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婚宴酒店报价:120203周恩来自述（传）

 周恩来自述（传）

内容提要

　　这是第一本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
　　周恩来既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又是一个极富人格魅力的人，他用朴实的语言回忆青少年时期的刻苦求学，五四运动时期的被捕与抗争、赴欧洲勤工俭学时的意气风发，到共产国际面见斯大林的曲折经过……他用亲切的口吻自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的艰难处境……读来令人感动，读后令人思索。是一本不可多得、不可不读的书。
　

开篇自述〔1〕

　　我从事于革命事业，正如中国一般知识分子一样，经过了从封建家庭转到受西方学校教育，然后变成社会主义者这样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的祖父名叫周起魁，生在浙江绍兴。按中国的传统习惯，籍贯从祖代算起，因此，我算是浙江绍兴人。
　　绍兴社会除劳动者（农民、手工业者）外，中上层有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这两种人都是向外发展的。读书人的出路照例是中科举。而绍兴人则大批地当师爷，在全国各级衙门里管文案，几乎包办了全国的衙门的师爷。师爷在旧戏里的脸谱是红鼻子，大概因为他们都是喝酒的。商人的出路是在各大城市开杂货店兼卖绍兴酒。
　　我的家庭近几代祖先也是绍兴师爷，外祖父原籍江西南昌，也是师爷。到了祖代，两家搬到江苏淮阴、淮安当县官，因此结了姻亲。我便生在淮安，那是一八九八年。
　　我的外祖母是淮阴乡下农村妇女。因此，我的血液里还有农民的成份。
　　我的母亲长得很漂亮，为人善良，生了三个小孩——我和两个弟弟。现在，一个弟弟已死，一个弟弟尚在。母亲在三十五岁时即患肺痨而死。原因是我家在祖父去世后，每况愈下，母亲因操劳过度成疾。
　　祖父五十多岁去世。他生前不事生产，不买地，只有房产。到了父辈，我们的家庭就中衰了。叔父当师爷，父亲（周劭纲）当文书，进益不够维持生活。但封建家庭素来好面子，摆空场面，宁可债台高筑，不肯丢掉面子。因此，我从小就懂得生活艰难。父亲常外出，我十岁、十一岁即开始当家，照管家里柴米油盐，外出应酬，在这方面，给了我一些锻炼。
　　我出生不久，因叔父周贻淦病重，照传统习惯，把我过继给叔父。叔父死后，就由守寡的叔母抚养。叔母即嗣母陈氏，是受过教育的女子，在我五岁时就常给我讲故事，如《天雨花》、《再生缘》等唱词。嗣母终日守在房中不出门，我的好静的性格是从她身上承继过来的。但我的生母是个爽朗的人，因此，我的性格也有她的这一部分。
　　我小时在私塾念书。从八岁到十岁我已开始读小说。我读的第一部小说是《西游记》，后来又读了《镜花缘》、《水浒传》和《红楼梦》。
　　中国有句俗语：“逼上梁山”。这句俗语就出自《水浒传》。我们都是“逼上梁山”的。人走上革命道路不是先天的，而是由于外来的压迫和环境造成的。但他所以能产生革命性，是由于人的本能中有一种抵抗力，不愿受外来压迫。有一种人，站在压迫方面或帮助压迫的，当然无由产生抵抗力。但大多数人是被压迫的，只不过抵抗力有强弱的不同。有些人抵抗力强，是经过锻炼而来的，有些人抵抗力弱，是因为锻炼不够。
　　十二岁的那年，我离家去东北。这是我生活和思想转变的关键。没有这一次的离家，我的一生一定也是无所成就，和留在家里的弟兄辈一样，走向悲剧的下场。
　　我离家去东北铁岭，是因为当时父亲、伯父都在那里做事。我在铁岭入了小学，六个月后又去沈阳入学，念了两年书。从受封建教育转到受西方教育，从封建家庭转到学校环境，开始读革命书籍，这便是我转变的关键。当时有两个教员，一个历史教员叫高戈吾（山东人）是革命党人，另一个地理教员是保守党人。高戈吾介绍我读进步书籍，如章太炎（光复会领袖）的书和同盟会的杂志。地理教员是满族人，姓毛，介绍我读康有为、梁启超的文章。章太炎的文章是古体文，很难懂，梁启超的文章是近体文，很易懂。
　　后来，戴季陶出了《民权报》，把章、梁的主张混合为一，写了激烈的文章攻击袁世凯，我从它的创刊号读起，直到这个刊物被当时的统治者袁世凯查封为止。那时我十三四岁。
　　十五岁（一九一三年）我入南开中学，是一个私立学校。学费起初由伯父供给，后来靠学校的奖学金。
　　南开的教育，是正常而自由的。我喜欢文学、历史，对政治感兴趣，对数理也有兴趣。总之，喜欢能说理的东西，不喜欢死记的东西，如化学、英文。我经常在课外读许多书。南开有集会结社自由，我们组织了敬业乐群会，我当过会长。一九一五年，参加反袁运动，演说、劝募，反对“二十一条”卖国条约。但当时南开全校学生有政治兴趣的也还不多。
　　一九一七年中学毕业后，我去日本念书，是自修，生活费用靠朋友供给。在日本共一年半。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时回国，又进南开大学，参加五四运动，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后该报被封，我被捕，坐牢半年（当时是段祺瑞的部下杨以德统治天津）。被释后，去法国勤工俭学（一九二○年）。
　　当时戴季陶在上海主编的《星期评论》，专门介绍社会主义，北平胡适主编的《每周评论》，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都是进步读物，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
　　这个时期，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但是由于我出身于封建家庭，我开始的社会主义思想是乌托邦的。不过因为我自小吃过苦，懂得生活之艰难，所以很短时间内，即转变到马克思的唯物主义了。这一时期，在国内曾看到《共产党宣言》，在法国又开始读到《阶级斗争》（考茨基）与《共产主义原理》，这些著作对我影响很大。
　　一九二○年去法国的原因，当时正值大战之后，在法国容易找到工作，可以半工半读。但我到法国后，并未做工。在去法之前，我已给国内报纸订合同，给它做特约通讯员，所以在法国一面读书、一面写文章。
　　后来一度去德国。一九二二年，由德返法，在巴黎聚集二十多人成立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时叫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当时参加的有王若飞、罗迈等同志，我是青年团的负责人之一。这个组织发展很快，不久就有了三百多人，包括法、德、英、比四国的留学生。朱德在德国，聂荣臻在比利时，陈毅才自法返国，以后其中入党者一百多人。一九二三年，国内国共已将合作，我得孙中山之命，与另一国民党员王京岐在欧洲组织国民党。当时在法国的有张厉生、张道藩。当时我们的斗争对象是青年党，这个党当时在法国的主要人物是曾琦、李璜，他们主张国家主义，坚决反对国民党。但在斗争中我们有时也讲统一战线，因此与李、曾等很熟悉。一九二三年去德国，当时马克便宜，在德国买了许多书，结果没有来得及读完，一九二四年夏天即返国。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它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根源的。
　　中国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年来受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侵略，经济落后，工业不发达。因此，许多民族主义者开始摸索民族独立的道路。当时，日本已摸到了半封建半民主的道路，达到了维新，中国也想寻找这一条路。可是，中国封建势力根太深。一八九八年，戊戌变法失败了。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朝专制统治，但并未打倒封建主义，袁世凯代替清朝掌握了封建政权，中国对外仍是半殖民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中国轻工业曾一度有机会发展，国内的工人阶级已发展到一定数量。大战结束后，德、奥、俄帝国倒台。俄国发生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欧洲其他国家也发生革命运动，同时美国总统威尔逊又提出十四条民主主张。但中国国内封建势力的头目袁世凯竟对日签订“二十一条”卖国条约，而那时的孙中山活动还仅仅浮在上层，他的主张中没有土地革命，他的活动不深入群众，没有群众做基础。因此，当时的急进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就发动了五四运动。“五四”是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民族的民主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物都是倾向社会主义的。当时的知识分子从世界大战中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毛病，并认识到首先要打倒封建主义，民族主义思想未能解决中国问题，因此，就趋向社会主义。在激进的民主主义的思潮下产生了中国共产党。也因为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在国外接受了欧洲的革命思想，加上看透了民族主义不能解决中国问题，要社会主义来担当这个责任。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百年来中国革命运动发展的结果。
　　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实际上是农民运动。中国农民占人口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民族解放，实质上是农民解放。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农民起义，这些革命运动常带有农民的保守性。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其失败原因即在于没有找出农民解放的道路，即土地革命。领导革命运动的知识分子常常忘记了农民的要求，运动又无城市工人的支持，往往弄到后来就出卖了农民的利益，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统治者如清朝政府和后来的袁世凯，都依靠外力镇压农民运动，因此农民革命运动常告失败。
　　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一方面继承了太平天国的精神，加以发扬，要改革土地制度。另一方面学得了美国改革土地的办法——即收土地税。但他的活动始终未深入农村去了解和组织农民，革命运动并未与农民结合起来，在城市也未与小市民结合，奔走数十年，都是在狭小的圈子里。因此，在大革命以前，觉悟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对孙中山没有深刻印象。当时的三民主义仅有几个简单口号，没有政纲和政治理论。后来，国共合作，三民主义的内容才充实起来，成为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民主主义。这以后经过大革命时期，共产党广泛发动群众，三民主义才深入群众，在群众中生根。所以，今天我们所遵行的三民主义，是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的主张做标准的。
　　从历史上看，国民党可分五个时期。这是根据它每一时期所包括的阶级成份与其所代表的利益而划分的。
　　一、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前，一八九四年成立兴中会，一九○五年成立同盟会。这个时期，它代表华侨资本家和劳动者（洪门）的利益，故有民族民主思想。国内依靠知识分子中不满意清朝统治和外国侵略的人，还有社会上的青帮红帮，不满社会现状的人，失业者等。
　　二、辛亥（一九一一年）以后，到一九一三年改称国民党，一九一四年又改称中华革命党，它的成份日渐狭小。当时，华侨中分裂成两派，一派拥护国民党，一派反对它。在国内，是依靠一部分绅士、买办官僚、知识分子，而以依靠军人为主，它的基础很小。知识分子与军人合不起来。结果，代表军人的陈炯明，于一九二二年赶走了代表知识分子的孙中山，于是孙中山逃到上海。
　　三、一九二四年改组后，改称中国国民党，基础大为扩大。因为有中共的加入，所以它的成员就有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商人以及其他中上层人士，总之，成份包括各阶层，成为一个民族的政党。也正因此，党内分成左右两派。革命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两派破裂，发生了“四．一二”的清党运动。
　　四、“四．一二”之后，国民党本身就成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党。
　　五、从抗战开始直到现在。抗战开始后，基础又有所扩大，但它所代表的利益，仍是地主、官僚、资本家和上层军人阶级的利益。国民党今天所代表的利益是与它的纲领相矛盾的。因此，它的纲领中任何规定都不能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地主阶级的反对；改善军人待遇遭受上层军官的反对；发展民族工业，遭受官僚资本买办资本的反对。不仅政策与党的统治集团相矛盾，而且党内上下层互相矛盾，下层的意见、利益，都不能实现，一切大权操于CC、黄埔与财政集团之手中。这些集团所以能操纵全党，首先是依靠军权，并且得到其他国家权力的帮忙。
　　国民党现在是靠军队、政权、特务、银行控制全国，各派都有他们自己的银行，如中央（宋子文）、中国（孔祥熙）、农民（CC）、交通（一半CC），但党的开支靠金库。参议会曾向国民党提出过批评，其后他们往金库拨了一笔款子做基金。国民党不肯放弃一党专政，就是因为它握有军、政、金融等权。

　　一九二四年我返国时，国民党已改组。我到广东，担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一九二四年冬担任政治部主任。将近两年间，教过四期学生。一九二五年参加两次东征，曾任东征军总政治部主任，打陈炯明。这时，我是以公开的共产党员身份与国民党合作、共事，因此，与许多国民党人认识。当时国民党内部即有两派，一派主张国共合作，一派反对合作，两派斗争甚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发生了“中山舰事件”，蒋借口海军要叛变，逮捕了许多进步分子。经此事后，我辞去政治部主任之职，只担任教员。北伐时，共产党是仍然与蒋介石合作，但我未去。
　　一九二六年冬去上海，做工人运动（在广东、在法国也都做过一些工人工作）。上海工人为响应北伐军三次举行暴动，我参加了其中的两次（十月二十三日第一次暴动时我尚未到沪）。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九日——二十二日组织三十六万工人总罢工，二月二十二——二十四日举行第二次起义，但因革命军未到，起义未能与革命军配合而失败。
　　三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两天内击溃张宗昌的军队三个团，共一万多人，工人缴获了步枪四千多枝及其他短枪、机枪等。当时参加罢工的工人有八十万，直接作战的一万多人。开始时工人只有三百多枝短枪，起义一开始，就从警察那里缴来大批武器，在南市、闸北、虹口、吴淞……的战斗都得到了胜利。这时蒋介石已经到了江西，与武汉政府已经开始冲突，而白崇禧领导进攻上海的北伐军听说工人罢工，就不前进，希望工人失败，他再进来。
　　北伐军到达南京、上海之后，蒋即亲自到上海来镇压工人。他同外国势力勾结，并且收买流氓，一起进攻工人。四月十一日深夜至十二日凌晨，他利用流氓伪装工人在工人纠察队里引起冲突，接着借口调处，把军队开入纠察队司令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把工人纠察队缴了械。十二日即开始了大屠杀，当天即杀死几十人，伤二百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等好多工人被屠杀。
　　“四．一二”之后，中共马上变成了地下党，我仍留在上海办理善后事宜，把许多人送到武汉和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五月下旬，我搭一艘英国商船去武汉，这时武汉政府内左派与右派的对立已逐渐明显，农民运动在湘、鄂、赣、粤蓬勃展开，农民要求土地，右派即反对农民运动。到了“七．一五”汪精卫便正式“分共”，实行宁汉合作。接着我们就去南昌发动起义。
　　南昌起义的部队是贺龙第二十军、叶挺十一军二十四师等，共约两万余人。当时参谋团中有叶挺、贺龙、朱德、刘伯承、聂荣臻、李立三、张国焘等，我也是其中成员之一。宋庆龄、邓演达都是革命委员会的委员。起义军后来失败了，是因为犯了一个错误，即没有与当地农民结合起来而要向广东去建立根据地。结果在潮汕与钱大钧等部激战失败。失败后的队伍，一部分到海陆丰与当地农民结合，一部分由朱德率领退到福建、江西边境，以后转到湖南，后来在井冈山与毛泽东的部队会合。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是由武汉国民革命军警卫团和农民自卫队组成的。
　　我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去上海做地下工作，直到一九三一年止。一九三一年底去江西中央苏区（首府瑞金），主要在军队中工作。后来参加了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一九三○年在上海时，我曾绕道欧洲到莫斯科参加第三国际执委会议。办出国护照时，我照了一张相，叫陈赓认，并且告诉他这个人是黄埔军校的，他想了半天认不出来。我于是就大胆地用这张相片向国民政府外交部申请，领了出国留学的护照。
　　我在一九一九年认识邓颖超同志，一九二五年和她结婚。
　　邓颖超同志的母亲是一个中医，当她近六十岁的时候，还在红军总司令部当医生。国民党“围剿”、我军撤退时，邓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国民党法官要她劝劝邓颖超不要当共产党员，邓老太太回答说：子女的事情我们父母管不了，即使蒋委员长也管不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当时正在苏联——法官无言可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一九三六年谈判开始，一九三七年初才把她释放出来。
　　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围剿”，头四次完全失败了。第四次是陈诚指挥的，失败得最惨。于是蒋介石决心加强训练，这便是庐山训练的开始。
　　红军长征到陕北以后，东北军即开始围攻。徐海东部首先把东北军打垮了一个师、一个旅，后来又打垮一个师。于是东北军的官兵不愿内战，要求抗日。中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向东北军进行统一战线工作。双方取得默契，互不攻击。这时蒋介石也派人来秘密接洽，要我们在不平等的条件下接受和平，同时蒋介石仍加紧压迫东北军向红军进攻，以便削弱红军，使中共易于接受他的条件。张学良及其部下不愿意进攻红军，蒋介石乃亲至西安，逼张打共产党，并且说，他如果不打，就派蒋鼎文来代替他，并要把他调到福建去。于是张学良和西北军杨虎城决心发动事变，扣留蒋介石。事变发生后，我们在陕北保安接到张学良的电报，他要我们派代表去西安与蒋谈判。在西安参加谈判的共五人：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宋子文、蒋夫人、蒋、还有我。谈判结果，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准备打日本。十二月二十五日，蒋夫人坚持要在这一天送蒋回京。张学良自己答应了亲自送蒋返京，事前大家都不知道，张自己也未料到他到南京后会从此被囚。张学良被囚以后，东北军将领、士兵大为愤怒，以致杀死张学良的主要助手、主和派王以哲，情况严重，闹了两个月才告平静。从那时起，东北军被蒋介石分散到各处，不再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在西安混乱的两个月中，说服东北军的工作，比张学良在西安时困难百倍。
　　一九三七年三月正式开始了国共谈判。我曾一次去杭州，两次上牯岭。当时顾祝同为国民党方面的代表。谈判的结果国民党答应中共为合法政党，承认陕甘宁边区，改编红军为八路军。但是后来国民党政府始终未正式承认陕甘宁边区。
　　抗战开始后，我与朱德、叶剑英去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划定作战地区。朱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我也去山西，与阎锡山谈判合作。一九三七年九月——十一月间，先在太原，太原失守去临汾，然后回延安。十二月底去武汉，一直住到武汉失守之前，即一九三八年十月，我们是武汉失守前最后离武汉的一批人。从武汉撤退，路过长沙时遇长沙大火。后去桂林，一九三八年底去重庆。
　　抗战中的国共军事磨擦，开始于一九三九年六月胡宗南部进攻延安以南的关中地区。十月，河北的国民党军队进攻八路军。十二月，山西阎锡山的旧军打新军。一九四○年国民党朱怀冰部进攻冀豫边区。
　　一九四一年一月上旬发生了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近一万人，除有二千人突围以外，都被杀、被俘，目前仅放了二百多人。
　　一九三九年二月，我曾自重庆去桂林，到皖南视察新四军。顺便去了一次家乡绍兴。五月返重庆。六月返延安。因骑马伤右臂，未治好，九月赴莫斯科医治。政府的飞机送我到兰州，然后乘苏机赴苏，入克里姆林宫医院。到一九四○年三月返延，体重增加了九磅。五月去重庆，七月返延安一趟。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谈判决裂，开始在报纸上斗争。一九四二年林彪去渝。林彪同蒋介石谈判也无结果。一九四三年七月，我与林彪等离渝返延。
　　一九四四年五月，史迪威将军决定派美军观察组和记者团去延安，我在延安欢迎他们。十一月赫尔利去延，达成五条协议，大概内容是为了打败日本建立新中国，同意建立联合政府，包括各党派人士，统一军队，改革政治，给人民自由。这是毛主席与赫尔利双方签字的，但具体内容从未公布。
　　史迪威与赫尔利政策的差别，就是史迪威主张平等地援助一切抗日军队，他是执行罗斯福政策的。赫尔利的主张却是要经过蒋介石来援助。他也赞成联合政府，但对共军的援助必须经过联合政府。赫尔利的主张虽如此，但蒋介石仍然不同意，结果赫尔利放弃了自己的联合政府主张，公然站到蒋介石方面反共，于是赫尔利的帝国主义面目暴露了。
　　马歇尔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开始来华时，我觉得他直率、朴素、冷静，与史迪威相似。我们在三个月内相处得甚好。但在一九四六年三月东北问题起来之后，双方意见常有距离。他对苏联有猜疑，往往把苏联牵涉到各种问题上去，加上美国政府的错误政策，使我们和马歇尔无法取得一致意见。但是，我与马歇尔个人关系很好，我认为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一九四六年九月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记录。编者根据史实作了核对。
　

附：斯诺录周恩来谈话〔1〕

　　我和周恩来谈了几分钟，向他说明了我的身分以后，他就替我安排在百家坪过夜，叫我在第二天早晨到他设在附近的一个村庄里的司令部去。
　　我坐下来和驻扎在这里的交通处的一部分人员一起吃饭，见到了十几个宿在百家坪的青年。他们有些人是游击队学校的教员，一个是无线电报务员，有几个是红军军官。我们吃的有鸡、不发酵的保麸馒头、白菜、小米和我放量大吃的马铃薯。可是像平常一样，除了热开水以外，没有别的喝的，而开水又烫得不能进口。因此我口渴得要命。
　　饭是由两个态度冷淡的孩子侍候的，确切地说是由他们端来的，他们穿着大了好几号的制服，戴着红军八角帽，帽舌很长，不断掉下来遮住他们的眼睛。他们最初不高兴地看着我，可是在几分钟后，我就想法惹起了其中一个孩子的友善的微笑。这使我胆子大了一些，他从我身边走过时，我就招呼他：“喂，给我们拿点冷水来。”
　　那个孩子压根儿不理我。几分钟后，我又招呼另外一个孩子，结果也是一样。
　　这时我发现戴着厚玻璃近视眼镜的交通处长李克农在笑我。他扯扯我的袖子，对我说：“你可以叫他‘小鬼’，或者可以叫他‘同志’，可是，你不能叫他‘喂’。这里什么人都是同志。这些孩子是少年先锋队员，他们是革命者，所以自愿到这里来帮忙。他们不是佣仆。他们是未来的红军战士。”
　　正好这个时候，冷水来了。
　　“谢谢你——同志！”我道歉说。
　　那个少年先锋队员大胆地看着我。“不要紧，”他说，“你不用为了这样一件事情感谢一个同志！”
　　我想，这些孩子真了不起。我从来没有在中国儿童中间看到过这样高度的个人自尊。可是，这第一次遭遇不过是少年先锋队以后要使我感到意外的一系列事情的开端而已，因为我深入苏区以后，我就会在这些脸颊红彤彤的“红小鬼”——情绪愉快、精神饱满、而且忠心耿耿——的身上发现一种令人惊异的青年运动所表现的生气勃勃精神。
　　第二天早晨护送我到周恩来的司令部去的，就是列宁儿童团的一个团员。司令部原来是一个不怕轰炸的小屋，四面围着许多同样的小屋，农民都若无其事地住在那里，尽管他们是处在战区中间，而且他们中间还有个东路红军司令。我心里不由得想，红军能够这样不惹人注目地开进一个地方，是不是红军受到农民欢迎的原因？附近驻扎一些军队似乎一点也没有破坏农村的宁静。
　　蒋介石悬赏八万元要周恩来的首级，可是在周恩来的司令部门前，只有一个哨兵。
　　我到屋子里以后看到里面很干净，陈设非常简单。土炕上挂的一顶蚊帐，是唯一可以看到的奢侈品。炕头放着两只铁制的文件箱，一张木制的小炕桌当作办公桌。哨兵向他报告我到来的时候，周恩来正伏案在看电报。
　　“我接到报告，说你是一个可靠的新闻记者，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并且说可以信任你会如实报道，”周恩来说。“我们知道这一些就够了。你不是共产主义者，这对于我们是没有关系的。任何一个新闻记者要来苏区访问，我们都欢迎。不许新闻记者到苏区来的，不是我们，是国民党。你见到什么，都可以报道，我们要给你一切帮助来考察苏区。”
　　给我这样自由活动的诚意，我是有一点惊奇和怀疑的。我原来以为即使允许我到苏区去旅行，对于拍照、收集材料或访问谈话等总会对我加以一定的限制的。他的话听起来太理想了；总归有什么地方会出毛病的……
　　关于我的“报告”，显然来自共产党在西安的秘密总部。共产党同中国的所有重要城市，包括上海、汉口、南京、天津等处，都有无线电的交通。他们在白区城市内的无线电台虽然经常被破获，国民党要想长期切断他们与红区的通讯联系，却从来没有成功过。据周恩来告诉我，自从红军用白军那里缴获的设备成立了无线电通讯部门之后，他们的密码从来没有给国民党破译过。
　　周恩来的无线电台设在离开他的司令部不远。他靠了这个电台和苏区里所有各个重要地方，各个战线都保持联系。他甚至和总司令朱德直接通讯，那时朱德的部队驻扎在西南数百英里外的川藏边境。在西北的苏区临时首都保安有一个无线电学校，大约有九十个学生正在那里受无线电工程的训练。他们每天收听南京、上海和东京的广播，把新闻供给苏区的报纸。
　　周恩来盘腿坐在小炕桌前，把无线电报推开一边——据他说，其中大多数是对面山西省黄河沿岸红军东线各地驻军的报告。他动手替我起草一个旅程。写完以后，他交给我一张纸，开列着为时共需九十二天的旅程中的各个项目。
　　“这是我个人的建议，”他说，“但是你是否愿意遵照，那完全是你自己的事情。我认为，你会觉得这次旅行是非常有趣的。”
　　但需要九十二天！而且几乎一半的日子要花在路上。那里究竟有什么可以看呢？难道红区有这样辽阔吗？我嘴里没有作声，但是心里对这旅程是有保留的。可是，实际结果是，我花的时间比他所建议的还长得多，最后我还舍不得离开，因为我看到的太少了。
　　周恩来答应让我骑马到保安去，有三天的路程，并且给我安排好第二天早晨就动身，因为我可以跟着回到临时首都去的一部分通讯部队同行。我听说毛泽东和苏区其他干部都在那里，周恩来同意打一个电报给他们，告诉他们我就要来到。
　　我一边和周恩来谈话，一边深感兴趣地观察着他，因为在中国，像其他许多红军领袖一样，他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个子清瘦，中等身材，骨骼小而结实，尽管胡子又长又黑，外表上仍不脱孩子气，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他确乎有一种吸引力，似乎是羞怯、个人的魅力和领袖的自信的奇怪混合的产物。他讲英语有点迟缓，但相当准确。他对我说已有五年不讲英语了，这使我感到惊讶。
　　我从周恩来的一位以前的同学那里，从外国人称为中国“国民革命”的一九二五到二七年的大革命时代中与他共事的国民党人士那里，了解到一些关于周恩来的情况。但是从周恩来自己身上，我后来还了解到更多的情况。他使我感到兴趣，还有一个特别的原因。他显然是中国人中间最罕见的一种人，一个行动同知识和信仰完全一致的纯粹知识分子。他是一个书生出身的造反者。
　　周恩来是一个大官僚家庭的儿子，祖父曾任清朝大官，父亲是个杰出的教书先生，母亲不同凡俗（是个博览群书的妇女，甚至真的喜爱现代文学），他本人似乎注定要做个读书人的，因为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表现出有突出的文学天赋。但是，像他同辈的许多其他人一样，他在民族觉醒的时期里受的教育，使他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别的方面去了。第一次革命（一九一一年）以后，中国的单纯的新文化运动开始有了比较严重的产物萌芽，这时周恩来便被卷到了社会革命运动中去，这个运动将使中国受到触及灵魂深处的震动。
　　他先在南开中学，后在南开大学学会了英语，受到了“开明的”教育，南开大学是天津得到美国教会支持的一所大学。他在班上成绩优异，在南开的三年都靠奖学金维持。接着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全国爆发起义，产生了争取民主和社会改革的运动，最后是一九一九年的学生运动。周恩来作为学生领袖，遭到逮捕，在天津关了半年监牢。
　　周恩来获释后去了法国。他在战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在巴黎帮助组织中国共产党，成了同时在中国成立的这个组织的创建人。他在巴黎学习了两年，到英国去了几个月，又回到法国，接着又到德国学习了一年。他在一九二四年回国，已是个著名的革命组织者，回国后立即在广州与孙逸仙会合，后者当时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合作，准备发动国民革命。
　　周恩来二十六岁就成了广州政治生活中的一个领袖人物，被任命为著名的黄埔军校秘书，做了布留赫尔将军的亲信，布留赫尔将军当时是黄埔军校的第一号俄国顾问，现在是苏联远东红军司令。对当时担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来说，这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是个克星。但是蒋介石还是不得不任命他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那是因为周恩来在激进的学员中间影响很大。
　　一九二五、二六、二七年进行了北伐，由蒋介石任总司令，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联合推选的。周恩来奉命去上海准备起义，协助国民军攻占上海。周恩来当时是个年方二十八岁的青年，并未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在工人阶级中间也很少活动经验（他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子弟，同工人阶级素无接触），更没有什么手册指导他怎样发动起义，没有什么人给他出主意（主要的俄国顾问都留在蒋介石那里），因此他到上海的时候唯一的武装是他的革命决心和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
　　共产党在三个月之内组织了六十万名工人，可以举行一次总罢工。总罢工的号召得到了一致的响应，这对外国帝国主义在中国这个最大堡垒里过惯太平日子的居民却是一次可怕的经历。但是起义没有能够实现。工人们没有武装和训练，不知道如何“占领城市”。他们得通过经验体会到需要有工人武装核心的必要性。军阀为他们提供了这个经验。
　　北洋老军阀低估了第一次罢工和接着第二次罢工的意义，只砍了几个脑袋，却没有制止工人运动。周恩来和一些著名的上海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终于组织了五万名工人纠察队，在法租界弄到地方给二千名干部进行秘密军事训练，把毛瑟枪偷运到市里，训练了三百名枪手，这是上海工人所有的唯一武装力量。
　　一九二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下令举行总罢工，使上海全部工厂都停闭，又把六十万名工人派到革命的路障后面去，这是他们一辈子中第一次被组织起来，而且有战斗意志。他们先占领了警察局，又占领了兵工厂，接着占领了警备司令部，最后取得了胜利。有五万名工人武装起来了，编成六营革命军，“人民政府”宣布成立。
　　这是中国现代史上最有声有色的一次政变。
　　这样，当蒋介石几天以后到达上海近郊时，发现他已不战而胜，可以进入南市，从获胜的工人军手里接受政权。这样，在一个月以后，蒋介石发动他自己的右派政变，开始杀害激进分子时，他的黑名单上名列第一的就是这个把胜利送给他的危险青年，因为这位总司令明白，这个青年也可能把胜利从他手中夺走。这样就开始了周恩来作为国民党手中的逃犯和第三次革命——在中国举起红旗的那次革命——领导人的生涯。
　　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陈延年（现在南京监禁的中国共产党创建人陈独秀的儿子）和周恩来在上海起义中的亲密合作者有好几十人被捕处决。据估计“上海大屠杀”人数达五千。
　　这个造反者先逃到武汉，又到南昌，参加组织著名的八一起义，这是中国红军的历史性开端。接着他去了汕头，那里的红色工人已经占领了华南这个大海港，在周恩来领导下守了十日，抵御外国炮舰和地方军阀部队的进攻。后来他又去了广州，组织著名的广州公社。
　　广州公社失败后，周恩来只得转入地下活动——一直到一九三一年，他终于“闯破封锁”，到了江西和福建的苏区。他在那里担任红军总司令朱德的政委，后来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在我见到他时他仍担任这一职务。他在南方进行了多年的艰苦斗争，用步枪、机枪、铁锹对付轰炸机、坦克、装甲车，对付作为敌人后援的大城市的全部财力，这一英勇的努力是为了要保住小小的苏维埃共和国，它没有海港，甚至没有盐吃，不得不用人的铁的意志来代替；后来他又身罹重病，九死一生，终于长征到了西北的红色新根据地。
　　背弃古代中国的基本哲学，中庸和面子哲学；无可比拟的吃苦耐劳的能力；无私地忠于一种思想和从不承认失败的不屈不挠精神——这一切似乎都包含在这个红军的故事和参加创建红军的一个人的故事中。我暗自想，周恩来一定是个狂热分子，因此我想寻找这必有的神色。但是如果说有这种神色的话，我却没有发觉出来。他谈吐缓慢安详，深思熟虑。
　　因此，周恩来给我的印象是，他头脑冷静，善于分析推理，讲究实际经验。他态度温和地说出来的话，同国民党宣传九年来诬蔑共产党人是什么“无知土匪”、“强盗”和其他爱用的骂人的话，形成了奇特的对照。
　　不知怎么，当他陪着我走过安静的乡间田埂，穿过芝麻田、沉甸甸地垂着穗的小麦田，回到百家坪去时，他似乎是一点也不像一般所描绘的赤匪。相反，他倒显得真的很轻松愉快，充满了对生命的热爱，就像神气活现地仿佛一个大人似的跟在他旁边走的“红小鬼”一样，他的胳膊爱护地搭在那个“红小鬼”的肩上。他似乎很像在南开大学时期演戏时饰演女角的那个青年——因为在那个时候，周恩来面目英俊，身材苗条，像个姑娘。

　　【注释】
　　〔1〕本文摘自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一九三七年版。
　

第一章 中学时代

　　射阳忆旧〔1〕

　　淮阴古之名郡，扼江北之要冲，清时海禁未开，南省人士北上所必经之孔道也。余本浙人，自先大父为宦吴省，遂徙家而居焉。生于斯，长于斯，渐习为淮人；耳所闻，目所见，亦无非淮事。十岁后，始从伯父游学辽东，浸及津门。回首旧时风景，不觉物换星移。即幼闻一二故事，亦多恍惚。间有可忆者，笔记之，以作《射阳忆旧》。童话稚语，遗笑方家，知所不免，然吾行吾是，知我罪我，所弗计也。
　　余九岁，正余幼时家庭极乐之境也。某日，余由书房放学归，忽闻奴仆喧传：某大盗就获，不久即将授首矣。余聆之茫然，细询之，始悉五六年前，东长街某富户曾有强盗夜入，缚其家人，夺无数珍物而去。未及匿其所劫，适县中护兵闻声而至，遂就捕，解往县署而行。盗惧，急自断其缚，夺护兵佩刀，杀之，窜走他邑。迭次县官加以严缉，阅四载星霜，至前二日尚无下落。无何，淮郡一捕头者，无意之间往清江，路遇乞丐数人，内有一数年前熟识之人，其摄影忽映入脑际，急问彼等曰：“此何许人？”众答曰：“吾同辈也。”马捕急走前问之曰：“在淮郡杀一护兵而被搜索者非尔耶？”盗见无可隐，遂直供不讳。马捕乃带其回淮，听候发审矣。是日，淮郡市民，人言藉藉，群集西门外，观盗之来。余亦随家人溷迹其中，而心且疑且怖，以为人民遇盗，必加以窘毁，以治其杀人之罪。且淮郡人民，素称强悍，忿激之余，或出野蛮举动，投石恶言，当所不免。况死者冤沉九泉，妻子家人痛心含泣。今忽仇人被逮，更欲得而甘心矣。乃余之所见竟不尔。尔时则红日正中，车轮之声，震地而来。少顷，见有一衣服敝陋，相貌凶恶之人据其上，以索系腕而置于后，一守者伺其旁。甫下车，即闻一官呼曰：“护兵之儿，护兵之儿，在此否？”忽余之旁，立一身材渺小之童子，容色惨淡，年可十四五，应声曰：“唯唯。”遂从众人丛中蛇蜕而上。近余者耳语曰：“此孤儿也，前此被杀护兵之儿也。”余怦怦心动，悲不自胜，念彼为无父之孤儿也。此童子即进而立于人群之空虚，距盗及守者甚近。时观者众，甚肃静，毫不闻笑声、语声、啖声，各屏息听其所欲问者；余以身矮，得列前排，亦两目直视，聆彼等之发言。而彼等亦不作他语，但指此童子而向盗曰：“此汝所杀护兵之子也。——孺子，汝彼时尚呱呱在抱，使汝之爱父死，而陷汝于悲境者，即此贼所为也，汝宜细视之。”于是，捕头以手抚罪人之头，强使睁目。此童子见之，泪涔涔下，且哭且视，目之久，而盗之野暴面色，殆无不收入此童子之眼帘矣。时余注视盗容，见其愧赧之色，几不可状，非复前此之凶横色矣。俄而，果悔心中烧，大呼曰：“公子宥我！公子宥我！我非仇于汝父而杀之也，因自卫之故，遂急出此耳。虽然，我罪大矣，我之有罪于汝，非一言所可尽矣。今惟有一死，以谢汝，以慰汝父在地下之灵。我甚乐死，我今将往死所矣。”此童子不发一语，哭甚哀。守者促盗起行，赴法场去。盗乃随捕头、兵勇，经人群而过。旁观者皆泣下数行。余不知何故，见彼童子哭痛，亦随之失声而号。如此情况，为余幼年所未经。即至兹以往，亦未曾见是景也。少顷，观者如潮退，余亦随家人返。及今思之，犹如昨日。夫人之同情，有感化于默者，无形教育，收效奇而捷。教者不知其为教，受教者忘其为教。此际冥冥心心，惟以天真相往来。凡圆颅方趾，同为人者，皆有不可移之正义。有击于目，必动于心。罪人之自觉心，其结果甚简单。由于因其将死，乞怜之念，而以无形教育强迫之，使缘后悔而生自觉耳。夫危险之状，每起人之怒。然怒者，客气也；感于物之真，则怒化。余观盗之初，固甚恨其为人矣。及盗以悔罪而生自觉心，而余乃变为悲酸之念。非悲盗悲童子，乃起于不自知耳。人生之弱点，固有根于性者，吁！亦异己。
　　幼时喜闻故事，凡有人能语余以奇闻怪事者，辄绕膝不去，终日听之不倦。兹有告余以某仆事，事甚兴趣，录之以见民风之异。今也某仆，言者不详其名，幼而家贫，世业农，年十余岁，不能耕，兄辄呵之。仆愤然曰：“吾宁饿死，不累兄也！”孑然出门，投某绅家。自云：愿任洒扫，以佣值易衣食。某绅留之。居数年，见其执事勤，言语朴诚，米盐琐事悉委之会计，数日一考其出入焉。仆素不知书，而记忆力甚强。主人按问时，脱口而出，无一遗漏，如虎圈啬夫之对簿也。同辈妒其能，瑕疵于主人前，主人领之而不言。且旦日问所市物价，仆举以对，主人心识之。某夜，忽呼仆曰：“旦所云云，忽忘却，试再举之，吾将笔之于纸。”仆对如前。过数日，又呼仆曰：“曩所记者为儿辈抛书簏中，汝能记一二否。”曰：“不敢忘。”又对如前，主人私出前纸觏之，其数不差毫厘，疑始释然，以其强记也。一日，置钱千贯，钥于室，以钥授仆，曰：“吾倦于勤，不耐烦琐，室中钱六百贯，悉以付子，吾家日用必需之用，子为我备之，用毕具报；我久信子，不锱铢于汝计较也。”仆受钥，谨藏之，用时启钥取。数月余，夜计所费，急起白主人曰：“吾自受职以来，计支出已四百余贯，而室中所余者尚累累也。前说得无误乎？”因历举出款甚悉，入室数余钱，尚有五百余贯。主人曰：“吾老而健忘，然吾已有成说，六百贯外，汝可自取之。”仆固辞不受。主人益贤其廉，增其佣值，欲为之授室。仆辞曰：“小人幼背父母，稍长见逐于兄，几委沟壑，赖主人之赐，一身幸得温饱，不欲以妻自累也。”主人曰：“独不计身后乎？”曰：“吾仲兄有子三，择而嗣之可也。”遂以鳏终其身。仆体肥，硕大如瓜，喜食咀嚼，一饭历时许，饭必闭目，如有所思。或嘲之曰：“老僧入定矣！”仆应曰：“温经耳。出纳琐繁，恐多遗忘，故略一检点也。然记性已衰，吾其殆矣。”晚得啖喘疾，自知不起。一日，再拜辞主人，召仲兄子至，命扶之归。抵家，不数日，病益剧，以二百金置几上，授其侄曰：“此吾数十年辛苦所积之物，悉遗之汝。我死之日，以十数金葬我，以其余金治汝生计。汝兄弟多，不自谋生，兄弟将不汝容也。”言讫而逝，年五十四。主人闻之，以四百金赠其嗣子，子惶恐不敢受。主人曰：“是若翁所寄我也，速将去。”嗣子乃拜而受之。夫钱犹腻，近则受污。古今士夫，以此坏名节者，何可胜数！而闾巷细民，目不知书，乃能慎于所守，不敢自监而自盗焉。《论语》所谓见利思义者，其在斯人欤！某仆安在！吾将公之天下，使四万万人共得而仆之，必不负所托也。惜乎！其早数十年以死也，固特书之，以风天下之公仆。

　　【注释】
　　〔1〕本文系周恩来上中学时所写。原载一九一四年十月《敬业》第一期。署名“飞飞”；射阳，汉朝县名，今江苏淮安。周恩来诞生地。
　

寒假纪事〔1〕

　　年华逝水，岁月不居，余负笈津门，亦已三载矣。追忆曩昔，离乡别弟之日，于今六阅寒暑。一年铁岭，二载沈阳，随遇而安，因时而学。旅中况味饱尝，固未得一日享家庭之真乐趣也！逮乎既之天津，伯父携眷居焉，始稍稍有家人生趣。然南望乡关归不得，同胞兄弟各西东，又徒伤奈何而已！
　　但学校固家庭也。职教员之殷殷爱护，恳恳启蒙，无异父母。众同学之相敬相爱，相规相辅，有逾骨肉。是以跋涉千万里，负笈而来，未尝戚戚者，非是其孰能致之。然而假期既莅，则争先恐后，提筐携物以就道，若惟恐不速，盖遄返乡里之心使之然也。
　　假期归省，既为学子所公认，则按例休息，是群所欢迎，理无反对之余地。而余视之，滋有戚焉。以归既不可，聚首期无；同窗良友，复回故里。所谓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者，余于思亲之外，益以思友。冷案寒窗，孤灯弱火，容有兴哉。亦惟唏嘘叹息而已矣！夫学子共盼之假期，而余以之为堕神丧志之岁月，是余与假期为无缘也。而今岁之寒假，则迥非若昔日之沉闷，且增吾若干之兴味。是知天下事，宁容人有所揣测，亦惟凭一己之责觉达观，扩我心胸，以底于成。非然者快乐之假期已逝，未来之岁月方长。吾又安得以昔之所经，按今之所履者哉。且夫记已往足资来鉴，述前行有助他山。知者为知，非者为非，吾何容心，余惟求无负此二旬光阴，则此记为不虚矣。是为序。
　　一月三十一日，阴历十二月二十六日。假期既放，旋里者莘莘。同室二君，均整装以待归去，午后行矣。余因为会中编纂《仇大娘》稿本事，未得赋送离亭，殊为恨恨。二君既去，余独处室中，续稿时许，忽校役持单进，盖新剧团排演新剧时呼余往莅会也。余于是不得不舍笔而代以舌，诣思敏室，共襄盛举。夫假期本为休息，何有乎演剧？斯乃校长之所许，亦即体育会之所恳。缘今岁春季，北部运动会举行于京师。我校以具有战胜东亚之人才，称雄津门之声威，当然与赛。但人至众也，款至巨也，非一时可得而致，于是有演剧募捐之动议。校长亦以假中事微，且届旧历年节，闲暇者易于为非，集住津、住校之学生，有寒假乐群会之设。温课也、运动也、游戏也、游艺也，是其内容。而募捐之演剧，收费之电影，遂共为游艺部所具之事矣。会期自旧历正月初三至十五，凡十三日，今日之排演，初五正式之预备也。
　　二十七日〔2〕。日间为稿事执笔终日。晚偕友人往旧戏园观新剧。剧名《珠还合浦》，布景颇劣，饰者做作尚无大疵，惟人多南音，词多冗杂，听者既不能了了，又弗克知其正旨，于是知新剧之难演矣。盖新剧在感化社会，若使观者探骊不得，则兴趣且无，又何领悟足云。借镜鉴已身临其境者，知所炯戒矣！
　　二十八日。昨归颇晏，又续稿更余。晨起已红日满窗，急挟稿诣印刷所。时已届岁尽，手民初未之许，商良久，始允加费印。金钱万能，殊足为凡百事业之成功一助也。
　　二十九日。今日为旧岁除夕，家家爆竹声，不绝于耳，沿俗尚也。南俗晚间聚家人父子团聚一案共食，名曰“守岁饭”。北地不知有是习否？余归家食既毕，以人稀故无他务，独据一案，取校中自治励学会新出版之杂志阅之，历三时许，全书几尽。夫今日何日耶？非家庭团聚时耶？余也何如父母双亡，北堂久不闻唤子之声。回思依依膝下，此情此景，不必读蓼莪之章，便已悲慨无垠。矧兹今夕，尤令人泪盈枕席，竟夜不能寐矣！
　　正月初六日。前数日余忽患喉肿症，移居调养室。友人数来视，梦亚以疾故，相言及家世，不觉彼此同情，深有慨乎其遇。呜呼！同是天涯沦落人。余不为梦亚悲，不为余悲，余且为举世之不得同俦而一诉其平生者，一痛哭焉！
　　初十日。凤历更后，连夕演剧，殊不得闲。余之烦恼岁月，遂亦因之而减其量。人以为不得暇之困，且因之多增幸福。盖闲生惰，惰生骄，有用之精神，转化为极不堪指使之人。假期足以养成闲暇之习，今藉斯一扫斯病，岂非演剧之功，庸人又乌足知之！
　　今晨挟行囊，之车站，作京都行，与校中新剧团所组织之观剧团也，同行者将及念人。余初入都门，人地生殊，幸导者孔多，免履迷途。语云：入国问风，入境问俗。余入京师，睹社会之腐陋，闻政府之黑暗，首善之区如斯，知中国之自亡久矣，又奚待外人瓜分而豆剖之哉！
　　十二日。晨自京归，语友人以北京现状，相与叹息，久之。夫国事非不可为也，愚民政策，暗民手段，层出不穷，激之有以致之。追原祸始，不得不痛恨于障百川而东之者也。
　　后数日又复以演剧使假期告终。总之，此三星期中，光阴殊未掷之等闲。此执笔自记，颇堪自喜者也。今假期既逝，开课二日，拉杂书之，虽未能有完全之统系，然无语非衷，准吾直觉，聊以为回鸿之一顾耳。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的一篇作文（据手稿），编者考订写于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三日。题为编者所加，原题为《试各述寒假中之事况》。
　　〔2〕指阴历，下同。
　

暑假纪事之一〔1〕

　　茫茫大地之上，芸芸众生之中。树木常蕃，鸟兽时孳，色丽而气香，声婉而鸣和，处处有斯物之迹，在在均此种之居。其力之伟，其势之溥，固宜秉宇宙之权衡，执斯世之牛耳矣。乃孰知大谬不然。有所谓人也，掘起于诸物之殿，恃其能以之驱鸟兽，鸟兽莫敢不服；凭其才以之培花木，花木无有不顺。后来居上，反制前辈，其才其能果何为而若是之伟且大哉？无他，非其智勇之足以慑朝万物也，以其秉有特殊之灵耳。然人之以形骸生于世也，多不满百年，少仅一二时。百年易逝，刹那间已非故我。
　　光阴一去，老大徒嗟，得天虽厚，龙钟奚为？夫我之所以为我者，既如是其促且急，则欲为我之真我，于此短少光阴中安得不珍之护之，以系其驰耶！大禹惜寸，陶侃惜分，视光阴之可贵，在昔已然。况丁此大难将兴之日，一发千钧之时，强邻逼处，虎视眈眈。吾人枕戈待旦之不暇，又何敢安吾身而光阴之虚掷哉！余自顾何人，敢拟祖生。然既秉斯灵以为人，则天职应尽，无待迟疑。
　　今暑假之休息已尽，受业之时期方长，重整旗鼓，以图振兴。惟学业是求，忽怠惰，随遇而安，是顾用以自惕者也。而追往溯思，此五十日之假期，果何所作耶？岂假休息之名，而行休息之实耶？抑殷殷矻矻，以致力于书城笔阵中耶？夫暑假之休，原以炎夏酷暑不适于读书，群趋一室，尤不合于卫生。是以散之使自修，其所应为也。
　　余对于放假之心理既若是，故每当天清气爽之时，辄自思功课之既不余缚，则必求之于功课以外之事，能成其所以为我者为之，方不负此大好时光也。然言之非易，行之维艰。五十日之时光易逝，而我之所期者卒不克竟成，使行之不足以应言也。顾虽如是，而余对于人类所以轶出万物之上，成其所以为人之道者，固已较前之昏昏，莫知西东者，殆若天地之悬殊矣！瞥眼时光已杳，惟有补前之所不足者以足之；则今之视昔，亦犹后之视今也。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的一篇作文（据手稿）。编者考订乃写于一九一四年秋。原题目为：《人生最宝贵者，无过于光的。况今日为急进时代。片刻尤未可虚掷，诸生求学应识此旨。暑假五十日，当早署，天气清爽，犹克惕厉自勤乎？试各述所为，勿隐》。
　

暑假纪事之二〔1〕

　　期考毕，暑假放，校中寂，学子归。人人提囊携箧，或赴江干，扁舟返里；或循故道，由陆旋乡。行色匆匆，心无他系，惟家是恋。
　　一旦抵乡，欣遇家人，话桑麻旧状，诉别后情思，问故老无恙。堂前彩舞，欣双亲俱健；案上分梨，庆埙篪再逢。父子兄弟，团聚一室，豆棚瓜架，旧语如丝。既长夏之已消，亦家庭之乐事。
　　余也游子，浪迹在外，每值假期，心焉愁抑。南望乡关，欲归不得。阳关送友，益触愁思。而暑假期绵，伏处析津，西山之行既未列，芝罘之游亦无缘。斗室蜗居，几同老衲。而溽暑侵人，尤困余闷闷。所幸留校人众，有乐群会之组织，终朝聚首，足解愁思。余以释忧鲜方，遂插足其间，借破岑寂。继复因事北上春明居，凡一休沐，都门盛地，略涉一二。逮归，复游高庄，往返二次。及旅行事竣，乃裁笺答故人书，书凡百数十函，均假前积压者。
　　投报既毕，而余弟适以是时自南至。同胞兄弟，七载形离，一朝把晤，不禁泪下。然斯聚也，虽悲实喜，熟知令余愁者悲者，乃瞰其后。余伯幼以疾废，辗转床蓐，几三十年。此次余弟来后，家乡忽以疾危闻，大从父急电往询，报以稍佳。再函发问，迄无回音。今余已受课多日，而仍无一字之复，掷笔思之，尤使余悬系不已。余因之有所感焉。夫假期之设，原为学子休息遄里之需，修身定省，法至善也。但一事之行，难期普及，假期便人又岂无因之转增忧虑若余者，殆是类耳。然余固非悲观绝对，尝亦自作解脱。
　　余幼失怙恃，依于从父，津辽七载，所系梦寐者，亦仅思瞻我乡土，乐我兄弟，省我伯叔而已。乃境遇困人，卒难遂愿。余遂事从父母如昔日之事椿萱，以校为家，以同学为兄弟。北京之行也，余不啻已造西山，登万牲园之畅观楼，无异呼啸碧云寺中。而趋高庄之轮，据李氏之校舍，驰驱于深林，泳于河渠。余视乘长风破万里浪，往芝罘避暑之乐亦若是也。知足自持，性勿以境变。余非不知也，乃苍苍者天，处余既若是矣！何以弱弟之来仅一而从，使余心有两地之悬。而从父病笃，杳无音信。淮皖大水，家遭波及。既庐墓之未瞻，复悲愁之来隙。
　　记毕思之，是不能无所憾耳！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的一篇作文（据手稿），编者考订乃作于一九一六年秋，原题目为《避暑记》。
　

旧历年假〔1〕

　　古者八岁而入小学，习六艺，执洒扫，应对进退之役。逮十五而入大学，孔子所谓志于学之时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达七十而始从心所欲。是人之一生，学无止境。虽皓首高年，亦须时以励学为志。然学而不思则罔。是既学也，尤贵乎思，思之既得，明惜时矣。盖人之欲善，谁不如我，学人尽知之矣。知而不明利用之方，囫囵读去，则虚掷光阴，徒劳无益，不思之过，孰有甚于此者。故吾人既以学为终身之业，尤应以思补济之于无穷。俾一举一动，皆本诸学问，无所虚掷。而大好光阴，一去不可复返者，亦不致追悔叹息于无穷矣！是则假期之设于学校中，讵云过哉？要视利用之得其当耳。矧礼乐居于六艺，趋庭习礼，昼舞莱衣，正复假中之乐事。礼经之息有居学，岂不然耶？
　　生浙人也，负笈津门，瞬已四载。每届假期，辄南望故乡，兴行也不得之叹！所幸伯父居津，弱弟随侍，南陔之乐虽非，北地之庭终一。绕依膝下，踊跃堂前，是固旅居异地所难能也。盖生幼失怙恃，长依伯父，随宦东西，迢迢千里，形影相追。伯父无儿，视生犹子。呜呼！十岁前，生我育我者父母也；十岁后，育我之人殆伯父矣。然天下无父无母之孤儿，几何如生之得覆荫哉！杜子诗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尽欢颜。”生读至是，不禁泪涔涔下，叹世之有蓼莪之悲者，又安得千万庇荫之所，以覆育之耶！
　　今岁旧历年假，校中将循例休息，辱先生询以欲事何事？生不敏，无鸿鹄之志，鲜特异之能。谨据所志于学者，欲冀实施于假中，俾得寸进寸，积锱铢之有而成富，聚恒河之沙而成丘。庶七日光阴，不致虚掷，而未来之学业，或亦免于中辍。书云“温故而知新”，又云“学而时习之”。燕居之学，此为尚矣。然生殊弗欲埋首窗下，孜孜于字里行间，而置他事于不问也。晨兴思清，读书为宜。读而有得，继之以思。踯躅途中，睹乞丐成群也，则推己及人，视天下饥如己饥，溺如己溺。元旦结彩，庆祝阳春，则思时光易逝，岁不我与，勿徒耽安乐，以自暴弃。习俗者教育之本原。而礼乐中尤易征集祥符桃瑞，异乡异客所必应采问也。青年学子，旅居校中，晨昏乏定省之仪。际此休沐，整囊归省，庶慰倚闾之望，而生于伯父犹此志也。舍斯五者外，暇则报故人书；或约二三友人，围炉共话，达我幽情，倾吾素志，言不及乱。此又应对之学也。至若洒扫之劳，尤不可一日或忽。业精于勤，慎思惜时，果如是乎？尚望先生有以教之。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的一篇作文（据手稿），编者考订写于一九一七年一月。原题目为《息有居学。载之礼经。人贵惜时，传于宋史、诸生于旧历年假中欲事何事，盍预言之》。
　

我之人格观〔1〕

　　有大物焉，其生也不知其几千万年，其至也不知其几千万里。渴吸太空之气，饥饱四海之光。蛟若明星，清如流水。张而广之，天地莫能容；范而羁之，方寸无不备。现则世界承平，家国齐治，社会安良，亿兆之幸也；隐则奸宄立朝，盗贼蜂起，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息，水旱频仍，群黎之祸也。孔、耶、释、回以之鸣于宗教。禹、汤、文、武以之鸣于政纲。伊尹、周公、孟轲、诸葛亮、王守仁、华盛顿之徒，以之鸣其圣。许由、伯夷、屈原、张良、贾谊、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玛志尼、路德、苏格拉底之徒，以之鸣其贤。是物也，发其本性，普照万物。挥其戈矛，驱逐异类，战无不胜，攻无不取，浸浸乎有席卷天下之势。虽然人生递嬗，治一乱，天地循环，无平不陂。时或开雾睹青天，抑或浮云蔽白日。故光辉之耀，不过百年，大物之退，已避三舍。乡愚蛮貊，拜火礼物之教兴。桀、纣、幽、厉、秦皇、汉武、拿破仑、路易之君出，于是宗教厄矣！政纲隳矣！不仅此也，王莽称新，曹丕篡汉，司马之立晋，赵氏之建宋，元清入关，朱明称帝，以及欧洲之中世，各以其奸诈之术，欺压之力，蒙蔽上下，愚弄黎元。贤圣之人，于焉俱斩。而大物遂亦不得不忍辱含垢，屈伏自处于霾云瘴雾之下，待时而动，乘机以兴。又百余年，义声起于新陆，一线光明，大物乃凭之以起。蟠为根据，昂首东鸣，冀故乡之士，闻而兴起。其声哀，其志壮，西欧之民，感而应之。大物遂得张其势于东，全力以驱异类。未及百年，神州古族，跃跃欲试。大物以其可力取也，不计利害，骤于搏战。孰意攻之者急，失之者速，求其极也，恶魔之势益盛。大物且因之顿丧西欧之凭藉，退处一隅，以卫其朝不保夕之躯。茫茫旧陆，遂为异类磅礴之所，复日张其爪牙，鼓其余勇，激挑奄奄之大物，冀与背城一战，据其穴而戕其命，浩浩统一四海，遂其所为，危乎殆哉！盖今日之大物也，噫！是何物欤！其生死存亡关系于人类若是其重哉！曰：是常道也。张而广之，孔之忠恕，耶之性灵，释之博爱，回之十诫，宗教之所谓上帝也，圣贤之所谓仁、义、礼、信、忠、孝、廉、耻也。范而羁之，亦即一生之人格耳。
　　然人格之字义，固漫无限制，推以演绎浩荡无垠。何者合于人格，谓广义所言数事，即足以限之耶，则数事代名词耳，何足以言全部。是求之于文义事功，辄未能得精确之解释。然则吾以归纳法论之。夫人之一生，集无量数生物分子所成者肉躯也，集少数之肉躯以成家，多数之肉躯以成国，大多数之肉躯以成世界。是肉躯也，原成于最微分子，其极也，足以结合最大之世界。俾大地之上，不虞岑寂，众生之中，赖以扶持。然设以是属诸肉躯，吾行见其尸居余气，蠢如鹿豕，禽兽之不若，又安冀超然作万物之主人翁哉！曰：是岂别有属耶，盖即宗教家之所谓灵也、仁也、德也。统言之人格耳。
　　夫人格之造就，端赖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大道所在，正理趋之，处世接物，苟不背乎正理，则良心斯安，良心安，人格立矣。大禹下车泣罪，商汤祷雨桑林，是圣人以背于正道，而引以为良心未安。放太甲于桐，避成王于东，是伊尹、周公之未安于良心也。王道衰微，孟子求用于齐；汉室凌夷，诸葛竭智攻曹；王守仁履虎尾而不惊；华盛顿伸大义于天壤；帝王之尊，许由、伯夷鄙如敝屣；屈原、贾谊卒以自沉；博浪之椎，张良义击，黄龙痛饮，武穆忠怀；文天祥、史可法国仇未复，饮恨九泉；玛志尼壮志已伸，光荣祖国；路德以宗教之黑暗，创为新派；苏格拉底以愚民混沌，揭以哲学。其他若汉之党锢，明之东林，美之花旗之战，要皆能发以正义，补其良心之所未安。呜乎！茫茫天壤，莽莽大地，所以得生存于世界，而向全盛之境、大同之世以共趋者，岂非恃此一线之人格耶！
　　然而此往事矣。今也何若？欧战方酣，群相为敌，丧数千万之人民，耗无量数之资财，以供彼一二帝王之快欲。炮弹一声，人烟寂矣，鱼雷一炸，巨舰渺矣。以世界之中心，顿化为枪林弹雨之场。工停其业，商止其贾，士投其笔，农罢其耕，牺牲其宝贵之生命，从事于杀人杀敌，按之于宗教之义、圣贤之言，果足合耶？问其良心，足以安耶？是人格之已失，尚何大道之可求？乃各国独夫，犹日祈其上帝，诚不知上帝果将谁助。
　　呜呼！大道沦丧，人失其格，固无品评之价值也。然此犹异族之背于良心也，而同类则如何？辛亥光复，于今五载，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民可以无议院，政治可以揽独权。然专制设果有裨于国是也，则为之何伤。无如良心已失，人格已丧，颜为无廉耻之行，使举国尽由妾妇之道。民意可造也，私法可定也，反手为云，覆手为雨，暮四朝三，愚鼓黔首，忽而帝制，忽而共和，腾笑万邦，贻羞后世，使居世界四之一之人民，蒙不洁之耻，占四万万方里之禹域，载无耻之民。吾为国耻，吾为民愧，吾益为世界之人种辱，世界之土地羞也！
　　然追原祸始，罪安归乎！是不得不归过于教育也。盖无识者非创议之士，亦决非治事之人。欧战由来，神州陆沉，其远因咸出于学者之号招〈召〉，全洲全国风从，亦一般学者之作用，使非数万万人咸趋于无良心，失人格之境不止也。是以欧土学者众多，响应之势亦巨。神州黑暗，遂演成二三子欺瞒之结果。但究其极，均学者之过。学者之过，教育之失旨也。是欧洲人士，训养教练数十年，仍未入乎正轨。吾国兴学数十年，固茫茫如五里雾也。然而追溯百数十年，人格之尊又如彼，岂前之教育宗旨异于今耶？抑治国别有其道耶？痛定思痛，是不得不痛恨于清末之委颓不振。俾斯麦之铁血主义，有以致今日之欧洲大战，神州陆沉也。呜呼噫嘻！东瞻美土，西望欧洲，大物根据之动，渐如风雨飘摇，恶战结果，靡所底止。返顾国中政体虽已复原，而昏暗愈甚，招魂不返，凭依失所，茫茫宇宙，芸芸众生，哀人格之失，怅知音谁是？吾党青年，有兴起者耶？时乎时乎，不再末〈来〉矣！

　　【注释】
　　〔1〕本文原载一九一六年十月《敬业》第五期，署名“飞飞”。
　

第二章 东洋求学

　　初到东京〔1〕

　　颂言兄左右：
　　暑安！
　　匆匆一别，方期有机再聚，乃开学时越，兄竟不来。比弟过奉，兄适同时入关，两途出入，缘悭一面，恨也何如。嗣抵长，曾匆匆上一片，度久达览。东来忙于课，兼习疏懒，遂迟迟未报只字，歉仄惭愧，执笔时诚不知持何理，以应吾兄。忝蒙垂爱，厚我情殷，当能为之恕也。弟自居此，饮食起居尚无大不顺。乍至，席地而坐，而饮，而食，而读，而卧，颇觉不惯，久之亦安。初至，偕蓬仙寓早稻田，现移来神田，下宿日馆。食日本餐，食多鱼，国人来此者甚不惯食，弟则甘之如饴，大似吾家乡食鱼风味，但无油酱烹调，以火烤者居多。国人咸住中国人开设之馆，为便于食味。故日馆较中馆清静，无喧哗声，便于用功。弟现预备日文，无大困难，所难者懒病时发，不肯向书堆里求快乐，是为病耳。官费考试在明夏，届时背城之战，十有九必败，缘来此日文程度一年，用功者可保考入，若弟优游性成，诚难有把握矣。南开同学来此者已至三十人，常相聚会，异邦相聚别具一分感情，“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者。今将届年关，又将大团聚，解此寂寞矣。平时散居各处，自用其功，各不相扰，较之南开生活，大相径庭。每阅《校风》，未尝不念念，弗忘旧日之快乐生涯，此身此世恐不再得。兄闻之，然欤？否欤？日本风俗，不见优美，好在谨言慎行，无不可居之地。倭国虽小，安分克己，尚无不合式也。留东学子在此，约分三派：一埋首用功，不闻理乱；一好出风头，到处声张；一糊涂到底，莫明其妙。此外，持求学济世，以用功为根，交接为道，糊涂藏隐者，乃属上流不可多得之士。若胡作非为，则下之下矣。留东学生好出风头之习，在东京已司空见惯，明哲多裹足不入是非之场。弟初至东京，友人告弟，俟留学生开会时，往观其内容便知底情。孰意首次到会，即值围打公使馆之事，暴动行为悉入眼底，一群无经济能力之国民，叫跳怒骂，心可钦，行可诛，见之伤心弥甚。然不见究，莫明真相，亲身见之，益知详细。虽是日大雨淋身，几湿透重衣，亦忘其为苦。使我兄当时在场，想能起一种感想，家国恨，天下事，不堪一提！极目神州，怆怀已达极点！乃争权者犹红其眼，磨其拳，不顾生死，哀哉！苦吾民矣，为之奈何！母校遭水后，幸借地有所，得以继续不辍，乃先生因是将见信任于学生，昔日不满意之声浪当已消灭。校中近况何如？甚念，暇望示我一二。各友想均好，同时致训一信，望互相换阅，彼此均有详此略彼之处，乞两兄合读之能为完璧。岁寒矣，东京犹有秋气，京津当早飞雪花，海天万里，念与兄年来过从之雅，追怀不置，不能尽尽尽尽，容续报。匆匆，即颂
　　日羊！
　　弟 周恩来 拜
　　十二月二十二日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由日本写给陈颂言的信（据手稿）。陈颂言，又名陈尚文，浙江绍兴人，周恩来的南开学校同学。
　

记述一九一八〔1〕

　　一月一日（丁巳十一月十九日戊申）（星期二）
　　气候：晴阴不定。温度：四十五度。
　　提要：（修学）悟则为佛，迷则众生。
　　（治事）晨起往青年会，见伯鸣、天池。午后涤愆、蓬仙、涤非来。去后取《南开思潮》阅之。晚访铁卿于其寓。
　　（通信）接涤愆、润泽、安甫、春生、白涛贺年片，乃如、念远、〔季〕贤信各一。致安甫、〔速〕达信片一。
　　今日是阳历的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七年也，我的日记就从今日记起。但愿自今日往后，一天不缺，留个纪念。等着老年的时候想起幼时的光景，翻一翻这本日记，想着或者有点儿趣味。若是说留着事迹给人家看，这个我是万万的不敢想，亦不愿真够儿有这个事。我今年已经十九岁了，想起从小儿到今，真是一无所成，光阴白过。既无脸见死去的父母于地下，又对不起现在爱我、教我、照顾我的几位伯父、师长、朋友。若大着说，什么国家、社会，更是没有尽一点力了。佛说报恩为无上，我连恩还未报，又怎么能够成佛呢？俗语说得好：“人要有志气。”我如今按着这句话，立个报恩的志气，做一番事业，以安他们的心，也不枉人生一世。有生以来沾着这个“情”字，至于赤子之心……
　　一月二日（丁巳十一月二十日己酉）（星期三）
　　气候：早雨晚晴。温度：三十八度三。
　　提要：（修学）佛门十戒：杀、盗、淫、两舌、恶口、妄言、绮语、嫉、恚、痴。
　　（治事）早，涤愆、冠贤来。既去，读母亲遗墨。下午，见伯鸣，遇朴山，偕至浅草观电影。
　　（通信）接剑帆信一。
　　晨间起来后，童冠贤来，等吴涤愆，打算同到江勉君的住处，约他做南开同学会的庶务，不一会儿涤愆来了，两个人商量一同前往。忽然想到书记一职，陈铁卿还没答应担任，所以先打算去劝铁卿。本来这书记的事，冠贤干事长先叫我干，我想想我要预备功课，三月里还打算考师范，实在没有闲功夫，便辞绝了。就是评议员，我还打算辞去，等到后天开会时向大家说说，不定可辞去辞不去。他们走后，我把带来的母亲亲笔写的诗本打开来念了几遍，焚好了香，静坐一会儿，觉得心里非常的难受，那眼泪忍不住的要流下来。计算母亲写诗的年月，离现在整整的二十六年，那时候母亲才十五岁，还在外婆家呢。想起来时光容易，墨迹还有，母亲已去世十年了。不知还想着有我这儿子没有？
　　一月三日（丁巳十一月二十一日庚戌）（星期四）
　　气候：奇冷异常。温度：三十五度一。
　　提要：（修学）三十不婚，可以不婚；四十不宦，可以不宦。
　　（治事）晨间至青年会见涤非。归寓取靴付鞋店修理。午间阅《思潮》。晚蓬仙、涤非来。
　　（通信）接孙多杲君贺年片。
　　早晨没起来的时候，觉得天气较往常冷的多，越怕冷越懒得起来，一直等到十点多钟太阳都已上窗了，才忙着穿衣裳起来。想我来日本已经三个多月了，只因为不入学校预备，自由，有时候便学懒了，较起我在南开时的活泼样子实在差的多，从今后须要把我这懒病除去方好。早饭后往青年会，见着陈、夏二友，临走时又见着涤非同丁立美牧师往早稻田去，我约着涤非晚间同蓬仙来找我。晌午的时候，我一个人闷闷无聊，拿起《南开思潮》来看，中间有好的同坏的地方，加批批了很多。因为前四天南开同学会有人提议说《思潮》不好，我听见所说的话很有些不公，明天还要开会讨论此事。我所以今天预备预备，省得明天没有话说。晚上涤非同蓬兄来，谈了许久工夫。
　　一月四日（丁巳十一月二十二日辛亥）（星期五）
　　气候：先阴后晴。温度：三十八度五。
　　提要：（修学）不婚不宦，情欲失半。
　　（治事）早兴后往青年会观报，夏伯鸣赠我以食物。归，以火热之，蓬仙、涤非先后来，相与共食。下午同学会开会。晚蓬仙来。
　　（通信）接新慧、醒亚、朵山、希陆、公孟信各一。新慧、峙之、荫南贺年片各一。致鸿阶、敬咸信各一。
　　早晨起来后，写信两封。到青年会见着伯鸣、天池。伯鸣给我一碗酒糟，拿着回来用火热了，适巧蓬兄从早稻田来瞧我，遂同着一齐儿吃。一会儿涤非亦进来了，尝尝滋味，很觉吃不惯。午饭后，涤愆来了，坐着谈了一会儿话，同着到东亚学校。因为今天是同学会开会的日子，等到二点钟，同学诸位到了十七八个人。童冠贤是总干事，他主了席。起首是宣布职员：“总干事童冠贤，副干事吴涤愆，会计王善之，书记陈铁卿、刘东美，庶务高仁山、江安甫。”宣布完，选举后补评议员，季冲、涤非、伯安、念生、天池、子鱼，全选上了。不一会，评议部开会，我说我要辞职的意思，大家居然允许。我这几天的想头居然达到，而且攻击《思潮》的事，亦因为我反对，打消了。
　　一月五日（丁巳十一月二十三日壬子）（星期六）
　　气候：天色甚好。温度：四十度五。
　　提要：（修学）绵绵葛 绵绵恨；寸寸相思寸寸灰。
　　（治事）晨兴后以馆中扰扰，忿出访伯鸣，至本乡访朴山不遇。午后访伯安，谈久之，出，游浅草，观电影。晚归甚晏。
　　（通信）接拱宸信一。
　　昨天晚上蓬兄来吃晚饭，因为馆子里的日本饭不甚好吃。出去要了几样番菜，外加了两瓶酒，两个人带吃带谈，很觉高兴。今天早晨起来，馆子的下女忽然向我要房钱；我告诉她上月的房饭钱只差一块多钱，等几天给你。她一定不依，并且还拿出昨天要番菜的帐来。我见她这样无礼待我，加着我不会说日本话，一概置之不理。停会儿，店主妇也上来指指画画，我更加讨厌，并不睬她，穿起衣掌出去。不想下女赶到门口叫我站住，我气的穿上鞋子就走。先到青年会见着伯鸣、天池，说二三句话儿，随后到本乡找朴山，他已经出去了。饭后到杨伯安那里，谈了很长的工夫，一同出来到浅草看电影。等回到馆子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了。
　　一月六日（丁巳十一月二十四日癸丑）（星期日）
　　气候：似有春气。温度：四十八度二。
　　提要：（修学）禅门第一戒是不打诳语的。
　　（治事）晨起往寻朴山，未遇。见希天、介眉谈许久。往早稻田见冠贤。饭后与蓬仙、白涛往涤非处，出访冠贤、东美等。
　　（通信）接乃如、问凯、仲芳、琢章、竹君、琴豪、琴弟信各一，日成片一，致述厂、问凯片各一。
　　今天起来后，店主妇见着我忽说道：“对不起的很！”我听见起初还不明白，后来想起我昨天晚上，我回来的时候，将欠的钱全给她了，所以她今天，她说这话。仔细想去，日本人的眼光，真可谓又小又贱了。早点心吃完后，上本乡找朴山，又未见着。在谢介眉屋中谈谈，并且还遇着希天。快到午刻，复别了介眉，上早稻田见蓬兄、涤非，均不在家，往中华馆见着冠贤。午饭后，同蓬兄、白涛到涤非处谈了半天，出来又到冠贤处，见着东美同杨、李二君。冠贤告诉我，前天同学会开会有人疑惑我闹意见，冠贤已经给我解释我的辞职理由。冠贤又问我的真意，我也告诉他。谈了许久，又在中华馆晚饭。晚上还同他们上浅草去看喜歌剧，剧中全是日本话，一点儿也不懂，只觉跳舞的是不错。
　　一月七日（丁巳十一月二十五日甲寅）（星期一）
　　气候：较昨冷甚。温度：三十九度七。
　　提要：（修学）与我善者为善人。
　　（治事）晨间，朴山来，偕出，觅贷间，至一处以话不通，寻轮扉为问。午饭，三人同至本乡见诸友，午后归，偕子鱼觅房。
　　（通信）接公孟、柏荣信各一，云弟片二。致公孟信一，述厂、琴豪片各一。
　　这几天因为是新年，学校里放假几天。今天是开学的日子，早早起来，先到单人教授的地方上了一点钟的课。那个先生是一个日本老先生，性格尚不错。九点钟回来，不一会儿，朴山来找。同着他出去找贷间。因为我想搬，不愿意在这馆子住的原故。走了一个地方，见有空房，问了房主半天，有些话很不明白，找轮扉去问他，才知道已经租出去了。午饭，朴山约着轮扉同我到本乡去吃，同时还见着涤愆、希天、介眉。两点钟回来，又同着子鱼找了一会，仍然是没有一个合式的地方。路上遇着徐君泽溥，他说他的贷间要不住了。我连忙到他住的地方看看，觉得很好。我同他约会，他的朋友同他要是搬走，我就补他们的空儿。晚上蓬兄、子鱼、伯涛、伯鸣，全来找我，适巧我到铁卿那里去了，等了半点多钟才见着。
　　一月八日（丁巳十一月二十六日乙卯）（星期二）
　　气候：冷风刺骨。温度四十度三。
　　提要：（修学）死者已矣，生者何堪！
　　（治事）晨起至东亚学校，得家信，痛知八伯父故去，哀痛异常，不知所以。下午蓬、朴、涤、冠诸友均来慰。
　　（通信）接八弟来信、毓书贺年片。致四伯父、生父禀各一，八弟信一。醒兄、云、禅两弟片各一。
　　昨天因为找房子的缘故，东亚学校的课没有上。今天起来，正往单人教授那里去上课，走进东亚，接着八弟的来信打开看时上面写着“八叔父故去”五字。我身在海外，猛然接着这个恶消息，那时候心中不知是痛，是悲，好像是已没了知觉的一样。想起我爷爷膝下四子，我父亲〔2〕早就去世，以后接连着四妈、干娘、母亲同着姊姊、弟弟全都去世，四伯自四妈去世后，隔着八年四姨才进门来；跟前又没有个弟兄，干爹从干娘死后已经十一年了，总没有再续。我是父母双亡一支中还算八伯跟前是完全的，不想天不谅人，叫我们这支四房头鳏寡孤独全都占全了，真真是可怜，可惨到极顶了！加着家中竟〈境〉遇如此，遇着这样大事，还不知如何是好呢！
　　一月九日（丁巳十一月二十七日丙辰）（星期三）
　　气候：北风凛冽。温度：四十五度。
　　提要：（修学）南北东西，鳏寡孤独。
　　（治事）早起往东亚寻合意之班。归来读日文，午间访轮扉。晚间，朴、涤、轮三友均来。
　　我自从昨天接着八伯去世这个信息，心内非常的不安。今天到东亚学校里去看国内的来信，接着去了几次，总没有见给我的信，家里头不知现在如何办法。四伯也不知回淮去没有？上月接八弟来信说鲸弟已经到了南京，现今大约又要回去，八妈同妹妹又不知怎么样呢？想起家中一个要紧的男子也没有，后事如何了法？这几年来八伯同八妈的苦处已算受尽了，债务天天逼着，钱是没有，一家几口子饭是要吃的，当也当尽净了，卖也卖绝了，借是没处借，赊是没处赊，不要说脸面是没了，就是不要脸，向人家去要饭吃，恐怕也没有地方要去。八伯这个病，虽说老病，然而病到现在，何曾用一个钱去医治的呢？简直说是穷死了。
　　一月十日（丁巳十一月二十八日丁巳）（星期四）
　　气候：不异于昨。温度：四十二度。
　　提要：（修学）南望家乡归不得。
　　（治事）上午访朴山、子鱼。午间偕轮扉定贷间，于仲辕乐町三番地松泽方。下午见铁卿、天池、伯鸣。晚自玉津馆移至。
　　（通信）接乃如来函。
　　昨天晚上轮扉来告诉我说，离着玉津馆很近的地方有一个贷间，住的是轮扉的朋友。他今天要搬，问我去住不去住？我当时同他去看这个贷间，房子尚不错，地方僻静的很，甚合我的意思。我就许了轮扉，说准搬。今天起来先到朴山那里去，请他给我想法子。因为我从玉津馆搬出很要几个钱儿，朴山应许我到经理员那里想法了。我回来等他信儿。下午朴山来说，经理员现因手中没有钱，过几天才有呢。我听见不行，又找别人。末后，向着铁卿借了十块钱。晚上遂同着轮扉搬了过来。这个贷间共总六铺席，房钱是五块钱一个月。窗户向着西南，下午太阳光可以照进屋子，空气还好。房主是一个男子，对待的看着还不错。
　　一月十一日（丁巳十一月二十九日戊午）（星期五）
　　气候：稍见和暖。温度：四十度三。
　　提要：（修学）欲速则不达。
　　（治事）早起至单人教授处不遇，归寓。朴山来。饭后，涤非来，偕访日师，回往沐浴，毕。至青年会。晚致友人信数件。
　　（通信）接溪如、撼岳信片各一。致蓬兄、涤愆、撼岳片各一。乃如、慧弟信各一。
　　这几天因为家中没有信来，我心中急的了不得。今天起来后，到东亚去看信，仍然是没有。我想八伯死去这样大事，四伯、干爹心中难受自然没有写信的心思了，难到〈道〉八弟也不写个详细信给我么？或者这个信息是错了？然而八弟信上明明写着八伯故去，四伯还要回家的话，一定不是乱听乱说的事了。连着这三天，夜里总没有睡着，越想越难受。家里头不知是什么样子，四伯急得更不用说了。只恨我身在海外，不能够立时回去，帮着四伯、干爹做一点事儿。如今处着这个地位，是进不得，也退不得。转而一想，就使我暑假后不来日本，中学毕业的程度能够做多大的事？那时候恐怕于家里既没有补助，于我倒反有大害了。想到这里，我现在唯有将家里这样的事情天天放在心上，时时刻刻去用功，今年果真要考上官费，那时候心就安多了。一步一步地向上走，或者也有个报恩的日子。如今我搬到这贷间来，用度既省，地方又清静，正好是我埋头用功的日子，任什么事，我也不管了。
　　一月十二日（丁巳十一月三十日己未）（星期六）
　　气候：忽又转暖。温度：五十度四。
　　提要：（修学）见小利则大事不成。
　　（治事）早起读书毕，至青年会。午饭后，访子鱼，谈许久。晚购炉炭归，取火自暖。
　　（通信）接乃如片一，公孟、问凯、硕陆、柏荣、雨辰信各一。致述厂信一。
　　今天没起来的时候，睡着想起家里头的事，可怜八伯自小的时候得着这个残疾，一辈子没享过福。我自从出来到现在已经八年了。家里头景况是一天比一天难，不要说八伯发起病来没有钱去治，就是一天三顿饭，有时候连粥还没有吃的呢，哪能论到饭哪！可见这样的境遇，穷也穷死了，何况有病呢？照这样论，我们做子侄的罪，真真是不小了。
　　一月十三日（丁巳十二月初一日庚申）（星期日）
　　气候：一如昨日。温度：五十度四。
　　提要：（修学）天下无真是非。
　　（治事）早起往青年会阅报，午时访朴山归来，见伯鸣访铁卿，知涤愆移居事。晚购物少许。伯鸣、轮扉先后来寓。
　　（通信）接性初信一，致公孟、乃如、性初片各一。
　　昨天早晨接到乃如来的明信片，告诉我在天津遇见四伯父的事，并没提起八伯死的信息。难道这个事四伯没告诉乃如么？或者是告诉他，他以为我不知道，不忍得告诉我？也未可知。再不是，就是这个信息传错了。我今天早晨给乃如复去一个明信片，提着此事，但愿果真是假的，那真是如天之福了。这几天，我自从搬出玉津馆后，每天吃饭总是在外边零吃的，接连着望各处食堂去试试口味，有时候觉得很不好吃，不过钱是比包饭省多了。想起我在南开时候，除了去年上半年，因为运动的缘故，平常吃的很多，余者二年多全都是在门口零买，或者是到小饭馆里零吃，算计用费，觉得很省。现在我又用这法子，在日本去行。但愿如我的意思，成了功，那可是好了。
　　一月十四日（丁巳十二月初二日辛酉）（星期一）
　　气候：西北风烈。温度：四十二度。
　　提要：（修学）与我善者为善人。
　　（治事）早起上课归，接家信及弌叔来函，甚满意。午间朴山来。下午读书毕，至青年会，伴天池游浅草，送其行也。
　　（通信）接四伯父、弌叔来谕各一。上四伯片一，弌叔、生父禀各一。
　　今天早晨上完课后，去到东亚学校，接着两封信：一封是四伯来的；一封是高老师的。我盼这种信很急，今天连接着两封，真是意外的事了。四伯的信是告诉八伯死后的一切事情，说是二伯同六伯一共寄去五十块钱，成的殓。四伯得着信，随后又寄去四十块钱，写信给王大太爷，请他到家里去照料。照这样信来，这个信息是一定无可疑的了。可怜听说棺材只二十多块钱、衣裳十几块钱。八伯受苦受一辈子，连死后也不得个好穿、好殓。四伯说：“我无以对八伯，即无以对祖父母也！”我想起我们做子侄的，现在既没有力量帮助几个伯伯去顾家，还一天一天的饱食暖衣，真真是没有一点良心了，要再不着实用功，那还成个人么！
　　一月十五日（丁巳十二月初三日壬戌）（星期二）
　　气候：稍佳于昨。温度：四十度五。
　　提要：（修学）克己恕人。
　　（治事）早，上课；归来，读书，阅报。午间至写真馆照相毕，往青年会阅报。日落途遇伯安。晚购书数种归读。
　　昨天四伯来的信说，八伯是十二日巳刻故去的。算计时日，一定是阴历十一月了。那一天正是阳历十二月二十五，云南起义同着耶稣圣诞的日子。想起来我那个时辰，正给八弟去信，信中有提起家里头的话，顿时间转念到八伯，心里头很觉难受，以为八伯的苦处不知何日受尽。不想，同着这个时候，八伯已经在淮城去世了。这样看起来，可见事事全有个征兆。何况我同八伯是亲叔侄呢。只恨我全无良知，不曾悟到此事；八伯死后十几天正赶着是新年，我终天喜笑玩乐，何曾有一点儿难过的想头，真是不孝极了！但是，孝要心孝，八伯死的消息，前者既不知道，还有托词；从今天起要再不发愤用功，那更对不起八伯这几年受的苦处了。可怜我就是有了出息，近支子的人是一天比一天少了。
　　一月十六日（丁巳十二月初四日癸亥）（星期三）
　　气候：寒风刺骨。温度：三十九度九。
　　提要：（修学）破除成见。
　　（治事）早上课归，阅报、读书。午间至青年会见南开新来陈、李两同学，晤朴山友李君。下午读书，朴山来。晚至青年会。
　　前天高老师来信说，因为接着我的信，知道我的日用不十分充足，自己想谋个教育界兼差，打算每月接济我几个钱，并起怪我为什么不将详实情形告诉老师。我听见这种话，心里头是又感激，又惊讶。想起我当初写信的时候，我是怕老师惦着，所以照实的告诉我当时情形，并没说十分困难，不过说用度有时候不足就是了。不想老师就这么打算起来。听说还要叫干爹告诉二伯去。这事如何办得！我在这里已经惊动多少朋友，那能够再向国内打扰呢！况且老师手中也不宽裕，在京兆尹里头已经是寅年支了卯年粮了。要真够寄来钱，我问心那能安呢。再说我已不是不能受苦处的，家中这样景况，我焉能有心去舒服呢！
　　一月十七日（丁巳十二月初五日甲子）（星期四）
　　气候：冬日可爱。温度：四十二度八。
　　提要：（修学）行其心之所安。
　　（治事）早至东亚上课毕，复往单人教授处。午间子鱼、季冲来。午后上课毕往站送天池归国，遇涤愆、东美、伯安。
　　（通信）接仲千信一，介眉片一。
　　从今天起，我往东亚每天上四点钟课，上午两点钟，下午两点。单人教授的地方是一点。我因为上课的时候很多，早晨起来就要上学，没有工夫吃点心，所以每天打算吃两顿饭，借着这个机会并起〈且〉可以废止朝食，实在是件很好的事情。今天下午上完课后，赶快到车站去送天池，正巧东美同着他在那块儿买票，一会儿涤愆、伯安也来送他。到了四点钟笛子一吹，就见火车慢慢地离开东京，天池也随着车子去了。来了两个月，聚着多少日子，忽然的又走了，真是人生聚散无常了。涤愆告诉我说，远泽回来说，文姗寒假回家时吐了几口血。我听见很奇怪，想着文姗那样子身体，怎么还会吐血呢？这里头一定是有别的病源，也未可知。
　　一月十八日（丁巳十二月初六日乙丑）（星期五）
　　气候：渐趋春竟。温度：四十二度。
　　提要：（修学）人定胜天。
　　（治事）早上课毕，归。致禅弟，乃如片，告以课忙不克多书。下午偕同学陈警伦访新至同学李君，谈甚欢。晚始归。
　　（通信）接乃如、禅弟、[叔梧]信各一。致乃如、禅弟片各一。
　　昨天我往车站上送天池的时候，听说仁山已经回来了。我想国内一定有人给我带东西来；今天一早，果然伯安来找我，给我一包东西，说是仁山交给他拿来的。打开看时，却是乃如给我从鼎章洗来的照相，并同着慧弟去年夏天照的相片，我看见喜欢的了不得。经理员那里报名的事，我因为没有相片，等到今天还没去。这下子可能够报了。前三天我往电光照相馆照了一张十二的相片，洗出来看着还不错，不过是太小点，不能拿着它做大事。慧弟我有四个多月没见他了，想起这两年来我们两个相处的知心。去年上半年同屋子的相得，真正是蓬、醒两兄，云、禅两弟，朴山、尹山之外第一个好友了。
　　一月十九日（丁巳十二月初七日丙寅）（星期六）
　　气候：天尚和暖。温度：四十一度七。
　　提要：（修学）尽人事。
　　（治事）早起见雪花飘下不数分即止。涤非来。下午课毕，往早稻田晤蓬兄、涤非、冠贤、化民诸友，在蓬兄处谈至夜方归。
　　（通信）接克忠、公孟信各一。
　　今天早晨起来的时候看见雪花儿飘飘飞下，不久的时候，就不下了。我自从到东京后，这算是头一次下雪了。一会儿涤非来，我告诉他今天下午我到早稻田去。下午上完课后，我立刻坐电车往早稻田去，到了那块，见蓬兄、涤非均不在家，先到冠贤那块谈了一会儿。仁山、东美全出去了，等着总没见他们回来。吃晚饭的时候，蓬仙来找我，同他到中华楼吃了晚饭，回到他们住的地方谈心，不一会儿涤非也来，徐化民本来同蓬兄是住在一起儿的，所以四个人谈到九点多钟才散。我回来想着，给高老师去的信，曾提着请他给云弟想法子谋个事情，贴补他的费用，现在也不知怎么样呢。
　　一月二十日（丁巳十二月初八日丁卯）（星期日）
　　气候：终日无云。温度：四十三度二。
　　提要：（修学）白发衰颜非所意，壮心横剑愧无勋。
　　（治事）晨起访朴山，偕至谢介眉处，未遇。午餐毕，至青年会伴陈、李两同学游王越美服店。晚遇仁山、东美。
　　（通信）接四伯父来谕一，云弟、尹山信各一。
　　一月二十一日（丁巳十二月初九日戊辰）（星期一）
　　气候：狂风蔽日。温度：四十二度六。
　　提要：（修学）乘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治事）晨起上课毕。午饭朴山至寓访，未遇。下午访伯安，归购食事，自炊晚膳甚[久]，得读述弟来信甚欢。
　　（通信）接述弟长函一。
　　一月二十二日（丁巳十二月初十日己巳）（星期二）
　　气候：阴云满空。温度：四十二度。
　　提要：（修学）振衣昆仑，濯足扶桑。
　　（治事）早起后上课三小时，至青年会阅报。午饭后归寓，见山兄已来过，一钟至东亚取作文本，随至本乡访介眉。
　　（通信）接乃兄、春源、膺九信各一。致述弟、克忠信各一，春源片一。
　　昨天下午，接着述弟寄来一封很长的信。我没打开看时已知是不来的话。假若他要能来，又何必还写这么许多的事告诉我呢？打开来看了一遍，果然不出我所料。盼信盼到现在，依然是一场空，真正是叫我失望得很了！述弟他说不来的缘故是，因为家里头老人不放心他到这样远的地方来。他现在打算要到约翰去。我看起来，约翰是个教会的学校，对于我国实在没有什么好处。今天晚上，我连忙着又写一封快信给他，叫他斟酌，斟酌再三，或者哀求老人将来东的好处多说一说，或者能打动老人的心，也未可知。
　　一月二十三日（丁巳十二月十一日庚午）（星期三）
　　气候：白雪飘飘。温度：三十六度。
　　提要：（修学）人生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治事）早上课毕，阅日报，载日本国会事有感。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苦思未来事，恍然有悟。
　　（通信）致警民、雨辰信各一。
　　今天早晨看《朝日新闻》上登着日本昨日国会开会的事情，各党派质问的情状，寺内内阁同着各大臣演说的事情，我心中颇觉有个大感触。我国现在是没有国会的，临时参议院是个不成问题的东西，终久总要解散的。将来的政局不论是新国会、旧国会，反正是一班宝货。人民的程度、普通的智识是这个样子，哪能够有好国会呢？至于做官的，有几个真心为国的？想来实是害怕得很。晚间我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到“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要下来。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学还没有求到门，竟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一月二十四日（丁巳十二月十二日辛未）（星期四）
　　气候：复转和暖。温度：四十三度七。
　　提要：（修学）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
　　（治事）早得柏荣信，为□□事心甚急。午间至青年会阅报。下午轮扉来。晚至伯鸣处谈许久，归。
　　（通信）接柏荣、敬韩信各一，南开同学会片一；致拱宸、撼弟信各一。
　　天下事没有不预备还能成功的。我想起十年前留学日本的学生，坏的不说，知道爱国的人，大半分为两派：一派是服从革命；一派是赞成君主立宪。这两派的，全是希望去把国家弄好了；但是主意不同，遂互相攻击。激烈派看着稳健派没有大出息，有奴隶性，极力排斥；稳健派看着激烈派暴跳乱骂，毫无建设思想，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也持着反对的主意。究竟这两派天天打着旗子排斥人，他自己预备了没有？还是毫无实力，等到回国做事的时候，一个一个的狐狸尾巴都现出来了，那里还能为国呢？
　　一月二十五日（丁巳十二月十三日壬申）（星期五）
　　气候：略见微雨。温度：四十二度八。
　　提要：（修学）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治事）晨课毕，书信数通。下午自东亚归，拟出访季冲，途遇山兄，同折回寓所，候涤愆来，谈至晚始去。
　　（通信）接八弟、述弟、蔚弟、公孟信各一。上四伯父、生父、弌叔禀各一。
　　致乃如、春源、敬韩信各一。
　　昨天，我说留东学生分作两派的事，现在在政界做事的人，除去老官僚同着武人以外，大半就是这两派了。这六年来的成绩是这样子了，以后的情形还不敢豫料。单说激烈派，自从革命以后，出了两次风头，毫不容人，气盖一世，到临了是一败涂地。要说他们不爱国，是真冤枉他们。但是其心可钦，其行可诛。撼弟论他们的话，实在是不错的。至于稳健派，每遇着得意的时候，多半跟着就是失望的事情。如二次革命以后，帝制取消。复辟失败后，多半是他们得意的时候。然而不久的必然，是被人家推倒了。此外，如同老官僚、武人等，那更是脑子简单，无可救药的。看起他们这两派失败的原因，大半是从前没有豫备，才闹出这样的结果来呢！
　　一月二十六日（丁巳十二月十四日癸酉）（星期六）
　　气候：气候转暖。温度：四十六度。
　　提要：（修学）待得春回，终当有东风。
　　（治事）今日起甚晏，未上课。午后访李君象模谈少顷，出往日暮里访季冲，不遇。归遇蓬兄，须臾季冲亦来，谈甚欢。
　　（通信）接乃兄、荫南信各一。致公孟信一，乃兄、述弟片各一。
　　我说的留东两派的事情，差不多现在国内政局多半是他们去支配。至于留西的学生，全都在这两派统治之下，不然就是自命清高，去办教育。然而教育机关必须受行政的分派，到底还是没出了这两派的范围。论起这两派没有豫备的事情，求学不足还是小事，最大的就是没有真正立身的根本，去与这个恶劣的社会交战。所以，每临到自己头上，一战就败。平常任他骂人、夸嘴，自己上了台，依然是不行。这并不是旧官僚的利害，手段比别人高，武人的枪炮好使，还得说自己的力量薄弱，经不起抵抗的。论起这个，我们现在来到这里求学，第一样事情，就得炼铁石心肠、钢硬志气，不为利动，不为势屈，才能有效。要是连自己还信不着自己，那就莫如快死为妙。
　　一月二十七日（丁巳十二月十五日甲戌）（星期日）
　　气候：依然如昨。温度：四十二度六。
　　提要：（修学）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
　　（治事）昨已得醒兄结婚喜信，今早急往告山兄。午饭后往汉阳楼同学会开月会，到者二十余人。晚仁山来谈，去后，至青年会。
　　（通信）接禅弟来片。
　　昨天蓬兄来的时候，告诉我醒兄来信说：年假回家，因为家里头命叫他阴历腊月二十一完婚。我听着这话，想着醒兄本来是不愿意早早结婚的。亲是早定下了，这个主张一定是堂上的主意。醒兄上有重堂，祖父母年已六十余，自然是急欲见孙子媳妇了。醒兄是很孝行的，当然是不能违背。好在醒兄还说，结婚后醒兄夫人还能接着念书。这是件很好的事情了。昨天同蓬兄商量着，乘着季冲回津的便，给他带些东西，并且还要做一篇贺文，不许客气，书我同蓬、山两兄的名。蓬兄很赞成。今天问山兄，也很表同情。不过这个文是很难做的。论起醒兄与我们的交情，客套是不能用，惟有将知心话写出才对。这么想，是很得费点思想了。
　　一月二十八日（丁巳十二月十六日乙亥）（星期一）
　　气候：雪落半尺。温度：三十六度五。
　　提要：（修学）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治事）上午课毕得问凯来信，知各友近状，甚悉。下午偕涤非往访蓬兄，未遇。晚蓬、朴两兄先后来谈。
　　（通信）接问凯来信、季冲来信。
　　今天本来约着朴兄去到早稻田找蓬兄去，等我下了课到神保町上电车的时候，忽然遇着涤非，他正要回去；我们遂一同上车到了早稻田，见蓬兄不在家，想着山兄也是遇不见了，同着涤非谈一会儿，我就回来。吃完晚饭后，蓬兄先来，山兄随后也到，不约而同聚着在一处，谈了许多话。我们打算给醒兄买的东西都开了一个单子，并且还豫备到醒兄结婚的那一天，我们几个人在这里开一个“遥贺会”。商议定规之后，他们才走了。同时并接着季冲的来信，他因为快要回国去，他的房子没有人照管，所以他教我搬到他的地方去住。我想他这次回国，留美的事情多半是有望。他现在的东西自然是不能带回去，必定是须得一个人去照料。而且他这事又不便宣布。既不能将贷家解散，又不能空着不管，所以我，总似乎去住，才合式呢！
　　一月二十九日（丁巳十二月十七日丙子）（星期二）
　　气候：天气晴明。温度：三十八度八。
　　提要：（修学）风尘孤剑在，湖海一身单。
　　（治事）早访季冲定三十日迁去。午后，蓬、山两兄告醒兄婚期已改，前议作罢。晚轮扉来，蓬兄先与之行，山兄饭后别。
　　（通信）接述、云两弟信各一、醒兄片一。致云弟信一。
　　我想我现在已经来了四个多月了，日文、日语一点儿长进还没有。眼见着高师考试快到了，要再不加紧用功，不要〈说〉没有丝毫取的望，就是下场的望，恐怕也没了。算计时候仅仅剩一个多月了，种种的科学全都要考。虽说是从前学过，但全是英文的。如今用着这日文的本子，一切名词还要从新记起来。季冲那个地方我今天已允许他搬去住。从今后住在乡下，大概总可以多看一点书了。再说，住在那个地方没有人去。我一个人，除了念书，还有什么事做呢？用功呀，用功呀，时候不再给我留了。
　　一月三十日（丁巳十二月十八日丁丑）（星期三）
　　气候：可爱阳光。温度：四十五度五。
　　提要：（修学）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治事）晨间课毕，山兄来告，今晚迁来神田寓所，距吾现居甚近。下午访李君未遇。见陈、李二同学，来吾寓。
　　昨天蓬兄同山兄谈到东三省的事很多。我听着非常的感慨。想起东三省，现在差不离已经入日俄范围之下。拿现在国势论，欲救东三省是非常的难了；不救，则关系中国全部的危险。拿中国全部的力量去救东三省，不但办不到，并且一定是不能成功的。我常说东三省是必亡的；中国是必不亡的。乍听起来很以为我说的不甚妥当，其实是差不离。我中国果真能绝了东三省，一定能救东三省；若不能救了，中国尚不至于就亡。要强东三省，必定先从东三省的人能自治入手。要救东三省，现在的危急，非东三省独立不可。不仰仗政府，自谋生路，招收红胡子造枪炮，先从军政两方入手，如果能练兵十四个师团，日本就不足怕了。这个问题实在是东三省人的切己问题，也是东三省的人才问题。
　　一月三十一日（丁巳十二月十九日戊寅）（星期四）
　　气候：日现终天。温度：三十九度九。
　　提要：（修学）默然相顾哂，心适而忘心。
　　（治事）晨起山兄来，既出，遇同乡谢君，偕至山兄寓，见轮扉及李君象模。下午候主人，不归。涤非、山兄、仁山、徐君静庵等均至。
　　（通信）接涤非片一，禅北、仲甫片各一。致醒兄、公孟信各一。
　　今天早晨起来很晚，因为昨天晚上等主人回来，告诉他我要搬家的事情，一直等到十二点多钟才睡，主人那时候还没回来。今天我起来后，他又走了。一会儿，朴山来告诉我：他一定住我这房子。等到下午，我打算告诉同住的房客：我今天就搬，不必等主人回来。不想，他先告诉我说：他就要搬。我想他既搬走，房主没回来，我一定是不能走的。停一会，涤非来了，并且同着童君跟黑龙江两君，来看房子。我告诉他们，等晚上房主回来我问他，再给回信。他们去后，仁山同着铁卿来了，谈了一两句话就走。晚上铁卿又来，告诉我同学会老评议部五个人明天照相，我答应了。吃过晚饭后，山兄同着徐君静庵，从街上买到铁狮子来，打算送信天的。我看着很好，就是贵些儿。他们走后，房主回来，我告诉他我要搬走，还有两位朋友要搬来。他听说我要搬，他告诉我他这个贷间要解散的。我听说这话，想我搬走真算巧的，可是他们不能来了。正说着话，山兄又来了。我赶快告诉他房子不成的事体。
　　二月一日（丁巳十二月二十日己卯）（星期五）
　　气候：有如昨日。温度：四十三度九。
　　提要：（修学）汉使却回凭寄语，黄金何日赎蛾眉。
　　（治事）晨间山兄来，既出，雇车使其下午来迁。午后往铁卿寓，途遇冠贤同至照相馆，始知仁山将行，四钟迁后送之。
　　今天晌午，在路上遇见冠贤，他告诉我仁山今天就要回国。我听见很奇怪，想着他方回来怎么又要回去呢？冠贤又告诉我，他因为家里头有事的缘故。我听见想着，他这一回去，不定能来不能来了。说走就走，真是聚散无常。到照相馆后，见着仁山，满肚子话不知从哪里说起。照完了，我同着山兄先回家，将物件叫运转店先搬到日暮里去。我们立刻到车站，送仁山走后，我就到季冲处。一会儿物件运来了，收拾收拾，看一会儿书，与下女谈一会儿话，等到十一点多钟，季冲才回来了。
　　二月二日（丁巳十二月二十一日庚辰）（星期六）
　　气候：非常和暖。温度：五十度。
　　提要：（修学）君王若问妾颜色，莫到不如宫里时。
　　（治事）昨晚迁来季冲处。今晨起与季冲、日人保田君共食。午饭后乘车，往神田上课。晚见山兄偕伯鸣归寓，留之宿。
　　昨天晚上，搬来季冲的住处，一切觉得很好。今天早晨起来后，同着季冲，还有一个同住的一个日本美术学生保田君，在一块儿吃早饭。吃完后与季冲谈了一会儿话。午饭后坐电车到神田上课。下班后，到青年会看了一会子报，便到山兄的住处，同他一齐出来，去拿送信天的礼物。回头又到青年会，与夏伯鸣同着回寓。两个人谈了许久的工夫，季冲回来收拾明天回国的东西。我托他带给慧弟的东西，也拿去了。
　　二月三日（丁巳十二月二十二日辛巳）（星期日）
　　气候：小雨迹时。温度：四十三度五。
　　提要：（修学）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身与命相持。
　　（治事）晨起送季冲至站，同送者六人。至神田遇蓬兄偕造山兄寓，既出，与蓬兄午餐于市中。下午归。晚与保田君畅谈。
　　（通信）接乃兄信一，琢章片一。
　　今天，因为是季冲早晨八点钟回国，所以起的甚早，吃完了早饭，一同到车站去，送行的有六七个人。季冲坐的是上午八点半钟的急行车。到了时候，车子就呜呜地开了，季冲也不见了。这三天之内，我连着送走了两个人，大半是全不能再来东京念书的。仁山在南开，不过因为同乡的关系，有些事情来往总没有什么大关系，等到来东京后，彼此常谈谈，也就觉得所见的相同，渐渐地有些投机了。正处到好处，不想忽然又别开，以后若欲再一同求学，恐怕是很难的了。季冲，我在南开的时候，他已经走了。然而前年秋天一见如故，彼此非常的好。来东后，承他的情，待我如同亲兄弟一样。一切的帮助，又是很尽力的。我真是感激的了不得。不意不能常聚，他又要上美国去；于他是很好的，于我则未免有些难堪了。
　　二月四日（丁巳十二月二十三日壬午）（星期一）
　　气候：晴光遍照。温度：四十七度三。
　　提要：（修学）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
　　（治事）晨起致信天信一，贺其结婚也。午间往神田上课。课毕至青年会，问卢君抄国歌谱。既出，购回数卷归。晚向下女学日文。
　　（通信）接问凯片一，致信天信一。
　　人要是把精神放在是处，无处不可以求学问，又何必终日守着课本儿，叫做求学呢？我自从来日本之后，觉得事事都可以用求学的眼光，看日本人的一举一动、一切的行事，我们留学的人都应该注意。我每天看报的时刻，总要用一点多钟。虽说是光阴可贵，然而他们的国情，总是应该知道的。古人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句话实在是谋国的要道。最可怪的，一班留学生看见有同日本人来往的，就骂他是汉奸。固然是与日本人打交际的，没有什么真知道拿国家为念的；但是天下的事，英雄固不计平常人的议论，一班人多半还是顺着众人的舆论走。若要是先把这条路拦住，还有谁敢犯众人的怒呢？留学日本也可说是无用了。
　　二月五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四日癸未）（星期二）
　　气候：阴云四布。温度：四十度一。
　　提要：（修学）天下正多事，年华殊未阑。
　　（治事）晨阅庆应义塾章程。午间乘电车往神田上课。下午至青年会阅报。晚归，致各友信数件。
　　（通信）接柏荣、云卿信各一。致仲甫、天民、琢章信各一，春谷、剑帆、超民、伟如片各一。
　　今天到青年会的时候，接着孔云卿从美国来信，看了很喜欢。但是他信中说留美学生情形：“留美学生有一种习气，好出风头。弟弟视之如上海时髦，攫得一会长书记，便以为大功业就，即此归国，便可骗人赚钱，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之争权夺利之人物。固不敢谓全体无真正忧时爱国之士，然而未之见也！”这一篇话，我看着实在难受。这种状况，与现在留日学生有何分别？不过名目上一个主稳健，一个主激烈。激烈的回国去，到底不如稳健的香，受人欢迎。从这里看起来，留美学生的手段、本领，还是比留日的高。然而真正的志士，实在是到处都有；不过不爱出风头，就没有人知道了。
　　二月六日（丁巳十二月二十五日甲申）（星期三）
　　气候：风雨满城。温度：三十七度九。
　　提要：（修学）此夕天涯空涕泪，他年夜雨莫思量。
　　（治事）晨起上四伯父一禀，读书数页。午间往上课。课毕往山兄，不遇，归来与保田君谈，日、英语杂进，彼且画余像。
　　（通信）上四伯父一禀；文珊信一。
　　大凡天下的人，有真正本事的，必定是能涵养，能虚心，看定一种事情，应该去做的，就拼命去做，不计利害；不应该做的，便躲着不出头，或是极力反对。这样子人总是心里头有一定主见，轻容易不肯改变的。成败固然是不足论事，然而当着他活的时候，总要想他所办的事成功，不能因为有折磨便灰心，也不能因为有小小的成功便满足。梁任公有一句话：“世界无穷愿无尽”，我是很赞成的。盖现在的人，总要有个志向。平常的人，不过是吃饱了，穿足了便以为了事；有大志向的人，便想去救国，尽力社会。老实着说，活着一天，吃还能有完的时候吗？穿还能有完的时候吗？至于国家社会的事，那更是无穷无尽的了；所以世上人的志向，也是永远没有足的了。
　　二月七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六日乙酉）（星期四）
　　气候：早阴晚晴。温度：四十二度六。
　　提要：（修学）天下寂寥风雨歇，几生修得到梅花。
　　（治事）早起致禅弟书未毕，往神田告伯安以单人教授事。至青年会见山兄、伯鸣。一时上课，五钟归来。晚与下女学日语。
　　（通信）奉生父手谕。
　　昨天论到人立志的话，我想起现在我们中国：一班青年，大半都是口头里“爱国”“救国”的话说上许多，究竟将来入世能否如他所说的话去做，那是置之度外了。不但他不能去“救国”“爱国”，恐怕他那损人利己的事情，做的还要比从前的一帮人巧的多呢！这就是孔云卿的话“阳面公，阴面私，造成一种最时兴之争权夺利之人物”。这种人在社会上实在是可怕的很。中国要亡，也在他们手里。并且这种人约分作两派：一派是民国元、二年时代的出头人物，打着爱国的旗子，到处乱叫乱闹，行他的骗人的手段；一派是近二年的时髦人物，装着个极稳重的样子，专排斥激烈党，说他们不能成事，自己却假公济私，行他那奸险的手段。这两派人全是迎合着社会心理去走的。俗语说得好，“明剑易躲，暗剑难防。”头一派的人，现在社会上已经知道他是虚张声势，不中用的了。这种毒尚不容传流过久。唯独后一派子人，社会上还不知道他是假的，信他是好人。这种人将来要不去反对，恐怕那个毒比头一种更甚了。至于这两派人，在国内属于何党何派，在国外属于那国留学生，我很不愿下这种断语，硬给他评判。因为这样子人，已经是无处没有了。
　　二月八日（丁巳十二月二十七日丙戌）（星期五）
　　气候：晴阴交现。温度：四十五度七。
　　提要：（修学）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
　　（治事）晨起续致禅弟书。午间往神田上课，见山兄。下课毕，复至山兄处。晚应保田君之约，偕其往神田，访伯鸣。
　　（通信）致禅弟信一、蓬兄片一。接乃兄信一。
　　按旧历说今天又是十二月二十七了，离元旦还剩两天，立春的节气已经过去四天了。冬尽春来，一切的气象似乎另有新样。我现在住在日本，看着他们国内的事情，很像一天比一天的发展。若论到我自己的国家，可就是一天不如一天。“积重难返”这种坏现象是一天比一天多。除去旧的换新的，这种力量也须得一天比一天多才行呢。
　　二月九日（丁巳十二月二十八日丁亥）（星期六）
　　气候：的是阳春。温度：四十三度。
　　提要：（修学）自由恋爱无男女，人生何必有妻孥。
　　（治事）晨起，致乃兄信，劝其读《新青年》。午间至青年会见子余。下午课毕，访山兄，不遇；见谢君介眉，晚归沐浴。
　　（通信）致乃兄信一。
　　我今天给乃兄的信，谈到人生婚姻的事，我说是人生最苦恼的事。这个滋味乃兄已经尝够了，所以我说这话，他一定是赞成。我想人生在世，恋爱是一种事；夫妻又是一种事。恋爱是由情生出来的。不分男女，不分万物，凡一方面发出情来，那一方能感应的，这就可以算作恋爱。所以马狗都可以有报恩的事体。至于夫妻，那纯粹为组织家庭，传流人种的关系，才有这个结合。不过夫妻由恋爱中生出来的，是真夫妻；若随旁人的撮弄，或是动于一时感情的，这个夫妻实在是没有什么大价值。按着这个理推，是恋爱的范围广，夫妻的范围狭。恋爱里可以有夫妻这一义，夫妻绝不可以包括恋爱的。最可笑现今的人，不懂这恋爱的义理，听见这两个字，以为是夫妻中的神圣条件，其实已经是大差了。
　　二月十日（丁巳十二月二十九日戊子）（星期日）
　　气候：小雨纷纷。温度：四十一度二。
　　提要：（修学）不知今夕是何夕，强趁儿童一蹋歌。
　　（治事）晨起阅报，致慧弟书。午后蓬、山两兄同至，谈少顷，涤愆继至，相与畅谈。饭后行游。晚十一钟，涤愆归，蓬、山留。
　　（通信）致慧弟信一。接慧、述两弟、庄尚严君、天兴德信各一件。
　　今天是阴历的除夕日子。按着道理说，我们中国既然是改用阳历，这个太阴历的节气就不应再过了。但是阴历的习惯年深日久，一时不容易忘尽，加着“身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我们现在在东京念书，家里头都过的是阴历年，到了这个时候，自然是不免多有感触了。所以，我今天约着蓬、山两兄同涤愆三人来到我这里来畅谈。一来是为着免独居起思乡之念，二来是乘着这个机会，知交的团聚团聚。有这两层意思，我也不管是守旧不守旧了。
　　二月十一日（戊午正月初一日己丑）（星期一）
　　气候：阴云满天。温度：四十二度三。
　　提要：“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
　　 “做要做现在最新的事情” 有如三宝。
　　 “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
　　（修学）万象都由心自造，寂寥天地不关情。
　　（治事）昨夜与蓬、山两兄谈至今晓三钟始睡。九钟起，早饭毕，涤愆来，三人同至其寓，自炊饭食，甚欢。下午往神田。晚归来静坐。
　　（通信）接拱宸信一。致硕陆、问凯信共一。
　　我们家乡有两句俗语：“大年初一不高兴，一年晦气”。现在又是大年初一了，叫我高兴我从哪里高兴起；叫我不高兴我的不高兴的事情可多了。守着家规暂把那不高兴的事情不去想他。先乘着今天是元旦，立个这年内应行的方针。我平生最烦恧的是平常人立了志向不去行。我嫌他是多事。今天我也立志了，但是我这志是早定了。不过今天想的是这一年内进行的方针问题，既然比那铺张门面的话小，事情究比较着得亲切而易行了。我先把它写出来，做个旧历元旦的开笔篇吧：第一，想要想比现在还新的思想；第二，做要做比现在最新的事情；第三，学要学离现在最近的学问。思想要自由，做事要实在，学问要真切。
　　二月十二日（戊午正月初二日庚寅）（星期二）
　　气候：微见寒冷。温度：四十四度四。
　　提要：（修学）思想自由无底竟，置身宇宙太空间。
　　（治事）晨起上生父禀，思及家事有感。午间至神田，以纪念日，校中放假未上课。访伯鸣晤四川刘君谈许久，又见警伦、兴唐。
　　（通信）上生父禀一，二伯父禀一。致弌叔函一。
　　前天晚上是除夕。蓬、山两兄在我这地方住下，一直谈到夜间三点钟才睡。那时候我想起家中情景：四伯在黑龙江，冰天雪地，冷的异常，无一亲人；干爹在北京，每月的薪水，仅仅的够用，皮衣是没有，吃也吃不着好的；八妈自从八伯死后，心里头也不知难受到什么地步；看着弟弟妹妹，尤其伤心！黑弟可怜，有爹爹看不见，有哥哥也不能照管，心里头的难受又不知怎样呢？天津家里到这个年关，四姨又不知担多少愁，挨多少骂呢！唉！想起来这个年，我们家里可以说是极难堪了。东西南北，分散各处。比着说，还是我处竟稍优呢。抚心自问，我实在是不安，翻来覆去，也睡不着了。再想起爷爷娘娘同着爹娘的坟，听说棺材还暴露在外。越想越难受，恨不能即时回国，为家里处置这些事情才好。
　　二月十三日（戊午正月初三日辛卯）（星期三）
　　气候：甚属和暖。温度：四十五度五。
　　提要：（修学）握手愿匪遥，想像作何语。
　　（治事）晨起，书家信数通。午间饭毕，往青年会阅报。四钟访山兄，道中见浙江教育团诸参观者。晚归，致述弟信。
　　（通信）接述弟、公孟、剑帆、伯鸣信各一。上大伯父、三伯父、五伯母禀各一，八弟、虎蔚两弟、秉和、述弟信各一。
　　我昨天晚上写家信数封，今天早晨又连着写了几封，我心中不免大有感触。想起从前十几年前的事情，一家子好好的全住在淮城。那时候几位伯伯都在家里，就是有在外头做事的，家眷也都是在淮城。众位伯伯跟前的哥哥、弟弟、姊姊、妹妹，全都是在一个门里头，每天在一起儿玩，有时候恼了，有时候好了，说不尽的好处。那时候离家最早的要算是二伯同二妈妈，其次就是六伯同六妈搬到清江去，随后干爹同干娘领着娘和我也搬到清江去住。不过一年，三伯是接着三妈往奉天去。四妈去世了，大姊同着几个弟弟又死了，接着，八伯同八妈也到清江。不上半年，干娘就一病不起。过年夏天，娘又下世了。那时我们这一支子是丧事接连不断，可算是悲惨极了！到了秋天，四伯往奉天去，干爹往湖北去，我们回到淮城。不到二年，我就出来了。这几年来，五伯同八伯先后去世，各房头东迁西移，在淮城的也没有几个人了。如今有在南京的，有在奉天、黑龙江的，有在北京、天津的，分散各处，全无一定。想起来真是人事变迁不可测了。亲戚间各位姑姑十几年间去世的有六姑、五姑、十姑，现在存的也就剩大姑、四姑、七姑、八姑，四个人了。兄弟间按着数目算，应该有三十多人，现今算起来，也仅仅的十二个人了。姊姊是没有了。妹妹二个，还有一个已经出了嫁，有了孩子。再过十年，等我学成的时候，又不知变成什么样子呢。
　　二月十四日（戊午正月初四日壬辰）（星期四）
　　气候：雨雪交加。温度：四十四度四。
　　提要：（修学）万籁声中闻淅沥，持书在手意夷然。
　　（治事）晨起书信数通。午间往神田上课，过青年会见谢君介眉。晚归，闲步四郊，回室阅《新青年》数册。
　　（通信）接雨辰信一。上四姨禀一。致慧弟、乃兄、季冲、柏荣、剑帆信各一。
　　二月十五日（戊午正月初五日癸巳）（星期五）
　　气候：又放晴光。温度：四十三度二。
　　提要：（修学）风雪残留犹未尽，一轮红日已东升。
　　（治事）晨起读《新青年》，晚归复读之，对其中所持排孔、独身、文学革命诸主义极端的赞成。
　　（通信）接醒兄信一。致述、撼两弟片各一，更生片一。晚间复致述弟片一。
　　从前我在国内的时候，因为学校里的事情忙，对于前年出版的《新青年》杂志，没有什么特别的去注意，有时候从书铺里买来看时，亦不过过眼云烟，随看随忘的。加着我那时候正犯着研究“汉学”兼“模仿古文”的二个大毛病，那有心肠去用在这些改革的想头上呢。等到我从天津临动身的时候，云弟给我一本《〈新〉青年》三卷四号，我在路上看得很得意。及至到了东京，又从季冲处看见《新青年》的三卷全份，心里头越发高兴。顿时拿着去看，看了几卷，于是把我那从前的一切谬见打退了好多。以后我搬到神田住，忽然又为孤单独处的缘故，看着世上一切的事情，都是走绕道。“苦海无边，回头是岸”。不如排弃万有，走那“无生”的道儿，较着像省事的，闹了多少日子，总破不开情关，与人类总断不绝关系。虽不能像释迦所说“世界上有一人不成佛，我即不成佛”那么大。然而叫我将与我有缘的一一断绝，我就不能，那能够再学达摩面壁呢？既不能去做，又不能不去想。这个苦处扰，我到今年一月里才渐渐地打消了。后来我就将我的心，仍然要用在“自然”的上，随着进化的轨道，去做那最新最近于大同理想的事情。收敛了几天。这个月开月以来，觉得心里头安静了许多。
　　二月十六日（戊午正月初六日甲午）（星期六）
　　气候：北风凛冽。温度：三十九度七。
　　提要：（修学）不婚主义。
　　（治事）晨起甚早，因昨日将从前一切的事情都已看破，心中非常快乐。晚间至青年会听演说。
　　（通信）接训忱、剑帆信各一。致云卿信一。
　　这几天连着把三卷的《〈新〉青年》仔细看了一遍，才知道我从前在[前]国内所想的全是大差，毫无一事可以做标准的。来到日本，所讲的“无生”主义，确然是高超了许多，然而却不容易实行。总起来说，从前所想的、所行的、所学者，全都是没有用的。从今后要按着二月十一日所定的三个主义去实行。决不固持旧有的与新的抗，也不可惜旧有的去恋念他。我愿意自今日后为我的“思想”、“学问”、“事业”去开一个新纪元才好呢！
　　二月十七日（戊午正月初七日乙未）（星期日）
　　气候：晴。温度：四十二度。
　　提要：（修学）二十世纪之新国民。
　　（治事）早起稍晏，用膳毕出访涤愆，未遇。至神田见伯鸣、山兄、子鱼。午饭食于子鱼处。下午至青年会复见山兄。三钟由上野步行归。晚涤愆来谈。
　　（通信）接伯曧来信。致剑帆、训忱、镜宇、乃兄、醒兄信片不一，季冲信一。
　　我自前天忽然的醒悟，将从前一切事体都看成了不足重的事、不足取的事，心里头非常的快活。“从前种种譬如昨日死”。我这时候的思想，与这句话一点儿也不错。我这时候的喜欢，好像比平常人信宗教还高兴十倍。宗教家常说人要信宗教就是“更生”、“重生”。我觉得我这回大领悟，将从前的全弃去了，另辟“新思想”，求“新学问”，做“新事情”，实在是同“重生”、“更生”一样子了。法国女优倍那儿常说自己是小儿。我今天借用她这句话，我看我自己现在实在是小儿了。哈哈！
　　二月十八日（戊午正月初八日丙申）（星期一）
　　气候：奇冷。温度：三十三度。
　　提要：（修学）新陈代谢。
　　（治事）早起续昨日致弌叔书。午间往神田上课，见轮扉知其今日考高工第一场甚佳。晚归，冷甚，北风大作，东京十数年间未有如今岁之冷者。晚读书至十二钟始寝。
　　（通信）致弌叔禀一。
　　今天早晨，我给弌叔的信上面，写了很多的话。中间有一段，提到我这几天革新的事情。我说我现在心里非常快活，想起我从前所“思”、所“学”、所“行”实在是无一可取。与弌叔来信所说的“究其所得大可标之门外”一句话，一点儿也[不]错。弌叔又说道“为社会造一混世魔世〈王〉”，“大都不过中人之资”。按着弌叔的意思，是说现在之学生大约多归这两流。我看现在的学生，连我算在内，要真有“混世魔王”之本领、“中人”之资格，那社会还能多有些进化的事业、太平的景象，恐怕连这个“本领”这个“资格”还没有呢！我但期望我的“思”、“学”、“行”三者，能顺着进化的轨道、自然的妙理去向前走，也不管是“混世魔世〈王〉”，是“中人之资”。提起“混世魔王”，我看那“托尔斯泰”才是一个最大的“混世魔王”呢！“华盛顿”也不过是一个“中人之资”吧？然而他们两个人给世界上的“进化”、“平安”，可是用很大的力量在里头呢。
　　二月十九日（戊午正月初九日丁酉）（星期二）
　　气候：晴。温度：四十四度。
　　提要：（修学）二十世纪之新国家主义。
　　（治事）晨起读书，兴味大增。至午间往神田访子鱼，未遇。途见蓬兄，道数语，归来复读。晚季冲友人来访，谈数语别去。
　　现在的一班中国人，多半是因为现在的政局全在几个武人手里拿着。从此往后很不容易从他们的手里去替他管理政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从这两句话上，就生出许多的念头，以为将来的政局，非励精图治，在军事上头着手，很不容把这班相传不绝的“北洋系”、“士官系”推倒。有这一想，于是“军国主义”的念头非常坚固。不但如此，就是对外看着，现在国家所处的地位，也是非学德意志不可。因此对于袁世凯的独夫政治、亲德主义，反加赞成，以为他死的是可惜了。对于政治，也是想去行那贤人政治的方法，排斥真正的民本主义。这种主义，差不多现在号称有见识的人，都是这么想，就是我也是这里头的一个人。然而细细地考究起来，德意志的军国主义已经招各国反对了（日本不算）。难道我们还要步他的后尘吗？袁世凯的旧脑筋，已经不能容于二十世纪了。就是他不想做皇帝，也是不能长久的。有的人说，袁世凯要不是因为日本反对他，他的事业早成功了。这句话说得很没有道理。要是中国人个个赞成他的主意：“复古”、“君宪”、“孔教”、“军国”这四种主义早已实行了，又何必要日本许可呢？再说日本也是行军国主义的国。军国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有强权，无公理”的。两个军国主义的政策，碰到一块儿，自然是要比比谁强谁弱了。而且军国主义必定是扩张领土为最要的事。凡行军国主义的，必定是扩张领土。个个要扩张，这里头就有个胜负了。所以日本反对袁世凯，是应当的。日本打德国，也是应当的。不过将来欧战完后，德意志的军国主义保怕难保得住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不知又教谁打呢？“军国主义”在二十世纪上，我看是绝对不能存留了。我从前所想的“军国”、“贤人政治”这两种主义可以救中国的，现在想想实在是大错了。二十世纪的进化潮流上，要不行国家主义、世界主义，那是自取灭亡的。试看看德意志的军国主义，现在能容留么？中国人喜欢闭着眼睛说话，也不看看世界的大势，观察进化的潮流，就瞎编派事情。这种主义哪能够站得住呢？
　　二月二十日（戊午正月初十日戊戌）（星期三）
　　气候：大风。温度：五十七度。
　　提要：（修学）推翻军国主义。
　　（治事）晨起，保田君告我季冲有信来，云：来东须俟三月中。读书至午间，往神田上课，见子鱼。归来复读。晚访涤愆，谈许久，回。
　　二月二十一日（戊午正月十一日己亥）（星期四）
　　气候：风。
　　提要：（修学）读书真有乐。
　　（治事）晨起读书。午间至神田上课，两访子余，未晤。课毕归来，保田君语我以迁居事，定于二十四日。晚读至一钟，就寝。
　　二月二十二日（戊午正月十二日庚子）（星期五）
　　气候：风。
　　提要：（治事）晨起读书。午间至神田两访子鱼未遇。访轮扉、伯安亦未遇，见朴山。三钟复访子鱼，见。及课毕购数册参考书归。晚理发、沐浴、读书至十二钟。
　　我从这天起到三月六日，因为预备考高师的缘故，日记没能够天天写。仅仅的将治事栏记上，现在高师已经考完，榜也出了，我的名字也没能登上，“名落深山”，那是不用说了。但是经着这番试验，多番预备，心中对于考官立学校的内情，稍为明白点。题目也知道怎么出，怎么答。有这番经验，对于七月里考第一高，心里也觉有点门路了。虽然是忙了许多天，也不算白费劲，到底是用功没有白用的。
　　二月二十三日（戊午正月十三日辛丑）（星期六）
　　气候：早雨晚晴。
　　提要：（治事）早起保田君告我贷家必须解散，定明日迁移。下午往神田告山兄，将暂迁伊寓住数日。晚访涤愆，未遇。
　　（通信）接公孟、克忠信各一。致季冲片一。
　　借债的事情，在中国现在已成了常事。无论做什么事情，没有这一着，就算是白说。《上海时报》有一天登着一个借债表，欧战发生后一直到民国六年年底，借款的总数，单是日本一方面已经到了一万万的数目了。我现把它抄下来，做个考查的材料。
　　汉冶萍公司借款 2520千元 广东省借款 　1000千元
　　海关私债 1000 交通部借款 　3000
　　汉口造币厂借款 2000 兴亚公司借款 　5000
　　奉天借款 3000 汉口水电公司借款　1000
　　四郑铁路公债 5000 交通银行借款 　5000
　　广东洋灰厂借款 1700 广东盐税担保借款　1500
　　吉长铁路借款 6500 山东省借款 　1500
　　第二次善后借款垫款 10000 第二次交通借款　 20000
　　直隶省水灾借款 5000 其他 　6449
　　共计 81170000元
　　以上的数目是仅仅的在欧洲战争以后到民国六年年底借日本的款项，民国七年的币制垫款、电信借款、参战借款还没算，已经快到了一万万元的程度，利息平均全在六分以上。算上银价的亏折、经手人的分肥，国家实得也不过半数。至于条件上无形的损失、利权的剥夺，那更不堪设想了。
　　二月二十四日（戊午正月十四日壬寅）（星期日）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收拾物件毕，候涤愆未至，十一钟运转夫将物件运去，余乃别下女，行，访涤愆又未遇，至神田见之，同往报名的师范。晚，蓬兄来。
　　（通信）接镇瀛信一。致季冲片一。
　　二月二十五日（戊午正月十五日癸卯）（星期一）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引火热水，取书读，俟之热乃盥漱，既毕，出购食物。午间远泽来。下午往经理员处报名。归来希天、涤愆、伯安先后至。晚谈至十二钟寝。
　　（通信）接慧、云两弟、柏荣、炎范信各一，醒兄片一。致慧、云两弟片各一。
　　一九一七年住在我国的各国人数，照着海关上的调查人数及设立公司的数目，把它列个表写在下面：
　　国名 人数 公司数 国名 人数 公司数
　　日本 144 492 2 818 意大利 416 42
　　俄国 51 310 2 914 比利时 324 18
　　英国 8 479 655 澳大利亚 317 18
　　美国 5 618 216 西班牙 300 8
　　德国 2 899 132 荷兰 296 22
　　葡萄牙 2 297 51 挪威 677 7
　　法国 2 262 127 匈牙利 18 0
　　瑞士 513 3 无商榷诸国 215 8
　　丹麦 450 17 总计 220 483 7 055
　　二月二十六日（戊午正月十六日甲辰）（星期二）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读书。午后往单人教授处上课。晚间轮扉来谈考高师事，夜十二钟就寝。
　　（通信）接季冲、琴豪信各一。
　　二月二十七日（戊午正月十七日乙巳）（星期三）
　　气候：雨。
　　提要：（治事）晨起读书。十钟往田端寻季冲之下女告以季冲三月底方可来事，未遇。下午归到□理至晚十二钟就寝。
　　（通信）按瑞岐信一，日下女冠免子片一。
　　二月二十八日（戊午正月十八日丙午）（星期四）
　　气候：雪。
　　提要：（治事）晨起读书。午间往阅贷间，因现居处须移故也。午后子鱼来。晚至十二钟寝。
　　（通信）接高师来函一。
　　三月一日（戊午正月十九日丁未）（星期五）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与山兄定迁居事，读书至午间。吾往田端访下女，与谈数时，知季冲汇款事。顺道访保田，谈少许。归来，山兄已为移入新居矣。
　　（通信）接保田君信一。致铁卿信一，乃兄片一。
　　三月二日（戊午正月二十日戊申）（星期六）
　　提要：（治事）早起读书毕，自做饭食。下午轮扉来，下女遣车送季冲包裹来。晚间读书，至十二钟就寝。
　　（通信）乃兄及下女信一，下女片一，四姨信一。
　　三月三日（戊午正月二十一日己酉）（星期日）
　　气候：晴。
　　提要：（治事）今日去考师范，日仅一天，读书乃益力。午间子鱼来。晚轮扉来，读至夜一钟就寝。
　　（通信）接慧弟信一并转孙君作彬信一。
　　三月四日（戊午正月二十二日庚戌）（星期一）
　　气候：晴。
　　提要：（治事）晨六钟起，轮扉来，偕往高师。上午试日语、数学、地理三科。下午试历史。归来预备明日考试。
　　（通信）接克庄、铁卿信各一，信天片一，述弟信一。
　　三月五日（戊午正月二十三日辛亥）（星期二）
　　气候：雨后晴。
　　提要：（治事）晨起往访轮扉，偕考师范。上午试英语、理、化、博物四种。下午无。既归，预备明日口头试验，并沐浴更衣。晚远泽来访。
　　（通信）接季冲信一。
　　三月六日（戊午正月二十四日壬子）（星期三）
　　气候：雨。
　　提要：（治事）早起往访轮扉，遇于其馆中门口，偕往高师。上午试口头问答。下午试检查，既归。子鱼、铁卿、东美来。晚往青年会，见伯鸣、伯安，阅报二时。
　　（通信）接冠贤、寿之片、信各一。复冠贤片一。
　　三月七日（戊午正月二十五日癸丑）（星期四）
　　气候：晴。
　　提要：（修学）独立勿若藤枝弱。
　　（治事）晨起甚晏，以连日过于疲倦故。上午书信数通，轮扉来。下午往访蓬兄，谈至晚始归。九钟伯安、子鱼来，谈许久方行。
　　（通信）接醒、乃两兄信一，云弟挂号信一。致季冲、乃兄信各一，克忠、剑帆片各一，壮飞信一。
　　三月八日（戊午正月二十六日甲寅）（星期五）
　　气候：阴。
　　提要：（治事）早起往轮扉处，未遇。午间轮扉来。下午书信数通。晚涤愆来，谈许久，至十钟始归。
　　（通信）接训忱信一，述弟片一。致训忱、仲芳、凤荪，云、禅、述、慧四弟信各一，乃、醒两兄，希天，涤愆片各一。
　　三月九日（戊午正月二十七日乙卯）（星期六）
　　气候：晴。
　　提要：（修学）自新不已。
　　（治事）晨起书信数通。下午往东京堂购英文书数种。三钟往日比谷公园，园中风景甚佳、游人多男女学生。晚食毕归来，徐、刘两君来访山兄。
　　（通信）接朵山信一；致朵山信一、撼弟、问凯、硕陆、柏荣片各一，超民、伟如信一。
　　前几天，因为预备考高师的缘故，精神过于疲倦。今天起来就打算到外边走走。山兄劝我到日比谷公园去。我听他话，下午三点钟的时候坐电车去。到了园子里头，东走西看，果然是一个好公园。风景虽然多半是人工做的，但是看去很觉幽雅。最叫我动〈受〉感动的就是一帮男女学生，成群结伴到这园子来，看书的看书，游戏的游戏，运动的运动。无论做什么事，总含着点教育兴味。我走到一个地方，看见两个小女学生蹲在地上堆土。我以为她们是和中国小孩子玩土一样子的意思呢。等到走到面前看，原来是从他处将些无用的草移来种着玩儿。我这么一看，才知道日本小学的教师真正有教育本领。要是中国的小孩子玩泥，一定是要拿他的尿当水，来和泥了。小孩子没有知识，这种指点全仗着家长、教师去告诉他去做。中国人开口便说“东洋褴褛之邦”，仔细想来，日本何尝是褴褛呢，想怕中国不免有些没出息的样子了。举一反三，我想起日本的国民无怪他瞧不起中国人，他的知识实在是从小儿就练出的。中国人一知半解，那能够讲到开通呢。
　　三月十日（戊午正月二十八日丙辰）（星期日）
　　气候：雨、风。
　　提要：（治事）晨起往东京堂观书毕，至子鱼处谈少顷。午间回室做饭，书字。二钟，日人松村先生来，希天亦继至。晚至青年会阅报，雨益大。
　　（通信）接云弟、柏荣信各一，拱宸片一。致云弟、柏荣信各一，涤愆、拱宸片各一。
　　我自从考完了师范后，心里头非常的着急，以为七月里考第一高等，功课若不豫备好了，定然没有取的希望。要打算取上，非从现在起起首用功，断然没有把握。昨天我到日比谷公园的时候，一路上想着我从今后用功的方法，想了一阵心中就渐渐地起了一个腹稿。今天拿起笔来，按着昨天所想的写了一个功课表，打算从明天起首去做。我想我从入学校到现在已经七年了，除了学校定的课程以外，我向来没有自己定过课程表。今天忽然破了我的例。做了我没有做过的事。我想这个课程一定可以成功的，并起〈且〉我也很盼他成功的。
　　三月十一日（戊午正月二十九日丁巳）（星期一）
　　气候：半晴半雨。
　　提要：（修学）孤剑。
　　（治事）晨六钟起，读书一时，出外购报。归，正阅顷，冠贤、铁卿来，告马氏弟兄暨宋毓芬三同学至。下午课毕往拜访之。晚□山兄、[乡友冬]君来。
　　（通信）致保田君片一，上四伯父禀一。
　　从今以后，埋起头来读书。友朋的来往书信的投报一概都要简单，除了有要紧的事外，万不可荒废我的正工夫去做别的事。俗语说得好“铁杵磨成绣花针”，只要我的志向坚，所期望的事没有不成的。按着我定着的表，一天是睡觉用七点钟，读书十三点半钟，休息同着一切事情三点半钟。每逢星期，我打算着除去找朋友谈谈以外，必定要找一个清净地方去憩憩脑筋，或是公园，或者是野外，带着书籍去念，想着一定是很有意思的。按着我的打算去做，一毫的杂念也不去想，身体自然不能受伤，恐怕还要强健。饭食我自己做，不吃荤食，不吃早点心，按着卫生道儿去走，自然没有病可生了。我想我守着这“素食”、“不婚”两个大主义，生命不用说可以长了好些年，就是我那“报恩”后离去世界的念头，也觉容易行了许多。思想起来，我觉得非常的痛快了。
　　三月十二日（戊午正月三十日戊午）（星期二）
　　气候：晴。
　　提要：（修学）素食主义。
　　（治事）晨起殊晏，前日方立志起早用功，今便如是，此后宜痛改之。午间轮扉来，三钟往单人教授处。归来购书两册。晚读书至十一钟寝。
　　（通信）接涤愆信一。
　　三月十三日（戊午二月初一日己未）（星期三）
　　气候：晴。
　　提要：（治事）晨六钟半起，读书一小时，出外购报，归复读。十一钟山兄同乡杨子芬来，午间去。午后读书，至三钟，往单人教授处，归来沐浴，晚至青年会。
　　（通信）接八伯母来谕一，般若信一。
　　三月十四日（戊午二月初二日庚申）（星期四）
　　气候：晴。
　　提要：回想旧情无限憾。
　　（治事）早六钟半起，读书一时，出往东亚，见有禅弟信来，归剖阅，甚长。午间饭熟时轮扉来。下午读书，时有倦容。晚自单人教授处归，复读。
　　（通信）接禅弟、公孟信一。
　　三月十五日（戊午二月初三日辛酉）（星期五）
　　气候：晴。
　　提要：（治事）晨起得镜宇函，喜甚。下午课毕见轮扉、知高师将发表。归来，轮扉继至，知其已录取，为之大喜。至余则不问，知落第必矣。晚，涤愆来。
　　（通信）接镜宇、乃兄信各一。复镜宇信一。
　　三月十六日（戊午二月初四日壬戌）（星期六）
　　气候：雨。
　　提要：（治事）晨起轮扉来，知其高师所在与日人同班，余则至今未接来信，知落第必矣。下午希天来，朴山四钟往蓬兄处。余以禅弟来信为之带去。
　　（通信）接天民信一。致涤愆片一，新中寄庐片一。
　　三月十七日（戊午二月初五日癸亥）（星期日）
　　气候：早雨，晚晴。
　　提要：（治事）早起甚晏，轮扉来告我往经理员处见全榜，知无我名，心大定矣。午间饭毕偕山兄收拾室中□日。晚，理发，在外食，至青年会听演说。
　　三月十八日（戊午二月初六日甲子）（星期一）
　　气候：晴暖。
　　提要：（治事）早起读书。下午往东亚上课毕，至单人教授处。晚沐浴，书信数通。
　　（通信）接四伯父来谕，乃兄信一。致保田君片一，四伯父、生父、弌叔禀各一，云弟、乃兄、克庄、章叔信各一。
　　三月十九日（戊午二月初七日乙丑）（星期二）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偕轮扉、山兄往种痘。午后往上课，至单人教授处，则松村先生病，未能授课。至青年会阅报。晚食于其处，归来轮扉来。
　　（通信）接琢章信一。致禅弟信一。
　　三月二十日（戊午二月初八日丙寅）（星期三）
　　气候：大风。
　　提要：（修学）遗墨犹存，音容久杳。伤哉！
　　（治事）早起至轮扉处，交与昨日为所拟之信稿。午间读书。午饭毕往东亚上课。三钟半至松村先生处。晚归自习，偶思及家事想亡母，不能成眠。
　　（通信）致禅弟信一。
　　三月二十一日（戊午二月初九日丁卯）（星期四）
　　气候：晴。
　　提要：（修学）毋自欺，精一，寡欲；坚忍精进，预备工夫。
　　（治事）晨起读书，十钟蓬兄来自早稻田，谈至午间，铁卿来，交余以仁山来函，既去。吾偕蓬、山两兄食于青年会。遇河南王君，见卢、夏、李诸君。下午归，自做食物食。（通信）接仁山信一，南开同学会明信片一；复仁山信一。
　　今天晚上，我忽然想起自己做饭吃，已经两个月了，总没弄个一样菜。今天是日本“皇灵祭”的日期，各学校都放假。我们中国人既然住在日本，也就入国随俗。跟着他们国民过这个节期。我今天既然没有事，不如做样菜自己吃，一半是有趣味，一半也算件工作。立定主意，于是立刻跑到街买了些肉、两个芋头、一片鲜鱼，打了清酱，买了葱，回来引起火就一锅儿慢慢地做起来。菜做着的时候，我打开梁任公所编《意大利三杰传》来念。这篇传记，我已经读过多少次，中间虽有多少错的地方，大概与英文、意文的传记差不了什么。我在西洋伟人传记中，最爱的是加富尔，所以每次读《三杰传》，心里头总觉有一番感慨。这次读这个传记，是我到日本来头一次。在日本有上半年的阅历，所以读的时候，感触的地方益发添了许多。
　　三月二十二日（戊午二月初十日戊辰）（星期五）
　　气候：早晴，晚风雨。
　　提要：（修学）世界进化，永无停止。
　　（治事）晨起读书。午间自做饭食，食毕至东亚得《校风》阅之。三钟至青年会访伯鸣，不遇。晚与山兄辩“进化论”甚详，复访伯鸣。
　　（通信）接乃兄来信。致季冲兄信一。
　　三月二十三日（戊午二月十一日己巳）（星期六）
　　气候：大风。
　　提要：（治事）早起接云弟信一，感慨甚多。午间读书毕，午餐。下午至东亚上课及单人教授处。晚归，复读。轮扉八钟来，谈少顷，去。读书至十一钟寝。
　　（通信）接云弟信一问凯片一、公孟信一。
　　四川同乡会定回国办法。
　　今日日本各报言：条约已于昨日午后调印于北京。
　　五月十八日（戊午四月初九日乙丑）（星期六）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草东游录数章，至青年会寻伯鸣，未遇。午后伯鸣、轮扉、冠贤先后来，既去。隔室谢君迁移他所。广西黄君继其后新至，与谈久之。
　　（通信）接述弟来信。
　　救国团发紧急通告催回国，同时又有他文一篇，亦与同其趣旨。
　　五月十九日（戊午四月初十日丙寅）（星期日）
　　气候：晴、雨。
　　提要：（治事）早起至冠贤处，入其新中团体，冠贤介绍的。八钟开会，至者有十数人，十钟事毕，留其处午餐。下午送冠贤至站。晚与山兄食于中国饭店源顺号。
　　（通信）接涤非来信。致琴翁老伯信一。
　　青年会有署名“余偕亡”者，将“日本一”杂志所载《支那民性与豚性之研究》一文，公之于众。
　　有四五人发布《驳罪言》一文。
　　有传单组织归国演说团。
　　我今天在新中会表示我的入会意见，说了一大篇话。大概的意思是：“我们中国所以如此衰弱的缘故，全是因为不能图新，又不能保旧，又不能改良。泰西的文明所以能够发达的原因，是因为民族的变换，地势的迁移，互相竞争，才能够一天比一天新。中国的民族是一系的，地位是永据的，所以无进步而趋于保守。文化不进则退，所以旧的也不能保了。再说我们二千年的历史、思想、学术全都是一孔之见。泰东西的文化比较我们的文化，可以说新的太多。他们要是主宰中国，决不能像元、清两朝被中国的民性软化了。我们来到外洋求真学问，就应该造成一种泰东西的民族样子，去主宰我们自己的民族，岂不比着外人强万倍不止了么？所以我刚入这会，见着这个‘新’字，心里头非常着痛快。望诸同志人人心中存着这个‘新’字，中国才有望呢。”末后我又说了到日本求学的两大利害，一个是“主动的观察力”，一个是“被动的熏染力”。这两层意思说完之后，我说出两句要紧的话赠给大家：“哲学的思想，科学的能力”。
　　五月二十日（戊午四月十一日丁卯）（星期一）
　　气候：雨，阴。
　　提要：（治事）早起至青年会，见伯涛，与谈久之，出与就食于某北京饭馆。午后兰方来。晚间李石翘来习摄影术。既去，观黄远□遗稿。
　　（通信）接文珊，企云、信天信各一，霆轩先生信一。致述弟片一。
　　有自神户来电劝告：在东京学生速归。
　　淮阴人为周发荣呼冤发传单。
　　五月二十一日（戊午四月十二日戊辰）（星期二）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观报，整理书籍。午后往正金银行、《朝日新闻》社，二钟往伯鸣处与谈甚久。饭后归来。晚间至青年会，归来书信多封。
　　（通信）接霆轩先生挂号信一。致云弟、霆翁片各一，文珊、涤愆，涤非信各一。
　　救国团调查各省归国人数，至月底云可达三千。
　　救国团致书早稻田考试毕业考试者，劝其辍学。
　　我昨天从任白涛那里取来，黄远生从前的通信看了一遍，觉得他所说的元、二年的光景，于我的将来政治生涯很有大关系。
　　五月二十八日（戊午四月十九日乙亥）（星期二）
　　气候：晴、雨。
　　提要：（治事）早起书家信数封，往东亚取信，归来阅报。轮扉来。午后闷甚，与云弟等信连述禅弟事，心尤凄怆，郁郁不乐。晚饭后独自往神田剧场观剧解闷。
　　（通信）接四伯父、乃兄信各一，述弟信二，醒兄片一。上生父、四伯父、弌叔禀各一，致醒兄片一，云、述两弟信各一。
　　今天我心里头闷的异常，晚饭后一个人跑到神田剧场去观新剧，为的是解解闷儿。当着现在的家国艰难、友朋困苦时候，我那有心取乐也！不过是像“放酒高歌”的意思，出出胸中的烦恼吧。剧场中所演的剧，一出旧戏，一出新剧。新剧的内容还不错。我现在把他写下来：
　　剧名《波の鼓》。内情“某翁富而吝，生一子一女，女与邻居寒士叶山氏情颇笃。父不甚知，而女之中表清水氏，知其情，甚嫉之。一日，叶山来晤女。偶遗女所致彼情书于门外，为清水氏所得，乃与其党羽谋，将富翁家之“波の鼓”窃去，亦故落此情书于室。同时，且将鼓之表暗置于叶山家。翁既失鼓，呼人来寻，得女之情书。清水乃言，鼓必为叶山所盗。伊之眷女盖骗计也。翁信其言，禁其女与叶山来往，而告之于官。时翁之邻有侠士川村氏亦来翁家，颇言叶山氏洁，不为此。翁不信。川村怒去，携艺妓米杏过叶山家。值叶山氏母子被债主迫还旧欠，川村氏见状慨然代偿，艺妓亦颇助成之。叶山氏母子大感谢。正话间，忽睹案上有鼓皮一，大异。川村氏尤以为怪，严询叶山氏何为盗此。叶山力辩不知。适刑事来查，睹赃物，乃令叶山氏归狱。川村心知其冤，苦无澄白其被嫌。偶视席上，忽见有泥足印，乃大疑，嘱叶山母耐守，誓必探其实情。艺妓亦慷慨愿代侦探。比妓归多日，忽有清水氏之党羽来其地宴会，且请某骨董商至□其“波鼓”，妓闻信乃窃往听，知鼓确为富翁之物，遂急电告。川村氏赶来，捉其一，□其一。底情既得，叶山之冤，乃白。翁既知状，颇悔前非，斥其甥意欲与叶山氏续旧好，而不知翁女自叶山被诬后，伊乃与某男爵通。为叶山所知，誓□之，川村氏乃为艺妓媒，使嫁叶山氏。叶山感其义，乃首肯。某日叶山偶游郊外，忽翁偕其女亦来斯地。翁他去，女忽见叶山愧不自胜，求其恕，叶山不顾，去。同时，为其中表清水所见，云：将以此事诉之于男爵，使女无所容。女泣悔不答。男爵来，女直诉前情，愿男爵亦渐恶，女意欲弃之。不图，翁来见之大怒，以男爵辱其女，思与诉告。女益无地自容，乃窃刀出，至海边自杀。适艺妓经此，救之不使死。女不可，互相争，持刀误伤妓胸。女益悲，乃持刀向胸。而叶山、川村两氏忽至，急止女，益叹妓义。翁与男爵亦寻踪至，清水正于其时思来告男爵底情，见惨状，良心大现，持枪自毙。众闻声视之，乃知罪均在彼，嫌疑尽释。男爵携女，叶山氏携妓，遂各成夫妇矣。
　　五月二十九日（戊午四月二十日丙子）（星期三）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书信数封。下午轮扉来，告吾以子鱼今日行，乃造彼处送之至站。晚间独坐斗室，伤心国事、友难，颇不乐，乃至坊间购《留东外史》读之。
　　（通信）接乃兄、柏荣、剑帆、伯鸣信各一，致乃兄信一。
　　五月三十日（戊午四月二十一日丁丑）（星期四）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稍晏。午后接希天来书，随复去。四钟铁卿、开运忽自伊香保至，与谈久之。晚间至青年会聆艾迪演说心颇感其诚恳。
　　（通信）接希天信一。致希天、云弟信各一。
　　救国团劝不归者速归，切勿逗留，图投考一高。
　　上海全国救亡会发来警告。
　　八月十八日（戊午七月十二日丁酉）（星期日）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述弟、禅弟、云弟、涤非先后至。既去，乃往三伯父、五伯母、叶太伯母处谒见。午后醒兄、乃兄、撼弟、禅弟均来，二钟往公园，聚者十三人。乃兄、醒兄、撼弟、慧弟、述弟、柏荣、问凯、子光、性初、星五、仰山、季贤及余聚至五钟，往鼎章拍照。六钟至全聚德晚餐。食毕，与慧弟至其家，十钟始别。
　　八月十九日（戊午七月十三日戊戌）（星期一）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往谒琴翁老伯，谈许久，十一钟归家。慧弟已候我，同至鼎章与乃兄、醒兄、禅弟、述弟共影，摄毕，与慧弟归家就食。午后，慧弟去，云弟来，又走。余乃至校沐浴。见时、张诸师及旧同学数人。晚饭归，食于四妹处。饭后，往约禅弟至公园前谈。
　　（通信）接撼弟片一，涤非信一。
　　八月二十日（戊午七月十四日己亥）（星期二）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往视仰山病，见愈。谒叶太伯母及五伯母。九钟至公园与述弟作长谈，十一钟归家，慧弟已先在，邀同午餐。餐毕，慧弟往考香港。余至公园，醒兄已先在。未几，云弟来，又子先偕述弟至，姜、马两先生复继至。余与子先独谈两时话，复与众人剧谈。晚姜更生请客于真素楼。食毕，众人分散。余骑子先车至性初宅见柏荣，尹弟适在座，兴谈许多。乔季眉及问凯皆来。晚十一钟归家。（早起云弟偕醒兄来谈事，忘记，补于此）
　　八月二十一日（戊午七月十五日庚子）（星期三）
　　气候：晴。
　　提要：（治事）早起至性初宅取自行车，见柏荣。乘车出，造慧弟家稍停，与至母校。是日母校招考新生，旧同学至者甚多，好友至者，除慧弟外，有撼、述两弟、醒兄、柏荣、问凯、子先、乃贤诸人在校，见颂言、春源，并其他相识。十一钟半，余独出至江苏义园拜禅弟母柩，是日为叶母去世百日，又届阴历十五绪怀节义，悲慨无极，联想吾母，伤尤不已。一钟祭毕，别禅弟，至浙江义园，候述弟久不至，遂先行。归母校，巧遇赵君人杰知慧弟等已至公园，乃匆匆至调养[室]，见夏君等，略谈数语即至公园，见醒兄、慧、撼两弟、问凯、子先、子贞均在，未几，魏文翰君至，而述弟亦来，谈许久，遇黄春谷、张仇文二兄。六钟余，与慧、述两弟、问凯看白如，出，绕道访李宅，并至教育厅看榜，未发。至大胡同白如去，余与慧弟至家。琴伯请时、伉、章三先生及余食于大□楼。晚时先生请听戏焉。
　　（通信）接涤非片二，文珊信一，洗凡转涤非信一。
　　八月二十二日（戊午七月十六日辛丑）（星期四）
　　气候：晴。
　　提要：（通信）致文珊快信一，接撼弟信一。
　　早起收拾来往信件，汇集一处并补记前数日日记。九钟柏荣、问凯来谈至十一钟半，述弟同时亦至，既散。余至公园赴顾君约。顾君已行，失约矣。归来至四妹处及叶太伯母处，留四妹处午餐。一钟干父自北京来，稍停，余持物归家。未几，干父来道家常。云弟至，约余赴公园，辞之。四钟，述弟复来约，又辞未赴。五钟半，慧弟偕乃贤至，同出至教育厅观榜，慧弟取第八名，同取第十六，香港定额取五名，慧弟列是谅无望矣。途遇慕蘧，谈数语，别。与慧弟、乃贤至真素楼晚餐。遇醒兄偕其乡亲坐食，谈数语，叩其行期。知已定于明日；未几，醒兄行。乔君偕单君来。又未几，云弟独至。余等食毕，辞云弟，至光明往观电影，遇张君锡禄、赵君人俊及陈慕蘧，十一钟散。
　　八月二十三日（戊午七月十七日壬寅）（星期五）
　　气候：晴。
　　提要：（通信）接文珊信一，洁民信一，“撼弟信一”。
　　早起张克忠、张膺九来。九钟乔季眉至，为讲立体几何。未几，二张去。十一钟东美及姒艮成君来，稍停，季眉行。余等乃至站迎冠贤，止于德祥旅馆。与冠贤同行者有德斋王君。午饭冠贤约食于真素楼，饭后归栈，谈至三钟，吾请行至家，候慧弟久不至。洁民信来，伯荣事已妥，并汇款至。未几，云弟来畅谈。六钟吾至青年会，黄、施、李三君及慧弟均在，同时唐家裴、吴毅然二君亦在座。稍停，吴、唐去。余等乃趋公园晚饭。饭后剧谈，至九钟半散。既出，吾至性初处，告柏荣以事成，随雇车往访乃兄，至则候我多时矣。乃同出步行至大罗天作长夜谈焉。
　　八月二十四日（戊午七月十八日癸卯）（星期六）
　　气候：雨。
　　昨夜与乃兄在大罗天谈至今早五钟许始别，归家小睡。十钟往冠贤处，适叔夔亦至，乃定行期，准由车行。同时取冠贤带来中洋，至英界正金银行为其改换日金。十二钟至旧德租界，见撼弟畅谈二时许。出至法租界访允庭，未遇。至慧弟家遇王君祖培在，谈半时行。途经大胡同复访冠贤，未遇。归家午餐。三钟一刻又去，仍未遇。四钟半余至新车站登车向北京去，同行者有赵柏荣、星五两兄，巧遇四年前同室商君超云。送行者有问凯、冠贤、东美、企云。在车中无事，昏昏睡去。八钟半抵京。在站遇醒兄，雇车至天达店。文珊外出未归，乃将行囊放其室。自出访坼野表兄并借洋服归店，文珊已归。相与剧谈，至夜一钟始寝。
　　八月二十五日（戊午七月十九日甲辰）（星期日）
　　气候：阴，雨。
　　晨犹未兴，柏荣已来，催起。盥漱后，与文珊至中华旅馆见涤非，新房布置甚好。余此次来京，专为涤非结婚事作男傧相也。十钟至拱宸处，约其为男傧相，相约峙之往寻召棠。在访拱宸之先，曾便道至东安市场中某小照相馆取慧弟与召棠合像，不得。十二钟半，至理发店理发。事毕，往京兆见弌叔，谈数分钟便行，返中华旅馆。涤非犹未行，余换礼服候同兴堂以车迎我等，盖婚礼举行在彼处也。旅馆中有清河陆军诸老同学欢呼，至三钟半行。吾与拱宸伴涤非，四钟行，新郎既至；未几，新人亦来。五钟，行大礼，照相。六钟事毕。平生为人做伴郎，此为第一遭也。晚归中华旅馆，聚者人少，只拱宸、峙之、召棠及余，闹房事乃不成。新妇貌不佳，配涤非尚可。晚归店，与文珊谈至十二钟寝。
　　八月二十六日（戊午七月二十日乙巳）（星期一）
　　气候：雨。
　　提要：（通信）致洁民信一、四伯父禀一、拱宸快信一。接子坚信、公望片一、乃兄信一。
　　早五钟起，雨声甚急，收拾行囊毕，文珊送我至车站。六钟车开，柏荣仍与我同车归津，一路昏睡。偶醒，与柏荣谈我独身主义，伊意在反我所主，而急切间竟不能非我所论。诚哉！真理所在，有令人不能默许者。呜呼！青春已逝，家世难言，人事沧桑，知心何处！矧吾双亲已没，娱乐之何求？过渡时期，滔滔者天下皆是耶！八钟车抵津，乘车置行囊于津，急至母校见慕天与共趋礼堂，聆余日宣演说。散会晤问凯、述弟、乃兄、子贞至养病室晤慧弟、叔夔等。午饭与述弟、问凯、子贞等食于附近小馆。饭后，与慧弟访训忱、颂言诸同学。四钟归家。晚饭至三伯父处，谈时余。归来见乃兄先至，告余以慧弟香港已取。琴伯及其家均主其往香港。余闻之心伤已极，一场空欢喜，顿如凉水浇背，立失知觉。乃兄去后，余殊无语对此事，昏昏睡去乃又睡不着，难受极矣。
　　八月二十七日（戊午七月二十一日丙午）（星期二）
　　提要：（修学）最是伤心此日。
　　（通信）接撼弟片一，致慧弟长信一。
　　今早生父以四钟行，往南京去。“昨事伤心方未已，今朝又复别严亲。”此情此景不知若何难受。孤单单既离吾家，又复远吾爱友，伤心之极不复再有言矣！

　　从怎页起直至十月二十五日，吾未尝提笔一记，此心之伤实历两月。每当月夕风晨、雨窗花前，吾心之念念吾家，想吾慧弟，尤难受也！〔3〕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一九一八年旅日日记摘录。
　　〔2〕这里是指其过继父周贻淦。当时周恩来称其过继父和过继母为父亲、母亲，称其生父、生母为干爹、干娘。
　　〔3〕这段话从内容看是十月二十五日补记的。
　

第三章 五四运动时期

　　警厅拘留记〔1〕

　　小引
　　天津抵制劣货的举动，自去年年底因福州事件在南开操场开过国民大会后，商学两界会同各团体组织国民大会委员会，一意办理这件事情，当时的情形，很可令人乐观。今年一月初，商界各同业公会，又表示商人自决，对于贩卖劣货的抵制方法，公为三类：（一）运到已经启封的劣货，应将货物种类同数目，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由商学两界会同查明确实后，得在市上销售。（二）运到尚未启封的劣货，应封存不准出售。（三）已定尚未运来的劣货，应去信送还。商人自有此种办法表示后，封货查货的事，遂立刻举行；而去信退货的事，也同时并举。抵制的功效，方期渐渐的实现。不意魁发成竟因学生调查劣货，勾引日人殴击学生，演成一月二十四日的各界代表被拘，同“一月念九”省公署前的流血惨剧。从此天津的平民运动，遂受了极大的打击，一切设施，总不能再如以往的自由了。代表等自被拘后，陆续被拘的又有数起，内中情形社会上不能尽知，我们现在把他简单写出，以告关心此事的人。自一月二十三日起至四月七日晚改送地方检察厅止，名为《警厅拘留记》。至在检厅情形，以后另有《检厅日录》记他，这一篇就不叙了。
　　（一）魁发成事件
　　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三日晚上，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会联合会调查委员会委员段鸿荫等，因为得着报告说：“东门内洋广杂货铺魁发成，不报告国民大会委员会私运劣货。”当即前往调查。调查的结果——查出该铺现存洋灯罩17篓，均未报明，全属私运。遂由学生按素来的办法，将货物暂运往学生会候国民大会委员会商量处置。这个时候调查的人本不甚多，有几个人跟随货物回学生会会所（草厂庵），留下的只有段鸿荫一人。一方面国民大会委员会，正在商会开会，忽见段鸿荫气喘喘地跑入会场，报告魁发成掌柜乘他一个人在那里的时候，勾引来三个日本人将他连踢带打，并将调查的证书抢去。他因为人单势孤，所以拼命地跑出。众人听着这种情形，都气忿魁发成既在同业公会，为什么不报货物，不服调查，又勾引外人行凶，遂议决派洋广杂货同业公会代表刘锦堂前往质问。不多时有学生多人同着魁发成店伙裴潭溪、张大来到商会。裴潭溪说：“魁发成的料器一部分，是中日合办的，并没归入同业公会；至勾引日人的事，他是店伙，实不知情。而当时魁发成的掌柜已不知去向，所以没有同众人来。张大来因为是一个很小的店伙，没有什么关系，一会儿也就走了。委员会各界代表，虽知裴潭溪是店伙，但是他铺中这种举动，很足以妨害抵制前途；加着日本人去的时候，他又在场，所以多数意思让他明天到公园里去，向大家表白。散会后已经到了夜中两点多钟，裴潭溪同着很多人，都留在商会没走。
　　二十四日早晨，各校学生得着学生会联合会的报告，有很多人往商会看热闹。当时学生联合会职员因为领裴潭溪到公园不甚合适，就有些人随同他进北门。刚走到鼓楼，有人说：“东门大街有很多保安队等着呢！”大家遂改转方向出西门，由针市街、估衣街仍回商会。接着东区警察署代理署长穆子朴到商会，要见国民大会委员会的人。当时各界联合会出席代表马千里已经赶到，遂见他谈话。穆署长的要求，是要把裴潭溪交警察带厅惩办。但是大家的意思，主张把他送回原店。马千里因此不能立刻答复，遂向各处打电话，招集国民大会委员会临时会议。开会时，各团体代表全主张将裴潭溪交警察带去。不想在这个时候，警察厅保安总队长丁振芝带了很多的保安警察，气势汹汹，来到商会，用皮鞭打散闲人，闯进会场，便破口大骂，不容大家分说，便将裴溪带走。
　　（二）警厅花园内学生被殴
　　丁振芝走后，委员会即决定由张品题、夏琴西（商会代表）、马千里（各界联合会代表）、时子周（回教团体代表）、李散人（国货调查会代表）、尚墨卿（海货同业公会代表）、马骏（学生会代表）七人往见省长，报告这事的始末情形，同丁振芝的无理，免得有所误会。代表方走，学生会联合会职员二十多人，误听代表出门被捕的消息，遂不约而合由商会齐奔警察厅。到了警厅前，门口已经布满了保安队、捕盗营、消防队。众人走到石碑前立定，向警察说：“我们的代表是被捕了来吗？”警察回称：“没有。”众人不信，要求到里边见代表；警察拦阻不让，众人总要求请见。两边交涉许久，忽然从门里边出来一个警察，呼了一声：“架。”手中拿着一个藤子棍儿，向着众人乱打。站在前边的李燕豪（北洋法政学校学生），被门前警察用枪托痛打；又有几个人扭住他的脖子，推倒他的身子，连踢带打起来。陈宝骢（大营门中学毕业生）、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商业学校学生）等，也同时被警察手啊，脚啊，棍啊，枪啊，鞭啊，不分皂白，向身上打来。师士范（南开中学校学生）见着这种情形，就上前解劝。忽然捕盗的兵，不容分说，伸手拉了他的衣领，夺去自来水笔，将他拉进大门。进大门后，两旁出来很多的警察，一齐动手殴打，也有用手脚的，也有用枪托藤鞭的，当被打倒在地。李燕豪见着这种情形，便奋不顾身，直望内冲。陈宝骢、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四人，也被他们连打带拖，拥了进去。其余的也要跟着，但是警察打是打了，却不让他们再多一个进去。众人闯了几次无效，遂回到学生会联合会去报告。被拖进警厅的六个人，从门口一直被打到花园（警厅内的）有的脸被打伤了；有的身上腰部被打伤了；有的全身被摔肿了。六个人痛苦流涕地向警察演说，他们全都不听；而消防队反任意的殴打，其中以陈宝骢受的伤最重。不一会，有一个副官姓焦的去呼喝众人别打，众人方才停手；又隔十数分钟，由警察拥着六个人押入男待质所。这个时候南开学生祁士良往河东办事，正走到警厅门前，警察拦住去路，不让他走。他同他们理论，他们便用同样手段，将他饱打一顿，然后拖入花园，过一时也送入待质所。
　　当前六个人在花园被殴打时，同时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公民，约有四十多岁，也被保安警察、消防队拖进去痛打，打的浑身是伤；等到他们归入待质所后，就不见这个人了。
　　（三）各团体代表被捕
　　由警厅退回学生会联合会的二十余人，因为当时会中没有多人，遂决定分为两组：一组往各校报告情形；一组往省长公署请求惩办杨以德，释放被捕诸人。往各校的一组，不是本文题内的事，我们可以不必说他。往省公署的走至金汤桥，见着许多保安警察站在那里，到了省公署门口，众人请见省长。回事的人说：“里边已有代表接见了，诸位可以候一会儿。”众人听着这话，才知方才代表被捕的消息是不确了。
　　各团体代表自商会出来后，便向省公署去，途中遇见各界联合会出席代表孟震侯，也一同加入。到了省公署，当由邢副官长接洽。据他说：“省长不在署中，诸君有事可由鄙人代达。”当由夏琴西、张品题先后发言，质问日人既打学生，杨以德何以不代学生请当局向日人严重交涉，反让警察殴辱学生，是何理由？刑副官听说，亦略示不平，许省长回署后必然报告。代表等遂辞别出来，走至东辕门，便遇见请见省长的一组学生，嚷着向他们报告警厅门口被殴，同李、师等六人被捕情形。众人听说非常气愤，返身要再见邢副官长。门上回事的人说：“邢副官长已由后门出去了。”众人只得回商会再作计较。不想方出辕门，保安队已到，当有人高呼马千里、时子周诸人的名字，众人全都奋身受捕；学生那一组内也有硬行加入的。并且还有一个在钱铺学生意十七岁的商人赵仲禹，因认识李散人，想上前同他说话，也一同被捕。两人架一人直奔警察厅去。半路上有马队、捕盗营接着保护：禁止交通，挥打闲人，声势很盛。到警厅便架入花园，各人分坐栏杆上，相隔很远，不准说话。总计共被捕的各团代表有马千里、孟震侯、时子周、夏琴西、李散人、尚墨卿、马骏（张品题没有被捕），学生有李权（法政学生）、吴世昌（官立中学学生）、吴凤岐（甲种商业学校学生）、陶尚钊（南开学生十五岁），商人有赵仲禹。（四）被捕后的安置
　　从省公署门口捕来的十二人，在花园等了一会，就有人来乱向各人问了姓名，开了一个单子去。当问各人姓名的时候，有一个警察问尚墨卿的姓名，尚墨卿答他一个“尚”字；警察再问他，他便气忿忿地说了一句“上车”；于是以后警厅里头的人，都叫他为“尚车子”了。名单开去后，隔了半点多钟，有人嚷马骏、夏琴西的名字，他们两人便跟着嚷的人去，到侦探楼上，一个人一室，两间房子是紧靠着的。马、夏去后，便又有人领着时子周、马千里，分入保安队二队三棚，同六队头棚。接着又有人将孟震侯领入保安队三队三棚。每人全有两个警察看守，惟独马、夏两人由侦探看守。他们五个人走后，花园内还剩下七个人，在那冷飕飕的北风里坐着。直到太阳西下，由大家的要求，才将他们拥入花园会议厅暂坐。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又将他们移入男待质所北室，隔室就是先进去的七个学生（内有祁士良）。先进去的七个人自从下午进待质所，就有传事吏警察屡次去问姓名、籍贯同在学生会的职务。等到后来的人进去，隔室相问，才知两次被捕的情形同人数。九点多钟各人得着警察送去的一张大饼、一包菜，有的吃的，有的退回的。已经得着住处的五个人吃得稍为好一点，因为得着允许，可以开条子到小饭馆中去要。吃饭的事情过去，便有人将李燕豪、师士范拥出，押入十一二队：李燕豪入十一队五棚；师士范入一间小楼上。队中的值日巡长，将他们身上物品搜查一遍，然后让他们坐在一个床上。一方面待质所里的十二人，由警察陪着他们到司法预审所。王墨林——各界联合会的书记——这时候也被警察从各界联合会门口——草场庵——捕获进去。稍停一停，警察又将他们十三人分为两起：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祁士良、王墨林六个人，改入违警裁判所；其余的七个人仍在原处。夜深了，各人都要打盹，警察遂送去几床被，铺在地上，大家躺在上边，互相偎靠，和衣而眠。至于已经有住处的七个人，除了马、夏两人在侦探楼上，是用的侦探队的铺盖外，其余都是盖了一两件警察的皮外氅，睡在一张铺板上。冬夜风紧，真是冷的很。
　　二十五日早晨，在司法预审所违警裁判所的十三人，由传事吏警察复领回男待质所。午饭时让大家开条要饭；饭后陆续分归各队各棚：李散人、吴凤岐、李权、陶尚钊四人，分入十一二队库房，库房不过一丈见方，两个独睡的床，一张破桌子，两个人睡在一个床上，不能伸腿；尚墨卿、赵仲禹二人，分入六队二三棚；吴世昌、祁士良二人，分入头队四五棚；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四人，分入三队头棚；王墨林分入传事吏的屋子住。每人有一两个警察跟随，除了大小便外，不准出门，亦不准同警察说话。
　　到第三天（二十六日），每人每日改发铜元四十四枚，饭食由自己开条叫买；但须经各队队长、副官、或是值日巡长许可。同日又给各人送了些牙粉、牙刷、毛巾、胰皂。因为李散人、吴凤岐、李权、陶尚钊四个人住的库房太小，遂又将李权、陶尚钊两个人改归六队四五棚。
　　（五）学生陆续的被捕
　　二十五日，学生会联合会会所，同各界联合会会所，虽被封闭，但是大家奋斗的精神，反更加高，所以二十六日学生调查员仍然出发；同时并有多数学生在街中散布传单，宣明外交的危急，直接交涉的危险，同本月十九日的日本通牒应该立刻驳回的理由。警厅一方面自二十四日拘捕各团体代表后，凡各团体的机关，各学校同他们所注意的人物，都已密探四布，紧紧跟随。调查员出发不多时，警厅便已得信，在针市街一带调查劣货的凌钟、李恭允、杨云峰三人遂被捕获，而散传单的陈春华亦被拘去。四人至警厅后，先在待质所，随后杨以德亲自审问，历叙学生不应调查、散传单的理由，并让四人取保。四人回说：“无保可取。”两方言语乃起冲突。杨以德大怒，命将四人押入拘留所，四人遂奋身进去。在里边押了五天，同犯罪的人，都在一处。人多屋小，气味非常恶劣，没有铺盖、桌椅，大家都坐卧在地上。饭食每天发铜元十一枚，还得扣水钱一枚。五天后才将四人提出，凌钟、杨云峰归入十一二队楼上看管；陈春华、李恭允归入四队三棚看管，一切对待，遂与其余的人一样。在这个时候，各人都已发给棉褥一件，棉被一床。二月二日早晨，又发给各人卫生衣裤一身、袜子一双。同日李恭允被家中取保出厅。三日陈春华、杨云峰亦被家中取保领出，惟有凌钟一人没走，因为杨以德给他哥哥凌冰——天津南开大学教务主任——去信，教他保出，凌冰回信说：“吾弟若有罪，就依法惩办，若无罪，就放他，吾没有具保的必要。”遂把凌钟改拘于师士范室同住。
　　（六）“九一念九”〔2〕运动的代表被捕
　　二十六日调查劣货同散传单的学生被捕后，二十七日各团体为外交事件，在南开操场聚集游行。当出发时，有几个学校学生结队离校后，曾被附近警署拘去领队的人讯问，问毕，由电话中请示警厅，依旧放出。那一天游行，总算没受多大干涉。
　　念九日下午两点钟，各学校学生整队齐集东马路讲演；并散布传单，声明要往省长公署请愿。要求的条件是：请省长代电中央驳回日本通牒，拒绝直接交涉，催办福建交涉，取消中日军事协约；并请省长恢复天津原状，释放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演讲半点钟后，群往省公署，推举男女代表周恩来（南开大学学生）、于兰渚（官立中学学生）、张若名（女师范学生）、郭隆真（女师范毕业生）四人求见省长。卫队见人多，将门关闭，门里边并有多人把守，外边有公署副官传达。代表将来意说明后，副官由旁门进去传报。半点钟后出来说：“省长本有病，大家既来到这里，省长可以带病见代表，但是全体学生须退出辕门外。”代表说：“辕门内外没有什么分别，请让我们立刻进去。”副官说：“我再进去回回。”说完又由旁门进去，等了半点多钟，出来说：“代表是可以见的；但是大家还得退出辕门。”意思是恐怕门一开，全体学生要随着进去。代表便说：“你们既怕开门，我们四个人可以由门坎空儿钻进去！”副官也没有说话，四个人便俯身钻进去。进去后，当有杨以德儿子杨福培——在省公署当副官——穿着便衣，举起手来便向女代表打去。郭隆真脸上被打数下，张若名被他一推，险些跌倒在地。等到他们方一留神看他，他已经一溜烟跑了进去。门内卫队见代表已经进来，便将四个人陪往两厢兵棚外室坐着。里边的副官又让周恩来登在梯上，从门框上伸头出去，告诉众人在外边等候，省长一会儿可以见着。四个人在兵棚内又坐了半点多钟，连催多次，副官总是迟延着说一会儿就见。四个人急的了不得，又由周恩来要求再往梯子上去看大家，登上梯子后，只见外边辕门内外已经布满了卫队，将学生夹在中央。周恩来说完还没有见着省长后，便下来质问副官为什么无故派兵围住学生。副官不理，并命卫队仍将周恩来拥往兵棚外室。这时候外边大呼，嚷声大作。里边人也分不出是哭是叫，遂演出“九一念九”运动。省公署门前的惨剧，详情另有专记，不是本篇所应叙的。又隔了半点多钟，省公署门开，卫队同杨福培也都从门中出去，代表等仍然是屡屡要求接见。停一会儿，忽然有一个人在二门口嚷道：“你们将我们的人都打死了，还想见省长吗？”说话的时候，便有保安警察数十人从大门进来，将代表捕走。两人架一人，途中站岗警察早将走路的人赶在两旁，阻住交通，街道肃静，观者如堵，四个人沿路大呼：“民国万岁”、“同胞万岁”、“学生万岁”。鼓掌声从人丛中零零落落的应着。有些人跟在后边的，便遭警察的枪托毒打。先由西河沿架至警厅门前，后复折入磨盘街，出东马路入营务处，游行了一趟。到营务处后，将张若名、郭隆真押入一间空室——营长住的正房的一边——派两个女仆伺候；周恩来、于兰渚押入正房旁边的兵棚里，由捕盗营的兵看管。安置后，由四人具名给营务处处长一个条儿，内容是：“今日之事，无论如何，一切举动，概由代表负责。此致营务处处长鉴。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代表周恩来、于兰渚、张砚庄（即若名）、郭隆真同具。民国九年一月念九日。”
　　晚上由棚中伙夫往牛肉馆要去饭菜，给四人分吃。睡觉的时候，由棚中兵丁借被褥给男代表盖。第二天起来，一切零用物件，由他们自己拿钱令伙夫购买，但须得营长过目允许。周恩来、于兰渚两人，每日在兵棚内做稿子，闷时便向兵士们闲谈；每天吃饭，全是令棚中伙夫代要。至于张若名、郭隆真两人的生活，有张若名的一段日记，现在把它节录在下边。
　　（七）张若名的营务处一段日记〔3〕
　　二十九薄暮的时候，被保安队捕送到营务处，押到一间空房子里，里面有一个空床铺，两个凳子，一张桌子。一个营长所谓白大人的，领着一个老妇人进来说：“先请这位老太太给您做伴吧！晚上还来一位呢！”隔一会儿，由周、于两位那边，拿过一个担负责任给营务处处长的条儿，我同隆真也都签了名。到晚上，果然又来一位姓马的少年妇人，进门便说：“这是罪人判罪的官府，我实在害怕呀！”以前我们的精神，没在营务处内，更没在这间房子里，只想外边的同学们还是被打散的呢？还是自由走的呢？倘若被打，又是什么景象呢？坐在那里呆想。忽然经这位少年妇人很可笑的话一提，才把我们的精神回转到房里来，上下左右一看，才知是一间很破的房子，地上的土也有一钱多厚，这种景象虽然不好，但是我们能尝到这监狱的滋味，（隆真却已是第三次了！）精神很是快乐的。夜间给我们两人三件军人短皮袄，我们说：“没被怎样睡觉呢？”过了一点多钟，所谓白大人的给了一床被褥，我们也就将就睡下了。
　　三十早晨起来，看看自己身上有好些白毛，隆真笑说：“我们弄了一身军衣的毛，也算当了兵，入了伍了。”梳头洗脸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只好先不梳头，仅仅用抹布样子的手巾洗一洗脸。十点多钟同学李福景的伯父李雁题先生——营务处做事——进来看我们，我们也顾不得蓬头散发，同他谈了几句话。问他昨天省公署门前学生怎样走的？李先生说：“免不得是自己解散的，但是拥挤的很烈害！”说完了又往旁边的屋里去看周、于两人（他的儿子李福景是周恩来的南开同学）。李先生的话说的很含蓄，当然可以想到学生是被强迫解散的；并且想象当时情形，从在省公署里边听见外边那种呼声上证明，一定是一场惨剧了。想到这里，真令人焦急，想着外边受伤的人，也不知是怎样的多呢！我们想今天该过堂了，但是等候一天，也无消息。饭后同伴的妇人从家里拿一个四寸长的半截梳子，我们才得梳了头。晚间我们又要求了一床被，虽然不干净，还可以御寒。“营务处本来是抢掠盗贼的拘禁所，何曾有学生爱国被拘的优待费呢？”这是白大人对我们说的话。我们听着这话，也就得原谅他一切不完备了。
　　连冻两天，三十一日早晨房里生了一个煤球炉子，但是还不能解冷。年老的那个妇人夜间没有被盖冻病了，我们怕蹈他的覆辙，请白大人派人到刘清扬家里取了几件衣裳，身体的温度才觉得适宜了。
　　二月一日：昨夜十二点钟的时候，忽然被一阵极凶猛极悲惨的声音惊醒，昏昏中只听得：“呀！咳呀！我娘呀！我的娘呀！大老爷饶了吧！我没有作呀！我身上没刀子！你还不信吗！我娘呀！”我凝神听了半晌，问隆真道：“为什么打贼打的这样惨哪！”隆真道：“我在北京被拘的时候，听着打贼的也是这样惨！”抬起头来看看那年少的妇人，坐在那里落泪。我问她为什么，她说：“我一则不忍听这种声音；二则我的死鬼——指她死的丈夫说——以前也是个做捕盗的，现在听着这种声音，更加难受！”到了早晨，她就要求白大人回家去了。接着又换一位姓史的中年妇人来。我们想来营务处已经三天，也不见审问，即请白大人来，要求他转达上级官，按我们所犯的罪开审。下午我的伯父来，谈了一会，他的意思要写信告诉我的父母，但是我不愿让我母亲知道这事，就用话婉转地拦过去了。
　　二日：我们没有事就同两位妇人闲谈，有段事可记下来，看看贫人的生活状况。姓史的中年妇人，她娘家的财产很可以糊口，姑家很贫，每天卖点杂货供给日常生活。遇着阴雨的天气，不能卖东西，就要受饿。但是她无论怎样困难，决不求娘家帮助；姑嫜因此不喜欢她，不叫她在家住。她的丈夫早就死了，于是她寄居在舅姑家，贩卖杂货。去年夏天阴雨四五天，房子也塌了，平地水深五六寸，两三天没有饭吃。有人劝她回娘家去。她说：“我哥哥厌烦我，我决不为人所厌；倘若饿死在这里，亦是我甘心情愿的。”我们听着她所叙说的事情，便想到贫人的生计，贫人的志趣，都是中上社会所梦想不到的。下午我们又写了一个条子要求过堂审问，限二十四小时答复。白大人又来说：“两位先生是明白人，还不懂官厅的事吗？倘若把你们抬上天去也好办，倘若把你们按到地下去也好办，就是不高不低的最难办。这件事也得办，那方面也得顾得住！先生们忍耐点吧！三天后再答复吧！”我们说：“也可以的，但是我们要看书报。”他说：“报是办不到的，书可以做到。您二位看我的面子委屈点吧！多喝茶，多吃饭，多忍耐吧！”到晚上果然给了《列国》、《三国演义》各一部，总算是“面子”
　　六日：今天应该得着白大人回话了。等到十二点的时候，白大人进来说：“请你二位到警厅去，随后男代表再去。”我们本想一同去，恐怕他们有什么作用，后来想也没有什么要紧，便先坐着马车走了。在车上想以为到警厅便要审问，那知进来后，警察便引我们到花园内一间屋子里。里边铺了两个床，放了两张桌子，几把椅子，像方收拾出来的。我们坐了十几分钟，见没有消息，便向看守我们的警察说，要见厅长质问。一会儿杨以德果然来了。他说：“我是戒严总司令。”我们说：“你的职务我们不过问；但是拘我们在此地是根据什么理由？”杨说：“你们写一个条子，我可以代达。”他走后，我们就照办了。一会儿伴我们的那两个妇人全都来了，我们知道又要在这里软禁了。晚上送新做薄棉的被褥各两床来。今天的晚饭，是我们自己拿钱叫人去到门口牛肉馆买来的。一切的茶水全由子房里人照管。房里边有个洋炉子，比在营务处暖多了。
　　（八）杨以德往各室谈话同外边来人探视
　　（第一批被拘后至九年二月十二日）
　　六日早晨，女代表从营务处移到警厅后，接着周、于两人也坐着马车来了。当他们没来的时候，接他们的人是说警察厅司法科长传他们去谈话。等到了警厅后，传事吏的警察，让他们各归兵棚。他们两人不允，说必须面见科长。两方互相争执，这时候警务处长杨以德到了，便说：“我是警务处长，你们有什么意见只管写出来。”周恩来回说：“很好！我们正不明拘禁我们是什么理由呢？”说着，大家便拥周恩来入四队三棚，于兰渚入头队头棚。杨以德也跟着去了，先往花园见女代表，说完了话，便往四队三棚见周恩来（四队三棚正在花园旁侧后边），说了些他知爱国，学生爱国的法子太不对了，学生是为人利用，过几天见着马骏，就知道他已经明白过来了。这件事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他决没有一点主张。又加上些他不报私仇，“日久见人心”的话。周恩来回答他说：“我们学生做事纯本天良，丝毫没有一点恩怨在里边。譬如，这次省公署请愿，就是绝好的例。”杨以德听着这话，也没有话说了，要走了出去。临行告诉警察说，把新做的被褥取来。又向周恩来说：“你有话尽管写出来，拿给我看。”因此周恩来一进去，便得着做稿子写字的自由了。下午他便写了一张质问拘捕的理由书给杨以德。于兰渚那里，杨以德没去，也照样送去新做的铺盖一套。他当天也写了一张质问书。
　　在他们四个没进去之先，杨以德对大家的待遇便已一天改变一天了。先是一月二十六日午后，英文《泰晤士报》主笔潘纳尔、汉文《泰晤士报》总理熊少豪，到厅去探视孟震侯（他本是汉文《泰晤士报》经理）。丁振芝命人请孟震侯到他的屋中，告诉孟震侯见熊时，不准随便谈话。又说：“这件事闹的太大，牵入政治问题，谢迈度因着这个，要推翻省议会议长。”说话时熊少豪进去，潘纳尔在客室里没让见。孟、熊两人谈了一会儿话。丁插话道：“本厅已备有四五千人的拘留地方。”熊回道：“如将四马路用兵包围，岂不是一个绝大的拘留所吗？”丁听着遂没有话说，又谈了几句别的，熊少豪便走了，孟震侯仍回原室。这是各人被拘后头一次接见外人。有一天杨以德到孟震侯住的地方声言：“你们进来后悔了吗？在我当初劝你们，你们不听我言，才弄到这步田地。我现在已经叫人与你家里送信了。我向不念私仇，并且我一定要维持大家；不过此事关系很大，省长以下还有镇守使，也是关系军务的。”
　　有一次天气很冷，风很大，杨以德带领着许多差官，到各屋去谈话。到了马千里的住处，开口便道：“你不冷吗？你这是何必呢？我打早就传过信息去，不教你们这样办，你们不听。我跟张伯苓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们是又亲又友，你的老太父亦是做官的，你亦在过任上，我们都是官界中人，你是何苦呢？”又说了些别的便走了。
　　到了时子周那里，开口也是问：“你不冷吗？”随后又说些他以先通知大家，不要这样做的话，并且说丁子良——时子周的外舅——与他也很好。还问道：“上次给你们送的治安警察法看了么！”时回道：“看了个大概，但是这次事是为外交的，不能拿治安警察法来绳。”他听说外交的事，便将他如何办理老西开外交，收复法奥租界的事说了一遍。
　　上师士范住的那个楼上，问师士范的年龄、籍贯、学校。师回答他后，他听他是南开学生，便道：“南开学校还有我捐的一块地呢！我对于教育，向来热心的，成美学校我捐过款，各区的贫民半日学校，都是我创办的。”又问师士范冷不冷。师说要到学校里取衣服，他也允了。
　　下楼后，走到李燕豪的住屋，也问了他的籍贯、学校。李燕豪答了几句。他便道：“我们都是天津人，这是何苦呢？你又是法政的学生，我一年学一条，十几年的工夫我还懂得些法律。你明白法律，怎么也这样做呢？”李答道：“我们到这里来，总是犯了法了，请处长依法办吧！”杨说：“我也做不了主，这是上边的意思。”说完了又到李散人、吴凤岐屋里，也先问了姓名、籍贯，说了些“大家何苦呢”的话。李散人向杨道：“处长来看顾我们，我们是很感谢的。但是我对处长也有几句忠告：人生在世界上，生活总是很重要的问题。要保护生活，就是衣食住完全没缺。处长家中有几百万的家财，衣食住亦就足够用的了。得退且退，岂不好吗？”杨以德听着便嚷道：“我的家财是每年薪水积存的，你敢乱说吗？”旁边跟着的差官，也都随着威吓。杨又叫人将李燕豪请到那屋里，向他道：“你是学过法律的，你应该同他说说。”李燕豪便劝了李散人几句，杨才走了。走后，十一二队（保安队）聂队长便进来向李散人嚷道：“我哪一处慢待你啦！你便叫我吃不着饭啦！”李散人便问他为什么说这样话。他答道：“你方才见处长说那样话，教我怎样担当啊！”
　　一方面夏琴西、马骏在侦探队楼上住着，比较别处好点。进去没两天，马骏便找侦探长丁振芝，问他为什么拘留他们好几天不过问。丁振芝回的是省长的意思。并且说：“我们不愿意，也是没有法子！”接着他又曹四长、曹四短，骂了一顿走了。过了几天，丁振芝至夏琴西住的屋里谈话，把马骏也叫过去。丁告诉他们说：“省公署门口又闹出‘打架’的事了（批‘九一念九’的惨剧），两方相持不下，何日是了？所以请你们两位谈谈，想个台阶就了啦。”马骏当就要求三个条件：一须先恢复各团体的原状；二准他邀请外面的人来谈话；三准他随时同被拘的人谈话。并说这三个条件允许后，方可议别的。丁回答道：“恢复原状，我负完全责任。”同时并让马骏用电话找外面的人。第二天贾金熔、董绍昌（南开学校学生）去了，同马骏说了些外边情形；随后他们两人又到别的棚里看被拘的人，慰问慰问。
　　从此后丁振芝就常常到夏、马那里谈话，每次谈的时候，必要说些学生受了冯国璋的利用，“二百万的运动费”，时、马（千里）、孟、夏全得钱的话。这是天津“双十运动”后，杨以德对于各界联合会散布的流言。
　　有一天丁振芝又向马骏道：“冯国璋要利用学生，推翻政府。他们的机关部在河北交涉署的对门，内中干事姓梁的，已经拘来了，他们的公文书信我全都呈上去了。”马骏回他，学生绝对不会有这些事情。第二天，丁便拿些公文书信、委任状、同信封的相片给他看。委任状上的人，马骏一个也不认识。上边全盖有“华甫”的图章，公文上有“中华全国政府”的印。丁又说：“这里有时、马、孟、夏，同卞月庭、边洁卿、孙仲英、张伯龙，北京有林长民诸人。”马骏听着这话，没有回答。过几天丁振芝便让陶尚钊到侦探队玩耍，警察跟着有时也可以在那里吃饭。
　　杨以德有一天带着许多人到侦探队，同马骏说了些他如何爱国的话。隔几天杨以德又去同夏琴西、马骏两人谈话，足足谈了两点多钟，大概的话是说卞月庭、孙仲英、边洁卿如何不对，他对于卞、边、孙三人如何厚待他们，他们如何知恩不报。他提倡国货，开办“中国洋行”。五次政变，他如何维持治安。很多省的警务处处长、署长全是他的学生，他的属员，他所提拔的。刘孟杨、王伯辰以先如何反对他，后来如何改变宗旨，他如何帮助他们等等的话。说完这些话后，又抬举夏、马二人一番才走。
　　过了三四天，他又带了两个差官到侦探队。上次他同夏、马说话的时候，夏琴西没有怎样回答他话，并且谈到夏琴西宣布他罪状登在报上的事，两方面都不痛快。所以这次单找马骏谈话，谈话中不免先又说了卞、边、孙诸人一顿。随后便谈到宋则久，说他如何欺骗他。又指证马、孟实在受贿。他说：“不然，马千里的太太手上为什么带金镯子！孟震侯为什么要纳妾？”（却不知从何证明）又谈了谈“杨派”，并说：“现在不轻易提拔人了，非得同我戴一副眼镜不可；你们被拘的人性情不一，非跟我戴一副眼镜的不愿同他谈话。”末了又谈了些他爱国，提倡国货的话。
　　在这些天中，各人的状况也很有些可记的，简单把他写在下边：
　　二月三日，各人的饭费从四十四枚铜元，改作六十六枚。
　　十二日起，每人每天发给杂样一包（花生、瓜子等物）。
　　十四日，马骏的父亲特地从吉林宁安县到天津看他。先见的杨以德，谈的很高兴。看完了马骏后，又同着马骏，到被拘的各人屋里慰问一番。陪着他去的有南开学生贾金熔。
　　从这次后，各人的家里人都可到厅里探视了。学生联合会里，也常有人去慰问；并且还给各人送些钱同吃的东西进去。夏琴西的朋友去访，虽未得见，但是英租界总巡捕长周琴舫（也是他的朋友）穿着制服去，却见着了。
　　师士范因为被捕的时候，身上的东西被保安警察抢去，他便向视察员王某（杨以德派他巡视被拘的人，有什么事情，可以代为传报）请求他查问。王某推说人多不能寻觅。
　　祁士良，曾有一次杨以德令视察员王某问他为什么被捕。祁士良回答他：因为往河东去办事，经过警厅门口，警察不让他过去，他同他们理论，便被连打带踢捕获进去。王某又问他在什么学校念书，现在几年级，念些什么书。祁告诉他在南开学校一年级。那一天王某连去三次问他，过后也没有人再问了。
　　李散人在那时得了一次病，满口生疮，吃东西很难，又兼喉病，要买六神丸吃。聂队长——保安十一二队——不允，说厅中有医官，李就让他请医官去。等了六七天后，医官才去略看一看，也叫买六神丸给他吃。过了半个多月，病才好了。有一天王视察员特地邀他到十二队副官室里谈话，问他有没有秘密的话，可以对他说一说。李散人回他道：“我的秘密，就是争回青岛。”王某也就不再问了。
　　陈宝骢、于骏望、郭绪荣、李培良四个人都住在三队头棚。那间屋子非常恶劣，门上没有玻璃挡住，呼呼地进风；屋里又没有炉子，所以温度非常的低。陈宝骢本来就受伤很重，加着住在那屋子里，便不时有病，有时还吐几口血。有一天他们四个人向王视察员要求给他们找一个桌子，好吃饭写字。王说：“没有桌子，你们不会伏在床上吃吗？”陈宝骢回道：“你吃饭是伏在床上的吗？”王说：“谁让你犯罪呢？”陈嚷道：“我犯什么罪啊！”王不许他嚷，两方便冲突起来。以后王便不往他们四个人屋里去了。过几天，这个巡视大家的责任改由赵视察长——全省警务处的——担任了。
　　于兰渚有一天写了一篇很长的请求买书文，里面有几句道：“虽日给饮食以养之，实不啻操刀斧以杀之也。囚置斗室，阅只字而无书，写只字而无笔，养成废人，以为社会之贼，何若杀之为愈耶？”写完后，看守他的警察要替他交给上边，于要面交视察员。警察以为他写的这篇文儿，是打算给外传递的，于是就同他戒严起来。看守的警察也添了一个。他每一拿笔，就“虎视眈眈”地站在旁边看着。有一次他开一个单子给小孩子（棚中的小使）去到饭馆中要饭菜，也被他们扣留住，弄的于兰渚挨了半天饿。又过些日子才自由一点，可以开条子去买书了，于便写了些新出版的杂志——《新青年》、《新潮、《解放与改造》、《觉悟》——给司法科。队中值班巡长回来说：“司法科长不知这些书有什么作用，不准买！”末后允买了一本《新教育》。
　　张若名、郭隆真住在花园内，屋外边有两个警察看守。伴着他们的两个妇人，那个年老的，不到几天就因为病走了。中年姓史的妇人，自从到警厅后，总不让伊回家去一次。二月十七日，阴历年快到了，伊要求厅中准假一日，回家去清理一年的帐务，司法科不允。又请求将伊的儿子叫到厅里，当面嘱咐他一切的事情，又不允。并且说伊要打算出去，除非不干了才行。郭、张两个听着这话，便请赵视察长去谈话，质问他司法科为什么这样虐待“无辜”的人？结果厅中允许将伊的儿子叫进去同伊谈话。
　　周恩来有一次在厕所见着陶尚钊（被拘的人，大家见面的机会，就只是这个地方），知道他可以到马骏那里去，他回去便写了个条子给杨以德，说陶尚钊是他的亲戚（老侄），他要求同他见面。条子递去后，王视察员便去说道：“处长说你要明白是被人利用，不但可以见陶尚钊，还可以见马骏！”周回他道：“有人要利用学生不利用学生，我不知道；但是学生本身总觉问心无他，不过社会上有些人随便诬蔑的话，我倒听见些。”王便说：“你可以写下来给我拿去与处长看，免得我传话不清。”周说：“也可以。”便提起笔来写了些学生做事纯本天良，没有什么成见在心；有人传说学生演说曾有人给钱的事，完全是谣传；至于国庆风潮（双十运动）完全是妨碍学生进行，摧残学生集合，所以才持反对态度。至于别的人有什么作用，什么某巨公运动的事，学生完全不知。等到省公署一役“九一念九”运动，学生更问心无他；那知因为地位问题，盘根错节，学生等遂为瓮中物矣。王将条儿拿去后，也没见别的消息。
　　各人的看报是绝对不许的。看书有几处可以开条去买，但须经司法科长允许。有几处不能买，只许向别人借，各人所受看守警察的待遇也各自不同，不过这件事有的关系双方的性情，有的关系所处的队中长官，毋须乎深论的。
　　（九）杨晓林被捕同司法科的谈话
　　（九．二．八至九．二．二○）
　　这次被捕的人中惟有四个商界的人（夏琴西、李散人、尚墨卿、赵仲禹）在内，但并不是抵制劣货极要紧的人物。二月八日那一天，商界调查主任出席各界联合会评议部代表杨晓林家中，忽有北二区警察署员同便衣警察多人，入内搜查信件，同时并请杨晓林往署中谈话。杨便随去，在署中坐了一会，便有警察将他护送往警察厅。到厅后住在大楼上，有两个警察看守。头次丁振芝、赵凤九——视察长——两人前往谈话，所谈的多关系学生会、联合会，同各界联合会的事。并说商会机关做事不对，不应反对官厅。过几天赵视察长又单独找他谈话，说他嫌疑过多，应照实话说，不可设词虚言。杨回答说：“这话我不懂。”赵便走了。
　　二月十六日司法科传郭隆真至违警裁判所，由科长高登甲同某科员讯问，问的话很多，郭隆真回答也极多。大概是关于省长公署请愿、调查日货、学生会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的事。在讯问的意思，是要从伊口中得些漏缝，但是伊每次回答后，高便无法再问了。问了一点多钟，郭又反问无故拘捕大家的理由，说了许久，高也没有回答，只命伊回去休息。接着又提于兰渚、张若名，两人同时到了，高登甲命张若名回去不问了。于兰渚进去，高问他道：“你们到省公署何事？”于回道：“我们外交要失败，正在‘一发千钧’的时候，所以请愿省长，让他代打电报给北京政府。”后来又问些别的话，多关系学生的，于也没大回答他。于转过来问他为什么拘留大家。他说：“这个我也没法，都是省长的意思，我们小机关，不得不服从的。”于问他道：“你们既无权处理，何以滥行职权，拘捕我们，独不顾及中华民国国家的人格吗？”高道：“你也不必多谈了，我们谁把谁问短了，也不露脸。”于笑道：“这也没有露脸的关系。”高便说：“你去休息休息吧！我还要同别位谈话吧。”说完了，于便回去，当天也没再问别人了。
　　第二天高登甲又在他的办公室里请杨晓林去谈话。所问的都是些网罗别人罪状的话，杨晓林含含糊糊答了一点。接着又叫周恩来去到一个司法科员的住室里，先由一个科员问他，后来高登甲也去问他，问的话都同郭、于两人差不多，并且还问南开评议员出席学生会联合会的是谁？学生会联合会经济委员会的职员的人名，学生会联合会、各界联合会是何人主使组织的？万德成事件，魁发成的事件，“双十节”的事件，韩致祥、巴文俊为什么往广东去？周恩来也有答的，也有没答的。他们又问周恩来，学生联合会报是何人主笔？周说：“联合会报没有主笔，有三四个审查员，是合议制，不过往警察厅来立案的时候，是我出名，所以你们要问联合会报的事，我可负完全责任。这个可指旧日刊说。现今出的周刊，是学生会改组后新学生会出版委员会周刊股出版的，我是周刊股股长，却不是审查员了。”高登甲又问道：“学生会的款项从何处来的？”周回道：“是各界赞助学生会的人亲往会中捐助的，也有学生演剧募捐的。”高问现在的款项归什么人保管？周答道：“归经济委员会。”高问经济委员长何人？周说道：“这个我不能说，说了你们又要麻烦他们去了。你们要问学生会联合会经费状况，我同马骏就可答你。”高又问：“捐款的是些什么人？捐大宗款的是谁？听说林长民也捐过你们的款吧！”周回道：“你们现在无权调查我们学生会经济内容，我也无须回答你；但是林长民并没捐过我们学生会的款，你们提他是什么意思？”高往下也不问了，便命警察仍领周恩来回去休息。
　　（十）旧历“除夕”、“元旦”的会餐同杨以德的演说
　　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杨以德命门口回教馆预备五桌席，在午饭的时候让被拘的二十六人同到花园内会议厅会餐。被拘的人消息隔断了二十多天，这次得着团聚，互相说了很多话，很快乐的。吃完饭后，杨以德便去演说。赵视察长同各科科长、保安队的队长、副官、巡长全部跟去。他那段演说非常之长，约摸说了三点多钟，大概的是：
　　“我向不报私仇的，诸位到这里来，完全是上边的意思。不但天津如此，全国都已这样了。这决不是假话，我一会儿给诸位看凭据。
　　“诸位先生们！我告诉诸位吧！诸位的后援全都完了。诸位先生们，不要再希望北京呢！上海呢！南京呢！大总统命令都已下了。这次不是我们天津一处，也不是我姓杨的欺骗诸位，我是向不报私仇的。
　　“诸位先生们！诸位不要以为每天我从四十四个铜子的饭费长到六十六个，给诸位做被，送卫生衣，每天送杂样，我是怕诸位先生！外面事情越平静，我是待诸位越要好的！我决不投井下石！我的警察厅也没有优待诸位的经费！将来这笔费还不知怎样出呢！我若知诸位来，我还给诸位盖洋楼呢！
　　“现在事情快平静了，又赶着旧历年下，人人都要过年；诸位不能回家过，我教他们预备五桌席，请诸位在一块吃。我也同诸位谈谈，谁教诸位犯着这个事呢？
　　“我同诸位先生没有私仇。诸位先生们也有做事的，年底下短不了用什么，诸位尽管说！我不能动公款，我自己还可借给诸位！将来出去还我也罢，不还我也不要紧。朋友总有个帮助的时候，那教诸位长处在这个地方呢！我知道诸位的难处，这两天我告诉他们几位——手指着时、马、孟、夏、杨等人——的家里人来见他们。人家家中，那里没有些帐目得结呢？马老太爷——马骏的父亲——说的好：‘你是管法的人，这不怪你啊！’人家说话够多明白！他老爷子从老远来，那么大年纪，我看他的气色说话，我说：‘你得发财！’他老爷子说这话，我真痛快！这个朋友我算交着了。’
　　“诸位先生们这种样子办不行了！魁发成那件事情，要不办，天津就成了福建了。我们中国的事情，我不能让外国人来办。那天日本兵已经上来了，交涉使黄荣良给我打几次电话，说日本领事到了，等我去商量呢！我回他没有工夫，我自有办法。等到我办完了，日本人也没有话了。我管我自家人，外国人来管不行。诸位老爷子们！爱国要摆在心上，不要总在嘴里说，抵制日货，买西洋货，不是一样子是外国货吗？大家都说美国好，美国就能帮助我们强国吗？那些传教的教士准全好吗？我们要抵制外国货买中国货。我爱国，我冬天连大氅也不穿，浑身上下全是中国货。像我这种帽子——手里拿起他的瓜皮小帽——是南京缎做的，我这才是提倡国货呢！
　　“爱国！我知道保国权，保国土。国土我不能给人寸尺；国权我也不能丧失。我办外交不含糊啊！老西开的事，我派一营兵在桥那边扎住，三年多，法国人不敢过来一步。等我闺女死了，我丁忧，法国人才把老西开占了，兵也打散了。我那时守制在家，不能管啊！收管德奥租界，我并没有接着中央电报，我知道得收了，我就派我的警察排着队伍，居然从外国租界走过，将租界收了，改了特别第一二区。那里的警察，我全是挑选去的：新军装、新皮靴，站在那里也挺着胸脯不含糊。别处的警察穿布靴子，没有皮外氅，我的警察费比以前减了几万，我还给他们有皮外氅，有皮靴子；外国租界不许中国兵走，我也教我的警察抗〈扛〉着枪过去了。
　　“我们中国弱，但是我们在他们面前也不能失了威风；我见他们的时候，也是挺着胸脯，他们也得叫我‘尖纽杨’。讲理的时候，我也说个好听的；不讲理的时候，我要说‘不行！’‘这个不行！’他们知道我难斗，都道‘尖纽杨难斗，不要找他去。’
　　“我保我国土，从前奥国租界要私挪界牌，我带领着兵到那里演说，我说：‘谁敢挪？要是有人挪了，我把他活埋！’后来他们也不敢了！
　　“我若是一动，天津就出事情。老西开的事情，我丁忧。民国元年我从巡警道的任上改调口北道，还没离任，就闹正月十四日的兵变。去年我免职，闭门思过，就闹出各国砸铜人（旧德国租界的铜人像）的事。
　　“我对那国人也不偏向。汉纳根——德人——事情，国务院给我打电报说看事办。我知道怎么办啊？等到外国人质问起来，都推到我身上了。我到北京见钱总理，钱总理说：‘怎么我的命令，不能出都门一步呢？’我说：‘总理教我做的事情，我没有不办啊！’钱总理道：‘汉纳根的事情……’我说：‘总理没有让我把他拘禁起来啊！’
　　“诸位弟兄们！总是一百八十个不含糊。你们知道人们利用你们么？‘几百万’人家都告了！我的亲戚——指卞月庭——打电话问我，要是有他，他自己来。我说：‘现在还没到你那里，我们是亲戚，要有你，我告诉你，我不能叫你下不去，让警察请你去。’从前我告诉他多少次，这样可不行的。他说：‘我跟学生敷衍，不是真的！’敷衍可把诸位送进来了么？诸位进来了，不含糊，别的人可在旁边看着了。这顽意可是敷衍的吗？烧的——指日货——都是东西啊！我这里全有案件啊！人家都告了！（说着话便回头叫人取案件去）
　　“诸位老爷子们！人家鼓动你们演说了，出发了，到省公署了。现在人家可不管了，亮台了，租界的大洋楼住着，大宗款拿着！
　　“他们爱国？他们勾引外国人来干预内政！什么拒毒会了，没日没夜地到人家内室里搜查，还有法律吗？现在干事也跑了，会也散了，这种事那能够得长呢！青岛交涉，我简直告诉诸位吧，快直接交涉了。诸位先生们！你们总说直接交涉不好，要不直接交涉，谁还我们青岛啊？上一次大仓喜八郎来到天津，黎总统请他吃饭，也有我。谈起中日亲善，我说：‘你们贵国总说亲善，但是总没有实在凭据给我们。你老人家已经七八十岁了，你回国也鼓吹鼓吹还我们青岛，你也算做一件好事了。我们也信中日真是亲善了。’他老人家说：‘我们国里也是党派不齐，有的人赞成将青岛归还中国的，有的人不赞成的。我回去一定要鼓吹归还中国的。’敢是日本人也是有赞成，有不赞成的。大仓是他们的国内大资本家，很有势力，这回他们要归还青岛，他总有关系的。诸位要知道这种地方，我不能含糊的。我们得着机会，鼓动他们国里人才算本事。天天演讲游行，给中国人看，有什么用处？
　　“大仓是一个造船的出身，人家现在有几千万家产，在他们国内很有势力。人家国强不一定做官的才有势力，办实业好了，也一样可以说话。我们是民国，更要这样子了！诸位兄弟们！整天的在外边演讲，调查日货，有什么用处？这下子诸位耽误了，人家全念书了。升官发财的道儿，不能按着你们那样走。诸位先生们都比我强，要按我的道儿走，比我要阔的多了。将来诸位要做了总统、总理、那一省督军、省长，办了什么大工场，发了大财，诸位就知道杨某人的话不错了。到那时诸位还认得我吗？
　　“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不要再一百八十个不含糊；要再进来，再住几年，诸位都要老了。人家念书毕业，从外国回来了，办实业，做大官，到那时诸位后悔可晚了。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好好念书，学科学，升官，发财，尽是你们的份儿呢！
　　“从前的话，教书的要误人家子弟，下十八层地狱。做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得下三十六层地狱。我要是成心坑大家，我是禽兽。这件事我是做不了主的，上边的意思怎样，我才敢怎样；我要是做得了主，我也不把诸位请进来了。
　　“我提倡教育，南开学校有一块地，是我给弄来的。成美学校，我是校董。年底下我到那里参观，看他们学生没有钱做操衣，我捐一千块钱置办。但是我现在要给，人要说我怕学生了，等事情平平再给。我办的平民学校，那一区没有啊？天津几千个穷孩子，全受教育了，办事要办真个的！
　　“现在人家都说办实业好，我也买很多的股票啊！有人找我入股办工场，我总得入几千块钱。我的亲戚朋友的儿子，我总劝他们去学实业，只要有本事，要办个工场，我总可以帮助他招股的。临记烟草公司是我办的，办事的人把他办坏了，机器还有呢！我常说：‘谁要再办，我可以捐给他的。’北京的临记洋行，也是我办的，人家办外国洋行，我们办‘中国洋行’！
　　“我花钱花多了！每月里亲戚、朋友找到我门上，我总得接济几个。年底下我那年不预备些钱，三十二十的帮助。我生性就是这样么！我有一个朋友，他教我给他孩子找事。我问他多大了？他说十七八岁。我说：‘做事干么？’我每月接济他的学费，还给他家里的家用，这不是成全人家的孩子吗？这样的钱，我花多了。曹嘉祥——前清巡警总办——是我的恩人，他离任时，亏空了十几万，我卖房子给他弥补。我现在的房契还在别人手里押住呢！他家里，我现在是常常帮助的。
　　“我提拔人多了！从前反对我的人，后来改变过来，我都给他们很阔的事。只要改变宗旨，我没有不提拔他的。不过也有忘恩负义的，没有落儿的时候，找上来，我给他行政科长——指边洁卿——做，现在有点势力，又要学生了……
　　“我生来有‘爱将’的癖，只要在我手底下做过事，我没有不给他好事的。江苏、江西、上海、汉口各处的警察厅长、署长、科长、署员，哪一个不是我的学生属员啊？所以人家都称做‘杨派’。我反对学生吗？我要反对学生，我给南六省警察厅写封信，比总统命令还灵的多呢！
　　“我直隶没杀过人。诸位先生们！你们不信打听打听去！五次政变，我天津没有受过损失。我天津也不许别人来扰。凡是要到我天津来闹事的，在客栈住着，我让侦探去转告诉他：‘你赶快请走！我这里不许有这种事发生。没有盘费钱，我这里拿。’有回汉口的拿去一二百；回上海的拿去一百多；这样分配的钱，我也不知花了多少。他们也真知我这人的性情，不含糊，拿了钱真走了。我请他们到我这里来说话，他们还不敢进来。我说：‘不要紧，只管来’，等见我后，都说‘敢是杨某人还不错呢！’我本来也不是三头六臂的，我能不通人情吗？你们诸位看我们天津爱闹事的人，都在别处住着，打电报咧，说大话咧！他们不到天津来，他们知道我的性情。我们温七哥——指温世霖——每次来到天津，总得用我几个。到了不离的时候，我就得告诉我们七哥了，‘七哥该走了。’他也就走了。
　　“我这里也押过要紧的人啊！二次革命，八个国会议员，是押在我这里的，我常常同他们说话。人家也真明白，我也不含糊啊！不过我们政见不同吧！你们不信，打听打听他们，他们不能说我个坏字！‘杨某人那个人——竖起大母〈拇〉指来——人家是办的公事啊！’
　　“诸位兄弟们！诸位年纪都比我小，我也可以称做兄弟了。年纪轻点，总是短不了负气，充不含糊的，大几岁总好多了。我二十几岁，像诸位这般大的时候，我哪有诸位明白啊！我也是充光棍好汉啊！我在唐山铁路做事的时候，外国人骂了中国人，我看着不平，同他说：‘你骂中国不行！’他不理我，就同他打起来了。这件事够多么浑。他骂中国人，我应该同他讲理，到公司里告他去呀！我同他打，要是惹起外交来，不是乱子吗？庚子的时候，我住在城里东南城角，我对外国人也不含糊啊！别人家一有了事了，都说‘让杨某去办。’我也是绅士了，我家里积存的米面，我都散出去给穷人吃，东南城角我保护的没有受抢，我天天领着人在街上巡逻。现在想想我多么傻呀！大家的事，你一人管么？我从前就那么好管事么！从前我家里也是士绅人家呀！我家房子被一把天火烧了，我拿人家借我们的字据，向人家要钱，人家欺负我年纪小，不给。我回家火儿了——天津土话发急的意思——把字据全烧了。我说：‘瞧我自己干的。’卞月庭是我的老表，他的家世，你们诸位总该知道了。我家‘做么的’？——天津土话不好的意思——我姥姥——外祖母——家能把我姨给他家，我娘给我家吗？
　　“袁总统在北洋大臣任上时，天津出来一个抢案，这个人上北京开了几个大铺子。你们想这个案件怎么探哪？有人举荐我，我去见袁总统时，我那时头发长的很长，面上很瘦。人家都说：‘瞧这个神儿，还探案子？’袁总统问我要几天限？我说：‘三天。’没到三天，将人弄到了。袁总统问要什么事？我懂什么？我说：‘给我个同知吧！’袁总统就给我捐个同知。我爱骑马，一个月赚几十块钱够么用的？做官的也真不容易！我从小的时候，人家给我看相，说我的眉毛长得好，手上有横纹，要掌生杀之权，那时候谁信啊？我在前清也是巡警道，二品大员啦！袁总统明保、密保七次！我要想做大官，我现在督军都做上了。从巡警道改作警察厅长，官儿小了，薪水也减了，我不在乎啊！我为的是天津！在前清本地人做本地官，有几个啊！五次政变，我天津没杀过人啊！我有多大本事？我不过是从经验上得来的。诸位上学校，我上的是‘露天学校’！侦探学讲义，‘虎’——天津土话有碰同侥幸的意思——字号的，我一生吃‘虎’，也到了这个地位了。诸位要是好好干，将来都比我阔啊！外国什么侦探小说，都是瞎编的；我的侦探学，都是真的。这里边也有学问！一件事发生，我觉得那里可疑，让人去办，准可破获。这里头的神妙，诸位不知道，我吃这‘虎’字十几年了。诸位都是明白的，我一年学一条法律，我还懂得多少条呢！诸位那能不知道呢！李先生——指李燕豪——不是法政学生吗？
　　“诸位先生们！将来出去，还是回到学校好好的念书，学科学，将来办实业啊！周先生——指周恩来——的家里人，不是在黑龙江做事吗？那里荒地有多少？学好了去开垦啊！那种事情够多么发财呀！
　　“咱们非亲即友，譬如陶先生——指陶尚钊——他的老太爷，在前清是交涉使，又在外务部做过事。我们都认识！我要拿世交的地位，我也可说说他呀！不含糊，我佩服！但是你们要知道人家耍你们啦！……”
　　他在这说话中间，又让人将北京徐世昌二月间对于学潮的命令二道，念给大家听。因为那个人声音不高，又由夏琴西上台代念了一遍。他演说完了后，二十六人也各回本室。
　　第二天——即二十日〔4〕，旧历元旦——午后的时候，二十六人又到会议厅内会餐一次，杨以德却没去。在这两天内，被拘的人，在各人住的棚里，比较稍为自由些。同在一个院子住的，也可以在一处聚聚，过了这两天又不自由了。
　　（十一）花园会议厅内二十一条的问答同杨以德的演说
　　从阴历“除夕”、“元旦”两次会餐后，厅中对待各人渐渐宽松了许多。各人的家族、朋友也可以往厅中探视，没有什么阻碍了。
　　被拘的人有家不在天津的，要求写信回家报告，受司法科检查后，居然也可以发出。但是外边给被拘的人来信，却被邮局检查员全数扣留。
　　二月二十八、二十九、三月一日三天，司法科传集被拘二十六人分班在花园会议厅，笔答省公署交去二十一条问题——据司法科长说是省公署出的问题——问题的内容是：
　　（一）学生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各界联合会是何人提倡组织？国民大会是何人提倡组织？
　　（二）《学生联合会报》何人总编辑？何人发行？在何处印刷？
　　（三）各界联合会及旅行演说，屡次布告解散，何以仍然集会在街演说？
　　（四）万德成罚款，何人主张，列席者何人？
　　（五）学生会及各界联合会是何等机关？何以有处罚权？
　　（六）“双十节”各样旗帜，何人所制？
　　（七）国民大会焚烧日货，是何人主张？检去各商号货物，有无帐簿可查？损失财产，何人担负赔偿？
　　（八）检查商家货物，屡奉省长禁止，何以抗违？
　　（九）魁发成何人检查？何人捕获？羁押游行，何人主张？抑系各代表公共之议决？
　　（十）魁发成料器一项，既经证明与日商合资，有合同取出，何人主张干涉？
　　（十一）魁发成裴唐仙由厅要回，学生因何来厅？是何用意？何人主张？
　　（十二）韩致祥赴粤何事？
　　（十三）学生会、各界会、国民大会，款项何人经手？
　　（十四）学生演说及十人团，何人组织？演说费由何项开支？
　　（十五）电报费、茶餐费及往来本省各县南北各省各项用款，由何项开支？
　　（十六）童子军系何人组织？各项传单用款、服装用款，由何项开支？
　　（十七）各界联合会为期甚久，用款来源？
　　（十八）《学生联合会报》经费来源？
　　（十九）万德成罚款，存放外国银行，系何用意？
　　（二十）数次代表赴京，以及慰送被拘代表衣物、食品，由何项开支？
　　（二十一）天津联合会代表致吴佩孚电是否各代表共同议决？
　　（以上各条文字中间有意义欠缺明了的地方，纯属原文，并非错误）
　　笔答时间全系下午。头一天系马千里、孟震侯、时子周、李散人、尚墨卿、李权、凌钟、陶尚钊、吴凤岐、赵仲禹、吴世昌。第二天系师士范、李燕豪、陈宝骢、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祁士良。第三天系郭隆真、张若名、于兰渚、周恩来、夏琴西、马骏、杨晓林、王墨林。马骏、夏琴西两人本已在第一天由司法科传往司法科办公室笔答，后因他们答的不合体裁，所以又在第三天让他们重写。笔答的内容，二十六人因为司法科不是正式审判他们，都随意填写，司法科也无可奈何。
　　三月三日下午，杨以德分组召集被拘的人到花园会议厅，听他的演说。第一组是学生，但尚墨卿、赵仲禹两人也在内。第二组是其余的人，但李散人没得与会。他对学生的演说，起首是将宋则久——天津工业售品所总经理——痛骂一顿，并说他假借抵制日货名义，抬高国货价钱，前些年假借兴办工场名义，骗人入股。当时杨以德并取出宋则久的招股章程，同杨以德的入股收条，以后宋则久的公司倒闭通告。说完了宋则久，他又说到边洁卿——顺直省议会议长——怎样想把大清河卖给外人开港的事，并说那种样子才叫卖国呢！谈到十人团，说：“警厅是保护人民的，自从十人团出现后，宋则久——十人团总团长——居然也收起捐来了——指储金说——真是扰乱我地方么！不但商界工人，连班子里他也刮到了，这种存心还能问吗？”他又说：“二百万的款，人家分了！你们学生会穷到这样，连个钱锈也没有得嗅着啊！他们哥儿几个会议了，说今天该大队出发，于是他们向各处打电话，道：‘什么交涉发生，你们该出来讲演！’学生全都出来，街上站满了，交通也隔断了。闹出事来，他们站在旁边‘看哈哈’——天津土话，看热闹的意思——”以后他又将他们怎样爱国，怎样维持大家的话说了一遍。与上一次演说，全差不多。学生走后，他又招集第二组的人，所谈的话同给学生说的大致相同，就是没有提二百万的事。
　　（十二）亲朋探视同各人来往的波折
　　从二月二十日（阴历元旦）至三月七日，这十多天中被拘各人的亲戚、朋友、家族到厅中去探视的很勤，差不多每天总有几处接见。被拘的人渐渐可以从外边要进书去自修。至于书信的自由，都还没有——家信不算。里边的人向外边送东西，经过司法科的检查也可以送出厅。有一天女代表郭隆真的妹妹去见伊，郭、张两人将周恩来在阴历年会餐的时候，交给他们的他所做两篇稿子——《独身主义》同《我的忏悔》——让伊带去，预备登在《觉悟》杂志上。当时有在旁边监视谈话的三四队副官焦宝珍，说须得经过司法科长的检查。当下张、郭两人遂将两篇稿子交与焦副官；郭隆真的妹妹也随同他去。到了司法科，司法科长说稿子太长——约有四万多字——等看完后再去取，郭君遂没取走。第二次郭君又进去见伊的姐姐，张、郭两人方知稿子还没带出厅，便向司法科长交涉。司法科的回话是：“稿子现时不能拿出去，因为要是登在报上，恐怕外边人批评。说人还拘禁着，为什么稿子可以传出去呢？所以现在暂留在司法科，等到大家出去后再给你们。”张、郭两人愤怒的了不得，恐怕司法科骗去那两篇稿子，不想发还，连着同司法科长交涉多次，司法科也总没有将稿子发还。但是他们却切实声明，出厅后一定要发还的。等到三月一日笔答二十一条的时候，张若名、周恩来又当面同赵视察长交涉。赵视察长拍胸担保出厅的时候，必给他们（但是等到被拘的人移送检厅后，周恩来给赵视察长去信要稿子，他却没有回答）。这事算告一段落。
　　三月七日厅中忽又严紧起来，各人除去家族外，其余的人一概不许接见；而其中也有家族去见不得的。在这种内外消息重新隔断，被拘的人又要重新度他们的烦闷生活的时候，住在十一二队同院的师士范、李燕豪、凌钟、吴凤岐、李散人、于兰渚六人，向司法科要求他们同时在院中散步，司法科允许了。过几天他们又给杨以德去一说帖，质问三件事，要求速行答复。
　　（一）按约法非依法不能逮捕，吾等究犯何法？违何项警章规定？
　　（二）望速公开审判！
　　（三）处长曾说：“学校先生误人家子弟，当入十八层地狱；为官的要误人家子弟，当入三十六层地狱。”今拘吾等四十余日，学校已经开学，既不能往学校上课，是学生自误耶？先生误之耶？抑为官者误之耶？请自此后允许吾等彼此研究学问，俾免荒废学业。
　　三条递去后，也没见回答。又隔了几天，六人见着赵视察长，请他答复他们所质问的三件事。赵视察长回称不是他职权内的事，让众人向司法科长去交涉。于是六个人连三接四的给高司法科长去函请答复他们质问的事，但是司法科长总没有个回报。
　　在这个时候，拘在别队的人有时已经能够出外散步，到别人住的院中走走，但是不能到别屋中去。师、李等六个人，看着这个情形，遂对司法科长的不回答为默认，乃向各处来往，别处的人也随着彼此来往。有几个人每天到时子周的住室里学习功课：有的学英文的，有的学西洋史的，有的学经济学的。同时厅中也给预备了浴盆，让众人轮流沐浴。有时众人到花园里散步，遇在一起，互相谈话，比先前自然愉快的多了。没过几天，司法科长忽亲往各处划分界限，不许彼此来往，亦不许各人在所住的院中散步。这是司法科干涉各人来往的第一次，但是众人都没有理会。
　　第二天——三月二十二日——尚墨卿因为警察拦阻他到别人住的院中去散步，他便要求见司法科长质问理由。司法科长得保安队队长、巡长的报告，遂将尚墨卿传往违警裁判所审问他，为什么不遵限制？尚墨卿回答说：“我们犯什么罪名？你不许我们自由来往！”司法科长说：“自由也得有个限制！”尚墨卿说：“自由要有限制，就失了自由了！”司法科长回说：“各人情形不同，所以不能让你们来往。”尚墨卿说：“你说情形不同，你现在就可宣布我们罪名。”司法科长答道：“这是省长的意思，我也不能宣布。”尚墨卿说：“你既不能宣布我们罪状，你就不能限制我们自由；要限制我们自由，你除非把我放在拘留所。”司法科长听说拍案道：“就把你押到拘留所去。”尚墨卿便回身望外走，直往拘留所去。保安队队长、副官、巡长又上前拦阻。这时候马骏、夏琴西正在时子周室中，听声出来劝住尚墨卿。众人齐拥他至时子周室中，由十一二队队长、副官、巡长声明司法科长阻止众人来往的意思。当由在时子周室中的几个人，反复辩驳，说限制来往的没有道理。队长们也没有话说。转向司法科长交涉，结果许各人自由来往，但大堂前众人不得停留，花园内遇有会议时，亦不得入内散步，众人也允许了。
　　过了几天，师士范为以前他朋友接见的时候，他交给他带出往别处寄的两封信，被杨以德的检查员在邮局中检查出来。一天保安队聂队长去找他谈话，问那两封信是那一个警察私带出去的，并且问他给了他多少钱。师士范问他道：“中华民国约法人民有书信自由权，我寄信犯法吗？”聂队长说：“不犯法。”师说：“我写信既不犯法，替我寄信的人，亦不犯法了。况且替我寄信的人，并不是你们弟兄——指警察——呢。”聂又问：“到底是何人传的呢？”师说：“你今天同我是私人谈话，还是审判我呢？要是审判我，你没有这种职权！”聂说：“我同你是私人谈话，但是这两封信，处长既然知道，我就有责任在身。师先生你今天要不说出谁替你传的，我就当不了队长了，看守你的六个警察，也不得了。”师便告诉他，信是朋友带出的，并且向他要求不许疑心看守的六个警察。聂允许了。这件事算消灭了，警察们没有受什么影响。在这事以前，各队的警察常常因为看守被拘的人稍有疏忽的地方，或者偶尔谈上几句话，或者遇见嫌疑的事，被革、被打、被申斥、被改换的很多。被拘的人要是质问队长副官，他们便说是犯别的罪儿，不承认是与被拘的人有关系的。（十三）当衣事件同李权王墨林杨晓林的病状
　　三月底师士范、李燕豪、李散人、于兰渚、吴凤岐、凌钟六人，因为当衣事件，同司法科发生很复杂的交涉。这事原因是由于他们六个人在厅中买各种书籍，经济不足，因而欲将衣服取出典当。司法科以此事有害警察名誉，不许。他们又连致函要求，说明典当衣服是自己主权，司法科不能过问。假若司法科怕碍及警察名誉，就让司法科替他们出法子购书。磋商再三，司法科答应书籍由科中代买。六个人得着司法科代买的回答，当时复给司法科一函。内容是：
　　（一）按现在他们所居地位，不能向警厅借贷；
　　（二）国家的公款，他们不愿使用。
　　结果，仍是要求自己当衣。司法科见着这种情形，乃改为“代买书籍，阅毕交还”的办法。他们遂开了四五种书目，交司法科购置。但是迟了几天都没买到。他们认司法科有意戏弄，又去函质问。司法科答称书费太多，须禀明杨以德。当时六个人气极，决定仍当衣买书。队长回报司法科后，说司法科长已允许当衣裳了。四月一日午后，六人遂将应当衣裳包好，同时尚墨卿也取衣裳加入，交与队长派人去典。当时队长忽又拦阻不允，说司法科长又不准了。七人大怒，亲自携着包袱欲往司法科办公室，走到大堂旁边，被十一二队同六七队队长同警察多人拦阻住了。说：“司法科长已往省公署去了，今天一定不能回来，明天再说吧！”七人不允，争执有一点多钟。那天天气非常寒冷，他们穿的都很单薄，同拘的别人恐怕他们伤了身体，苦劝他们暂时回到屋中。一方面两个队长担保当晚司法科一定有个回答，七个人方允回室听信。
　　同天的前一夜，李权因为囚居两月，一切举动不得自由，精神身体很受影响，忽然那夜精神紊乱，急病爆发。与他同居的陶尚钊，急忙转告别人。知道的都往看视，当夜从外间请去一个医生，给了几颗丸药吃，才稍回复了神经系统流通的原状。到了四月一日早晨，众人要求司法科须赶紧给他请西医诊治，并说他所住的兵棚太不合于卫生，要求给他迁居。当时司法科都允许了。下午便将他移至大堂旁书记住室内，与陈宝骢分住内外间。陈宝骢自阴历年后，便搬住那里，晚间陶尚钊也搬到时子周屋里去住。在那天晚上，司法科长请孟震侯去谈话。孟震侯说明众人的意思：（一）当衣事件完全是司法科屡次推托延迟所致；（二）各人互相探视的自由无论如何不能干涉；（三）警厅对待被拘的人有病，须特别注意，不能置诸不问。孟震侯并说王墨林患便血证〈症〉已经一个多月，厅中总没有替他请合适医生调治；杨晓林吐血请过几次医生，总没见请到；并且李权的病重，也是因为医生平常不能仔细诊察的缘故。司法科长回答的话是：“关于买书的事，科中可以代买，但是也不要太教科中为难；来往的事，可以商量；至于医生的诊视，以后可以由各人指定到外间去请，但是须彼此担保才行。李权的病很重，我已经同处长商议，大约有希望放他出去。”孟震侯将这番话回报众人，众人对于司法科长所答复的没有什么别的意见，就是恐怕第二天要生出别的“变卦”。当晚众人决定要是司法科再禁止各人来往，众人便给警厅最后通告：限三天内速开公审；否则三天后全体绝食自毙，表示他们不受非法拘捕，不屈人格的态度。这个决定第二天果然实现了。
　　（十四）“四二”的奋斗
　　四月二日早晨，司法科传杨以德的命令，让各队看守被拘众人的警察，严加看视，不许互相来往。众人消息，彼此既不相通，于是遂实行预定的计划。各人除赵仲禹外，致最后通告于警厅，大概的意思都是说民国约法新刑律，全载有人民身体自由，无故不得受逮捕拘禁的干涉。他们被拘七十多天，没受正式审判。这种非法对待，众人为尊重人权国法起见，限警厅三日内公审。要是做不到，三日后全体绝食，以存他们人格。各人通告书陆续递给司法科的时候，王墨林、李权全因病重，司法科让他们取保出厅，李、王两人回称没有。司法科遂将李权姑丈找去，让他将李权领出。王墨林则由司法科长传去劝导一番，便令出厅。一方面尚墨卿因不受警察的拦阻，仍往十一二队库房李散人、吴凤岐的住处谈话，五六个警察架他回室。同时警察口中有些闲话说出：什么“厅长还怕你们吗？都有玩儿票的啦——天津土话，意思是杀了你们，都有人预备偿命了——”。引得尚墨卿大怒，写了几个条儿，什么“杨梆子——杨以德的绰号，因其头似梆子故名——玩儿票啦！”什么“杨梆子快来吧！”什么“我们绝食啦！”缝在身上，立在他的住室门口，让走过的人注意。一方面师士范、李燕豪、凌钟、于兰渚、李散人、吴凤岐六个人，自尚墨卿走后，有人欲往门口散步，或往厕所，全都被警察干涉，不准出门。众人愤极，遂将绝食限制改于即日实行。这个消息传到的地方，如马骏、夏琴西、尚墨卿、吴世昌、祁士良、马千里都改在当日实行绝食。并且内中也有三日后绝食的。通告还没发出的，都改在即时绝食的通告了。那没有得着绝食通告的杨晓林、时子周、孟震侯、陶尚钊、陈宝骢、张若名、郭隆真、周恩来、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仍然是实行三日后绝食的预定计划。
　　当日午饭后，司法科因为尚墨卿挂条在身，将他押入拘留所。走过大堂时，被陈宝骢看见，陈宝骢以为众人都投拘留所了，遂也要奋身闯入。警察拦阻他，他终始不允，最后由传事吏报明司法科，许他进去。他与尚墨卿遂同入拘留所，警察将他们分入两个屋里拘留，进去后他方知尚墨卿是为的挂条子进去的。
　　尚、陈两个人进入拘留所后，十一二队巡长警察告诉李燕豪、于兰渚两人，说赵视察长请他们说话。等到李、于两人走到大堂前面，他们又说司法科长让他们两人搬到陈宝骢屋里——李权病中住的——去住。他们两人见受巡长等诓骗，大怒，不肯进屋，非要求见赵视察长不可。巡长等苦央了多时，两人才勉强进屋。进屋后见陈宝骢不在外室，知是已往拘留所，他们又要求一同投入，但是看守他们的警察一共五人，“虎视眈眈”，总没得着空隙。这一天凡声明为当天绝食的人，本日的饭钱六十六枚铜元都退回没收；尚墨卿在拘留所，传事吏照例给他十一枚铜元，他也退回去了。
　　（十五）“四二”奋斗的第二日
　　“四二”奋斗第二天中午的时候，马骏、李燕豪、周恩来在厕所遇见，彼此方知前一天的各方面情形，遂决定回室奋勇通知各处，一齐投拘留所。周恩来回过大堂，敲马千里、时子周住室的窗户，马千里住室的窗户敲破了，嚷着让他们投入拘留所；回到花园后边，又嚷着告诉郭绪荣、于骏望、李培良，但是那时三四队的副官正在他们那里。返转身来经过花园门外，又嚷着通告张、郭两女代表，自己一直闯入男待质所，看守他的警察仅仅是一个人，所以始终没能拦住。这时候陶尚钊、于兰渚也都跟着闯入，时子周、李燕豪与警察挣扎多时，才能闯入。别的人都被警察拦住，没能出来。一会儿杨以德到了，头一句就嚷着说道：“我待你们不薄啊！”周恩来回道：“那是私人的感情，我们这是为大家的事！”杨以德说：“这可是你们自己闯进来的，你们既不知好歹，什么私人感情我也不讲了，你们进去吧！”说着就命传事吏司法警察开门，警察将拘留所的外门开了，五个人进去后，一大帮警察、巡长、队长、副官，拥护着杨以德也走进去。杨以德让传事吏的警察取来笔纸，教五个人自己把名字写下。写好了，杨以德问时子周道：“子周！这回可是你主使的了。”时子周回道：“这是没有的事，大家的事，谁主使谁？”周恩来也说道：“我们先进来，时先生随着我们来的，怎么是时先生的主使呢？”杨以德又道：“你方才不是同着他们学生在厕所里商量的么？我因为你们在厕所聚会，我连保安队的营号都不教他们吹了，怕的是你们有了聚集的时候。”周恩来道：“时先生今天连厕所都没去！”正在这个时候，尚墨卿、陈宝骢在拘留所里嚷起来了。杨以德又跑过去，说了几句，反转来向他们五个人道：“你们知道尚车子是为的什么事进来的吗？我好好的能够请他到这里来吗？他骂我，他写条子挂在身上骂我。从前学生在外边演说骂我，我装做不知道；后来到我门前来骂我，我也装聋不听；现在他在里边骂起我来。要是背地里骂我，我还可以容忍；他写着条子挂在身上，往各处挂幌子骂我，我还能容忍吗？我就是忍下去，这般跟我的人看见，我的威信何存哪？诸位们！街上骂人、打架的事，警察还可带到局子里惩办；难道他在我官厅里污辱官长，我就不告他吗？他的事不关系你们大家，我单个同他打官司。陈宝骢是他自己情愿闯入的，我决没请他来。诸位总是不含糊，‘我们得一致么！’诸位们！你们坏就坏在个‘一致’上头了。你们的事不是一事，你们总想我们得一齐出去，这事是做不到的。这里头很复杂啦！我能够成全大家的，不过诸位要给我时候才行。李权、王墨林不是出去了吗？只要我报得上去，没有不成全的，我就可想法子。诸位要知道我不是独当一面哪！……”众人抢着说道：“我们不是希望出去，我们是要求依法审判，最好是归法庭处理。”杨以德说：“归法厅〈庭〉的事我总不赞成，在我这里我总好替大家想法子。我对大家没有成见哪！我要是对大家有个人的成见，叫我‘男盗女娼！……”周恩来道：“我们也没有个人的成见哪！”杨以德又道：“我决不报私仇啊！师士范是调查主任吧！外边商人告学生的多了，我决没有怎么样他。过年的时候，我请大家到花园里吃饭，刮风的时候，我想到大家冷了，我让他们给大家预备衣裳。我没事的时候，我常常同诸位谈话。我也想公事是公事，我们私人都是非亲即友，彼此都有交情啊！外边来人看你们，无论什么人，差不多都可以见。人越来越多，不但认识的，连不认识的也都来看了。我每天专预备一个人招待，也来不及啊！没有法子，我只好限制非家属不准接见了。不但这样，外边来见你们的人，我以为他们看看你们可以放点心了，不想招待倒招待坏了。赵光宸他父亲同我是多少年的交情，我要是说他几句，他不能回口。他到我这里来，我告诉他外边不要乱登里边新闻，造谣言骗人。越登的多，这事越难了结。他出去反在各报说杨某人满嘴胡说。你们说这是那来的事呢？我是虐待诸位吗？我这何苦呢！好意反说恶意，所以这些日子，我也不敢到诸位那里去了……”说到这里，传事吏的巡长在旁边说道：“处长也说累了，诸位也回去吧！”众人道：“尚车子骂人固然不对……”杨以德忙道：“你们要知道骂人不对就行了。你们看看这拘留所什么人都有，犯什么罪的都有。待质所方才还押着几个抢犯，你们诸位不含糊跑进去，要是闹出错处怎么办？”众人道：“尚车子骂人是怎么情形，我们不知道。假若他真骂了，我们可以劝劝他，又何必把他押入拘留所呢？”杨以德道：“只要你们大家知道，我也有冤枉的时候就行了。子周！你是素来稳健的，我们可以谈谈……”时子周道：“可以，但尚车子须得让他出来，我们好劝他。”杨以德道：“那好办。”说着传事吏的警察同各队的队长、副官、巡长，便劝众人先回本室，并说一会儿可由时子周向杨以德交涉释放尚墨卿出来。众人见杨以德允将尚墨卿放出来，便都各回本室。在各屋里没能出来的人，也由这几个人去通知他们，告诉杨以德见面的结果，专看时子周见杨的消息如何。
　　下午杨以德请时子周、孟震侯到前楼上去谈话。一见面杨以德道：“你们大家入厅以来，吾待大家不薄，何以尚车子这样无礼！？用嘴骂我还不解恨，还要写出来贴在身上。”说到这里，便回头叫仆人把尚墨卿写的条儿拿来。一会儿仆人便将尚墨卿写的杨梆子……玩儿票……的条子取到。当时、孟两人看着这条子上的话，不明是什么意思，也不便问他。杨问道：“骂人这事对不对？”孟回道：“骂人是不对，但是尚车子年轻可以宽容他。”杨忙道：“他在外边骂我几个月，我装听不见，骂到门上，我也装听不见，看不见，现在在厅里骂我，教我威信何存？我还干不干？我一定要把他送交审判厅，先办他骂人的罪。”时子周道：“尚车子骂人，我们不赞成，以后我们规劝他就是了。要是把他送交审判厅，难免不生出误会来，不又是麻烦吗？”杨道：“不行！这样骂人不行。”时子周道：“这样办吧！处长把他放出来，我规劝他，担保他以后不再骂人，如果再有骂人的事，处长可以把我送交审判厅，我也甘心情愿替他认罪。”杨道：“我所争的是是非，如果你们大家全知他错，那全好办，你可问问大家谁是谁非。”时道：“我今天请问处长的有三件事：第一件即是放出尚车子；第二件是让我们大家出来到院中散步，并且准大家到别人屋内去研究功课……”杨道：“这事好办，回头你可同赵视察长——这个时候他亦在座——到司法科长处商议。”时道：“第三件就是我们的事，要按法律解决。我们自入厅以来，处处蒙优待，我们很知情的。可是七十余天，我们未蒙提讯一次，未免心中焦躁。倘或少年人有不能忍耐之时，优待的好处，岂不是都湮没了吗？所以我们请求按法律解决，或者将我们送到法庭，或由本厅司法科依法审讯。”杨说：“本厅司法科不能问此案，送交法庭一节，又不是省长的意思。省长不送，确是好意。因为法庭是独立机关，恐倒难维持了。然而这一节你们亦可以同司法科长商议商议。”说完这话，时、孟两人遂回去通告众人，要求的事已经有了头绪，请绝食的暂且用饭，当晚众人遂都进食了。唯独尚墨卿在狱中仍没吃饭；陈宝骢则守他三天后绝食的通告，所以没有问题。
　　（十六）“四二”奋斗的第三日
　　第三天——四月四日，时子周、孟震侯两人往见司法科长，赵视察长同十二队聂队长均在座，反复研究众人要求的第三件事。结果头两件——放出尚墨卿，同彼此互相往来——均允准。惟第三件司法科长亦以不能主，须呈报省长定夺之词。商议完了，时、孟方欲走出，正逢学生会派去代表王玉轩、郭儒铎、鲍长义三人求见马骏。司法科长遂让时、孟两人接见。王、郭、鲍三人问众人绝食的事，时、孟遂将这三天的情形说给他们听，并告诉他们问题已经解决，要求法律解决的事，亦已报明省长，绝食的事，当然暂时停止，候省公署的消息再定。三人当时又交与时、孟两人七十五元，为的是备大家应用的。三人出厅后，时、孟回报众人，彼此的交通遂自由无阻了。
　　同天的午饭时候，花园会议厅内，警厅有个会议，司法科长也出席。郭隆真、张若名因为屡次找司法科谈话，或质问他的条文，他总没有回答；这次当他退席出来的时候，郭隆真便从窗户里嚷着：“请司法科长站住，我们有句话说。”司法科长没有回答。郭、张两人走了出来请他说话，他同两人说了句：“你们女学生们，我同你们说什么话？”便走了。郭、张两人大怒，致函质问司法科长，何以这样蔑视女子人格？后经三四队副官请被拘的人前往劝说，司法科长不是不肯说话，是为法律问题不能解决，见众人没有话说。最后决定郭、张两人以后有什么交涉，不找司法科长，直接向赵视察长同杨以德说话。
　　（十七）二十四个学生的代替自首同赵仲禹的释放
　　五日下午，天津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男女代表谌志笃、黄辉、王玉轩、崔崇义、张裕、鲍长义、严永忠、何兆熊、魏春藩、胡诵涛、王贵言、王子光、贾玉峰、刘咏溪、方敦、严津祥、赵光宸、郑岩、王天麟、邓文淑、王棣华、王同华、卢瑜、吴瑞燕二十四人到警厅，要求替代被拘的二十四人出狱。先由杨以德接见，两方谈话，不无冲突。一会儿杨以德请了时、孟两人进去。这时候学生代表说道：“我们的代表在此押了七十多天，我们心里实在不安。现在我们来要求替代他们，请厅长把我们二十四人留下，把他们二十四人放出去。”杨以德说道：“我没有这个权力，请诸位暂且回去等一等，我一定请示省长。省长要是准了，我必请你们去。你们可以把姓名住址写下来，可得写真的，不要教我们没地方找去。”谌志笃回道：“我是谌志笃，找我一人，我们全来。我们要是害怕，何必来呢？”杨道：“你是谌志笃？好好！‘大名鼎鼎！’我一定禀明省长。我要不禀明省长，我是禽兽。”于是黄辉、赵光宸、郑岩诸人，陆续说明替代的意思。最后时子周遂插言道：“请诸位回去吧！不必说啦！别说诸位进不来，就是能进来，警察厅内不过又多添二十四个人，有什么用处呢？我想警察厅决不能因为你们诸位进来，就让我们出去。我们亦没有出去的道理。我们在里边无论受什么罪是为国，就是牺牲了生命亦值得；你们诸位进来是为我们，太不值得了。你们诸位何不把为我们的心移到为国上头呢？再说何必全进来呢？”又转向杨道：“最好让你们诸位进去看看，也就放心啦！”杨以德道：“可以。你们商议分班进去的法子吧！”说完这话，杨便离开那个屋子。当下保安队的队长、副官同众人商议分着两班进去看视。二十四人外还有同来的七八人，一共三十余人。头一班的人先进到花园内，被拘的人也都到那里，彼此见面，“熙熙攘攘”，内外的人都异常快乐。停一会儿头班出来，二班又进去，彼此又畅谈多时。天色快黑的时候，杨以德又往花园中，向众人演说一番。大概的意思不外乎在“拘留所”同在“花园会议厅”内所说的话，表白自己对待众人的厚意，同外间误会他的事情。演说完后，二班的人方才出了花园，同前边的人回往学生会。当天晚上陈宝骢、尚墨卿先后出了拘留所，仍回原室居住。赵仲禹被司法科传往传事吏处，讯问数句，便令出厅。
　　（十八）被拘二十一人的移送检厅同陶尚钊凌钟的出厅
　　七日早晨赵视察长同司法科长叫陶尚钊到前边楼上谈话。视察长同科长全都劝他出厅，陶尚钊执意不允；后来陶的叔祖到厅，强迫着他出厅。陶无奈，只得起身。临行时也没让他到后边去拿东西，出门上车，还是他叔祖将他抱上车的。
　　同日下午南开大学有几个学生到警厅求见凌钟，警厅没允。他们便说：“我们是来保凌钟。”警厅听说，让他们第二天去。到了晚上八点多钟，各队的人通知被拘的人，说众人的第三件要求已经达到目的了。不多时厅中预备六辆汽车，将杨晓林、时子周、马千里、孟震侯、夏琴西、马骏、郭隆真、李散人、师士范、周恩来、陈宝骢、李燕豪、郭绪荣、于兰渚、尚墨卿、吴世昌、张若名、祁士良、吴凤岐、于骏望、李培良二十一人，送往河北地方检察厅。在警厅没有通知大家以先，杨以德曾往杨晓林屋中嚷道：“你吐血我怎样不知道啊？你拿外国报吓人啊！你哪里是有病，你简直搅我么！省长他也不对……”没说完就走了。当天晚上凌钟没有同二十一人送往检厅，第二天（八日）南开大学的几个学生又到警厅。杨以德见了他们，让他们保他以后不要再做这类事。大学的学生回说：“他是为了调查日货进来的，我们保他以后不再做调查日货的事。”杨以德允了，便让凌钟出去。凌钟不肯，要同二十一人同往检厅，经他的同学劝说半天，才随着众人出厅。
　　九．六．五完成

　　【注释】
　　〔1〕本文是周恩来根据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为抗议北洋军阀政府逮捕抗日爱国学生代表等事被天津警察厅拘捕入狱，代表的回忆和个人的日记等，于五月开始编写，六月五日编完。从一九二○年十二月起，本文在天津《新民意报》上连载，后来由该报社刊印成单行本发行。本文据单行本刊印。
　　〔2〕即民国九年一月二十九日。
　　〔3〕此处原件漏了（七）的标题，此处编者据原件正文前目录补。
　　〔4〕本文（十）第一句话说：“二月十九日是旧历除夕”，则二十日为旧历“元旦”。此处原版本为“三十日”，显系排印之误。
　

第四章 赴欧勤工俭学

　　初入异邦

　　范翁〔1〕老先生大人尊右：
　　自叩别后，匆匆三月余矣。遥念长者病体日痊，精神矍铄，当如私祷。恩来、福景〔2〕离国之期为去岁十一月七号，海行三十六日抵法之马赛，当有留法华法教育会〔3〕学生部干事来接，招待一切，甚为殷恳。翌晨至巴黎，有南开同学导往旅馆暂住。福景在法约留一星期，便渡海来英；恩来回患小恙，延至本月五号始抵伦敦。留法中国学生甚多，合勤工与俭学生约在两千人以上，与今日之留日学生数目差相近矣。南开同学在法者有二十余人，多散居各地，在巴黎不过数人。季冲〔4〕与李麟玉〔5〕君均曾数见。季冲在此甚好，体亦较居日时为健，闻彼云明暑可归国也。留法界最大问题即勤工生不易寻找工作，饥饿之人日围绕于华法教育会办事处，而办事之人亦苦无办法。缘勤工同学来法时，国内方面并未经严格的审查，法语未谙，技能未具，而身体复不强壮，徒恃一时热狂勇气，冒然来法，偶遇折磨，豪气全消，即使心有余而力亦不足供其用。且上三项困难能尽免矣，而工作之寻找亦不颇易，因法国工人固不甚欢迎中国人之，以贱资夺其地位也。不仅此也，勤工同学来法之最终目的，固为聚钱念书，但按现状论之，凡勤工者即无复有相当之读书机会。每日工作八小时，身体疲劳的恢复即需要长时间休息，更何有读书自修之可言？加以每日工资并不甚多，使稍多开销便无积蓄希望。刻苦甚者或能于长期工作五年后，得储有三年之读书费。然中间经五年之荒废，时间、年龄、脑力之损失，不知凡几。欲其复如昔日之安心念书，固匪易事。凡此诸事，实为今日留法勤工俭学生待决之问题，而亦盼国内诸贤达教育家暨有力之士设法救济者也。
　　今蔡校长〔6〕已抵法矣，对此事亦苦无相当办法。华法教育会诸干事，且因办事辣手辞职。蔡先生以会长名义出通告，令勤工生与俭学生各自组织自行管理，教育会今后将居于辅助地位。兹事以自动自决论，学生固应自行组织，然俭学生尚不至为难，勤工生则一旦失所凭借，因时间、精力、能力种种问题，将来种种组织上的纷纠同实行的困难，又不知伊于胡底。总之，留法勤工与留美勤工性质绝异。留美是以学余之力而从事于家常工作为补助学费、生活费也；法之勤工已完全变为劳动者矣，求学更不遑论。
　　今海外大学里昂部〔7〕行将开办，闯主其事者如吴稚晖〔8〕、李石曾〔9〕诸先生言，将以低费用吸收国内贫寒学子来法受欧洲文化，是固为诸先生提倡留欧大规模之一道，但对于已来法之勤工学生，则殊有置之不问之嫌。在留法学生意，固甚愿里昂大学能由国外勤工生中选拔，则救济自不在少数，因需费既不甚多，可自筹之于国内，且法语程度固较国内初去者为优也。微闻主办里昂大学者言，则以勤工学生程度太低且自费亦殊不易为断，仍将以四之三求诸国内，四之一征之于法。恩来居法约半月余，以事外之身来看，以为勤工生之救济，舍里昂大学外实无再善之所。因办里昂大学者既思以校款补助由国内来之贫寒学生，减低其自费额，莫若以此款救济国外勤工生也。即使校款不甚充裕，勤工生程度太低，则又何妨为之立补习班，补习应习学科及应习之技能？此种班次每年只办六个月，而以其余时间，令其出寻工作。一方求学，一方工作，勤工生既可自立读书，于里昂大学亦无丝毫损亏也。若以此举为创例，则英国大学中且有行之者，更何论于大学之补习班邪！兹事所关甚大，故不惮烦为长者陈之。倘蒙嘉许或视为应当讨论之事，固甚盼先生能为言之诸大教育家之前，而有所论列也。
　　至英法情状，除受欧战之影响外，或与长者昔日居欧时无大异。惟物价高贵，失业者多，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英俄通商条约〔10〕，伦敦报纸今日已宣布其内容，是固不啻承俄国苏维埃政府也。在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疮痍，虽在巴黎、伦敦亦可征得，而生活程度之高，伦敦又在巴黎两倍上矣。
　　恩来、福景入学事，已决定往北部，各大学一切入学手续已办完，惟俟学校回信至，便将遄往。景或往满却斯特（Manchester〔11〕），来或往爱丁堡（Edinburgh）也。顾公使〔12〕尚在瑞士日尼瓦〔13〕，国际联盟〔14〕事甚忙，一时或不易来英，致长者函亦未由以达。官费事，须进入正式学校后方能着手进行。而英国生活程度之高，金磅价格之长，竟超过留美费用以上。倘官费不成，自费求学固甚难维持也。来现已着手翻译书报，能成与否尚未敢必，但总期奋勉达之耳！专此，不尽欲言。倘蒙赐示，即祈寄至原存地址为叩。顺颂
　　福祺！
　　学生 周恩来 李福景 同启
　　十年〔15〕一月二十五日 寄自伦敦

　　【注释】
　　〔1〕范翁，即严修，当时任南开学校校董。
　　〔2〕福景，即李福景，周恩来在南开学校时的同学。一九二○年十一月和周恩来一起旅欧勤工俭学，留学英国。
　　〔3〕留法华法教育会，一九一六年六月在巴黎正式成立。蔡元培任中国会长。
　　〔4〕季冲，即严智开，严修之子。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5〕李麟玉，南开学校第一届毕业生。当时在法国勤工俭学。
　　〔6〕蔡校长，即蔡元培。
　　〔7〕海外大学里昂部，即里昂中国大学海外部，习惯称为里昂中法大学。由留法华法教育会创办。
　　〔8〕吴稚晖，时为筹建中的里昂中法大学校长。
　　〔9〕李石曾，时为留法华法教育会主要负责人。
　　〔10〕英俄通商条约，指后来在一九二一年三月十六日正式签订生效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联合王国贸易协定》。
　　〔11〕满却斯特，今译为曼彻斯特。
　　〔12〕顾公使，即顾维钧
　　〔13〕日尼瓦，今译为日内瓦。
　　〔14〕国际联盟，简称国联，一九二○年一月正式成立，先后有六十多个国家参加，总部设在瑞士的日内瓦。
　　〔15〕指民国十年，即公元一九二一年。
　

赴欧意旨

　　式周表哥：
　　别仅三月，而东西相隔竟迢迢在三万里外，想念何如！出国后，途中曾数寄片，想均入览。抵欧后，以忙于观览、寄稿及交涉入学事，竟未得暇一报近状，仅于在巴黎时一寄贺年画片，歉殊甚也！
　　兄之来函，以本月中旬至，彼时弟至英伦已一旬余。来书语重心长，读之数遍，思潮起伏，恨不与兄作数日谈，一倾所怀。积思愈多，执笔亦愈迟缓，一函之报，竟至今日，得毋“望穿秋水”邪！
　　八弟事，归津作解决，亦良好。此等各人生活之道，总以自决为佳。彼盖勇于一时盛气，苦无持久力，不入纱厂，未始非彼之有见而然也。近来消息如何，来函中亦望提及为盼！
　　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且既来欧洲猎取学术，初入异邦，更不敢有所自恃，有所论列。主要意旨，唯在求实学以谋自立，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至若一定主义，固非今日以弟之浅学所敢认定者也。来书示我意志，固弟之夙愿也，但躁进与稳健之说，亦自难定。稳之极，为保守；躁之极，为暴动。然此亦有以保守成功者，如今日之英也；亦有以暴动成功者，如今日之苏维埃俄罗斯也。英之成功，在能以保守而整其步法，不改常态，而求渐进的改革；俄之成功，在能以暴动施其“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而收一洗旧弊之效。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动辄受制，暴动尤贻其口实，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至实行之时，奋进之力，则弟终以为勇宜先也。以今日社会之麻木不仁，“惊骇物议”，虽易失败，然必于此中乃能求振发，是又弟所深信者也，还以质之吾兄，以为如何？
　　家庭一事，在今日最资学者讨论，意见百出，终无能执一说以绳天下者。诚以此种问题，非仅关系各个民族之伦理观念，人类爱情作用，属于神秘者多，其以科学方法据为讨论工具者，卒无以探情之本源也。惟分而论之，则爱情为一事，家庭又为一事。中国旧式家庭之不合时宜，不待论矣；即过渡时代暨理想中之欧美现今家庭，又何尝有甚坚固之理论与现象资为模仿邪？在国内时，或犹以为欧美家庭究较吾人高出多多，即今日与接触，方知昔日居常深思之恐惧，至今日固皆一一实现矣。盛倡家庭单一说者，其谓之何？惟哥幸勿误会，吾虽主无家庭之说，但非薄爱情者，爱情与家庭不能并论之见，吾持之甚坚。忆去岁被拘时，曾在狱中草一文，惜其稿为警厅人员所没收，不得资之以为讨论耳！即兄所谓“等量并进，辅翼同功，精神健越”，亦不外示爱情之可贵，固无以坚家庭之垒也。弟于此道常深思，有暇甚愿与兄有所深论，兹特其发端耳。过来人亦愿为之证其曲直是非邪？特嫌勾兄心事殊甚，是为过矣。
　　来书所论“衣食不敷，日求一饱且甚难，即朝朝叫嚣，何裨实际？”兄意以为衣食足后乃得言社会之改革，是诚然矣。然亦唯其“衣食不敷”，方必须“朝朝叫嚣”；衣食足者，恐未必理会“衣食不敷”者之所苦耳。且“衣食不敷”之人何罪，社会乃必使之至于冻饿至死而后已？彼不起而叫嚣，亦终其身为饿殍耳，是社会组织之不平，无法以易其叫嚣也，方今欧美日日喧腾社会之问题，即面包问题耳，阶级问题耳，俄且以是革命矣，德且以是革命矣，英、法、意、美亦以是而政治上呈不安宁之现象矣。是固兄之所谓叫嚣，而终不免于叫嚣也。愿兄有以深思之，当知不平现象中当然之结果，便如是而已。
　　自治之说渐亦邀有识之士所宣传，殆为九年来统一徒成“画饼”之反动。中央集权，本非大国所宜有，而中国民族性之庞杂，尤难期实现，故地方自治时也，亦势也。兄之宏愿在此，弟之愿固亦尝以此为嚆矢，相得益彰，弟之幸也，何言河海行潦？国内有何好消息关于此类事者，甚望时有以语我！
　　弟在此计划拟入大学读书三四年，然后再往美读书一年，而以暑中之暇至大陆游览。今方起首于此邦社会实况之考查，而民族心理尤为弟所注意者也。弟本拙于外国语言，谈不易收功，计惟苦读以偿之耳。学费当以得官费与译书两事期之，果均不可行者，或往法勤工耳。英伦地势之大，人口之多，为世界冠，因是交通机关虽便利，而读书则不甚相宜。数月后或往英北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亦未可知；至通信地址，则永久不变。
　　英国生活程度之高为各国冠，每年非中洋千元以上不易图存，其他消费尚不论也。
　　弟身体甚好，望放心！近状如何，时望来函告知！匆匆报此，并颂
　　俪安！
　　弟 恩来
　　一九二一．一．三○
　

英法感触〔1〕

　　式周表兄：
　　在英伦时所发一函，想已入览。昨日得一月十五号手示，甚慰。弟来欧洲计两月余矣，东西迁徙凡三次，初在巴黎住半月余，嗣渡海往英伦，居五星期，前旬复回巴黎。巴黎法京也，弟本志在留英，今舍英而法，此中情形，兄必急欲知晓，而弟亦应早有函报兄也。
　　弟抵英后即与弟所志入之爱丁堡大学交涉入学事，嗣得该校来函，许弟免去入学试验，只试英文。但该校始业期为十月，试期在九月，中间六七月工夫，只能预备，若居伦敦，则英伦生活程度之高，实难久居。求善于彼者莫若来法，一则用费可省去十之六七，二则此半年中尚可兼习法文。最后尚有一言告兄，则英伦费用年须英金二百磅，合今日中币已逾千元以外，爱丁堡虽省，亦不能下千元，使弟官费不能图成，则留英将成泡影。退身步留法亦属一策，然此时尚不敢骤定，因弟已向国内筹划官费事，或能有小成也。弟现寓巴黎郊外，不久或往外县，缘用费尤能较现居处为省也。来信仍请寄英伦旧址，因彼处可为弟转来，而英法相隔甚近，邮寄迅速，殊甚便人。
　　在法费用甚省，每月只中币四十元便行，较英伦省多多矣。法文学习尚不难，有英文做帮手尤易。弟本拙于语言的天才，乃不自量，习英文，习日文，不足，又习法文，将来成就，殊难期望。惟弟所敢自信者，学外国文有两道：一求多读，一求多谈，弟则志在多读耳。
　　英法感触，弟虽以各居一月之经验，然积压亦正不少，谈来殊恨不知从何说起。总而言之，英人重实利，法人重自然，此为世界之公言也，产业之振兴，应用工艺之科学，法不如英，应用于农业上，则英不如法。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故弟于此间留学界，闻其精研科学，身入工场实习技艺，甚抱为乐观。至于教育，则根本问题，端在平民身上。使今日之留学界能有彻底的觉悟，回国能不为势动，能不为利诱，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产业与教育之振兴兼程并进，根本方面只要多着一分力，表面上的军阀资本家政客便摇动一块，此种向下宣传，吾以为较空言哲理改造者强多多矣。
　　前函颇引起弟与兄讨论问题的兴味，何言迂阔邪？
　　博宇八弟事承关怀，甚感。家中至今尚未有信来，吾固未闻彼有吐血症也。今何犯此，颇系念人。纺织工业本为今世重要产业，我很希望彼能置身此道。使彼银行事终不成，而南通纱厂有机可图，我仍希之为一试如何？
　　来函何消沉乃尔，与前信迥异，殊甚让远人系念也。兄云“脑病日深”，想由于积累所致，能休养甚好，然弟甚不欲兄从此隐去。兄殊知今日社会需人，无往非是，兄能隐去上海，又焉隐于兄所欲隐之乡邪？故弟为兄计：作事有定时，能减至极少钟点，常至郊外休息，接收天然的美感，排去胸中的积闷，则虽仍居上海，亦与兄无害；否则仍回淮北，为社会上谋一点自治的发展，是亦收效百年的大事。总之，兄方中年，何竟抱悲观。举目禹域，诚难说到乐观，然事亦在人为，吾辈丁斯时艰，只宜问耕耘如何，不宜先急于收获也！
　　龚府〔2〕消息大约总须俟兄回淮北后方克得知。兄如迁移，亦盼早以地址见示为盼！否则迢迢万里，信误“洪乔”，殊恼煞人！
　　留英学界有二百余人，留法则已近两千，缘勤工生甚多也。
　　附去画片数张，聊寄远意，匆匆不尽欲言，顺颂近祉，并问嫂夫人安！
　　恩来
　　阳二月二十三日午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二一年二月二十三日致陈式周的信。
　　〔2〕龚府，指周恩来的表舅龚荫荪家。
　

求索真理〔1〕

　　方才得到二月初你们从上海来的信，我看完后，高兴的程度到了十二分。我饭也没有吃饱，便忙匆匆地提笔要来回你们的信。本来在前数天，我看山姊给念吾〔2〕的信，便知道不久可以得到你们的信。不过山的信上说得很要紧，我以为一定是封长信，打开看后，自然不免有点失望。但现在这个观念消灭了，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精神已经从你们的信中活活地表现出来了，使我能得到十二分快乐！
　　你们知道我现在已到柏林了么？念吾也来了，不久——七天后——奈因〔3〕也要来此过春假。我们预备开一个三人会议，讨论一些社〔4〕的事情。本来你们的来信，我应当治他们看了，有了筹划，再答复你们。不过我现在要急于表现我现在一个人的直觉，要在这极匆迫——仅五十分钟——的时候，将我的感想写出，免得过时飞去，你们须知这种感想是不易得的，尤其是我这个“多畏多虑”的人所难能的，望你们也用十二分的速度极敏锐的眼光来看阅好了。
　　我现在在此一个人很静，并且来柏林尚未久，一切思潮还没感受多少德意志的影响，所以写出来的大半要算我一年来居法的积感。以后有变化没有固不敢说，但现在确是如此。望你们看完我的信后，如有感想，也请赶快地相与讨论才好。
　　劈头要说的便是：你们现在所主张的主义，我是十二分表同情，差不多可以说没有甚么修正。觉悟社的信条自然是不够用、欠明了，但老实说来，用一个Communism〔5〕（以下简作C.ism）也就够了。施珊说，用AnBarchism〔6〕（以下简作A.ism）的精神参加到C.ism里去（原文不如此，这是我意会你的话），这诚然是一种周全之策。不过C.ism也并非没有A.ism所采取的精神的。就普通现象上说来，C.ism总是对于经济制度和社会组织看得十分重要，别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常常看为次要，这是C.ism易于受人批评的地方，所以有许多人说C.ism太唯物了。但就我想，经济制度、社会组织之必须被重视，正犹之人生许多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之必须被重视也一样。C.ism并未尝不重其他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现象，但他却知道纯机械的经济组织和社会制度能够用一种较有程式的革命方法来改造，而属于精神上的人生问题和心理上的诸现象不是可以用死板板的方法来替代的，是要用教育的启发功能而导入自由发展之途的。因放，C.ism对于人生道德问题不用一种方式来主张，不注重处也是注重。这与A.ism所主张的自由正同一用意。不过A.ism的自由作用太无限制，处在这样旧势力盘踞的社会里，而要解放一切强迫，解放一切束缚，所以便容易流为空谈了。追究他的病根，便是物质与精神的关系没能分得清楚的缘故。在欧洲的A.ist〔7〕，其势力渐渐等于零。固然，法国的Syndicalism〔8〕（以下简作Sd.ism）是发源于A.ism的思想，而在那C.ism势力笼罩的赤俄，A.ism居然也在内中能稍稍活动，这全可说不是A.ist灭亡的表征。不过在现在旧经济势力资本主义极兴旺的欧美，要想A.ists的鼓吹能动摇人心，这不免等于梦呓。A.ism的思想在人心中是会常常发现的，但要拿他当解渴的水、救饿的面包看，则急切不能得用了。法国Syndicat〔9〕近来已改变了很多态度，而所谓C.G.TM〔10〕的大多数派大半都已倾向于第三国际〔11〕与国际赤色工联〔12〕了。
　　英国的Guild Socialisn〔13〕近已见衰，并且这种在英国始终也没大兴盛过。他们的机关报《Guild Social Bist》〔14〕（去年改名的）既不见甚么大精彩，而鼓吹的人也就是Cole〔15〕一人出点大力，但Cole个人近来也有点赤色的同情了。英国人本来太保守，几个工业国家，C.ist〔16〕的势力，数在英国最小，党员不过一万来人，机关报仅一周刊《The Communist》，鼓吹劳动教育的《Plebs》〔17〕月刊常常帮他的忙。此外还有两个月刊为《The Communist Review》〔18〕和《Labour Monthly》〔19〕，前者是党中出的，后者则属于国际。新近俄国商务机关在伦敦出了一种月刊名叫《Russian Informationand Review》〔20〕，我还没买到看，想施以也许见着了。《The Young Communist》〔21〕是月刊，为少年共产党人出的。《Workers Dreadnought》〔22〕周刊和《Data》〔23〕月刊，也还表革命共产主义的同情。英国的共产党出版界是如此，鼓吹的效力可说不甚大，小册子也出得不多。英、法、德三国比较起来，自以德为首，法次之，英则尚后于意、瑞（典）、捷、波诸国。总之，谈劳动革命而期望于英国，未免近于妄想，从前马克思和克鲁泡得金全看到了。
　　法国劳动界的组织不如英、德多多，屡次C.G.T.大罢工全失败，每失败后退出Syndicat的工人总日见其多，这是一个顶可忧的事件。病原多在太受旧日Syn-dicat会议的拘束，他们活动的范围太狭了。不闻政治，固然也有好处（法国社会党人吃党的太多，朝三暮四的更不用说了），但政权在资产阶级手中握着，生死的运命既由他们操着，工人那有成功的希望呢？现今法国工人似乎也有点觉出旧日Sd.ism不尽可恃了。所以去岁C.G.T.的大会，便有G.G.T.的革命派主张联络国际共产党与赤色工联。今年春，因去年米C.G.T.的左派已占了多数，他们越发要改变色彩了。法国的共产党自前冬与社会党分裂后，独立为共产党，近来已大行发达。去岁末马赛大会，尤其见出他们的精彩。法国本来是A.ism思想支配的地方，而现在C.ism差不多可说要起而代之了。将来西欧如有万一希望，还须从法国动起，其要因由于现时欧洲的政权差不多全在英、法手里拿着；英、法彼此争雄，遂搅得全欧不安。德国及中欧诸国全处在被制裁地位，他们实难于发难。意、比意存观望，没有揭旗而为赤俄继的胆量。因此，西欧的情形全看法国如何而定了。二月初，法、德共产党有个联合的宣言，正是为此目的而作。最近传闻赤俄与法政府有所联络，如果属实，想必又是列宁的一种策略。列宁真可爱！他是无孔不钻，只要于共产主义将来的发展有利，一切全可牺牲，一切舆论全都不顾。共产党的步骤已变，连列宁自己也承认的。老实说，俄罗斯要没列宁、托洛斯基、金诺维夫等几个人，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也早塌台了。德国的共产党号称三十万人，党势自较法为进步，只是他们现在处于被制地位，欲动不得。可以说德国共产党一有活动，法国莱茵河上的军队便可借口长驱直入。而德、法民族的观感又不象俄、德，所以德国共产党也没托洛斯基那样的人说托洛斯基那样的大话，持列宁对待德国的同一见解。德法民族间的感情真太坏，除少数共产党与左派社会党人外，差不多彼此仇视的心理还都很甚。德人报复之念与法人重惩之心时时在那里颤动。不但德、法如此，以致于英法间，法意间，德波间，法奥间，意塞间，希土间，法希间，法西间，荷比间，……都闹得一团糟。最可惧而最可厌的便是那些中产阶级的人，他们本没有象资本阶级的人有那样利害关系的冲突，而他们也赶着起哄，因此欧洲国际间，比旧日春秋战国时还闹得热闹。张申甫说：“西欧近几年内，未必有甚么大变。”这句话也可以说半对了。我再替他下个转语，便是“西欧革命的机会在最近的几年确是很难，但法国工人同军队一旦能联络起来，这事便有了希望。”
　　唠唠叨叨地说了一大堆，在你们看也许嫌为词费，因为你们或者也知道了，也想到了，我写出未免后时了。
　　总之，主义问题，我们差不多已归一致。现在再郑重声明一句，便是“我们当信共产主义的原理和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专政两大原则，而实行的手段则当因时制宜！”其余的也不必谈了，我们大都可以心会，古人所谓“莫逆我心，相视而笑”，我们现在当对信一笑了。
　　我从前所谓“谈主义，我便心跳”，那是我方到欧洲后对于一切主义开始推求比较时的心理，而现在我已得有坚决的信心了。我认清C.ism确实比你们晚，一来因为天性富于调和性，二我求真的心又极盛，所以直迟到去年秋后才定妥了我的目标。不过我要谢谢你们的，施以的思想实在与我以许多反映，其功并不在石遗、衫时〔24〕下，而施珊的一封信，也引起我探求主义不少的兴味。再提要说一句，便是前年北京的“全武行”〔25〕于我也非常有帮助，不知施珊是否也由那次打出来的影响。
　　你们现在是讲实际运动了，惭愧我们得很！我们在此，不但感财力、才力薄弱，并且也极感同志稀少。你们须知我们在此应当作的事也很多，如研究主义，调查欧洲劳动运动状况，翻译小册子，同他们通点声气；而现在我们在此，可说是一事无成，真惭愧得无以自容。我前信——给施以、二八〔26〕的——说，“若放我在国内，以同石逸在国外，其变动就许大些”，这是我就各人力量说，实在是句真话，你们或不这样想罢？（下略）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二二年三月致谌小岑、李毅韬的信。谌小岑，觉悟社社员。李教韬，谌小岑夫人。觉悟社社员。她参加觉悟社时的代号是43，用代号的谐音代名施珊、施也、峙山。
　　〔2〕念吾，即刘清扬。觉悟社社员。她参加觉悟社时的代号是25，用代号的谐音化名念吾。
　　〔3〕奈因，即赵光宸。觉悟社社员。
　　〔4〕社，指觉悟社，一九一九年九月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的进步青年学生团体。社员二十人，社友八人。主要活动是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
　　〔5〕汉语译为“共产主义”。
　　〔6〕汉语译为“无政府主义”。
　　〔7〕是Anarchist的缩写，汉语译为“无政府主义者”。
　　〔8〕汉语译为“工团主义”。
　　〔9〕汉语译为“工会”。
　　〔10〕法语Confｅdｅration Gｅnｅraledu Travail的缩略语，汉语译为“法国总工会”。
　　〔11〕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
　　〔12〕国际赤色工联，即赤色工会国际，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工会国际联合组织。
　　〔13〕汉语译为“基尔特社会主义”。
　　〔14〕汉语译为《基尔特社会主义者》。
　　〔15〕汉语译为“柯尔”，费边社社长。
　　〔16〕这里是Communist的缩写，汉语译为“共产主义者”。
　　〔17〕汉语译为《平民》。
　　〔18〕汉语译为《共产党人评论》。
　　〔19〕汉语译为《劳动月刊》。
　　〔20〕汉语译为《俄罗斯消息和评论》。
　　〔21〕汉语译为《少年共产党人》。
　　〔22〕汉语译为《英勇的劳动者》。
　　〔23〕汉语译为《资料》。
　　〔24〕石遗，即薛撼岳。觉悟社社员。衫时，即郑季清。觉悟社社员。
　　〔25〕“全武行”是戏曲术语，表示武打规模之大。生活中也常用它来表示打群架。这里所说的前年北京的“全武行”，是指一九一九年八月以马骏为总指挥的请愿学生，在北京天安门前请愿示威并同军警搏斗的事件。
　　〔26〕二八，即李震瀛。觉悟社社员。
　

第五章 在黄埔军校〔1〕

　　筹办黄埔军官学校的经过是这样的：一九二三年以前，孙中山部下比较带有一点革命性的部队，是李济深的第一师。这是邓铿系统的部队，大革命时代的张发奎、叶挺、邓演达以至陈诚，都出自这个师。开办黄埔军校应该说是孙中山军事上失败的结果。辛亥革命时，孙中山有两个运动，一个是新军运动，另一个是会党运动。辛亥革命以后，他的活动渐渐变成了拉拢军阀，结果是不断遭到失败。这就教训了孙中山，所以他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懂得了建立革命军队的重要，接受了苏联顾问的建议，一九二三年决策，一九二四年正式开办黄埔军校，并决定由蒋介石当校长。
　　蒋介石为什么能接近孙中山以至于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呢？蒋与孙的接近首先是因为陈其美的关系。陈其美从事政治活动以后，始终追随孙中山。例如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要求参加者在誓词上打手印，许多士家出身的如胡汉民、汪精卫等都不干，黄克强则更是反对，而陈其美却第一个宣了誓，打了手印。因此陈在当时得到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是陈其美的徒弟之一，因而得与孙中山接近。其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永丰舰的事情上蒋介石投了一个机。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赶走了孙中山。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陈炯明相持了五十多天。当时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做生意失败了，看到这个机可投，特意从上海跑到永丰舰，表示誓与孙中山共存亡。从此蒋介石与孙中山比较密切起来。一直到现在，蒋介石还常以这件事作为他是孙总理忠实信徒的资本，把他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的相处，作为他为孙总理赴难的证据。孙中山和苏联建立关系后，因为邓铿等离不开广东，就派蒋介石到苏联去参观，后来叫他当黄埔军校校长。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六百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的，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是何应钦，党代表就可用我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一九二五年二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四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当时广东的国民党内，中派是少数，左派占极大多数。廖仲恺是国民党的左派。因为他是华侨出身，与国内的买办阶级、地主阶级关系较少，所以更多地带着民族资产阶级进步派的倾向。在广州商团事件上，他开始就是主张坚决镇压的。省港罢工以后，他是同情工人，站在工人方面的。当时农民运动在广东有发展，他也是和我们站在一起赞助和推动农民运动的。虽然他在政治斗争中有其动摇性，对工人、农民和我党的力量有所畏惧，但他晚年的政治生活是光荣的。他尊重苏联顾问的意见，但他有自己的立场，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他是资产阶级左派的坚强的代表。汪精卫是资产阶级的软弱性的代表。当他还革命时，他会把苏联顾问和我们党的意见加以发挥，会做一个很好的留声机。胡汉民从思想上说是右派，虽然有时也可以同左派妥协，但有他地主阶级的独立的立场。因此商团事变时，他是最主张妥协的；而暗杀廖仲恺，他是知情的。谭延实际上也是右派，但在利害关系上，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日渐扩张，他想发展自己的实力，所以在行动上有时与左派靠近。朱培德有时靠近汪精卫，有时靠近蒋介石。程潜也是因为要想扩大自己的军队而靠近汪精卫。但这些人总是害怕民众。他们在广东之所以还没有公开反对民众，是因为民众运动在广东的发展还没有直接侵害到他们本身的利益。一旦民众运动在他们的家乡湖南、湖北、江西发展起来，他们反对民众的面目便马上暴露了。
　　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以后，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全国得到空前的大发展，规模之大是过去所从来没有的。从这个运动中，能看到革命的发展是走向农民的革命战争，能看到革命发展这个全局的，在我们党内的代表是毛泽东同志。他接办农民运动讲习所，进行农民土地问题的调查研究，出了二十几种小册子。历届讲习所的学生后来分散到湖南、湖北和其他各地，发动了广大的农民运动。
　　对于革命在这一年中的大发展，国民党中派是非常恐惧的。第一次东征回来，镇压了刘震寰、杨希闵的叛乱，在沙基惨案中，我们已看到蒋介石动摇，畏惧帝国主义。一九二五年六月，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黄埔军校参加广州的游行示威。我从军队中抽出两个营，学校里抽出一个营去参加。蒋介石后来知道了，非常不满意，认为不应当游行示威。廖仲恺去世以后，他赶走了胡汉民、许崇智，表面上是反对右派，表示革命，实际上他是为了夺取个人权力。因为胡汉民是代帅，许崇智是军界前辈，他们在，蒋介石无从提高自己在军队与政权中的地位。一九二五年十月第二次东征时，海陆丰一带的农民运动在彭湃同志领导下，已有很大发展，农民自卫军在军队到来以前已经占领了县城，选举了彭湃同志的哥哥当县长。蒋介石去后成了客人，这自然不能不引起蒋介石对民众运动的畏惧。特别是当时在黄埔军校内部，青年军人联合会的发展大大超过孙文主义学会；军队中三个师的党代表，我们党占两个，九个团的党代表，我们占七个，在连、排、班以及士兵中有了我们党的组织；各军又成立了政治部。在革命力量的发展面前，蒋介石更加动摇起来，企图加以限制。所以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东征途中，他召集了连以上的军政人员联席会，会上公开表示他的黄埔军校不可分裂，要求把所有在黄埔军校以及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的名字都告诉他，所有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的名字也都要告诉他。当时我以此事关系两党，须请示中央才能决定，搪塞过去了。后来他同我个别谈话中进一步提出，为了保证黄埔军校的统一，共产党员或者退出共产党，或者退出黄埔军校与国民党，并假惺惺地表示后者是他所不愿意的。
　　这时正是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我从汕头回广州，和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同志、苏联派到广东的国民党和政府的顾问鲍罗廷商量。当时，我们本来确定的政策是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我们计划在大会上公开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在中央执委中我们党员占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的优势。在军队方面，当时的实际情况，蒋介石的第一军只有三个师，第一师是何应钦，第二师王懋功接近当时国民党左派的汪精卫。除第一军以外都不是蒋介石的。因此计划给蒋介石以回击，把我们的党员完全从蒋介石部下撤出，另外与汪精卫成立国共两党合作的军队。我带着这个意见回汕头去，并等待中央回电到后，立即正式向蒋介石提出。当时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左派占了绝对优势，实现上述计划是完全有保证的。等了好久，中央来电不同意。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到广州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孙科于是代表右派回到广东，把蒋介石的腰撑起来了。中央则派张国焘做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说我们把左派包办了，以后应独立形成共产派，使共产派与左派分开，让左派猖起来。在选举上，向右派作了极大的让步。结果，三十六个执委中，共产党只有七个，比我们原来的计划的少了将近一半。国民党左派连朱培德、谭延等算在内一共才十四人；右派、中派却有十五人。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等都当选了。在监委中，右派更是占了绝对优势。国民党的中央执委、监委是常常合在一起开会的，所以结果成了右派势力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这是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对国民党右派、中派的第一次大让步。这是政治上的大让步。

　　【注释】
　　〔1〕摘自周恩来一九四三年春所述《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
　

第六章 会见斯大林〔1〕

　　我一九三○年三月动身去共产国际。七月，我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对在中国进行的军事斗争很重视。当时产生了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共产国际的决议还附了东方部的六个决议。斯大林说，这么多决议拿到中国太多了，作为草案拿去吧。国内，六月十一日产生了立三路线。立三路线提出，要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一省数省的胜利就是全国革命的开始。同时在全国布置暴动，并提出夺取武汉、南昌、长沙等大城市的计划。后来打下了长沙，于是在八月一日、三日，在上海连着开了两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立三说，打下武汉再和共产国际算账。立三路线持续时间只有三四个月，但使很多地方的党组织受到很大损失，所以，九月就开了三中全会。三中全会还有“左”的东西，因为三中全会是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议案的。会上，向忠发和我作了报告，秋白作了结论，立三发了言。会上对立三的批评很尖锐，不过后来在会议决议上写的并不那么尖锐。三中全会在组织上也有些错误，例如批评了何孟雄，也批评了陈绍禹（王明），这些批评，也有对的，也有错的。三中全会补了一批中央委员，就是没有补何孟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意见还是对的居多。向各地派“钦差大臣”，从三中全会就开始了。当时，共产国际说中共中央不重视苏区，所以中央就往苏区派了不少人，使苏区受到了影响。
　　一九三○年十月共产国际来信，说中央不对，是调和路线。王明他们就闹起来了。米夫一来，更造成了党内的危机。王明写了小册子，要求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撤换中央的领导。所以，召开了四中全会。四中全会，我们起草了决议，不被采用，米夫自己起草了决议。三中全会是贯彻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秘书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四中全会也是根据这个决议案的，再加上国际的信，用极左反对立三路线的“左”，作了决议。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小册子更加发挥了作用。他站在更“左”的立场来反对立三的“右倾”和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形成了更“左”的路线，再加上中央几个负责人叛变，使我们党受到了很大的破坏。
　　一九三一年八月，米夫回去了。共产国际的八月决议批评了三中全会，说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健全了。实际上，四中全会后，中国党更加混乱了。四中全会把我保留在政治局，把秋白去掉了。以后，王明到了共产国际，张国焘、陈昌浩到了鄂豫皖苏区，我到了中央苏区。当时，中央只留少数人，多数派到各地去，抓各地的权。在上海组织了一个临时中央。这个临时中央，共产国际是批准了的。临时中央有一个关于九一八事变的决议，一九三二年一月又有一个争取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当时要求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要求攻打中心城市，对于正确的同志，如毛泽东同志，刘少奇同志，指责他们“右倾”。宁都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对军队的领导被取消了。一九三三年又反对罗明路线，反对邓、毛、谢、古，正确的同志都受到打击。搞得最凶的是江西，因为临时中央一九三三年初到了江西，执行国际路线。结果使党在白区的力量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苏区的力量损失百分之九十。当时在军事上有个李德，他虽然是个顾问，却成了太上皇，他说了算。他和博古的军事路线相合，一直搞到遵义会议。当时的军事路线执行的结果是退出江西，被迫长征。现在看来，当时不退出江西是不可能的。到了遵义会议，毛泽东同志才在军事上纠正了错误路线，挽救了中国革命。没有遵义会议，中国革命不知道要推迟多久。有了遵义会议，虽然长征中受了损失，又遇到了张国焘分裂党另立“中央”，但是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战胜了狂风巨浪，克服了党内的危机。
　　共产国际对中国党的指导在中期是有很大错误的。中国党在这个时期犯了那么多错误，使中国革命受到了那么大的损失，我们中国人当然要负责，但与共产国际有很大的关系。

　　【注释】
　　〔1〕摘自周恩来一九六○年七月：《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
　

第七章 参加遵义会议〔1〕

　　毛主席说，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纠正了王明的路线错误，王明倒台了。这是简单的总结的话。事实经过是：在长征中，毛主席先取得了稼祥、洛甫的支持。那时在中央局工作的主要成员。经过不断斗争，在遵义会议前夜，就排除了李德〔2〕，不让李德指挥作战。这样就开好了遵义会议。中央的很多同志都站在毛主席方面。由于毛主席拨转了航向，使中国革命在惊涛骇浪中得以转危为安，转败为胜。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的伟大转折点。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取得了领导地位，真正取得了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一传达，就得到全党全军的欢呼。
　　中央红军一九三四年十月十日从雩都出发，出发时八万多人，号称十万人，辗转三个月到达了遵义地区。三个月中间，坛坛罐罐都带着，连机器都抬着，那简直是不堪设想的。哪有那种大转移呢？那是大搬家。当然那些东西都纷纷丢掉了，大概没有出江西，机器就丢掉了。经过广东、江西，然后又转到湖南。在湖南多次转移，然后才进到贵州。在进入贵州前后，就争论起来了，开始酝酿召集政治局会议了。从黎平往西北，经过黄平，然后渡乌江，达到遵义，沿途争论更烈。在争论过程中间，毛主席说服了中央许多同志，首先是得到王稼祥同志的支持，还有其他中央同志。当时林彪并不是积极的，是同别人说牢骚话的。在遵义会议上，毛主席作了讲话，扭转了航向。
　　遵义会议的主旨是纠正军事路线错误，因为当时是在惊涛骇浪中作战，军事路线最紧迫。长征是辗转战斗，蒋介石以大军围追我们，截击我们，侧击我们。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的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一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三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这个严重的错误是血的教训。毛主席取得领导地位，是水到渠成。事实证明，在千军万马中毛主席的领导是正确的。
　　毛主席的办法是采取逐步的改正，先从军事路线解决，批判了反五次“围剿”以来的作战的错误：开始是冒险主义，然后是保守主义，最后是逃跑主义。这样就容易说服人。其他问题暂时不争论。比如“左”倾的土地政策和经济政策，肃反扩大化，攻打大城市。那些都不说，先解决军事路线，这就容易通，很多人一下子就接受了。如果当时说整个都是路线问题，有很多人暂时会要保留，反而阻碍党的前进。这是毛主席的辩证唯物主义，解决矛盾首先解决主要矛盾，其次的放后一点嘛。
　　实际上次要矛盾跟着解决了，组织路线也是勉强解决了。当时博古再继续领导是困难的，再领导没有人服了。本来理所当然归毛主席领导，没有问题。洛甫那个时候提出要变换领导，他说博古不行。我记得很清楚，毛主席把我找去说，洛甫现在要变换领导。我们当时说，当然是毛主席，听毛主席的话。毛主席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做一个时期。毛主席硬是让洛甫做一做看。人总要帮嘛。说服了大家，当时就让洛甫做了。撤销博古的那个声明也没有用“总书记”。那个时候名称也不是那么固定的，不那么严格的，这个“总”字好像没有加上，反正他是书记就是了，因为其他的人做常委嘛。那个时候没有书记处。毛主席总是采取这样的办法来教育人，使大家逐步地觉悟起来。所以，组织路线并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这样比较自然，便于集中力量取得胜利，减少阻力。至于政治路线，暂时不提。
　　遵义会议开了以后，要继续前进。这个时候争论又起来了，打仗如何打法也引起了争论。那个时候困难，每一个部队里都减员，伤员病号都不少，的确有困难。在那种关头，只有坚定不移地跟毛主席走。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一个比较小的问题，但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从遵义一出发，遇到敌人一个师守在打鼓新场那个地方，大家开会都说要打，硬要去攻那个堡垒。只毛主席一个人说不能打，打又是啃硬的，损失了更不应该，我们应该在运动战中去消灭敌人嘛。但别人一致通过要打，毛主席那样高的威信还是不听，他也只好服从。但毛主席回去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那里去，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这样，毛主席才说，既然如此，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还是成立一个几人的小组，由毛主席、稼祥和我，三人小组指挥作战。从那个时候一直到渡金沙江，从一月、二月出发，到了五月，这是相当艰难困苦的一个时期。走“之”字路，四渡赤水河。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七二年六月十日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会议上讲话的一部分。
　　〔2〕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
　

第八章 抗日战争时期

　　遭遇长沙大火〔1〕

　　超：
　　不及一月，已两退都市〔2〕。上月二十五晨有计划地离开武汉，秩序颇好，我亦安然到达沙市，转来长沙。惟克农〔3〕、梓年〔4〕、京五等船行，损失颇大。办事处〔5〕死伤九人，可爱的张海清〔6〕及另一译电员在内。新华损失更大，极有希望的李密林〔7〕及潘美年牺牲，死伤共二十六人。全部移渝资料损失，同时广州分社的资料亦因船运而遭轰炸。
　　昨夜长沙火起〔8〕，全城一炬，我及剑英〔9〕、文禧〔10〕与两个特务员仓猝出火城，衣被尽失，步行二十余里，始遇卡车转来湘潭。现两老〔11〕均在衡阳道上，后日可往桂林，何时往贵阳，须待车通。我目前大概在衡阳宝庆桂林之间随委座〔12〕行动。
　　二十日来甚忙，常不得好睡，但精神甚健。因见客并不多，尚有余时写信，你可想见。
　　你何时离渝，大约飞行居多。博兄〔13〕索小汽车，因无法补充汽油，恐一时不易去也。
　　留渝老友甚多，均请一一代候，尤望代候前次带书人也。
　　你好！
　　翔
　　十一．十三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三日致邓颖超的信。
　　〔2〕两退都市，一指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清晨，即湖北省汉口沦陷前数小时，周恩来在送走最后一批撤离的同志后退出汉口；一指十一月十二日湖南长沙大火后，周恩来在部署文化界人士和八路军驻湘办事处人员撤离后退出长沙。
　　〔3〕克农，即李克农，当时任中共代表团秘书长、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部秘书长。
　　〔4〕梓年，即潘梓年，一九三八年一月至一九四七年二月，任《新华日报》社社长。
　　〔5〕办事处，指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驻湘办事处，设长沙市寿星街一号。
　　〔6〕张海清，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
　　〔7〕李密林，原名聘周，密林、栓盔是他的笔名。《新华日报》社记者，中共党员。
　　〔8〕长沙火起，指一九三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午夜，长沙国民党地方军警负责人奉蒋介石“焦土抗战”之电令，下令军警三百余人纵火焚烧长沙城，使长沙城陷入一片火海中，至十四日大火方熄，城中百姓损失惨重，而日军并未立即进攻长沙，因此民怨极大。迫于舆论，蒋介石只好下令将国民党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和长沙警察局长文重孚枪毙了事。长沙大火以后，周恩来曾向国民党当局交涉，并提出几项紧急处理措施，其中包括严惩纵火祸首和救灾等。
　　〔9〕剑英，即叶剑英，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及该集团军驻南京代表（南京沦陷后转驻武汉、长沙）、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
　　〔10〕文禧，即邱南章，原名邱文禧，当时任中共代表团交际科科长。
　　〔11〕两老，一指周恩来之父周贻能。一指邓颖超之母杨振德。
　　〔12〕委座，指蒋介石。
　　〔13〕博兄，即博古，原名秦邦宪。当时任中共中央长江局组织部长。

　　致信蒋介石〔1〕

　　委座钧鉴：
　　上次承面嘱电询中共中央对国共两党关系之进一步做法，现已收得延安复电，仅呈录如另纸。
　　按目前两党关系，非亟加改善，不能减少磨擦，贯彻合作到底。国民党全会开会期间，各省同志定多对中共不满之言论。然综其所据之事实，不外（一）畏惧中共发展；（二）指摘中共下级有反对国民党口号或文件；（三）陕甘宁边区不开放。若较之中共党员在各地所受之苛刻待遇，直不可同日而语。盖中共既成为党，当然需要发展，惟因合作既属长期，故中共六中全会特决定不再在国民党及国民党军队中发展党员。如国民党容许中国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及青年团，兼为党员、团员，则中共党员名单可公开交出，以保证相互信任。且中国之大，无组织群众之多，中共更愿在某些省区减少发展，以示让步。但最基本的保证，还在：一方面，中共绝无排挤或推翻国民党之意图；另一方面国民党在钧座领导之下，突飞猛进，必然日益巩固其政权之领导，则对中共部分之发展又何足惧。中共下级诚然有某些幼稚行动，然充其量不外袭用过去某些口号，且其中亦须有所区别。有些文件确为抗战以前之文件，有些下级党部对中共中央之政策路线尚未彻底了解；有些更一望而知其为伪造或更为陷害者所捏造。至言边区，则凡进入参观、访问、视察或调查者，无不备受欢迎、招待；学校更公开讲授，人人得聆其内容；国民党部在延安有组织；陕西民政厅派去之县长仍在各县城行使其职权。凡此，何能谓边区不开放？！
　　然返观中共党员在各地所身受者，则已超出于常轨之外。职屡以此向各地当局请求解决，或因职权不统一，此许而彼不应，或因意存敷衍，面许而实不许，于是积案累累，无从解决。甚至某些问题，如《抗战与文化》及释放政治犯问题，为钧座所亲批亲示者，亦复迁延不办，使职无以复中央，无以对同志，浸至最近《新华日报》以拥护政府、拥护抗战并得钧座批准之报纸在西安翻印，竟被国民党部封闭，并波及其他代印报馆。而《抗战与文化》则谩骂中共及其领导人如故，仍得在西安出版。中宣部犹以此为未足，更行文内政部勒令已在广西省政府登记之《新华日报》分馆不许在桂林翻印。而《新华日报》在各地代售之被禁，许多公共机关阅读该报之被罚，更属常事。西安一向磨擦事多，对青年学生转往陕北学习，不从积极方面争取，动辄施以压迫，扣留、拘禁常至数十人。最近且拘捕八路军副官及抗日大学职员不放，并以武装包围在三原附近之八路军伤病兵，几至酿成流血惨剧。更可异者，庆阳早经划为八路军留守防地，而鲁大昌部得令自西峰镇强欲开入。报告行营，亦未得复。中共党员抗战年余，在各地不仅无抗战自由，甚至生命亦常难保。贵阳被捕之人，事隔经年，政府认为可放，行营认为可保，而党部作梗便莫由得释。邵（此字模糊不清，似“邵”字。）阳合作指导员为政府所派，只因其为共产党员，便撤职被押，迄今未审，实亦无事可审。浙江周饮冰案，其所被搜出之文件，非为旧稿即系捏造。因其与中共现行之政策，完全不符。现在，各省狱中属于共产党政治犯者，比比皆是。去秋所呈名册，迄无消息。职备位会中，每思同党尚作狱囚，何能自解？若以此责备下级党员幼稚，则中共六次扩大全会意即在检讨抗战与统一战线政策，以期下达全党，不意代表回归各省途中辄被留难，不曰护照难办，即曰该会为中共派遣大批干部分往各省。甚至中共党员，如徐特立、曾山，人所共知者，其所携来之中共决议及政治经济书籍，经贵阳时亦全部没收。无人无书，政策未由传达。若以此责中共下级幼稚，责何能负？类此事件，不一而足。
　　职及党中同志，为团结计，为防止敌人挑拨计，迄未对外宣传，甚至延安刊物亦并无之此等记载。乃中共愈顾大局，少数不明大义之人愈加一意孤行，外地报纸存恶意攻击者有之，特别张君劢致毛泽东公开信其内容与汪精卫反共之主张无异，而国民党报却竞相登载。钧座试思之，中共之容忍已至如何程度，而反对者给予敌人挑拨之机又如何？职寻思再四，认为国民党同志尚有如此做法者，全因国民党中央对中共所取之态度迄未一致，迄未明示全党，致下级党部只能根据自身所见，各行其是。今全会既开，依据年余经验，当能对中共六中全会之建议，作深刻之讨论，成立具体决议。即使彼此了解尚嫌不够，互信未立，犹难产生进一步办法，亦望国民党同志能于此次会中对国共两党关系与合作前途，有一基本认识。本立而后道生。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深信国共两党有长期合作之必要和可能。故不避任何困难，愿为此基本信念而努力。深望国民党同志更能恢宏其量，于此基础上建立共信，以努力于事实之验证。
　　目前为解决事实上纠纷，可先由两党中央各派若干人合往各地，观察实际情形，可就地解决者，则解决之；不可解决者，则来中央商讨。实际之接触既多，基本之信念可固；困难既多经解决，进一步办必随之产生。中共中央之所以允诺保证者，亦得于实际中证明其诚意，而增益两党之互信。职所见本末如此，仅率直陈之如上，愿钧座予以考虑而解答之也。专呈敬诸
　　崇安！
　　周恩来呈
　　一月二十五日于重庆

　　【注释】
　　〔1〕原件无年度，编者判定为一九三九年。

　　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1〕

　　自从我们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到去年提出联合政府的主张，有了发展，实际上是一个东西。联合政府就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政权上的最高形式。国民党对于我们的主张，不管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好，民主共和国也好，联合政府也好，总是反对的。因为他是站在极少数人的利益的立场上，反对我们代表的极大多数中国人民的利益。毛泽东同志在《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告诉我们，这是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方面是国民党政府压迫中国人民实行消极抗战的路线，另一方面是中国人民觉醒起来团结起来实行人民战争的路线。我们知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从“九一八”到现在，可以分成五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第二个阶段，是从西安事变到“七七”事变；第三个阶段，是从“七七”事变到武汉撤退；第四个阶段，是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到去年国民参政会开会；最后一个阶段，是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一直继续到现在。在这五个阶段中，国共两党在全国抗日与民主的问题上，长期地存在着原则的分歧和严重的斗争。
　　第一个阶段，从“九一八”到西安事变，有五年多时间。国共两方面斗争的中心，是抵抗日本侵略还是不抵抗日本侵略。我们这方面，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的，是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国民党当局，在全国人民面前所提出、所坚持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实际上就是内战的方针。“九一八”以后，我们向全国国民党的军队提议，在停止进攻、给予人民以自由权利和武装人民三个条件之下，订立停战协定，以便一致抗日。毛泽东同志在报告中已经写了。我们的号召得到了若干国民党军队的响应。例如察北同盟军、福建人民政府和十九路军，以后的东北军、十七路军，都响应我们，跟我们合作。
　　其他一些地方系的军队虽然不是完全同意我们的口号，也和我们有某些合作。就连国民党中央系的军队，在江西打我们时，也有主张开到华北去抗日的。但是那时国民党蒋介石怎样对付呢？对于我们，是不断的“围剿”，更加猖狂的内战。对于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友军，是进攻他们，解散他们，消灭他们。对于自己的嫡系军队，他发过这样一个命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就是谁敢多说抗日的话，就杀了他。以后，一九三五年华北事变发生了，我们的红军主力北上了，我们就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口号和民主共和国的主张，并且在一九三六年给国民党的信中，提议召集国防会议，发动抗战，召集民选的国民大会，实现民主共和国。在行动上，我们东渡黄河抗日，响应那时华北的“一二九”运动，掀起了全国的救亡运动。这时候国民党当局却调了大兵到山西阻拦我们抗日，目的是想把我们消灭在西北地方。在西安事变时，我曾经问蒋介石：“我们要求停止内战，为什么不停止？”他说：“我等你们到西北来。”我说：“我们已经到西北一年多了。”他就没有话说了。他的意思很清楚，是要在西北消灭我们。所以在西安事变前，还有山城堡的一仗。东边也堵，西边也堵，就是要消灭我们。对于全国的救亡运动，他是极力地压迫，最后发生七君子入狱的事。所以那时毛泽东同志写的我们党给国民党的信里说：“爱国有罪，冤狱遍于国中；卖国有赏，汉奸弹冠相庆。”虽然这样，但是因为我们不断地要求，全国人民不断地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所以国民党先派了两个代表到瓦窑堡来谈判，以后我们就派了代表潘汉年同志去跟他们谈判。国民党蒋介石对谈判的想法是怎样呢？那时他是把我们当投诚看待，想收编我们，直到西安事变以前，还是这样的想法，要把我们的军队顶多编三千人到五千人。至于对国民党军队中很多愿意抗日的军队，特别是东北军，就压迫他们。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陈诚来了，蒋鼎文也来了，是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对西安事变，我们党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取得了张学良、杨虎城将军的同意，把蒋介石放回去。蒋介石本人当时具体的诺言是什么呢？就是“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但是张学良送他到南京以后，他就把张学良扣起来，把杨虎城送出洋。这样一来，就激动了东北军、十七路军，几乎把和平破坏。而且他又拿军队来压迫，派特务挑拨，闹出了杀王以哲的事情。从此可见，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他的内战思想还没有死，并且一直没有死过。现在还可以说一件事，宋子文也是当时谈判的所谓和平使者，那时他答应在蒋介石出去以后，负责改组南京政府。结果这话一直到今天，已经有八年，仍没有兑现。去年我在重庆见他时，说过这样一句讽刺话，我说：“西安事变时你答应的诺言，我还没有给你宣布过。”事实证明他一直没有兑现。所以在这第一个阶段，虽然内战是停止了，和平是取得了，但这是逼出来的。这就是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逼蒋抗日。但蒋介石内战之心并没有死。
　　第二个阶段，从西安事变到“七七”抗战，大概有半年多时间。两方面争论的中心，是真正准备抗战，还是空谈准备抗战。当时我们党在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中，毛泽东同志在党的苏区代表会议的报告中，都是这样说：要真正地实行民主自由，真正地准备抗战。要真正准备抗战就要有民主。我们的中心口号是以民主来推动抗战。国民党当时的方针是什么呢？是“根绝赤祸”，拖延抗战。就是要把共产党的活动消灭、根绝，就是在准备抗战的借口下把抗战拖下去。这是当时蒋介石的思想。
　　我们来看事实。在一九三七年二月，我们给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上，提出了四项诺言、五项要求。四项诺言大意是，答应改编我们的军队，把我们的苏区改为民主的边区，停止武装暴动推翻国民党政权，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五项要求大意是，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给人民自由和释放政治犯，召集各党派会议，真正实行抗战的准备，改善民生。而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就是来一个“根绝赤祸”的决议案。那决议有四条：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权，停止赤化宣传，停止阶级斗争。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那时候一方面和平了，一方面又埋伏了文章。这个文章一直埋伏到现在，还是要取消我们的军队和政权。那时候国民党内也发生了一部分人跟我们合作的运动。这一部分人，孙科、冯玉祥等也在内，提出了恢复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决议案，但是没有被通过。那时我们曾经主张召开民选的国民大会，成立民主的政府。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代表会上做了报告，我奉中央命令也写了一篇文章，国内国外的民主分子都很赞成。但是国民党的回答是什么呢？搞包办的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现在准备召开的国大的祸根，就是那时候种下的。那时我们主张召开各党派会议，但国民党来了个庐山谈话会，不是大家坐下来开圆桌会议，一道商量，而是以国民党作主人，请大家谈话一番。这个谈话会的方式，一直到上次王世杰同我谈判时，还想采用，提议组织什么政治咨询会，结果还是谈话会。不过庐山谈话会的时候，共产党没有份，我同林伯渠、博古同志三个人不露面，是秘密的，现在他们提议的办法，是给个“公开”，我看就是差了这一点。我们同国民党的谈判一次在西安，一次在杭州西湖，两次在庐山进行。谈判的对象是顾祝同、蒋介石等人。谈判的内容是要他们承认我们的军队，承认我们的边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就是统一战线。国民党蒋介石的回答是什么呢？他只准我们编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而且无论如何不给建立统帅部，他要直接指挥。对边区呢？开始承认了，但是抗战以后又推翻了。蒋介石有一次对朱总司令说：“你抗战了还要边区！”他想给个总司令的名义，就可以取消边区。结果平型关打了一个胜仗，他又承认了，那是在行政院第三百三十三次会议通过的。到南京撤退，他又把这个决议束之高阁，直到现在还没有承认。对我们的党，就更荒唐了。我们要求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建立各党派的联盟，但他在庐山第一次谈话会上居然敢说：“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你看，他竟会这样想！我们这样好好地同他谈判，他却以送杨虎城出洋的办法来对付我们。关于发表国共合作的宣言问题，在第二次庐山谈话会上，我们带去起草好的宣言，他要动手改两句，那时候我们还客气，同意他修改了两点。但修改了他也不发表，总想把共产党合法这一点抹杀掉。要不是“八一三”打响了，就不会允许我们建立八路军总指挥部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组织。朱总司令和我同叶剑英参谋长到南京，开始蒋介石还没有决定给八路军的名义，但是到上海打响了，他从庐山跑回来，觉得这是全面战争了，才发表了八路军的番号，紧跟着又发表了十八集团军的番号，要我们的军队去打仗。后来宣言也发表了，但蒋介石又发表了一个谈话，一方面是承认我们，可是另一方面，还是说要取消红军，取消苏区。他说我们是一个派，不承认我们是一个党，强调要集中在国民党领导之下，还是以阿Q的精神来对付我们。
　　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而且还证明，蒋介石的反共思想是不变的。
　　第三个阶段，从“七七”抗战到武汉撤退，大概有一年半时间。这个时期斗争的中心，是全面抗战还是片面抗战。我们党的口号，是持久战争、人民战争，就是全面的抗战、全民族的抗战。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是要速决战，只许政府抗战，不许人民起来，以此来对抗我们的持久战争、人民战争的方针。首先是“八一三”后发生的对出兵问题的争论。我们党中央、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要分批出兵，不要一下子开出去。我们主要是到华北开展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去创造华北战场，作持久战的准备，这样才能取得胜利。而国民党要求我们一次开出去，并只指定五台山东北边的小块地方（如涞源、蔚县）为我们的防区，企图在那个山屹崂里叫日本人把我们包围消灭。
　　在全国范围内，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方针是坚持持久战。而国民党呢？是幻想速胜。他们觉得，只要打几个胜仗，就可以引起国际的干涉。最大的希望是苏联出兵，次之就是英美在上海干涉。所以他们就打阵地战，把一二百万军队都调到上海，拿去拼，牺牲极大。在南京快丢失之前，蒋介石曾打电报给斯大林说：啊呀！我这个地方已经不能苟安了，请你赶快出兵吧！他还要求同苏联缔结军事协定。事实上，苏联已经帮助了中国的抗战，帮助了军火、飞机，还和中国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协定，在政治上给以帮助。蒋介石实行阵地战的结果，把主力拼掉了很多，所以在南京撤退的时候曾一度动摇过，想议和，不过没有搞成，因为日本的条件很苛刻，主要的还是全国的抗战高潮已经起来了，他不敢投降。由于国共双方采取这样不同的方针和做法，结果我们在华北就创造了游击战场、根据地，而他就失掉了华北和华中的大块土地，一直到武汉撤退，在许多次的阵地战中，损伤了很大的兵力。这是战略方面不同的意见。当然那个时候在武汉，我们自己也有错误。就是说，当时在武汉做领导工作的同志，我也在内，着重在相信国民党的力量可以打胜仗，而轻视发展我们自己的力量；在战争上强调运动战，轻视游击战。所以在武汉时期，我们在长江流域的工作，没有能象华北一样，利用国民党军队撤退的时候，到农村去，发动农民，广泛发展游击战争。在武汉谈判当中，我们还是继续坚持各党派联盟的主张，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组织，制订共同纲领，改革那时的政治机构。而国民党方面呢？他们提出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口号，想把我们吸收到国民党里头去，加以溶化。他们那时叫“溶共政策”，好象要拿水把我们化了。国民党是水做的林黛玉，但是我们没有做贾宝玉，化不了。另外，他们提议，只要你们加进来就好了。我们说，组织一个联合的同盟是可以的，你们是一份，我们也是一份，各有独立的组织。我们进到国民党里面去，要保持我们共产党的独立的组织，也可以象大革命时期第一次国共合作一样。但蒋介石又不干，他说，党外不能有党。我们说，你那个党内就有派，党外有党有什么关系！他说，你们可以进党来作为共产派，不要在外面。他就是想把我们溶化，当然用这个办法是谈不通的。他组织三青团，我们也主张共同参加，发展青年运动，但蒋介石也不干，他就是要拿三青团把一切青年组织都取消，统一到他那里，不许有别的党派在里面活动。这当然也就谈不通。他对我们在敌后的政策，就是让我们到敌后打敌人，削弱我们。正如朱德同志那天说的，国民党在华北很快地就退走了，不能不让我们去。所以武汉时期，他答应要我们到华北、山东去发展游击战争。徐向前同志带一一五师到山东去，还得到了他的同意。但是他看到我们的游击战争有发展，人民力量有发展，建立了根据地，就害怕，所以紧跟着就派鹿钟麟，张荫梧带兵同我们磨擦。我们在政治上主张要改革政治，成立民意机关。他那个时候，一方面搞参政会，另方面还是一党专政，参政会只是一个“作客的机关”，并且还解散了一些人民团体。
　　在这个阶段我们可以看出，国民党蒋介石速胜论失败了，依赖外国参战也落空了，投机不成，投降又不敢。他被八路军的力量、人民的力量逼得不能不走向持久战，不能不在政治上表示一点进步。但他的投机性、反动性还是继续保留的。
　　第四个阶段，从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一直到去年参政会国共两党公开谈判为止，时间整整有六年之久。我们党跟国民党争论的中心，也就是象我们党一九三九年“七七”宣言上所说的，我们是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国民党则是要妥协、分裂、倒退。这种斗争到现在还继续进行着。我们在这六年当中，主张积极抗战，求进步，靠自己。我们一方面要求国民党能够这样做；另方面我们在敌后做出了成绩，创造了十九个解放区，发展了很多的军队，证明了我们的办法是对的，这样才支持了国民党的正面战场，推动了全国的民主运动。可是国民党在这六年中怎么样呢？是相反的，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毛泽东同志在这个会议的报告中，也分析了他们依靠外国帮助，等待胜利，勾结敌人伪军来制造内战的这一套。正因为这样，所以在这六年中，就有三次反共高潮，进行过三次谈判。
　　关于这两个“三”，也可以说一说。开头有一个帽子，就是国民党的五中全会。五中全会是一九三九年一月武汉撤退以后开的。我们党在那个时候去了一个电报，态度是要求进步，反对汪精卫投降，主张严整抗战阵容，刷新政治，改革政府。但是国民党五中全会的回答是，来一个《限制异党活动办法》，会上原则通过，会后国民党蒋介石又对我们军队，对边区，对共产党，对人民的活动等等，订了许多限制的办法。总起来就是：首先，抗战只有一个领导，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一直到现在还是这样主张。第二，取消“特殊化”，反对所谓“封建割据”，对边区要包围要封锁。这也是一直搞到现在的。第三，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以后他就不断地把队伍开到华北，跟我们磨擦。先后有朱怀冰、石友三、高树勋、汤恩伯这些人。并且还要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只许西安和重庆的办事处存在，其他的都要取消。因此，平江惨案发生了，竹沟惨案发生了，广东韶关办事处、桂林办事处也取消了。这些都是那个时期的事情。第四，不许国民党区域有共产党的组织。所以以后发现了共产党的秘密组织就破坏。不许有秘密的人民运动，而且不许宣传。所以《新华日报》常常被检查、扣留，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许多文章不许登。一九三九年国民党五中全会这个方针，一直贯彻了七个年头。我们说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当然，根子是从历史上来的。
　　有了这个帽子，底下就有了三次反共高潮。第一次，朱德同志已经说了，是从打边区、取消我们的办事处和制造平江惨案开始。最主要的是在华北，从新军事变一直到朱怀冰和我们磨擦。以后蒋介石打不下去了，失败了。朱德同志说得很对，蒋介石就是怕一个东西，怕力量。你有力量把他那个东西消灭得干干净净，他就没有说的。朱怀冰被消灭完了，蒋介石从来没有提过这个事情。他只好捏住鼻子叫卫立煌和朱总司令谈判，划漳河为界。第一次反共高潮过去了，就来了个第一次谈判。我们的方针是有理、有利、有节。我们打了胜仗不骄傲，还是和他谈判。我们是相忍为国。那次是我出去谈判的。我们和他一谈判，他就想讨一点便宜。那时谈判有四件事：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他就是想把我们赶到黄河以北，不要新四军在长江以南。那个时候有几个“北”：山东是鲁北，山西是晋北，还有一个黄河以北。他是想把我们都往北送，这真是“投畀有北”。那我们就不干，所以发生了严重的争论。他毫无让步。我们作了一点让步，答应皖南部队退到长江以北，也是一个“北”，叫做江北。但是他还不干，来了一个何白《皓电》，要我们到黄河以北，也是一个“北”。他坚持《中央提示案》，因此引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这是一九四○年冬天开始，是从苏北战争埋伏下来的。苏北战争是他的阴谋，他原来想先从苏北下手，后打皖南。因为苏北我们的力量小，而他有韩德勤、李守维两个军在那里。他们企图北面一压，南面一打，我们就只有“喝水”了！那晓得他搞错了，因为苏北有刘少奇同志的领导，改正了项英同志的错误。陈毅同志领导军队，执行了中央的正确方针，来了一个“退避三舍”。他打来了我们就先退。后来在黄桥来了个反击，消灭了他们两个师。蒋介石捏住鼻子没有说话，但他是要复仇的。在苏北战争结束后，王懋功就到顾祝同那里去，布置皖南事变，但是表面上他还想麻痹你一下。那时候我在重庆。十二月二十五日圣诞节那一天，就是当年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放回去的那个日子，他忽然请我去他那里，大谈我们是患难朋友，大灌米汤。我看米汤不好喝，引起我的警惕，赶紧打电报给毛泽东同志，说这里面有文章。果然不过十天，他就动手包围皖南的部队，来了第二次反共高潮。因为当时皖南领导部队的同志犯了错误，所以受了损失。他就更加蛮横起来，宣布取消新四军的番号。但是我们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来了一个回击，他不承认我们承认。从此新四军变成只受共产党领导、指挥的军队，不受蒋介石领导了，于是就麻雀满天飞，从十万人发展到三十万人，从三个省的地区发展到现在七八个省。这就是第二次反共高潮。等到第二届参政会的斗争取得胜利，第二次反共高潮就结束了。从第二次反共高潮到第二次谈判，中间隔的时间很长，因为这时候正是一个复杂时期，有日苏协定，德苏战争，太平洋战争，以及新疆问题。第二次谈判是在一九四二年的下半年，但事前也有些小的接触。日苏协定订立以后，紧跟着有中条山战役，蒋介石怕中条山守不住，希望我们配合，但主要是试探我们还打不打日本，当然这完全是他的糊涂想法。我们表示配合作战，但是蒋介石又怕我们，不要我们过漳河之线，要限制我们作战，这就很难配合。他在中条山，我们在漳河北怎么样打呢？同时他又不给我们下作战命令，要我们自己打。我们要一点补充，他说，只要打，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我们打了，他又取消诺言，食言而肥。这是一次接触。后来，太平洋战争前夜，中国的情势很紧张，日本和美国有妥协的可能，这时要开参政会，他又表示要举国一致。我们为了阻止日美妥协，表示在抗日问题上还是和他一致，所以参加了参政会。那时候有一个条件，就是要把叶挺将军放出来（皖南事变中叶挺将军很勇敢，站在最前线和国民党斗争）。蒋介石答应了这个条件，并由张群担保。我们要求参政会以前就放出来，他不干。我们也打个折扣，那时候董必武同志和邓颖超同志都在重庆，两个人就只出席一个人，他来这一手，我们也来这一手。参政会开了，他仍不放。根据最近的消息，叶挺将军被蒋介石搞到重庆戴笠的特务机关里去了。世界上最不守信义的莫过于蒋介石。这是这个时期小的交涉。到一九四二年下半年谈判以前，蒋介石还想来一套手法，因为那时候新疆问题解决了，有点得意忘形，他说：“我到西安去请毛泽东先生出来谈一谈。”后来林彪师长去进行第二次谈判。当时我们还是希望在抗战中能找到一个团结的办法，所以在一九四二年党的“七七”宣言中表示出团结的态度。蒋介石以为我们有点可以让步的样子，提出的条件更苛刻，坚持我们的军队不能多编，仍是八个师，军队编了以后党才能合法，边区要改为行政区，作战地区还要向北移动。这个谈判拖了很久，实际上是他不想解决问题。他是想继续投机，希望那时候有一个日苏战争，一旦日苏打起来，就把我们赶到北边去，实行他原来的计划，所以他就要拖。我和林彪去见张治中，他公开说“还不是拖”！这里头又有文章，结果拖出来一本《中国之命运》，拖出来一个第三次反共高潮。那个时候正遇上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以为我们党内会有争论，于是就投这个机，来了一个取消中国共产党，而且还来了一个包围边区，打我们的心脏。第一次反共高潮打华北，第二次反共高潮打华中，第三次反共高潮打西北。我们揭露了他，全国人民都同情我们。在国际舆论上，不管苏联也好，英美也好，都反对中国的内战。所以就把蒋介石的第三次反共高潮压下去了。国民党十一中全会以后，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上又表示愿意政治解决，可是来了个八字由头，说我们“破坏抗战、危害国家”。第三次反共高潮过去了，我们表示，如果他愿意政治解决，我们总是可以谈的。所以去年林伯渠同志又出去进行第三次谈判。这次谈判正值宪政运动之期，我们就表示要实行民主和宪政，提出了政治问题三条，具体问题先是十七条，以后改为九条，其他的八条改为口头的，这样正式文件共有十二条。从西安谈到重庆，一直谈了差不多半年，还得不到结果。蒋介石就来了第二次《中央提示案》，集中起来就是要我们做三件事：第一，十个师以外的队伍全部限期取消。第二，规定要十个师集中到那里就必须到那里。第三，敌后解放区所有的政府一律都交给流亡重庆的省政府接收。这样的条件我们当然不能接受，谈判就在林伯渠同志在国民参政会报告后告一个段落。
　　从这三次反共高潮和三次国共谈判中可以看出来，国民党继续反共和内战的方针，在第四个阶段中特别明显，所以谈判时他们充满着反共思想，反共高潮时就打起来了，这就是内战。虽然这样，文章还没有了结，还有新文章：不是再来第四次反共高潮，就是再来第四次谈判。结果，不是反共高潮而是继续谈判。这个谈判不仅有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参加，而且有外国人参加；同时，谈判又是公开的。这是和过去谈判不同之点，是一个新的阶段。
　　第五个阶段，从我们联合政府口号的提出到现在。这个谈判有一个中心，就是我们提出成立民主的联合政府，而国民党要继续一党专制的政府。这是一个斗争，就是毛泽东同志报告里说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我们的方针是，立即召开党派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战后召集国民大会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国民党的方针是，不放弃一党专政，包办国民大会，继续一党专制。半年来斗争更加尖锐。这样的斗争更振奋了全国的民主运动，更使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为国际国内民主人士所拥护，所同情。正因为这样，所以谈判也就继续下去，于是有了赫尔利到延安以及我的两次出去。赫尔利在延安和我们签定了五条协定，同意我党毛泽东同志所提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这五条内容主要是：为共同打败日本强盗建设新中国，要在联合政府之下统一起来；要成立各党各派无党无派的联合政府，要成立代表所有抗战力量的联合统帅部；要给人民自由，要实行民主的改革；要承认所有抗日的力量，装备所有抗日的力量，统一所有抗日的力量（用联合政府来统一）；承认所有党派的合法地位。这样五条不仅我们提出，而且美国大使赫尔利也是签了字的。这五条他承认了，所以我到了重庆，就是为实现这个方针——联合政府的方针。但是蒋介石又拒绝了。我回延安以后，赫尔利又继续邀请，我就又出去一次，提出为实现联合政府，办法可以采取一个准备的步骤，先开一个各党各派的会议，就是国民党、共产党、民主同盟三方面和无党无派分子的代表人物的会议，来讨论如何改组国民政府成为联合政府，如何起草共同纲领，如何废止一党专政。这一次谈判国民党蒋介石还是不同意，反而叫嚷什么“你们要联合政府就是要推翻政府，开党派会议就是分赃会议”。完全把我们的主张抹杀了。他还是要继续原来的方针。从《根绝赤祸案》到《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历来的主张，就是要我们把军权、政权交出来。这从蒋介石今年三月一日的演说上就可以完全看出来，要我们把军队和敌后的政府都移交给他。他给我们什么呢？不是联合政府。他能够给我们的，就是参加政府去作客。这个客我们作了八年，我们还稀罕作这个客？要把军权、政权交出去，当然是绝对做不到的事。但是蒋介石还是要你这样做，他说可以给共产党合法，但那是把我们手脚捆起来的合法，手脚捆起来还有什么合法！当然很清楚地可以看到，这样的主张后面还有一手，就是三月一日宣布的要在今年十一月十二日召开国民大会，但这还是八年以前国民党包办选举的国民大会。他名义上要还政于民，实际上是要经过召开一党包办的国民大会，通过一党专制的宪法，来承认国民党专制的合法。假使谁出来反对，他就说你是分裂，他就要统一你，你不受他统一，他就要讨伐你，这就是他所准备的全国规模的内战。他这条方针完全是和我们对立的。今天除了抗战这点上还可说是相同之外，至于如何抗战，完全是两套。我们是要胜利——彻底的胜利，要民主——新民主主义的民主，要团结——民主的团结，不但要国内的团结而且要国际的团结。国民党是另外一套，不是要彻底的胜利而是企图妥协投降，将来能用日本的资本和武器来打内战，把伪军收编过来打内战，不是要民主而是要维持独裁，不是要团结而是要分裂，在国际上是挑拨离间，企图英美帮助来一个“斯科比”，国民党就是这一条路线。
　　从“九一八”以来的国共关系发展到今天，一般地是停止了大规模的内战，发动了抗战，这是统一战线的成功。我们创造和扩大了解放区，振奋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的民主运动。但是，就是在抗战之下还是有局部的内战，还是充满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行动，这是国民党所实行的。这个对立斗争现在还是继续着。我们一方面反对这种反动的消极抗战的路线，另方面还是留有余地，不关谈判之门。三次反共高潮三次谈判，三次谈判后又继续谈判。谈判是为了胜利，为了民主，为了团结，这样的谈判才有作用，否则那真是谈话会了，那就不会有结果。这是长期以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过情形。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在中共七大发言的一部分。
　

第九章 解放战争时期

　　谈判生涯〔1〕

　　一 一年来的谈判情况
　　日本投降后，国共谈判可分三个阶段来说：从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党中央发表宣言、毛泽东同志去重庆直到年底，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从政协到六月休战；第三阶段从七月大打到现在。三个阶段有很多区别：第一阶段是国共直接谈判，没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第二阶段各党派协商，得到结果，但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实际上已被推翻；第三阶段，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证明谈判失败。这就是谈判各阶段的特征。现在分开来看：
　　第一个阶段
　　抗战八年，赢得了日本的投降，当时的情况是：（1）日本投降后，人民非常希望和平，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2）中共所领导的人民主力，还不能产生一个全国的民主政府，但又有部分的在我们领导下的民主政府；（3）只要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任何强大的帝国主义都可以打倒，这是八年抗战所证明了的。所以这三种要求——和平、民主、独立成为中国人民的愿望，我们根据此愿望，在去年八月二十五日发表了宣言，以适应这种要求，这是完全正确的。在过去大革命、十年内战、抗战三个阶段，我党就贯串了这个新民主主义的方针，那么在第四个历史阶段，我们更一定要贯串它。这是我党的历史方针，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去年《论联合政府》报告的方针，在今后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要贯串它与实行它。
　　根据以上方针，毛泽东同志去重庆，在去年十月十日发表了双十会谈纪要。在此纪要中，解决了许多问题，但同时还有几个重要问题没有解决。
　　解决的最重要的有三点：
　　一、承认了中共的地位。尽管到现在，国民党在各地还捉杀我们的人，我们的党在蒋管区还处在地下，但中共在全国全世界的地位，从双十会谈纪要发表后，是不同了。我们的地位已为国内外人民所承认，这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十年前西安事变后，蒋还在庐山向我提出要朱、毛出洋的要求，把我们看成是地方军阀，污辱我党；抗战，我们向蒋提出国共共同纲领，他不理，自己发表了抗战建国纲领；抗战八年中，蒋对共产党无论在形式上本质上，都不是放在平等的地位。但在日本投降后，因为经过我们八年的努力，解放区有了一万万四千万人口，共产党军队达到了一百四十万的人数，中国的问题，要没有共产党的过问是不行的，因此，蒋也不能不一而再再而三地打电报请毛泽东同志去。毛泽东同志的去重庆是关系着中共在中国及在世界上的地位的问题，去年这一次去是完全需要的，对我们没有任何损失。虽然力量的发展是八年的成绩，但毛泽东同志去后就不同了，取得能适合我党现在力量的地位。所以今年九月蒋在庐山训话中说，中共已不象过去江西时代那样容易剿灭的，他是有了国际地位了。
　　二、承认了各党派的会议。在这以前，蒋根本不承认各党派的地位，而此后却承认了，提高了各党派的地位。历史的发展是非常之快的。党派会议、联合政府都是中共提出的，各党派今天之所以有地位，是共产党与人民的努力取得的，连青年党也不得不暗自说，因为有共产党才能有他们的地位。张君劢虽参加了“国大”，但在其见记者时，还说希望共产党原谅。这样使国民党不能一党包办，中国的事情，一定要经过各党派协商，这也就是实行了毛泽东同志的“三三制”思想。“三三制”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共产党不一定要在数量上占多数，而争取其他民主人士与我们合作。任何一个大党不应以绝对多数去压倒人家，而要容纳各方，以自己的主张取得胜利。第二个特点就是要各方协商，一致协议，取得共同纲领，以作为施政的方针。这两特点是毛泽东同志“三三制”的思想。
　　三、承认了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地位与数目。在此方案中，承认了我军二十个师。但抗战初期只给我们三个师；林彪同志去时，我们要九个师，蒋只给六个师；林伯渠主席去时，我们要十六个，蒋只给八个；毛主席去，一下就给了二十个师。
　　以上三点是双十会谈纪要的收获。我们并不因为蒋破坏了这些协定，就以为没有了收获。因为全中国人民都承认了这样的事实，认为中共的地位是不容抹杀的。国民党虽背叛了协议，但他还不敢放弃党派协商。
　　另一方面，没有达到协议的是地区问题与政权问题。在那时，我们的方针是要争取承认我们已有的民主政权，由此推向其他地方使之民主化。这对蒋来说，比前面的三个问题重大得多，因为凡是民主的地方，就没有独裁者的份儿。这对蒋是一个根本的威胁，因此蒋不承认。同时这也是与赫尔利闹翻的中心。毛泽东同志回来后，我与若飞同志还同国民党谈了一个半月。我们用各种方法想使他们承认，但他们还是不承认，中心就是他们不愿中国人民得到一个民主的根据地。中国这样大的国家，革命不可能是平衡前进，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的走出来，起起伏伏，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发展。所以对中国人民来说，根据地比什么都重要。武装固然重要，但武装毕竟是保持根据地的工具，武装脱离了根据地就无法生存。蒋看清了这点，他也特别懂得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因此，他无论如何不承认。
　　还有形式上承认而实质上未执行的问题，就是受降、遣俘、改编伪军三个问题。原则上虽已承认，但实际上他干他的。受降，他要经过美国人，而这样他的军队才由西南到了各大城市，同时又利用日俘、伪军打我们，把内战重新打起来了。
　　所以，在第一阶段谈判中，我们有不可磨灭的成绩，同时又有第二类没有承认的问题，还有第三类形式上承认而实际上又被破坏了的问题，这样使谈判不能有结果，打了三个月的内战。
　　三个月的内战，证明蒋当时还没有准备好。他的主要力量在西南，虽然美国尽一切可能帮他运了五个军到山海关，两个军到华北，两个军到山东等，但他的绝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东北、华北广大地区还被我们解放着，使蒋不可能继续打下去。同时，在国际上有杜鲁门声明、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公报，马歇尔来华等。因此，使内战暂停，进入第二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
　　在这一阶段初期应该说有成绩，如一月十日停战令、一月底政协决议、二月整军协议、三月东北停战协议等四个文件的签订。这里有四个问题，需加以说明：
　　一、战争在全国范围的确是停止了一个时期，给中国人民一个希望，战争可能停止，这也不能不影响我们解放区的人民与党的方针。当然，如果我们把它夸大了，那就是幻想了。但中央当时估计和平的可能也确有许多根据。蒋在被逼下把战争暂时停下来了，在当时的协议中，不允许双方军队移动，假使蒋不动，他的大部分军队还在西南，华北不多，的确打不起象过去五六个月来那样的大仗。所以当时我们签了字。但到后来蒋大的调动，使此协议被破坏（大的调动还是在五六月）。我党在当时也需要停战整顿，特别在东北是日本投降后才搞起来的。就是在华北，过去也没有这样大，所以当时党签订停战协议是对的。这，一直到今天还成为我们的斗争口号。我们拥护停战协定，并不要因蒋破坏而不去拥护，如果照停战令作下去，对人民还是有利的。
　　二、政协就是党派会议，在政协决议中承认了联合政府。照政协的决议改组的政府，就是联合政府。蒋虽不愿承认联合政府这名词，但实际上如翻成英文，还是联合政府。当然这与我们的新民主主义还有很长的距离，但如照政协做下去，则是向新民主主义的方向发展。因此，蒋不敢这样做，所以破坏它。但直到今天蒋还不敢公开否认它，因为政协是得到全国人民的拥护的。在一年前的“七大”，我们也还没有预料到这样快就会有这样一个党派会议，产生这样一些决议。因此，这个决议还要成为我们的奋斗目标。这个决议实际上也就是实现了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我们对此要有个深刻的认识，政协路线就是毛泽东同志《论联合政府》的路线，这将是今后长时期的奋斗目标。为什么我们现在的口号不叫政协决议而叫政协路线呢？因为政协决议已被他们破坏。当时许多问题都协议了，就是国大问题也妥协了，我们还承认国民党圈定的九百五十名代表，因为如依决议去做，国大只是形式，一切问题需经党派会议协商解决。但国民党现在开“国大”，已破坏了政协宪草，国大问题我们就无法妥协。如果将来再谈判，我们决不承认他过去的“国大”。如谈改组政府，在政府的成份名额条件上也不能象过去那样了。整军方案也是如此，条件是要变更的。将来的整军我们绝不能接受五比一了。所以决议是要变的，但路线不能变，党派协商、共同纲领、联合政府是不能变的。中国的事情对蒋介石来说签了字也是没有用的，但我们不管他将来谈得好谈不好，政协这一条路线，我们还是不变的，不能放弃的。
　　三、整军方案。这件事，许多同志比较不大容易了解。整军方案是使中国人民的武装受束缚的，但也受保障的，这有它的两面性。在数目上，五十比十，对我们是一个束缚，但也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规定要经过美国装备，我们的十个师也包括在内。装备虽好，但可把你集中起来，不给你汽油弹药，那你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些东西都是美国来的，如果打起来是废铁一堆。美国人是想经过这些东西来控制我们，但这是否能把我们完全困死了呢？不会的。整军方案还有它好的一面，这就是地方自治。人民的武装是地方自治的东西，六十个师只是用在国防上的。地方自治要依靠人民的武装的自卫，我们这里已经自治了，不再需要国家的军队来防匪了，这样就保障了我们解放区人民自己的武装不受国家军队的干涉。这样一看人民并不吃亏。受束缚的就是美国人插进来一只手，但也不要紧，我们就准备着把那十个师变为废铁好了。
　　四、在整军方案中，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与蒋军的平等地位。抗战八年，蒋以他的统帅地位来压我们，但在谈判过程中，马歇尔来后，为了套我们，在地位上也不得不承认我们与蒋军的平等地位，结果蒋成了一方面的统帅，而不是两方面的统帅。
　　所以，第二个阶段的成绩，主要就是上述的四项成就，尽管蒋很快就破坏了协定，但这四项成就是不能否认的。对停战协定，蒋从二月南京军事会议时便开始破坏它。当时在该会上有两句口号：“为领袖任劳任怨，为国家死里求生。”实质上就是：“破坏政协任劳任怨，反动集团死里求生。”此会后，在重庆为了欺骗，还命令张治中与我们签订了整军方案。三月召开二中全会，又从政治上破坏政协，大骂国民党政协代表，集中到宪草问题向我进攻，经过综合小组提出三点修改：要使国大变无形为有形；取消立法院对行政院的不信任权；取消省宪法，改为省自治法等。我们当时不慎重，同意作三点修改。但国民党的企图是要把自治缩小到县，使省没有权力，实行中央集权，变内阁制为总统制，扩大国大的权力，使国会无权，其中心就是“中央集权个人独裁”八个大字。所以从国民党的整军会议后，证明国民党是采取上面谈判下面破坏的方针。这样，五月五日国大就无法开，同时东北三四五月大打，从沈阳打到长春，停战、政协都被破坏了。但为什么又有六月休战呢？因为国民党占了长春后，兵力分得很散，没有兵再进。当时我们在东北占了有利的地位，山东、山西收复了几个伪军占领的城市，这样国民党需要在东北实行几个月的休息，而在关内动手大打，于是有东北休战。二十三天的谈判，讨论了许多问题，我们还打算再让一二个地方以保全广大的解放区。在停止东北战争、恢复交通、整军等问题上，都作了许多的让步，但结果还是破裂，中心问题仍是政权问题，根据地问题。蒋在形式上是要我退出苏、皖、承德、安东、冀东等地，但他承认的只是黑龙江、兴安两省及嫩江半省，华北只是临沂、大名、上党等几个地区，想把我们完全隔开，先限制在这几个地区，然后再来消灭我们。所以六月争论的还是根据地问题，这与第一阶段破裂的关键是一样的。
　　第三个阶段
　　这个阶段是表面谈判，实际大打，也就是拖中大打。一方面是我们坚持政协路线，另方面是蒋不断地破坏它。我们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这个方针，连马歇尔也对叶剑英参谋长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并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解决，用以教育人民。从七月到我回来以前就是这样一个方针。七月时，马歇尔说各党派谈不好，国共直接谈，我们说也好，于是就开五人会议，但还是那样不能解决问题。后来又要司徒雷登参加，司徒雷登就上庐山，但蒋的条件更高了，除以前提的条件外，还要我退出山东、山西六月七日后占领的城市。司徒雷登从庐山下来问我们，我们问他看我们能否接受，他不表示意见。我们说，连你都知道困难，我们怎能接受。第三次，马歇尔、司徒雷登又说先谈改组政府，我说也好，但要保证停战，但蒋介石、马歇尔、司徒雷登都不能保证停战，所以就无可谈。我们就主动提出恢复三人会议，恢复一月十三日位置。马歇尔不召开会议，我就到上海，马歇尔又急了，来找我。这时正打张家口，我们认为，三人会议既不开，又打张家口，这等于国民党造成全面破裂。于是他又来了停攻十天，要我们交国大代表名单，交十八个师的驻地，我们如何能接受，这样谈判又破裂了。最后一幕戏，就是第三方面出来调解，因为他们还没有单独试验过。我们为了使第三方面得到教育，懂得谈判不会有结果，就同意他们调解。蒋提八条，我们提两条，第三方面想试试，要我回南京，我们就跟着第三方面之后，一道回南京。第三方面想来个折衷方案。他们内部大部分很动摇，我们也料想到青年党、民社党一定要参加“国大”，只要把民盟拉住不参加，“国大”开了就很臭。这个目的达到了，这是八年抗战和最近一年来谈判的成果，第三方面大部分人居然敢于反对蒋记国大，跟着我们这条路走了。
　　关于“国大”，有些无党派的人被蒋套住。十一月十一日，有些“社会贤达”本来是去请求蒋允许“国大”延期的，蒋吓唬说：“明天不开就要亡国了。”“贤达”又请再延几天。蒋说：“好，为了尊重你们意见，延长三天，那你们一定要参加了，问题在请你们劝青年党、民社党也参加‘国大’。”消息传出，结果社会贤达四字加了引号，从此开会躲在角落里，生怕记者照像。胡政之说：“不参加，《大公报》会受压迫，参加了又怕没有销路。”青年党说：“左右为难，内外夹攻。”黄炎培又替他们加上一句：“天人交战。”所以第三方面都知道参加不光荣，但不参加又怕。到了“国大”开幕后，谈判全部破裂，无事可做。蒋及青年党、民社党、一部分“贤达”破坏了政协，被人唾弃。
　　由此看出，七月以来谈判的本身不会有什么结果，但马歇尔、蒋介石还在欺骗。假如那时我们不谈就会孤立，因为人民不了解，我们只有在“国大”开了之后才能走，一定要在第三个阶段结束后才能走，这样才能完成教育人民的一课。
　　二 一年谈判的经验教训与将来的前途
　　总结三个阶段的经验教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斗争的双方，在斗争的基本方针上是绝不会让步和变动的。基本方针，对蒋来说，是要用各种迂回方法消灭中共；对中共来说，是要用各种方法来实现民主，将反动阵营压下去。不过反动集团的反动方针，不能公开地提出来，这是对他不利的，任何的反动集团都没有勇气公开号召，因为反动力量削弱，人民的力量起来了。而我们共产党却公开把我们的和平民主独立的方针拿出来，光明正大地动员全国人民来实现，这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但是否双方没有谈判可能与妥协的余地呢？这就要根据形势来决定策略。策略是根据形势的变动而变动的，但策略又是为着实现基本方针的。联合政府是取消独裁政府的方针，在我们区域，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集团没有法子站得住，这是事实。所以联合政府的实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当然不会赞成，因为与他的方针是相反的。因此反动集团的基本方针任何时候不会改变，他一有机会就要实现他的方针，但客观形势常常不让它实现，那就要走些迂回的道路。我们也是同样的，联合政府的方针，要搞垮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方针也是定了的，但也因为客观形势与主观力量的对比，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走些迂回的道路。所以斗争就非常复杂，变化就很大，有很多困难需要克服，但策略又不能违背方针。我们的基本方针当然仍是“七大”的方针，武装斗争、和平谈判都是为着政协路线亦即联合政府的实现。
　　从第三阶段起，关内就大打了，美国更大量援蒋了。今天的斗争不仅是解放区，而且蒋管区，不但下层群众，而且工业家，都反对美蒋的独占独裁。我们可以相信，如再打半年到一年，就以过去的条件，至少可以再去掉他四十到六十个旅，这样他就再没有进攻的能力，我们就可与他平衡。所以我们在今后的半年到一年内，的确是最紧张的一个时期。假使再打半年到一年，战局一定要改观，这也就会影响到蒋管区的爱国民主运动与农村的武装斗争。这三种斗争的汇合，在不久的将来，将会造成民主的新高潮。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在延安的一次干部会上的报告，其中第二部分是摘要。
　

附：谈判生涯老了周恩来〔1〕

　　重庆是一个谈判的城市
　　四月二十八日是一个炎热的晴天。
　　周恩来从怡园回到曾家岩五十号已是午后三点半钟。在车上，他虽然回味与马歇尔将军长谈三小时的那种近乎僵持的难过，但是他对马歇尔将军为了切望中国民主团结和平而奔走调停东北冲突的热诚，却使他深受感动。他想：“在今天跟文化界朋友话别茶会上应该把时局的关键告诉他们：政府坚持攻下长春再谈停战，多少天来大家所希望的谈判还不能无条件的乐观……”
　　重庆文化界人士应该到会的有两三百人，他们在等着周恩来。当周恩来踏进会场时，大家用热情的眼光注视他，期待他带来一种为大家所期待的希望。
　　周恩来穿着派利士的西装，从他新理过发的容貌看，他显得英姿焕发。如果不是他那漆黑的眉宇间紧锁着忧愁，如果不是他的愁蹙感染了到会的人，今天茶会的情绪一定很热烈的了。
　　在一片静寂中，周恩来报告东北谈判的经过，他的声音是糅合了音律的，当他说到一两天内就要离开重庆去南京时，他流露了沉郁的表情。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沉地回忆着说：“差不多十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谈商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多少为民主事业努力的朋友却在这样长期的谈判中走向监狱，走向放逐，走向死亡……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最艰苦的一段路！”
　　一屋静寂中可以听到善感的人的叹息声。曾与张学良有过深厚历史关系的王卓然起来说话了，他以东北人的立场呼唤东北的内战快停下来，同时对周恩来的感慨致一番安慰，他说：“周先生十年谈判的生涯，虽然太辛苦了，但将来的历史自有崇高的评价。只可怜那一个远在息烽钓了十年鱼的人，他这十年钓鱼的日子不是容易过的呀……”
　　王卓然这一番话引起大家欲哭不能的难过，而在周恩来那严肃的脸上，却闪过一种悲凉的泪光。
　　惆怅的感情
　　新房子里开始了凌乱，中共代表团的人员纷纷收拾衣物准备等马歇尔将军由南京派来接周恩来的专机一到就随着去南京。
　　这是周恩来离渝的前夜。窗外是如丝的春雨，嘉陵江上烟景迷蒙。周恩来以富于文学感情的思绪在凭窗远眺。他对重庆这个城市所感受到的一切是太深刻了，他曾经在这里签下几个历史文献，他曾经在这里经历了许多困惑而又悲哀的境遇，直到最近他还痛悼与他并肩奋斗二十年的战友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为和平事业，由重庆出发去延安请示而在中途遇难永不回来的损失。而现在，他要离开这个地方了，百忙中他抽出一点空来，他徘徊在这暗夜的城市的边沿，他在寻思如何排遣这寂寞的心境。正当人沉思的时候，有人来访他了，访他的是一个青年记者。平常友谊的接触使他们之间消失了拘谨的形式，他们于是谈起来。
　　“在此时，在此地，你对这多雾的城市一定怀有一种惆怅的感情。千万的人却很想知道你创造历史的经历，以及你最初从事共产革命时思想生活转变的形态。”
　　周恩来听了这青年记者的话，笑了一笑，他说：“那是平凡的经历，也是平凡的转变。”接着是一段时间的静默，在这静默当中，周恩来已沉浸在回忆的海里了。
　　世家子弟接触革命思潮
　　回忆的海涛激荡着浙江的一个古城，在出产“绍兴师爷”的绍兴，周恩来脱离母体而睁眼开始接触了大千世界。时代环境：正当清政腐败，革命思潮渐形澎湃。生活环境：当他下地的那天起，他的中产家庭已趋没落。
　　不过，他不失为一个世家子弟。他的年高祖父曾任淮安知县，他的外祖父曾任淮阴知事，他的伯父是幕府人才。他的父亲呢，却是一个求名不成郁郁不得志的人物。幼年时代他随祖父移居淮安，以后就一直没有回去绍兴过。严格说来，他的家乡就是那如戴季陶先生最近所说“两淮不安，金陵不保”的淮安，周恩来自己也承认绍兴于他一无记忆。
　　周恩来在幼年就饱尝了孤儿的痛苦，当他四岁时，他的生母就抛弃了他。他的父亲把他过继给他的四叔，而四叔母就变成了他的保姆。
　　母亲是一个知书识礼的人，她知道怎样使自己所心爱的孩子得到家庭教育的好处。八年的母教使周恩来至今不忘：“直到今天，我还得感谢母亲的启发，没有她的爱护，我不会走上好学的道路。”
　　与一般小孩子一样，周恩来得念四书五经，学做策论。幼年时的诗文虽已不可记，但他说那是颇得到长辈们的称许的。
　　十二岁，正是宣统初年，周恩来离开了淮安，他要去东北了，他的伯父在东北做事。当时像意味着一种永诀的难堪，他离家之日是挥泪而别的。经上海，去营口，他踏入了新的天地。
　　“三十八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潇潇，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
　　周恩来感情有点激动地追忆他的母亲。
　　在那新的天地里他接触了新的人物，这些人物影响他的思想是很大的。在沈阳，他开始进小学，读新书。
　　小学教师中有一位教史地的高式吾，山东人，在传统年间就剪了辫子，对章太炎的道德文章尊崇备至。高先生介绍章太炎主编的《国粹学报》给周恩来读，并把代表民族思想的顾亭林、王船山两位大儒的学说向他贯注。对曾在《国粹学报》上写文章的黄季刚他很为景仰。从学报上他读了邹容的“革命军”，他知道了“三二九”广州起义的意义。另一位教师姓林，教数学。林先生喜欢保皇党，又介绍周恩来读《新民义报》。他因此得接近了梁启超那种笔锋常带情感的文章。他十三四岁时是十分喜欢学习新民体的，不过在政治意识上，他有他的判断。他认为章太炎的主张对。
　　在天津坐了半年牢
　　在沈阳过了一年的读书生活，民二年周恩来从东北到了天津，他考进南开中学。北方是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温床，戴天仇（即今之戴季陶）当时主张的《民权报》曾为千万青年所爱护，周恩来是《民权报》的忠实读者，他保留有从天津及上海从创刊至被禁的全份《民权报》。白天上课，晚间读报是他在南开中学一段最难忘的生活。戴天仇的论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尤以揭露袁世凯包藏祸心盗民国的文章更是有声有色，周恩来受戴文的影响是很深的。
　　民三、四年，章秋桐（即章士钊）办《甲寅杂志》，讲逻辑学，推介思想条理化。陈独秀办《新青年》，反对帝制，反对参战，反对借款和倡导文学革命。五四前后，北京有《每周评论》，上海有《星期评论》。这些刊物都是启发青年思想的前驱，而《星期评论》的主持者戴季陶鼓吹社会主义，更鼓舞了周恩来思想的发展。一种革命意识的萌芽，周恩来说“是从这时候开始的”。
　　在南开中学时，母亲病殁於淮安，他不能千里奔丧，曾向友人借钱寄回去葬母。失了母亲对他虽然是一种打击，但他想到母亲的美德，生前期望他向学上进的殷切，却也鼓励他挺胸做人的勇气。
　　南开在当时受美国教育风气的影响，保有自由研究的作风，允许学生组织社团，参加社会服务并从事爱国运动。周恩来像同一时代的青年一样，在民族意识觉醒的时代中被卷入了摇撼中国的社会革命运动。在学校时他是学生领袖，发起组织敬业乐群会大谈政治。他任会长，吴国桢当时任童子部长，现任驻美国大使于吉曾是会员。他在学校参加反对袁世凯的演说比赛，民五年反对袁世凯跟日本签订亡国的二十一条，学校并未禁止他的爱国行为，南开中学毕业后，民六年至民八年间，他到了日本，从事自修。他说：在“日本时也学会了一点日本话”。
　　民七年他参加留日学生的回国运动。民八年他回天津进南开大学，念了一年，他在学校无心读书，却参加了当时如火如荼的五四运动。绰号杨转子的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却把他和他的朋友马俊、郭隆真（女）等逮捕，监禁了半年。邓颖超也是当年因爱国罪而被捕的一个。他的出狱是得到曾任北平《晨报》董事之一的刘崇佑的帮助。刘先生侠肠义骨，好打不平，他为周恩来辩护，后来上海七君子案例也是辩护人之一，抗战初期病逝于卜。海，周恩来对刘崇佑的为人十分钦佩，说他是难得的好人。
　　加入了共产党
　　在天津过了半年牢狱的生活，这失却自由的磨练使周恩来对中国社会问题加深了解。他出狱后决心远游，于是在民九年远涉重洋，到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的队伍（出国前曾组织觉悟社，邓颖超是其中的一员）。
　　周恩来游泳于思想的海洋，博览群书。他在初期，颇以《克鲁泡德金自传》所倡的无政府主义为然，并对苏菲亚，表示崇拜。待他研钻一番之后，又渐渐觉得无政府主义走不通，讲暗杀，杀不完，不能解决问题。他的研究遂转向“阶级斗争”“共产党宣言”。同时涉猎英文本的社会主义书籍。他于是相信了社会主义。在巴黎，他并遇见了李立三、王若飞、赵世炎诸人，遂以世界公学社为基础，与张申府、刘清扬发起了中国共产党。周恩来还笑着追述他加入共产党，是张申府与刘清扬介绍的。
　　大革命中的活跃人物
　　花都巴黎的繁华他并未有所依恋，两年后他走英伦，跟着去德国读了一年书。民十三年，海天万里浮槎归国，已是一个革命组织者。孙中山先生在广东揭联俄容共政策，准备北伐，周恩来还抱着一腔热忱去广东赞助孙先生。他先任黄埔军校秘书，并成加伦将军的亲信。复任黄埔军校蒋校长的政治部主任，与邵力子恰是先后同僚。北伐开始了，在民十四至民十六年间，奉命去上海组织暴动，援助革命军夺取上海。他那年二十八岁，既无军事知识，也缺乏和工人阶级接触的经验。当时他只凭一种决心和理论去工作，他在上海与工人领袖赵世炎、顾顺章、罗亦农等组成了五万人的纠察队，在法租界秘密训练干部二千人。民十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发动上海总罢工，六千工人以有组织有斗争精神的阵势起来做革命后盾，于是革命军到达上海近郊时便能长驱直入了。
　　中国近代史有声有色的一次工人运动，周恩来是策动人物。国民党在上海清党时，他却成了秘密的亡命者。
　　他先逃武汉，后逃南京，接着走汕头，然后去广州，在这一串逃亡日子中，他仍以革命组织者的领袖资格策动过“八一暴动”和“广州暴动”。民二十年他突破封锁线，进入江西和安徽的苏区。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去西北时，他亲身体验过“万水千山只等闲”的滋味。
　　著名记者斯诺九年前到西北见周恩来后所得的印象，说他是抛弃了中国旧哲学的中庸和爱面子，具有耐劳忍苦的能力，绝对忠于思想，始终不屈不挠，这一切造成了他这样的人物。
　　谈判十年
　　从西安事变到现在，已经十年了，从执行中共“统一战线”策略而营救蒋委员长时跟政府商谈团结奋起，周恩来已经历了十年的谈判生涯。抗战八年中他经常来往渝延，成为政府与中共间唯一的桥梁。抗战期间因皖南事变，团结濒于破坏，那时周恩来苦恼地困在重庆。他回忆说：“最无聊也在那个时候，朋友互访，常多闲谈一个整天。”
　　敌人投降后，为和平建国，国共间需要合作，今年一月政府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在政协会上，周恩来为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呼吁说，不论为道义与友情，他有责任要求政府把张释放，言下几至唏嘘。
　　政协开幕后国内的和平事业仍多险阻，内战阴影日益扩大。周恩来代表中共与政府及马歇尔将军虽然经过谈判协议方式签了双十谈判纪要，停战协定，整军方案等文件，但到今天仍仅止于白纸与黑字。他却在商谈中忙得往往通宵不眠。他日常的时间用于开会与接见贵客，只有午夜后他才获得空闲。他青年时代喜欢读小说，读报章杂志更十分细心。现在他的秘书每天帮助他用红笔圈好报章资料，让他晚间阅读。必要时更为他剪报。在重庆，他读的报纸连京沪平津的一共计算，约二十余种。
　　关于读书，他说除青年时读小说外，也研究过政治经济学，不过二十年来做事多于读书，这是以后要设法补救的缺点。
　　他总结十年谈判所得的教训，沉痛地说：“明天我要去南京继续为东北和平续与政府谈判了。但过去的教训却使我深怀戒心，我最怕两面做法，因为两面做法只有增加新纠纷，而不是诚意地解决问题。”
　　最后并感慨地说出他对中国民主事业发展前途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人民已经起来，在我们这一生中还可以把艰苦途程走完而达到胜利。不过走最后这一段路是更艰苦更困难，需要我们克服就是了。”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
　　夜深了，微弱的灯光照着周恩来那健康的手，他在一张白纸上为来访他的这位青年记者题字，作为他离渝去京前的临别赠言：
　　“人是应该有理想的，没有理想的生活会变成盲目。
　　到人民中去生活，才能取得经验，学习到本事，这就是生活实践的意义。”

　　【注释】
　　〔1〕本文作者为曾敏之。时任香港《大公报》记者。一九四六年四月二十八日在重庆访问周恩来后写了此文。
　

撤离延安前与妻书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小超：
　　今晚李讷小侉子去后方，我托她带一封信给你，问你好。延安天天来飞机，但是一个人也没有打死。大家在此都很好，望你们放心。
　　周恩来
　　三月十七日
　

转战途中与妻书（一）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超：
　　我于二十一晚便归队，未爽十日之约，但你已先我一日走了。留下的东西均收到。因精简箱子，我将你留在子龙〔1〕处的一个箱子打开，将两件衣服装入，附在主席疏散东西的车子带往义合〔2〕王家坪后方转运站，也许不久会过河，但我看将来仍归要埋藏的。我跟前已没有了箱子，只一背包与两三个小包，甚为轻松。
　　目前阶段是长期内战，一切都要精简，望你本此方针处事处人。我另有一信给董老，你可一看。为安排各事，中央总会有人来河东〔3〕处理的。安子文〔4〕同志今早已去河边，叶〔5〕、杨〔6〕恐已至河边。你如路遇自己的行李，得便时仍可精简一些。
　　专告，祝你好。
　　来
　　三．二十五

　　【注释】
　　〔1〕子龙，即叶子龙，时任中央军委机要科科长、昆仑支队参谋长。
　　〔2〕义合，指陕西绥德专区的义合县。
　　〔3〕河东，指流经陕西和山西之间的黄河河套以东。
　　〔4〕安子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秘书长。
　　〔5〕叶，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6〕杨，即杨尚昆。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兼中共中央后方支队司令员。
　

转战途中与妻书（二）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超：
　　今天是八月中秋，日近黄昏，月已东升，坐在一排石窑洞中的我，正好修写家书寄远人。今年此地年成不好，夏旱秋涝，直至前天还是阴雨连绵，昨天突然放晴，今天有了好月亮看，但是人民苦了，只能望收到二成左右。河东来电，亦说是淫雨不止，不知你们那里的情形怎样？山居过节，居然也吃到两块月饼，几串葡萄。对月怀人，不知滹沱河畔有无月色可览，有无人在感想？假使你正在作农村访问，那你一定是忙着和农家姑嫂姊妹谈心拉话；假使你正在准备下乡的材料，那你或有可能与中工委〔1〕一起过一个农村秋节。不管怎样，一切话题总离不开土地改革和前线胜利。九个年头了，似乎我们都是在一起过中秋的，这次分开，反显得比抗战头两年的分开大有不同。不仅因为我们都大了十岁，主要是因为我们在为人民服务上得到了更真切的安慰。你来电提议在东边多留半年，我是衷心赞成。再多在农民中锻炼半年，我想，不仅你的思想、感情、生活会起更大的变化，就连你的身体想也会更结实而年轻。农民的健美，不仅是外形，而且还有那纯朴的内心，这是一面。另一面，便是坚强，坚定的意志，勇敢的行为，这在被压迫的群众中，更是数见不鲜。你从他们中间自会学习很多，只要不太劳累。我想半年的熏陶，当准备刮目相看。
　　土地会议的材料，等待参座〔2〕回来，当可听到看到。实际的经验，留待半年后再听你面叙吧！
　　大反攻已开始，事情会一天天忙起来。我们现在已经比初离延安时忙了许多。六个月中我们也走了不少地方，但既未到黄河边，又未看见长城，心既不死，又非好汉，相差又只有几里路，你说怪也不怪。我们的工作，还是伏案的多，接触的少，除了电报来往外，就是听新闻，读新闻。看书阅报，一天天的日子也就这样过去了。
　　农村的情况，与你们在晋绥五台所见所闻，本质上都相同的，只是这里还没大动起来，一方面由于敌人已深入堂户，许多弱点已客观地暴露出来，另方面还待秋收后再来普遍平分与清查。领导的转变，河东河西都还好，现在这里要克服的是粮食和人力的困难，打出去，将帮助解决这一困难。
　　各级农会〔3〕，将在平分后逐步地由下而上开起来。团也在谋恢复。妇女组织不知你和工委怎样计划的，还没见你们电告。
　　过几天杨道同志将由此东去，我将托他带些城工部材料给你。华岗〔4〕、友渔〔5〕、其芳〔6〕走得快，都来不及约他们过河一谈。老高夫妇〔7〕来电要求参加土革一时期再出去，我们自然同意。你如与他们相隔不远，望转告他们，如坚决愿回湖南发展，最好的办法是先到刘邓〔8〕中原局的大别山去工作一时期，然后相机南下。如通信不便，亦不必提，反正我们会电告他的。
　　这封信是托陈默〔9〕同志带过河去，他们将继续前进，希望不久能达到你的手中。要说的话很多，执起笔来，又不知从何说起。你上次托之栩转来途中的两封报告信，我们都传观过了。
　　夜深月明，就此打住，留着余兴送我入梦。愿你安好。
　　鸾
　　九月二十九 夜

　　【注释】
　　〔1〕中工委，即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人民解放军撤出延安后，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位书记分两处工作：即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继续留在陕甘宁边区领导全国的解放战争；另两位书记刘少奇、朱德和其他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领导全国土地改革和建设根据地等工作。
　　〔2〕参座，即叶剑英。当时任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书记。
　　〔3〕农会，即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农民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
　　〔4〕华岗，当时任中共上海工作委员会书记。
　　〔5〕友渔，即张友渔，当时任晋冀鲁豫边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兼秘书长，中共中央华北局秘书长。
　　〔6〕其芳，即何其芳。当时任朱德的秘书。
　　〔7〕老高夫妇，指高文华和贾连夫妇。高文华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七年先后在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地改革。
　　〔8〕指刘伯承、邓小平。
　　〔9〕当时是西北局宣传科下属的延安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
　

进入北平后与妻书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九日）

　　超：
　　正要洗脸外出，接着你的来信，很高兴，盼望得很久了。你除了与夫人〔1〕联络外，就安心静养吧，完成两个月计划，会对你以后的工作有利。望你约袁雪芬谈谈，约她于新政协〔2〕时来平，有可能提她作自由职业代表。妥否，望先与夏衍〔3〕一谈。
　　我最近虽忙，精神身体都好。小芳〔4〕不常见，因她在忙于开会。维世〔5〕来了几次，只陪主席出去看了一次戏。
　　二十二号她将出国，我尚拟见她一次，将你的好意告她。
　　你看了《西伯利亚交响曲》，我看了《桥》，不知是否同一晚。我那天一直看到天明才回。
　　谢谢楚平〔6〕报告，不另复她。
　　来
　　十九下午四时
　　东西收到。

　　【注释】
　　〔1〕夫人，指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2〕这里指一九四九年九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3〕夏衍，当时任中共上海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
　　〔4〕小芳，即张瑞芳。
　　〔5〕维世，即孙维世。当时任华北大学三部翻译、华大文工团导演。
　　〔6〕楚平，即陈楚平。当时任邓颖超的秘书。
　

第十章 建国以后

　　赴苏联谈判

　　超：
　　明早将到满洲里。何谦告诉我说，给小超同志写几个字带回去。谢谢他的关心，我马上提起笔来写信。
　　沿途平安，堪以告慰老婆。九日夜开车后，即解衣就寝。五点半到天津，黄敬〔1〕等人上车问事。十日十时起床，车过开平、滦州、昌黎、榆关；出关后又就寝，晚十时再起，直至十一日五时半始到沈阳。在沈停三小时，见高岗、林枫〔2〕、李卓然〔3〕等同志，八时半加入富春〔4〕、欧阳钦〔5〕等同志继续北行。十一时就寝，一睡十一小时，直到晚十时始起床。当夜十二时半抵哈尔滨，在哈停三小时，洗了一个澡。十二日三时半离哈，五时就寝，十时起床，准备今晚十时就寝，回至常人常轨。如能睡至明早六时起床，则七十八小时的行程，我睡了三十六小时，当不算少了。这是你最开心的事，特此告你。
　　途中并不太冷，我的大衣有点太沉重了，且显得臃肿，但既穿身上，就不必再改。过哈尔滨后，北满高原，气候转暖，且未下雪，于今春生产，恐大有影响。闻兴安岭北，则气候特寒。已入夜中，不能探知雪景究如何了。
　　所带书报，尚未打开细看。翻了翻雪声纪念册，觉得你应该写封信给雪芬〔6〕，鼓励她多多学习力求进步才对。
　　到满洲里不知能否遇到女儿，她回至北京当能告你。
　　许多人都问到你的健康。希望你由于我的离开，能得到一个月的安心休息。回来后，能看到你更加年轻，那将如何快乐！
　　再见，我的老伴！
　　周恩来
　　一九五〇．一．十二 晚

　　今晨五时起，六时得满洲里电话，萧华、家康〔7〕已在站等候，大约女儿〔8〕也在那里了。
　　十三晨六时又及

　　【注释】
　　〔1〕黄敬当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市长。
　　〔2〕林枫当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共中央东北局副书记，东北人民政府副主席等职。
　　〔3〕李卓然当时任中共中央东北局宣传部部长。
　　〔4〕富春，即李富春。当时任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重工业部部长。
　　〔5〕欧阳钦当时任中共旅大市委书记。
　　〔6〕雪声纪念册，指上海雪声剧团出的纪念册。
　　〔7〕雪芬，即袁雪芬。
　　〔8〕萧华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委员。家康，指陈家康，当时任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国际部部长。
　　〔9〕女儿，指孙维世。当时为中国青年代表团的翻译。
　

知识分子的出路〔1〕

　　还是以我为例。有人问我是哪里人，我说原籍绍兴，生在淮安，江浙人。为什么这样罗嗦呢？因为我的亲兄弟、堂兄弟都是绍兴人，我不能不说原籍是绍兴，否则就有企图摆脱这种关系的嫌疑。我生在淮安，祖父当过淮安县知事，外祖父是淮阴县知事，现在还有家属在淮安，如果我不说生在淮安，和他们的历史关系也无法交代清楚。一个人的历史关系要交代清楚，这样没有坏处。不管现在情况如何，不能抹掉过去的历史。我经过革命锻炼，现在当然不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应该说是革命知识分子了，但写历史不能把过去那一段抹掉。毛主席很不满意有人写他的传记时，说他从小就懂得很多，什么都知道。毛主席说他小时候还烧过香。我小时候也迷信过菩萨，后来还相信过无政府主义。五四运动时，我们组织了觉悟社。后来有人问邓颖超：那时你们是不是共产主义小组？她回答说：还不能称为共产主义小组，是研究新思潮的一个组织。我们的社员有研究无政府主义的，有研究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也有研究共产主义的。以后有不少人加入了共青团和共产党。青年人不了解，以为这样说太谦虚了，其实历史是发展的，个人也是发展的。一九二○年我到法国，还对费边社会主义有过兴趣，但很快就抛弃了。我感谢刘清扬和张申府，是他们两人介绍我入党的。张申府的思想很杂，研究罗素哲学着了迷，他想把孔子、罗素、马克思、弗洛依德、爱因斯坦的思想熔于一炉。
　　总之，有一点要肯定，大家是从旧社会来的，不管现在如何，过去都属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类型。
　　但是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方面，应该看到中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和压迫，因而有一部分人参加了革命，一部分人同情革命，多数人开始时对革命观望、中立，以后逐渐靠近革命。反革命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直接为清朝、北洋军阀、国民党反动派服务，真正成为他们的工具压迫人民的只是少数。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是如此，从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也是如此。从鸦片战争到现在一百二十多年的历史事实证明，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都是没有前途的。溥杰过去到日本留学过，有什么作为？还是新中国改造了他，才有了用。他的叔父载涛过去做过军谘大臣，不如现在当人大代表，可以为人民服务。在我们这里有不同等第的人，沈衡老〔2〕是进士公，黄任老〔3〕是举人公，董老〔4〕是秀才公，还有翰林公〔5〕。秀才、举人、进士、翰林都有。过去想做点事业，可是做不成，有什么办法？北洋军阀时代的李根源是我的“同行”，当过国务总理，能为国家民族做什么有益的事？国民党时代的行政院长翁文灏回来了，也是高级知识分子，当时跟他们走有什么出路？死心塌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胡适，直到了结生命，还是没有出路。反过来，历史的发展证明，知识分子只有同无产阶级，同劳动人民，同共产党一道前进才有出路。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都证明了这一点。

　　【注释】
　　〔1〕这是周恩来一九六二年三月二日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代表讲话的摘录。
　　〔2〕沈衡老，即沈钧儒。
　　〔3〕黄任老，即黄炎培。
　　〔4〕董老，即董必武。
　　〔5〕翰林公，指陈叔通，是清末翰林。
　

与谁结合？〔1〕

　　知识分子问题，同我们目前的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所以要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归根结底，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而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不断地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必须在高度技术的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地增长，不断地改善。因此，在社会主义时代，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加需要充分地提高生产技术，更加需要充分地发展科学和利用科学知识。因此，我们要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我们现在所进行的各项建设，正在愈来愈多地需要知识分子的参加。比方说，我们要找矿，就得有一批地质专家，带上大批大学毕业生和中学毕业生，到各处的荒山僻野去进行测量、普查、详查和钻探。
　　我们要建设矿山、工厂、铁路和水利工程，就得有一批工程师和一大批技术员来勘测、设计、建筑和安装。工厂要生产，生产中从产品设计到成品检验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一定数量和一定水平的技术力量。工业和商业的管理，愈来愈需要各种专门的知识。要建设现代化的国防，就需要各种科学专家。没有教师和医生，我们就不能有学校和医院。没有文化艺术工作者，我们就不能有文化生活。在农村里，实现农业机械化和电气化以后，固然需要有大批的农业机器工程师、电站工程师、农学家、会计师等等；就在目前，为着实现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中的许多马上就要着手的项目，例如为着生产新式畜力农具、化学肥料和抽水机，消灭主要的病虫害，消灭严重的人类疾病和畜疫，也必须依靠科学技术工作者、植物保护学者、医务工作者和兽医的积极参加。因此，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而正确地解决知识分子问题，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他们的力量，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也就成为我们努力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的一个重要条件。我们党的各个部门，党的各级组织，都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注释】
　　〔1〕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周恩来所作：《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摘录。
　

附：周恩来谈知识分子问题〔1〕

　　1956年1月14日到20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会议由周总理主持，在京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同志，以及重要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等单位的党员负责干部上千人参加，着重研究了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加强党对科学文化工作的领导，以及妥善解决有关知识分子的。工作安排和生活待遇等方面的问题。会上，周总理代表党中央作报告，毛主席作了重要讲话。
　　周总理的报告，从党面临的任务说起，对整个知识分子队伍的现状，包括他们的成长过程和政治、思想、工作状态，作了详细的分析。报告的着重点，是传达和阐述毛主席关于“向科学进军”，的指示，肯定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如何加强党对知识分子的领导。制定1956年到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任务，也是周总理在这次报告中提出的。这里，我简要记述报告中的若干精辟论点。
　　周总理说：“社会主义建设，除了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的积极劳动以外，还必须依靠知识分子的积极劳动，也就是说，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他还强调指出：我国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0、162页）。我认为，这是周总理代表党和政府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一次正确表述，是对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作用的充分肯定。他的话，在当时干部中间还存在歧视知识分子倾向的情况下，无疑给知识分子以极大的宽慰和激励。听了周总理的报告或报告的传达，知识分子中的许多人，包括剥削阶级家庭出身又在旧社会工作过的知识分子，纷纷写文章或发表讲话，用亲身经历叙述解放后党和政府给予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决心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北京师范大学校长、著名历史学家陈垣教授说，周总理的报告说出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心里话，指出了他们今后应当遵循的方向。广大知识分子今后要更加严格地要求自己，加强自我改造，积极进行科学技术和理论研究，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最大的力量。青年数学家谷超豪表示，一定不辜负党所赋予的艰巨使命，在苏步青教授的指导下，发挥集体的力量，开辟新课题的研究，争取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成绩。著名哲学史专家、老教授冯友兰表示，他拥护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愿意努力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增添一分力量，并提出了给知识分子创造有利条件的五项建议。
　　周总理在报告中还尖锐指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低估了知识界在政治上和业务上的巨大进步，低估了他们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6页）同时，也指出了当时知识分子中间存在的问题和弱点：“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同他们在政治和社会地位上的变化并不是完全相适应的。许多进步分子也还有程度不同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想作风，更不要说中间分子了。”但是，他认为：“许多知识分子在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事业面前，不能不日益受到强烈的影响，并且从中国的新生中看到全民族和他们自己的互相关联的命运。”（《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3页）周总理这些实事求是的分析，给知识分子很大的教育，使他们认识到学习政治、改造思想、努力工作、跟上时代步伐的紧迫性。
　　对执行知识分子政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周总理在报告中提出了原则的解决办法：（l）改善对于知识分子的使用和安排，使他们能够发挥有益于国家的专长；（2）充分了解知识分子，给他们以应得的信任和支持，使他们有职有权，尊重他们的意见，重视他们的业务研究和工作成果，提倡学术讨论，对他们的创造发明进行试验和推广；（3）为知识分子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保证他们至少有六分之五的业务工作时间，解决图书资料、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4）政治上、生活上关心知识分子，积极吸收符合党员条件的知识分子入党，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调整工资，修改制定合理的升级制度，以及学位学衔、荣誉称号、发明创造和优秀著作奖励等制度。这是当时解决知识分子问题的新思路、新办法。这些办法的贯彻执行，解除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后顾之忧，保证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发挥出更加积极的作用。
　　周总理在提出“向科学进军”的任务时，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在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各个生产部门的生产技术和生产过程正在日新月异地变革，“原子能给人类提供了无比强大的新的动力泉源，给科学的各个部门开辟了革新的远大前途。”（《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81页）人类正处于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他认为，世界科学技术在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的进步，已经把我们远远抛在了后面，我们必须急起直追。为了认真地而不是空谈地向现代科学进军，必须抓紧时间，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件。他提议由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的远景计划。国务院决定设立中国专家局，统一规定和管理有关对待知识分子的各种行政性质的问题。
　　毛主席在会议结束的那天到会讲了话。他在讲话中谈知识分子问题和向科学进军的话不多，但分量很重。我记忆比较深的有这么几点：（1）哪怕是知识分子中间的落后分子，也是可以改变的。党要加强领导，促进他们的改变，并且要看到他们的改变；（2）现在我们革什么命，革技术的命，革没有文化、愚昧无知的命，所以叫技术革命、文化革命；（3）搞技术革命，没有科技人员不行，不能单靠我们这些大老粗。这一点要认识清楚，要向全体党员进行深入的教育；（4）我们国家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好，应该建设成为世界上一个科学、文化、技术、工业各方面更好的国家；（5）中国要培养大批知识分子，要有计划地在科学技术上赶超世界水平，先接近，后超过，把中国建设得更好。毛主席的话，给人以很大的启迪。这不仅使知识分子认识到改造思想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也认识到在技术革命中自己是主力军，报国有门，英雄有用武之地了。同时，对于不重视知识和知识分子的干部，也给予了深刻教育
　　这个会议开得很成功。会议结束不久，中央政治局于24日举行会议，依据周总理的报告和毛主席的讲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这些文件转达后，在全国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知识界很快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在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也有组织地开展了文化和各种业务学习。当时我主持国家建设委员会的丁作，建委机关曾组织了各种学习班，并聘请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定期为干部讲政治经济学。
　　由于全党的努力和重视，到1960年，全国科研经费支出比1952年增长了近60倍；全国全民所有制单位的科技人员达到196.9万人，比1952年增长了3.6倍；平均每万人口中的科技人员增到30名，比1952年增长了3倍。新中国的建立，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展开，向科学进军热潮的兴起，激励着海外游子，一批在国外工作多年的优秀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先后毅然返回祖国。这里有建国初期回来的吴阶平、邓稼先等，有1956年前冲破西方一些国家阻挠回来的钱学森、汪德昭等，有在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后回来的林兰英、张文裕等。他们为发展新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工农业生产作出了重大贡献。
　　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意义深远，时间越久，越显示出它的思想光辉，迄今仍有指导作用。遗憾的是，这次会议提出的对待知识分子的正确政策、中央根据会议精神作出的《关子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没有能够贯彻始终。由于1957年春夏之交，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的猖狂进攻，改变了党对阶级斗争形势的估计，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导致了反右派一斗争的扩大化，又把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向了阶级斗争的浪尖上，严重地伤害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对知识分子政策的这种变化，给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带来了很大损失。

　　【注释】
　　〔1〕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摘录。
　

第十一章 “文化大革命”中

　　1966年5月至1976年10月的“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所说：“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他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
　　以下讲话摘录反映出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心态以及他在“文革”初期最混乱日子中的一些思绪：
　　1966年8月2日 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发言：“这次文化大革命，聂之梓等七人的大字报是毛主席亲自批登《人民日报》的。这一登，整个文化大革命就轰开了。这次决定撤销工作组，也是毛主席回京后亲自决策的。这次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派工作组问题，常委特别是留在北京中央工作的我们几个人都要负责任。工作组里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我们没有很好地给他们交待政策。我们要替北京市委和工作组负起更多的责任来。
　　8月14日 接见即将离任的波兰驻华大使克诺泰，谈到经济界的专家和权威时说：“爱国的、积极为人民服务的、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是多数。我们以文化大革命为纲，抓革命，促生产，生产是在继续发展。”
　　8月18日 在同越南总理范文同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新的革命运动，我们这些老革命就不熟悉了，变成保守派。
　　8月30日 约中国科学院两派代表座谈，说：把大学教授的家给抄了，不好。不怕乱，但乱要乱出道理，要乱出规律，要符合无产阶级政策，要有政策策略。科学院的人要有科学的态度。
　　8月31日 在接见外地来京师生和红卫兵大会上讲：红卫兵要学习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用文斗，不要武斗。
　　9月1日 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讲话，强调不要影响和干扰生产部门和业务部门的正常工作，打击面不要过宽。指出：我们既要革命，还要生产，否则吃什么，用什么？工厂不能放假不搞生产，服务行业不能停止供应，热电站是一秒钟也不能停的。凡是生产的地方都不要去影响。对一般资产阶级分子，他没有搞破坏活动，就不要打倒他，不要随便搜查、抄家。
　　9月初 经李富春提议，毛泽东批准，余秋里、谷牧调国务院协助抓经济工作。周恩来对余秋里、谷牧说：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基础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
　　9月10日 在首都大中学校红卫兵代表座谈会上讲：我们要破的是四旧，要反的是资产阶级当权派，不能一切都反。任何事物都要一分为二。不是所有的党政领导者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能把一切领导都打成黑帮。黑帮、黑线这些词早就不用了，你们翻开《十六条》看看。说一切都是坏的是不对的，说多数是坏的也不切合实际，多数还是好的。要注意政策。
　　9月13日 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第二司令部全体红卫兵会上讲：并不是所有的文教机关、党政领导机关的当权派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现在有一些领导犯了错误，但犯了路线、方向错误的是不是就是黑帮？不能那样讲。不能说犯了路线错误就是不革命，就是反党。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下子提到敌我矛盾。
　　9月15日 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时讲：搞好工农业生产，关系很大。它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关系到第三个五年计划，关系到城乡人民生活，关系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也关系到支援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关系到支援全世界各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我们一定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一手抓革命，一手抓生产。广大的工人、公社社员、科学技术人员和机关企业十部，都应当坚守生产岗位，不失时机地掌握生产环节，把在文化大革命中爆发出来的冲天干劲，用到工农业生产和科学实验中去。同志们，同学们，为了有利于工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现在不要到企业单位和县以下的机关、农村人民公社去进行革命串联，那里的革命，要按照原来的部署，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工厂、农村不能像学校那样放假，停止生产来搞革命。秋收、秋种的大忙季节已经到了，大、中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师生，应当有组织地到农村去参加劳动，帮助秋收，学习贫下中农的革命干劲和勤劳的品质。
　　9月25日 接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的为首者，说：抓革命，促生产，有人说提得太早了，我说不早。在运动中要有两个不怕：一是要挺身而出，敢于和J～大师十见面；二是遇有违反政策的要敢于指出，敢于解释党的政策。
　　11月19日 出席谷牧主持的工交座谈会，讲话中把当时形势概括为四句话：“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要大家抱着“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的态度，因势利导，挺身而出，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毫不袍怨。
　　1972年6月10日 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讲：这几年，我常说。按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做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我决不气馁，我非常爱读鲁迅和毛主席的两句名诗以自勉：“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对敌人要冷，对群众，对广大的同志应该做一个“孺子牛”。
　　不要看一个领导同志，尤其我今天在政治局工作，负领导的一部分责任，就不能批评。就不能监督，不能提意见，没有这回事。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正常生活。
　

驳斥江青

　　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中，江青一伙借口“批林批孔”来批“周公”，说周恩来是“现代的大儒”，说什么中国历史上的儒家和法家的斗争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他们是继承法家的。周恩来同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1974年3月17日，周恩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副主席加拉格尔，江青参加了。会见中，江青发言大谈“批孔”，并且说道：“我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大概我们这里就是总理读过。”寓意周恩来读过：儒家的书，是儒家。周恩来当即答道“我们在五四运动中就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驳斥了江青。
　　4月22日，周恩来接见日本自由民主党前众议员，日本世界青少年交流协会会长川崎秀二及其随员。会谈中，川崎提出1973年8月间，西方一些报道认为中国开展批孔，也牵涉到周总理，一些日本朋友对此感到担心时，周恩来说：“我们这一代都是反对孔子的，从五四运动起，就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孔子思想在中国社会已影响了两千多年，批判并肃清这种影响对中国人民来说是一件大事情，并且是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在批孔的同时，还要对历史上改革派的思想进行宣传；当然我们不是继承法家，今天马列主义哲学思想已远远超过了法家。”
　　这实际上是对江青等人自称为法家的驳斥。周恩来还说过，对孔子，也不是全盘否定。他是主张对历史文化遗产，应该批判地继承的。1949年5月9日他在北京大学教授联谊会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说：“对封建主义文化也要先否定它，再批判地接受它好的东西。比如，我们当年喊‘打倒孔家店’，这在当时一是必要的，因为那一套封建的东西根基太深，非先来一个‘打倒’不可。先把它从整体上否定，再从里边找出一些好的东西来。毛泽东同志很善于这样做，比如他就常常引用孔子的话。”他说：“‘五四’时期也发生过否定一切的偏向，就是没有在否定其基本的东西的同时，批判地接受其局部可用的东西。这主要是因为那个时代旧的东西根基太深。总的说，当时的成绩比缺点还是大得多。到了今天，经过三十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已经有了分析批判的能力和经验，可以避免发生当时那种缺点。”
　

附：“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1〕

　　如果说，1966年8月份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把“文革”推向高潮的第二个大动作（第一个是《五一六通知》的发出），那么，这年10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则是第三个大动作。在这次会议上，所谓“刘邓司令部”的问题提出来了，少奇、小平同志被迫在会上作检查，失去了作为中央常委的实际权力。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等人，经过几个月的经营，此时攫取了实际领导权。“文革”运动的底牌到此揭开了，周总理的处境益发困难了。
　　记得就在那次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我们曾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向他汇报过经济建设遭受严重干扰的情况，并请示了一些问题，但都没有得到明确答复。当时他双眉紧整，严肃地说：“你们提的问题我都认真听了，但需要中央常委研究才能定下来！”一听此话，我们就明白了形势的严峻。令人钦佩的是，就是在这种困难境地中，周总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仍然努力发挥小平同志在《答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问》中所说的那种“中和作用”和“减少损失的作用”。
　　在这一段时日里，哪里发生了武斗、打砸抢事件，总理就派联络员去调查。进行干预处理。哪位部长被揪斗了，总理就指示有关同志和我采取措施加以保护。10月29日，国家经委副主任陶鲁茄同志的办公室被造反派砸开，抢走了一部分文件。我们于夜里12点报告总理。他当即明确地批准了我们的建议：将国家经委过去的文件档案全部集中起来，由国务院加封条，非经国务院批准，任何人不准搜动。为了使关系国计民生的经济工作不致遭到更大挫折，总理更是付出了巨大努力。在他的讲话和他组织起草的文件中，总是强调“抓革命、促生产”，这在当时是谁也不能反对的。我记得11月9日，总理亲自主持讨论《人民日报》社论稿《再论抓革命促生产》时，反复强调生产建设不能中断停滞的重要性，严肃批驳了只强调“抓革命”而根本不讲生产建设的错误论调，坚持按他的意见定稿，并决定社论稿翌日立即见报。
　　那时，林、江一伙对此当然是十分恼火和怀恨的。他们公开污婆周总理是“救火队长”，污蔑我们这些人是“救火队员”。王力在一次会上攻击说，工人闹革命的高潮，被“抓革命促生产”的社论和其他有关文件压制下去了。稍后一些时候，戚本禹等人更加明目张胆地攻击说：“文革中存在着新文革和旧政府的矛盾。”面对这些污蔑和攻击，总理岿然屹立，表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无私无畏的本色。
　　当时，总理是抱着什么心情对待那场动乱和浩劫的？他有一段震撼人心的话，一直铭记在我心中。那是在1966年11月19日下午，总理来到我主持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同大家见面并作了长篇讲话。他对当时的形势概括为“方兴未艾，欲罢不能，大势所趋，因势利导”四句话，要大家抱着“我不人苦海谁人苦海”的态度，挺身而出，善于因势利导，为了保卫党和国家的利益，个人被冲垮了也要毫无抱怨。“我不人苦海谁人苦海”！这是总理的伟大心声，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崇高实践。敬爱的周总理晚年，不正是在“苦海”中度过的吗？他自己被迫人了“苦海”，心里仍然时刻惦记着同人“苦海”的广大干部和亿万同胞，日日夜夜操劳着为这些人们分忧解难。

　　【注释】
　　〔1〕摘自谷牧《回忆敬爱的周总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附：力撑危局〔1〕

　　周恩来竭尽全力将“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限制在城市范围之内，限制在城市的大、中学校之内。尽管如此，他还是发现混乱已广泛地波及到工厂和公社，他对此深感沮丧。这种情况严重地危害了国家的经济。林彪和江青不断发表煽风点火的讲话，使局势更加恶化。林彪宣称，除了毛和他本人以外，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大民主的对象，大民主指的是红卫兵的行动。这样国务院、政府机构以及周恩来都无法幸免。
　　考虑到要与之搏斗的恶魔中江青也许是可以对付的，周表面上跟着江青走了一段时间，有时好象在讨好这个女人，用大肆吹捧来冲淡她有关使用暴力的呼吁，实际上一面称赞她的讲话，一面予以不同的解释。这是一场精湛的表演，而且他多次重复。他总是提醒他的听众：“干革命当然是为了促生产。”他挥舞着小红书，高呼“向江青同志学习”。当日本来访者困惑不解向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时，他苦笑地说：“个人的看法应该根据大多数人的意愿而变化。”
　　周也与陈伯达合作，陈是中央文革小组的组长，是毛以前的秘书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此人不善施展手腕。周对他表示尊重。访问阿尔巴尼亚归来的一个红卫兵代表团将在机场受到周和陈伯达的迎接。然而，负责具体安排的礼宾官员李连庆没有通知陈伯达飞机改在另一机场降落，只通知了周。周抵达机场后问：“伯达同志在哪儿？”李回答说，他忘记把更换机场的事告诉陈伯达了。二十年后的一九八七年九月，李连庆对我讲述了这件事，他说：“周总理的脸色变得十分严峻，他摇了摇头说，‘同志呵，同志，你不知道给我找了多大的麻烦。’我当时真是垂头丧气。这一疏忽肯定会让文革小组的人用来反对周总理，他们一直都在试图找周总理的岔子，这回他们会指控他蓄意破坏，总理将不得不一连几小时，甚至几天做自我批评……而这一切都是我造成的！”
　　然而，足智多谋的周总理脸上的愁云突然消失了。“他替自己、也替我想出了一个解救的办法。‘连庆同志，为了节省领导人的宝贵时间，从现在起，只有出访代表团受到官方的送行。归国代表团（包括这一次）的迎接规格降低一些。请将此情况通知伯达同志。’”这样就把一次失礼的行为变成了美妙的恭维〔2〕。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千万工人卷入日益严重的无政府主义的混乱之中。他们组成了自己的“造反派”组织，成群结队地登上火车，要求去北京象红卫兵那样接受毛的检阅。周发出命令，制止工人串联〔3〕。小工厂只能选派一名工人、大工厂选派两至三名工人作为代表赴京，每次接见的代表总数不能超过三百人。他还在电报中劝说要来京请愿的工人说：“成千的工人同志来北京请愿，既不便于接待和会谈，也会影响你们工厂的生产……在工人同志方面，要保证安排好生产，不要妨碍生产和交通运输。”从十二月至一月，周向一百五十多个工矿组织发表讲话。有一次，他对数千名工人就“抓革命促生产，而不是减产”这一主题谈了九个小时。他处理了十分棘手的工资问题。当时数百万临时工遭到解雇。这些人变成“造反派”，在工厂里进行“夺权”，攻击正式工人……迫使厂方付出工资或自行发放工资。
　　就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的一名叫王洪文的基层干部将本厂的工人组织起来，夺了上海市政府的权。势力强大的上海市委靠边站了，其成员被关进了监狱。此举引起了江青及其亲密同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注意。张、姚两人都来自上海。王洪文可能对中央文革小组十分有用。他们前去与王会晤。
　　巴黎公社令毛为之神往，因为它是一个在不依靠政党和军队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夺权的典范。这符合毛的思想，符合他的民主和人民创造一切的思想。他打算根据这个样板宣布成立上海公社。然而，几天以后他改变了想法。周恩来掌握着充分的事实和数字，他与经济专家陈云直截了当地告诉毛生产在下降，中国将面临崩溃。混乱局势必须得到制止。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三日，毛决定动用军队恢复秩序。
　　人民解放军得到命令去支持“左派”或“革命造反派”，把刘、邓控制的党内各级机构的权夺过来。但是，各省的党组织仍然十分强大，坚守着阵地，搞垮这些党组织并非易事。省委书记们巧妙地向工人们大发奖金，因而被认为是“真正的左派”。他们组织保自己的红卫兵以对抗得到毛支持的红卫兵。
　　解放军要求学生返校、农民呆在各自的公社、工人应把革命热情用在自己的机器和生产上。周多年来与军队指挥官建立的各种联系，使他能够取得他们的合作，以保护交通运输和贸易网络。解放军守卫着电台、仓库、桥梁、火车站、机场、弹药库、粮库和监狱等要害部门。
　　军队对“文化大革命”并不十分热心。接到的命令是“支持左派”，但是，左派在哪里？谁是左派呢？因为每个人都声称自己是左派，是拥护毛的。解放军犯了些错误，他们支持一些派别，解散另一些派别，麇集在林彪和毛夫人周围的一部分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发现他们宠爱的红卫兵组织遭到排斥。于是谴责“军内走资派”的大字报出现了。周恩来意识到反军的危险，他警告“不能夺党中央、国务院、中央文革的权，也不能夺解放军的权……”
　　一九六七年初，周的盟友陶铸失去了在政治局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职位，以“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名送进了监狱。这对周是一个打击。中央文革小组中三位最活跃、最激进的成员王（力）、关（锋）、戚（本禹）仔细查阅了陶铸的讲话。他们发现陶铸在四年前的一篇讲话中说“甚至太阳也有黑点”，他们认为，这不是有意污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毛泽东吗？
　　一九六九年四月，周恩来才把陶从狱中救了出来，并送进了三○一医院。
　　一九六七年整整一年里都在不断地进行“夺权”。红卫兵组织之间、各单位的造反派之间发生了数百起冲突。所有的组织均声称自己是毛派。解放军常常不得不进行干预。但他们奉命不许向人民群众开枪。所以战士们时有死伤。解放军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任何未来党的重建机构都必须将解放军包括在内。毛的设想是在各级政权机构中成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即包括被解放了的干部、军人和人民群众代表。毛说，为了使政权机构民主化，每个革命委员会至少要有百分之三十的成员来自群众。一九六七年一月三十一日，第一个省级革命委员会在东北的黑龙江省成立，成为其他省份的样板。可是三年后该省军区司令潘复生给降职了。〔4〕
　　周小心翼翼地发表不同的见解，他开始提出：“遭受冤枉的人应该恢复名誉，应该为他们平反，释放他们。”这在当时是需要很大勇气的，因为敢于这样说的人只有他一个，照他的说法，就要释放许多党的干部。“不能容忍经济进一步恶化，否则抓革命的基础也就会遭到毁坏。”周的讲话极其精明。他宣称，“走资派反抗‘左派’就是破坏生产。”这句话的意思是，谁破坏经济，谁就不是真正的“左派”，而是地道的走资派。林彪、江青、王、关、戚说，“越乱越好”。周的话正好反其道而行之。得力干部的短缺促成了二月中央碰头会议的召开。会上一些老党员、前政府高级官员与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举行了讨论。周肯定策划了此事，而且主持了会议，但他在激烈的争吵的会议上一言不发，没有表态。
　　会议地点为怀仁堂。一九四九年，政协曾在这里宣布成立人民共和国。出席二月会议的有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聂荣臻、陈毅、余秋里、谭震林等长征老干部。面对他们而坐的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陈伯达、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林彪的妻子叶群。二月十一日和十六日，会议进行了两天，会上互相攻讦，充满火药味。
　　苍白、瘦削的张春桥以轻蔑的语气，指责老干部们试图翻“文化大革命”的案，因此是反毛的。〔5〕来自湖南、且性情暴躁的谭震林说，毛的夫人“比武则天还武则天”。〔6〕谭震林在给林彪的信中也是这样说。谭讲完，拿起衣服准备退出会场以示抗议，陈毅劝他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周恩来主持了这次会议，但是，他本人却没有介入这场争论。在另一场合，叶剑英愤怒地质问说：“难道我们这些老干部要象叛徒和反革命分子一样被扔进垃圾堆吗？”说着，用手猛击桌子，以致把一根指骨折裂了。
　　毛泽东从林彪和妻子江青那里得知会上对批判刘少奇表示异议，周解释说没有替刘翻案的意图，但毛不听他的解释。怒火集中在谭震林身上。谭曾组织过保自己的红卫兵、保自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全力抗拒任何夺去他农林办公室主任职务的企图。
　　周设法替谭说情，但他还要保护其他一些人，他们都是他的同僚和朋友。尽管十分小心谨慎，他也受到了牵连。他不是建议“恢复名誉”吗？周回答说：“的确说过，但只是针对那些遭受冤屈的人。我没有说过恢复走资派的名誉。”他尽量回避这一问题，然而，他必须在两点上进行自我批评，承认自己思想认识不够以及有和稀泥的倾向。二月会议被贬为“反革命逆流”。叶剑英失去了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周比以往更加势单力薄了，但是，还不可能把周直接打倒。
　　周在中央文革小组中的仇敌支持的一个叫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组织，专门搜集反对周的材料。现在，这个红卫兵组织的活动升级了。曾断断续续出现过一些反周的大字报。一场有组织的反周大字报战开始了，它得到国务院下属的经贸学院红卫兵的支持。巨幅标语悬挂起来：“火烧周恩来的右倾机会主义”，“向周恩来提十个问题”，“对周恩来的二十三点疑问”，”周恩来为什么阻碍批斗李先念？”“周恩来代表的是什么阶级？”，“活埋周恩来”。一天，周从中南海西门出来，这些标语醒目地印入他的眼帘。
　　关于阶级出身的问题，周和他的妻子坚持认为，对一个革命者来说，最重要的是看个人的态度和表现，而不是出身。然而，“文化大革命”是“阶级斗争”。划分阶级成份的浪潮席卷全中国，尤其是在红卫兵当中，反对革命的阶级划分为九类，其中之一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自诩为无产阶级出身的江青斥之为“臭老九”。
　　一九六七年九月，周怀着极大的勇气告诫红卫兵，指出把阶级出身当作是否革命的唯一标准是不充分的。
　　周不得不放弃谭震林，但这是在六月十五日以后。“他为谭奋斗了四个月，然而我在大喇叭里听到他的声音：‘打倒谭震林！’这使我十分诧异，周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怎么能这样干呢？”这段话是周恩来生平与著作研究组的一位成员逐字逐句地跟我说的。它再次表明了周为人处事的方式。即使他呼喊了打倒谭的口号，他也不允许将谭拖出去参加批斗大会。群众批斗大会是场恐怖的经历，谭可能会遭到拳打脚踢，受到伤害。他只允许搞了一次中等规模的批判会。谭蹲了两年监狱。一九七○年，当然又是周恩来把他送进三○一医院。
　　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从历史档案中查到有关伍豪（周的笔名）和其他二百四十三名共产党员所谓退党的证据。这是几十年前国民党捏造的一桩臭名昭著的诬陷事件。王、关、戚三人欣喜若狂地将这一所谓的变节的证据寄给毛。毛对此未予答复。毛对他们的第二封信的回答是：“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周一直在努力管理因无政府主义而变得支离破碎的国家，由于此事的困扰，他不得不分出精力来翻找自己保留的材料，将其寄给毛。他在信中对毛说：“我一直忙于处理四川省和内蒙古的问题……今天才有时间查阅以前上海报纸上登载的一些材料。”他把自己保留的有关此事的剪报统统都寄给了毛。
　　他的敌人并不就此罢休。
　　热情奔放的外交部长陈毅是周的敌人的主要目标。如果把陈毅赶出外交部，就可以搞垮周了。陶铸、叶剑英、李先念都搞下去了，周快要成为孤家寡人了。早在一九六六年九月，陈毅就已遭到了口头攻击。攻击陈毅最凶的人来自培养未来外事干部的外国语学院。该院的一些学生（不是全部）以心狠手毒名扬各高等学府。周不准他们碰陈毅。红卫兵在中南海西门外架起喇叭，高呼“揪出陈毅”。周的办公室和住宅离西门最近，噪音令他彻夜难眠。陈与周相比，不那么谨慎，不那么耐心，把年轻人称作“娃娃”，意思是“仍穿着开裆裤”的乳臭未干的毛孩子。
　　陈毅对围攻自己的青年人说：“如果你们想干革命，为什么不去越南打仗？”同年晚些时候，在被迫参加的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举起小红书〔7〕严肃地说，“翻到二百七十一页”。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在翻，可是没有二百七十一页。陈毅假装读语录，拖着声音念道：“毛主席说过陈毅是个好同志。”然后，他抬眼看了看批斗他的人说：“你们怎么能认为所有毛主席说过的话，写过的东西都包括在这本小书里呢？”陈对林彪冷嘲热讽。“林副主席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啊……想想看，他是唯一从来没有反对过毛主席的人。”他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长征期间林彪因拒绝服从毛而被周恩来批评过。
　　一九六七年二月，陈毅做了一次自我检查，对此，毛很满意，说是一次很好的自我批评。周趁机让人将这一“样板”登在报纸上。编辑还加上按语说：“陈毅同志从来不搞两面派。”这样，周把攻击的矛头从陈毅身上转移开了，但是为时不长。
　　除了应付红卫兵的幼稚行动之外，周不仅要管理国事，还要取代邓小平处理日常党务。他的鼻子出血次数日益增多，他的心脏不好，有时气喘。他周围所有的人都十分担心。他的厨师、警卫、司机、秘书以及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他的办公室的门上，“周恩来同志：我们要造你一点反，就是请求你改变现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习惯，才能适应你的身体变化情况，从而你才能够为党工作得长久一些，更多一些。这是我们从党和革命的最高的长远的利益出发，所以强烈请求你接受我们的请求。”叶剑英、李富春、聂荣臻、李先念以及其他来访者都在这张大字报上签了名。“我们同意对恩来同志的批评。”邓颖超在大字报的边上贴了一张“小字报”。“我完全赞成这一批评。”她请求自己的丈夫“为了革命、为了党、为了长远的利益，多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健康”。周回答说：“诚恳接受，要看实践。”这是一篇模仿整天在骚扰他的恶毒大字报的诙谐之作，可以暂时减轻压在他身上的难以忍受的重担。但是，周是不会允许在自己的脑海或自己周围的人的脑海里出现绝望的字眼。他说：“我们正在经受考验。”
　　夏天，对陈毅的攻击加剧了，周勉强同意举行批斗他的外交部长的大会，但他警告说：“一切都必须事先准备好……陈部长很忙，不能浪费他的时间。”然而，中央文革小组中的极端分子决定夺外交部长的权。在王、关、戚三人的授意下，一队红卫兵查抄了存放机密文件的外交部档案室。这些无知的青年一边随意乱扔着档案文件，一边喊道：“有什么机密的？要这些机密干什么？”周恼火了，他召集红卫兵和唆使红卫兵冲击外交部的“造反派”，同他们谈了四个小时，坚决要求他们归还拿走的档案，他说：“这是完全错误的，我说过可以批判陈毅，但是不能干预外交部的工作。不能打倒外交部长。”六月底，发生了另一起冲击外交部的事件。周向毛抱怨了一番，把被抄走的材料要了回来。
　　八月，对外交部的冲击达到了高潮，一个叫姚登山的外交官被中央文革小组选中在外交部夺权。姚曾是中国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的临时代办，四月下旬印度尼西亚政府反华时被迫回国。在北京，他象英雄一般受到欢迎。他与毛和江青手挽手的照片刊登在报刊上。姚指控陈毅阻止海外爱国华侨谴责所在国的政府，压抑了他们的义愤。周反驳道，“是毛主席和我在许多年前制定的侨务政策。”周最不愿看到的就是在整个东南亚出现大规模反华、排华和屠杀华人的浪潮。海外华人由于他们的成就与在所在国的经济实力已遭到当地人的怨恨，很容易受到伤害。
　　八月七日，姚登山率领三百余名红卫兵占领了外交部，夺了陈毅的权。他成为事实上的外交部长达十六天。夺权事件发生时，周正在外省解决一场严重的冲突。八月二十六日，一万名红卫兵聚集在人民大会堂，扬言要拦截陈毅的汽车，揪斗陈毅。已经连续忙了近二十小时的周心脏病发作了。在他稍稍缓解后，坚持去见想批斗陈毅的红卫兵，并严厉地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想把陈毅带走，我就站在大会堂的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体上踏过去！”周恩来把陈毅带回了家。
　　在夺权的十六天里，姚成了外交部长。周虽然无法撤掉他，但是坚持自己作为总理的权力，监督这位不受欢迎的阁僚。姚向中国驻外各使领馆发电报、下达指示。周斥责他说：“谁批准你这样做的？没有人看得懂你的电报……全都退回来了。”
　　八月二十二日，红卫兵听到所谓英国人在香港犯下暴行的报道后，在愤怒中成群结队地冲进了英国大使馆。前一时期，年轻人停留在大使馆大门外边，呼口号、挥舞旗帜，而在使馆的前院两个苏格兰人穿着短格裙走来走去。他们吹着风笛以显示沉着、勇敢。现在大门被冲开了，汽油瓶扔向了馆内的建筑物，然后点火燃烧。周恩来派去的解放军和警察把英国的外交官救了出来。后来，周不仅亲自向英驻华代办道歉，而且由中国出钱重建英国使馆。
　　同年夏末，毛泽东从外地视察返京。他得知在他的名义下所干的一切，可能感到震惊，他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约束。
　　周立即开始行动，他想以中央委员会、国务院、中央军委和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把一切错误一一都纠正过来。
　　禁止武斗，禁止年轻人象一九六六年夏天那样到处串联；不准许抢夺解放军的武器设备；解放军第一次获准在受到攻击的情况下可以还击，绝对禁止冲击外国使领馆。
　　周重新掌握了外交部。姚登山消失了。到年底，姚被作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投进了监狱。当然不会为了保护他而把他送进医院。
　　周还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来清除极左派王、关、戚三人。不久，他们三人因挑动武斗、反对毛的“要文斗、不要武斗”的指示等而先后被捕。要文斗、不要武斗这一条是在周的坚持下才写进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之中的。〔8〕周恩来节节胜利，他战胜了制造动乱和混乱的牛鬼蛇神。但是他并没有摆出一副胜利者的姿态。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九六八年二月十三日，九十一位大使和外交部的干部在一次冲动中坦率地——而坦率这种品质还是少表现为佳——联名签署了保陈毅的大字报。周恩来指出，“这是来自右的干扰……大字报有原则性的错误。”周俨然成了无可指责的“真正左派”的代表了，他的秘书浦寿昌说：“他是一位出色的表演艺术家，一位能够扭转乾坤的大师。”周得到了“不倒翁”的外号。看上去他前后左右摇摆，但事实证明他是坚定不移的。

　　周在各省也是单枪匹马地作战。制止动乱，进行调停，发布指令。四川省的省委书记、长征老战士李井泉要对付数十万红卫兵，其中许多来自外省，而且都在相互打派仗。各派死亡人数相当可观。当时共有几十个红卫兵组织和工人战斗队。在那个被称为中国粮仓的、丰饶却又乱糟糟的地区，红卫兵占领了生产坦克和战斗机的军工厂，并将其变作军营。这些都是在“大民主”的名义下进行的。我的几位在该省当工程师的亲戚告诉我：“年轻人从部队里偷来武器，然后就相互残杀。”这一说法在我以后采访前红卫兵时得到证实。李井泉曾试图逮捕和监禁为首分子，但未获成功。周说：“关监狱解决不了问题。”他另派了一位解放军指挥官去处理武斗问题。他发现“虽然张国华同志有能力……但他口才太差，无法向年轻人解释清楚。”于是周亲自出马，面对持枪的各个派别做解释工作。他坚持要对话。“我们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使用其他手段。”他向悲观失望的同僚们引用了一句老话：“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周恩来说：“我们绝不可丧失信心。”
　　周处理了河南、安徽、云南、内蒙古等地的问题，那里的年轻人搞武斗引起了动乱。在香港，一些当地的“红卫兵”自制土炸弹，造成数人死亡。一九六七年夏，在一些秘密帮会的挑拨煽动下，这块英国殖民地一片恐慌。周进行了干预。香港对中国发生的一切都非常敏感。谣传红卫兵正向香港进发，要收回香港。周把在香港工作的新华社记者召到北京，对他们说：“香港的地位不变。”香港必须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大陆外汇收入的一半是从香港赚来的。在周巧妙的引导下，一些记者，如已故的费彝民等，〔9〕表演了一出喜剧，以适应形势。一方面，他们朗诵小红书；另方面，他们绝不参与暴力行动。香港平静下来了。
　　七月，谢富治和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王力飞抵武汉。他们企图解散一个叫做“百万雄狮”的群众组织。中央文革小组称：“百万雄狮”不是“真正的左派”。王力被支持“百万雄狮”一派扣押了。这件事被认为是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将军支持的，并说成是解放军指挥员首次向中央文革小组发出的明确的挑战。这是否是一场兵变的开端呢？军队已感到十分压抑，并对持续的混乱非常不满。据说中央派出一个空降师去对付陈再道。五艘军舰也已准备从上海溯江而上，直奔武双。军区之间是否会发生冲突呢？
　　周恩来身着整齐、简朴的浅灰色夏装飞抵武汉。谣传说，大约有二十五辆卡车满载士兵等在机场要拘捕他。而他的飞机却在另一个机场降落了。他和往常一样足智多谋。周沉着冷静、循循善诱，采取了不失尊严，又坚持原则的办法，使陈再道不仅同意释放中央文革小组的人，而且陪同周一道去北京。
　　中央文革小组要求向陈再道讨还血债。当然，无论是毛，还是周都不会去碰神圣的人民解放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官的，尤其是军队正处在不满的时候。解放军不会容忍自己的一位军官遭到惩罚。陈得到了从宽处理。他写了一份态度很好的自我批评，保证要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周又胜了一个回合。周在毛的支持下挫败了中央文革小组“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阴谋。周恩来说：“军内没有走资派。”
　　上述插曲说明周已在慢慢地恢复对局面的控制。一开始，这种控制神不知、鬼不觉，因为一位良将的行动象星光下的幽灵一样无人察觉。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才能重新掌握全局。周懂得如何利用某一事件来推动另一事件，懂得如何利用看来毫不相关的事件来达到某一既定的目的。六月中旬，他挤出时间同聂荣臻一起观看中国第一枚氢弹的爆炸。他绝不让林彪来控制核研究、核试验室以及核科学家和工作人员。他向毛报告氢弹爆炸成功，进而暗示需要更多的科学家和年轻的研究人员……这是为了解放更多的知识分子、恢复科学研究、重开大学伏下一笔。
　　他飞往广州。广州的红卫兵正在忙于相互开枪射击。周与他们谈了几个小时。他在这里似乎——犯了个错误，错误地把一个派别当做是“真正的左派”加以支持，用当时夸张的行话来说，该派别是“打着红旗反红旗”。但是对周最为重要的是广交会不能受到影响。许多西方商人抵达广州后都得到为他们准备好的毛的像章和小红书。周对此一定会发出会心的微笑。
　　姚登山已被清除。周又重新着手外交事务。向柬埔寨的诺罗敦．西哈努克和缅甸的吴．奈温表示道歉。向海外华侨“红卫兵”发出严厉警告。十二月，他与越南南方解放阵线的代表举行了会谈。运往越南的武器遭到红卫兵的抢劫。周命令军队指挥官韦国清〔10〕制止红卫兵的行动。韦负责管理与越南毗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向越南人民提供军用物资的军火库所在地。韦用迫击炮攻打红卫兵建筑的工事。抓了许多俘虏，并把他们送往劳动营。越南人得到了所需的供应。
　　一九六八年七月，毛召集了十几位著名的红卫兵领袖，对他们说：“你们让我失望……你们让中国的工人、农民和战士失望。”要把几十万的年轻人送往军垦农场、公社、边远省份的计划确定下来了。周对垂头丧气的青年人发出了最后的告诫。那些不听话，继续制造动乱，不交出武器，不返校的年轻人受到处罚。迅速处决了“杀人犯、强奸犯、抢劫犯和现行反革命分子”。然而，反革命一词现在的意思与一九六六年和一九六七年时候的意思完全相反。大字报上写道：“打倒极左分子！”士兵支持的工宣队进驻各个大学，以阻止青年人自相残杀。大部分地区的秩序恢复了。
　　红卫兵远离城市，使党的干部复职成为可能，他们不会再受红卫兵的骚扰了。周希望“文化大革命”很快会结束。他宣布：“党内的一小撮走资派已被粉碎了。”一次会上他就此题目发表重要讲话。他邀请江青出席这次会议，并请她发言。江青很恼火，因为她已无法再向自己宠爱的红卫兵听众发表讲演了。她语调尖刻地说：“我今天早上才知道要我讲话。”她要求参加大会的人不要忘记革命的年轻人，也不要忘记他们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现在她与周之间的权力对比关系发生了变化。周开始占上风了。愤怒的江青质问周：“你为什么仍然庇护着这么多人？你为什么不让他们接受批斗？”周回答说：“无论大斗，还是小斗，文斗，还是武斗，我就是不准批斗他们。”他尖锐地指出：“现在发生的事情比起当年王明等人的所作所为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这些人之中有的被斗死了，你愿意承担责任吗？”这番话表明，这一切给他带来了多深的精神创伤。毛的妻子躲到她在南方的一所别墅里呆了几个月。周对她暂时不再抛头露面的解释是，“工作太劳累，休息去了。”
　　在这段艰苦的岁月里，周确实保护了许多人。但是他仍失去了一些他所敬重、热爱的朋友，例如贺龙。他也失去了颇有才干的章汉夫。章的夫人龚普生是周忠诚的新闻官员龚澎的姐姐。退出外交部的陈毅，患了肠癌，于一九七二年初去世，周恩来把陈的死讯告诉了毛。毛一直非常喜欢快人快语的陈毅。他身穿睡衣睡裤，披上一件大衣，就赶去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他用于抚摸着周以他的名义送的花圈。“恩来，你事事操心。”他对陈毅的遗孀说：“陈毅是个好同志。”然后，他好象又想到什么似的，接着说：“邓小平也是一个好同志……”
　　对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言词都很留意的周自然不会放过这番话。他轻轻地搀着悲伤的毛并送上汽车。后来，他把毛的话间接地告诉了邓小平，表示很快一切都会好转。邓小平当时正与家人一起呆在南方的一个省里。
　　三个月后，邓重返北京。一九七三年四月他再次公开露面。周恩来似乎已经选定了自己的接班人。

　　【注释】
　　〔1〕摘自（英国作家韩素音）《周恩来与他的世纪》。标题是编者所加。
　　〔2〕韩素音对李连庆的采访。李连庆曾任中国驻印度大使。
　　〔3〕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关于经济工作的几则文电》；其他更多的话保存在档案中。
　　〔4〕本书作者于一九六九年前往黑龙江省，并采访了潘复生。参阅《韩素音文档》。潘后来与林彪几乎在同一时期消失。
　　〔5〕一九六八年十月，本书作者采访叶剑英元帅时，叶帅亲口所说。参阅韩素音文档及照片。
　　〔6〕唐朝的女皇武则天，于公元六九○年接替其丈夫统治中国。在男子为主的儒家思想统治下的中国封建社会里，她被看作是残忍、放纵的象征。
　　〔7〕“小红书”指林彪于一九六五年主持编辑的《毛主席语录》。
　　〔8〕对这一点仍有不同说法。一些人说毛自己坚持这样做的，并不是由于周提示。但周恩来一有机会就加以利用。
　　〔9〕费彝民，香港《大公报》的总编辑。他是个富有才能的记者和编辑，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和英语。他一直与周保持联系，以使香港免遭暴力冲击。据说，周制止了广州的红卫兵开进香港的企图，但这一点并未完全得到证实。毛肯定同意不要去碰香港。
　　〔10〕韦国清，系1954年帮助越南人指挥著名的奠边府战役的指挥官。
　

附：邓颖超忆旧

　　春天到了，百花竞放，西花厅的海棠花又盛开了。看花的主人已经走了，走了十二年了，离开了我们，他不再回来了。
　　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二十六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三十八年了。
　　海棠花现在依旧开得鲜艳，开得漂亮，招人喜爱。它结的果实味美，又甜又酸，开白花的结红海棠，开红花的结黄海棠，果实累累，挂满枝头，真像花果山。秋后在海棠成熟的时候，大家就把它摘下来吃，有的把它做成果子酱，吃起来非常可口。你在的时候，海棠花开，你白天常常在繁忙的工作之中，抽几分钟散步观赏；夜间你工作劳累了，有时散步站在甫道旁的海棠树前，总是抬着头看了又看，从它那里得到一些花的美色和花的芬芳，得以稍稍休息，然后又去继续工作。你散步的时候，有时约我一起，有时和你身边工作的同志们一起。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十二年以前。十二年已经过去了，这十二年本来是短暂的，但是，偶尔我感到是漫长漫长的：
　　海棠花开的时候，叫人那么喜爱，但是花落的时候，它又是静悄悄的，花瓣落满地。有人说，落花比开花更好看。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说：“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你喜欢海棠花，我也喜欢海棠花。你在参加日内瓦会议的时候，我们家里的海棠花正在盛开，因为你不能看到那年盛开着的关好的花朵，我就特意地剪了一枝，把它压在书本里头，经过鸿雁带到日内瓦给你。我想你在那样繁忙的工作中间，看一眼海棠花，可能使你有些回味和得以休息，这样也是一种享受。
　　你不在了，可是每到海棠花开放的时候，常常有爱花的人来看花。在花下树前，大家一边赏花，一边缅怀你，想念你，仿佛你仍在我们中间。你离开了这个院落，离开它们，离开我们，你不会再来。你到哪里去了啊？我认为你一定随着春天温暖的风，又踏着严寒冬天的雪、你经过春风的吹送和踏雪的足迹，已经深入到祖国的高山、平原，也飘进了黄河、长江，经过黄河、长江的运移，你进人了无边无际的海洋。你，不仅是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国家的人民服务，而且你为全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世界的和平，一直在那里跟人们并肩战斗。
　　当你告别人们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们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了幸福。
　　曾记否？遥想当年，我们之间经过鸿雁传书，我们之间的鸿雁飞过欧亚大陆，越过了海洋，从名城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感谢绿衣使者把书信送到我们的手里。有一次，我突然接到你寄给我的印有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像的明信片，你在明信片上写了“希望我们两个人，将来也像他们两个人那样，一同上断头台”这样英勇的革命的誓言。那时我们都加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宣誓的时候。我们都下定决心，愿为革命而死，洒热血、抛头颅，在所不惜。我们之间的书信，可以说是情书，也可以说不是情书，我们信里谈的是革命，是相互的共勉。我们的爱情总是和革命交织在一起，因此，我们革命几十年，出生入死，艰险困苦，患难与共，悲喜分担，有时战斗在一起，有时分散两地，无畏无私。在我们的革命生涯里，总是坚定地、泰然地、沉着地奋斗下去。我们的爱情，经历了几十年也没有任何消减。
　　革命的前进，建设的发展，将是无限光明的、美好的。一百多年来，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我们无数的英雄儿女和爱国革命志士，为了挽救祖国，建设新中国，被敌人的屠刀、枪弹杀害。他们的忠骨埋在祖国一处处青山下，他们的鲜血染红了祖国的大地山河。在我们党的鲜艳的镰刀斧头红旗上，在我们的五星国旗上，有他们血染的风采。无数的战士倒下了。我们这些幸存者，为继承他们没有完成的事业，双肩上的任务很重很重。恩来同志，有外宾问你，你哪里来的这么充沛的精力去工作。你说：一想到我们死去的那些烈士，我们亲密的战友们，就有使不完的劲，要加倍地努力工作，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这也激励我，使我无限振奋。我要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把我有生的余力和余热，更好地为人民多服一点务。
　　你和我原不相识，姓名不知。一九一九年，在我国掀起了五四爱国运动，反帝、反封建、反卖国贼，要救亡图存。这是以学生为中心的包括工农商的举国上下的最广泛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反对签订凡尔赛和约。就在这次运动高潮中，我们相见，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在运动中，我们这批比较进步的学生，组织了“觉悟社”。这时候，我们接触得比较多一点。但是，我们那时都要做带头人。我们“觉悟社”相约，在整个运动时期，不谈恋爱，更谈不到结婚了。那个时候，我听说你主张独身主义，我还有个天真的想法，觉得我们这批朋友能帮助你实现你的愿望。我是站在这样一种立场上对待你的。而我那时对婚姻抱着一种悲观厌恶的想法：在那个年代，一个妇女结了婚，一生就完了。所以在我上学的时候，路上遇到结婚的花轿，觉得这个妇女完了，当时就没有考虑结婚的问题。这样，我们彼此之间，都是非常自然的，没有任何别的目的，只是为着我们共同的斗争，发扬爱国主义，追求新思潮，追求进步。就是这样的，没有任何个人意思，没有任何个人目的的交往，发展起来。我们建立起来的友情，是非常纯正的。我不曾想到，在我们分别后，在欧亚两个大陆上、在通信之间，我们增进了了解，增进了感情，特别是我们都建立了共同的革命理想，要为共产主义奋斗。三年过去，虽然你寄给我的信比过去来的勤了，信里的语意，我满没有在心，一直到你在来信中，把你对我的要求明确地提出来，从友谊发展到相爱，这时我在意了，考虑了。经过考虑，于是我们就定约了。但是，我们定约后的通信，还是以革命的活动、彼此的学习、革命的道理、今后的事业为主要内容，找不出我爱你、你爱我的字眼。你加入了党，我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们遵守党的秘密，互相没有通报。我们的思想受了国际、国内新思潮的影响，我们彼此走上了共同的道路，这使我们的感情不只是个人的相爱，而上升到为革命、为理想共同奋斗，这是我们能够相爱的最可靠的基础；而且，我们一直是坚持把革命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把个人的事情、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二位。我们在革命征途上是坚定的，不屈不挠的，不管遇到任何艰难险阻，都是勇往直前地去奋斗，不计个人的得失，不计个人的流血牺牲，不计夫妇的分离。
　　我们是经过这三年时间，有选择地确定了我们的相爱关系。又经历了三年的考验，一直等到党中央调你回国，才在我们两地党的组织的同意下，我从天津到广州，于一九二五年的八月结婚了。当时我们要求民主，要求革新，要求革命，对旧社会一切的封建束缚、一切旧风习，都要彻底消除。我们那时没有可以登记的地方，也不需要什么证婚人、介绍人，更没有讲排场、讲阔气，我们就很简单地，没有举行什么仪式，住在一起。在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
　　你的侄辈让你讲你我的恋爱故事，你曾说，就是看到我能坚持革命。我也看到你这一点。所以，我们之间谁也没有计较谁的相貌，计较性格有什么差异，为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这是最可靠的长期的相爱的基石和保证。我与你是萍水相逢，不是一见倾心，更不是恋爱至上。我们是经过无意的发展。两地相互通信的了解，到有意的、经过考验的结婚，又经过几十年的战斗，结成这样一种战友的、伴侣的、相爱始终的、共同生活的夫妇。把我们的相爱深化在人民中间，溶化在同志之间，溶化在朋友之间，溶化在青年儿童一代。因此，我们的爱情生活不是简单的，不是为爱情而爱情，我们的爱情是深长的，是永恒的。我们从来没有感觉彼此有什么隔阂。我们是根据我们的革命事业、我们的共同理想相爱的，以后又发现我们有许多相同的爱好，这也是我们生活协调、内容活跃的一个条件。
　　每当我遥想过去，浮想联翩，好像又回到我们的青年时代，并肩战斗的生活中去，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静。我现在老了，但是我要人老心红，志更坚，生命不息，战斗不止，努力为人民服务。
　　同志、战友、伴侣，听了这些你会含笑九泉的。我写的这一篇，既不是诗，又不是散文，就作为一篇纪念战友、伴侣的偶作和随想吧。
　　一九八八年四月
　

编后记

　　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一代伟人。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历时半个世纪；他任国家总理二十六年。他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
　　周恩来没有写过正式的自传，但是。周恩来叙述自己的境遇和心情的资料是较多的，面对访问者谈的或者是在给亲友的信中叙述的，集纳起来，也可反映他一生的大概。这就是编辑这本自述的可能性。
　　这本自述，按文章先后或重大事件，依历史顺序编集。有的，标明了历史时期。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坚持内战的蒋介石后，周恩来受中共中央委派，到西安促使事变和平解决。从此，他开始了统一战线工作的生涯。1937年7月全国抗战爆发前后，周恩来奔波各地，终于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年12月，他到当时国民党统治区政治中心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不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1938年10月下旬武汉失陷，周恩来撤离武汉经湖南、广西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11月12日在长沙时，当地实行蒋介石的“焦土政策”纵火焚烧全城，周恩来在睡梦中惊醒，冲出火海，12月中旬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此后长期在重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始终保持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在与蒋介石合作中，不但要反对蒋介石多次发动的反共高潮，而且要提防蒋介石的“溶共”阴谋。本书所收的《致蒋介石信》，反映了这方面的情况。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以广播“停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全国人民欢欣鼓舞，普遍地希望今后国内和平，建设自己的国家。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坚持内战的方针。这时候的周恩来，尽力争取和平、避免内战。1945年8月28日，他和毛泽东、工若飞坐飞机到重庆，同蒋介石国民党谈判和平，双方签订了《双十协议》。但是，墨迹未干，10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颁发了“剿匪”密令。后来，经中共和其他方面的努力，国共双方在1946年1月10日同时公布了停战令，并在这一天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会议作出了一些有利和平、民主的决议。会后，国民党蒋介石破坏政协决议，于6月26日发动全面内战。周恩来不得不停止谈判，率中共代表团返回延安。1947年3月，国民党蒋介石军队进攻延安，毛泽东、周恩来等撤出延安，转战陕北，并指挥全国的反抗国民党军进攻的解放战争。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等率中共中央机关离开陕北，渡黄河东进，到达华北解放区。此后，河北西柏坡成为中共中央所在地。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这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和全国各地的解放战争。1949年l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3月25日，中共中央迁到北平。这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开幕。会议决定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定都北京（北平改名北京）。
　　新中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在新中国，对知识分子采取什么政策，是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正确地解决好知识分子问题，这是建国后关系到“安邦治国”的大事。在第十章“建国以后”，突比反映周恩来在这方面的主张和论述以及他的自述，并附上薄一波的《周恩来谈知识分子问题》，说明周恩来一贯重视知识分子问题，坚持对知识分子实行正确的政策。
　　在“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中，周恩来砥柱中流，力挽狂澜，终于使党和国家、政府度过了万分艰难的岁月。迎来了新时期的朝阳。
　　本书的前前后后，均引录了周恩来自己的叙述，贯串起来看。可以大致明了周恩来的生平，反映这位历史伟人的经历。
　　编者
　　二○○二年一月
　

附录：让周恩来说出自己——力平教授谈《周恩来自述》

　　梁粱

　　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它的编辑者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室务委员、周恩来研究组组长、北京大学兼职教授力平先生和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第二编研部主任、研究员廖心文女士。他们长期从事周恩来生平、著作的研究，一谈起周恩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
　　这是一本首次以自述的形式出版的关于周恩来的书
　　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
　　记者：在众多有关周恩来的著作中，《周恩来自述》是比较特殊的一部。他用朴实的语言记叙了自己青少年时期的刻苦求学、五四运动时期的被捕与抗争、赴欧勤工俭学时的意气风发，共产国际面见斯大林的曲折经历……他用亲切的口吻自述红军时期、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特殊经历，以及“文化大革命”动乱岁月中的艰难处境……读来令人感动，读后令人思索。请您谈谈它的成书过程和区别于其他有关周恩来的书籍的特色。
　　力平：《毛泽东自传》出版后，在读者中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响。据说在西单图书大厦购书的场面非常感动人；在购书现场，有的老同志提出了出版《周恩来自传》的建议。周恩来没有写过正式的自传，但是，他叙述自己心境和心情的资料是比较多的，早年日记中的记载、面对访问者谈的、给亲友书信中叙述的，集纳起来，也可以反映他一生的大概，编辑一本自述是完全有可能的。在编辑过程中，我们坚持一条原则，就是真的是自述，周恩来自己写自己、谈自己。
　　这本自述，大致是依历史顺序编集的。《开篇自述》收录了1946年9月周恩来和美国记者李勃曼的谈话记录，附了斯诺记录的访问周恩来的谈话内容。这样较为集中、完整地谈自己的历史，在周恩来一生中并不多见。书的中心内容，以“中学时代”、“东洋求学”、“五四运动时期”、“赴欧勤工俭学”、“在黄埔军校”、“会见斯大林”、“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建国以后”、“文化大革命中”为线索，收录了他学生时代的作文、文章，旅居日本时的日记，给亲友的信件，文章、谈话中涉及自己历史的内容，等等。这些文字，有的详尽些，有的简略些，大致可以把他的一生贯穿起来，给读者一个较为完整、清晰的印象。
　　法国小组虽然没有派代表来，但仍算是我党“一大”的八个发起组之一
　　周恩来自己说，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
　　记者：读这部自述，最大的感觉是亲切，就像周总理向我们叙述他的经历。同时，我也感受到编者注意抓住他辉煌人生中的关节点，突出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
　　力平：是这样的。周恩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总理。他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领导者，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之一。从1927年起，他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央核心领导人之一，历时半个世纪；他任国家总理26年。他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一个是建党。在早期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中间，周恩来是一个，那时，国内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还比较少，当然，那时他还不能算是马克思主义者。他到欧洲的主要目的是考察当时的社会思潮，寻找救国的道路。1921年春天，他由张申府、刘清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一大”召开的时候，巴黎共产主义小组也接到了通知，由于路途实在太遥远了，需要走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派代表参加。据一大组织者李达讲，法国小组虽然没有派代表来，还算是八个发起组之一。毛泽东跟斯诺谈话时明确讲到，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法国组的创建人之一。
　　再就是南昌起义、遵义会议、1930年7月会见斯大林、抗日战争时期做统战工作等。
　　周恩来自己说过，从西安事变到1946年的国共和谈这十年，他是谈判谈老了。抗战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重心是保持国共关系不破裂，国民党在抗日阵营里不投降。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团结，反对分裂。
　　收录在本书中的周恩来1939年1月给蒋介石的信是第一次公开发表的。蒋介石当时想溶共，他提出来，国共合作，他是最高领袖，国民党听他的，共产党也要听他的；共产党到国民党中来，成为一个共产派。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蒋介石在抗战时期搞两手，一手是武装磨擦，一手是“溶共”，要以他的名义加入共产国际。在对付蒋介石的两手中，周恩来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文革”前对知识分子的“广州讲话”，在传达时遇到阻力
　　建国以后，周恩来是政府总理，日理万机，头绪万千，怎么反映？我们选择了知识分子问题。
　　陆定一同志去世以前谈到自己的经历时说，中国革命有三个关键问题：
　　第一个关键问题是，大革命时期要不要军队，陈独秀不要军队，结果，蒋介石一叛变，我们没有武装，只好被杀。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
　　第二个关键问题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要不要农民。王明是不要农民的。毛泽东是要农民的。结果，毛泽东是对的，王明错了。
　　第三个关键问题是，建国以后要不要知识分子。周恩来是要知识分子的。在1956年知识分子会议上，周恩来就讲，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八大”也明确提出，知识分子是属于工人阶级的。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就把知识分子划到资产阶级中去了。一直到文化大革命，成了“臭老九”。
　　1962年，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科技工作者代表会议，广州同时在开文化界的代表会议。周恩来去了，聂荣臻向他反映，很多知识分子对把他们当成资产阶级很反感。周恩来说，不是资产阶级，应该是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写了一个讲话提纲，中心是要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的帽，加无产阶级的冕），问周恩来可不可以这么讲。周恩来说，可以这样讲。陈毅就在科技界和文艺界联合的会议上讲了话。
　　讲了以后，知识分子很兴奋。但是，会议精神的传达遇到了阻力。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柯庆施，不准在上海传达。在北京是陆定一，说这种说法是错的。这问题在政治局内有了不同意见。
　　有一次，毛主席在场，陆定一也在场，周恩来提出来，究竟知识分子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产阶级的，说党内有争论。意思要毛主席表态。毛主席没有说话，实际上他是同意陆定一的。这就没有结论。
　　那时的总书记是邓小平。有人就请示邓小平，现在有不同意见了，应该怎么看。邓小平表了态：按总理的办。
　　不久以后就“文革”了，打击知识分子到了极端。这个问题，一直到“文革”结束才扭过来。
　　陆定一经过认真反思，承认自己错了。他认为，建国以后如何看待知识分子问题，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
　　“反冒进”时，周恩来曾提出再担任总理不合适
　　当时做会议记录的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护了周恩来
　　在“反冒进”时，周恩来是挨了批的，也写过检查，但是本书没有收录。毛主席说，周恩来离右派只有五十步了。我们考虑，实际上周恩来在“反冒进”时是对的。他写检查时写不下去，很矛盾。
　　他觉得自己是对的，但是又要做检查，不检查也通不过。后来，他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表示，既然认为自己有错误，再担任总理合适不合适。
　　当时，邓小平是总书记，做了记录，整理了纪要，说，周恩来提出来继续担任总理是不是合适；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报给了毛泽东，毛泽东也没有说不同意。实际上，是邓小平用他的政治智慧保护了周恩来。
　　据有的同志讲，当时毛泽东是有用柯庆施代替周恩来的总理职务的想法。一次，毛泽东拿着柯庆施的一篇文章问周恩来：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说，我写不出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的处境非常艰难。他有几种说法：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这几种说法都是存在的，是在不同场合说的。跟谷牧副总理说的是不入苦海谁入苦海，跟薛暮桥（当时的国家统计局局长）说的是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他在文革开始时处于一个很困难的地位。如批斗陈老总（陈毅），每次他都必到。为了保陈毅，就怕出意外。有一次批斗陈毅，事先商量好，不准提“打倒陈毅”，会议一开，“打倒陈毅”的大幅标语从三楼挂下来了，这时候，周恩来就站起来了，说，我们事先商量好的，不能讲打倒陈毅，怎么又出现了？停止会议。
　　党组织给了法国律师两根金条，《申报》上的“周少山启事”才登了出来
　　记者：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利用“伍豪事件”攻击周恩来，据说，周恩来还写过说明性的文字，书中有没有反映？
　　力平：文革时期，周恩来对“伍豪事件”问题进行了陈述，书里面没有收。
　　所谓“伍豪事件”，是30年代国民党在上海的报纸上刊登所谓“伍豪等243人脱党”的启事，这是造谣污蔑周恩来的一次拙劣表演。当时周恩来已经到了瑞金中央苏区了。毛泽东当时还为这件事情发过通知。伪造这个“启事”的国民党有关特务解放后被抓住了，交代了事情的前前后后。当时，为了揭穿国民党的无耻谣言，还以“周少山”（周恩来的号）的名义发了一个启事。陈云当时在上海主持特科工作，找了贺昌的爱人黄慕兰。她去找了当时上海有名的一个大律师，这位大律师讲，这个问题是有背景的，中国的律师不好办，最好请外国的律师。她就找了一个法国籍的律师，律师要两根金条，党组织同意，由法国律师出面，才在《申报》上把“周少山启事”登了出来。同时在我们党的内部刊物《红旗》上也登了。
　　本来，这件事是非常清楚的。1967年，红卫兵找出来后，给了江青、戚本禹，江青就转给了周恩来，同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就让办公室的同志把当时的报纸找来，他用了一个星期，把当时有关经过整理出来，写好以后送给毛泽东，毛泽东批给了中央文革小组和林彪。
　　1968年，又有红卫兵从旧报纸上找出来，又送给毛主席，毛主席批示：这个问题已解决，是国民党造谣污蔑。
　　1975年，周恩来在进手术室前，在说明上签了字。周恩来去世后，邓颖超责成文献研究室，关于伍豪启事的前前后后要搞一个东西留下来。李琦同志和我搞了个内部材料，把详细情况都讲清了。以中央的名义发到每个省的省委。你说的那一件，因为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没有收进来。
　　“文革”中，周恩来为什么没有拍案而起？
　　记者：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时，周恩来为什么没有倒，是不是在明哲保身？
　　力平：我们在编周恩来年谱的时候，就听到过这样的话，说，“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能不能像陈毅那样，拍案而起。我觉得，这不是个胆量问题。群众起来了，“文革小组”、林彪他们正在起哄的时候，硬顶是不明智的。
　　后来有三个人讲过此事。邓小平讲，在文革中，周恩来也讲过违心的话，做过违心的事，但是人民原谅他。陈云说，文革中，周恩来是保护人的，我们这些人都是他保的；如果没有他的话，中国就很危险了。彭真也讲过，文革中，周恩来只能采取这种态度，不能起来反抗，他一反对，就跟我一样进秦城监狱了。那时，周恩来只能是采取迂回的、软的办法，实际上采取办法来纠正。章士钊被抄了家以后，写信给毛泽东。章士钊是毛泽东感恩戴德的人。毛泽东把信批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借此机会，保了一批人。
　　当时他也不能不干。他要是不干，总理就可能是张春桥来当。有人问过周恩来，王力是不是想当总理？周恩来说，恐怕还不是王力，王力后面还有人。指的可能就是张春桥。
　　他心里非常明白。他并不顾及保全个人的名声，他是考虑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站在为人民利益的基点上，不是为了一己私利。他在总理的岗位上，才能保护健康力量，使其有东山再起的机会，如果连他也被打倒了，这样的机会也就没有了。
　　“文革”十年，他的政府总理职务始终没有让出来。他有他的原则。他对“文化大革命”有看法，但也不好提出来反对。
　　通过“文化大革命”看周恩来，他确实是个伟大的政治家，从他身上可以学到许多政治智慧。政治是要讲韬略的、是需要智慧的。
　　记者：长期以来，周恩来担任着繁重的事务性工作。他的文章也是务实的，比较简洁，语言比较平实。虽然着墨不多，但都能点到要害处。他对有些史实讲得非常明白、清楚，用几句话就表述清楚了。他的务实作风也反映到文风上，简洁、到位。您看，是这样的吗？
　　力平：从文风讲，我觉得周恩来作为党的领导人，文章首先是马克思主义的，有中华传统文化作为根基，同时也有西方文化的影响。周恩来的中国古文的底子很深，基础很好。早期的作文，都是文言性质的。他到法国时任天津《益世报》通讯员。这张报纸当时在天津、北京是很有名的。他在法国生活一部分就是靠稿费。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实际上是总参谋长，很多文件电报都是他亲自起草的。据统计，最多时一天要起草作战电报20几个。在转战陕北时，白天是走，晚上坐下来就是批电报，答复。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时，很多文件也是他起草的。那时也没有秘书，只有秘书处。
　　长沙大火中他是自己从火里冲出来的
　　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就不低
　　记者：从书中可以看出周恩来的人格有什么魅力？
　　力平：总的体会，一个是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在长沙大火中，他是自己从火里冲出来的。事先没有人通知，睡到半夜，四周都是火，冲出去后，起初都找不到汽车。
　　周恩来是很重感情的，他对他的亲戚、过继母都有很深的感情。不管是敌还是我，都觉得周恩来是比较好接近的，是诚心对人的。
　　他对敌对方人物的评价也是很中肯的，主要从人格、能力方面加以评价。例如，他对马歇尔的评价就不低。马歇尔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形象是蛮高的。周恩来和马歇尔相处是比较好的。马歇尔后来对人讲，在他的谈判对手里，周恩来是不可多得的人物。
　　记者：编完书后，有没有什么遗憾？
　　力平：遗憾也有，一些重要的东西没法编进去。比如，大家知道的，周恩来小学时，校长问他为什么读书，他回答说，为中华的崛起而读书。这对青少年影响是很大的。但是没有留下什么笔墨的文字。
　　再就是南昌起义，影响也是很大的，他是前委书记，但是他自己也不大提。他从来把南昌起义说成是集体的领导。他在参观南昌起义纪念馆时说过，不要太突出他。
　　再就是前面提到的“反冒进”。在建国以后，他一直强调国家建设要实事求是，这也是他毕生务实精神的体现。他总强调，不要搞得老百姓没有饭吃了。“大跃进”时，有的地方钢产量“放卫星”，他就派人去实地调查，回来说，不可能。算了一笔账，炼一吨钢需要多少吨焦炭，炼一吨焦炭需要多少吨煤，你哪来那么多煤啊？没有那么多煤怎么炼钢呢？一看就是假的。
　　周恩来一生中有关他自己的自述性的材料还有许多，本书集录的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以反映他的主要经历。
　　《北京青年报》2002年3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