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秦有扶苏txt白璧:传说中一书顶万书的书：《曾国藩做人 胡雪岩做事》一

　　【曾国藩做人语录】

　　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

　　任何一个有所成就或建功立业的人，在奋斗过程中，都会谨行慎思。因为，这样的人有着长远的目光，他们想得要比普通人更远，看得比普通人更高。于是，他们为未来的忧患担忧，更害怕因身边的事情处理不当而羁绊住自己的脚步，令自己停滞不前或是倒退，甚至是功亏一篑。因此，他们会时刻观察着身边的动静，认真处理每一件事情，并且在做事之前，总是深思熟虑。

　　正是因为这些人在前行过程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有了以后的大成就。

　　曾国藩的湘军创建后，便开始对抗太平军。起初作战的时候，几乎总是失败。每失败一次，对曾国藩来讲都是一次沉重的打击，面对失败的痛苦和各方面的压力，曾国藩一次次想要自杀，结果都被手下人拦住。

　　每次的败仗让曾国藩不得不谨慎起来。如果不谨慎，不去分析失败的原因，那么打胜仗的可能性就会非常渺茫，就要忍受将士战死疆场的痛苦，而且自己辛苦创建的湘军就承担不起救国的大任，就不能实现自己成就功业的大志。因此，曾国藩必须谨慎。

　　战场上需要谨慎作战，官场上更需要谨慎为官。因为，官场上的战争是无形的、隐蔽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不公开的。

　　清、勤、忠等都是官场中必不可少的，“慎”同样很重要。曾国藩本身就是一个谨慎的人，这从他每日检点自身的习惯中可以看出。虽是如此，然而身在官场，毕竟不同于平日在家与周围的人打交道那么简单。初入官场，曾国藩并没有体会到这一点，而是处处争强、时时果敢，结果吃了不少亏。待得时间久了，曾国藩渐渐发现了官场的黑暗，善于总结的他变得更加谨慎起来，不再以强和敢标榜自己了，而是将其掩藏在心中。

　　曾国藩对“慎”有深刻的理解，并且有专门的阐述。在《书赠仲弟六则》中，他如此陈述：

　　古人曰钦、曰敬、曰谨、曰虔恭、曰惧，皆“慎”字之义也。慎者，有所畏惮之谓也。居心不循天理，则畏天怒；做事不顺人情，则畏人言。少贱则畏父师，畏官长。老年则畏后生之窃议。高位则畏僚属之指摘。凡人方寸有所畏惮，则过必不大，鬼神必从而原之。

　　为官生涯中，曾国藩仔细推敲，才有了如此精辟而且终生受用的观点。他说：“凡吏治之最忌者，在不分皂白，使贤者寒心，不肖者无忌惮。若犯此症，则百病丛生，不可救药。”随着镇压太平军的赫赫战功，曾国藩的权势越来越大，然而他不以为荣，反为其忧。因为官位越高，接触的高官越多，要想在其中游刃有余，谈何容易，更何况曾国藩还是一个外权大臣。他日记里经常写道：“官位越高，权势越重，就越容易招致大祸。”因此，曾国藩总是生活在无穷无尽的忧患之中。他总是将事情尽量做得更周全，不留下缺点或漏洞，以免受到别人的指责，或使一些异己分子抓住把柄不放，导致自己因小失大。

　　咸丰十一年(1861)九月，咸丰皇帝驾崩于热河。不久，清廷署内发生了政变。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相互勾结，将八位顾命大臣囚禁。并在后来将其中四人处死，另外四人革职。曾国藩心生恐惧，更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牵连进去。

　　肃顺是顾命大臣之一，此人虽处在清廷腐败环境中，但仍能够洁身自好，洞察时事，是当时少有的开明之臣。曾国藩比较敬重他。他曾极力推荐曾国藩去营救左宗棠。另外，作为肃顺的幕僚，王岂运、郭嵩焘等人与曾国藩的湘军交往密切。慈禧要肃清肃顺一党，曾国藩多少会受到一些牵连，这无疑让他感到恐惧，但当王阁运劝他自立时，他却丝毫没有动摇，而是静观其变。毕竟，他对清朝是忠心的。

　　曾国藩当时应该是很谨慎的，他料到了慈禧太后不会对他怎么样。因为当时太平天国运动并没有平定，湘军仍然是保护大清江山的一道坚固屏障。没有湘军，尽管慈禧太后仍能够垂帘听政，但不会太长久。另外，湘军在当时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势力，如果拿办了曾国藩，定然会引起各路湘军动荡。

　　慈禧也是一个聪明人，如果真得罪了曾国藩，她也下不了台。到那时候，她将要面对湘军和太平军的双重威胁。与其排斥曾国藩，不如笼络他，让他继续为大清效力。曾国藩因此得到加封，出任钦差大臣，还被封为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得到如此丰厚的加封，在普通人看来，应该是受宠若惊，异常兴奋的，但在曾国藩心中，却是矛盾重重。这一年十一月份，他连着给两位弟弟写了两封信。在第一封信中，他向弟弟大发感慨，说往日手上一点点权势都没有，心里很是着急，可是现在所拥有的权力又太多，多得连自己都想不到，普天之下，很难找到一件令人感到恰如其分的事情。在后一封信中，曾国藩的心事仿佛更加沉重，他写道：“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连接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

　　几个月后，曾国藩又被加授了协办大学士。慈禧厚待曾国藩，曾国藩是能够料到的，但是他同时也明白，自己的权位如日中天，渐渐高居众人之上。日后要想平安无事，需要更加谨慎。

　　宫廷内的争斗仍然没有停息，慈禧太后野心勃勃。辛酉政变后，清廷内部权势格局逐渐明朗，那拉氏正式干预政治，开始了垂帘听政，恭亲王奕主要负责国内大局的调控。 奕与洋人之间的交往比较多，接受了很多西方思想，主张改革，并在国内提倡创办洋务，开始了洋务运动。洋务运动的开展以恭亲王奕为核心，由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沈葆桢四人分别在各地创办。

　　慈禧太后为取得清廷的绝对控制权，施展阴谋逼迫奕下台，最终独揽了大权。奕的境遇又成了曾国藩的一面镜子，奕贵为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是血统纯正的皇亲贵族，然而竟不得善终，更何况自己不过是一个外权大臣。

　　平定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朝廷和湘军之间的风波基本平息，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不再归隐，于同治四年(1865)再次踏入仕途，在湖北担任巡抚一职。当时的湖北总督是官文，此人虽没有什么才能，不过因是满人，在官场上仍是春风得意。曾国荃对此人深为不满，于是上奏，说官文是肃顺的余党，应该一并铲除。结果，奏折呈上后，御史佛尔国却反奏了曾国荃一折，说曾国荃图谋不轨，想诬陷官文，按照大清律法，应该将曾国荃议罪。后来，经过调查，官文的确与肃顺等人有关系，清廷将其罢免。不过，曾国荃的做法无疑得罪了清政府中的满清权贵，如果曾国荃在日后出现疏漏之处，曾国藩肯定脱不了干系。

　　为了让曾国荃日后谨慎，曾国藩写信开导：“顷阅邸抄，官相处分极轻。公道全泯，亦殊可惧！”他在信中向曾国荃讲明了当时的情况，官文虽然是肃顺的余党，但由于是满人，受到的惩罚非常轻。官场就是这样，这样的环境无法改变，只有试着去适应它。

　　同治五年(1866)，湘军将领蒋益澄任广东巡抚，上任不足一年就被弹劾，转而为广西按察使，职位连降两级。从中足可见官场变幻莫测，稍不注意，便会有所闪失。得意的时候可能会一年升迁数次，而失势的时候又会一落千丈，曾国藩以古人为鉴，以今人为镜，将官场看得透实而真切。同治八年 (1869)，他在给黄翼升的信中写道：“吾辈久居高位，一有不慎，名声即损，惟小心谨慎，时时若有愆尤在身，则自然无过矣。”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已是六十高龄，次年，身节俱全的他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人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仍然不忘谨慎，给兄弟写信时，再次告诉兄弟仕途险恶，望兄弟保重。他这样写道：“官途险，在官一日，即一日在风波之中，能妥帖登岸者实属不易。如帅之和厚中正，以为可免于艰难，不谓人言籍籍，莫测所由，遽至于此。”他这样说，目的之一是想让兄弟能够学会他的谨慎，不要因为大意而连累家庭，毁了自己辛苦创下来的基业。

　　对“慎”和“畏”，曾国藩有独到的体会：

　　余生平吃数大堑，而癸丑六月不与焉。第一次壬辰年发俏生，学台悬牌，责其文理之浅。第二，庚戌年上日讲疏，内画一图，甚陋，九卿中无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岳州靖港败后，栖于高峰寺，为通省官绅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败后，赧颜走入江西，又参抚泉，丙辰被困南昌，官绅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堑，无地自容，故近虽忝窃大名，而不敢自诩为有本领，不敢自以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从磨炼后得来。

　　言多必失，祸从口出

　　【曾国藩做人语录】

　　人生坏事的两个因素，一是自傲，二是多言。多言生厌，多言招祸，多言致败，多言无益。

　　曾国藩认为，巧妙的言语虽然能令人喜悦，却也会扰乱自己的心神，用闲语打发无聊时，也搅乱了自己的精神。明白的人不会夸你，有人夸你是因为他不明白。道听途说的东西，聪明的人一笑了之，愚笨的人则感到震惊。受到震惊的人也终究会明白真相，会认为你存心欺骗，而嘲笑的人会因此而看不起你，即使你说实话，他们也不再相信。曾国藩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感到十分后悔，便写下来警告自己，写下来后再重蹈覆辙，那就永远不可救药了。

　　曾国藩年轻时也是个多嘴多舌的人。他的特点是言语刻薄，因此很容易得罪人。有好几次，他在席上取笑别人，反而遭到别人的讥讽，使他很是尴尬。有一次上朝，他不经意说了几句话，顿时引起同僚的猜忌，虽然他并非有意，但听者有心，搞得他很孤立，也很狼狈。遭遇过多次这样的情况后，他发誓从戒多言开始，重塑个人形象。

　　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一月七日，他决定从谨言着手，加强修养，并说：“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但时隔一日，好友冯卓怀来，一同到陈源兖家为其母拜寿，吃长寿面。席间曾国藩又犯了多言的毛病。据他自己说：“席间一语，使人不能答，知其不能无怨。言之不慎，尤悔丛集，可不戒哉!”事后他愤恨不已，在日记中写道：

　　凡往日游戏随和之处，不能遽立崖岸，唯当往还渐稀，相见必敬，渐改征逐之习；平日辩论夸诞之人，不能遽变聋哑，唯当谈话渐低卑，开口必诚，力去狂妄之习。此二习痼弊于吾心已深。(要紧!要紧!)前日云，除谨言静坐，无下手处，今忘之耶?以后戒多言如戒吃烟。如再妄语，明神殛之!并求不弃我者，时时以此相责。

　　自从立下了这个毒誓之后，曾国藩多言的毛病确实改掉了。他对慎言的重视，影响到了他的整个生活。

　　多言有许多害处。

　　其一，多言易得罪人，把人际关系搞坏。如果出言之前不仔细考虑别人的想法，随心所欲说出来，必然有意无意会伤及他人。而说出去后，再也无法收回，其害处也就无法避免了。

　　其二，多言则傲。曾国藩曾说过：“古来言凶德致败者约有二端：曰长傲，曰多言。丹朱之不肖，曰傲曰嚣讼，即多言也。”多言实际上是内心狂傲的表示。喜欢说话的人，要么是吹牛皮，要么就是自以为了不起，看不起他人，这才按捺不住冲动，要说出来批评或指导别人。所以要保持谦虚的心态，应尽可能少言。多思考，少废话，多听别人的看法和意见，时间长了自然会虚心。

　　其三，多言则欺。言语一般是用来表达自己的某些观点、意见的。倘若自己对这些方面没有研究，就无话可说。如果强不知以为知，只好用大话吓人。曾国藩认为，多言则不诚，也是这个道理。后来他非常讨厌那些说大话、空话的人，正是他自己谨言的结果。

　　最后，多言则易败。俗语云“言多必失”，“祸从口出”，就是这个道理。《颜氏家训》中说：“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对成大事之人来说，严谨是重要的要求。同治六年(1867)九月，曾国藩给淮军名将刘铭传的信中说：“古来人才，有成有不成，所争每在'疏密’二字。”

　　“疏”则多言，“密”则守口如瓶。如果多言，透露出去的信息就会很多，一旦被对手察觉，很容易导致失败。历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正因为多言有如此多害处，曾国藩才痛下决心将之戒掉。他把谨言看做是“慎”字第一义。曾国华（曾国藩的弟弟）长子曾岳崧，在其父于三河镇战死时，年仅4岁，后在曾国藩抚养下长大。他立志要报仇雪恨，想成就一番事业，报效国家。曾国藩给他写了一封长信，授以他成才成事的途径，其中之一是“敬慎”二字。信中说：“须从'敬’、'慎’二字上用功。敬者，内则专静纯一，外则整齐严肃……慎者，凡事不苟，尤以谨言为先。”

　　可能是曾国藩担心曾岳崧像自己年轻时一样多言好动，所以谆谆告诫，学“慎”字功夫，以谨言为先。曾国藩自己为官谨慎、用兵谨慎，是在从军以后才逐渐表现出来的。所以，他所说的“以谨言为先”是有道理的，是他根据切身体会得出的经验之谈。

　　曾国藩经常告诫兄弟和手下要戒多言。曾国华为人刚烈，说话苛刻。曾国藩特地给他取字为温甫，让他说话温和些，少得罪些人。后来曾国华性情果然大为改观。

　　曾国华战死，曾国荃成了兄长的左膀右臂。一开始，因不熟悉官场规律，也是多嘴多舌，言语无忌。曾国藩接连数次给他写信，甚至当面加以责备。咸丰十年(1860)九月，为是否北援解北京之围一事，曾国藩一直以“缓”字应付。曾国荃不明其中道理，说了很多。曾国藩斥责道：“弟只管安庆战守事宜，外间之事，不可放言高论，毫无忌惮。”经过几番苛责，曾国荃收敛了很多，曾国藩很高兴，在给两位兄弟的信中说：“沅弟以我切责之缄，痛自引咎，惧蹈危机而思自进于谨言谨行之路，能如是，是弟终身载福之道，而吾家之幸也。”

　　曾国藩对幕僚和部下也以谨言相要求。他在给叶光岳的批牍中教导说：“第一说话要谨慎，不可随口编凑谎话。”吴汝纶是桐城派古文家，作文章之高手，1866年入曾国藩门下，与黎庶昌、张裕钊、薛福成并称四大弟子。他刚入曾门，曾国藩就告诫他要谨言。吴汝纶在日记中写道：

　　《三代世表序》中“盖其慎也”，“慎”为立言至要之义。余初见曾文正公，公告以立言宜慎，因自举其箴戒之询，有云：“慎尔毁誉，神人共鉴。”《史记》全部皆以慎为主，班氏亦能守其遗法，后之史书所以为秽者，由其不能慎也。

　　吴汝纶受曾国藩影响极大，文风、办事、谨言，都依法其师，得其真传，1870年因曾国藩推荐而被授为深州知州，后任冀州知州，并主持保定莲池书院长达十年。他思想开放，讲求西学，曾任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京师大学堂总教习，赴日本考察教育，建树颇多。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

　　【曾国藩做人语录】

　　以慎治骄，立于不败。勤字所以医惰， 慎字所以医骄。

　　“骄兵必败”，军事上许多失利往往由“骄”字而生。许多人经受得了失败的打击，却受不了胜利的冲击，取得了一点胜利，就忘乎所以，结果由胜转败，留下了遗憾。

　　明朝人周承帮在其所著的《兵家要略》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骄则自高其功，自神其智，自矜其勇，不忧其寇，不惜其下，忠言逆耳，良士疏斥，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敌窥其意，故卑其辞而隆其礼，佯为败而示其怯……使我将骄卒惰，方始乘之。”他详细地分析了兵家因骄而败的规律。骄兵所以必败，因为轻忽，战则轻进，守则弛备，所以易为敌人所乘。

　　曾国藩深悉骄者必败的道理，他总结说，古今有才华而败者，离不开一个“骄”字，平庸的人败，离不开一个“惰”字。他又说，古来凶德致败，不过二端，一为长傲，一为多言。不仅用兵如此，做人、为官、处世，无不如此。同治六年(1867)，他总结僧格林沁在剿捻惨败身亡的教训，认为是由于僧格林沁视敌太易，心生骄气，故轻兵急进而致败。他告诫湘军将领蒋益澧说：“从古兵事，多败于轻忽。前此僧邸所部轻视此贼，而良马多被贼夺，近日湘、淮各军轻视此贼，而洋枪又多被贼夺……”

　　不过，有些将领还是未听曾国藩所劝，轻易出兵，接连有郭松林遇伏，所部损失大半，张树珊、彭毓橘兵败身死的教训。

　　曾国藩因遭遇过太多的失败，所以性格日趋谨慎。他认为，“慎”字是治疗骄病的良方，可以使人立于不败之地。他曾对心腹幕僚李榕说过：

　　用兵久则骄惰自生，骄惰则未有不败者。 “勤”字所以医惰， “慎”字所以医骄……以“诚”字为之本， 以“勤”字、 “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

　　以“慎”字医“骄”，曾国藩主张用兵以稳慎为基础，得一“稳”字诀，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他在给吴国佐的信中说：你部新集中的部队，宜合不宜分，应当在徽州坚筑营垒，戍守城垛，“以'立于不败’四字为主”，如果没有十分把握，只能专保郡城，不可轻易出击。但吴国佐自以为善于用兵，没有听曾国藩的劝告，轻出应敌，惨败而归。

　　曾国藩坚决反对单兵轻进，认为这是轻敌致败之兆。他主张合兵一处，因为合兵就像握紧的拳头，势力既强，可战可守，可进可退。而如果分兵，就像五指张开，虽然灵活，但力量分散，易于受伤。为此，他主张在兵力不足时，宁可合兵坚守一处最重要的地方，放弃其他次要的地方。这一稳扎稳打的战略，后来被总结为湘军制胜的秘诀。

　　曾国藩的谨慎并非是胆小怕事。谨慎为他赢得了深思熟虑的时间和余地，也为他避免太多的失败提供了保障。他不仅用兵谨慎，为官同样谨慎，戒骄戒躁。咸丰十年（1860），鲍超因功由总兵升为提督，露出骄傲的情绪，曾国藩立即写信告诫他说：

　　凡做人，当如花未全开月未圆满之时。花盛则易落，月满则必缺，水满则易倾，人满则招损。贵镇统师日多，声名太盛，宜常存一不自满之心，庶几以谨厚载福。

　　此处所谓谨厚载福，即是说以谨慎纠自满之弊，才可保福避祸。一年后，曾国藩又给鲍超写信，重述了一遍，将这番道理归纳为“小心大度”四字。其中“小心”，即指谨慎，用以防止骄傲、轻忽。甚至对得意弟子李鸿章，他也如此告诫过。

　　曾国藩用兵由败转胜，为官常保不败，为后人所称羡。实则其根本一条，就是“慎”字诀。民国著名清史学家萧一山在《清代通史》中就做出过这样精当的断语：“国藩以谨慎胜，宗棠以豪迈胜。”

　　慎于独处，事事检点自己

　　【曾国藩做人语录】

　　慎独乃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临死前两年，曾国藩对儿子曾纪泽、曾纪鸿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其中第一条就是慎独。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就是真诚，真诚就是快乐。难怪孟子说，反问自己是真诚的，就是最大的快乐；难怪荀子说，没有比真诚更好的养心方法了。因此，在他看来，慎独“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礼记·中庸》云：“莫见乎隐，莫显利微，故君子慎其独也。”郑玄注：“慎独者，慎其闲居之所为。”也就是说，一个人在无人独处的时候，对自己的行为也要加以检束。

　　曾国藩把《大学》三大纲领——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若看作份外事，不能体贴到身上去，虽能文能诗，亦只算得识字的牧猪奴，不得谓为明理有用之人，不能整躬率物，任官莅民。朝廷若用此等人做官，无异于牧猪奴。”说得何等透彻!曾国藩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正是往古儒者诚正修齐以迄开物成务的一贯作风，把学问事功，凑成了合拍的节奏。

　　“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务耕耘”这十六字，是他自订的严格课程，也就是诚意慎独的极端表现。在他的日记中，有不少痛自劾责力求改过的自讼之言，如：“闻誉则心忡，几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卑鄙若此!方欲痛自湔洗，而本日闻言，尚怦然欲动，真可谓下流矣!”见己过而内自讼，便是曾国藩大过人处，故能自拔于流俗，而困而知而勉而行，历百千艰阻，而不挫屈，更于受之以虚之外，将之以动，植之以刚，贞之以恒，归之以诚，其勇猛精进，卓绝艰苦的伟大精神，实足为后人所师法。

　　曾国藩在他的《金陵节署中日记里》写道：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意”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平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曾国藩这一番关于“慎独”的宏论可谓透彻而精彩。

　　除了慎独之外，曾国藩还把每日三省作为每天必行的修身方法。

　　荀子《劝学篇》中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已，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如果一个人广泛地学习，每天多次反省自己，他就会变得聪明，而且行为也没有过错。这里最难的不是“博学”，也不是“省乎已”，而是“日”和“参”，不仅“每天”，而且“多次”反省自己。

　　曾国藩对自己的要求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凡事之须逐日检点，一旦姑待，后日补则难矣。况进德修业之事乎?(汤)海秋言：人处德我者不足观心术，处相怨者而能平情，必君子也。”

　　曾国藩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

　　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由于认为检点是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许自己有一天的怠慢。

　　至于如何检点，曾国藩很赞赏汤海秋的话，那就是与怨恨自己的人相处，因为怨恨自己的人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或过错最敏感的人，也往往是对自己的缺点能给予无情抨击的人。然而接受他人的批评是需要勇气和胸襟的，尤其是接受那些与自己有矛盾的人的批评；有人总是怀疑他人的批评怀有敌意，不管正确或错误一概拒绝，这种人没有气量不说，更重要的是失去了一次检点自己的机会。

　　　　曾国藩的这两条修身要诀，可以说极尽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从他后来人格的发展看，这两条是很有用的。但是，“五·四”以来，中国人这种修身传统被人们所淡忘，连讲修身的经典也很少有人谈，实在是一种莫大的悲哀。杨雄说，学是为了行，其次是著书立说，其次是教育别人，最后是学了等于没有学。这其中的“学”，就是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本质上是一种修养，而不能仅仅作为知识来看，而其中的“行”，就是修养、修炼，就是传统文化在修养和行动上的体现。可惜今人很难有人这样理解了。

　　小心驶得万年船

　　【曾国藩做人语录】

　　做官之人，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故不能不自省、察人。

　　曾国藩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说：

　　处兹乱世，凡高位、大名，重权三者皆在忧危之中。余已于三月六日入金陵城，寸心惕惕，恒惧罹于大庆。弟来信劝吾总宜遵旨办理，万不可自出主意。余必依弟策而行，尽可放心。祸咎之来，本难预料，然惟不贪财、不巧取、不沽名、不骄盈四者，究可弥缝一二。

　　曾国藩的护身之道由此可见。

　　许多人都研究过护身的学问，曾国藩对此则有更深的体会。他早早就涉足官场，对那些结党营私、苟且求生、贪图享乐的庸官俗僚了如指掌。他想做点利国利民的事，但也不想得罪他人，以免惹来闲言碎语。加上清王室乃是满清旗人的王室，对汉人有着强烈的排斥与挤压，使得曾国藩愈加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深思远虑，唯恐不周。

　　曾国藩的家乡有个朱知县，与当地乡绅关系甚密，与曾国藩家中也有密切来往。后来当地的财政出现了赤字，一些乡绅担心他会因此而被调离或降职，从而损害自身利益，激愤之时就口出豪言，想倡议全县人民捐钱弥补亏空，从而留住这位父母官。曾国藩的弟弟向他征求意见，询问该不该支持这种行为。

　　曾国藩认为，发出这样的倡议之激辞，不过是官绅的小把戏。他们冠冕堂皇地提出来，似乎是为百姓做了件大好事。然而一旦付诸行动的时候，出钱财的事必定分摊到百姓头上。他们出不出钱，出多少钱谁知道呢?但他们却是名利俱收。而且，在征收银两的时候，又必然会有恶官酷吏假公济私、巧取豪夺，敲诈勒索百姓的血汗钱。更可怕的后果是，如果此事一旦实施，那么以后必然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官府推用，岂不是把劳苦百姓推入深渊之中了?曾国藩还认为，官职的补缺，官员的调遣，都有定规，偶有例外，也是偶一为之。因此，亏空补平也不能影响到官吏去留，这显然表明事情不过是巧立名目，谋取私利而已。曾国藩对此洞若观火，因此，他让家人持旁观态度，静观事变。

　　曾国藩在数十年的官场生涯中，遇事无不如此深谋远虑，巧妙周旋。

　　曾国藩说自己近乎“拙愚”，实际上他城府很深，颇有心机。他无论是在位高权重、一呼百应时，还是在举足轻重、一言九鼎时，甚至在他不得志的困难之时，都不与朝中权贵交往。他不愿卷入“旋涡”中，做无谓的牺牲。但这不等于他与高层尤其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生杀大权的人没有密切的联系。事实上，曾国藩在道光朝倚靠穆彰阿，在咸丰朝倚靠肃顺，在同治朝倚靠恭亲王，都形迹显赫。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彰阿、肃顺都不得善终，奕也几经挫折，而曾国藩却富照升，荫照封，宦海浮沉似乎与他无关。尤为叹奇的是，掌政的后继者与前任即使有不共戴天之仇，曾国藩也岿然不动，这就很值得研究。肃顺和穆彰阿是这样，恭亲王与肃顺又是这样，都是“仇人接班”，而曾与穆、肃关系都不一般。我们认为，这是曾国藩运用了“心有灵犀，不露痕迹”之策。姑且以曾国藩与肃顺关系为例。

　　满族贵族中主张重用湘军集团的文庆，虽在咸丰六年（1856）病死，但后继有人，且权势更大。咸丰后期，皇族出身的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及其异母弟肃顺为首的集团已经形成，并且愈来愈得到咸丰帝的信任，得到愈来愈大的权力。三人盘结， “同干大政，而军机处之权渐移，军机大臣拱手听命，伴食而已”。肃顺尤为突出，遇事敢作敢为，又与军机大臣杜翰、兵部尚书陈孚恩、两广总督黄宗汉等人结为死党。同时，又广泛招纳有名望的官吏和名士，“颇搜罗人才，资以延誉树党”。

　　肃顺这样打击大臣和政敌，大肆结纳党羽，显然是为他长期把持朝政铺平道路。后来他与那拉氏、奕争夺最高权力，正是这一图谋的体现。有这样野心的人，对当时军队，特别是战斗力量强的湘军，自然不会漠不关心。但军队是统治者维护权力的武器，大臣与带兵将帅密切往来，最易招致政敌的攻击，甚至引来不测之大祸。肃顺自然不敢贸然行动，曾国藩、胡林翼也会因避嫌而巧妙为之。

　　事实上，肃顺与湘军集团确有着微妙的联系。在其招纳的众多人员中，不少人与湘军集团有密切关系，甚至本身就是湘军集团中的一员。如尹耕云不仅为曾国藩任礼部侍郎时之属员，且曾对其“极器重之”，同时，尹也为肃顺之属吏，且对之“敬礼有加”。李鸿裔(眉生)，正如他儿子所说，“在京师出文正(曾国藩) 门下，深悉先君品学”。后来肃顺又“素与先君善”。其他如郭嵩焘、王闿运、李榕等人均与曾同为长沙府人，且有交往，郭更与曾为“金石至交”。而肃顺与他们都有密切关系。郭不仅为肃赏识，且与肃党陈孚恩交往甚密，陈向咸丰帝推荐郭“堪充谋士之选”，郭因之被“即日召见，在南书房行走”。王为肃顺之家庭教师，

　　肃对王更“激赏之”，要与王结为“异姓兄弟”。这样破格相待，使王终生感激不已。数十年后，王至北京还去看望肃顺的儿子，并加资助。李与肃关系后来虽破裂，但李为户部下吏时，却“见赏于本部尚书肃顺，部事辄咨之”。此外，曾国藩咸丰二年（1852）离京，一去14年。他和肃顺俩人无论从年龄还是地位等方面都有很大差距，如果不是历史的巨变，他们之间很可能终生都不会打交道。但喜欢捉弄人的历史偏偏让这两个重量级人物在许多重大问题上发生难以分割的关系。咸丰末年（1861），由于肃顺鼎力相荐，清廷开始考虑把镇压太平天国的任务交给曾国藩，让他做湘军首领。但曾国藩以其湖南人特有的机警，对肃顺的重用没有任何表示。至慈禧、奕发动政变、查抄肃顺家产时，发现了许多朝野文武大臣与肃顺交往的信件，但没有发现曾国藩写给肃顺的一字一言，以至于慈禧发出“曾国藩乃忠臣”的赞叹。

　　政变18天后，奕请两宫皇太后正式委任两江总督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将江南军务委之于曾国藩，这是咸丰十年（1860）就决定了的事。现在奕明确委江南四省军务于曾国藩，是要表示新政权对于曾氏的信任，比之肃顺时将有过之而无不及。人称肃顺推重“湘贤”，此事不假。但肃顺当政时，同时也设江南、江北大营以与湘军分功。而奕当政后，不再重建江南、江北大营，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这说明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正规的八旗、绿营军的幻想，决心发掘汉族地主武装中蕴藏着的巨大潜力。

　　奕认识到太平军问题的严重性，所以令曾国藩节制江南四省军务。在那里，太平军占据着江北重镇庐州，并与捻军张乐行部、苗沛霖部协同作战。在江南，太平军正谋求向财富之区的苏浙发展，早已占领苏州、常州并攻克名城严州、绍兴、宁波和杭州，上海附近的吴淞口和松江等地也警报频传。因此，尽管在咸丰帝大丧期间，湘军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安庆，但形势仍不能掉以轻心，前敌各军必须统筹兼顾、改变以往不相统属、互不救援的积习。奕令曾国藩节制四省军务，就是授他以前敌指挥大权。

　　同治初年的另一重要变化是，朝廷放手让湘军将帅出任地方长官的同时，给曾国藩等人极大的军事便利处置权。过去将帅有所行动要连日奏报，听从朝旨。同治元年正月十二日 (2月10日)，奕向前敌将帅表达两宫皇太后及皇帝的关注，寄谕说，两宫皇太后“日与议政王军机大臣筹商军务，每当该大臣等奏报时，详加披览，一切规划，辄深嘉许，言听计从”，要求各将帅要及时将有裨军务的“胜算老谋”奏报朝廷，以此表示新政权密切关注着前方战场的动向，并给将帅们以必要的信赖感。

　　但是这期间，曾国藩却连篇累牍地请求收回节制四省军务的成命，说“权位太重，恐开争权竞势之风，并防他日外重内轻之渐”。曾国藩是理学家，又熟谙清代掌故，他知道爱新觉罗皇朝对汉族官员一直是有所限制的，以往汉官虽可任巡抚和总督，但身兼四省军务者还没有过。

　　“权重足以致祸”，他对此不但深刻理解，而且有过切肤之痛，有顾虑是理所当然的。 但奕清楚，政变后他们还是要依靠汉臣以及汉族地主武装，实行的是没有肃顺的肃顺政策。这个政策的底数应该交给曾国藩，对他表示朝廷破例倚重的意思，使其感恩图报。奕特地请两宫皇太后钤发上谕慰勉说：“若非曾国藩之悃忱真挚，亦岂能轻假事权?”“望以军务为重，力图征剿，以拯民于水火”，不许曾国藩再辞。

　　曾国藩这才“勉强”接受了四省兵权，但同时赶紧表示，今后要更加努力尽忠报国，每隔十日以奏折汇报一次，以免“朝廷谨念”，“诚惶诚恐”之态溢于言表。

　　其实清廷对汉臣态度的变化早已随满清政权危机的加深而发生了。咸丰十年(1860)闰二月，咸丰帝任命刘长佑为广西巡抚，正是这一转变的先兆。三四月间，当江南大营彻底崩溃，苏南正在瓦解的消息传到北京时，人们感到问题十分严重，议论纷纷。四月，即宣布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曾为湘军创建者，也是咸丰帝最不信任的人，曾国藩能否出任督抚，兼掌军政两权，就成了湘军与满族贵族的关系能否进入新阶段的关键。肃顺乘时进言破关，其他人就不难继曾而出任督抚。这就是说，满族贵族终于抛弃旧的方针，而采用新的方针，即由使用、限制，改为全面依靠。事实也证明了这一转变。六月，不仅实授曾为两江总督，且加以钦差大臣头衔。此后对曾国藩的下属又多有任命。这显然是向曾国藩伸出了示好之手，所给予湘军集团的实权利益也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曾国藩对此早已垂涎而求之不得，但却始终不动声色，只是心照不宣地依靠名士、朋友间接往来。

　　曾国藩认为，古往今来，世事复杂多变，险象环生，危机四伏，封建社会的宦海官场中，更是难有宁日，如果要保全自己，只能无时无刻小心守护，对任何事情都慎之又慎。否则，极有可能被有野心耍权谋的人拖入旋涡之中，无法自拔。

　　心存畏慎者居高不危

　　【曾国藩做人语录】

　　情愿旷日持久而不战，不可出境一战而不胜。

　　曾国藩时常担心权力过大可能导致危险，他在日记中写道：“自古高位重权，盖无日不在忧患之中。”位越高，权越重，所受祸患则越大。纵观历代遭受奇祸的官员，多为权臣。曾国藩因功劳日大，权力越来越重，官高至于极品，使他更加担忧。咸丰十年(1860)六月，他给邓汪琼写信，请他多提谏言，信中说： 盖位愈高，则誉言日增，箴言日寡；望愈重，则责之者多，恕之者少。阁下爱我，迥越恒俗，望常以药石之言相绳。

　　居高位而不败之法，只有谦虚谨慎而已。咸丰四年(1854)九月，曾国藩给诸弟写信，就已申明了这一原则：“功名之地，自古难居……兄唯谨慎谦虚，时时省惕而已。”

　　曾国藩的谨慎，体现在行事各个方面，如交友慎重、用人谨慎、谨言慎行等。而他“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时时反省自己的“慎”字诀更是有效。官居高位之后，曾国藩时时反思自己，力图避免一切缺点，使别人无瑕指责，从不授人以柄。

　　同治帝继位后，曾国藩受到了隆重的封赏，简直受宠若惊。然而在他的家书、日记、书信中，都找不到欣喜的字眼，反而有一种紧张的气氛。几个月间，朝廷数次封赏，被任为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统辖四省军政，巡抚、提督以下均归节制，并加太子少保衔。曾国荃赏头品顶戴，升为按察使，赏穿黄马褂。曾贞干以同知直隶知州选用。但曾国藩在家书中，一再告诫高官难做，要谨慎行事。

　　咸丰十一年(1861)十一月十四日，曾国藩给二位弟弟写信，叹道：“昔太无权，今太有权，天下事难得恰如其分也。”二十四日，又写信说：“余自十五至二十二日接连廷寄谕旨十四件，倚畀太重，权位太尊，虚望太隆，可悚可畏。”次年正月初一，曾国藩被加协办大学士衔；曾国荃授为浙江按察使。曾国藩给曾国荃写信说：“至阿兄忝窃高位，又窃虚名，时时有颠坠之虞。吾通阅古今人物，似此名位权势，能保全善终者极少。”此时政变之后不久，慈禧垂帘听政，顾命八大臣四死四革。曾国藩之所以畏惧，也是有前车之鉴。惊惧之余，曾国藩开始反省自己有无过错。经过一番自我检讨，他认为尚没有太大问题，所以这年年底，他给曾国荃回信说：

　　弟因时贤开府论及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一节，极是极是。余三年以来，因位高望重，时时战兢省察，默思所行之事，唯保举太滥，是余乱政；不办团，不开捐，是余善政，此外省不了了。

　　从此信来看，曾国藩还是有自信的。但宫廷权力结构的变化再次使曾国藩警惕起来。自从辛酉政变以后，慈禧垂帘听政，而恭亲王奕则操持大局。奕思想开放，与洋人关系较为融洽，同时又有改革思想，主张学习西方创办洋务。当时的“洋务运动”，京城以奕为首，地方则以曾、左、李、沈为首，互相支持。但慈禧为进一步控制大权，将奕视为对手，借机削其权力，最终迫使他屈服，完全交出权力。1865年后，奕几乎已经退出政坛了。对此曾国藩十分震惊。这年三月十八日，他给曾国荃写信说：

　　十七日接奉三月初八寄谕，首行军机大臣之上少议政王三字，殊堪大诧。以前无不有此三字者，虽恭王病假之时，亦尚有之。三月初六日寄谕亦尚有之，若非生死大变，则为斥逐，不与闻枢密大政矣。此事关系绝大，不胜悚惧。

　　精通官场世故的曾国藩果然没有猜错。不几日，他又收到京报，清楚登载了革除恭亲王差事的谕旨。曾国藩在日记中写出了他当时惊心动魄的感觉：“有'目无君上、诸多挟制、暗使离间、不可细问’等语，读之寒心，惴之至，竟日忡忡，如不自克。”其心中紧张程度，可想而知。奕位极人臣，而且是咸丰皇帝的亲弟弟，同治皇帝的亲叔叔，仍有覆败之日，曾国藩自己既非满人，又手握重兵，官居极品，如何不忧?发生了这件事后，他更加谨慎。每有封赏，他的担忧就加深一层。平定太平天国后，他被封为一等侯，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都被封为伯。不久，又在他们的爵位上加封不同字。曾国藩在一等侯之上加“毅勇”二字，李鸿章在伯上加“肃毅”二字。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日内正以时事日非，怂然不安，加此二字，不以为荣，适以为忧！”此时曾国荃正受到朝野攻击，曾国藩惊惧不安，便是为此。

　　曾国藩总结历代权臣结果时发现，权位往往是致祸之源，尤其是兵权。秦朝的白起，西汉的韩信、彭越，明代的蓝玉都是因兵权过重、声望过高而被杀的。曾国藩手握十几万重兵，足以推翻满清，更为朝廷所忌。对此，他早有警惕。就在1864年初，他就给昔日挚友倭仁写信，诉说自己的不安：

　　自古柄兵之臣，广揽利权，无不获祸谪者。侍忝附儒林，时凛冰渊，而使人以广揽利权疑我，实觉无地自容。

　　所以灭太平军后，曾国藩首先想到的是裁湘军，但他同时也保留了淮军，仍握有实力。这就是所谓的曾僵李代之计。因为做官不能太有权，但亦不可无权，无权则任人宰割，悔则晚矣。有人劝曾国藩急流勇退，曾国藩不听，也是同样的考虑。也正亏了他这种谨慎态度，才得以善终。倘若我们探寻曾国藩居高位的奥秘，不过一“慎”字诀而已。但道理人人能知，真正做到的，古今又有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