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怀沙 “大师”还是“骗子”？

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来自“文化江湖”的需要。这个江湖由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暴发户等组成。他们没谁知道文怀沙的过去，也不了解文肚里的墨水，正是在这个“文化江湖”中，文怀沙如鱼得水

本刊记者 卫毅 吴虹飞 实习记者 唐跃 发自北京

文怀沙常年所住宾馆的保安最近多了一项额外任务。

3月2日晚8时，当本刊记者在这座位于北京农展馆北路的宾馆1号楼询问文怀沙所在房间时，保安说得先给文的房间通电话。接电话的人非常急切地说文和他的家人都出去了，随后挂断了电话。

此前记者已与文家通过多次电话，不同人的回答都很一致：文老刚出去了。保安拦住电梯口，不让记者进入，且并不说明有何理由。“就是不让进”。

几分钟前，记者与宾馆的一位工作人员交谈，他说，文怀沙在宾馆住了几年了。当记者问知道文怀沙最近如何时，他说：“打开电脑上网不全知道了么？”

文怀沙，忽然成了网络上备受关注的名字，在他99岁或89岁之际。

2月18日，公司职员李盈在北京一个地铁站等待回家的列车，百无聊赖之际，他看了刚买的《北京晚报》上刊发的文章《三疑点诘问：真实年龄及其他——李辉质疑文怀沙》。北京作家李辉对文怀沙的年龄、经历以及“国学大师”头衔，提出了三点质疑。

“文怀沙是谁？”出生于1981年的李盈感到疑惑。

文怀沙有多老？

文怀沙是那种不容易看出年龄的人，须白且长，脸色很好，说话清晰。据说他喜欢到美容院去做面膜。一个电视画面是：他躺在美容院里做面膜的时候，鼾声慢慢响起。

文怀沙的家人提供的简历上写着：“文怀沙 1910年生于北京，祖籍湖南。私太炎，受业章门。先后在北大、清华、北师大、中央音乐学院、中央美术学院等校讲课或担任教授。现为中国诗书画研究院名誉院长、上海大学文学院名誉院长、陕西震旦汉唐研究院院长。”

李辉认为文怀沙并没他自称的99岁那么老，他认为文是1921或1922年出生。

李辉举出的证据之一，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上世纪50年代初的一本花名册，文的出生时间在此填为“1922年”。另一证据来自中国国家话剧院的记录，文在其上填写的出生时间是：1921年1月15日。李辉认为，文怀沙在1963年12月被判劳教时，年龄记录为“43岁”，推算文的出生时间在1921年初。

李辉认为，文怀沙之所以改自己的年龄，是为了给自己加上光环。这样一来，文怀沙就可以说通很多事情，不然的话，章太炎弟子一说无法成立，其他各种曾经的头衔也都说不通。

不过，学者陈明远对已掌握的史料进行查核后，对文怀沙的真实生年，倾向于是1910年。陈明远近20年来一直从事“20世纪文化人生活”的研讨项目，极为重视史料的调查搜集考证核实，在电脑里积累了几百人的“文档”。其中包括文怀沙。

“新中国成立初期，填表格年龄一栏的审查并不严格。在这个问题上，应该尊重文怀沙自己的说法。”陈明远说。

陈明远与著名诗人卞之琳熟悉。卞之琳曾多次对陈明远说过，文怀沙与他同年。文怀沙的前妻青林与文怀沙离异后，在50年代嫁给的正是卞之琳。

陈明远也曾听说钱锺书与文怀沙同年，钱锺书出生于1910年。

著名剧作家吴祖光曾对陈明远说过：文怀沙比他大好几岁，他曾以“大表兄”称之。吴还说，文怀沙在单位里虚报岁数。“吴祖光生于1917年，文怀沙的出生要比1917年早一些，不可能是1921年。”

在1957年的“反右”中，由于文怀沙在大会上发言揭发、批斗吴祖光，吴祖光等人后来与文怀沙断绝了交往。

“吴祖光夫妇对于文怀沙极其反感，如果认为文怀沙作假，会予以痛骂或指斥、嘲讽。”陈明远说。

文怀沙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工作时，填写自己出生于“1920年”。文怀沙的儿子文斯解释：“家父当时为了和家母在年纪上更为般配一些，未曾细想，就把自己的出生年月由1910年改为1920年填了表。解放后，家父在北京报户口，自然而然就成了1920年出生了。”

在陈明远看来，文怀沙真实年龄最有力的证据，是其幼年在杭州的总角之交、女诗人林北丽。“2006年9月，生于1916年的林北丽病重，自知不久人世，让文怀沙作挽诗，其中称文怀沙96岁，林北丽91岁。这是没法造假的。”

陈明远说，突出“真实年龄”起不到太大作用。“人所共知，齐白石先生也曾虚报过年龄，自称百岁老人实际上是九十多岁，这严格说来固然不妥，但比较而言，不算是大节问题。”

陈明远认为，他这么说，决不是对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做辩护。

“早年的人，为了找工作或者为了找女人结婚，把自己年龄说小、隐瞒自己的年龄，是常见的。现在和一个比自己小20岁的女人结婚是司空见惯的，但当时不可以。所以如果他隐瞒自己的年龄，我觉得情有可原，这基本上不是事儿。他和我父亲(艾青)同龄，现在是90多岁，我看这是没什么问题的。”自小就和文怀沙有着交往的著名诗人艾青的儿子艾丹说。

“流氓”？还是“勇士”？

文怀沙因何入狱？

李辉写道，文怀沙早在“文革”爆发前的1963年年底，就已经被判处劳教。其罪名不是“政治问题”，而是“诈骗、流氓罪”。李辉指出其罪详情为：自上世纪50年代起冒充文化部顾问，称与周恩来、陈毅很熟，与毛主席谈过话，以此猥亵、奸污妇女十余人。先是判处劳教一年，1964年5月正式拘留，后长期在天津茶淀农场劳教，直至1980年4月解除劳教。

一位与文怀沙有交往的人士对回忆，文怀沙当初进监狱，“是因为坏分子的原因”。“为什么是坏分子呢，他(文怀沙)中医非常好，他给一位官员的太太看病，后来就有男女关系了，这样获的罪。但他不是强奸十几个妇女，当时要是强奸十几个妇女，肯定枪毙了。”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陈开民曾在1995年发表过一篇《文怀沙坐大牢》的文章，这是较早在国内媒体介绍文怀沙其人的文章。他在文章里提到文怀沙自己告诉他的有关坐牢的事情：

坐牢是在“文革”之中的山西临汾监狱。罪名纯系“莫须有”，同狱犯人还有聂绀弩等人。

有一天，狱警传文怀沙，说北京来了一位中央首长派来的人物要找他谈话。见面一看是一位过去的朋友马先生。旗手江青叫他来临汾监狱找文怀沙，传达她的上谕。上谕说，文怀沙可以从狱中出来，为“革命”立新功，跟着女皇江青“干革命”，生活待遇当然优厚。只是有个简单的条件，要亲自写一份认罪和效忠的文书。

几天过去了，文怀沙一个字也没有写。

马先生只好拨马回程。临行之时，出于朋友之谊，文怀沙写了一首《七绝》赠给马先生：

沙翁敬谢李龟年，无尾乞摇女主前。

九死甘心了江壑，不随鸡犬上青天！

… …

马先生回京汇报江青，并出示文怀沙赠他的《七绝》。江青看了一眼便丢在一旁。在场的姚文元捡起来仔细观看，看罢作义愤填膺状，说该诗反动透顶，用了藏锋手法，从倒数第二字贯读下来，即为：龟主江青！江青是龟主，下边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身份自明！这一骂，犯下了弥天大罪。临汾监狱很快接到中央红头行文，加判“现行反革命分子”文怀沙死刑，缓期执行。

陈开民文中所说的马先生是剧作家马少波。“文先生说，马少波接到江青给他的指令去山西的监狱找他，让他写一个悔过书，参加写作班，不是有的人所说的‘梁效’。当时在山西的监狱里，集中了一干文化人，包括聂绀弩、包于轨等人。”

在陈开民看来，如果要证实文怀沙是否反江青，关键的证人就是马少波与他的家人。

一位与文怀沙有交往的人对记者说，文怀沙的那些风流事情其实大家都知道，他对道家的房中术很有研究。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大师是怎么炼成的

很多人都知道文怀沙对漂亮女性有着非常外露的热爱。他曾对电话约访的女记者说，你若漂亮，采访时间不限，若不漂亮，二十分钟。

一位知情者提到，文怀沙给他看过很厚的一封信，是一个60多岁的女士写给文怀沙的，说她在十七八岁时就特别想和他好。“他很有魅力，很多女的都是主动喜欢她。”

“至于那种风流，那算什么。过去，赶上严打，跟3个女人好了，就是流氓罪。其实现在的人比过去不知道风流多少倍。人人心里有账本，只是不说而已。什么‘奸污罪’，我都说不出口。整人的时候，这个特要命，特别是过去的年代。今天还拿出来说事，是不是太拙劣了。”艾丹说。

“60年代的事情就很难说清楚了，偷个萝卜还关3年呢。”和文怀沙有交往的作家张贤亮对记者说。

对于自己的风流，文怀沙并不否认，但他觉得自己是个重感情的人。

陈开民回忆，有一次他去文怀沙家。文怀沙开门之后很惊讶，说，你怎么来了，这是我一个人在家坐着谁都不见的一天。他还是让陈开民进去了。他解释了原因：以前他在上海认识了一个女孩子，和他非常好，两人要结婚，女孩家里很有钱，爹妈不同意，而且误解自己的女儿，后来女孩就自杀了。每年的这一天，他就一个人呆着谁都不见。

一位文怀沙的朋友向记者提到，文怀沙1980年出狱以后，曾暂住在当时的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江丰家里。“江丰是老革命，延安出来的，当年曾关在龙华监狱里，艾青、殷夫也关在那。他是极正派、嫉恶如仇的一个人，如果文怀沙不是东西的话，他不会让文怀沙在他家又住又吃。”

谁是大师？

这些年，文怀沙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的次数多了起来，出现时，每每头顶“大师”、“泰斗”、“第一人”等光环。电影《姨妈的后现代生活》里周润发扮演的“潘知常”，是一位结过几次婚的楚辞研究者。一些人从这看到了文怀沙的影子。

李辉指出，文怀沙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新中国屈原学开创者”、“楚辞泰斗”，但“寻遍图书馆和网上旧书店，难见一本他的学术专著，故只好放弃研究他的学问的念头”。

“大师不大师，他自己又没说，都是别人说的。反正文老先生比我学问大，我很佩服他，这样的人也不多。”张贤亮这样认为。

文怀沙最近接受一次访问时，说他从来没说过自己是“国学大师”。

陈开民1958年至1963年间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当时文怀沙作为客座老师给中央美院的学生讲楚辞，陈开民听过他的课。“他讲得非常好。”

艾丹回忆：“我认识文怀沙很早。早年他来我们家，和我父亲(艾青)一起开玩笑，海阔天空，旁征博引，十分精彩，声音又大。他讲楚辞，讲李白，讲书法，毛主席写诗词平仄都出问题呢，他却能把楚辞唱出来。没有对古诗词的领悟，谁能唱下来呢？”

怎样的人才是“国学大师”呢？

陈明远认为，按照中国学术的定义，凡国学大师，必在义理、考据、辞章三方面均有建树。“我们试问，文怀沙为儒道释哪一种学问做出过贡献？有没有基本的文字训诂功力？他自己的诗文又写得如何？这些都是骗不了人的。”

陈开民强调，如果文怀沙反江青的诗是真实，光凭这一点，文怀沙就是“大师”。

在陈开民看来，文怀沙是特平平常常的一个人。早上骑车出去买菜，做啥都吃，也不挑什么，会养生，下午一定要睡一觉。平常没看他怎么发愁，都是说点笑话，调侃，嘻嘻哈哈，也没看他处心积虑怎么样。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知情人说，文家人甚至包括他们家小保姆在内，都将文怀沙保护得好好的，“都指望着老爷子的名声，能给他们带来更多钱财。”

在艾丹看来，文怀沙确实是讲的多，文字少。“他有大智慧，比严谨的文化人要精彩。他是一个可爱的老头。”

一个老人，活在一群人的吹捧里，艾丹觉得没什么不好。“他是晕了，出现的场合太杂，结交的人太杂，加上张扬，招了风。关键不在于真才实学的多少。”

在陈明远看来，钱锺书一门心思做学问，因此桀骜不驯，蔑视权贵，比较理想主义，对于世俗多半持批判态度；而文怀沙尽管是学问上的杂家，但是并不专精，且攀附权贵，他巴不得世俗生活能够出现“腥臊并御”、“阴阳易位”的局面，以便自己浑水摸鱼。

学者陈明远查到的一些资料表明，钱锺书及其夫人杨绛二人一度引文怀沙为知己。1963年2月27日杨绛写给文怀沙的信有一句：“锺书每日必念你至少三遍，爱而‘打彭’之……”。(陈注：“打彭”音 dangbang 即吴语“开玩笑”的意思。)钱锺书曾经赠给文怀沙一首诗，诗中有“非陌非阡非道路，亦狂亦侠亦温文”一联。

陈明远说，钱锺书与文怀沙交往的共同起点：喜欢骂社会、讥讽人物，尽管两人的动机和出发点不尽相同。然而，两个人间能够建立起朋友关系，一定还有更多的生活细节上的联系。“一般男人在一起，往往谈到女色，为什么？它可以在人性的层面上，填平高雅与低俗的鸿沟。”

钱文二人的交情，在1980年代终结。

“钱锺书是一整瓶醇厚甘冽的老酒，而文怀沙却是半瓶荤腥的水醋。文先生肚子里的货色倒空之后，钱锺书也就不肯再同他交往下去了。”据陈明远考证，在钱文两人关系疏远后，曾对钱锺书极尽赞美的文怀沙当众指出：“我所说读破万卷书，但并无见识的文化人，是指钱锺书。”

大师是怎么炼成的？

一位作者在自己作品集的自我介绍里印着：国学大师文怀沙先生誉为“五百年来一奇才”。当然，这样的人很多。比如一个小说作者，公然声称自己的作品是受杨绛先生赞扬的。

许多人都乐意提到自己被“国学大师”所看重，尽管文怀沙未必乐意把自己称为“国学大师”。据1990年代曾以硬笔书法知名的庞中华回忆，当年他是一个地质队里的无名小辈，文怀沙对他写的字，还是有所提携的。

陈明远分析，现在是商品社会，文化是值钱的，这就无怪乎文怀沙之流要被利用了。“他的大笔一挥可都是白花花的银子，炒出来的花生香喷喷，傍上的女人臊气足。什么‘国学大师’？还不是炒做，被一些小人捧来赚钱当枪使。”

在陈明远眼中，中国民间社会或娱乐界需要文怀沙这样的人。他的形象就是美髯公形象，也是典型的传统国学家的标志形象，缺了这么一个老顽童，还真有点遗憾。“他往自己身上添些花草，弄点历史掌故，待他百年后再揭晓也不迟。这年头，谁不在妆扮？看他是无害还是有害的罢了。说得更彻底一些，他正是你们媒体哄抬出来的，抬着抬着，成了‘国学大师’。”

一位曾在1990年代前期较早地报道过文怀沙的记者向本刊表示，自己当年虽然知道文怀沙大致是怎样的一个人，但还是不成熟地用了“大师”一词。

“媒体人将文老抬着，总有人看不惯，就来一扫堂腿，吹喇叭、抬轿子的就突然改变身份，变成剥内衣、扒裤子的了。所有的看客这时共同得到了一种莫名的快感，一种胜利感，一种揭秘感。原来一个‘国学大师’就是这样的底子！这倒有些苛刻了。”陈明远说。

艾丹因此猜测，文肯定是得罪什么人了。“一些庸才，混得比文好的人，多了去了。光景德镇，就有十几位大师呢！”

陈明远深入分析，实际上有些奸诈狡猾的书商是把文怀沙当作了“提线木偶”，利用他赚大钱。也像马戏班主把他当骑在羊背上转圈的猴儿，利用猴儿的虚荣心衣冠作秀，而耍猴的主子在幕后售书发财、渔翁得利，他还暗自得意呢！

“过去出版界有过明令，禁止高码洋的书。这里面有很大的猫腻，就是本来只能定200元的书，定价2000元一套，然后一折、二折卖给商人或官员，中间有很大的回扣，双方得益。”曾经做过出版人的诗人叶匡政说。

徐晋如博士认为，文怀沙的“国学大师”头衔来自“文化江湖”的需要。“‘文化江湖’这个领域与精英文化无关，与大众文化无关。这个江湖由一些附庸风雅的官员和暴发户、地方上的文化团体、各地想靠文字绘画出名发财的不第秀才，以及借机造势的商人组成。他们没谁知道文怀沙的过去，没谁了解文肚子里究竟有没有墨水，他们没有评判的能力。正是在这个‘文化江湖’中，文怀沙如鱼得水。业内把文怀沙编的《四部文明》归类作‘大书’，‘大书’就是腐败书。”

“他挣那点钱，那算什么钱？电视剧不也挣钱吗？这点事算什么事？再说，编书也还是造福呢。”艾丹说。

一位美术界人士说：现在的字画成了给官员送礼的好东西，所以很多搞美术的往政界攀爬，受政界人士喜欢，自己的东西才能卖个好价钱。现在政府也命名很多大师，工艺美术大师什么的。有的人狗屁都不是。真的大师，要由后人评。梵高是大师，但他生前只卖出一张画。

“全中国画画的人都来北京，几十万，都想着怎么办展览，然后怎么请个官来剪彩，出个画册，开头都是领导的照片，狐假虎威啊。”

“他讲得多，写得少，又缺乏记录。在口头传播的时代，让人记住是没问题的。但在传媒时代出名，公众形象就被扭曲、变形了。这对于他的晚年，也许是一件不好的事。”艾丹惋惜地说。

道德终归是为了让人幸福

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记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

何三畏

至少在新时期以来，还没哪一位文化人的名声来得有如文怀沙老人这般戏剧性。一个老人，一个跟他同时代的人差不多都已自然谢世的老人，一个被媒体命名为“国学大师”并正享受着如此尊荣的老人，突然之间，遭到公开的、差不多是一边倒的、“很不堪”的道德谴责。

这就是从2月18日李辉先生发表第一篇关于他的文章以来的文怀沙的命运。当然，从现在公开的情况看，文在他们那个年代过来的文化圈里，存在着某种层面的“负面口碑”，不过在此以前，这只是口碑，没有成为公共议题而已。

包括李辉先生在内的一些今天比较受人信赖的文化人写出了严厉的文章。似乎一个如此高龄的文化人的自尊心，不在道德的考虑之列。至于网络留言，则“妈的娘的”都来了，让人怀疑这个老头儿如果走到街上去，有可能被愤怒的人们拉去“躲猫猫”。

文怀沙先生的“三宗败德”和“哀善之言”

话说“质疑”，实际李辉的文章对文怀沙是并无“疑”处的，他“二十五年前熟知其人其事”，现在公布三个问题或者谴责文怀沙三个败德之事而已。

一是年龄造假。李辉指斥，“年龄虚报近一轮，是为了便于给早年经历加上一个又一个耀眼光环”；二是本来因“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却宣称是“反对江青”的政治罪入狱 ；三是“或自诩、或被人封为”“国学大师”、“楚辞泰斗”。于此，李辉引用其他学者的评论道：“文(怀沙)的楚辞学问至多可抵一名中学教员”，“有的文法也欠通。”

年龄造假和以不入流的水平冒充大师，是道德问题；第二项是刑事罪名，已经赎过了，可算作过往的道德劣迹；第三项，或许老人因此而获得了过分的现实利益，但暂时也还得以道德论。

文怀沙老人手书了两百字传诸媒体。老人再报了自己的年龄，避开了第二项，对第三项，未作辩驳。仅用两句话概括了他的文化成就。承认“自揆平生碌碌，泰半荒度”。没有自诩大师。并称此乃“哀善之言”。

这样的回应，如果考虑到一个人的基本尊严，照说也基本过去了。或者，假使我们不把这当成一场文化人的道德追查，而把事情放在面对被捉的小偷或者警察的初审纪录的层面来看，这份交待或许可以勉强得过一次关，使审问可以告一段落的。

可是，相当多的意见是连存疑的耐心都没有。人们根本不满意，或者基本上不听他说什么，继续在“三点”之上“宜将剩勇追穷寇”(一篇报刊文章的标题)，更多的，也比较有分量的批评和谴责文章是这以后发表的。

老人把第二项质疑“略过”了，或者说没有否认吧。似乎很少有人觉得，基于人性的原因，这是可以谅解的！设想克林顿先生在白宫为他那档事作证，也是言辞闪烁，语意含糊。要说的话，克先生是纳税人养的公务员，更有义务交待，但美国人并不需要听到他亲口叙述一篇“黄色故事”才肯罢休。而文怀沙先生可不可以说无可奉告呢？何况那种事情一定涉及到另一方的隐私，文怀沙恐怕也不怎么好随便说呢。

另外似乎也需要考虑到：根据李辉的介绍，文怀沙当年因“诈骗、流氓罪”判处“劳教”，还开了“宣判大会”，一年后才正式“拘留”，直到1980年“解除劳教”，算起来是长达18年，而“没有听说他的劳教是冤假错案而得到平反”！正因为如此，人们是不是可以想到，在那个严酷的年代，是什么样的“诈骗、流氓罪”，“宣判大会”算不算公正的法律审判？被“劳教”这种于宪法无据的刑法惩罚十多年，用今天的人文观点来看，是不是值得为这位老人当年的命运报以一声叹息呢？

再就是，在长达18年的“刑期”里，是否有某一小段时间，或者有某种成分的政治因素(即便不是文怀沙自己所说的那样高尚的罪名)。万一是有的话，同样是基于人性弱点，老人晚年只讲政治原因，不把那桩事吊在嘴上，也是好理解的。

第三点是学术。有人说李辉有点过了，批评一个人学问差，用中学教师打比方。我倒觉得这没有什么，对以学术鸣世的人，在学术上不妨严格一点，再说，李辉是引用别人的评论。看来，老先生不是国学大师，这没有问题。

文怀沙先生或有“错判时事”

文怀沙这一代在1949年以前已经有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的文化人，经过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的新中国的洗礼，又得享高龄进入80年代后的新时期，他们这三个阶段的人生，不同特色是明显的。

无论文怀沙生于1910年或是他曾经填写过的1920年、1921年、1922年，从他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活动来说，他当时应该算是文化人了(据《风雨50年》载，1945年2月22日发表在《新华日报》上的当时的文化名流《对时局进言》，有文怀沙的签名)。而当时的文化人的生活，是“前卫”的！具体地说，像文怀沙那种开口闭口谈女人的德性，并不至于不见容于时事。看看当时的文化人的生活，特别地，就看那一批《对时局进言》的“进步知识分子”的生活，就是证明。

而从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这一时期，知识分子是需要“夹起尾巴做人”的，个人生活的放浪形骸固然是政治问题，守口不紧当然也是危险备至。很多同文怀沙一样留在大陆的知识分子，社会名流都不得不“适应新社会”。如果政治跟得紧，地位到了一定的高度，或许可以掩盖一些在性道德上的“突出”，而从目前流传的故事来看，我们或许可以称怀沙“秉性难移”。然而，谁也不能保证，文怀沙在他们那一代人中“突出”到无人比肩。

最突出的是，这位老人家长寿。顺便说一句，如果他真的生于1910年，以他今天的健康状况，应该说他的生命是一个奇迹。这个天赋异禀的人活到21世纪的前后，似乎有一种“回到解放前的感觉”。他又开始放谈女人。当然，岁月历练了他，他现在表述的女人观也许比过去“更哲学”。反正今天的人们赞赏他的观念。假定他说得真诚，你可以认为他是在把女人当宗教。凤凰卫视最漂亮的女记者问他，假如你是李后主，你会选择江山还是美人，他接口道，我就要你这样的微笑！

可是，他想错了。他没有回到解放前。正当他享受“天气晚来晴”的好时光，他的性道德的旧账被拎出来。尽管我们仍然不知道真实的细节如何。

然而，他的现任妻子(在这次“道德危机”之前)说过，60年前的一个3月，有一个女子因为跟他的爱情遭受了家庭凌辱而自杀，此后的每年3月3日，他都要闭门一天，坚持了60年。他的妻子赞美他是一个真情的人，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但无论如何，性道德只是一个人的一方面。另外，在世俗的意义上，这个身体奇好的高龄老人爱热闹，怕寂寞。他谈生活，谈文化，爱逞口才，有时牛皮可能吹得大了一点。可是，我们到今天为止，也只知道他传说中的一些私生活上的典故。此外，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虫，或是势利者，是失败者，还是获利者，都缺少依据。

不过，说他是一个文化人，应该不错的。即便他从来没有认真从事过学问，从他的智商和记心，以及他的漫长的人生阅历和社会活动来说，他的内心应该也藏有丘壑。事实上，他现在还是出口成章、语出有典的。

至于“国学大师”等雅号，考虑到今天的社会环境，或许多少有点“形势所迫”的成分！有记者证实：2007年9月，在杭州出席活动，主办方以“国学大师”介绍，他声明了“我不是国学大师”，他说这是别人替他打的广告，但“这跟雀巢咖啡似的，虽然有名，但不一定是最好的咖啡”。他说“不是能背个四书五经，就是国学大师了。200年前，随便找个教书先生都会背的”。

或许商业的诱惑难以抵挡，以致有时老人也自诩过？不过，考虑到道德是一个与同时代人相比照而存在的公用标尺，就凭着上面那个表态，在这一关上大致就可以让老人及格了，因为这表明老人还是明白的。

当我们用道德要求他人的时候，容易跟着自己内心的道德理想走高，而暂时忘记具体的道德环境，成为“道德单边主义者”。到这时，道德就会给人带去多余的痛苦。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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