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P是令人纠结的发明

BWCHINESE中文网专栏作家章玉贵：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日前即预言：下一个20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会陷入“新常态”，而中国则到2030年有望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基于金融主导权的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中国既要整固既有的比较优势，亦要超越简单的速度情结，更要站在全球经济与金融大洗牌的角度，在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产业领域锻造新的竞争优势。

在暂未找到更好的替代经济指标之前，包括中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往往比工业化国家更为看重GDP的增长速度。而从数字来看，最近三年中国经济数据确实比较好看。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基本实现了经济平稳较快增长，其中2009年的经济增长率为9.2%，2010年更是达到了10.3%，2011年有所下滑，但9.2%的成绩依然可以傲视主要经济体。

经济增长奇迹恐难持续

不过在对GDP的观感有点疲劳的今天，如果简单紧盯这个单一数据的起落表现，本身就是GDP情结浓厚的表现。而对于习惯了经济长期持续增长的中国民众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未来五年的某个时候出现了增长疲劳，以至于中国政府对其进行“热启动”也无济于事的话，恐怕会感到非常不适应。当然，有人会搬出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理论，认为它同样适用于中国经济增长。也就是说，本轮平均每年高达9.7%的增长周期还可以持续二、三十年。钟情于比较优势且对中国经济一向保持乐观态度的林毅夫日前即预言：下一个20年，欧美日等发达国家会陷入“新常态”，即高失业、低投资回报的经济局面，而中国则将依靠较大的政策操作空间实现每年平均8%的经济增速，到2030年有望成长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届时中国人均收入将达到美国的50%左右。当然，投资将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十二五”期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年均8%的增长速度的可能性是很大的，但在预测中国长期经济增长时，一个不容忽视的制约因素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基数早已不是30年前的3000亿美元规模了，而是较之以前扩大了20倍以上。从先行工业化国家的增长历史来看，显然，中国经济若要继续求得后续30年的类似增速，无疑是超高难度命题。即便通过各种途径实现了高速增长的目标，假如增长模式无法实现质的跨越，简单追求GDP增幅不仅没有太多的福利效应，还会导致既有增长模式弊病的进一步恶化；另一方面，倘若中国经济真的像某些经济学家所说的早在几年前就跨过了“刘易斯拐点”，则中国经济在逐步告别人口红利之后有可能会迎来痛苦的爬坡期。

核心技术缺失是最大软肋

高经济增长多半是靠技术含量偏低的资金拉动，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较低，约为41%，只有上海、北京、深圳等发达城市的经济增长中科技贡献率超过50%，而广大西部地区还不到30%。根据《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2020年中国的科技进步贡献率才能达到60%。可以说，科技落后是制约我国经济长期增长的最大瓶颈，中国在少数科技领域已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并不能掩盖我们在整体上仍属于技术引进国和模仿国的事实。特别令人忧虑的是，缺乏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将是中国经济的最大软肋。目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现状是：产业技术的一些关键领域对外技术依赖较深，不少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主要靠进口。在生物、医药等产业领域的核心专利上，中国基本上受制于人；在一些关键技术，尤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装备制造业，如航空设备、精密仪器、医疗设备、工程机械等高技术含量和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主要都是依赖进口。美欧等发达国家正在掀起的以新能源和低碳技术为先导的新一轮技术革命，有可能使其再次领导世界产业变革潮流，在全球范围内重写产业与经济地图，以期从欠发达国家切割更多实际利益的同时，又能再次确立针对中国的竞争优势。面对后工业化时期低碳潮流的软硬约束，尚未完成工业化的中国既要紧抓战略发展机遇期，又要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拿出切实行动因应低碳时代的挑战，以前瞻性的技术投入把握金融危机后的世界产业走向。

锻造战略性产业新优势

中国迟早要告别以成本为利器的产业竞争优势时代。在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发达国家的领先企业针对中国的技术打压和品牌锁定，以及握有成本比较优势的新兴经济体企业的持续追赶，将是挤压中国产业竞争力的常态性存在。而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之间的核心利益竞争越来越集中到对基于金融主导权的产业控制力争夺的今天，中国既要整固既有的比较优势，亦要超越简单的速度情结，更要站在全球经济与金融大洗牌的角度，在关于中国经济安全的关键产业领域锻造新的竞争优势。唯有如此，才能镜鉴日本与欧洲教训，求解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之道。

责任编辑：NONO H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