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来越讨厌男人了:毛 泽 东 的 文 艺 思 想 （1）

毛 泽 东 的 文 艺 思 想 （1） 2006-01-31　11:47:18 .A_font_change_big{font-size:16px;line-height:27px;}.A_font_change_big a{font-size:16px;line-height:27px;} .A_font_change_mid{font-size:14px;line-height:24px;}.A_font_change_mid a{font-size:14px;line-height:24px;} .A_font_change_sml{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A_font_change_sml a{font-size:12px;line-height:21px;} 大中小 神话的破灭 --真相毛泽东

毛 泽 东 的 文 艺 思 想（1）


笑 波



　　英雄本色是诗人。

　　中国圣贤思想的主要载体，除了正统的御制经典史书外，再就是艺文作品。文以载道，一直便是古代王者注重的传播形式，从儒家的人皆可以为舜尧，到佛家的一花一世界、一草一如来，再到道家的道无所不在，诗化的哲学思维和形而上的空想理念，都体现了主观意识的高度扩张，带有浓厚的英雄使命色彩。而使命文化演绎的结果，是替天行道、为民请命、普渡众生之类的人物不断出现，而当英雄完成了使命之后，英雄们则以救世主自居，重复前人的垂训之术，又孕育着下一轮英雄，良性与恶性循环交替运作。表现这种运作的媒体，就是所谓文艺。

　　作为深谙历史精通政治谋略的毛泽东，自然也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从他早年变化民质的理想，到他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之论，文艺的创造性、建设性和破坏性，都被他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唯其如此，他才以集古今文采风骚之大成而自居，汪洋恣肆，吞吐自如，并成为几千年中国文化的首席总裁。

　　然而，实事求是地说，毛泽东并没有自己的文艺思想体系，对文艺的认识和了解，也有着相当的局限性。本来，他可以也完全可能建树自己的文艺体系，以他的博学聪慧而言，他不会弱逊古代的司马迁。但他志不在此，他一生追求的，是问鼎中原，安邦治国的大业，雕虫小技，壮夫不为。的确，在很多人眼中，毛泽东总是给人一种手不释卷、引经据典的学者风范，对文艺诸领域，也时常可以听到他的点评。他善于发挥的毛氏逻辑、机智的口才和领袖的身位，使人不得不承认他的体系。而实际上，他的文艺思想不仅无体系可言，而且是政治的代名词与维护集权制的同义语。

　　如前所言，毛泽东只是一个具有英雄本色的诗人，在文艺方面，他最熟悉、最擅长的只是诗，最能体现他人格魅力的还是诗。关于他在诗创作上的艺术成就，学术界已多有探讨和阐述，这里就不多涉及。不同的看法是，终其一生，毛泽东和他的事业与诗息息相关，得益于诗，也败之于诗。他的生命，本身就是一首亢奋、激扬、超越、悲壮而回肠荡气的诗，他以一个时代的呐喊、歌哭、叹息和挣扎为伴奏，完成了古代圣贤诗化哲学的实践。浪漫之于纯诗人或艺术家，也许功德无量，但它与一个政治家的灵魂纠缠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使其脱离现实的土壤，而归于缥缈的海市蜃楼。

第一节：诗言情志，文崇教化——传统文化的功利套路

　　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国古代诗歌是一种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化，它的含蓄、隽永、优美、深远的意境和抑扬顿挫的韵律，能象音乐一样感染人心，使人激动，让人联想，令人陶醉和升华。尤为可贵的是，中国古人理想化色彩的哲理思想，让人在动情之中，得到灵感的启迪，使人产和一种追求尽善尽美的心态和志向。

　　古文《尚书·尧典》首先作了定义性的发言，它说：“诗言志，歌咏言，”而毛诗关睢之序，为诗的意义作了总论之评，它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在这段递进式的解释中，诗的情志作用摆在了重要的位置，推而论之的话，无情即无志，无志即无情，情志原为一体。若无情志即无诗，情志因诗而迸发，诗因情志而生辉。这观点，几乎影响与支配了几千年的中国诗史，从孔夫子到毛泽东，历代学士无不从“诗言志”开始，继而经营他们的春秋大业。

　　那么，什么叫做志呢？

　　在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流派中，各有各的说法：在孔孟的眼中，推行仁义就是志；在墨子家族的眼中，兼爱与平等就是志；在老庄道家的眼中，与民休息就是志；在佛门的眼中，与人为善就是志；在绿林好汉的眼中，打富济贫就是志；在王夫之、孙中山他们的眼中，以民为本，经世致用就是志。志的代名词虽然多种多样，但总的精神是公益性、民众性和道德性，由此而派生出来的，则是志的功利性、实践性和思想性。在这些方面，古来仁人志士的情操境界，深深地感染了年青的毛泽东，立志为民，立志为公就成了他诗歌的主旋律。而突出自我的志向，扩大自我的范畴，实现自我的旨趣，这样的意念自然萌发了他改造世界的雄心壮志。从他17岁所写“男儿立志出乡关”的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出，年青的毛，已从古代诗学中领悟到了自己的使命。

　　毛泽东在早年的读书笔记《讲堂录》中写道：“有感而后有诗，有情而后著之于诗，始美且雅”。“性情识见俱到，可与言诗矣。”

　　这是他对孔子“不学诗，无以言”的发挥与心得，可知诗最能体现人的学识才情和胸襟抱负。儒家的诗教，让毛泽东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诗人。从诗经、楚辞到唐诗宋词，他一生吟哦未断，乐在其中。情志理论，培养了他的英雄之志，他正是运用“诗言志”这三个字，鼓舞了自己经天纬地的信心，也激发了他的同志和子民一起奋斗的热情。

　　“向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其中体现的，是毛泽东想主宰历史命运的鸿鹄之志。这种博大深远的情志，使他在建功立业的岁月里，保持着良好的自我感觉，呈现出一种亦近尘嚣、亦远尘嚣的悠闲气态。为了揭露时政的腐败，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而“粪土当年万户侯”，则表达了他对世俗权责的极度轻蔑。面对事业的艰辛，他从无任何畏惧，“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显示的是一种豪壮之气。再远的道路，在他不过是“屈指行程二万”，给人以轻松爽快之感。古今志士，常因事业的挫折而生悲戚之情，象“力拔山兮气盖世”的末路英雄项羽，最终发出“可奈何”的哀叹而自殒英年。既便是诗风雄浑大气的沛公曹操，也免不了人生几何“去日苦多”的忧思。毛泽东则不然，他更多的是以审美的眼光，将诗怀现实联在一起，从而创造出生命的活力与激情。“踏遍青山人为老”、“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正是这种心态的写照。自我的扩张性和主观悟性，被毛泽东升华到前所未有的最高程度，使得他如同“宇宙大气量人”一样，驾御万物，评判天地：“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这真象造物主的口吻。复杂的大千世界，在他眼中成了可以切割的蛋糕，用他的倚天长剑，“把汝裁为三截”，诗人的情志和浪漫，是不是前无古人？可以说，毛泽东是中国传统诗教的最佳弟子和实践性传人。

　　“诗言志”为毛泽东孕育了巨大的生命能量，它不仅让毛泽东充满了诗文化的气质和魅力，而且诗化哲学思想带来的理想，成了当时劳苦大众精神的寄托与安慰。由此而产生的凝聚力和召唤性，让毛泽东有了一大批追随者，并逐渐被他感化和同化，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奇观。当毛泽东看到，他的同志为他的诗句激动不已的时候；当他意识到，他的诗句能从心理上让自己的对手崩溃，诗的教化作用与功利性就成了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这时，诗教中的情志理论，被经世致用的毛泽东引向了为政治服务的方向。情志不再是自我的超越，要服从革命的需要，要与他的思想和事业保持一致。1936年6月，他写信给萧三说，衡量好诗的标准一是“感觉在战斗”，二是“适合大众需要的才是好的”。诗，当然可以为战斗服务，也可以写出好的战斗诗，但战斗不应该是衡量好诗的主要标准。毛泽东在这里有用意地作了以偏概全的引导，他深知他的同志们都有为革命而战斗的信仰，完全能够接受诗贵在斗之论。同时，适合大众的诗，有可能是好诗，也有可能不是好诗。譬如楚辞，有战斗性却不适合广大群众，能说它不好吗？譬如杜甫的诗，既无战斗性又不适合广大群众，它就不是好诗了吗？在毛泽东看来，有战斗性并能鼓舞人民一起来战斗的诗，是衡量共产党诗人作品的主要标准。但共产党诗人不能代表所有的诗人，因此，他的这个论诗标准，不适宜评所有的诗。以偏概全，这是毛泽东日后延安整风的前兆，也是他晚年自我扭曲起向失败的主要原因。

　　很多学者都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自成体系，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者带有某种片面性。既然毛泽东“诗言志”的结果，是无限扩张的自我对群休的制约，那么他的文艺思想就谈不上是什么体系，而是他实现政治目的的实用性工具。而当文艺纯粹服务于政治的时候，文艺就不再是文艺，文艺成了政治的外衣。用他学生周恩来的话来说，文艺成了政治，就没什么看头了。

　　文艺的领域相当广泛，除了诗歌以外，它还应包括音乐、舞蹈、雕塑、书法、绘画、小说、戏剧、歌唱等众多项目，毛泽东显然只熟悉诗歌、书法和文章，因此他不可能有整个文艺思想体系，这是常识。学者们所说的毛泽东文艺思想体系，实际上是统帅文艺的政治思想条例，即便如此，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也构不成体系，因为他的文艺思想，常见自相矛盾之处。

　　正式出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标志，是他1942年5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时的毛泽东，已坐镇延安五年之久。他手下的军队已不再是小米加步枪的游击队，而是已颇具规模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外有共产国际的支持，在内已迫使国民党认可他的政治地位。更有一大批军政帅才和文化精英，在他的指挥下，全力以赴开展革命运动。形势虽然看好，但党内的思想矛盾和权力之争，也若隐若现，时有萌生。特别是知识份子的意识形态，在不少方面已对他有所抵触，这让他寝食难安。如作家王实昧，发有《野百合花》等文，公开指责党政领导不关心群众，缺乏和谐的人际关系，而且说延安实际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没有民主的气象。在他的带动下，丁玲、萧军和罗峰等作家纷纷撰文，呼吁民主。由此，毛泽东开始了他的延安整风系列运动。先是在《解放日报》社开会，不点名地批判王实昧等人的平均主义，说是对党的冷嘲与暗箭。接着又在中央研究院开会，继续批判王实昧。但王实昧坚持不认错。毛泽东又指使中央研究院齐肃、范文澜等秀才撰文，在《解放日报》上公开点名批判王实昧，说他丧失了阶级立场。王实昧死不认错的态度，终于引发了著名的“延安文艺座谈会”，毛泽东主持会议，将人性论、人类之爱、光明与黑暗、暴露与歌颂等文艺写作范畴，首次正式纳入无产阶级革命立场原则，又一次有针对性地批判了王实昧的资产阶级文艺观。并于会后不久，让肃反专家康生将王实昧逼成反革命份子、特务奸细和反党小组成员，并打入大牢，最后被秘密处决。虽然毛泽东说过，不要杀王实昧，但如果没有他的默认，谁有这么大胆量枪杀中央研究院的特别研究员？从毛泽东对王实昧的不断整批来看，他对王实昧是恨之入骨的，因为王实昧触动了一批人对毛泽东的反感。事后，毛泽东发脾气说，赔我一个王实昧。谁能知道这句话有多少真实性？他从延安整风开始到发动“文化大革命”，不知整了多少无辜者，几乎无一例外都在表面上说某某人要保，而实际上，除了夫人江青，他谁都没有保过。古代“诗言志”孕育了毛泽东绝对自尊、绝对排外的个性，当这种个性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文化艺术就成了维护他权力地位的工具，文艺的美学原则、文艺的民族特征，也就在政治需要下，逐渐兑变消失。不仅“诗言志”只能言革命之志，抒革命之情，即便是“发愤为诗”“可言怨”的美剌精神，也使不得了。因此，王实昧、萧军和丁玲他们的“不平则鸣”，在毛泽东的眼中便成了“大逆不道”，而首先发难的王衬昧，自然是毛泽东杀一儆百的对象，因为王实昧死得太冤，所以毛泽东一直到晚年仍有负罪之感。

　　此一时，彼一时，文章合为时而作。中国传统文论的妙旨，毛泽东当然深谙个中三昧，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这在他可谓是运用得娴熟自如。还在他风华正茂的20年代，他在《湘江评论》和长沙《大公报》上所发表的宣言，足以让王实昧之流汗颜无地。可当自己大权在握的时候，竟连他人的抱怨之声都不能接受，这传统文化，是不是有太多的王者之气和商人况味？为了解释自己的行为，毛泽东取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作“古为今用”，说白就是，眼前需要的，就是好的，不管是谁的，也不管是什么时候的，能解决当前的问题就行。也许在他看来，我现在是革命领袖，你们小知识份子，怎么可以“犯上作乱”？他的心态和为人，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那种“人一阔，脸就变”的所谓志士。鲁迅尚有“文艺是苦闷的象征”之说，毛泽东则认为，文艺是战斗的标志，苦就意味着有阶级立场问题。他们两人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在反封建反腐朽方面，真正最彻底、最有思想鲁迅，所以他主张暴露文学，通过“将有价值的东西撕裂给人看”的悲剧形式，唤醒人们对真善美的追求，启迪民众与邪恶势力斗争。尽管毛泽东非常需要鲁迅的精神支持自己的政治事业，但他并不希望鲁迅的文艺美学思想影响自己的权位。

　　古为今用，是因为对自己有用，如果对自己不利，自然就没用，这是毛泽东的逻辑。经过实用主义哲学培训了的毛泽东，深知古代文艺的美刺精神，不利于自己一统大权的局面，在巧妙地将“诗言志”诠释为革命之志后，“不平则鸣”则为反革命了。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过来人，毛泽东当然知道左翼作家们的反叛精神。他们对特权的蔑视、对自由民主的追求与对舆论环境的影响。绝对不利于自己的管理和新秩序的建立。让他们乖乖听话，不仅是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更是将来建国以后的需要。但又不能没有他们，革命尚未成功，对外要打倭寇，对内要夺老蒋的权，没有这帮风风火火的精英们，就形成不了舆论阵势。这样，具有深远意义的延安文艺整风运动，启动了毛泽东洗脑工程的枢纽。不到几个回合，秀才们纷纷举手投降，他们的锐气在毛泽东的权威下归于萎缩。随着毛泽东不可冒犯的权威日益巩固，大多数文化人开始沉默了，他们为毛泽东的功业，贡献了全部的心血，却在毛泽东利用文人治文人的策略下，被以各种罪名先后扫地出门。明白了这个事实，我们就会知道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什么了。

　　中国传统文化，既是诗化哲学的文化，又是功利主义至上的文化。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以权力大小衡量价值的政治，几乎使所有的学子们都具有双重人格，即蔑视别人的权威却看重自己的权威。当古代的“诗言志”促成了毛泽东的名山事业后，防止他人的“诗言志”影响自己的权位，就理所当然了。

　　延安整风的结果，不仅知识分子在毛泽东的冷嘲热讽中低下了头，很多人开始加入对新领袖朝圣的歌颂大军行列。这颂歌一直唱到毛泽东离开人世。这无疑是对知识分子的依附性、软弱性的无情讽刺，也说明，在强大的权力之前，民主自由永远是一句美丽的空话。毛泽东在树立自己绝对权威的同时，在自己的身边聚集了一个军政集团，那是一批随时都会俯首听命的精英，其中有谭震林、邓子恢、邓小平、林彪、陶铸、刘少奇、陈伯达、彭真等等，这些人在各种场合自觉与不自觉地称毛泽东为党的“开明领袖”、“旗手”、“导师”和“救星”。诗人艾青则以《毛泽东》为题，首开拍马奉承的颂歌序曲：“毛泽东在哪儿出现，哪儿就沸腾着鼓掌声。‘人民的领袖’不是一句空虚的颂词……他根生于古老而庞大的中国，反历史的重载驮在自己的身上……”可惜的是，诗人的激情，被实用主义至上的毛泽东最终化为泡沫。延安文艺整风后，毛泽东的肖相和手迹铺天盖地，他的对外自我宣传与炒作沸沸扬扬，这对当时的工农大众来说，就象天上掉下个毛泽东，一窝蜂似地传议这位大救星。可以说，毛泽东的文艺思想是为自己权力体系服务的思想，文艺成了政治功利的代名词。他以马列主义为工具，征服了五四新文化知识分子，他无限扩张了的自我，实现了对群体的控制。他甚至想仿效马列，建立自己的主义，如王明在后来所撰《中共50年》一书说，毛在延安整风期间，马列和孙中山不离口，好象自己是他们的惟一传人。他对王明说，建立毛泽东主义，完全有客观必要性，“我们必须以穆默德为榜样，一手执剑，一手拿古兰经，用暴力使人们改信新教”。不言而喻，毛泽东的古兰经便是马列，剑便是他的权力，而新教便是他的主义，改变便是他的整风。

　　毛泽东的自我拔高，引起了不少人的反感。如已被他慑服的刘少奇，对朋友们说，什么主席？我从未听人叫列宁主席。刘还在公众场合警告说，我们党内不应该有个人特权，毛泽东是全党领袖，但他也要服从党。刘少奇的批评当然是正确的，却埋下了日后他被毛泽东整肃的祸根。他和同志们哪里会知道，此刻的毛泽东已有将来做“万乘之君”的打算，延安的整风非同一般啊。又如周扬，这位江青夫人的死对头，也在延安机关报上撰文，说任何太阳也有黑点。毛泽东则继续发表《反对党八股》，回驳有意见的人说，“漫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至于受到毛泽东批判的丁玲一派作家，更是牢骚满腹，愤愤难已，不明白强调艺术的独特性，主观审美悟性和创造性究竟错在哪里。

　　是啊，错在哪里？

　　王实昧1926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参与北京大学的革命活动，到参与河南“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营救“七君子”的活动，到赴延安担任鲁迅艺术学院教员，最后到中央研究院担任特别研究员，可以说是融入时代、改造社会的好男儿。他翻译的《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雇佣劳动与资本》、《什么是革命之友》、《共青团的任务》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不仅在延安，在敌后抗日根据地，甚至在重庆沦陷区，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为共产党的事业贡献殊多，是地道的文艺服务于政治，文艺服务于人民。仅因为对毛泽东提了几条意见，就说他是资产阶级和反革命，整得他身败名裂，叫他如何服气？这延安文艺整风整的是什么，不是很清楚了吗？

　　丁玲，更是提着脑袋参加革命，参与战斗的杰出女性。早在20年代，她的《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等作品，就以对旧制度的反叛性而震响文坛。她投身于鲁迅的新文学革命阵营，为中共的事业又创作了众多的佳作，深受人民大众的欢迎。不仅如此，她还多次申请上前线，一身戎装，与士兵们出生入死。这样的女性，到哪儿去找啊？只是因附和王实昧写了篇《三八节有感》，希望有一个民主的党风，就被指责有“立场”问题，这哪是什么文艺整风？倒有点象奴性哲学培训。

　　再说萧军。当年众人附和毛泽东整王实昧时候，仅仅因为萧军说了一句王实昧不是托派，就对他群起而攻之，以至使他在痛苦煎熬中，度过了几十年，虽然晚年得以平反昭雪，但又有什么意义呢？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当年最为难他的人之一，竟然是文协主任丁玲。大概是毛泽东原谅了这位红颜才子，她也就立功赎罪，不失时机了。象她这样有独立思维的叛逆女性，为了效忠权力，可以无视伙伴的政治生命，完全说明了，延安文艺整风的实质和威慑性。

　　从“诗言志”到延安文艺整风，毛泽东完成了一项极大的改造工程，这便是让文艺的美学旨趣，变成了政治权力的工具。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解放的个性、民主自由的观念，被毛泽东以合法的标签和形式，引向了为人民谋幸福所进行的权力政治，而遭到另一种束缚。这束缚，不仅破坏了中共的健康发展，给民族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而且压抑了整整几代人的心灵，最终导致了经济、文化与人性的大崩溃。在毛泽东的眼中，凡有利于自己夺权建国、有利于巩固自己权位的东西，就是好的就是可以利用的，用他的行话来说，便是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他的经世名言“拿来主义”，就成了功利实用原则的最佳诠释。对他目前有用，哪怕是不好的，他“拿”来便变成好的了，对他目前没用或者不利，哪怕是好的，他“拿”来就变得不好了。只要翻翻他对历史人物、对国际人物、对国内人物的评点，人们就会发现，他的观点前后矛盾之处甚多，而且，他对任何成功的人士或事物，多表现为抽象的肯定，具体的否定，即使不敢完全否定，也要否定相当一部分。他的引经据典，他的嘻笑怒骂，总是倾向贬低别人而抬高自己，从孔孟、秦皇汉武到孙中山、曾国藩，都有严重的问题；从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到新文化运动领袖，都有某种不合时宜。谁都有问题，似乎只有他才是人类智慧的完美体现者。这是不是一个世纪神话？

　　细细想来，传统文化中“经世致用”的理论，只是一个抽象的名词，也是一个中性的概念。不同的实践与演绎，就会有不同的结果，应该重视的是，经什么世，致什么用。而所谓功利也不例外，要分辨一个人追求的，是什么功，是什么利。这样，我们就会知道，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诗意化哲学，既是一种王者哲学，也是一种抽象的功利哲学，它旨在教化群休而推行个人的意志，因而与现代文明相去甚远。

第二节　服务政治，效忠权力——斯大林的歌颂原则

　　感性与理性，揉成了人类文明的至深矛盾。

　

参考：http://column.bokee.com/blogger/name/_%D0%A6%B2%A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