种造型的帽子。
从周代开始，帽子已经成为男性贵族服饰的标志，男人到了20岁时要举行冠礼，标志着此人已经成年。冠礼的仪式相当隆重且复杂，光帽子就得准备三顶，第一次加缁布冠，表示从此已有治人特权；第二次加白鹿皮弁，表示从此要服兵役；第三次加赤黑色爵弁，表示从此有权参加祭祀。行了冠礼之后，帽子就成了日常服饰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在出席一些公开场合的失火不戴帽子，就相当于在闹市裸奔，会被人喊非礼，你自己也会羞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下去。
《韩非子》中说：“齐桓公饮酒醉，遗其冠，耻之，三日不朝。”只不过帽子掉了而已，又不是裤子掉了，齐桓公就惭愧得三天不敢见人，这说明戴冠不仅是礼制的需要，同时也是保持贵族尊严的一种威仪。齐桓公还算开通的，帽子丢了只是躲起来惭愧一下，而有个人则把帽子看得比生命还重要，这个人就是孔子的学生子路。《史记》载：卫国发生内乱，已经六十多岁的子路没有选择逃走，而是扭头加入了战斗，负伤后被砍断了冠缨，子路说：“君子死，冠不免。”放下武器把冠缨系好，敌人乘机将其刺死。
缨，是把帽子系在脖子上的带子，起固定帽子的作用。不过，脑袋上没头发的人，戴冠就会有些麻：秃头虽然有“不生虱子不长疮”的好处，但因为过于光滑，摩擦力太小，冠会滑下来，就算你把缨狠狠地系牢、勒到肉里去，冠也可能会歪在一边。王莽是一个秃头，他就遇到了这个麻烦。在王莽之前，汉元帝因额头上有突出的头发，就之前先用布裹着头，中间露出头发，然后再戴帽子，王莽则进一步改良，把头顶露出那一块也用布盖起来，然后再戴帽子。这样以来，帽子下面多了好几层布，增大了摩擦力，帽子就稳当多了。
《汉书》上说王莽“好厚履高冠”，即喜欢穿厚鞋、戴高帽。其实，早在春秋时期，就有人开始戴高帽了，他就是刚刚提到了齐桓公。《晋书》中记载：“桓公好高冠大带。秦灭齐，以其君冠赐谒者近臣。”这种帽子被命名为“高山冠”，高九寸。此后不知道经历了怎么个演变过程，高帽子成了大官的象征，官越大戴的帽子越高，或许因为“冠”和“官”同音的缘故吧。
戴高帽也要分场合，在时刻准备战斗的场合你再戴高帽，就可能成为活靶子了，但是在汉代以后的一段时期内，皇宫殿门的守卫却都戴着很笨重高的帽子。这是为什么呢？为的是纪念一个人：樊哙。想当年在鸿门宴上，项羽想干掉刘邦，作为刘邦的小舅子，在帐外拿着铁盾的樊哙急了，想进去看看情况，但拿着武器进去肯定会被拦住，于是他撕开衣服，把铁盾包在衣服里面，往头上一顶，像戴个大帽子似的，混进帐内和项羽理论，帮助姐夫脱险。为了几年樊哙的丰功伟绩，后人模仿当时的样子做了一顶大帽子，专门给殿门守卫戴，这种帽子“广九寸，高七寸，前后出各四寸”。
不知从何时起，人们把当面恭维奉承称为“戴高帽”，和“拍马屁”是一个意思。清代俞樾在《俞楼杂纂》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准备去外省做官的京官去和他的老师告别，老师语重心长地祝福他说：“外省的官不好做，你应该谨慎从事。”那人说：“我准备了一百顶高帽，碰到人就送一顶，应当不会有什么问题。”老师很生气，说：“我们应以忠直之道对待别人，何须如此呢？”那人说：“天下像老师这样不喜欢戴高帽的人，能有几个啊？”老师点头说：“你的话也不是没有见识。”那人出来后，告诉别人说：“我准备的一百顶高帽，现在只剩下九十九顶了。”
渴望自己的价值被别人认可是人的本性，因此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被恭维奉承的，就算明知道不是真话也喜欢听，就拿上面这个故事来说吧，别说是老师了，就是那大总统给他戴高帽子他都乐呀，戴高乐嘛！
裴多菲
辇，《说文》解释为“挽车也”，就是人力挽拉的车，最开始是用来运送辎重的，后来成为皇宫中使用的一种便车，秦汉之后特指帝王或后妃所乘的车。
古代乘车，身份地位高的尊贵之人坐在左边，驾车的司机在中间，右边还空着一个位置，坐在这里的人称为“陪乘”，也就“参乘”、“车右”。《周礼》中说：“齐右，掌祭祀会同宾客。前齐车，王乘则持马，行则陪乘。”
陪辇，就是皇帝的陪乘，一般由皇帝比较信任的高级官员担任。能够近距离接触皇的人并不多，所以陪辇也成为臣子的一种荣耀。能和最高统治者走得很近，当然就有机会说上话，想办点私事也就方便很多，比如《宋史》载，沈伯玉文章写得很好，在刘宋孝武帝刘骏时当余姚县令，后来回到京城当卫尉丞，也就是穿着军装守门的低级官员。沈伯玉不去搞拉关系走后门，虽然是刘骏旧臣，却没能像其他人那样得到升迁。刘骏觉得沈伯玉与画像中的孔子长得特别像，经常称呼他为孔丘。尚书左仆射王景文和沈伯玉是老朋友，想帮哥们一把，就在陪辇的时候指着沈伯玉对皇帝说：“孔丘奇形容。”刘骏听了之后，觉得沈伯玉长得这么像孔子，怎么能穿军装呢？就特许他在执勤的时候可以和卿大夫们一样穿玄衣，不久又让他去教儿子刘子勋读书。沈伯玉不是别人，就是《宋史》作者沈约的叔父。
不过，对正直之人来说，陪辇却不是一件好差事，因为他们能够近距离看到皇帝的不当行为，又忍不住提出意见和批评，而皇帝都喜欢戴高帽，你要是给皇帝穿小鞋，那可就是自找苦吃了。《南史》载，和沈伯玉同时代的蔡兴宗是一个正直的杠头，他在刘宋孝武帝刘骏时任侍中，经常在皇帝身边伺候着，“每正言得失，无所顾惮”。这一年，皇帝出去拜陵，蔡兴宗带着玉玺陪乘，在回来的路上，皇帝想去打野鸡，蔡兴宗说：“这可不行，今天虔诚地来陵园，应该情敬兼重，想打野鸡还有别的日子呢，您就不能等等吗？”刘骏听了大怒，把蔡兴宗赶下车去。此后不久，刘骏杀了想要造反的竟陵王刘诞，心情很好，就坐车出游，并命令左右文武喊他万岁。这次碰巧又是蔡兴宗陪辇，在别人高喊万岁的时候，老蔡嘴闭得跟保险柜似的，刘骏问他：“卿独不叫？”老蔡从容正色回答说：“陛下今日政应涕泣行诛，岂得军中皆称万岁。”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被杀的刘诞是刘骏的异母弟弟。刘骏听了之后，很不高兴，不过这次没有把老蔡赶下车去。后来，蔡兴宗又多次惹皇帝不爽，终于被找了“属疾多日”的罪名免去了官职。
不光皇帝出行要有人陪，只要是上级到下级那里视察的，都要有人陪，而且要陪得高兴才行，这种作风从古至今从未间断过。某基层单位因接待上级单位派来的人员有不周之处，遭有意为难，基层单位经过深刻反思，明确了接待上级的指导原则：“今后上级就算来了一只老鼠，也要养肥了送回去！”上级领导下去视察，下级必须高接远迎、前呼后拥，陪吃陪喝陪玩耍，临走还得献上纪念品，反正都是公款，可劲儿折腾去呗。在这种环境下，上级怎么可能了解下面的真实情况呢？如果真的想搞调查研究，只要微服私访就可以了。想来真是不可理解，如果上级领导的心思在工作上，为什么都需要别人陪呢？难不成他们都是残疾人？
我的心情怎会如此的糟
难道是老年痴呆
全都忘掉
自己的爱好
我怎么了
给我个答案好不好
这样的煎熬
我真的再也承受不了……
这句紧接上句，皇帝和陪乘大臣都坐好了，接下来的任务就交给驾车的司机了，只见司机抖动缰绳，驱动车辇向前进发。
史上最牛司机
毂，古代车轮中心的圆木，周围与车辐的一端相接,中间是用来插车轴的圆孔。驱毂，就是让车子向前行进。
前面说过，古代领导者坐车出行时，车上的座次是这样排列的：领导坐左边，陪乘坐右边，中间坐的是驾车的御者。御者居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为了驾车御马比较方便，而绝大多御者都是右手持鞭，挥舞鞭子的时候可能对右边位置的乘客构成一定的威胁，出于安全考虑，还是让领导坐在左边最好。现在交通工具改成汽车了，但乘车原则基本没有变化：司机仍然需要坐在驾车最方便的地方，也就是能够掌控方向盘的那个座位，领导一般坐在既宽敞舒适又比较安全的后排坐，而陪乘的秘书则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另外，还有一个原则也从古代传承到今天：秘书前途最大，司机油水最多，都是牛人。
古代御者和现在的司机一样，需要学习交规和驾驶技术。虽然《周礼》中原则上要求对国民进行“礼、乐、射、驭、书、数”这六个方面的教育，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能当司机，以免街道上出现过多的马路杀手，而为领导驾车的，需要的则是驾驶技术非常出色的专职御者。当然，有些领导自己会驾车，但多是二把刀，属于隐大技术差型的，比如齐景公。
《韓非子》中说：齐景公出游，玩得正爽着呢，忽然有个骑快马来的通讯员从城中来报告说：“国相晏婴病重，坚持不了多一会了，您恐怕要在他死后才见到了。”齐景公一听就急了，赶紧让技术最好的御者韩枢驾驶着最好的马拉的车，以最快的速度往回赶。马车高速前进了几百步远，齐景公觉得马跑得不够快，就把韩枢推到一边去，夺过缰绳亲自驾车，又前进了几百步，还是觉得马没有跑得更快，干脆跳下车去跑步前进。
古代技术最好的御者，要数王良和造父这两位了，《淮南子览冥训》中说：“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车摄辔，马为整齐而敛谐，投足调均，劳逸若一。”这两位车老板儿，只要上车拉起缰绳，不管几匹马拉扯，都能像仪仗队一样整齐划一，让齐步走就齐步走，让正步走就正步走——这也太牛了吧？那么，这两位司机谁更牛呢？
关于王良，典籍中的记载比较简略，只有在《孟子》一书中，孟子在给学生们说道理时比较详细地讲述了王良的一个故事。
孟子的学生陈代见老师对一些诸侯国的聘请爱答不理的，就对孟子说：“老师，我觉得不去拜见诸侯是比较狭隘的做法，如果您去和诸侯好好唠唠，整好了能辅佐他称王，差一点也能辅佐他称霸。常言说得好：弯曲一尺的东西让八尺的东西直起来，这样的事情是可以做的。”孟子听了之后，给陈代讲开了大道理：“齐景公去皇家园林打猎，去了之后发现大门锁着呢，就用旌旗召唤负责开门的虞人，但召唤虞人是应该用皮帽子的，所以虞人不肯来，气得齐景公要把虞人杀掉。追求道义的人不怕被埋在沟壑里，为了道义而勇敢渐进的人从来不怕自己会丢掉脑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他老人家就非常赞赏虞人这种做法，如果人家随便一招呼就屁颠屁颠地跑去了，那还有什么原则可言呢？”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孟子接下来给陈代举了个例子：说王良是晋国正卿赵简子的司机，有一次赵简子让王良为他的宠臣奚驾车去打猎，整整一天没有打着一只猎物。奚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差劲的司机，应该吊销他的驾驶证！”有人把这话告诉了王良，王良找到奚说：“请让我再为您驾一次车吧。”奚勉强同意了，结果一个早上的工夫就打到了十只猎物。奚回去后又向赵简子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棒的司机，比舒马赫都厉害！”赵简子说：“那我就让他给你当专职司机吧。”赵简子把这事跟王良一说，王良不同意，赵简子说为什么啊？王良说：“第一次我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为他驾车，他一整天都打不到一只猎物；第二次我完全不顾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闯红灯、超速、撞交警，以配合他打猎，结果他一个清晨就打了十只猎物。《诗经》上说：‘开车要守法，射箭要中靶。’（不失其驰，舍矢如破。）我不习惯为他这样的小人驾车，您还是别让我干这个差事了。”
孟子最后总结说：“驾车的人尚且羞于与不好的射手合作，就算可以打到堆集如山的猎物也不干。我老孟虽然没有得到重用，但我也不能为了迎合那些诸侯而强行改变自己。弯曲自己，是不可能让别人正直的。”
王良是个有个性、讲原则的牛司机，传说由于他的驾驶技术太好而被天帝看中，死后被弄到天上去当了神仙，干的还是老本行：给天帝开车。不信吗？请抬头看看天空。《孟子》中说：“王良死，而托于驷星，天文有王良星是也。”《晋书天文志》中说：“王良五星，在奎北，居河中，天子奉车御官也。其四星曰天驷，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马。”
和王良齐名的造父也是个牛司机，《史记赵世家》中记载：“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乐之忘归。徐偃王反，穆王日驰干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而为赵氏。”说周穆王让造父驾车去西方视察狩猎，和王母娘娘搞联欢，玩得很爽，不想回去了。徐偃王乘机造反，周穆王这下子可着急了，让造父驾车全速往回赶，终于及时回去把徐偃王打败了。为了表彰造父的功劳，周穆王把赵城赏赐给他。后来造父也上天成了星星，《晋书天文志》中说：“传舍南河中五星曰造父，御官也。”
王良和造父在驾驶技术和最后的归宿上基本一致，看不出谁更牛，我们只好看看他们的弟子之间的比拼了。《战国策》中记载：“王良之弟子驾，云取千里马，遇造父之弟子。造父之弟子曰：‘马不千里。’王良弟子曰：‘马千里之马也；服，千里之服也。而不能取千里，何也？’曰：‘子纆牵长。’故屋牵于事，万分之一也，而难行千里之行。”
王良的弟子驾车，找了一匹千里马来拉车。造父的弟子看见了在旁边说风凉话：“你这马跑不快也跑不远！”王良的弟子不服气：“拉车的马是千里马，装备和驾驶技术也是最先进的，你凭啥说不行呢？”造父的弟子说：“你的缰绳太长了，赶车又不是钓鱼。”套马绳对于驾御来说，是微乎其微的一件事，却导致马车跑不快也跑不远。
如此看来，在驾驶技术上造父的弟子要比王良的弟子高超一些，那么造父应该比王良更牛一些。造父是西周初期人，到了王良所处的战国初，造父的驾驶技术已经传承了五百年，而他的弟子仍比王良的弟子高明，看来真不是一般的牛。
造父超越王良成为史上最牛司机，不仅体现在驾驶技术上，更体现在政治地位上。造父是周穆王的司机，周穆王是最国家的高统治者；王良是赵简子的司机，而作为晋国正卿的赵简子正是造父的后代，当时属于一个厅局级干部。王良的祖先和后代都没有什么出彩的业绩，而造父的祖先柏翳是舜帝的大臣，被舜帝赐姓嬴，后来造父又被周穆王赐赵城，就以赵为氏，他的直系后代建立了赵国，造父的族人大骆被周孝王封在秦地，建立了秦国，这两个诸侯国都是战国时期的强国，最后秦国完成全国的统一。
通过对比我们可以发现，在技术上都是顶尖高手的两个人，由于出身不同，社会地位就不同，对后代前途的影响力也不会相同。王侯将相就是有种，个人努力作用十分有限，这是古今中外人类社会的共同特点，虽然我们不愿意相信，但这就是事实。
长缨在手
“缨”本指系在脖子上的帽带，但后来又增加了几个意思：指丝线等做成的穗状饰物；指驾车时套马用的革带；指绳索。“振缨”一词，也相应地有好几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指出仕，相当于“弹冠”。当官之后地位提高了，需要整理衣冠，以示面貌一新。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手下有个参军，名叫孟嘉，他在五十多岁时去逝了。陶渊明得知噩耗，悲痛欲绝，他为孟嘉写了一篇很长的传纪，最后几句是这样写的：“君清蹈衡门，则令闻孔昭，振缨公朝，则德音允集。道悠运促，不终远业，惜哉！仁者必寿，岂斯言之谬乎！”意思是说：孟嘉以高洁的情操隐居之时，则美名远扬，当他出仕做官之时，则有口皆碑。天道悠远而人生短暂，没能终成大业，实在可惜！都说仁者必定长寿，这话简直是上坟烧报纸——糊弄鬼的！这段引文中的“振缨公朝”就是在朝廷当官的意思。孟嘉之死让陶渊明如此悲愤，二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原来，孟嘉的女儿是陶渊明的亲娘。
古代很多诗人写诗都喜欢用“风吹帽”这个典故，就拿最有名李白、杜甫来说吧，分别写过“醉看风落帽，舞爱月留人”、“羞将短发还吹帽，笑倩旁人为正冠”这样的诗句，这个典故说的就是孟嘉。《晋书》载，有一年重阳节，桓温带着属下的文武官员登山赏菊，设宴欢饮。大家喝得正爽，一阵风吹过，把孟嘉的帽子吹掉了，而孟嘉已经醉意朦胧，竟没有觉察。在上司举办的宴会上不戴帽子，这可是“非礼”的行为，恒温暗示大家不要提醒孟嘉，看他如何反应。过了一会，孟嘉喝多了酒，去厕所放水，趁这个空档，恒温让人写了一篇嘲笑孟嘉失礼的文章，连同帽子一起放在孟嘉的座位上。孟嘉放水回来，看见了那篇文章，立即写了一篇为自己的落帽失礼辩护的答词，由于写得太好了，在座的众人都赞叹不已，于是就有了“风落帽”这一典故，用来比喻一个人宽宏坦荡、风流倜傥的境界。
第二个意思指谓隐遁，即“濯缨”。晋代夏侯湛在《东方朔画赞》中写了“临世濯足，希古振缨”一句，借用了屈原《渔父》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之寓意。一般认为，渔父是个隐士，他说的这句话是古代的一句习语，表达的是一种不与时俗同流合污、豁达自由的隐者心境，后人以“濯足濯缨”来比喻感觉好坏都是由自己决定的。
出仕和隐遁是相对的，而“振缨”这个词居然能都表达这两种相对的意思，真够变态的，让它自己给自己做反义词好了。但是，有人认为《渔父》中“濯缨”的意思也是出仕，而不是隐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沧浪之水”比喻的是天下局势，“清”比喻太平盛世，“浊”则是动荡乱世，全句的意思是说，天下太平我就出来当官，天下大乱我就找个地方去足疗。这样解释不仅说得通，而且能够避免“振缨”这个词因为长时间搞不清自己是该出仕还是该隐遁而患上精神分裂症。
第三个意思是抖动缰绳，在“驱毂振缨”这一句里就应该是这个意思。与如今驾驶机动车相对照，在古代御术中，缰绳的相当于方向盘和刹车。鞭子相当于油门和档位，而御者的口令则相当于离合器，起一个保证平稳启动和防止传动系过载的作用。御者抖动缰绳，马匹就明白这事要表示出发了，如果两侧的缰绳一起抖动，就是直行，如果只抖动并拉紧一侧的缰绳，就转弯，如果两侧缰绳一起拉紧，就是停车。一匹马拉车指挥起来还算容易，但为了多拉快跑，古代的车驾经常是用多匹马来拉的，如《诗经秦风小戎》中说：“四牡孔阜，六轡在手。”四匹高大硕壮的公马拉车，御者手里要攥着六条缰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中间两匹马不负责转弯，只要各一条缰绳就可以行了，而左右两侧的马则各需要两条缰绳，否则无法控制方向。
现代汉语中，“缨”这个字主要用来指类似饰物的东西，比如红缨枪、萝卜缨子，已经基本不用以表示绳子，除了个别古代沿用下来的词之外。“请缨”就是这样一个例外，这个词出自西汉一个有为青年之口，他就是汉武帝时期的谏议大夫终军。当时南越国割据政权尚未归附，正赶上老王去逝、新王即位，于是汉武帝派安国少季作为使者去南越国招安。终军主动自请出使，当着汉武帝的面夸下海口：“军自请，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说您给我一根长绳子，我一定把南越王绑起来送到您这里来。当时终军不到二十岁，心高气傲，自我感觉良好，觉得只要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把地球撬起来。汉武帝很高兴，让他随安国少季一起去南越国，并让勇士魏臣等人作为随从，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还让大将路博德屯兵桂阳，给使团以军事上的支持。
那么，终军后来把南越王绑回来了吗？没有，不光没绑回南越王，还把自己的性命搭进去了。对于如此惨痛的结局，使团团长安国少季应该负主要责任。
使团一行到了南越国之后，事情进展非常顺利，南越王和太后表示誓死效忠中央政府，称臣纳贡。不过，由于使团团长安国少季没有管好自己的下半身，更没有好好分析局势、把握时机，致使事情向另一个方向发展下去了。南越王刚刚即位，还无法完全掌控政权；太后是中原人，和安国少季是旧情人，这次在南越国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很快，这两个人私通的事情在南越国就传开了，太后的民众支持率急剧下降。丞相吕嘉是南越国的三朝元老，势力很大，而这家伙却是个“越独”份子，极力反对归附中央。南越王和太后担心吕嘉造反，就摆了一桌鸿门宴请他进宫，想借助汉朝使者的力量将其除掉。吕嘉有所防备，赴宴时安排自己的弟弟带兵在宫外守着。席间太后质问吕嘉为何不肯归汉，实际上就在给汉朝使者动手找理由，但是安国少季对宫门外吕嘉的势力有所忌惮，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动手。终军虽年轻气盛，但他毕竟不是使团一把手，也没敢自作主张用皇帝给的长绳子把吕嘉捆起来。太后急眼了，显现出了悍妇本色，自己拿了一把长矛去戳吕嘉。南越王见汉使不动声色，而老妈却要亲自杀人，赶紧阻止，吕嘉乘机全身而退。汉武帝知道这种情况之后，派韩千秋带着二千人赴南越国诛杀吕嘉，于是吕嘉公开造反，冲进王宫和使馆，把南越王、太后和安国少季等汉朝使者一并杀害，终军也未能幸免，随后吕嘉又设计将韩千秋及两千汉军杀死。汉武帝气得肝颤，封路博德为伏波将军，率军杀向南越，杀了吕嘉，灭了南越国。
因终军和贾谊都是西汉初期颇有才华的年轻人，被并称为“终贾”，虽然这两个人都是年纪轻轻就死了，但毕竟得到了皇帝的赏识，初步建立了功业，名扬千古，因而他们成了后来不得志文人羡慕的对象。清代龚自珍在《已亥杂诗》中写道：“终贾华年气不平，官书许读兴纵横。荷衣便识西华路，至竟虫鱼了一生。”意思是说：我老龚年轻时候也有像终军、贾谊那样的学问和志向，读了很多书之后想在官场上横晃，但是自从我中了举人之后就开始在国史馆当校书官，很可能就像书里的虫子一样过完这一生。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和老龚有同样的感受，当年书生意气，挥斥方遒，以为知识可以改变命运，没想到读完书之后，刚刚解开学士、硕士或博士帽的“缨”，就变成一匹给人拉车的马，只要人家一“振缨”，就得卖命地拉车。
第二本书已经在出版社排版，就等一个简短的序言了，但是最近我思维短路、大脑秀逗，序言一直也没写出来。
第一百二十九句世禄侈富
前面几句说的都是朝廷高级官员政治待遇，这句和下一句说的是他们的物质生活，意思是：他们的子孙世代享受优厚的爵禄，生活奢侈豪富。对这些人来说，最痛苦的事情就是人死了，钱还没花完。
幸福的接班人
世禄，是古代的一种政治制度，指贵族世代享有爵禄，与其相配套的是世卿制度，二者连起来就是世卿世禄制度。这种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天子或诸侯国君以下的贵族，制度设计非常简单，就是老子死了儿接班，官位和俸禄世代相传。
世卿世禄制度具体始于何时已经无从考证，但是至少从西周开始已经开始搞这一套了，比如周公姬旦，他的大儿子伯禽被封到鲁地，次子君陈则在朝廷中继承了老爸的位子，召公姬奭也一样，他的大儿子被封到燕地，次子接了他的班。
周公、召公的职位只传了几代，到周昭王以后就没有了，而周武王的另一个兄弟毕公姬高，曾辅佐武王伐纣，在成王、康王时为三公，但《史记魏世家》中记载说“其后绝封，为庶人”，也就是说，他的后代没能接班。既然沾不上祖宗的光，毕公的子孙只好自谋职业，其中一个叫毕万的，跑到晋国给晋献公当马仔，毕万的儿子因为有功而被晋文公封在魏地，后来建立了魏国。
同样是周武王的兄弟，为什么毕公的官禄没能像周公、召公一样传给子孙呢？因为在西周时期，世卿世禄制度已经开始走向衰落。在《尚书立政》中，周公阐述了西周初期的官员选用原则，强调任人唯贤，虽然没有明确反对世卿世禄制，但也提出了择用“吉士”、“常人”的主张。其他文献资料的记载也表明，世卿世禄制度不是周礼所提倡的行为，如《春秋宣公十年》载：“齐崔氏出奔卫。”《春秋公羊传》对这言简意赅的几个字作出了解释：“崔氏者何？齐大夫也。其称崔氏何？贬。曷为贬？讥世卿。世卿，非礼也。”意思是说：崔氏是谁啊？他是齐国的大夫。为什么不指名道姓而是只含糊地称呼他呢？因为他被贬了。为啥被贬呢？因为他反对世卿制度。世卿制度是不符合周礼精神的。
由此可见，早在周朝之前，世卿世禄制度已经施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周朝统治者发现这种制度存在问题，但是自己领着一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才换来革命的成功，不就是为了子孙后代能过上好日子吗？因此在以王室成员和功臣为主的既得利益阶层范围内，这种制度还得继续实行下去，只是在舆论上采取“不提倡、不鼓励、不宣传”的政策，这种思想在《尚书毕命》中有所体现。
周公姬旦平定武庚和管蔡的叛乱之后，决定把殷商遗民这些鸡蛋都放到一个篮子里，全部集中到新建成的成周这座城市里居住，并负责对这些人进行监管和治理。姬旦死后，他的儿子君陈代为周公，继治理他们。君陈死后，周康王又命令毕公姬高去治理。在任命仪式上，周康王发表了一番热情洋溢的讲话，即《毕命》。
在周康王的演说中，有这样一段：“我闻曰：‘世禄之家，鲜克由礼。’以荡陵德，实悖天道。敝化奢丽，万世同流。兹殷庶士，席宠惟旧，怙侈灭义，服美于人。骄淫矜侉，将由恶终。虽收放心，闲之惟艰。资富能训，惟以永年。惟德惟义，时乃大训；不由古训，于何其训？”
这段话的大意是这样的：我听过这样一句话：“世代享有禄位的人家，很少能够遵守礼法。”他们不负责任的心态轻视道德，实在是天理难容。他们追求奢侈华丽的生活，并希望一直能够这样腐败下去。这些殷商的遗民，养尊处优很长时间了，仗着自己的强势地位而不顾道义，穿的都是一般人买不起的名牌服饰。他们骄恣过度，还自我感觉良好，这样下去是不会有好果子吃的。在我们的治理下，他们放肆的心态有所收敛，但谁也不能保证这帮家伙一直老老实实的。生活富足又接受教化，才能得以长久。让他们学会道德仁义，才是最重要的思想政治工作；如果不用古训加以教导，他们何时才能心服口服呢？”
周康王这段话的矛头直指过惯了奢侈生活的殷商世袭贵族，但是他们西周并没有废除世卿世禄制度，因为这是让自己子孙后代发家致富最直接有效的合法手段。唐代散文家独孤及说过：“才宜贵，仁宜寿，世禄宜富。”容易获得尊贵社会地位的，是有才之人；能够长命百岁的，是仁德之人；很快就能富起来的，不是那些靠少生孩子多养猪、勤劳致富的人，而是接老爸班的贵族。
世卿世禄制度在东周时期受到剧烈的冲击，一些诸侯国建立起了尊贤尚功的官员任用制度，门客和游士纵横捭阖，大显身手，为废除这个仅仅依靠血缘承袭的制度奠定了群众基础。但是，这种制度最终走向崩溃并不是因为它对社会成员的不公平，而是因为君主集权意识的增强。如果朝廷的各级官员都能够世袭，那么君王在事实上与贵族是平级的关系，君权就会大幅度缩水和打折，所以战国末期，秦国最先废除了世卿世禄制，随即在秦汉时期出现了一种恩荫制度，可以看做是世卿世禄制度的变种，而主流的官员选用方式则演变为察举制，以及后来的科举制。
世卿世禄制度解体很多很多年以后，似乎在某个倡导公平正义的社会里杀了回来了，但愿这不是复辟，而是事物在是螺旋式上升、波浪式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