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畅的肌肉:中、日、韩近代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的形成探析

　　近年来，东北亚的历史问题成为困扰中、日、韩三国关系和区域合作的重要因素。实际上，早在民国初年日本就抗议中国的“排日教育”，而中国则抗议日本的“蔑华教育”，并引发30年代顾维钧与松冈洋右在国联的外交交涉。后来的结果是，在历史认识问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爆发了惨烈的战争，而这场战争又留下了新的历史问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东北亚的历史认识冲突，尽管起起伏伏，但从战前一直延续到战后，贯穿了整个20世纪。回溯中、日、韩三国民族主义历史认识在近代的形成，有助于我们全面和深入地理解今天东北亚存在的历史问题。

　　一、民族主义与历史认识

　　如果说世界近代史是一部由民族国家主演的关于现代化的悲喜剧，那么民族主义一定是幕后的导演——它在19世纪控制了欧洲的思想和社会运动，并在20世纪席卷了全世界。“奇怪的是，没有任何一位重要的思想家曾预料到它会在未来扮演远为重要的角色。”①

　　民族主义作为启蒙运动的产物，将民族国家塑造成历史进步的化身，而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也的确印证了民族国家对现代性的适应。在“西力东渐”的19世纪，东方那些没有“历史”的人民，那些尚未形成民族国家的部落或者帝国，在西方民族国家眼里只能成为其殖民帝国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认为有权摧毁非民族国家，并为其送来启蒙之光。在黑格尔那里，这一线性目的论的进化历史观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中国很早就已经进展到了它今日的情状；但是因为它客观的存在和主观运动之间仍然缺少一种对峙，所以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替代了一种真正历史的东西。中国和印度可以说还在世界历史的局外，而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②

　　正是这种线性的进步观念，在19世纪促成了“物竞天择、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并为帝国主义提供了“文明征服野蛮”的合法性。不久，黑格尔的预言就在东方实现，马克思是其最生动的描绘者：“印度失掉了它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它的居民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悲惨的色彩，并且使不列颠统治下的印度斯坦同自己全部古代传统，同自己的全部历史，断绝了联系。”③“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解体一样。”④

　　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正是产生在这一大背景下。而历史则是非民族国家转入民族国家的主要模式，历史成为民族的生存形式，以历史主体的资格进行自卫。⑤ 日本首先开始了向“文明”的民族国家的转变，但紧接着就把中、韩视作是等待被征服和开化的“野蛮”之邦，在激起后两者民族主义的同时，也开启了东北亚互相纠结的沉重历史。

　　正如汤因比所说：“历史同小说一样是从神话中生长起来的，神话是一种原始的认同和表现形式——像儿童们听到的童话和已懂事的成年人所作的梦幻似的——其中的事实与虚构并没有清晰的界限。”⑥ 在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中，历史不再仅是训诂考据的专业研究，而是开始与政治行动产生密切的联系。社会精英利用“神话传统”的强大力量，将流传于民间、本来并不相关的历史传说，经过精心演绎的历史叙述，塑造出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精神认同。民族主义的政治领袖、知识分子向民众宣传民族的固定起源和历史的连续感，将民众与先前若干代成员联系起来，给人一种从过去到现在再到将来的关于民族共同命运的线形历史感，从而获得民族国家的权威性与合法性，使人民对村落、城邦或是藩国的忠诚转移到民族国家这一新的共同体上来。而在近代化的大背景下，随着识字率的提高和现代传播手段的发明，通过大众媒体和历史教育向一般大众传播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成为可能。

　　19世纪以来，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等不同学科的专业学者和思想大师都对民族与民族主义问题进行了小心谨慎的研究和鞭辟入里的思考。或许正是由于民族主义研究的跨学科本质，至今，学术界对民族主义并没有一个通用的权威定义。凯杜里认为民族主义是一种学说，他认为“人类自然地分为不同的民族，这些民族由于某些可以证实的特征而能被人认识，政府的唯一合法形式是民族自治政府”；⑦ 安东尼·史密斯则强调“民族主义是一种为某一群体争取和维护自治、统一和认同的意识形态运动，该群体的部分成员认为有必要组成一个事实上的或潜在的民族”；⑧ 而在盖尔纳那里，“民族主义首先是一条政治原则，它认为政治单位和民族单位应是一致的。它可以用这个原则为一种情绪或者运动作最恰当的界定”。⑨

　　事实上，民族主义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民族国家不同的形成方式与不同的政治思潮的结合，都会造成民族主义的不同面孔。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民族和民族主义都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并与政治和社会行动息息相关。现代民族区别于古代族群而存在，它的形成关键并非由于人口、地理和种族等原因。单是隶属于某一国家共同体并拥有共同的政治制度这一客观事实，尚不足以产生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Nation- State）。要想成为一个民族，民族所属成员就必须积极地要求一种共同属性，意识到相互之间区别于其他民族的共同特性，并多少具有要求守护一体性的愿望。⑩ 而要拥有这种属性，就必须形成本民族的历史认识。

　　二、日本近代民族主义历史认识

　　早在日本大化改新前后与中国隋唐王朝的国书问题中，我们就可推断当时日本统治阶层已有了“日出处天子致日落处天子”这种区别于中国的独立意识。一些知识分子也萌生了超越中国而以日本为中心的意识，如瑞溪周凤批判日本学生读中国历史而很少读日本的六国史，山鹿素行则以日本为中心称日本为“中国”。(11) 民众方面，当江户时代身着异国服饰的外国使节进入江户城的途中，沿街居民和江户的町人也身着盛装观看，从这些场景可以推测，这些日本人通过“他者”的意识而有了“我们”的意识。(12) 此外，日本的徂徕学、国学、歌舞伎，也强调日本的大和心与中国的唐心汉意的区别。“基于日本国家体制特性的神国观念乃至民族性自恃，建国以来一直一脉相承地在国民的胸膛中回荡着。”(13)

　　可以说近代以前的日本已经有了模糊的族群自我认同意识，但是仅限于特定的地域和阶层，这是因为分属相互隔离的藩国下的日本人民很难直接了解本地域之外的人们的思维、行为方式，“日本全国几千万人民，被分别关闭在几千万个笼子里，或被几千万堵墙壁隔绝开一样，简直是寸步难移”，在这种情况下，“日本人民不关心国事”，“国民不重视自己的地位”。与之相对的，“日本史书大都不外乎说明王室的世系，讨论君臣有司的得失，或者像说评书者讲述战争故事那样记载战争胜负情况……总而言之，没有日本国家的历史，只有日本政府的历史”。(14)

　　进入幕府末期，封建制度下依然四分五裂的日本国和日本国民，在西方民族国家的进逼下，民族独立和统一问题迫在眉睫。于是“注意力又集中在天皇身上，把他看作历史意义的杰出领袖……以天皇的名义，产生了一个统一的国家”。(15) 明治维新时期，随着现代行政、教育制度的建立，工业化和报纸等大众传媒的开展，在城市化运动中与崩溃的原有的村落共同体脱离的人们，在更大范围的人员流动中进行社会整合。在精英的引导下，通过普遍的国民义务教育、全国性报纸和广播，形成了“我们日本人是共有独特文化气质的共同体”这一想象。例如利用日本历史传统中祖先崇拜这一原始信仰中的“神”的概念，设定“神”为父母先祖，而位于众神金字塔结构最顶端的天皇自然就成了日本民族的总家长。(16) 就这样通过对过去家族制度与祖先信仰的巧妙组合，天皇制在明治时期被创造出来，成为日本民族的重要标志之一。同时，为从道德与情感面上操纵民众，把国家作为家族的类推看待的家族式国家观成为官方意识形态。

　　1889年颁行的《大日本帝国宪法》，肯定日本“由万世一系之天皇统治”，“天皇神圣不可侵犯”，“总揽统治权”，规定天皇可用敕令形式随意立法，“天皇统率陆海军”；规定国家神道作为超宗教的国家祭祀宗教，凌驾于神、佛、基督教等其他宗教之上。宪法确立了天皇同时拥有最高世俗权力和作为最高祭司神的神权地位。1890年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以国家神道中的天皇崇拜意识来教化国民，以对“臣民”命令的形式，列举了全民应遵守的道德规范。明治维新前，只有仅占明治初期总人口的6％的武士阶级才处于必须尽“忠”的君臣关系中，而大小诸侯、实力派武士、将军则统治着“民”。而现在，天皇之下，所有的“臣民”都是平等的。此前与“忠”的精神无缘的90％以上的日本人，终于成为拥有共同效忠对象的“臣民”。(17)

　　政治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明治维新建成的大日本帝国，其基础仍然是神权蒙昧主义和封建家长式统治。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日本近代启蒙知识分子，最初也对其进行了批判，“原始时代的人民昧于事理，只知畏惧表面事物”，(18) “说什么君主是受命于天，或者说其祖先曾登灵山会见天神，或说梦兆或说神托，如此荒唐而恬然不以为怪”。(19) 转而福泽谕吉提倡一种文明开化的“文明史观”，以培养日本国民的民主进步意识；但同时也流露出深沉的民族主义思想。他以“论我国之独立”作为《文明论概略》的最后一章，认为“今天号召日本人向文明进军，就是为了保卫我国的独立。所以说，国家的独立就是目的，国民的文明就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20) 此外，也蕴含着“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21) 的侵略逻辑。

　　在福泽谕吉等知识分子的声援和支持下，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政策，保持了日本的独立。但在处理与其他民族特别是亚洲邻邦的关系时，日本以一种民族主义的主观绝对性来确定“文明标准”，将中华民族和韩民族视为“野蛮”与“未开化”。“亲恶友者不能免其恶名，吾之心则谢绝亚细亚之恶友。”(22) 从甲午战争开始，日本民族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对“非现代化”的、中韩代表的旧亚洲进行了批判和排斥，逐步形成了以“独特文明民族优越感”为核心的日本民族主义。这种优越感正是建立在对中国和韩国的逆反、蔑视和侵略基础上。

　　在近代日本思想界和政界之“民权论”和“国权论”的竞争中，国家至上的“国权论”最终占得上风。在一度兴起的“大正民主运动”偃旗息鼓之后，政府进一步加强了对国民思想的控制和愚弄。例如将古代史书《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的神话记载加工成“真实历史”灌输给国民，以培养一种符合“国体”的“皇国史观”，“学者们称之为应用史学，认为纯粹史学与应用史学自当有别，从而说服自己的学术良心”。(23) 而对此持有异议的知识分子，则受到打压和迫害。津田左右吉认为神代史并非历史的观点，被认为是大逆思想。1938年他的有关古代史的四部著作被禁止出版，1942年因所谓“冒渎皇室尊严”被判监禁3个月。(24)

　　当狭隘民族主义的皇国史观成为日本统一的历史认识时，同样植根于日本传统中的军国主义也变得无可遏制。民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不幸结合，导致了二次大战的悲剧，在亚洲，给包括日本自身在内的各国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也成为当代东北亚历史问题的始作俑者。

　　三、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历史认识

　　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民族以一些外部刺激为契机，通过对以前所依存的环境或多或少自觉地转换，把自身提高为政治上的民族。通常促使这种转换的外部刺激，就是外国势力，也就是所谓外患。(25) 这种情况不仅发生在日本，近代中、韩等国的民族主义也是作为摆脱民族危机、追求独立富强的精神动力而兴起的。

　　“中国”一词，在典籍中早已存在，但只是一个模糊的文化概念。其主要内容是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天下观”，体现在“夷夏之防”、“尊王攘夷”和“以夏变夷”等思想里，并落实到朝贡体系这一制度中。历史上，中国不曾有过“民族国家”的观念，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国家，不过是王朝的“家天下”。“中国人传统观念中极度缺乏国家观念，而总爱说‘天下’，更见出其缺乏国际对抗性，见出其完全不像国家。”(26)

　　直到19世纪中叶，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标志，中国的民族问题以民族危机的方式被提到历史日程上来。中国面临的并非传统的异族入侵，而是“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随着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急剧转型，新的社会阶层、组织结构和政治思潮不断产生、传入，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破了华夷秩序的世界观。

　　近代意义上的民族和民族主义思想在清末经由日本传入中国。面对近代中国的屡战屡败、积贫积弱，梁启超指出国民“爱国之心薄弱，实为积弱之最大根源”，包括不知“国家与天下之差别”、“国家与朝廷之界限”、“国家与国民之关系”。(27) 作为中国阐述民族主义的第一人，梁启超公开提倡一种民族主义精神：“民族主义者何？各地同种族、同语言、同宗教、同习俗之人，相视如同胞，务独立自治，组织完备之政府，以谋公益而御他族是也”；(28)“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其在于本国也，人之独立；其在于世界也，国之独立”。(29) 章太炎也指出：“民族主义，自太古原人之世，其根性固已潜在，远至今日，乃始发达，此生民之良知本能也。”(30)

　　为培养中国人的爱国意识，近代中国的启蒙知识分子将焦点放在历史学上。梁启超认为“史学者，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而中国之旧史，“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并指出中国旧史的四大弊端：“知朝廷而不知有国”、“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以至于“我国民之群力、群智、群德永不发生，而群体终不能成立也”。(31) 由此，梁启超、章太炎等提出要在全民中间建立有现实意义的民族主义历史新认识，“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32)“今日欲提倡民族主义，使我四万万同胞强立于此优胜劣败之世界乎，则本国史学一科，实为无老无幼、无男无女、无智无愚、无贤无不肖所皆当从事，视之如渴饮饥食，一刻不容缓者也。……史学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33) 从梁启超到傅斯年、雷海宗、顾颉刚，20世纪上半叶几部有影响的中国史著作都采用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描绘中华民族从远古进化到现代的线性历史叙事手法。(34)

　　无论是改良派还是革命派精英，都将倡导民族主义作为中国救亡图存的必由之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之首便是民族主义，从主张“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到强调“五族共荣”，国民党人经历了由狭隘汉族民族主义到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转变。国民政府成立后，培育民族主义历史认识成为历史教育的首要目标——“研究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说明其历史上之光荣，及近代所受到侵略之经过与其原因，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且培养其自信自觉发扬广大之精神”（1932年《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目标一）；中日战争爆发后，“叙述中华民族之演进，特别注意各支族融合与其相互依存之关系，以阐发全民族团结之历史的根据”，“并特别注意国际现势之由来与吾国所处之地位，以启发学生对抗战建国责任之自觉”（1940年《修正初级中学历史课程标准》目标一、三）。(35)

　　费孝通从“自在”和“自觉”的角度分析中华民族的形成，认为中华民族是多元一体的，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形成的；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则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36) 在与外国“他者”的交往中，中国人由族群、地理、文化和共同历史构成的“共同体”开始觉醒。而从甲午战争开始，特别是在一战之后，日本成为中国的最主要“他者”，并随着二战中日本的全面入侵而达到最高潮。在此过程中，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兴起也要归功于与民族主义的结合，将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作为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的矛盾。毛泽东在1939年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之后，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勾结日本公开投降或准备投降的一切汉奸和反动派。”(37) 抗日战争为中国民族主义创造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共产党精英和知识分子有效地动员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并广泛发展民众教育，组织各种补习学校、识字运动、戏剧运动，办理义务的小学教育，以民族精神教育下一代。(38)

　　四、韩国近代民族主义历史认识

　　近代以前，韩国长期作为中国王朝的藩属国，形成了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世界观和历史观，奉行“事大主义”，以上国之礼对待中国。明末清初，韩国开始反思以中国为中心的华夷观，本国文化自尊意识上升，一度以“小中华”自居。在知识分子当中强调本国独立性的实学历史观也应运而生，例如认识到中国史料“传外夷事，故多谬误”的局限，来瓦解中国传统的权威。

　　与中国一样，韩国从19世纪中叶开始受到外来民族的冲击；而同时又面临国内社会矛盾和阶层分裂的朝鲜王朝无力摆脱民族危机，各种民族救亡思潮在这种情况下纷纷兴起。其中，具有排斥倭洋和脱离中华意识的东学思想最具民族主义代表性，并发展成以推翻封建体制和打败外来干涉侵略为目的的1894年甲午东学农民战争。又例如开化思想，致力于启蒙人民完成文明开化，宣扬人民的爱国心和民族意识，从而诞生了爱国启蒙史学。

　　《马关条约》结束了朝鲜与清朝的藩属关系，而在1895年至1905年所刊行的几乎所有韩国史中，已将檀君置于韩国史之始初，并且将之神圣化为建国始祖。强调韩国自檀君以来就是具有悠久历史与传统的独立自主国家，而非中国藩属。(39) 以崔景焕1905年刊行的《大东历史》为例，该书跋文中批评过去的史书是毫无过滤地接受支那人史书中的错误，而无知于独立大义，又在序言中宣布：“此书以独立为主旨，普及阅读此书人们才会知道我国独立已有四千二百年余年”。(40) 金泽荣在《历史辑略》中论述中国中心的事大秩序已崩溃，主张韩国也要从历史叙述中来夸示自己的实力和名声。(41) 同时受进化史观的影响，朴殷植、申采浩等知识分子主张韩国史是要观察韩民族如何在与其他民族竞争中发展的，而批判传统史学中的尊华思想。朴殷植批评韩国人不学习本国历史而学习中国历史，不崇拜本国英雄只崇拜别国英雄，以至于学习奴隶的历史而国性失落。(42) 申采浩也批评韩国人所著教科书降低了国民志气，致使韩国国权丧失。因此申采浩主要关心的对象是韩国古代史，也就是曾与中国并驾齐驱并竞争过的高句丽等自主的民族史，以此在民众中间培养自强求存的民族国家意识。(43)

　　正是在外国势力咄咄逼人的情势下，摆脱传统中华思想束缚而谋求独立国姿态成为韩国的第一课题；但在为了与作为“他者”的中国对立而强调韩国古代的光荣的同时，韩国却“未能正确认识新面临之帝国主义，因而疏忽防备日本和西洋”，“缺乏对日本之抵抗意识，主要是因为将日本与西洋视为近代文明的典范及羡慕对象所致”。(44) 最终韩国在1910年沦为日本殖民地。

　　进入20世纪，日本帝国主义对韩国的侵略日益严峻，面对韩国随时可能沦亡的前景，申采浩切身感到韩国与日本相比力量的不足，开始主张对韩民族文化的保存，尤其强调通过历史培养民众的爱国心。他说：“历史是爱国心的源泉，因此史笔强则民族才能强，史笔武则民才能武。”(45) 申采浩因此认为历史不能仅当作是书斋或研究室里纯粹的学问，而是要面对实际参与解决自己时代课题的国民大众，成为历史教育的学问。朴殷植创作了描述近代以后日本侵略过程的《韩国痛史》和抵抗侵略的民族解放运动史《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46) 号召韩国人民做时代进化的强者，其思想对韩国独立运动影响深远。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给殖民韩国寻找历史合法性，制造了“日鲜同祖论”和“满鲜史观”等殖民史观，否定檀君神话的历史意义，而强调笈子、卫满、汉四郡为古代中国对韩国的殖民历史，而古代日本的“南朝鲜经营说”或“任那日本府说”则为日本对韩国的殖民历史。以此贬低韩民族的历史地位，磨灭韩民族的独立意识。

　　郑寅普、安在鸿、文一平等人继承和发展了申采浩、朴殷植等建立的“民族主义史学”活动。他们通过强调古代韩国与中国对等发展的历史，来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史观。(47) 首先，将檀君描述为拥有广大领土、统率众多百姓而具有政治组织与行政区域的君长，而否定箕子东来说，并强调上古时代朝鲜文化胜于中国文化。其次，关于古代东夷族的活动范围，为配合殖民史论，韩国史的范围被局限在半岛以内，而申采浩、郑寅浩为扩大韩国古代史范围，将东夷族活动范围甚至古朝鲜版图扩大至北满洲、辽西、山东、山西以及长江下游地区。再次，为了对抗日本殖民史论引用中国传统史书而强调韩国被殖民的历史，申采浩等主张韩国古代史具有与中国对等的系统，即檀君—扶余—高句丽系统，特别强调高句丽对外抗争的胜利等，来打破对中国文化和政治的事大主义；此外，还包括“汉四郡半岛外存说”、“百济海外经略说”。

　　从客观的立场来看，这些研究无疑过分地强调了韩国古代的独立文化、广大的领域，过分强调了与中国战争的胜利，然而在当时遭受殖民统治的状况下，这些思想学说“却是最佳对应之策”。(48)

　　五、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的意义与局限

　　与法国大革命以后兴起的西欧民族主义相比，近代东亚中、日、韩三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即以追求民族独立富强为首要目标，并带有鲜明的现代化特征。在近代民族危机和现代化压力下，各种社会思潮和运动在东亚接连兴起，但民族主义却成为其中最有力的浪潮，即便是其他思潮和运动也或多或少地要与它结合；而培育本民族的历史认识，则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日、韩近代民族主义及其历史认识的形成具有各自的特点。在日本，政府起到了主导作用，然而强大的国家机器所鼓吹的皇国史观等狭隘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使日本最终走向法西斯主义和侵略道路，导致了巨大的灾难和旧日本的覆灭，同时也激发了中国和韩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中国是在华夷秩序崩溃后，经历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抗日战争种种政治社会文化运动过程，其间知识分子和政治精英纷至登场，最终完成了由一个王朝天下向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韩国的沦亡使其民族主义运动以光复国家为使命，由于国家政权的不复存在，韩国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历史认识的建构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民族主义历史认识在近代的产生和传播促进了中、日、韩民族国家的形成，而近代东亚波澜壮阔、血泪交加的历史画卷又加深了中、日、韩之间互为“他者”的印象。今天东北亚存在的历史问题，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它将历史认识上存在的固有差异重新激化为现实矛盾。

　　在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过程中，通过民族主义的历史认识来凝聚民众是必要的，而教育则是推广民族主义和历史认识的基本工具。东方、西方莫不如此。中、日、韩三国在历史教育上如此民族主义行事，一定程度上也是效法德、美、法诸国之举。(49) 直到今天，中、日、韩三国仍需强调某种民族主义历史认识来巩固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民众也乐于从与“他者”的对立中寻找认同，来克服全球化带来的疏离感；但与此同时，一味进行民族主义的历史教育，也可能会激化中、日、韩三国历史认识上的差异和矛盾，而对三国关系产生消极影响。(50) 如何消减民族主义的狭隘成分，成为未来中、日、韩三国历史教育中所面临的课题。历史认识中的民族主义成分可以保留，中、日、韩可以在青年一代中巩固与其自身的特殊共同体、民族历史、语言和传统相关的知识；但作为补充，还应在历史认识中提倡一种国际主义精神，在具有固有民族差异的东北亚，中、日、韩三国人民都需要学会尊重拥有不同生活方式、价值和传统的“他者”，把彼此视为平等的成员。

　　注释：

　　① ［英］以赛亚·柏林著、秋风译：《论民族主义》，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4期，第44—54页。

　　② ［德］黑格尔著、王造时译：《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10页。

　　③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4页。

　　④ 中央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4页。

　　⑤ ［印］杜赞奇著、王宪明译：《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第14页。

　　⑥ Arnold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44.

　　⑦ ［英］埃里·凯杜里著、张明明译：《民族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第1页。

　　⑧ ［英］安东尼·史密斯著、叶江译：《民族主义：理论，历史，意识形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0页。

　　⑨ Ernest Gellner,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3, p.1.

　　⑩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269页。

　　(11) ［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本的修史和史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103、141页。

　　(12) ［日］吉野耕作著、刘克申译：《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3页。

　　(13)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70页。

　　(14)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56、142、181、137页。

　　(15) ［美］约翰·霍尔著，邓懿、周一良译：《日本：从史前到现代》，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93—194页。

　　(16) ［日］吉野耕作著、刘克申译：《文化民族主义的社会学：现代日本自我认同意识的走向》，第34、108页。

　　(17) ［日］小森阳一：《天皇制与日本现代社会》，《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1期，第5—11页。

　　(18)(19)(20)(21) ［日］福泽谕吉著、北京编译社译：《文明论概略》，第25、26、190、168页。

　　(22) ［日］福泽谕吉：《脱亚论》，《福泽谕吉全集》第十卷，岩波书店，1960年，第240页。

　　(23)(24) ［日］坂本太郎著，沈仁安、林铁森译：《日本的修史和史学》，第185、205页。

　　(25) ［日］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第270页。

　　(26) 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42页。

　　(27) 梁启超：《中国积弱溯源论》，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五，中华书局，1989年，第14—17页。

　　(28) 梁启超：《新民说》，载《饮冰室合集》（6），文集四，第4页。

　　(29) 梁启超：《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六。

　　(30) 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载《章太炎政论选集》（上），中华书局，1977年，第194页。

　　(31)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九，第1—4页。

　　(32) 章太炎：《答铁铮》，载《章太炎全集》（4），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71页。

　　(33) 梁启超：《新史学》，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九，第7页。

　　(3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六；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雷海宗编、黄振萍整理：《中国通史选读》，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顾颉刚、史念海：《中国疆域沿革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

　　(35) 《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历史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3、77页。

　　(36) 费孝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第1页。

　　(37)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载《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33页。

　　(38) 《毛泽东同志论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1958年，第34页。

　　(39) ［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88页。

　　(40)(41) 《韩国开化期教科书丛书》（17），第265—267、5、7页。转引自[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89—90页。

　　(42) ［韩］朴殷植：《读高句丽永乐大王墓碑誉本》，载《全书》（下），第42页。转引自［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124页。

　　(43) ［韩］慎镛夏：《申采浩之社会思想研究》，1984年，第211－218页，转引自［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105页。

　　(44) ［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90页。

　　(45) ［韩］申采浩：《许多古人之罪恶审判》，载《全集》（别集），第120页。转引自［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141页。

　　(46) 详见［韩］太白狂奴：《韩国痛史》，1915年；［韩］朴殷植：《韩国独立运动之血史》，上海维新社，1913年。

　　(47) ［韩］姜万吉著，陈文寿、金英姬等译：《韩国现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71页。

　　(48) ［韩］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比较研究》，第219—223页。

　　(49) 关于西方的民族主义教育，详见王兆璟、王春梅：《西方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研究》，民族出版社，2006年。

　　(50) 详见拙文：《从战后历史教育看中日韩民族历史认识的演变》，载《历史教学》，2008年第10期，第81—8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