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男模会所技师巨蟒图:难以告别的金融危机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9:53:55
作者：躲在墙角夹缝里 发表日期：2011-12-1 23:25:00
要更加准确地搜寻当下中国的历史行踪，一幅更加准确的历史地图是必备的。在这幅地图中，有两个较为恰切的历史坐标可以比照。1929年的美国与 1989年的日本。虽然历史比较在方法上从来就是笨拙和令人沮丧的，但它仍然可以为我们提供一种对真实世界复杂性的理解，为当下中国找到更加准确的历史定位。
美国大萧条和中国
在1929年之前，美国经历了一个以自由放任为主要特征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美国人似乎更喜欢称之为镀金时代。在这个时期，工业狂飙突进，商业高度繁荣，白手起家的工商业巨子层出不穷。用美国总统柯立芝的话说，美国人民已达到了“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幸福境界”。然而，在这个镀金时代的另外一面，则是政治腐败、社会问题丛生，贫富差距急速拉大。也正是因为这一狂野面相，在诸多批评者的言说之中，镀金时代也被称之为大分化时期。这个内部包裹着各种剧烈冲突的镀金时代，终于随着1921年到1929年之间持续膨胀的信贷泡沫破裂而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一次令所有人都刻骨铭心的大萧条。
深入历史的细节之中，我们容易察觉，美国的镀金时代与中国过去的30多年有一些惊人的相似之处。在过去的30多年之中，中国创造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经济增长，社会财富急速膨胀。但与这个奇迹同时发生的却是同样令人惊叹的官员腐败、社会失信、环境污染等问题。而在财富分配上，中国也从毛泽东时代的高度平均一跃进入全球最不平均之列。其程度与美国的镀金时代相比毫不逊色。
经济的高速增长与社会的急剧分化经常是一对孪生兄弟。其隐含的意义是，经济及社会内部蕴含着巨大的冲突能量和高度的紧张。以这样一种视角理解，美国的大萧条就不再单单只是一次危机，而是人类理性精神对动物精神在经济上和商业上的一次彻底的自我清算。作为一场大型危机，这种自我清算和自我调整同样也是政治和社会意义上的。这其实就是尾随而至的罗斯福新政的真正内涵，或者更加准确地说，罗斯福新政是美国资本主义对新的全球环境和内部环境的一种适应和调整过程。毫无疑问，这种适应并不总是成功的，其最终的结局总是充满了无法加以分辨的历史偶然。幸运的是，经过长时间的痛苦调整，美国资本主义还是最终穿越历史迷雾，取代英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霸主，并在二战之后正式开启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市场体系。
回溯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大萧条虽然不是美国成为全球新中心的充分条件，但却有可能是一个必要条件。换言之，没有刮骨疗毒式的大萧条和罗斯福新政，美国也许很难在二战之后一骑绝尘，成为全球市场体系的规则制定者。大萧条和大危机反而成就了最后的超级霸主，这其中虽然充满了诡异，但也不是完全不可以理解的。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被众多经济学家及历史学家记忆为一个极其黑暗的时代，但从更加长程的历史视角观察，它却是正式奠定美国霸权的时代，或者说，它是美国接过大英帝国的旗帜，成为全球资本主义新中心的一个标志性分水岭。
美国体系的危机
二战之后，美国主导下的全球体系经过了几波强劲的扩张。其中几个显著的标志是，欧洲复兴，日本崛起以及东亚经济奇迹。经过这几波强劲扩张之后，美国体系的边疆大为拓展。从1990年代初期之后的20年之中，美国主导的全球市场体系在深度与广度上迅疾掘进，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联系终成水乳交融，难分彼此的蔚为大观之势。所谓全球化者，美国化也。二战之后的全球市场体系之所以是美国体系，乃是因为美国凭借其人口土地规模、内部市场规模以及美元的独特地位，为后起国家的市场扩张提供了最为宝贵的需求来源。没有这种美国需求，全球市场体系的扩张是无法想象的。
这个潜在的逻辑，无论是在欧洲、日本以及东亚的渐次扩张中都表现得十分突出，而在冷战之后金砖国家的经济高速增长中也同样清晰。虽然体系内各民族国家之间以及他们与美国之间的关系相当复杂，但美国需求始终是这一体系扩张的主要动力。就人口规模，内部市场、军事实力而言，二战之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市场体系新的发动机，几乎是命定的。因为只有美国，才有能力提供全球市场进一步扩张的需求来源。也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当这个体系涵盖了这个星球上几乎所有人口，版图无法继续扩大之后，美国体系开始崩塌。其理由是，美国需求再强大，美国货币再滥发，也无法消化新兴市场国家数十亿劳动力提供的源源不断的产能，体系的扩张已经无以为继。从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脉络观察，这才是次贷危机的本质。到目前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将次贷危机当做一场美国的金融危机，这是对当代史一次非常危险的误读。更加接近本质的历史真相可能是：体系扩张倒逼美国以泡沫形式来提供需求，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体系内各民族国家合力的结果。至此，美国体系原来的动力结构显然已经无法满足体系进一步扩张的需要。
现在，美国的财政赤字已经达到1.2万亿美元，总债务达到10.6万亿美元。每年光支付的利息就相当于全美医疗保险开支。与此同时，在两轮定量宽松释放巨量流动性之后，虽然需求仍然萎靡不振，但美国的主权评级却已经从“稳定”被降至“负面”。如果说以前美国强力支持全球体系需求只是拖垮了美国的金融体系，从而导致次贷危机的话，今天美国继续提供需求，就可能拖垮美国本身。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人几乎一致认定，现在该是其他国家（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提供需求，美国提供制造的时候了。如果新兴市场国家找不到新的需求来源的话，那么现在就几乎可以宣布，由新兴国家所引致的所谓超级周期行将落幕。从今往后，中国可能很难再指望全球体系为它的超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了。在这里，我们已然看到了一个规模更加巨大的亚洲金融危机的前景。
非常清楚，次贷危机实际上是一次体系危机，而不独独是美国的危机，更不仅仅是一次所谓金融危机。从本质上说，次贷危机是二战之后美国全球市场体系无法在深度和广度上继续扩张，从而由盛而衰的转捩点。次贷危机只是这个宏大体系危机的起点，是一系列危机中的一个，而绝不是终点。在体系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崩解时代，危机将成为我们的一种生活方式。
在全球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下，如果一定要维系这种格局，要么是出现一次重大的体系萧条来清除这些产能，要么就是美国和体系内其他国家一起制造更大的泡沫（这也是那些对权力有重大影响的金融家们乐意看到并极力推动的），以延缓体系全面崩解的时间。既然前者是所有政府在政治上都无法承受的，后者也就成为体系几乎唯一选项。在次贷危机之后的两年多时间中，体系内国家合力制造了更加巨大的泡沫。其显著标志是，美国的定量宽松和中国的超级信贷泡沫。由于美国银行业还处于去杠杆化时期（美国银行业本身具备的约束机制），美国的定量宽松所释放的货币更多地为新兴国家所吸收，这进一步助涨了新兴国家尤其是中国的资产泡沫。
在上一个泡沫远未得到消化的情况下，全球市场体系又在体系中的新兴国家制造了一个规模更为巨大的泡沫。全球金融家资本家们不费吹灰之力就如愿以偿了。这固然让体系得以苟延残喘，但也在这个体系内放置了一颗更加具有毁灭性的定时炸弹。这个炸弹爆破之时，即是体系寿终正寝之际。在这个意义上，次贷危机不过是全球体系危机的开始，更加猛烈的体系地震还没有到来。当达沃斯的那些巨头们还在高谈阔论着他们如何拯救了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场巨大的海啸已经在他们的脚下酝酿。今天，我们仍深陷于这个体系危机之中，它还远远没有结束。而这，正是中国在全球市场体系中的历史位置。
繁荣与泡沫
研究者们非常容易将今日中国与1989年泡沫破裂前的日本相比。的确，从两个经济体的结构以及发展阶段而言，当年的日本的确与目前中国有诸多雷同之处。然而，从更加广阔的全球市场体系的历史视野观察，今天的中国就可能与当年的日本有重要的不同。1989年日本发生危机的时候，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仍然处于扩张之中。在那个时候，这个体系仍然有广袤的市场有待开发，比如俄罗斯、东欧、印度以及中国等等。也正是美、欧、日本在此后对这些体系新边疆的不断开垦，才会有所谓金砖国家的奇迹。简言之，正是由于未开发国家所提供的广阔市场空间，日本虽然陷入停滞，但却免于崩盘。因此，日本1989年的危机，只是体系扩张过程中的危机，是这个体系扩张过程的脚步和节奏的调整。
2011年的中国所面对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体系的崩解时代。举目四望，我们已经很难找到一块支持这个体系继续高速扩张的未开发市场。经过60多年的波浪式扩张之后，美国体系已经相当接近它的历史终点。在这个意义上，今天的中国历史时钟更像是停留在1929年的美国，而不是1989年的日本。抑或，它更像是两者的某种混合体。这意味着，不仅外部市场已经很难为中国的继续高速增长提供需求，也意味着中国内部的市场动力也处于一个重要的转换时期。后者，就是许多人寄望甚殷的中国内需。
中国向内需型经济的转向，不仅被很多人作为中国继续保持高速增长的法宝，也被主流思想界几乎一致认定为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而不是全球体系崩解）的不二选项。这令我们想起20多年之前发达国家对日本的同样督促。然而，20多年过去了，日本的内需似乎并没有为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贡献，而其出口导向型的结构特征也依然故我。这提醒我们，无论是内部和外部，对中国内需的作用可能都过于乐观了。很难想象，一个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一夕之间就能神奇地转换成另外一种模式。这是一个漫长而且充满难以想象挑战的过程。日本就是一个鲜明的历史案例。在全球体系停止扩张甚至收缩的时候，任何真实世界中的再平衡，都将是一种零和博弈。一个民族国家有所得，必然意味着另外一个或者另外一批民族国家政府在政治上付出代价。在《繁荣与泡沫》一书中，作者罗伯特？布伦纳正确地提示我们：“必须牢记的是，直到1998年，作为初始条件的国际性制造业产能和产量过剩，使得占世界主导地位的（包括美国、日本、西欧、东亚，现在再加上中国）国家很难同时实现经济繁荣。”
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再平衡对民族国家在政治上构成的巨大风险。对于某些政治脆弱的民族国家来说，这种代价甚至是致命的。显然，真实世界的再平衡远不像经济学家理论世界中那样美妙和自洽。事实上，一战和二战就是以一种惨烈方式来实现全球经济再平衡的一个历史过程。只不过，它同时也实现了资本主义在全球市场历史中的一个体系转换。这种再平衡和体系转换的结果，是美国凭借它在土地、人口、内部市场等优势在众多的霸权竞争者中成为最后赢家继而领袖群伦。
世界体系下的中国
从1978年开始一直延续至今的中国经济增长，主要受到了两个基本因素的推动。一个是内部的经济体制及市场化改革；另外一个则是全球市场体系在最近30年的急速扩张。这两个因素相互接续，相互作用，共同造就了中国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从最近30年全球经济的发展历史观察，凡是具备上述两项基本因素的新兴大国经济体，都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高速增长。其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所谓的“金砖四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的内部自由化及市场化改革虽然大约晚于中国10年左右，但一经启动，并与全球体系扩张结合在一起，也立即开启了持续高速增长之路。其持续时间与增长幅度与中国相比并不逊色。非常清楚，以“金砖四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先后开启的自由化改革本身，也是推动全球市场体系得以蓬勃扩张的一个重要动力，而全球体系的扩张反过来也为这种自由化和市场化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和市场深度。内部自由化和全球体系扩张相互作用的一个历史后果，就是我们在冷战结束之后所看到遍及全球的浪潮般的经济增长。而中国的经济增长不过是这个浪潮中的一支而已。没有始于1990年代的全球体系的迅猛扩张，中国内部市场化所释放的能量很有可能在1990年代末期就已告罄。有相当多的证据证明，中国在新千年之后的经济增长大部分是由体系扩张推动的。这一动力转换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中国加入WTO。
作为全球体系扩张的一部分，中国的经济增长既是这个体系扩张的一个重要推手，也依赖于这个体系在广度与深度上的进一步扩张。对于这一格局（这可能才是隐藏在中国经济增长中不为人知的真正秘密），中国极其现实主义的管理者们显得格外清醒。这就是为什么在金融危机之后，他们必须极力维护这个全球体系的原因所在。非常有趣的是，在1929年美国大危机之前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出于对当时英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的依赖，也曾经极力地帮助英国，以全力维持体系的完好。对于这一段历史，在《美国大萧条》一书中，罗斯巴德曾经非常刻薄地评论道：“更加危险、更加具有破坏性的是通过在美国的通货膨胀来帮助英国。”这种情形与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美国的关系又何其相似乃尔？显然，在次贷危机之后，中国与这个体系的关联程度不是更加疏离，而是更为紧密了。中国的管理者们非常清楚：起码在现在，中国不可能脱离这个体系而鹤立鸡群。非不愿也，是无奈也。而这种无奈之中，实际上指示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部路径依赖。这是中国经济增长除了内部的路径依赖之外的另外一道魔咒。
战之后由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究竟还会维持多久，将取决于诸多历史的偶然因素。这一点我们显然无法判断。但是我们大致可以肯定，以次贷危机为起点，我们已经走入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中，那就是：美国体系的扩张已经进入停滞甚至收缩期。显然，维持中国过去几十年高速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已经天翻地覆。这不同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也不同于1990年代的日本。
不平衡的增长真的比平衡的衰退好么？
经济的不平衡总是会以各种方式得到纠正，不平衡的增长的未来就是更加猛烈的崩溃。而平衡是不会衰退的。衰退恰恰是不平衡引起的调整，等到系统再平衡的时候，那就是下一轮增长的起始点。
改革都是被逼出来的。因此一次衰退也可能成为一个国家自我改革的历史机遇。但是遗憾的是某些国家不要说主动的改革，就是被动的改革也在尽量拖延。
放水了，在所有有关的争论中，终于又开始放水了。小雨预言了放水，小雨也预言了崩溃。争论是有必要的，但是事实往往比争论更加精彩。这个国家，正在坚定不移朝着我预言的道路走下去。
裂变的前夜
——中国2012年经济前景展望
卢麒元
扭曲，一直在不断地扭曲。中国的经济结构已经接近扭曲的极限了。“调整经济结构”，这是一句已经说了很久的“废话”了。为什么“调结构”会成为冠冕堂皇的“废话”？
一、震撼人心的美丽神话。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的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m)在一本颇具争议的新书中指出，中国将很快取代美国的霸主地位。 就在美国人喋喋不休地谈论“单极时刻”之时，其经济基础却在崩溃。萨勃拉曼尼亚表示，按照恰当的指标衡量，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与美国旗鼓相当了。很快中国就会在经济上远超美国，最终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既然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迟早会在经济上超过美国。问题在于还得多久。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萨勃拉曼尼亚建立了一个衡量经济实力的简单指针，它包括经济规模、贸易额以及国家经常帐户是赤字还是盈余。他根据该指标得出结论称，中国已经与美国实力相当：按购买力平价衡量，中国的经济规模已不亚于美国；贸易额也不相上下；中国还是一个债权国。该书预计，中国在这三方面将进一步迅速增长：到2030年，中国应该就像20世纪中叶的美国一样，在全球占据主导地位。 该书最惊人的预测是，人民币将在本世纪20年代初达到与美元分庭抗礼的地步，甚至会取代美元成为储备货币，这个时间表远快于目前大多数人的预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中国必然将成为全球最大的贸易强国：而贸易地位决定货币的地位。此书的名字《黯然失色：生活在中国经济主导地位的阴影下》（“Eclipse: Living in the Shadow of China’s Economic Dominance”）。
国人需要高度关注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该机构由伯格斯滕（C. Fred Bergsten） 成立于1981年，是非牟利无党派的美国两大智库之一。2006年，为了纪念其共同创始人彼得·乔治·彼得森（Peter G. Peterson），更名为“彼得·乔治·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 G.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中国人应该了解一些真实的状况，正是该机构为美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升值提供了完整的逻辑过程。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美元“被严重高估”，人民币则需升值40%以上。展开这项研究的分析师科林(William Cline)和威廉森(John Williamson)表示，“与美元估值过高相对的主要是人民币估值过低。人民币加权平均汇价需上升21%左右，兑美元则需升值大约40%，才能实现平衡。” 美元估值过高产生贸易逆差，加上人民币估值过低带来贸易顺差，这导致经济失衡，并引发系统性威胁。但不幸的是，过去数月中有关人民币兑美元固定汇率的政策仍在实施。彼得森研究所表示，“随着全球从当前危机中走出，为使全球经济重新实现均衡，中国的汇率制度应从单一钉住美元转变为钉住一篮子货币。或者，中国应重新让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据传，当年为中国提供人民币与美元挂钩方案的也是这个机构。
阿文德?萨勃拉曼尼亚(Arvind Subramaniam)也绝非省油的灯。此人有一篇著名的文章《让中国为美国纾困》。“人们认为美国国会通过的金融纾困计划有缺陷，但对于防止金融市场中出现恐慌情绪、避免人们丧失对经济的信心，又是必要之举。它似乎只能支撑现有局面，算是一种C计划或D计划，可能需要通过一项A计划来加以强化。 A计划中至关重要之处，可能是需要额外资金。首先，人们怀疑“问题资产”数额远远高于美国纾困计划所提供的资金规模。其次，要解决房地产市场问题，可能需要更多资金，用于解救次级贷款和边际贷款的借款人。最后，倘若经济衰退势头持续下去，可能有必要出台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然而，额外资金(可能高达5000亿美元)将来自何处？美国纳税人已心存警惕。普通美国人掏了不少钱，而且他们不太相信这些钱花得值得，或是会花到点子上。那就请中国上场吧。哈佛大学(Harvard)的肯?罗格夫(Ken Rogoff)恶作剧地将中国过去5年累积大量美国国债的行为，描述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外国援助项目。何不更进一步？我们不妨试想一下：中国政府能够为美国政府提供多至5000亿美元的贷款（来自于其1.8万亿美元的现有外汇储备），为美国金融业纾困。中国以往的援助方式(即购买美国国债)是间接的,而且是无条件的。”此文正是公布于2008年10月10日（可查阅FT中文网）。此后，我国做了什么，我不想去说了。
笔者一直在关注美国思想库的动态。在如此敏感的时候，他们玩如此肉麻的噱头，目的是非常清楚的。美国人还想接着向中国要两样东西：第一，继续购买美国国债（所谓的外国援助项目）；第二，继续人民币不断升值得过程（完成所谓升值40％的指标）。当他们编制“神话”的时候，笔者已经意识到“神话”破灭后的结果。这算什么智库和学者？这就是一群优雅的匪徒！很遗憾，中国不存在真正意义的智库，管理层似乎也不需要自己的智库。对于一些将要退休的人而言，他们需要赞美，最好是“神话”。
二、诡异的经济资料，奇怪的宏观调控。
波罗的海贸易海运交易所干散货运价指数（BDI指数）近期涨势迅猛，自8月初以来，BDI指数出现超跌反弹，累计涨幅73.4%。上周BDI上涨8.65%至2173点，其中波罗的海海岬型船运价指数（BCI）、波罗的海巴拿马型指数（BPI）、波罗的海灵便型指数（BSI）分别上涨11.47%、8.94%和3.98%。从资料来看，BCI指数依旧支撑BDI上涨行情。而从10月5日至今，BDI已经连续9个交易日站上2000点关口。
波罗的海干散货指数(Baltic Dry Index，缩写BDI)，是航运业的经济指标，它包含了航运业的干散货交易量的转变。 BDI为海岬型，巴拿马型及轻便型（Handysize）各占权重三分之一的综合指数。虽然这个指数以波罗的海作名字，但负责管理这个指数的波罗的海交易所却在英国的伦敦。 BDI波罗的海指数是由几条主要航线的即期运费（Spot Rate）加权计算而成，反映的是即期市场的行情，因此，运费价格的高低会影响到指数的涨跌，所以，假设现在的原物料需求增加，表示各国对货轮运输的需求也跟着提高，在此情况下，运费的涨幅如果可以大过油价成本的涨幅，当然其获利就可维持。在这种前提下，BDI波罗的海指数会上涨，运输股的股价也会上涨；假设现在原物料需求依旧增加，但货轮供给增加而打坏运费市场，此时BDI波罗的海指数会下跌，当然运输股的股价也会跟着下跌，所以，运费高低的影响远比原物料的涨跌更是影响航运股获利的关键。 BDI指数一向是散装原物料的运费指数，散装船运以运输钢材、纸浆、谷物、煤、矿砂、磷矿石、铝矾土等民生物资及工业原料为主。因此，散装航运业营运状况与全球经济景气荣枯、原物料行情高低息息相关。故波罗的海指数可视为经济领先指标。
当今世界上，对BDI指数最具影响力的机构，唯有中国政府。BDI是一个前瞻性经济指标，它意味着中国政府对明年经济持有极其乐观的态度。几乎可以确定，这种乐观态度已经暗藏于中国政府既定的宏观经济政策中了。“宏观调控”是不是“空调”？似乎不用争论了。房地产问题有多大悬念？似乎也不用争论了。傻乎乎的学者们还在争论，他们的争论只会误导平民百姓。笔者已经可以看到，即将漂洋过海的一船船原材料，这些东西会继续膨胀中国经济的泡沫。BDI指数戳穿了一个中国式的谎话：所谓的宏观调控，就本质而言，不过是微观紧缩，也就是灭绝中小企业。
笔者已经反复说明了：真正的宏观调控，必然是基于财政结构调整的根本性变革。坚决不肯增加资本利得和资产持有的赋税，坚决拒绝压缩中央和地方的制度成本，这就决定了“宏观调控”必然是“空调”。坚决拒绝真正意义的房地产课税，却搞所谓的“限购”，这是跟全国人民开玩笑。这已经超出了“空调”的范畴了，这是一种行政欺诈，这是应该被问责的。
最为令人震惊的是，“空调”的同时，浅隐的政策宽松已经成为既定的方针政策。请注意，中国央行在假惺惺地进行“数量紧缩”的同时，却在玩“成本宽松”，他们长期坚持极为无耻的实质负利率。他们在变相鼓励投机倒把行为，高利贷几乎是实质负利率的必然结果。除了可怜的普通老百姓，圈内人皆知“宏调”的虚伪。否则，那些大型国企，怎么敢于狮子大开口，抢下明年天量的进口订单，以致于BDI陷入疯狂的程度。这疯狂，会导致什么样得结果？莫非，可爱的总理还有下一个四万亿刺激经济计划！
三、大萧条的经济学含义。
大萧条（The Great Depression），是指1929年至1933年之间全球性的经济大衰退。
笔者对大萧条的逻辑解释如下：由于经济结构极度扭曲，导致社会收支结构失去平衡，进而破坏了一些产业的正常发展，产业危机通过金融紧缩快速蔓延，形成整个经济体系的全面危机。全面危机必然进一步刺激金融紧缩，资本迅速从各个产业退出，导致企业破产和工人失业。全面金融紧缩通过国际金融市场迅速传到到全世界。于是，大萧条就出现了。笔者认为，大萧条的出现存在着历史的必然性，大萧条是对经济畸形发展的必然修正。
今天，全球性的经济结构极度扭曲再一次出现了。其中，中国的经济结构的扭曲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首先，是全球收支结构极度扭曲。欧美等富裕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国等新兴国家的巨额外汇储备，已经非常清楚地展示了国际收支结构极度扭曲的状况。难道，这种状况可以持续吗？当欧美国家进行所谓“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时候，他们已经为即将发生的金融紧缩埋下了伏笔。是的，资本是逐利的。资本将会在某一个早上，彻底退出一些无法牟利的地区和产业。2008年的金融风暴仅仅是一次预演。毕竟，货币体系还在。可能，用不了多久，一些国家的主权信用就会率先破产，一些主权国家的货币体系也会随之崩溃。下一次，没有所谓的金融风暴，而是直接进入大萧条。
其次，是社会分配结构极度扭曲。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席卷全球。99％的人愤怒了。是的，在前苏联解体之后，资本主义失去了制衡和约束的机制，金融资本以极其嚣张的态势，迅速侵蚀全球劳动者的财富。在这一点上，并无社会制度差别，无论是在任何社会形态中，甚至任何意识形态下，金融资本都在肆无忌惮地剥夺劳动者。这种状况，在前苏联解体后，在中国，更是变本加利，达到了空前残酷的程度。中国几乎所有领域均被金融资本控制，金融资本的盈利已经严重侵蚀了一般产业的发展基础。中国所谓的房地产泡沫，不过是中国金融暴政的滥觞。中国的高利贷现象，是中国金融资本最后的狂欢。
再次，财政收支结构极度扭曲。在分税制残酷的利益切割下，中央财政实现了长期快速增长，基本满足了中央财政的支出需求。但是，地方的财政收支平衡始终无法通过正常的赋税予以实现。于是，形成了奇异的中国式地方财政收入奇观：地方债＋卖地收入。傻子也知道，搞地方债和卖地创收不可持续，必然留下巨大的社会隐患。然而，毒瘾易染，去除太难。如今，衮衮诸公只好装聋作哑。当然，财政收支失衡远不止于此。如果，将腐败也算是财政收支失衡的一种现象，那失衡的状况足以震烁古今。当今中国，懂一点金融的人还是有的，精通财政的人才凤毛麟角。其实，国际收支失衡和社会分配失衡皆为财政扭曲所致。治理财政，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之所在。不懂财政，而妄论民政和军政，如非蠢材，必小人矣。
三大失衡达到了如此程度，引爆金融危机还有悬念吗？最后，另一次大萧条还会很遥远吗？
有空，可以去阅读上个世纪大萧条之前，新兴国家的繁荣景象。是啊，生逢盛世，欣喜若狂。哪里会想到，随之而来的却是战争，以及战争之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革命，是对大萧条的正常反应。革命，是剧烈的宏观调控。革命，也就是为了实现经济结构的再平衡。最后，革命的结果必然落实于财政。
四、裂变的前夜。
从中东到北非，从希腊到伦敦，从华尔街到香港，全世界都在躁动之中。在前苏联解体后，这是全世界第一次对现代资本主义进行深刻反思。这场反思，如果能够促进各国政府变革，那将是人类之福。如果不能，灾难将不会太远了。
笔者注意到，欧洲率先开始了紧缩财政的措施。笔者也注意到，奥巴马已经开始推动税政改革法案。笔者知道，财政紧缩和税政改革来的太晚了，所有这些动作已经无法避免大萧条的到来了。但是，这些努力可以避免大萧条之后的内战和革命。
笔者注意到，中东没有爆发争夺石油的战争。与东方观察家的看法完全相反，中东内部，正在连锁爆发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和内战。笔者将此现象视同为南美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继续。当阶级矛盾压倒民族矛盾的时候，革命就会发展成为内战。中东和北非的现象发人深思。
笔者深深地忧虑自己的祖国。我国的三大经济结构失衡，全部在加深业已严重的社会矛盾。在全球躁动的过程中，我们异常的宁静。我们的宁静，不是我们已经反思或行动，而是我们集体迷醉和麻木了。一个国家，老无所养，幼无所教，病不能医，死不能安，却以巨资去救助欧美富裕国家了。这是一种怎样的凄凉！这是我们的盛世吗？
笔者已经无数次着文了。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开始财政改革了。其中，必须马上进行税政改革了。我们是在跟时间赛跑。要知道，这是改良与革命在赛跑啊！然而，现实非常残酷，当局不愿意进行财政改革，当然遑论税政变革，一些人唯恐天下不乱，他们竟然反复提出政改议题。
笔者不愿意深想2012年后的经济和政治前景。无比美丽的神话，加上极其虚伪的宏观调控，或许可以制造2012年中的最后一次泡沫。但是，这将是最后的狂欢。狂欢之夜，也就是裂变的前夜了。在这狂欢的时刻，同时涌动着更加疯狂的移民潮。人走了，钱走了，一些人要政改了，他们这是在纵火，他们要毁尸灭迹。
请原谅，笔者就不罗列数学模型和经济数据了。那些极度扭曲的东西，不说也罢。展望2012年的经济前景，很难寻找到一丝喜悦。无喜悦，也是一种展望。至少，你知道应该做些什么。
中国会发生经济衰退吗？
陈志武 2008-03-31 12:51:18 来源: 南方网
我曾经参加一次讨论，世界各方面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发展什么时候会出现终端甚至倒退，我预言中国如果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
陈志武，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经济问题爆发出来会很严重
南都周刊：你觉得中国未来假如要出现经济衰退，会从什么地方爆发？
陈志武：我曾经参加一次讨论，世界各方面的学者，讨论中国的发展什么时候会出现终端甚至倒退，我预言中国如果出现一次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可能从股市崩盘引发。
南都周刊：我记得从小受教育，说美国社会有经济危机的特征就是，资本家生产的东西卖不出去，穷人想买又买不起，结果资本家宁可把牛奶倒进阴沟里，也不给劳苦大众，这大概是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社会特征吧。
陈志武：中国房地产方面的情况和这个简直就太相似了，一边是房子卖不出去，银行银根又收紧，开发商硬抗着，另一方面老百姓又买不起房子。而更主要的问题是，美国20年代和中国现在的情况非常相似，一片乐观情绪中却尚没有建立社会福利安全网络。那时候的美国被称作“咆哮的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一战以后和平繁荣的时代，技术革命，无线电、飞机、汽车，工业化深度发展。当时美国社会信心空前，觉得没有任何理由，经济会衰退。那时候从1921年到1929年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从60点涨到400点。
那时候随着高速公路网络和现代工业的发展，美国在二十年流动劳动人口非常突出，这带来原有依靠亲族的传统社会保障体系的瓦解，而同时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没有建立，这点上和中国现在的状况非常相似。这种社会一旦证券市场出现崩盘，造成人民资产损失，那会是非常可怕的，会让人民陷入绝望。后来美国70年代，1987年、2000年都出现过重要的金融转折点，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有危机也较容易度过，更很少听过那种跳楼的情况了。我觉得关键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和商业所提供的较为成熟的基本保障网络发挥了作用。而中国现在的公共保障体系和美国二三十年代的状况更相似一些，这就注定了，我们一旦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造成的社会动荡和伤害会非常强烈。
南都周刊：那你为什么会觉得假如危机爆发的话会从股市崩盘来体现呢？
陈志武：经济危机是一个系统性问题，但假如在中国爆发，我推测会以股市作为触发点，最后引起全局性矛盾爆发，整个社会的信心和信用崩溃。因为股票市场是中国现在参与和影响面最为广泛的市场。尽管房产市场和消费品市场可能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更加直接，但它有地方色彩。而股票市场提供了一套跨越全国的无差异的同步价格系统，它所显示的影响力也最具有跨地区性，证券市场造成的危机，可以在同时被全国各地所感受到，损失也很容易量化被评估出来，它一旦出现危机，所造成的恐慌，会比其它任何市场出现震荡更可怕，最可能在同一时间触发社会全局性危机。
当然我们不希望这真的发生，那种大动荡最遭罪的还是老百姓，但危机的阴影却是现实存在的。
南都周刊：最近美国出现了次级贷危机，它对中国股市的影响会有多大？
陈志武：有些影响是肯定的，因为美国大概是全球化程度最高的国家，它的金融体系是非常开放的，它的次级贷风险很多被全世界分摊了。这就是全球化的威力，美国经济好对全世界都是利好，美国经济不好，对全世界都是坏消息。但次级债对中国的影响也没有多大，我们当前的股市大跌，基本不能怪到次级债上，我们应该说主要还是面对自己经济结构的问题，而我们的经济结构问题，比美国次级贷根子更深，危害也更大。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换给老百姓，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这样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
中国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委托代理机制问题，不过和美国的问题相比，可怕的是，对上而不对下负责任的利益集团往往即使很清楚也会因为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而缺乏足够的意愿去解决它。这个问题逐渐爆发出来以后的影响会比美国次级贷严重得多。
刺激经济要让老百姓自己花钱
南都周刊：美国出台一系列政策刺激经济，比如说这次退税，给每个家庭发大红包，好像有民主党政府的色彩。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我前些天到书店一转，发现中国书店的书架上介绍凯恩斯的书突然多了起来，也许能反映一种当前思想倾向。
陈志武：美国这很正常，当下虽然小布什是共和党，但议会民主党占主导，但至于凯恩斯主义，我觉得中国不能乱搬，中国和美国的情况还不可比，美国出台社会福利和刺激经济的措施，但毕竟还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迫切需要刺激经济，但要提凯恩斯主义语境是不吻合的。中国的问题是政府该承担的责任没有承担，不该它管的事情又插手太多。当年美国政府税收水平很低，是典型的小政府，在1920年的时候，整个美国政府的财税收入才54亿美元。而今天中国政府的问题是它已经太大，太有钱了，它直接作为大量公共资产的所有者、经营者又是规则的制定者，它大扩张必然造成加剧扭曲市场规则，并进一步帮助政府聚敛财富，更加降低经济运行效率，反而加剧危机。中国当前经济结构的不协调和潜在危机和美国20年代的“小政府”不一样，是由于政府手中掌控了过多的财富和资源，从而扼杀了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和社会活力。
南都周刊：前些天我和崔之元讨论了他的政策建议，建立“中国人民永久信托基金”，你觉得这个建议可以促进财富向人民手中转移么？
陈志武：叫什么基金会不重要，就叫中国基金也可以，关键是落实人民的监管，确保把红利分给人民。这事筹备需要时间，当务之急不妨就学美国，直接给每家老百姓寄支票直接退税，把钱退给纳税人自己去花，这操作起来并不困难，而且中国现在也迫切需要刺激经济，宜早不宜迟。
南都周刊：有人理解的刺激经济也可以表现为政府的财政扩张，搞一些大投资，上一些大项目来拉动经济，而不是把钱分给老百姓。
陈志武：对中国来说，这是毒药，看上去政府也会花钱，但政府花钱的思路和老百姓是不一样的，政府掌握了钱，除了加剧它的腐败以外，它的驱动机制，决定了会促使它上大项目，搞面子工程，中国如果再这样下去，经济发展的不协调会更加严峻。而钱在老百姓手里，老百姓优先考虑的当然是民生消费。中国现在社会经济结构的不协调，正是因为中国太多的收入和资产财富掌握在国家手中，而不是将更多收入、更多资产由私人去消费、去投资，使跟民生贴近的服务业难以发展。老百姓享受到的收入和资产财富份额极低的情况下，第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投资和消费需求从哪里来？
南都周刊：你说的这些道理非常朴素，但是在国内人们听到的很少，上回有一个上海政协委员，提议给每个中国老百姓分红1000块，大多数中国人的第一反应是闻所未闻，这让我们想到是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出了问题。这次两会上我还看有政协委员提议：“美国对损害臭氧的化学品征收如汽油税、拖车消费税、轮胎税、开采税、固体废弃物处理税、二氧化硫税等；荷兰为环境保护目的而设计的税种主要包括：燃料税、能源调节税、水污染税、地下水税、废物税、垃圾税、噪音税、超额粪便税、狗税；波兰是发展中国家，但它从1989年起到目前已经对几百种污染物征收污染税……”这些话好像也都没错，但对比中国的财政收入水平，让人百感交集。
陈志武：可惜啊，中国的很多学者，我真是觉得头大，他们也经常去国外，但他们全带着放大镜，在发达国家找，人家有什么中国还没有的税种，一找到就欣喜若狂地回国汇报，说按照国际惯例应该开征什么什么税。但从不回来宣传宣传，人家按国际惯例，政府在什么程序下才有权力征税？老百姓该享受什么样的福利和权利？政府的财政如何受到公众监督，并让公共财政为公共利益造福？
出路在于把土地权益还给农民
南都周刊：除了眼下分红降税，你还有什么想法认为可以作为中国超越这一次潜在经济危机的出路？
陈志武：虽然危机非常严峻，但我觉得我们还有战胜危机的充分条件的，关键看政府有没有决心推进市场化，我想到的最可行的是让农村土地实现可交易，给农民以稳定的土地和宅基地产权。
南都周刊：你考虑的依据是什么？
陈志武：我研究上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的感触，中国当时经济问题其实也非常严重，很多不良资产，但为什么一些比中国情况好的国家都受打击很大，而中国能挺过来？中国经济的封闭性是一个原因，而有一些总结的所谓中国经验我觉得是胡说，在我看来一个重要原因却被忽略，那就是恰好在那时中国放开住房这个市场化口子。
这个政策和过去相比就知道意义有多大，在此以前的中国人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国有资产，但实际上几乎是一无所有。在住房方面也一样，城市居民住的都是单位的房子，你只有使用权，但是你没有出让权或者控制权。如果不是领导批准，你也没有换房子的权利，因此实际上你也不拥有住房的产权，不拥有你自己的“家”，无法转租，无法抵押，无法受益。再往前连结婚也要领导批，你甚至连自己人身权都没有。在当时搞住房市场化也可能是有政府卸包袱的考虑，但它客观上使得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资产，房子成了你的资产，你可以从中受益了，由此拉动了消费和内需。
而今天中国农村的情况，和住房改革前国家对于住宅的控制非常相似，每个农民虽然名义上拥有一份“集体资产”，但实际上掌握在村支书、村主任手里。农民没有对这个资产的交易权，自然也就没有收益权。所以今天中国城市居民拥有了一份财产性收入，而农民只能靠卖苦力生活，这就是中国当前农村和农民贫困和城乡发展不协调的制度性根源。
而把土地权利还给农民，不仅使农民具有了财产性收入，激发他们对土地的投资热情，而且还会促进城乡人口根据偏好双向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拉动内需和消费。可以预想，假如中国开启这个过程，逐步完成农民土地权利的确认，带来的动力，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超越目前中国发展不协调带来的经济危机阴影，而且一定会带来一拨持续的强劲增长。
南都周刊：你觉得这个道理有关方面能够接纳么？
陈志武：这个道理是明摆着的，对全社会都有好处，当然这需要对地方政府的利益做出必要的牺牲，过去他们习惯于以公家和集体的名义，用极低的价格掠夺农民的土地，然后在土地市场上牟取暴利，假如明确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他们这么做就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