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会越来越好的说说:中医存废之争－CNKI知识超市

【中医存废之争】

中医品牌:救人者如何自救？

　　
　　中医被指“三宗罪”
　　在《告别中医中药》中，张功耀给中医列举了三大罪状：一、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二、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三、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张功耀在《“中医科学化”失败的原因分析》一文中说，所有已经尝试过的“中医科学化”方法，没有一项是成功的，而且中医越是在科学化道路上迈进，其缺点就暴露得越多越充分。

　　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消耗人参最多的国家，其基本消耗目的是用它来改善人的活力，消除疲劳。19 世纪，欧洲人依据中国人的这个习惯开始研究人参真实的药用价值。其结果，居然是否定性的。20 世纪，美国人也开始了对人参的研究。但是，所有的研究都没有发现人参有任何确切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于是，经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严格审查确认，人参属于“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而不是药品。

　　人参是妇孺皆知的贵重药物，临床运用得当，功效卓著。10 月17 日，原中国中医研究院院长傅士垣介绍，从事中医药研究、临床50 多年中，曾经用独参汤抢救过不少危重患者。中国中医研究院的许多全国著名老中医在独参汤的应用上，更是得心应手，效如桴鼓。人参属于常用药，主要以补气为主，临床上对气虚、虚脱导致的大汗淋漓等危重病症，用独参汤，可以起到回阳救逆的作用。关于人参的回阳功效，历代名医验案中有大量记载。“欧洲人认为没有确切营养价值和药用价值，是因为他们对中药特殊功效的不了解和无知。仅凭化验成分断定某一种药物的价值，这种结论是很片面的。”傅士垣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对不懂中药药性的说法进行了严厉驳斥。

　　其实，对中医药的科学性，以研究科学史著称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早就给予肯定：“中国人以他们特殊的天才发展起了中医学，这种发展所循的道路和欧洲迥然不同，其差别之大可能超过任何其它领域。”相信，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展，中医药必将越来越受到全世界的重视。

　　中西医并举不可偏废
　　从现代科学的角度来看，中医的确存在一些糟粕，但是我们要进行批判的吸收，不能因噎废食。同样，西医也不是完美和万能的。某策划公司总经理张玍先生对“取消中医”签名行动表达了这样的意见：“如果现在有人网上签名‘取消西医’，那些医疗事故受害者以及看不起病的人，肯定会纷纷签名。”他认为，中医药作为国粹，也是一种文化，“取消中医”的言论以及发起网上签名行为具有煽动性。

　　著名历史学家张一平接受采访时强调，对任何事物都要用一分为二的眼光来判断，在没有彻底了解的情况下，便进行武断地表态，有哗众取宠之嫌。一种事物能不能被淘汰需要时间的检验，不是凭某些人一句话，或者签名所能左右的。麦当劳、肯德基在国外属于垃圾食品，我们不但不淘汰，反而吃得津津有味，为什么不淘汰？

　　“就中医和西医规模作比较，西医具有绝对的优势，但这并不能证明中医的无效、不科学。西医和中医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医疗体系，允许多元并存才是发展之道。”张一平把西医比作高楼大厦，中医比作古朴典雅的四合院，从外观看四合院不如高楼大厦华丽，但是四合院的历史价值和观赏价值比现代化建筑更胜一筹。

　　临床上，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杂症具有意想不到的效果。傅士垣介绍，凤凰卫视记者刘海若在英国治疗期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能够使用的药物都用了，依然没有起色，担心成为植物人，家属要求回国用中医治疗，到了宣武医院，以针灸为主，配合安宫牛黄丸，最后让昏迷了3 个月的刘海若苏醒过来了。

　　SARS 的死亡率： 全球11%，香港17%，台湾27%，中国大陆7%，广东3.8%；广州3.6%，这一数字是全球最低的。广州中医药大学一附院收治36 例“ 非典”患者，无一例死亡，医护人员无一人被感染。绝大多数患者痊愈出院，没有任何后遗症。患者平均退热时间2.97 天，平均住院天数8.86 天( 不计自动出院者)。广州与香港地理气候、生活习惯都有可比性，为什么差别那么大呢？其差别在于有无中医参与治疗。香港卫生署经过两次到广东省中医院调查，确认中医的作用，最后请广东省中医院派2 位女专家参与治疗SARS 重患者及新病人，并一再延长预定的留港日期。

　　中医泰斗邓铁涛教授指出：“SARS 对于中医西医都是个新问题。在SARS 一战中，中医药发挥了无可取代的效力，受到国际卫生组织十几位专家的称赞，认为值得研究推广。

　　比“非典”更厉害的病，流行性出血热属于国家七五攻关项目，由南京中医药大学周仲英研究组治疗，中医组的死亡率是1.1%，西医组的死亡率则为5.08%。

　　因为中医药对世界产生的影响，台湾癌症基金会顾问、美国中华自然疗法世界总会秘书长、美国TISTV卫星电视网“健康一身轻”节目主持人林光常教授称，诺贝尔医学奖没有选择中医，是个错误。在对人体健康有贡献方面，中医比西医的贡献要大得多。

　　西医与中医有质的差别，西医对人类最有贡献的是外科，中医是宏观科学，西医是微观科学。“人类要想远离疾病的困扰，中医是其最终的出路，寻求西医是没出路的。诺贝尔医学奖，应该多奖励中医。”林光常说。

　　振兴中医药刻不容缓
　　“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毛主席的这句话，至今耳熟能详。傅士垣回忆说，刚建国时，有人提出改造中医，毛主席坚决反对，下令让当时的每一个城市都成立中医院，办中医教育。数据显示，清末民初我国有中医80万人，1949 年有中医50 万人，现在仅有27 万人。目前，各中医院仅有约10%的中医开汤药方，即按中医思路看病的不到3 万人。

　　已故著名老中医吕秉奎在担任卫生部中医司司长时曾对中医衰落问题进行了探究。认为其中原因：一是卫生部门一直没有培养使用中医药人员的行政管理干部；二是各级卫生部门很少有中医干部，即使有，也只是点缀，不起领导作用；三是中医单位的西医多于中医，中医院实际上是西医院或叫中西医结合医院，真正的中医院，全国只有几所；四是中医学院的中医课成分少，学生无法学成中医，课堂上老师讲一点，一下课就把精力集中到外文和西医课，有的人还吹冷风鼓动学生不要学中医。在实习时，没有好中医带。中医学院大批毕业生无人要，分配不下去。主要原因是中医单位少，西医又占了多数，要西医不要中医。西医院里的中医科，宁可把老护士塞进去抄抄方，变成中医，也不要中医毕业生。

　　吕秉奎在致中央领导人的信中写道：中医药学在现今的状况，可以说已经被西医消灭了，只是掌握有纯中医技能的中医师们还没有死绝，人还在，但是这些人也都是50 岁以上了，50 岁以下的纯中医几乎为零。照此下去，再有10 年，中医药学要翻身就难于上青天了。

　　“管中医的人学的是西医，教中医的人学的也是西医。中医还能发展、发扬吗？”吕秉奎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没有忘记对中医事业的呼吁。

　　中日友好医院的焦树德教授说：“几十年来，中医药院校没有培养出来多少真正高明的中医。”“中医药院校目前培养不出来高明的中医，这是带有普遍性的现实，令人可怕的事实……而同样用3 年时间拜师，继承名老中医的学术思想与临床技术的学术继承人却不能得到重视，这是国家中医教育必须改革的重大问题啊！”邓铁涛教授痛心地说。

　　国外抵制中药出口，是因为不科学吗？没有疗效吗？不是。“关键是中药一旦成为主流，西药怎么办？说到底就是利益的问题。”傅士垣曾经多次参加过关于中药出口的研讨会，许多专家认为，以检测有害成分超标限制中药出口，就是为了保护西药的利益。更为严重的是，偶尔发生的中药不良反应，他们便会大炒特炒。岂不知，中药的应用贵在辨证施治，药物生用熟( 炮制) 用，效果大相径庭。不分青红皂白，拿来就用，怎能不偾事？“中药的某些有毒成分恰恰就是疗效的关键。”比如砒霜，微量可以美容，可以治疗皮肤病，所谓的以毒攻毒。如果含有砒霜的药物出口肯定要被拒绝。中医不被重视的另一个原因是宣传力度不够。我们国家重西轻中的现象很严重，西医有点小成绩就宣传，中医有点成就，先说“不知道是否可靠”；即使被证实了，还要想方设法去否认。

　　德国慕尼黑大学波克特教授早在1980 年就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医药在中国至今没有受到文化上的虔诚对待，没有确定其科学传统地位而进行认识论的研究和合理的科学探讨，所受到的是教条式的轻视和文化摧残。这样做的不是外人，而是中国的医务人员。他们不承认在中国本土上的宝藏，为了追求时髦，用西方的术语胡乱消灭和模糊中医的信息，是中国的医生自己消灭了中医。”

　　中医是否到了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应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并进行深刻地反思。

　　如何重塑“中医”品牌？
　　在各种产业正由“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的转型过程中，对中医中药这种历史遗产的处理方式也很有示范意义。与其把中医中药推倒重来，不如利用其深厚的历史积淀和全球影响力，创造一个优秀的中国文化品牌，这难道不是一条更快捷、更有效的“中国创造”之路吗？所以，我们只有光大国粹的责任，没有抛弃遗产的权利。

　　中医行业遇到那么多内部的、外部的竞争压力，我们也应该重塑“中医”品牌！那么，该如何打造全新的“中医”品牌呢？

　　一、引进品牌观念
　　年轻的病人看病不首选中医，中医院医师热衷于开西药，各界对中医的资金投入总是不尽人意。虽然出现这些现象的原因有很多，但也有一个共同点：这些人对中医的信任度并不很高。如何让这些人改变观念呢？首先从中医学术界尖端开始，全面引进品牌观念，组成强大的品牌策划及实施小组。

　　二、明确“中医”定位
　　中医，在西医、藏医等诸多同类品牌中，特点到底是什么？ 包治百病？当然不是！是我们的基础理论很先进？现在还看不出来。我们的特点可能在于：对人类亚健康的调理和对慢性疑难杂症的整体治疗。

　　三、制订共同的阶段性目标
　　如果我们的最终目标是攻克癌症、心血管病等人类慢性病，那么在这个目标之前我们还有许多阶段性的目标，这些目标应得到大多数中医工作者的认同和支持。例如：建成世界上疗效最显著的、地球人都知道的、规模最大的慢性疑难病医院；与大型企业一起建立挖掘、整理、总结、推广民间单方、秘方、验方和诊病治病绝活的高效机制等等。

　　四、母品牌与子品牌
　　可以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等机构做出重塑品牌的阶段性目标、费用预算、人才引进、以及吸引各界投资的计划。“中医”品牌毫无疑问地归属于国家，而“中医”品牌下面可以有许多子品牌。例如：“中国”品牌下面有“2008 奥运会”、“中国制造”、“联想电脑”等等子品牌。所以，不同的子品牌可以有其各自的预算及人才计划，而“中医”母品牌的计划一定是由中国中医研究院等机构做出来的。并且，子品牌与母品牌的关系大多数是紧密型的。

　　五、做几件有国际影响力的事情
　　刘翔得冠军、杨利伟成功返还成为提升“中国”品牌的重要事件。“中医”品牌的重塑计划中，重点扶持几个项目非常重要。例如：建成世界上疗效最显著的、知名度最高的、规模最大的慢性疑难病医院，当每一位国际名人或老百姓身患绝症无望时，他( 她) 首先会想到来这家医院，虽然这家医院不一定百分之百治好他(她) 的病，但是，这家医院给出的信心一定是最强烈的。

　　让中医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第二大品牌
　　清末民初，由于满清的腐败无能，战败投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致使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加思索地把中国暂时的落后与挨打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因而开始全面打倒中国文化的一切。首当其冲的是儒家文化，而中医也未能幸免。在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西医鼓噪下，国民党政府曾两次正式取消中医。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后来“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被庄严地写进《宪法》。

　　文化与国力兴衰相辅相成，随着中国国力的上升，中国对自己的文化也越来越自信。曾经被打倒的孔子及儒家文化重新受到尊重，而孔子也几乎成为现在中国的第一大文化输出品牌。

　　从2004 年11 月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首都开办以来，以两千多年前中国伟大思想家与教育家孔子命名的中国语言文化教育机构，相继出现，蔚然成风，迄今已有36 个国家和地区办起了80 所孔子学院和小规模的孔子学堂，还有更多的国家提出了办学申请。而在中医方面，在发达国家有人把看中医当作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中医已被75 个国家承认，中国与176 个国家建立了中医学术交流关系。继续向世界输出中医，既是造福于世界人民，对人类文明贡献，也是弘扬中华文化，提升中国综合国力及对世界影响力。

　　曾经辉煌过，曾经迷失过，让我们不再狭隘，让我们不再愚蠢，让中医成为中华文化输出的第二大品牌。

　　中西医之争:需要反思的与值得回味的
　　事实上, 对于这场沸沸扬扬的“网络签名”事件, 中医药管理局日前已发表声明进行澄清: 真正参与签名的只有百余人。但跳出这场争论本身来看, 还是有问题值得我们反思的。比如, 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医?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中华医学会心身学会主任委员何裕民谈了自己的看法:“说起来, 引发这场争论的始作俑者张功耀和我还有一点渊源关系。他曾投了一篇文章给《医学与哲学》杂志, 主张取消中医。当时我是杂志的副主编, 尽管很多人认为这篇文章不值得一登, 但在我的坚持下最后还是不加删改地刊登了。我认为学术领域内有争鸣是好事, 引发大家讨论会有助于对问题的认识。实际上, 关于中西医或‘ 科学’与‘ 玄学’的嘴皮子仗, 前两年已经开打了,只是动静没有这次这么大。现在对中医持反对或者告别态度的大致有三类人: 第一类人主张惟科学主义逻辑, 以西方科学标准衡量一切。在他们看来, 但凡从结构上找不出严密的依据又没法用逻辑关系进行说理的, 就不是科学, 就要被淘汰。这是学术观点之争。第二类人因为对中国传统文化了解不深, 有迷恋西方的倾向, 因此持反对态度。第三类人则有借此哗众取宠的嫌疑。”

　　何裕民认为, 医学不仅是科学, 还是一种人文文化; 医学不仅是一门技术, 更是一种艺术。在对待中医问题上, 有些人主张用惟一的西方近代科学标准来评估。这种标准在解释化学、物理学等现象方面很成功, 但在解释生物学现象方面会面临挑战。因为生物科学与物理科学的规律不完全一样, 标准也不能一元化。近代科学并非是惟一的知识源泉, 也绝非惟一的知识标准。不能得到近代科学支持的观点, 在逻辑上有可能是近代科学的无能为力或者水平不够。从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元性角度看, 中医不仅仅是国宝, 也是科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参照物。

　　很多人将这次的争论与1 个世纪前关于中医是否是“伪科学”的争论联系起来看。何裕民则认为, 这次的争论无论是在深度还是时代意义上, 都与五四时期不可同日而语。20 世纪初,中国刚刚打开国门, 那时候的知识分子怀着满腔热情, 希望向西方寻求科学, 以救国图强。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科学精神,所以很多西方舶来的东西都被接受, 而许多传统的东西则遭到批判, 其中难免有偏激之辞, 但可以理解。毕竟那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思想启蒙运动。回过头来看, 今天再谈这个问题, 就不是什么思想解放, 更多的是一种“作秀”。我们今天最缺乏的是人文精神、宽容精神以及平和地对待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精神。对于现在出现的“取消”中医的声音, 何裕民认为是一种偏见, 与时代精神格格不入。

　　举个例子。明治维新之后, 日本的汉医界也是本着科学救国的心愿, 首先提出要废除“汉医”( 中医) , 尊崇“兰医”( 即西医) 。然而到20 世纪50 年代末, 日本医学界开始出现了“ 复兴汉医”的声音, 至1970 年左右达到巅峰。100 年前是汉医首先提出要废除汉医, 100 年后却由西医提出要振兴汉医, 因为他们认识到，“现代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而“东洋医( 即汉医)”有很多实际价值可资借鉴。

　　与日本、韩国在复兴传统医学方面的不遗余力及所取得的效果相比, 目前中医在我国的处境可以用“内忧外患”来形容。内忧方面, 面临后继乏人、质量参差、信仰缺失( 学中医的人不信中医) 等问题; 外患方面, 譬如我国的中药处方有1000 多种被外国抢先注册, 又如日本医学权威大敬节在弥留之际对其弟子说“: 现在我们向中国学习中医, 10 年后让中国向我们学习。”

　　对此, 何裕民表示: 中医的生存危机客观存在, 包括“ 国内现在能用中医思路看病的不过3 万人”这样的数据也是真实可信的。中医的发展遭遇瓶颈, 出现低谷, 这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暂时性现象, 与转型时期社会风气浮躁、急功近利心态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华文化的崛起、整体话语权的提高, 这些问题会逐步得到解决。

　　目前中医界有几个突出的问题需要正视。首先, 中医人才的培养存在问题。我们的教育模式借鉴的是西医院校的那一套, 是“ 批量生产”, 这对于需要传统文化根基、需要临床经验积累的中医而言是一个致命伤。其次, 现在很多综合性的中医院,采用统一模式管理, 讲求经济效益, 这本身就是个问题。第三,在对待中西医的态度问题上, 有些观念需要扭转。比如有人认为西医能治百病, 中医只擅长治疗疑难杂症。其实, 在急诊抢救方面西医固然是强项, 但在很多小毛病( 如感冒) 以及一些常见病( 如高血压、冠心病等) 的治疗方面, 中医还是很有优势的。在治疗方面, 或许中医不敌西医, 但在调整状态方面, 西医不敌中医。中西医各有优势, 完全可以协同作战, 没有必要剑拔弩张,全面抗衡。最后, 学习中医一定要心态平和。中医是个“ 煲”, 要慢慢熬, 才有味道。

　　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西医之争对于发展中医也许是个契机。至少, 争论背后凸显的问题已经引起从政府主管部门至普通百姓的广泛关注。那么, 当务之急是否如一些专家所言, 要制定中医药的国际标准、进行立法规范? 何裕民道出了自己的想法: 给中医立标准、立法, 都不是最重要的, 关键是要为中医的发展提供一个宽松的氛围。从政策角度不仅要在基础研究方面舍得投入, 对于重大科研项目也要给予全力支持, 同时在实用技术方面鼓励中医( 院) 大胆地深入群众。不能用西医的评判标准来评价中医, 不能把所有东西纳入一个考核体系。并不是“大”医院才是好医院, 在中医界, 好的医生往往不在大医院。这是由中医的文化特点决定的: 人性化治疗, 更贴近民众。中医要有大发展, 决不能局限在游泳池里, 而应该深入江河湖海。一个地方应该有几家核心医院, 更多的应该发展小型的社区医院。从中医自身的发展看, 应该在基础研究中体现实力和价值, 应该放开临床实践, 鼓励探索创新。比如前阵子上海中医药大学曙光医院“ 针麻手术”的成功, 就是中医临床的开拓之举, 既有科学意义, 又有实用价值。同时, 应该拓展中医药生存新空间。今后中医可能不仅局限于治病, 还应对亚健康等病前状态实施干预, 对病后虚弱的身体进行调理, 以维护健康、增进健康为目标。这几块结合在一起, 才是中医的发展之道。

中医是批不倒、废不掉的

　　
　　（本文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研究员 孟庆云）
　　自19 世纪西学东渐以来，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有数次大规模的争论：一是19 世纪关于中西医优劣、异同之争，二是20 世纪初叶的两次存废之争，三是20 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路线之争。西医传入伊始，没能成为中医的合作伙伴，在还没有成为主流医学时，就使中医面临挑战，二者互相阻抗和拒斥。这是不同文化交汇时，在冲突与适应过程中开始接受的前声。从洋务运动到民国初年，维新派的一些思想家如严复、俞樾、吴汝纶等，曾把宣传西医与变法维新联系在一起，视中医为末技；五四前后的科玄论战时，全盘反传统的激进主义者，也曾视传统医学为庸医疲药，丁文江“死也不看中医”，每次争论，中医和传统学术的人士都有强烈的回应。优劣之争时代有罗定昌、朱沛文等人，力陈中医之优西医之短，还举例说明西医不如中医，优劣之争不分胜负。对于中医是否科学之争有周叔阜、夏应堂、恽毓鼎等人奋起反驳，争论也未见伯仲。后来官方人士参与了存废之争。1914 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极力主张废弃中医药，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1929 年南京政府第一次中央卫生委员会竟通过余岩等17 位医生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药同业人士纷纷罢工停业抗议。当年3 月17 日，上海在召开了全国中医代表大会的同时，组成了有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为代表的5 人赴南京请愿团。请愿团在南京谒见了谭延闿、于佑任、林森、蒋介石等政要。“317”抗争活动取得了胜利，此后中医界把3 月17 日定为“国医节”。此次抗争推动了中医界的理论探索，探索中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20 世纪50 年代以后，中医药工作者恢复了话语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发展，但其中也不时挟有中医不科学思想的回潮。例如1952 年余岩等人再次亮出了取消中医的提案，此次回潮以受到严肃的批评而结束。此后中医发展并非尽善，50年代末曾有“百万锦方运动”和其后的“一根针一把草”把中医药简单化的思潮，还曾有过“中西医结合是中国医学唯一发展道路”的片面性提法。中医药界对此时时反思，有1962 年的“五老上书”、“衡阳会议”等等。近年来关于中医药发展有“原汁原味”与“现代化”等争论。近日又有取消中医的建议，接踵而来的还有网上签名，有学者也曾做理论探讨，依据“不能证伪”把中医列入“伪科学”。由此想到当年的浮薄幸进之流的余音尚在。

　　在此次事件之前的两年里，中医界还曾与科技界、哲学界人士就科学的要素、方法、形式等方面论证了中医学的科学性，并且回答了“李约瑟难题”，指出即使没有西方科学的传入，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传统科学照样能步入近代化、现代化。同时指出，中医并不因为西方科学中心论或科学主义的贬斥而被否定。中医的命运正可堪为中国传统文化命运的缩影。但是，世界发展到今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世界科学的综合化趋势中，显露了西方科学还原论的局限，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愈来愈受到重视。1988年1 月，全世界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集会宣言，第一句话是“如果人类想要在21 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首二千五百年，去吸收孔子的智慧”。他们所说孔子的智慧，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和精神。这也预示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和中医药的振兴是历史的必然。从当代中医药在世界的传播看，中医药也确实是人类卫生保健的重要资源。对于这样珍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尚且不及，岂能妄言取消？

中医药发展前景光明

　　
　　（本文作者：中华中医药学会学术顾问 温长路）
　　中医学是从实践中产生的，是中华民族长期同疾病作斗争过程成功经验的积淀和升华。有史料考证，中医药有记载的历史可追溯到5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殷商时期（公元前17～11 世纪），对人类的多种疾病已有了认识，并注意到了它们与生活习惯、居住环境和气候变化等多种因素的关系。此时期问世的《山海经》中记载的100 多种动物、植物和矿物中，不少都是治病的药物；《诗经》中记载的132 种植物、80 多种动物和70 多种矿物，可作为药物使用的就更多，且已有20 多种病名的记载，临床各科陆续开始形成。战国到两汉时期（公元前475～公元265 年），随着社会的变革和生产力的提高，中医药学得到迅速发展，《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杂病论》和《中藏经》等医学巨著的相继问世、麻醉术的发明和运用，使中医药学在理论、药物、临床应用上都处于世界医学的领先地位。之后的一千多年中，中医基础理论、临床医学、中药学等都在社会的发展、进步中不断发展，逐渐成为一个集预防、医疗、保健、康复为一体的完整医学体系。

　　中医学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执中致和”思想，它与社会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具有积极的社会学意义。它的天人相应论、形神合一论、五脏情志论，已成为现代人类追求和趋向的健康的生理+ 健康的心理+ 良好的社会适应状态+ 良好的道德的健康新模式的样板。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已经千百年实践证明、又被占世界人口1／4 以上的人所认同、接纳、爱戴的医学，怎么能怀疑起它的科学性了呢？

　　在世界上，中医药学的影响也日益扩大。目前，已在128 个国家和地区建立起各种类型的中医药机构5 万余家，有从业中医师8.6万多人、针灸师14.3 万多人，每年约有30% 的当地人和超过70% 的华人接受过中医药的保健治疗，全球范围内的中医热已势不可挡。我国还同70 多个国家签订了含有中医药条款的卫生合作协议，与4 2 个国家和地区及世界卫生组织开展了274 项合作项目。世界卫生组织在亚洲建立的15 个“世界卫生组织传统医学合作中心”中有13 个与中医药有关，有7 个就设在中国。来华学习中医药的人员逐年增加，迄今已有2728 名，涉及5 4 个国家和地区，中医药领域成为我国接受外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学科。

　　数千年来形成的中医药的资源优势，是我国所独有的财富，正在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重视，中医药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已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医药所具有的知识产权无与伦比，开发中药产品风险小、周期短、成本低、命中率高的显著优势决定了它在未来人类健康事业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丰富的中药资源，既是人类健康的重要物质基础，又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财富。人类正在追求的回归自然、崇尚返朴归真的新医学理念，所体现出的正是中医药的特色和优势，世界对中医药的需求呈快速增加趋势。疾病谱的快速变化，把现代医学在短期内还无法解决的大量难题推到了中医的面前，而其中的不少内容都是中医的强项，给中医药施展才华提供了更大的舞台。人民健康的需要选择了中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了中医，历史和时代的进程也选择了中医！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和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扶持、促进中医药发展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2002 年11 月1 日，国家八部委联合发布了《中药现代化发展纲要》，明确提出了国家中药产业作为战略性产业的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2006 年制定的《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已将中医药现代化作为未来中国科技发展的重点。“十一五”期间，国家将继续加大中医药的科技投入，全面推进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进程。2006 年7 月13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正式发布了《中医药标准化发展规划2006-2010 年》，标志着中医药标准化的进一步发展。2006年8月1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制定了《中医药事业发展“十一五”规划》，并确立了中医药重点发展的10 个项目，为中医药改革与发展描绘了新的蓝图。2006 年9 月25 日，国家科技部将“重大疑难疾病中医防治研究”等五个项目列为“十一五”科技支撑计划重大项目，目前已正式启动实施。上述情况说明中医药发展战略研究得到加强，发展目标与任务进一步明确。中医药迎来了发展的最好时期和最佳机遇，更加光辉绚丽前景已展现在世人面前。

中医学鲜明的思维特点

　　
　　（本文作者：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琦）
　　中医学是关系与调控思维与实体思维的结合
　　实体思维使人们相信，一切现象一切表现都是某个实体存在，对于世界的解释找到一个什么“体”(如支原体、抗体、线粒体) ，什么“子”(如分子、原子、粒子) ，或者什么“性”(如酸性、碱性、阳性、阴性) 才能作为确信无疑的依据，反之皆不足凭。

　　中医学是调控思维与实体思维的结合。体现着动态的调节关系思维，其思维方式注重事物彼此之间的联系，包括信息、系统、控制等，目的是解释世界是如何存在的，事物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等。认为生命现象是整体现象，生命是在与“他”相联系的整体中存在的。如在藏象学说中讲五脏之间的关系，脏腑表里配属的关系，生理功能与病变的关系，五脏与形体诸窍的关系，脏腑与经络的关系，沟通人体内外环境的关系等。中医学是以医学实践为产出源的理论思维模式，其理论形态包括通过提炼、概括得出的思维概念及通过观察、实践得出的实体概念。如《诸病源候论》对病症严格描述、分类诊断。全书50卷，具体入微地描述了1739种疾病和症候，在每种病或症之下，多列出症状观察、预后和病因推断。

　　时至今日，人们已经发现实体思维方式不能完全解释世界，并且暴露了许多不足，从而从以实体为中心的思维方式，逐步进入到以关系为中心的思维方式，中医学正是关系与调控思维与实体思维的结合。

　　中医学是“象”思维而非概念思维
　　中医理论思维属于“象”思维，与《易经》的象思维一脉相承，与重在“器”的形态研究是两种认识路线。中医讲“藏象”不讲“脏腑”，因藏象是内藏外象，通过人体所显露于外的多种“现象”加上医者的“意象”，去感知内在脏腑生理病理功能，所以它讲的心、肝、脾、肺、肾是一种理论模型，是一种功能符号，而不是脏腑实体。如用解剖实体的角度看中医的“肝生于左，肺藏于右”的脏腑升降功能理论，中医则没有什么科学可言。中西医都切脉，西医切的是“脉搏”，中医把脉主要感知的是脉形、脉势、脉的通畅度和脉位。中医切的是“脉象”，一字之差，认知对象、范畴、内涵形成了很大差别。“象”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互有连接、有序的“信息链”。在中医，“象”被理解为“动态、客观、真实地”折射内部机能的状态。“一脏、一腑、一体、一窍”构成一个系统，如肝在体为筋，开窍于目，其华在爪，在液为泪，在志为怒，这一系列的“象”是相互联系的，共同反映机体内在状态的信息。象的思维，属于理性上的悟觉思维，讲求融通，反映象的流动与转化。我们的祖先把它作为一种实用性的理论体系创造出来，属聪明睿智。

　　中医学是复杂思维而非线性思维
　　人体是个复杂系统，中医认识生命现象时含有混沌、非线性的复杂科学思想。20 世纪90 年代初，笔者曾主编一本《中医全息诊疗学》，书中提出：中医全息诊疗是以中医基本理论为指导，研究人体生命活动部分与整体，人体与宇宙间的全部信息联系规律，并应用这种规律防治疾病、保健养生的一门医学科学，它包括人体全息规律的研究，人体宇宙全息规律的研究，使人们不断自觉地从全息认识模式出发采用崭新的认识模式。生命全息思想体现了复杂科学思维的合成性。再如中医“风寒湿三气杂至，合而为痹”阐述了疾病病因的复杂性，具有多因素的特点。“痰瘀交阻”、“湿热互结”亦是对复杂病机状态的描述，而“痰”、“瘀”本身既是病理产物，又可成为疾病进一步发展的病因，也是对疾病发展过程复杂性的说明。

　　而线性思维把一切因果关系简单地归纳为一个由此点到彼点的线性关系，常常撇开了事物总体的广泛联系。

　　中医学的理论特质不仅具有现代品质，还具有引领未来的品质，如我们知道，生态学研究包括人类在内的生物与包括自然和社会环境在内的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生态文明是人类未来的新文明形态，而中医学崇尚的“天人合一”思想是整体论的生命理论，有着深刻的生态学意义。国外有些学者一再指出，中医理论包含若干诺贝尔奖级的问题，中国要想得诺贝尔奖，最有希望的是中医药，中医药将日益国际化。

中医存废之争背后的利益争夺

　　
　　（本文作者：林坤）
　　中医遭遇尴尬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使用诊疗设备少，检查和手术不多，收费价格很低。由于许多中医医疗服务的收费标准明显低于其价值，甚至没有考虑一些额外的消耗，所以亏损较大。日前，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开展的一项课题，对66 家中医院的54 个中医服务收费项目进行了成本与价值的比较结果显示，近3/4 的项目亏本。最常用的中药熏药治疗、骨折手法整复术、普通针刺、耳针、灸法、拔罐疗法等的盈利率全为负数。经营价格过“低”对中医发展造成严重损害。

　　与西医院一样，中医院也是以药品收入为主要的补偿方式。由于一方面中医医疗服务的定价偏低；另一方面中医医疗服务又少有收费较高的大型检查、手术或进口西药，常用的中药饮片也很便宜，这样就造成了收入与成本不配，影响了中医院特色和发展。于是，为增加收入，越来越多的中医院向西医院“看齐”。

　　此外，有相当多的中医学生，对中医未来深表担忧，他们表示将来不会从事中医工作。原因之一是他们觉得目前中医收费太低。他们说，如果可能，他们更愿意采用西医的方法去给病人看病。

　　“好多中医都出国了，在国外他们身价倍增。”一位中医大发感慨。比如，与北京每次4 元的针灸诊疗费相比，在东南亚约为每次100 元人民币，在欧美国家则达到50 到100 美元，于是国内大量的业务骨干流失海外。中医队伍的弱化不仅体现在数量的减少，“名家越来越少见了”。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表示，如果一个人看病遇到了不高明的中医医生，会逐步形成“中医没水平的印象”。事实上，有些病并非中医治不了，而是由于患者没有遇见有水平的中医。

　　发起人的作秀
　　中国卫生产业：杨念群曾经通过媒体公开认为，此次发起“取消中医”的签名是一次作秀，以“是否科学”来否定中医，是毫无常识的话。您怎么看？

　　邓英：我也认为这次签名只是一场数典忘祖、哗众取宠的闹剧，张功耀等人的嘶声呐喊也只是勇敢地自我欣赏。卫生部已在10 月10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明确表示，中医药既是我们的国粹，同时也是目前我国医药卫生领域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的优势和特色。在历史上，中医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至今，在现实生活中，中医药仍是我们解除病痛的一个重要选择。如果有这样的签名行为，那是对历史的无知，也是对现实生活中中医药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的抹杀。而后来，卫生部也澄清了参加网上签名“取消中医”的人数只有138 人，而不是上万人。

　　东西方文化的冲突
　　中国卫生产业：中国中医科学院医史文献研究所所长柳长华教授说，中医存废之争背后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冲突，你同意吗，为什么？

　　邓英：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如果仔细分析历史上三次“取消中医”的原因，不难发现： 这种现象，由“ 西化”思潮下中西方文化的不兼容所导致的。1860 年鸦片战争后，面对欧美资本主义的强势入侵，昔日的天朝大国迅速衰落。而日本却通过西方化取得了成功，并且通过甲午战争刺痛了中国人。因此，许多知识分子就对中国传统文化抱着激烈批判与厌弃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要摆脱落后挨打，必须“脱胎换骨”，彻底学习西方，抵触一切传统文化。中医作为一种文化，它植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具有明显的民族性、地域性、传承性等特征，因此，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批判对象。

　　中医是穷人的医院
　　中国卫生产业：有人认为中医对缓解“看病难、看病贵”起一定作用。如果中医从国家医疗体系中废除，对患者来说将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邓英：长期以来，中医药确实给农民带来了不少实惠。有人说过，中医是穷人的医疗保障，去掉中医，中国老百姓就连发烧感冒这些小病都看不起了，“取消中医”就意味着把老百姓挤出医疗体系了。所以，相对于西医看个感冒就要花几百块钱的费用，中医是穷人的医院。一位中医学研究学者指出，要解决中国13 亿人口，特别是9 亿农民的健康问题，必须发展中医。2003 年，广州治疗SARS，中医花钱最多的一个病人用了5000 元人民币，西医是几万元、几十万元，最高的一个病人花了180万元人民币。中医上阵后，死亡率明显下降了，和香港、台湾地区及新加坡的对比表明，中医药介入越早、越充分，疗效就越好，副作用也小，花钱少，死亡率也低，后遗症也少得多。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治疗60 例SARS 患者，无一例死亡，无一例转院，无一例医护人员感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中医不是伪科学
　　中国卫生产业：由于人参、鹿茸、虫草、虎鞭等的价格让人们感觉到中医贵！由于中医随病情随时调整药方且有时候还需要慢慢调理等让人觉得中医烦！由于胡万林等江湖骗子假冒中医的名声让人们感觉中医假！这些扣在中医头的脏水让部分人对中医产生种种不信任，认为中医是“伪科学”，中医一度“内冷外热”，你怎样认为？

　　邓英：据了解，在发达国家有人把看中医当作一种时尚，甚至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中医如今已被74 个国家承认，中国也与176 个国家建立了中医学术交流关系。“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中医到底是不是“伪科学”，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做出了最好的回答。而国内方舟子、张功耀等人反对中医，则是既不懂中医，又不懂西医的表现。

　　背后的利益争夺
　　中国卫生产业：面对如今西医“门庭若市”，而中医却“门可罗雀”，《光明日报》曾发表评论：警惕“取消中医”背后的利益争夺！您如何理解中医存废之争背后的利益争夺？

　　邓英：西医和中医是两套不同的科学系统，二者共同切分我国的医疗卫生“市场蛋糕”，此兴则彼衰，此衰则彼兴，一定程度上是一种竞争关系。如今中医“冷”，而西医“热”，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如果真像某些人希望的那样，中医退出国家医疗体制，受益最大的肯定是西医。你再看，历史上贬低、怀疑甚至否定中医的恰恰是西医。清末维新运动、国民党政府时期两次正式取消中医，肇始者主要都是从西方留学归来的西医。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提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党中央明确提出保护中医药的方针，中医发展才逐渐回复正常轨道。

　　中医的地位为什么在中国会一落千丈，为什么连中医学院的人都想弃中医而向往西医呢？答案只有一个，那就是利益驱使。中医有上千年的历史，其药方基本没有专利。所以是一个完全竞争市场，而完全竞争市场是没有利润的。所以，学中医不如学西医。例如发烧，你去医院，医院给你中医疗法，一瓶银翘片才几块钱，医生怎么提成利润？但是，按照西医方法，给你打吊针，一针就五百块，等你烧退了，要花几千块，其中的利润提成可想而知。

　　在国外，药品行业是一个利润丰厚的行业，同时也是一个被少数厂家垄断的行业，药品从开发、研制，到申报、应用，周期长、投入高，非一般中小企业所能涉足。国外的药品行业为了维护他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垄断地位，必然要千方百计地阻止中医药产品进入他们的势力范围，同时还要不断扩大和增强他们在中国这个中医药发源地的势力，把中医药扼杀在摇篮里。

　　此外，国内、外反中医势力也利用手中的媒体优势、话语权优势，千方百计地诋毁中医和相关的传统文化，其目的，就是防止中医药的发展威胁到他们的垄断地位、霸权地位。防止疗效神奇而价格便宜的中药产品冲击他们所垄断的世界医药市场。

　　近年来，针灸已经在一些西方国家获得合法地位，西方的药品企业通过针灸治疗的神效，已经意识到了中医药蕴涵的潜在能量是非常巨大的，这些潜能一旦释放出来，顷刻间“樯橹灰飞烟灭”，他们的“药品帝国”会很快土崩瓦解。当中医药产品大规模进军海外市场的时候，西方的药品企业无法发挥他们的资金优势、知识产权优势和设备技术优势，从而在面对中医药产品的强劲冲击下，毫无还手之力，只能束手待毙，引颈就戮。

　　（邓英，杰出的医学家、科学家，一级教授，在医药科学领域取得突出的成就，现就职于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受到过美国、德国、加拿大、法国、比利时、瑞士、英国、荷兰、瑞典、马来西亚等国际医药大会、医学院校、科学院的邀请，享有国际声誉。

中医发展面临的文化问题及对策

　　
　　(本文作者：南京中医药大学王旭东)
　　中医“存废”之争又起高潮, 几千年“理所当然”的巍巍高山, 近百年来不断遭遇狂轰滥炸, 其原因在于时代变革而导致的文化错位, 话语体系不相容。虽然取缔中医的势力尚未取得压倒性优势,但时代变迁所形成的文化阻隔, 确实使越来越多的人无法领略中医的奥妙。虽然中医的养生学说、气功、针灸疗法等在世界范围内渐渐得到多学科的研究, 但是, 包括中医界本身, 对于创造出这些伟大成果的中国人的基质──独特的传统意识和文化观念、创造出优秀技术体系的思想内涵, 却未给予相应的重视。

　　在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和意识中, 强调超越社会生活和自然现象、致力追求胸怀万物、神游天地的精神境界, 崇尚的是彻悟超脱的智慧, 坚持的是中正和平的人格标准, 强调的是含蓄淡清的美学情感。正是这些思想境界造就了独具特色的养生、嗣育、气功、针灸、情志等疗法的土壤和温床, 对这些精神层面的内容如果没有深刻的认识, 则难以掌握中医理论的精髓。目前, 国外对中医的操作技术(如针灸、推拿) 以及方剂药物等客观性较强的内容较易接受, 但对传统观念极强的特色理论却难以掌握, 其原因在于没有用中国古代的思想境界去认识中医。

　　瑕瑜掺杂的中医文化
　　中医文化的内容并非完美无缺, 随着时代的进步, 古老的中医越来越给人们带来双重心理反应:封闭式的认识方式使中医师规行矩步, 举止迂腐,语言晦涩; “援物比类”的思维方式使人无限循环而又津津乐道地在相似类推的圈子里获得狭窄的认识, 导致思路单调, 鄙视实验和分析研究的片面思维定势; “异病同治”、“同病异治”的原则, 一方面体现了中医的精华, 另一方面又使中医对真理的追求停留在现有水平, 阻碍了创新、汰旧的开拓性进步。一方面是优秀的天人相应理论, 另一方面却津津乐道于“天有日月, 人有两目??”之类的唯心主义结论等等。这说明, 中医传统的文化观念有待发展和更新。而发展的前提, 是首先要了解中医文化的缺陷之所在。

　　过分内省的负面效应
　　在中医思想体系中, 注重内心对事实的推理与思辨, 并在思辨中产生创造的灵感, 这本来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思维模式。但是, 医学是以科学事实为依据的, 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 与“感觉”一样, 也是掌握健康和疾病的感知形式, 只有“观察”和“感觉”两者相互联系, 融为一体, 才能有效地把握事物的各个侧面。中医强调的“感觉”和现代科学强调的“观察”, 两者各有所长: “感觉”的效果是和谐、新奇、动态、意蕴等主观体验; “观察”则能得到严谨、对称、简洁、整体的客观结构。

　　中医强调以思辨为主的方法来认识和治疗疾病, 强化了辨证论治体系, 而这个体系基本上依赖宋代以前对人体科学在观察等方面的成果, 利用内心感觉的强大力量, 纯熟地利用前人的观察成果,使辨证论治趋于灵活精密。由于辨证论治理论无比巨大的推导效果, 导致人们忽视了观察这种科学方法的深入运用, 在思想上, 越来越强调空灵、神妙、幽远、玄奥的内心感受, 而越来越不注重严谨、对称、精密、规整的观察结果。因此, 中医的思维倾向等方法学的内容也就趋于虚化、狭隘化、玄化。

　　1. 方法论的淡化与虚化　过分地强调思辨式的辨证逻辑方法, 将会使人只注重用“内省”功夫去代替“外察”功夫, 以“运用之妙, 存乎一心”去代替对事实细节的掌握, 结果导致理论的空洞和玄奥,甚至将臆想和猜测作为结论。例如: 针刺催产术是一项有效的技术, 但对其机理的解释却极其荒谬:认为难产是因为胎儿的手抓住孕妇的肠子不肯出来, 针刺催产是针刺胎儿的手, 胎儿怕痛松手, 于是就生出来了——以此来解释难产病因, 正是重感觉、轻观察的结果。而这种结论必然要削弱中医的可信度。

　　中医传统的认识论、方法论, 是以从相似原理推衍而来的“取类比象”类比法为核心的, 这种方法在中医历史上固然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它有着不可克服的弊病: 由于类比可以得出结论(或然性很大的结论) , 于是忽视了对微观细节和实质的探求;由于类比没有层次限制, 所以导致了概念体系的混乱; 被援引的类比物和比出物之间的相似性又导致了事物普遍规律替代医学特殊规律; 类比方法的结论只能从具体事实和材料的数量上去充实、丰富被援物所反映的一般规律, 遇有不符, 不去追究不符之因, 反而汲汲不倦地臆想用圆通的理论解释这种矛盾, 结果带出了“重思辨不重实验”、“重功能不重形质”的思想惰性。以上这些,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是情有可原的, 但在以逻辑推导为主要思维方式的今天, 不能不使人产生空洞虚无的感觉。

　　过分强调内省, 还带来了盲目自大、厚古薄今的风气: 每当一种新的方法或技术出现, 只要能与中医挂上钩, 便忙于在经典著作中找根据, 然后便得出结论: 某某典籍中早就有的某某理论。控制理论传入中国, 岐伯、张仲景都成了控制论的最早施行者; 系统理论出现了, 于是五行、脏腑理论便成了系统结构的完美模型; 电子计算机引进了, 八卦图便成了它的祖师爷[ 注: 现在已有充分证据证明莱布里茨发明二进制数学与八卦图毫无关系, 两者之间只不过是历史的巧合(参见《哲学研究》1985 年第二期]等等。这些都在无形中给人们造成中医理论“虚”的感觉。

　　2. 思维方式的个人化、狭隘化　中医的一般方法, 多立足于主体感觉, 把临床事实看成是心灵的派生物和思辨的寄寓物。例如, 只要有了临床症状, 总能“辨”出一个“证”来; 只要某些药物治好某种病, 总能给药物定一个相应的“药性”和“功效”。这种“证”、“药性”、“功效”, 在很大程度上是主体性的产物, 主体性一经确定, 便会形成个人化或者扩大了的个人化──圈子化, 使医学理论具备了极强的主观性, 也使中医的思维方式带有强烈的个体性特色。

　　辨证论治作为一种临床指导思想, 其取得疗效的高低, 取决于运用者在临床经验、理论修养、思辨能力、直观比照能力、生活环境等基础氛围下陶冶出来的“顿悟”能力。顿悟是一种个人素质决定的个人体验, 有很强的主观性, 对同一个医学事实(如: 一味药物、一种疾病, 一种治法等) , 各人悟入的角度、深度各不相同, 其运用该法则的角度、深度就不可能相同, 疗效自然不会相同。这一点,是中医治疗体系难以客观化、规范化的主要障碍。也是中医院校学生动手能力低下的根本原因──他们由于缺乏“顿悟”所必需的个人体验, 灵活的辨证论治法则在他们的意识中只能是抽象的条文和规则, 因此, 必然难以完成“顿悟”这一具体的临床决策过程。

　　3. 理论体系的玄化　现代人对中医的直观体会, 都会有一种“玄”的感觉。这与中医理论的玄化有关。而这种玄化感受的产生, 除了与现代人的世界观、思维方式、审美角度有一定关系以外, 中医理论本身也具有着决定性的内在根源。
首先, 将辨证论治绝对化, 忽视了辨病论治以及各种外治法、非药物疗法的运用。实际上, 辨证论治法则本身亦非尽善尽美, 它对许多医学事实缺乏指导和解释能力。如: ①某些针对客观病理变化的单、验、秘方。如马钱子治疗重症肌无力, 苦参治疗心律失常等。②某些必须针对基本矛盾的疾病(辨证论治法则主要针对疾病现阶段的主要矛盾) 。如妇女经断前后诸证, 临床主要矛盾多为阴阳两虚或阴虚阳亢, 但采用补气益阴或滋阴潜阳之法, 其效果往往不如采用温阳降火疗法(著名方剂“二仙汤”即是) , 其原因就在于后者针对该病阳气衰退,虚火上越的基本矛盾。③某些非药物疗法和某些辅助疗法, 诸如针灸、气功、推拿、音乐等非药物疗法, 以及气象、方宜、体质、性格等在治疗中的灵活运用等, 其原本可以运用辨证方法加以驾驭, 但由于辨证方法过分简约和概括, 以致人们的思维往往被局限在六淫、七情、四诊、八纲、方药等内容上, 使上述疗法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辨证论治法则之外的游离内容而被作为经验的运用, 如针灸中的阿是穴、对应取穴法(上病下取之类, 或取病变对应部位, 如病在踝关节, 取腕关节) 。又如, 人们常以下述事例作为辨证论治法则高明的例证, 1958年乙脑流行, 用清热法白虎汤疗效甚高, 1957 年用之少效, 后根据此年天阴多雨, 病多兼湿的特点, 改用通阳利湿法取效。问题恰好就在于这个气象因素上, 如果气象因素作为辨证论治的常规考虑对象, 则不必等到白虎汤无效后才更换治法, 以致贻误病情。这正说明该法则的过分概括, 导致许多诸如此类的优秀治疗因素游离其外。

　　其次, 在于辨证论治方法的潜在惰性, 辨证论治最大的特点是使治疗重心落在疾病的现时状态或机体功能的现时状态上, 通俗地说, 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思维方法。这一点也恰恰是其最明显的弱点, 因为这种法则所形成的思维定势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来解释和应付一切新的病理现象和治疗手段, 因此, 它客观上阻碍了中医对其他科学方法的主动采用, 给人们带来了较为严重的惰性, 确实隐有“保守”的潜在性质。现代人无法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去领略这种“灵活变通”的感受, 所以产生“玄”的感觉。

　　4. 认知能力的异化　随着时代的发展, 现代人较之古人, 对中医体系的认知能力均有着十分明显的异化。古奥深涩的文辞, 降低了现代人对中医的直观接受能力; 现代人要求快节奏、简洁明快、平等、竞争的意识, 与强调中和、对称、和谐、严谨的中医整体结构比较, 无疑削弱了对中医的主观认知能力。现代人自幼接受数理化教育, 所形成的以形式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 又与中医要求取类比象, 圆机活法式的以辨证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相去甚远, 从而影响了对中医本质的理性判断能力的形成。

　　中医文化发展的对策
　　作为一门古老的医学体系, 中医学认识事物的思想方法、知识结构、科学手段等已与现代人产生了较大差距, 现代人与传统理论之间已经产生了有碍中医发展的不相容性。因此, 中医传统文化本身也就相应地成为我们面前的认识对象。在振兴中医、发展中医的今天, 在中医体系的研究工作中,花费一部分精力来研究现代人与中医体系的关系问题, 研究如何改变中医文化的内容和提高现代人对中医的认识水平, 其意义并不亚于研究中医是如何认识疾病及治疗的。

　　1. 中医文化内涵与认识机制的更新　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已与几十年前、数百年前的人差别甚大, 在接受中医教育以前, 他们大多已经形成一套以数理化等现代科学所熏陶成的以形式逻辑为主的认知方式, 与认识中医理论必须具备的能力──灵巧的思辨、直观的领悟、相似的类比、模糊而抽象的推导──必然产生极大的不相容。因而, 在对传统理论的接受过程中, 对中医理论体系的评价结构必然发生逆向漂移, 即主观上很想使自己正确认识中医内涵, 客观上却难以实现这一目的,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

　　1.1 　对传统中医理论的指导价值难以确认 初涉临床的青年中医, 对中医治疗价值的确认也许并不困难, 但是, 由于原来认知方式的潜移默化作用, 对于疗效机制的领会以及组方施药的思维过程, 却往往以药物成分、药理作用、机体微观结构的变化、实验室指标等方面作为评判的标准。要想使他们心悦诚服地将自己的一切认知能力与中医理论中的文化内容相互吻合, 摆脱西医思维对中医临床施治的负迁移, 往往需要经过相当长时间的临床经验积累过程, 即再经过一个由学徒到出师的低水平循环。换言之,原先所学的中医理论, 必须重新经过一个由低到高的循环验证,才能实现思想上的认同。

　　1.2 　对学习中医药理论的情感难以形成　由于知识结构与中医文化内容不相吻合, 就难以形成对中医学术肯定的评价结构, 这往往导致对中医事业缺乏积极的情感。尤其目前的各种课堂教学方式, 客观上是一种将形式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强迫扭向辩证逻辑为主的思维方式的教学模式。这种剧烈的强迫型转变, 可能导致较长时间的逆反心理,使人不仅不觉得中医是一门优秀的科学, 而且会产生厌恶、憎恶的感情。该心理往往持续到上述低水平的循环验证结束之后。这样, 势必造成医者时间的白白浪费, 尤其是错过了建立对中医事业感情的最佳培养时期。进而, 投身于中医事业的参与感、使命感难以树立, 这不仅是难以产生高水平的名中医的原因之一, 甚至可能导致专业思想不巩固或雇佣感。由于知识结构与中医文化要素之间存在强烈反差, 因此无法领略中医体系中大量深层的美的意境, 无法产生审美情趣, 从而在各种理论探讨、临床实践过程中死板呆滞, 缺乏灵性。这也是中医临床疗效受到影响的原因之一。

　　从宏观上说, 问题的解决不外采用以下途径:①运用现代语言和手段阐述中医、解释中医理论,使中医文化通俗化; ②加强中医师古代文化知识修养, 尽可能多地掌握传统思维方式, 使知识结构传统化; ③在不丧失中医精华的前提下, 尽可能地按现代人的知识结构对中医体系进行学科分化, 使中医文化现代化; ④尽可能地改变教学模式, 如较早较多地接触临床, 实行导师制等, 以客观形象的方式缩短知识结构与中医文化的距离。

　　2. 建立保持中医特色的概念逻辑体系　目前,中医界与科技界逐渐对传统中医理论中概念模糊,逻辑方法中缺乏形式逻辑内容等现象感到不满。在中医理论中, 以哲理论证医理, 以哲学名词和语言描述生命和疾病现象, 用哲学规律类比生命或疾病规律, 致使产生前文提及的中医理论玄化的感觉,甚至会误解为“哲学代替具体科学”; 此外, 中医理论中概念与术语易于混淆, 全称和特称不分等现象大量存在, 势必也会影响人们对中医科学性的领会和发现, 使学习中医在概念逻辑这一环节受阻而难以深入。

　　中医在思维方式上有其独特之处, 建立一套中医概念逻辑体系, 可以使中医思维方法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是, 中医的概念逻辑体系切忌以唯科学主义的尺子来作为标准。中医概念之幽深曲奥, 是世界公认的, 以“脏腑”概念为例, 其内涵就远远超出实体脏器概念, 更何况概念定义的合理性及拓宽、收缩, 只有在其所处的概念系统内才可判定, 这是科学方法论公认的事实。中医在模糊思维下的概念形式, 如果以纯分析、唯科学的形式逻辑概念定义作为标准去检验, 将会扼杀中医的灵魂。虽然哲学名词在中医辨证逻辑方法中大量地被运用, 其实也只是名词在中医概念体系内的合理拓宽或收缩, 缺点只是“模糊不清”。我们所要做的工作正是要使其明晰、分化,而不是彻底否定它们。
　　
　　目前, 不少西方学者对中医理论的审视与评估超过了国内学术界, 他们肯定了中医对人类生命科学的重要价值, 认为它具有独特的科学内涵。这种情况决不是西方学者们将中医当作古董进行赏玩的闲情逸致, 也不仅仅是为了发掘某项古老的技术,而是反映了西方世界正在抛弃民族偏见, 树立起东西方文化互相交流, 取长补短, 进而促进人类健康事业的文化发展观念。

　　3. 中医技术的更新　中医诊疗技术, 虽然孕含着大量的文化内涵, 但在人类知识结构日益更新的今天, 已经变得不容易为人们所接受, 随着时代的发展, 它必将要完成新旧科学的过渡。将其中优秀的素材进行新的升华, 即在不改变其特色及实质的基础上, 将实施方法赋予适应时代条件、可以为现代人所接受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和手段。例如在诊疗技术方面, 很多人热衷于微观结构的分析, 如脉图、微循环测定、细胞乃至亚细胞结构的观察、色诊、声诊的定量化等。这些分析方法, 易于忽视反映中医诊断中的本质特点, 或仅局限于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中医诊疗技术进行解释性研究、印证性研究, 忽视开发性研究。如脉力如何反映“胃”、“根”、“神”的表现? 比色仪如何反映面部望诊、舌诊中的脏腑分区和色、泽的关系? 微循环测定如何反映“气”、“血”在运行障碍中的失常比例以及兼挟其他病邪等问题? 这些问题都应该在进行微观分析和定量分析时同步地加以解决, 如此方能使中医精华与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新手段、新方法、新设备同步发展, 并始终起着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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