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充实的生活的句子:谢泳:大学的独立与新时代的抗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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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泳:大学的独立与新时代的抗争精神

(黄河副主编谢泳先生在第16届浙江大学中国双周博士论坛上的重要发言)

  作者:谢泳(山西黄河杂志的副主编、著名学者)

  时间:2004年4月19日(星期一)下午13:00

  地点:浙江大学(玉泉校区)永谦活动中心a110会议室

  主讲人(对话):丁东、谢泳、邢小群、王东成、赵诚、秦志明、傅国涌

我就简单说两句吧,非常高兴能和浙大的朋友一起交流学术。我自己也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因为只是业余而已,所以也不是很全面。对于刚才丁东说的那个知识分子的情况,在大学里工作生活的学生可能会有同感,我们现在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中国的知识分子他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们每一个研究知识分子的人都在找这个原因。我想说知识分子与政府的关系。跟政府的关系有跟大学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梳理知识分子的人格也好,他们的经历也好,肯定会联系到我们今天的大学制度的一些变革,我们大家都知道大学是知识分子的摇篮,同时也是他的归宿,所以一般研究知识分子与研究大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我是做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研究的,我想用几分钟简单说一下我们大学制度的概况与诸位交流。中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制度。它不是从我们的传统里面长出来的而是外来的。这个外来的东西它进入我们国家的时间也不是很长,从宽一点说从1904年京师大学堂到我们现在也不过就是一百年的时间。所以三五年之内,我们看到很多名牌大学,都在做100年或80年、50年校庆。不管学术界怎么分,但总体上倾向于它这个时间比较短,它是一个外来的东西。外来的东西它跟传统之间有一个关系,外来的制度能否在我们的土地上迅速的成长起来呢?现在学术界一般的看法,我们在1949年以前,凡是和文化有关的事情,凡是中国的大事主体由知识分子承担的时候,我们做一个经验的判断,大体上完成的还算不错的。比较典型的是大学制度,虽说它时间比较晚,但建立的比较好。1949年以前中国大学的整体格局,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对它还是有一个公正的评价:比较成功。成功有几个标志,当时培养的人才现在看起来还是较为优秀的,当时像浙大,像清华、北大,在它同时代很多学科的许多学者跟国际上的同时代有名的学者基本上是在一个水平上的。中国是一个后起的有这么一种制度的国家,能取得不小的成就,说明这种制度与中国的传统融合得比较好。

   西方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的理念是技术的东西,差异很多,比如说学科分布,学院的设置,每个大学有所不同。中国大学制度的来源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影响的结果。法国的高等教育里面,它的大学校长比较强调中央控制权力,像他它的大学校长通常是由中央任命的。而英美的大学比较倾向于董事会,私立大学比较多,董事会往往是它权力的支配者,相应的它的校长一般是由董事会来聘任的。德国的大学制度更多的是倾向于评议会,由教授组成评议会,在这种状况下校长一般是由评议会产生的。这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我觉得并不是很重要。我们把西方的制度引入中国,对于这种制度最核心的东西——“大学的独立”,我觉得我们中国人接受的比较好。核心概念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学生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诸如此类的都可以作为它不同层面的反映。大学独立的核心概念实际上最初呢,我觉得它简单的表述可以是这样的:办大学肯定是要花钱的,那么这个钱从那里来呢,西方大学经费的来源呢,我们大家都知道,一个是政府拨款,另一个是校友募捐。在中国老大学的制度里面,大学独立的核心概念我觉得的这样的一个表述:当时的校长或者说是负责人他接受了这样一个概念,办大学是要政府给钱的,但是不能因为你给过钱,就可以对大学的事务横加干涉,我觉得这是难能可贵的概念。政府天然的办大学是天经地义的,它是一个共事的概念。 我们有些知识分子误认为这个大学是人家办的,人家给的钱,比如说教育部给的钱,既然是人家给的钱,因为我们现在是市场经济这种概念,它是出资方,他有权来干涉。其实远非如此。这种意识好像在前辈大学校长的头脑里是较强的。你给了钱,你也不能管这事,管的越少越好。比如说在来大学里面政党活动是不允许的,公开的政党活动一般是不被认可的。我觉得这些概念在早期的大学里贯彻得比较好。另外一个,早期的大学里面的格局里,一般它是以国立大学为主的,有些是私立大学,当然各国的情况不同,我们考察档案发现它是三种格局,一个是国立大学,剩下的是私立大学,它包括省立大学与市立大学。同时私立大学也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外国人在中国办的大学,还有一个是教会办的大学,外国人办的大学与教会办的大学在当时的大学组织法里面被列为私立大学。 有规模的一般是国立大学。我觉得整个格局是比较合理的,因为完全由政府出钱来办大学,可能由于财力的关系,不可能达到很好的效果。而私立大学可以充分的利用民间的资本与民间的教育资源。它是一个制度方面的设计,这样就保证了当时的大学办的比较好。

    现在的大学它的硬件并不关键,当然我们不能说一百年前或者八十年前的硬件比现在好,这不可同日而语。但是我觉得当时的人接受了这样的概念或者说有这样的意识,最后大学的整个格局建立起来了。那么当时完成这些工作的人是谁呢?我们都知道完成这些工作的人都是读书人,过去参加过科举的人,像蔡元培、蒋梦麟,都是这样的人,作为经验的例证,最早办教育的人就是这些人,我们所说的旧读书人。说明他们受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很重,有些人到国外去考察过教育,有些人留过洋,看到西方的东西好,他们觉得可以拿回来用就行了,没有像我们今天讲究特色或者区分这个那个的,他们比较开放。在这个情况下,我们来观察整个教育制度在这些人手里完成。在这些人手里完成以后,它有制度的保障。过去有一个好处,这些最早办学的人他们可以很快地控制教育的权力,我们知道蔡元培、蒋梦麟这些人都做过教育部部长或者说中国的教育制度是有这些明白人,这些有着崇高理想的人设计的,所以它整个格局比较成功。这时候一个,那么还有一个,我们说老大学吧,1949年以前的大学它整个比较成功的一面有一个指标呀,我觉得也值得注意吧,中国的大学,现在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虽然它受的影响是综合的,这个时期,比如说有些学科有些大学重一点有些轻一点,但是整体上觉得是受美国大学制度的影响比较重,而且研究高等教育史的人也观察到一个现象美国的教育制度更像中国的,或者说中国人更喜欢美国的,而不太喜欢英国、德国的,也就是说美国的影响最重,它这个最重还有一个比较突出是表现是,在过去的大学里头它这个学校的思想、文化的主流有自由主义背景的知识分子为主,就是政府对这种思潮保留了足够的敬意,没有对这个东西有过多的伤害,基本上在大学与于政府之间保持了一个平衡。像北大前几任不太出名的校长我们就不说了,它比较有名的校长大体上虽不好说是自由主义的领袖,但是算的上是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我们知道北大的传统在蔡元培手里建立经过了蒋梦麟是留美的,到国民政府快要退走的时候他把北大校长这个位置又公认的留在了胡适身上,它整个是这样一个传统,那么当时胡适没有回来结果由傅斯年在北大代理校长,1949年很快撤走以后,北大的传统是到了台湾大学。它整个教育背景、整个思想大体一自由主义思想比较突出这样一个脉络。在其他大学,像我们浙大有竺可桢,像清华,虽然也有特例,这个传统严格意义上说是到台湾去了。台湾在今天能很快完成宪政民主的转型,它跟这个传统实际上有一定的关系。老北大,我们说跟共和国没关系的或者说关系不是太密切的北大有个象征性的人物,最后自由主义的传统我们说中断也好或者说是偏离也好。北大新时代的校长,我们知道是马寅初是一位人口学家,在他手里还是延续了旧传统,但是这个时间很短。北大还在,但是它的就传统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知识分子人格的建造跟这个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这关系我觉得有个人的还是政府之间呢,它是就是说制度上一个人的完整的建立起来自己的修养。

  同时,我们说这个北大精神,我觉得这东西一般说说可以,但是有些东西是概括性的,它并不能完全的对应。我们说北大有精神呢,实际上说的是它的学风,或者说它的学风是怎么形成的,这首先是它的大的制度,一个制度对文化生活的影响它是非常强烈的。比如说49年以前,一个人若想办一个杂志的话那是可以自己去办的,或者说办出版社、通讯社也是允许的。在这个环节上过去的时代出过很多问题,比如说某个记者因为某件事情被暗杀了。某个出版社、某家报社因为报道某件事情,政府把它给封掉了,把记者给抓起来了,这些统计都很多。但是过去的制度从来都没有从法理上否定你有办出版社、办报社的权力。这家封了,还可以再办。这种制度的落实我们大家可以有个判断。反过来我们的宪法它这个文本赋予了我们很多的权力,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有结社的权力、游行的权利、集会的权利、出版的权利。言论自由嘛,言论自由通常底下有两种自由,你能不能办出版社,能不能办报纸,还有现在的网络。我们说北大精神呢,实际是说它在那个时候有很大的独立程度,它与政府并没有多大的关联。我们现在的政府,他花了钱来办大学他天然就有干涉你的权力。你花了钱也不能管我,人家过去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不是市场的关系,因为教育是为国家和民族做准备。并不是说你花了钱就什么都来管我。我们说一个学校的文化精神我们还是多思考它和制度之间有什么关系。刚才那位同学讲得非常好,如果在自己的权利受到伤害的时候,我们都沉默,那么有时候,尤其是日常生活中的权利,有的权利我们抗争不了的,也不是说抗争不了,应该说是预测不了。比如说我们同时都去银行取钱,这也不太可操作。如果要抗争,在银行有存款的人同时都去银行取钱,这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一个这么大的学校,一个这么有名的学校在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上不征求我们学生的意见,这在一所成熟的大学里它往往会有一个完善的学生自治的传统。我们可以通过学生自治的方式来讨回公道。哪个是你的责任,哪个是我们的权利,分得很清楚的。我觉得在日常生活中维护自己的权利上还是可以做很多的东西的。不能什么事情默认。一个时代的人的精神还是需要抗争,不能老是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