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博涛全见:人民来信如何直通中南海—《长江文艺·精品悦读》—2011年第4期—

　　从中南海邮局出发

　　中南海西侧院墙外，府右街乙27号。这座低矮的仿古四合院是中南海邮局所在。来自各地的邮件，只有被发送到这里，才可以盖上“中南海”的落地邮戳。

　　这个特殊邮局于1950年2月开始营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属于中南海的内设局。它最初位于中南海西门内，不对外挂牌，也基本不面向社会开展业务。不过，所有投递到中南海的民间邮件，最终都会聚集到这里，这些信件也被统称为“人民来信”。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民来信占到中南海邮局总邮件数量的80％至90％，每天至少1000封左右，多的时候能达到两三千封。

　　按照规定，每天早上8点，中南海邮局的邮递员都会准时将投递来的人民来信，送往中南海的信访部门。经过信访部门甄选，极少部分人民来信会送到领导人手中。

　　自1949年前夕，中共中央书记处成立政治秘书室专门处理人民来信以来，这个为中央领导人处理来信的“守门”机构，已历经多次变更。

　　最初，中共中央、国务院系统分开处理来信。到1986年底，中共中央办公厅信访局、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合并，组建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信访局（简称中办、国办信访局）。2008年国务院实行大部制改革之后，中办、国办信访局原先的信访职能，由新成立的国家信访局取代。

　　“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虽然“守门”机构几经嬗变，但“守门”基本法则却是一脉相承的。

　　一般情况下，通过邮政渠道发送给领导人的信件，绝大多数都会经信访部门，转往信访内容所涉及的单位进行处理。只有极少部分来信，会被制作成简报形式如《群众反映》等文本，报送领导人，而直接呈送来信原件，更为少见。

　　那么，什么样的来信要靠信访部门消化，什么样的来信才能报送领导人？

　　据原任中办、国办信访局干部，曾经办理几万件次人民来信的李振洪回忆，为领导人办信，依据的重要工作思路是“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

　　1963年，李振洪收到一封人民来信。信中介绍，因暴雨成灾，河南、安徽部分地区大量农田被淹，灾情严重。而由于河南新蔡地势高于东邻的安徽临泉，临泉低处筑堤挡水，新蔡高处则扒堤排水，双方集结了大批群众，一场争斗随时可能发生。

　　接信后，李振洪最初准备电话通知安徽和河南两省，请他们派人前往共同处理。但感到事态严重，就按照“大事不漏报，小事不干扰”的工作要求，即刻作出摘报，随附原信呈送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刘少奇阅后迅速作出批示，一场可能发生的流血事件得以避免。

　　不同政治意涵的“小事”

　　近年来，中央领导给普通民众的回信，有相当一部分都是因为“小事”。这看起来似乎有悖于“小事不干扰”的准则，不过，这一时期，“小事”已有不同的政治意涵。

　　李芳是湖南省望城县星城镇马桥河村农家书屋管理员，她曾于2009年致信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介绍自己创办民办图书馆的情况，并邀请温总理为图书馆捐献一本图书。不到一个月，她就收到了温总理亲笔签名的《现代汉语词典》。

　　温总理的签名词典由湖南省新闻出版局领导一行人专程送来。同时，省市县镇四级政府，也带来了六万码洋的图书。如今，李芳已增开一家新馆。

　　从2007年起，江西省城乡义务教育阶段全部免除学杂费。赣州市滨江二小的186名学生联名写了一封《致温家宝爷爷的信》，托他们参加“两会”的校长刘艳琼带到北京转交给温家宝总理，以表达对政府全免学杂费优惠政策的感激之情。

　　可是，如何送出这封信？刘艳琼首先想到的是通过个人关系呈递。她找到在主席台就座的全国公安系统劳模邱娥国，但得到的回答是，会议期间，没有向领导递信的可能。后来，刘艳琼干脆直接将信件交给了住地的邮政服务人员，在收件人一栏上写下“国务院温家宝总理”。

　　第三天下午，刘艳琼就接到电话，称信已收到，会尽快交给总理。她完全没想到，当天晚上她回到住地房间时，温总理的亲笔回信已经放在被子底下。信封上特别注明“限今日到达”。

　　一年后又逢“两会”，相似的故事再度上演。在“两会”工作人员的建议下，来自湖北监利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建华将手里的一封信交到“两会”秘书处，希望转给温家宝总理。

　　信是13岁的王孝进所写。作为湖北省监利县福田寺镇中心小学六年级的一名普通学生，家境贫寒的王孝进3岁时母亲出走，6岁时因车祸失去右腿，家用开支全靠父亲打零工维持。因为没钱，每到开学，父亲就会劝说王孝进别再读书。有感于从这一年的春天开始不再需要缴纳书本费，王孝进偷偷告诉同桌，要给温爷爷写封信。在好心人的帮助下，王孝进将信交给了要去北京开会的朱建华。

　　同样，在信发出后第三天，朱建华收到了回信：“请转达我对监利人民的问候，祝孝进小朋友学习进步。温家宝。”收到温总理的回信后，不仅监利县民政部门立即将王孝进全家纳入低保，王孝进出走十年的母亲也回家了。中南海回信的效应，非同一般。

　　当然，这些事情与李振洪当年遇到的“大事”相比，确实只能算作“小事”，但旁观者通过写信者与领导人的书信往来，可以捕捉到一个明显信号——民众与领导人的此类互动，客观上起到了很好的“惠民新政”的宣传效果。

　　有章可循的回信规律

　　对于大多数民众而言，投书中南海，邮路是唯一的选择。但实际上，得到领导人回复的信件，其进入中南海的渠道五花八门。

　　已成经典的一则往事，发生在1975年。当时，三个默默无闻的科研人员——黄仲玉、林克平、钟义信焦虑于大陆的通信卫星研究落后，他们决定给周恩来写信，建议中国尽快搞通信卫星。但这封信通过什么方式送给周恩来？林克平是时任邮电部部长钟夫翔的秘书，处理这类问题很有经验。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随同机要文件一起走，而且邮件要挂号。

　　于是，一封由三位普通年轻人签名的群众来信，通过机要渠道进入中南海。

　　据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看到这封来信之后很激动，当场批示“先将卫星通信的制造、协作和使用方针定下，然后再按计划分工作出规划，督促进行”。11天后，周恩来住进医院，直到去世。这封成功“过关”到达周恩来办公桌上的来信，就这样改变了中国通信卫星的发展轨迹。

　　20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的政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蒙冤的无数人纷纷去信中南海，谋求平反冤假错案。此时，领导者的身边人，也担负起转递信件的中间人角色。

　　胡耀邦夫人李昭就曾转递了大量人民来信。据李昭回忆，从富强胡同到东单三条的上下班路上，总有人把信和材料塞给她，很多人直接把信寄到李昭的工作单位，当时有人戏称其工作单位纺织工业局是“中央办公厅第二信访局”。

　　后来，纺织局专门派车接送李昭上下班，即便如此，也不断有人往车里扔信。最多时，一天能收到上百封信。这些信件大部分是给胡耀邦的，有时信件太多，李昭就请纺织工业局党委机要秘书杜玉芬帮忙，将反映情况或落实政策的信件分门别类地转到有关单位。

　　通过领导者身边人投书，在现在的中国政治生态中已不多见。这一奇景，已随冤假错案的大批纠正以及领导人个体风格的变化，消失在公众的视野当中。

　　相比之下，如今通过“两会”代表，在全国“两会”期间投书，成为增大领导人回信几率的重要因素之一。

　　摘自《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