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哪个女明星的身高最高:大逃港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9 08:48:00
书名：大逃港 作者：陈秉安
简介：
本书是深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陈秉安的长篇报告文学，讲述的是1950年到1979年间发生在深圳河边历时30年的百万人“大逃港”事件。这是国内第一本专门揭秘大逃港事件的书籍，真实再现改革开放的窗口深圳在大变局前夜的历史。新中国成立后，绵延几十年的逃港浪潮一波接一波，这段历史一直被湮灭。本书作者以一个记者的身份，在近二十年里，一个一个跟踪寻访大逃港的亲历者，从当时的地方要员到普通百姓，从立功受奖者到因罪受罚者，从逃港后发家致富者到终生穷困潦倒者。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5）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2）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6）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3）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7）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4）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8）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9）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1）..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0）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2）..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1）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3）..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2）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4）..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5）..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9）..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6）..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10）..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7）..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11）..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8）..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1）..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5）..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2）..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6）..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3）..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7）..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4）..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1）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5）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2）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6）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3）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7）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4）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8）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9）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10）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5）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2）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6）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3）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7）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4）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8）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9）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3）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0）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1）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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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风云初变
第二节血溅闸门山
一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见到他的时候，这位当年三○团的边防军战士，已经年近古稀。他从深圳边防转业后也没有走远，一直在惠阳商业部门工作，19８１年儿子来特区，他又跟来了。他说，这一辈子像是同深圳结了缘似的。
“你也知道那回事啊？”他反问我，“你们记者也够会钻的。”
对于５0年前的那一次“闸门山事件”，他记忆依然十分清楚，并且愿意告诉我。
“但有个条件：不要提我的名字。”
我理解，这段历史虽然解密了，在他们心里，还是惴惴不安的。
二
“那是1956年的９月，或者是１０月吧，几号我记不清了。当时我还是一个新兵。”王志刚（化名）说。
事情是这样的。
我站岗的地方就在闸门山，就是现在从深圳往沙头角去的路上。有人把它说成夹门山，那是错了。为什么叫闸门山呢？因为我们这边的山离香港那边的一座山特别的近，看起来就像一座闸门一样。
那天大约是上午11点，太阳暖融融地照着，叫人昏昏欲睡。我觉得那时也怪，太阳都不像现在这样烤人。我抓了枪在边境线上走。
突然发现身后的树枝在摇动。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2）
“谁？”
“是我——”一个30多岁的汉子笑着向我走过来。我认出是部队请来打石的工人班长老潘，潘子良。
“你来这儿干什么，这是禁区！”我严肃地说。
“我来看石头，那边的石头都打完了。”
“你不要过来了——这里是警戒线了！”我警告他。
“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会逃。”老潘还在笑眯眯向我靠近。已经就要到我身边了。
“你站住！要不我要鸣枪了。”
“怎么这样——”
潘子良的话还未说完，我刚把冲锋枪朝天举起想吓吓他，突然被身后的一个人抱住。
我猛地感到头上被重重的东西击了一下，便“扑通”倒在地上。
“哔——”一声尖锐的口哨声，从山头上的灌木丛中猛地冲下来三十几个人。中间有妇女，还牵着两个五六岁的小孩。潘子良大喊：“快——过河！”
“扑通”“扑通”“扑通”只听得一片水响，一片水花。几十号人跳进了水浅得只盖脚肚的深圳河。
就在这时，猛听见山头上“哒哒哒……”“哒哒哒……”的枪声，冲锋枪响了！
我对照着档案材料看了，事情发生在1956年10月6日。
１９５６年下半年，驻深港边境的边防部队接到国防部命令，要在边境旁的梧桐山脚下建一个大的国防工程，据说是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亲自批准的。山洞要大到可以开坦克，于是要招募一批民工开洞。
但是，深圳镇上的人大都只会做生意、开铺子，不会打石头，更不会砌石墙。砌地下的工程，得请外来的民工。
８月的一天，有人给梧桐山下的边防驻军引来了一个湖北口音的中年人，部队领导一看，虎头虎脑，像是有一把子气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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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3）
“叫什么？”
“潘子良。”
“干过活吗？”领导问，关心是不是劳动人民。
“干过的——在家专干粗活。”那人说。
领导点点头：“什么成分？”
“贫农。”
“嗯，把你的手给我看看。”领导说。
那人伸出手掌来，领导在上头磨了磨，粗粗的，结了茧，果然是干活人的印记。
“好吧。你留下来。”领导说，“以后你就是班长，打石民工班的班长，过两天你就去招民工，快些去，活很急。”
两天以后，潘子良来到了东莞县石龙镇的一家旅店里，他的四个朋友正在苦苦等他。他们是龚维卫、杨照业、王国忠、任殿奎。
五人都是在原籍无法存身的国民党军、警、宪人员。而潘子良则是正规军中被打散了的国民党军官。家乡“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后，他们呆不下去了，只好流落在衡阳一带做泥水匠。谁知“清查反革命”一地接着一地，看看衡阳也无法呆，五人又从湖南逃到了江西，藏身在赣南的一座山洞里。
住山洞的日子也不好过，每天像野人一样，到山坡上掰点苞米、到山户人家门上偷点粮食过。终于有一天，龚维卫在下山寻食时让人发觉了。山洞不能再呆了。
“潘哥，往下怎么走呢？”几个人躲在农家防野猪的茅棚里又冷又饿。
“逃香港去！”潘子良是见过世面的，“咱们的人都去那儿了，共产党管不到那块天。”
“好啊，可那地方去得了吗？”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4）
“去得了，从深圳跑。”
“深圳我知道的。”龚维卫说，“有铁路，我去做过生意的。”
潘子良说：“就一条河，过去就到了香港。以前可以过桥，现在让共产党封了。”他说的是罗湖桥。“我们早点行动就好了。”
他们很快到了广州。
潘子良带了些干粮，先去深圳镇打探，打算摸到了虚实，再靠近深圳河。竟然乘黑夜溜进了边防线，平安到达了深圳镇。
出乎潘子良意料的是：一观察，深圳河边上边防军来往巡逻，镇子里走来走去到处是民兵。潘子良傻了。没想到边防警戒这么严。
“要是不行，”潘子良想，“那就又得折回去，朝云贵走，从西双版纳那条线逃缅甸了。”他对众人说。
正当潘子良准备往回走时，情况又变了。
潘子良到杂货店买一包烟，发现一位军人正好也倚在柜台上买烟，他很快发现那军人口音中的江苏味。
“兄弟敢么是徐州人？”机灵的潘子良问。
“你怎么知道？”那军人马上便来了兴趣。
“我是泗洪的。”潘子良说。
“啊，那不远啊。”那军人说，“你怎么上这来了？”在南方这么个边远地方能遇到江苏老乡，军人显然很高兴。
“出来找碗饭吃啦。你知道，咱们家乡日子苦啊。”潘子良递上一支烟，“听说香港那边要人干活，就想去干份活。”
那人大惊，压低了嗓子：“你怎么还敢说这话！你是溜进来的吧。那是几年前的事，现在不行了，要坐牢的，知道吗？”
潘子良显得“懵”了。
那“江苏军人”接着又问：“你没办边防证的吧？”潘子良点点头。
“我就知道你胆大包天。你还是快点离开这。我没抓你算看你是老乡了。”军人说。
潘子良显得可怜巴巴的：“我回去也是老婆孩子干挨饿。再说，咱老家都千多里地，怎么回呀！出门靠老乡，你给行个好吧。”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5）
“行好？行啥好？要我也坐牢呀，快走——”那人推着他走，猛地推着厚厚背脊的手停住了，“你在家干过力气活没有？打石头。”
“打石头？”潘子良心头一喜，“打过啊，你们要人干活？”
“会砌墙不？”
“会啊，我干过这行啊。”
绝处逢生！
“算你小子福分好，正好找不着人，你跟我去见我们连长，碰碰运气。”
两个小时后，潘子良回到旅店。龚维卫等四人正等得焦心，以为潘子良出什么事了。
好差事！潘子良把事情同四个朋友一合计：到深圳河边上打石头，那不是送个机会给我们跑吗？
潘子良把人一一领到连长面前，让连长挑。连长是个爱兵的，看着这一排精壮的后生，捶了捶龚维卫强壮的胸肌，显然很高兴，对那江苏兵说：“挑得不错嘛，我们全要了。”
“谢长官，谢长官！”五个人一个劲地鞠躬。
“你们说在哪儿打呢？”连长望了一下山头问。
“长官说在哪儿就在哪儿吧。”潘子良回答，其实他早瞄中了一块地方，对他的江苏老乡说过了。
“就在闸门山吧。”江苏兵在一旁说，“那儿青石多，还都露苗了的。”
“那是禁区呀。”连长有点不放心，但压头的任务更让他着急。“都是贫农吧？”连长望了望劳力们问。
“都是！”潘子良带头回答说。
“贫农就好，你们要提高警惕。对面有时朝这边放枪的。”连长说，“明天我通知一下三排，你们去就是了。”
“是！”潘子良太高兴了，照着部队的样式行了个礼。
这时，连长皱了一下眉头。
后来在追查责任时，这位连长回忆说：“我当时也奇怪，怎么那家伙敬起军礼来，姿势那么正规啊？”不过他没有再往去深处想，工程任务太急。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6）
打石队建立起来了，在从深圳镇到沙头角之间的山路边，开始搭起帐篷，烧起炊火，替建山洞的驻军供应石料。打石队也很快发展到二十几人。
潘子良看准闸门山是有原因的，第一，这儿离深圳河最近，地势最有利。
从香港那边延过来的山头，同从深圳这边滑下去的山头，在这地方好像就要拉上手了，隔开仅仅几十米，像留着一道闸门。浅浅的深圳河就从这“闸门”中间穿过去。
靠河边是一段斜坡，向香港方向倾斜，有利于快速冲跑。
潘子良计算了一下，只要到达河边，冲过深圳河，就是再慢，也只需20秒左右的时间。这是任何人都可以做到的。
第二，这儿是边防军三排与二排接岗的衔接点，容易出现衔接上的时间差。埋伏在山上的打石工们，完全有可能抓住宝贵的“20秒”。
打石队中，又有人提出了“新思维”。
“大家都是有家有室的，有了这么好的机会，不能只管自己跑。”龚维卫说，“不如把老婆孩子都接来，一起过香港去。”
杨照业对潘子良说：“也对，反正要死一起死，我也去把你二姐接来。”杨照业的老婆就是潘子良的二姐。
潘子良犹豫了。他以前不是这么想的，尤其是在江西躲山洞时，想的是如何保命。现在命保住了，大伙儿想法又多了。这渡河是件难事，危险性极大，弄不好是要死人的。他想的是让五个男人先逃出去，在那边定下来，找机会再回来接家属跑。
但是，二姐夫说到自己的姐姐，弄得他的心也有些动了，他不由想起自己的妻子，她正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呢。
“子良，你想想，如果我们能过去，分隔两地，要再回来接他们，恐怕就是一句空话了。”姐夫杨照业悲伤地说，“一家人这一辈子就这么分开，让他们在共产党手里挨斗受苦，我就是过了河也活不安生啊！”
有的人眼圈都红了。
“行吧！”潘子良同意了。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7）
“他们早晚要派人出去招打石工的，顺道就去内地接人。但是，只能是带老婆一个人！”他对杨照业说，“孩子都不能带的，记住了吗？跑不动，要害事的。老婆接来，这儿是不准进的，都放在石龙镇，有火车，来这很快的。等这边的通知。”
10月５日，杨照业偷偷来找潘子良，告诉他一个消息：“家属已经到了石龙。你老婆也到了。”
“好。”潘子良眼里的火花一跳。“那就把他们领过来。”
“怎么领？”
潘子良吩咐道：“你和大家都准备好。我到部队去开招工的证明，开了马上到石龙去接人。人到了深圳后，我们走山路来与你们汇合，看准机会就从闸门山冲过去！”
杨照业想了一下，有个疑问：“是单个偷偷过河好，还是集体过河好呢？集体涉水目标太大了吧？”他眼睛看了潘子良半天。
对于这个技术上的问题，潘子良没有回答，只是说：“你先别问这个，听我的。人到了再说。”
三
潘子良带了龚维卫和任殿奎，拿到了证明，迅速到了石龙的车站。可是一看，立刻又叫他凉了半截。
不但几个人的老婆来了，而且跟来了四个孩子，一个十二三岁，三个才五六岁。
“叫你们不带不带的嘛！”潘子良生气了。乱弹琴啊！哪有拖儿带女去偷渡的！
但看见这些女人孩子，一身褴褛，同叫花子也差不多了，是不知吃了多少苦才挨到这里的。他又叹了一口气。
这时，他的头脑中闪过一个念头：咬咬牙，把四个小孩扔在石龙车站，让他们自己讨饭回老家去，大人则赶快奔深圳河。但是，他犹豫了。当看见多时没见任殿奎的孩子一声“爸爸——”亲热地扑在任殿奎身上时，他的鼻子也酸了。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8）
潘子良无可奈何地瞪了杨照业一眼：“全都是你们害的！现在是要退也没得退了，往下就拼命吧。”他对任殿奎说，“就看我们命大不大了。拼过了深圳河，你们一家人过上安心日子。要是拼不过，大家就一起死。”
大家一时黯然。任殿奎的老婆便流着眼泪说要带孩子回去。
“算了！”潘子良一看情绪不对，马上安慰说：“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不就是一条河吗？有什么了不起？几分钟的事。明晚到了香港，你们一家请我吃团圆饭！”
大家似乎又看到了希望，露出一丝笑，情绪又上来了。
“宽不宽的嘛？”任殿奎的妻子有点恐惧。
“不宽，就只几米，水又不深，跨过去就是英国的土地，下水他们就不能开枪了。”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小孩，”龚维卫说，“怕他们哭。”
潘子良皱皱眉：“大人背着，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不能出声，小孩不准哭。哭就拿手巾捂住！听好了啊，别到时候下不了手！”
一群人没有声息，但只有一个意思：放心吧！都横了心了！
“上车吧！”
十几人就这样上了火车，往深圳去。
一到深圳，潘子良就直奔派出所。
潘子良原来以为凭边防部队的证明，派出所会给他们一行开出去沙头角禁区的通行证。但是，那办证的人是个老公安，他拿介绍信看了半天，又看了看潘子良，表示怀疑：“你不是招人到沙头角打石头的吗？还带些女人小孩去干什么？”
潘子良笑着递上一支烟：“是家属，嘿嘿，去煮饭的。”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9）
老公安用肘把递来的烟碰开：“煮饭？小孩也会煮饭吗？不行，通通回去——要探亲也只能在深圳镇上见。”
老公安拿出笔在纸上写下：“可在深圳旅店住宿，不能进入边防禁区。”撕下来递给潘子良：“去吧，同意这些人在深圳住旅社。三天。”
事情大出潘子良所料。他只好拿着住宿证明，出了派出所。
大队还在闸门山那儿等着呢，现在，管不了什么“禁区”不“禁区”，只有冒险领着这帮妇女小孩往禁区走了。
天昏黑，他们出了镇子，就看得见高高的梧桐山。路上有警戒，他们提心吊胆，绕着山走，沿着梧桐山脊翻过去。
那天正好部队杀了猪，大部分士兵都聚餐去了，值勤的不多。熟悉道路的潘子良得以带人避过了岗哨，爬过了梧桐山，来到了边界附近。
杨照业早已领着一群打石工在草丛中等着了。
“到底来了。”杨照业看见潘子良领人来了，不知有多高兴。其余的人看到自己的亲人来了，都欢喜得抱成一团。
“不许高声！”潘子良制止团聚了的人们。他点着脑壳把大大小小的人清点一下，包括后来招来的打石工，一共是32个人。
“好的。”潘子良说，“大家都听从我的指挥。”
现在，深圳河与对岸的香港已经历历在目了。“大家看见了吗？”潘子良指着山下亮着灯光的铁丝网说，“就是那——铁丝网下面的那条河，就是深圳河。”
一条带子一样的小河，在昏暗中闪着白光，轻轻松松地向远方流去。隐约看得见，山下边有端着枪的边防军在走来走去。
河那边是一片平原，平原上有些稀稀落落的屋舍。“那就是香港新界，我们就要胜利到达的地方！”
他说：“今天夜里大家先躲起来，明天白天再过河。”
“明天白天？”有人不明白，现在夜间正是好时候啊，为什么不利用夜色作隐蔽冲过去。
“你们不懂，他们巡逻的重点就在晚上。白天这一线两公里只有两个巡逻的，晚上就有十几个，你穿针都穿不过去，等于是送死。”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0）
潘子良用树枝在地上划着，把他的分析告诉大家：“我们现在的位置离河边已经不到一千米了。靠河是一片灌木。明天冲河前我们可以接近灌木丛，到达离河两百米甚至一百米处。越近，当然冲河的时间就越短，越容易成功。”潘子良交代说。
“他们明天那班岗是早晨8点换岗，到那时候这一公里的边防线，就只两个人巡逻了。他们两个人，要看一公里的芦苇灌木丛，我看，怎么都看不过来。”潘子良继续说。
“我为什么把冲河的时间选在十二点前的十分钟？这是他们最放松的时候。因为已经站了快四个小时了嘛，快换岗了嘛。太阳又大，人最累。”潘子良说。
“我看表算过了，他巡逻过去再转身回来，到看清这边发生的情况，大约需要5分１０秒以上的时间。我们那时离边界已经很近，5分钟还跑不了一二百米？跛子都行了啦，过河才几秒钟。等他们回头来巡逻到这里，”潘子良手中的树枝指着闸门山的山脚说，“我们已经冲过了河，他们想抓也来不及了。下了水就平安了，他们就不敢开枪了。”
大家不能不对这位出缅打过战的连长投过去佩服的目光。
“好了，没事了。现在，大家养好精神，睡觉去。”
所有的妇女儿童当夜就在梧桐山的灌木丛中睡了。打石队的人全部回山下的营地，一切照常，以免部队的人突然来访发现。
第二天一早，潘子良突然出现在山头上。
“起来——起来。”大家起来时，发现潘子良轻装打扮，绑腿、武器是一根木棍，已经站在一个小坡上了。大家便很快地集合。
“我们拼命的时候到了。”潘子良说。
大家都有些紧张。
“我把话给大家说明白了：像我们这些人，就是回去也是给共产党抓起来，进监狱、枪毙。反正一个字：死。只有拼出一条命来冲过去，才有一条活路，才能挺起腰来做人！”
他突然“沉”了一下，显得有些悲痛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1）
“我为什么要32个人一起冲呢？”眼圈有些红，“有些弟兄还不明白。他一个哨兵再有本事，回过头来，也抓不了我们３２个人。就是开枪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能冲过去30个；打死我们10个，我们也能冲过去2２个。值！”
大家一下子都静悄悄的看着潘子良。
有女人在“凄凄”地哭……
“不许哭！”有人制止说。
潘子良说着眼泪也往下掉：“过河时男人都走在最后，我在最后的最后——我也许会死，要是我死了，我的儿子拜托各位了，他现在住的地方是××省××县××乡××村。各位将来好了，要还记得我潘子良，能回来把我儿子也领到自由世界去，给我多烧几炷香，我就感激不尽了。”
一片死前的寂静。
“记住，到了香港的人，将来好了，发了，不要忘了死了的人啊！”有人说。
几个女人的哭声由于被抑制而显得格外凄惨。奇怪的是小孩似乎感觉到事情的危险，反而一点也不哭，只是紧紧地贴在女人怀里，根本用不上原来准备的毛巾。
“走！”
潘子良猛地变得凶狠异常，拿了一根木棒：“我先上，先干掉那个当兵的，然后大家听我的命令，冲！照业，走！”
潘子良的分析失误了，因为那次新兵王志刚没有巡逻到一公里外的顶点处，就提前转了回来……
四
烟卷烧起的青烟袅袅上升，那是从坐在我对面的王志刚嘴边飘过来的。
“杨照业抱住了你的腰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二节 血溅闸门山（12）
“不是很清楚了，后来告诉我是潘子良在我头上打了一棒，当时我只知道，眼里是一片金花，耳朵里嗡嗡的，什么也看不清，就迷迷糊糊倒了。后来，我依稀听见劈劈啪啪的，像平时炒豆子的声音，我马上意识到是枪声，顿时清醒了许多，我知道那是开枪了。我想爬起来，可是爬不动。就有人来救我了。”
“你还看见了什么？”
“眼睛看不清，蒙眬中，好像有被打死的越境者被拖过河来，男的女的都有。”“再后来呢？”
“再后来……”他似乎在搜寻着记忆。“我记不起来了，已经在医院了。留下了这个——”他拢起头发，头上有块疤。
有一种说法是，当32个越境者一齐冲向深圳河时，可能是被枪声吓懵了，有小孩突然往回跑，潘子良于是又回过头来，跑向北岸去抱小孩……
“闸门山事件”内部通报
2009年5月，当我去向那位向我提供线索的香港老板问询文章意见时，两鬓白发，年近六十的他正忙着准备参加一个政协招待会，由于对特区建设作出的贡献，他新近被评为“优秀投资商”。
“是的，是这么回事。”他的声音有些颤抖，把我的文字在手中缓缓抚摸着，眼圈都红了。“谢谢你，谢谢你，记者先生，我已经很满足了。”他摘下眼镜来擦着眼睛说。
我发现老人的声音在颤抖：
“这是一段惨痛的历史。一个民族要是内部对立，会给百姓带来多少惨痛啊。现在，谁是谁非并不重要了。连战都回来了，两党握手了。温总理都要我们捐弃前嫌了，还有什么呢？重要的是中国人都记住有过的这一段惨痛的历史，不要让它再发生了。”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1）..
第三节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一
1955年下半年，有一位着花条格衫的香港中年男子，在经过罗湖桥时因为带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规”的行李而被带到了调查室询问。在调查室里，中年男子突然提出要同深圳市某机关某人通电话的要求。
十几分钟后，一辆吉普车开来把香港男子接走。
神秘的香港男子被带去宝安县公安局，接待他的是一杯清茶、一把蒲扇，还有一位宝安县公安局的领导。
“辛苦了，辛苦了。”公安局的战友握着香港男子的手摇着。
香港男子说的是广东的客家话。局领导李馨亭是北方人，所以当时在场的还有侦察科懂客家话的小Z。充当“翻译”。
“４号同志叫我向你们问好。”香港男子说，“他叫我口头带来情报：刘立福为陈镜辉收买，过河来爆破铁路。国庆节前就可能从香港莲麻坑一带渡河。请你们注意防范。”
半小时后，宝安县公安局的院子里，有个工人在单车后尾搭着该名香港男子进入深圳火车站，消失在回香港的人流中。
香港情报机构不通过其他途径，而是派人亲自过河来送情报，说明此一情报的机密性。
50年代的宝安县公安局局长李馨亭在办公室向作者回忆深港边境往事
陈镜辉是什么人？刘立福是什么人？这位中年男子送来的情报说的是什么呢？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2）..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建立后，退缩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在派遣特工潜入大陆，策动对红色政权的颠覆破坏。台湾海峡不易跨越，中立的香港自然成了国民党势力潜入大陆的最好通道。
当然，共产党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圳河北边早作戒备，布满眼睛。据说，广东的一位作家在公安部门的陪同下参观罗湖桥时，问：“我们的地下线索在哪里？”陪同者指着布满车站前的杂货店、报摊、卖云片糕的小贩说：“这些人中有一半是我们的人。”
双方的情报部门都在竭力利用香港。
据说，在香港，有人是专干“贩卖情报”这一行的：共产党给钱，给共产党弄情报；国民党给钱，给国民党弄情报。谁给的钱多，情报给谁。
当时，国民党针对深圳河边境的特工组织主要由台湾的“中委二组”直接指挥，首领是一个宝安县观澜乡人，名叫陈镜辉。
双方的“特工”虽然彼此从不见面，却非常“熟悉”。李馨亭等人清楚“中委二组”头目是谁，隶属台湾的哪个系统领导，最近主要的行动目标是什么。陈镜辉同样也知道：河对岸那个对手叫李馨亭，是山东东明县人，老家地名叫五霸乡。甚至连李馨亭什么时候南下、老婆在哪儿上班，他手下最得力最英俊的侦察员周水君最近在同一位姓杜的女教师“谈恋爱”……他们都清楚。
所谓高手过招，谁也不服谁，往往是你策反了我一个人员，我还你一次秘密爆炸……角力，在无声地进行着。
1955年，台湾方面给予“中委二组”指示：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节期间，派人偷渡过河去，炸掉广九线的一段铁路。
一旦铁路瘫痪，按时驶入广州和香港的列车突然停开了，消息会很快传到国内外，这不仅会在广州和香港造成恐慌，还能在国际上造成中共政局不稳的假象。
“上百公里的路段，在哪里放颗炸弹不行啊？以各位对宝安县的熟悉，不说放颗炸弹，就是放颗炮弹，也只是湿湿碎（小意思）的事啦！”陈镜辉端了一碗酒，绕场一周，敬着各位兄弟。
“小意思，小意思。”众弟兄一齐举杯。
陈镜辉在会上布置任务的事，第二天就成为宝安县公安局秘密会议桌上的讨论题目。以致后来被捕的国民党特工不能不摇头感慨说：“还以为我们的内线厉害呢，你们的更厉害！”
但实际上，宝安县公安局知道的也只是计划的表层，“中委二组”的核心组织还没有人打进去。这个计划派谁来执行？偷渡走什么路线？手法打算怎么样变化？依然不清楚。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3）..
当时可以判断出来的只是：执行人很可能不走罗湖桥的正常通道，而采取从深圳河边芦苇丛偷渡的路线。这是因为从罗湖桥以“港澳同胞探亲”身份通过，必须接受严格的检查，带上炸弹不容易；而陈镜辉身边有不少宝安县人，熟悉地形从深圳河一带偷渡，较为容易。
让李馨亭感到为难的是，边防线这样长，很不好防。过河就靠近铁路了，放个炸弹就是几分钟的事，对于熟悉边境的人来说，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要避免“爆破成功”，最佳的办法办法当然是：掌握核心机密，得到偷渡位置，在“人”一过河时就先抓住。
宝安县公安局把得到更“进一步机密情报”的要求向上级提出来了。
真要感谢那位神秘的“4号”，现在，情报送来了，准确地指明了：人叫刘立福，渡河的位置在莲麻坑一带。
有人，有方位了，事情好办多了。
至于送来情报的4号究竟是谁？这连当时宝安县公安局的最高层也不清楚。也许就是前面说的代４号问好的中年人本人：“宽脸膛”、“三十多岁”。
当然，也许根本不是。
二
“刘立福。”侦察人员打开秘密档案，细细寻找着那个准备过河来爆炸的人。
找到了——所有必须注意的人物，都在秘密档案中记录着。
“刘立福，男，宝安县平湖白泥坑村人。文化程度，高中。未婚。1950年由蛇口乘船偷渡去香港。”
下面是有关人员对刘立福的外相描写，也在记录中：
“20多岁，白净面皮、面貌俊秀，有点像女人。人非常机灵、善变，行动诡秘。喜欢同女人说笑，好色。说话时喜欢用食指和中指并合打手势。”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4）..
据说刘立福在读书期间还被“中统”相中，学习过有关的谍报知识。
由于宝安县的偷渡者过河之后，往往会找不到工作。国民党的特工组织便常常在偷渡者身上做工夫，发现好的“苗子”便下工夫培养，然后再派过来。
刘立福一偷渡到香港，陈镜辉就把他网罗为准备送往台湾深造的“重点训导对象”。
有趣的是，据说，当时中共在香港的情报人员也注意到了刘立福，开始还准备把他发展成为中方的谍报人员。当时有关方面的指示是，只要刘立福不是死心塌地为国民党服务，他可以脚踏两只船，为国民党方面提供一般性情报，以掩护自己，而暗中应为我们提供更机密、更重要的情报。
但是，刘立福的一个叔父在镇反时被共产党枪毙，他反共立场很坚定。陈镜辉用重金把他发展成“中委二组”的谍报人员后，他拒绝了中共驻港情报机构对他的“收买”。
对于这样的危险人物，广东省公安厅特别指示：一旦偷渡过河，立即利用机会，执行武力抓捕！
陈镜辉选择刘立福，当然还考虑到刘立福是宝安县当地人，说话、利用地形，都有条件。反过来说，一个操江浙口音的人，一接近边界就会被监视。
但陈镜辉万万没想到，选择宝安县当地人，又给宝安县公安局的侦察人员对爆破点位置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可供判断的条件。
情报分析人员认定，因为被派遣人一般会选在自己熟悉的地段下手，刘立福不可能选择到深圳镇或者龙岗乡等他根本不熟悉的地段去作不必要的冒险。所以，“中委二组”计划的爆破地点，很可能就在刘立福长期生活过的广深铁路的平湖一带。这就大大缩小了防范的范围。
很快，在准备“过莲麻坑便抓捕”的同时，宝安县公安局还作了如果“抓捕不成”的第二手应对：广深线的平湖及附近路段的警戒，在暗中加强，变得水泼不进。
根据4号提供的情报分析，刘立福的潜入爆破时间，可能是在1955年的国庆节前后，所以到了9月的下旬，一切抓捕的工作都已做好，只等鱼儿上钩。
但是，时间在一天天过去，没有动静。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5）..
东莞县石鼓墟青乙乡妇女吴玉带着三个小孩捶胸大哭，想去香港。高呼：“冒得食饿到死。”见广东省委（５６）字第１３１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
显然，上报文件是有意披露群众在罗湖桥边，迫切要求去香港的凄苦情状的。
按照往常的做法，那些擅自进入边防，而且在“影响着共和国形象”的人，是要被强行驱赶离开罗湖桥的。但是，这一次有关方面却显得格外的“宽松”，竟没有提强行遣返群众，在一些场合反而站在流浪群众一边说话：“既然人民群众有了困难，我们难道能见而不管吗?”
这样，在“强迫入社”而导致群众逃港的情势下，本来就希望上级“放宽”的宝安县委，由于灾民事件的出现，找到了更多的向上要求“放宽”的理由。
上级，即广东省委，分明也在配合宝安县委的要求。
20天后，即1957年的6月28日，广东省公安厅便向广东省委、省人委上呈了报告，称已经研究出了“放宽”的具体措施，请求省委、省人委批准。
很快，一天以后，即１９５７年的６月２９日，广东省委、省人委便向各地批转了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外的第一次向香港的“放宽”，就这样出台了。
批复称：
省委、省人委同意省公安厅关于放宽人民群众前往香港的请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希各地认真研究执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们。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１９57年6月29日
“批复”所称广东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即是“放宽”。放宽的范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的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在珠江口以东靠近香港的地区，包括惠阳、汕头两专区的各有关县，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6）..
这中间，宝安县边防开放的程度是最高的。出境的“秘密口子”包括“沙头角区的梅沙、盐田，福田区的沙嘴、沙头、石下、沙尾，南头区的白石洲、后海、粤海门、湾下，蛇口等地”。
在这些地方，群众可以“凭证件到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外出”。
除非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群众只要向村治保主任申请，即可办理证件，“均可批准其出口”：
一、有现行反革命活动。
二、正在执行管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三、专案侦查的对象。
这就是年纪在６５岁以上的宝安县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所谓“５７年大放河口”！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某种原因的打断，文件所设想的还将“正式放宽和取消入港限制”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广东省委的下一步政策。
但是，谁也没想到，文件下发不久后就突然被收回！
这是因为情势的发展，突然变得不可控制！
“开放河口”的秘密文件还刚刚在县一级传达，还没有到基层去，“可以自由去港了！”“边防军秘密引路出去！”的消息不知怎么就突然传遍了宝安县，接着飞快地传遍了惠阳地区、广东省。
风集云汇，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广东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上来了。
宝安县委在１９５７年向省委政法边防部、省公安厅、军区司令部等呈递的报告中惊呼：“自今年7月以来，我县群众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况是解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其中尤以７月份最为严重。由个别到集体、有组织……”
“从东莞乘火车经我县平湖下车，最多的7月14、20、21日，每天成群结队集结边境偷渡，每天晚上均有1000余人。”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7）..
“一个突出严重的问题，已经从边防到内地，从大人到小孩，从暗中到公开煽动，日益发展成严重趋势。”
“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中竟外逃了13人，不久，连剩下的2个也跑了。”
“沙湾乡团支部26个团员中，除了6个表示不会逃以外，有20个团员在准备外逃。”
“集结在乡府和派出所要领通行证，未达到要求就无理谩骂我干部。”
边境的铁丝网边涌满了群众，边防也承受不住了。各种告急的汇报不断从边境发到宝安县委、省政法边防部甚至中央的桌案上。
汇报材料称，有情况表明，群众的外流正在逐步蔓延到内地，湖南、广西农村，已有数县得讯的群众准备涌港。
港英当局也慌了。香港的报纸惊呼：“共产党偷放河口，难民潮水涌港！”“中共违背中英对等原则，出入平衡被破坏。”所谓对等原则，就是每天港英方进入大陆多少人，大陆才可放出多少人到香港。
不良的国际影响出现了：英国的本土主要报章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深港边境“难民涌入香港”事件。英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发出了“照会”。
香港的左翼人士也向北京惊呼：“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北京也紧张了，直接质问宝安县委是怎么回事，命令“从速反映情况”。
在难以控制的形势面前，广东省委、宝安县委，都不敢再走下去。
1957年10月6日，宝安县委政法边防部向上级提交了题为《关于放宽群众去港及外流情况的总结报告》
在回顾了几月来的边境“放宽”后，不能不提出要采取铁腕措施。重新封锁边界，一边又再拾“阶级斗争”的法宝，号召宝安县的群众起来：“坚决打退外逃风”！
报告称：“凡是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自己偷渡，或为首积极参与煽动组织偷渡，带渡引渡者，经查证实后，一律依法逮捕惩办。”
“凡是放弃正当生产，专门进行引渡带渡的，不论其什么成分，一律逮捕，予以判刑。”
“虽属基本群众，经教育不改的应判处管制或逮捕法办。”
“凡属无合法证件进入边防区的，可由当地民兵扭送当地公安派出所拘留审查……”
深圳河边的铁丝网下，荷枪实弹的部队增加了，有行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如参与偷渡逃港，可以被判刑，以至枪毙！
一时，正在惠宝公路、平湖铁路沿线潮水一般涌向边界的满怀热望的群众，惶恐地停住了脚步。
潮水在宝安县北打了一个圈后，又逐步向北退去。
……
有人曾评议过中国农民的盲目性，常常是盲目而起，盲目而退。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8）..
“我记得是26号下午开的会，27号我就与叶盛湘、周水君去了白泥坑村。”老公安陈恩祺回忆说。几十年的事情，至今还记得在哪一天发生，可见老侦察员独到的记忆力。
“我们去的时候，民兵队长还不以为然呢，”陈恩祺说，“还说，不会吧，刘立福人挺老实的呀，他怎么会干这个呢？”
白泥坑的山上，有一条小路，是刘立福要潜回来必走的，十几个民兵，还加上我们公安局的五个人，提前埋伏在路边上。
虽然是四月份，天气已经是闷热难耐。尤其是夜晚，十几个小时趴在草丛中，蚊子一团团地来围攻人。“也许是太盼望抓到刘立福了，蚊子叮在身上都没感觉了。”老侦察员们回忆着。
“28、29、30——”他掰着指头说，“我们就这样在草丛中整整等了刘立福三天。没来。”
“五月一号晚，大约11点的时候，我伏在地上累了，正想到偏僻处小便，猛听到笋岗桥方向‘轰——’地一声巨响，爆炸了。”
“狗日的，给他爆炸成功了！他根本没有上白泥坑来！”
刘立福顺利地在平湖附近完成了爆炸。
这是怎么回事啊？他过境时也没有被抓住吗？
刘立福是怎么爆破成功的呢？这在当时成为一桩轰动的疑案。
据后来侦破的情况，狡猾的刘立福突然不选择他熟悉的莲麻坑路线偷渡，而选择了他不熟悉的从香港新界到深圳黄贝岭的路线偷渡。那儿深圳河上有一段芦苇特别密。据说，这条路线是他从被香港方面收容的偷渡者口中得知的。
“当时，我也早有一点预感，这家伙可能爆破成功。”另一位侦察人员说，“因为据香港方面情报，他应该在4月28日就已经离开了香港，就是说，我们有三天时间失去了他的踪迹。对手在我们的眼皮底下消失了这么久，这是个非常危险的信号！”
那么，这三天中，刘立福到哪儿去了？
直到后来刘立福被抓获，才揭开这个谜。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9）..
为了隐蔽行踪，在到达了深圳方面的黄贝岭后，刘立福哪儿都没有去，就一直趴伏在酷热的稻田里，整整躲了三天！全靠干粮和露水生活，根本就不接近铁路，也不回他的老家。就这样，他凭着坚韧的毅力，终于得以在宝安县公安人员的眼皮下消失三天，无法跟踪。
“这个人好耐心啊！”老侦察员们至今还感叹说。
好个刘立福！
那么，他又是如何接近铁路而未被抓获的呢？
其实，哨兵是有机会抓住他的。刘立福在4月30日时已经第一次接近了目标，即平湖的布吉桥一段。那是深夜两点。那时，在严密的警戒下，只要一行动，他就可能被生擒。然而两点半左右，负责埋伏的铁路公安中，有人熬不住了，点了一根烟。据后来刘立福交代，就是这两下红闪提醒了他，使他停止了冒险，再次折回到隐蔽处。
潜伏在草丛中的刘立福发现，他的行动已经暴露。可能内部有共产党的内线，不然，自己要爆炸的目标，怎么会突然有如此严密的监视，并且设有潜伏？
面对密密层层的潜伏哨，刘立福想：回去肯定不行了，他已经给陈镜辉立了军令状。只有麻着胆子，炸！不管在哪里，爆破了一段就算成功！
于是他横下一条心，抓住时机，还是要接近铁路。
5月1日深夜，他离开了布吉桥，像蛇一样滑到了深圳铁路的另一段，即清水河路段附近，在草丛中苦苦等待时机。
由于兵力都抽去防“重点”了，这里的巡逻要松弛很多。他悄悄等着：十点、十点半、十一点！
就在巡逻哨过去的几分钟时间里，他突然窜上了铁路，安放下了炸药，飞快地点燃了引线……
清水河路段的铁轨被威力巨大的烈性炸药炸翻了十几米。
第二天，通往香港的广九火车停开，数千旅客停滞在香港和广州车站。
香港、台湾的右翼报纸没命地狂呼：“爱国志士英勇爆破”“共党五一节一片恐慌”。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10）..
趁着人们的注意力为昨晚的爆炸所吸引，天刚蒙蒙亮，刘立福已经按照原路，经罗芳村附近的山地，平安回到香港。
刘立福炸损铁路被看成“中委二组”的巨大成功，受到了台湾国民党情报组织的高度嘉奖。在庆贺酒会上，陈镜辉高举酒杯不可一世地称：“我们现在有了一位可以来往深圳河如入无人之境的‘英雄’。”
当记者问他“英雄”叫什么名字时，陈镜辉说：“我们暂时无法告知英雄的真实姓名，这要等到我们成功光复大陆以后。不过我们已给他一个绰号，你们可以在报上这样称呼他：‘飞鱼’！”
当时负责深圳保卫的公安局副局长李馨亭，在１９５６年被免去了职务，调往广东省龙门县。
四
广东省公安厅震动了！
北京公安部也生气了！
最高国家安全部门严词切峻，为此事专门成立的工作组赶到了深圳，带来了公安部部长罗瑞卿亲自签署的命令。
“公司”（当时中南军区公安军司令部的代号）严令限期破案。
抓住他！一定要擒获这条为大陆安全带来巨大危害，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声誉带来巨大损失的所谓“飞鱼”！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有关部门不得已动用了香港“4号”。
正当“英雄”刘立福在灯红酒绿的尖沙咀“泡”得晕晕乎乎的时候，他的死期也已经逼近。
一个月后，他突然接到更高的“上峰”急令，因广州地下反共组织要加快行动，急需电台，着“飞鱼英雄”刘立福立刻携带电台部件赶往广州。此次成功后，他将不再在香港行动，台湾当局将提升他去台湾特工总部任职。
对于上司的器重，刘立福兴奋不已。在“胜利”的狂热中，他向陈镜辉表示：３天内可以成功返回。“共产党的防线”“不过是薄薄的一张纸”！
40多年前被称为“飞鱼”的国民党特工刘立（又名刘立福）被判死刑的报道
《大逃港》：第一章 风云初变 第三节 深港特工秘密战——活擒刘立福（11）..
他，太骄狂了！
只有老练的陈镜辉对刘立福的前往表示过迟疑，他曾向“上峰”提议“刘立福方建奇功，中共方面必严加防范。是否稍事休整，再行渡河”云云。但是，“上峰”严词切峻，以“广州情势急如星火，望勿狐疑至误”为由，催刘立福立即启程。
二话没说，刘立福稍加准备就再次偷渡黄贝岭。
结局是这样的简单：当刘立福带着电台部件，按照由“上司”精心策划过的路径，刚钻过稻田就被埋伏已久的公安人员按倒在地。
情报之准，令人惊异！
当时被抓住的有两人，另外一个是刘立福的助手。他们被抓的位置在而今罗芳村附近一间电子厂里。现在是一个篮球场，当时是一片芦苇。
1956年6月，所谓的“飞鱼”，终于在严密监禁下，以“反革命特务”罪，接受了广东省中级人民法院的刑判。
曾经是中国第一高楼的深圳地王大厦脚下，新中国成立初期是一个不小的广场，叫人民广场。宝安县的许多群众大会就是在这里举行的。1956年７月2９日，在这里举行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处特务刘立福死刑，当即押往而今的红宝路地带枪毙。
五
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到另一个重要的人物——4号。
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现在在哪里？
“说实在的，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他是无名英雄。”
几十年后的座谈会上，深圳的老公安们，无不这样谨慎地回答我。
对于4号，我可以告诉读者的是：到90年代末，他已是快80的老人了。他一直在香港生活，开着一家不大的商场。有时也会到台湾的儿子家小住。喜好种花，他的兰花据说还在香港某展览会上展出过。
199９年，他在香港静静地去世，只有老伴陪着，葬礼也像普通的香港居民一样简单无华。
他的儿女所能知道的是：爸爸一辈子都是个生意人。只有大陆最核心的公安部门，才会用代号记着他的真实姓名。
当然，记录谍报人员的那些册页，照规定到一定的年月就会被销毁，是几乎所有的世人都不可能再记住的，包括他们的亲人……
在香港的山头上，有许多公墓，墓前立着他的碑，不知是哪一块，但那名字一定不是他的真实姓名。
也许——连碑也没有。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1）..
第二章“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颤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有人对１９５７年宝安县的反“退社风”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牛不想喝水，按了牛头也不会喝。”
宝安县那些被强迫入社的农民，还有那些被镇压、被批斗的人们以及他们的亲属，在无法改变的现实面前，比起内地的农民来，多了一条出路，那就是：逃港。
逃港，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直被定为“背叛社会主义”的行为，并且认定造成逃港的原因不是大陆政府在政策上有什么过失，而是外部台湾、香港的美蒋特务煽动的结果，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结果。逃港者，就是“叛国”者。
从某种意义上说，３０年逃港的潮起潮落，可说是中国政治稳定与否的晴雨表。
我在笔记上，用红色的波纹线详细标明着30年来深圳河上偷渡的情况。
波纹线在1952年到１９５６年的一段，变化是平缓的。波纹线没有大的起落。在每天的记录上，甚至出现过“0”的记录。
很明显，国民党在大陆的势力基本被消灭、一部分持不同政见的人已被放出去香港。国内政治清明，人民群众满意。政局稳定。
这个态势在１９５6年下半年后出现了明显的改变：红色波纹线在１９５７年后更突然急剧动荡，随之上升。毋庸置疑，这表明国内政治斗争开始激烈，一部分群众对政治、经济的状况不满而开始“背叛”。
红色波纹线节节上升，开始是每月偷渡几十人，接着是每月出现数百人，到了１９５７年的６月以后，猛然上升到每月近千人，最高上升到7月的几千人。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2）..
这就有点反常了。
如果仅仅是因为不满“入社”而引起逃港，它应该是断断续续的，不应该形成集中的大规模的偷渡潮。
陡然上升的“水银柱”仿佛在提醒我，这后面有个什么事情在推动着“逃港”。
难道在１９５７年的六七月份，宝安县发生了什么事？
我在堆积如山的有关宝安县的历史资料中寻找着。企图找到打开疑问的钥匙。我坚信，造成一个月几千人规模的大逃港，不会没有原因。
一份由中国共产党宝安县委员会所发的《边防字21号》文件，引起我的注意。
这是1957年6月8日，由王志任县委书记的中共宝安县委，向中共广东省委和惠阳地委呈递的一份报告，报告题为《关于对人民群众“放宽”来往香港问题的意见》。
我仔细地翻看了这份文件：果然不错，看来，１９５７年六七月群众逃港高潮的形成，与这份文件有着某种联系。
1957年，宝安县要求“开放河口”的报告（左）和广东省委同意“开放河口”的批复
这份文件主要谈的是深圳河上的偷渡的事，内容分为：偷渡情况的分析、矛盾的性质和意见和我们采取的措施三部分。
在谈到群众偷渡的原因时，报告中的认识同习惯的把“逃港”看成“叛国”的看法是不同的，而有其“新观点”。
报告称：
由于英方的坚持，1956年3月以来，中英双方实行了“出入平衡”政策。即香港每天过来多少人，深圳这边每天就只能放多少人过去。由于要求去香港的人数大大多于香港来大陆的人数，宝安、东莞、惠州一带成千上万要求去香港的群众，探亲的要求不能得到批准，造成了不少群众选择“偷渡”这条路。
报告说：“对于人民群众去香港的问题，采取放宽还是继续从严呢？我们认为放宽较好些。”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3）..
报告大胆提出了设想：“目前国内尚不能完全消灭灾荒和失业，我们既然不能包起来，去香港打工这条路就不应该堵死。”
在这里，作者把“逃港”改用了一个好听的名词，叫做“出港打工”。十分聪明。报告还认为，与其造成群众与政府的对立，不如把“出港打工”的这道门打开得更大一点，更“放宽”一点。
“这样，就可将矛盾转向英帝国主义”对群众、对政府，都是好事。
表面看，这份报告没什么，而细看则柔中有刚，内含着要求“对港政策”改变的潜台词。
那么，广东省委是怎么样对待这份报告的呢？
广东省委很快就批准了这一报告，同意“放宽”。
广东省委为什么会同意“放宽”？
进一步说，宝安县委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突然向上面提出要“放宽”呢？
这是个什么样的时候？
看来是农村政策出现了问题。农民对强迫入社不满，整风整社在一定程度上损伤了群众对政府的信任，造成偷渡逃港。宝安县委难以控制局势，只好请求上级“放宽”让一部分群众去港。
这似乎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解释。
但同时另一个反过来的解释是：群众逃港越多，应该只会促使宝安县把边防卡得越严，为什么反倒“松”了？
放宽政策是为什么出台的？
是不是有一件“突发”的事情，让宝安县委无法“卡”下去，从而“有理由”要求上级把政策“放宽”？
终于找到了。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4）..
也许６５岁以上的广东的老百姓会记得，195７年的三四月，对于依靠田里的收成来填饱肚子的广东农民来说，是一个难熬的春天。一方面是政治运动，整风整社，开会斗争；一方面是青黄不接，粮食紧张，群众没饭吃。粤北地区更有甚之。
１９５７年春，粤北地区发生了一次大的水灾，致使数以万计的农民失去了家园，大批农民自北往南避荒。
当时，广东的南部，宝安、惠阳一带没有受灾。于是，流浪到广州一带的成千上万的灾民，又像潮水一样流向广东南部。
关于群众流落边防的报告
广东省委（５６）字第１３１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称：流亡到深圳边防线上来了的灾民，手里拿着乡里、社里开的证明，拖儿带女、哭哭啼啼，成千人围聚在罗湖桥海关一带，口口声声要到香港去“投亲”。说如果不让他们去，就躺在罗湖桥上不起来。
都是没吃没喝的贫下中农、阶级兄弟，边防军也不好硬性驱赶他们离开。
那时，从香港来往内地的旅客，都要在深圳罗湖桥下车换车。深圳镇上灾民集体要饭的情景，被“港澳同胞”看得清清楚楚。不少右翼记者抢着拍照，港台的报纸上，立即登上了“粤北大饥荒，数万难民南逃边境”、“共党政权料难维持”的醒目标题。
对于灾民流边，当地部门十分为难，因为数万群众来边，无论在治安上或者在食物的供应上，都成了问题。于是向上反映这种情状：“由香港返来的同胞看了十分难过，买东西给她们吃，造成政治上的不良影响。”希望引起上级的重视并尽快解决。
这种情况，立即引起了当时的广东省委的高度重视。
有关资料是这样描述当时的情景的：
自2月1日至4月6日，据不完全统计，（涌来深圳的流民）计有21县3个市。
揭阳县十六区美德乡王印庄等5人带有小孩2个，已饿得骨瘦如柴。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5）..
东莞县石鼓墟青乙乡妇女吴玉带着三个小孩捶胸大哭，想去香港。高呼：“冒得食饿到死。”见广东省委（５６）字第１３１号文件《中共广东省委批转宝安县公安局“关于外省、外县居民大量流落边防区的专题报告”》。
显然，上报文件是有意披露群众在罗湖桥边，迫切要求去香港的凄苦情状的。
按照往常的做法，那些擅自进入边防，而且在“影响着共和国形象”的人，是要被强行驱赶离开罗湖桥的。但是，这一次有关方面却显得格外的“宽松”，竟没有提强行遣返群众，在一些场合反而站在流浪群众一边说话：“既然人民群众有了困难，我们难道能见而不管吗?”
这样，在“强迫入社”而导致群众逃港的情势下，本来就希望上级“放宽”的宝安县委，由于灾民事件的出现，找到了更多的向上要求“放宽”的理由。
上级，即广东省委，分明也在配合宝安县委的要求。
20天后，即1957年的6月28日，广东省公安厅便向广东省委、省人委上呈了报告，称已经研究出了“放宽”的具体措施，请求省委、省人委批准。
很快，一天以后，即１９５７年的６月２９日，广东省委、省人委便向各地批转了广东省公安厅的报告。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对外的第一次向香港的“放宽”，就这样出台了。
批复称：
省委、省人委同意省公安厅关于放宽人民群众前往香港的请示报告中所提各项意见希各地认真研究执行。在执行中如有问题请及时报告我们。
中共广东省委员会
广东省人民委员会
１９57年6月29日
“批复”所称广东省公安厅提出的“意见”即是“放宽”。放宽的范围包括：“珠江口以西靠近澳门的地区，包括广州、佛山、珠海、等11个县、市。”
“在珠江口以东靠近香港的地区，包括惠阳、汕头两专区的各有关县，允许群众自由选择沿边、沿海的适当地方出口。”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6）..
这中间，宝安县边防开放的程度是最高的。出境的“秘密口子”包括“沙头角区的梅沙、盐田，福田区的沙嘴、沙头、石下、沙尾，南头区的白石洲、后海、粤海门、湾下，蛇口等地”。
在这些地方，群众可以“凭证件到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外出”。
除非有下列情况之一者，群众只要向村治保主任申请，即可办理证件，“均可批准其出口”：
一、有现行反革命活动。
二、正在执行管制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
三、专案侦查的对象。
这就是年纪在６５岁以上的宝安县人，至今记忆犹新的所谓“５７年大放河口”！
如果不是因为后来某种原因的打断，文件所设想的还将“正式放宽和取消入港限制”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广东省委的下一步政策。
但是，谁也没想到，文件下发不久后就突然被收回！
这是因为情势的发展，突然变得不可控制！
“开放河口”的秘密文件还刚刚在县一级传达，还没有到基层去，“可以自由去港了！”“边防军秘密引路出去！”的消息不知怎么就突然传遍了宝安县，接着飞快地传遍了惠阳地区、广东省。
风集云汇，仅仅两三天的时间，广东各地成千上万的群众，黑云一样涌到深圳河边上来了。
宝安县委在１９５７年向省委政法边防部、省公安厅、军区司令部等呈递的报告中惊呼：“自今年7月以来，我县群众大量外流去香港，其情况是解放以后从未有过的，其中尤以７月份最为严重。由个别到集体、有组织……”
“从东莞乘火车经我县平湖下车，最多的7月14、20、21日，每天成群结队集结边境偷渡，每天晚上均有1000余人。”
《大逃港》：第二章 “五七”大逃港 第一节 偷渡者的福音——“大放河口”（7）..
“一个突出严重的问题，已经从边防到内地，从大人到小孩，从暗中到公开煽动，日益发展成严重趋势。”
“福田上沙农业社第一生产队，15个男人中竟外逃了13人，不久，连剩下的2个也跑了。”
“沙湾乡团支部26个团员中，除了6个表示不会逃以外，有20个团员在准备外逃。”
“集结在乡府和派出所要领通行证，未达到要求就无理谩骂我干部。”
边境的铁丝网边涌满了群众，边防也承受不住了。各种告急的汇报不断从边境发到宝安县委、省政法边防部甚至中央的桌案上。
汇报材料称，有情况表明，群众的外流正在逐步蔓延到内地，湖南、广西农村，已有数县得讯的群众准备涌港。
港英当局也慌了。香港的报纸惊呼：“共产党偷放河口，难民潮水涌港！”“中共违背中英对等原则，出入平衡被破坏。”所谓对等原则，就是每天港英方进入大陆多少人，大陆才可放出多少人到香港。
不良的国际影响出现了：英国的本土主要报章都在显著位置报道了深港边境“难民涌入香港”事件。英国政府立即向北京发出了“照会”。
香港的左翼人士也向北京惊呼：“如不迅速采取措施，后果可能十分严重！”
北京也紧张了，直接质问宝安县委是怎么回事，命令“从速反映情况”。
在难以控制的形势面前，广东省委、宝安县委，都不敢再走下去。
1957年10月6日，宝安县委政法边防部向上级提交了题为《关于放宽群众去港及外流情况的总结报告》
在回顾了几月来的边境“放宽”后，不能不提出要采取铁腕措施。重新封锁边界，一边又再拾“阶级斗争”的法宝，号召宝安县的群众起来：“坚决打退外逃风”！
报告称：“凡是地主、富农及反革命分子自己偷渡，或为首积极参与煽动组织偷渡，带渡引渡者，经查证实后，一律依法逮捕惩办。”
“凡是放弃正当生产，专门进行引渡带渡的，不论其什么成分，一律逮捕，予以判刑。”
“虽属基本群众，经教育不改的应判处管制或逮捕法办。”
“凡属无合法证件进入边防区的，可由当地民兵扭送当地公安派出所拘留审查……”
深圳河边的铁丝网下，荷枪实弹的部队增加了，有行动的地富反坏分子，如参与偷渡逃港，可以被判刑，以至枪毙！
一时，正在惠宝公路、平湖铁路沿线潮水一般涌向边界的满怀热望的群众，惶恐地停住了脚步。
潮水在宝安县北打了一个圈后，又逐步向北退去。
……
有人曾评议过中国农民的盲目性，常常是盲目而起，盲目而退。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1）
第三章“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
二、中英士兵持枪对峙
“听说６２年那次的大外逃，比５７年那次还厉害？”我牵起话头。
“是的，厉害多了，”李富林说，“内部材料的统计是总人数不下十万吧，当然主要还不是宝安的，还有东莞、惠阳、广州……甚至外省的，一股脑儿都涌到宝安县来了。弄得我们宝安县怎么也撑不住，乱了。最后宝安县的人也跟着逃！”
有“汇报材料”上说，各地像潮水一样涌来的群众，把深圳镇的街道，挤得水泄不通。镇上所有的店铺都只好关门，莲塘村附近的边界铁丝网都被推倒……
“６２大逃港的最高潮是在哪一段？你还记得吗？”
“应该在５月初。”老人的记性很好，“好像是５月５号开始大放宽吧，没一个月就收紧了。”
李富林的话印证了笔者查阅的材料。1962年５月５日开始放宽，而全面大堵截是从５月２２日开始的。真正“放宽”只有半个多月。
“你还记得引发那次大外逃的直接原因吗？”这是“六二”大逃港的关键。
“直接原因？很难说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吧。”他思索了一下说。
“你还记得那次陶铸去沙头角的事吗？”
“沙头角……”老人似乎在回忆着，“你是问６２年对吧，哦，是有一次，他去过沙头角，是为解决与香港的纠纷去的。但很难说就是‘六二’大逃港的直接原因吧？”
“对，就是那次。你给我说说那件事好吗？”我紧张地追问，担心老人有什么顾虑。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2）
沙头角事件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有关“六二”大外逃的直接原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但李富林是当时的县委书记，他的看法是比较接近历史真实的。
他看了看我，深深地喝了一口茶：“好吧，我说，你记——”
沙头角那地方，一直多事。一条街分成了两半，中间有一块光绪年立的界碑。街北边是我们管辖的，街南边是英方管辖的。你知道，两边相隔那么近，小孩子滚个铁环，也常常从中国滚到了那边去了。偷渡当然就更容易了。所以外交啊、边防啊常常出事。我们一直为这个事情头疼。
那阵不是过“苦日子”吗？我们这边物资供应紧张。英国兵明明知道，可巡逻的时候还故意嚼着口香糖，抱着饼干桶，在界碑边抢啊，笑啊，做给我们看。引得我们这边的一些小孩子馋着嘴跟着。父母拉都拉不回。
“妈的！黄毛佬，这不是欺负人吗？”沙头角的书记曾福每次向我汇报这事都忿忿不平，“是不是搞他一家伙啊，李书记？免得他们那么嚣张。”
我每次都劝他忍着点，避免出事。
后来，曾福又给我打电话了：“李书记，黄毛佬不是人，越搞越猖狂了！”我问他什么事。他说：“他妈的，敢过界碑这边来给小孩派糖了！抓不抓？”
我也感到英国人实在太猖狂，但想想，这涉外的事情，乱搞不得的，就叮嘱：“别乱动，我过去看看再说。”
那时宝安县委的配备是很好的，我都坐美国“别克”车，内地的县级干部一般是没有的。当然，这同当时我们的外事活动多有关。
等我赶到沙头角，英国巡警已经走了。小孩的家长把糖果拿出来，伸给我看：“你看这——李书记，还有英文呢。我崽没吃啊。”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3）
当时，沙头角的群众情绪很激愤，尤其是孩子父母们，感到自己的儿女受外国人嘲弄了，很丢脸。孩子的叔叔拿了枪杆子来见我，蹬着脚嚷：“吊他妈，老子一枪崩噻亏（他）！”
说实在的，我心里也很气愤。咱中国人受了外国人一百多年的气了，如今我们生活困难，他们还在奚落我们!
那时候，英国人搞出的那个“对等”原则，老百姓也都知道的。不让他们过去，早就窝着一肚子气，这一来，火气就更大了。
“李书记，”曾福领着一群人过来，“你发命令吧，再来派糖，我就开火了！”
“你疯啦！”我瞪了曾福一眼，“不能开火！打死人怎么办？外交纠纷啊，脱得了壳？”
不过，在临上车的时候，我还是丢给了他一句话：“惩罚惩罚那几个家伙还可以。”
一天以后，曾福给我打电话来了，很兴奋：“李书记，他妈的，惩罚了！”电话那头传过来“哈哈哈”的笑声。
原来，几个英国巡警故伎重演，又到界碑边来给小孩发糖果了。曾福他们早已经找好了几个小孩，埋伏在街对面店铺楼上，“啪、啪、啪”数弹齐发，果然打中了一个巡警的眼睛。
“李书记，哈哈哈，那两个小鬼，真准啊——”曾福在电话中高兴得很。
我也想，反正是小孩干的，他英国政府找谁去。要问起来，就说小孩调皮。心里也暗自高兴。
“出了气就行了啊，不要老没完啦。”我又叮嘱他们。
但是，事情还真没完。
那几个吃了英国糖的小孩，在学校里让同学们说笑，说吃了英国糖就会生“英国仔”，抬不起头。家长也窝着气，说一定要亲手揍那几个英国佬一顿才甘心。群众议论纷纷，情绪很不稳定。
不出两天，我又接到曾福的电话：“李书记，打了，解恨呀——”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4）
“怎么回事？打人家了？”我赶紧问。
原来，那两个散糖的英国佬又出来了。这边的人早钓着他们的线呢，等他们一到界碑边，那小孩习过武的叔叔，冲过去就是两拳头。两个英国兵“哇哇”叫着，逃进了对面的商店里藏了起来。
“不过，现在有点不对了——”曾福说，“来了好多鬼佬，像是要打架，李书记，你来不来呀？”
我感到事情有点复杂：“还能不来吗？”便在电话中骂人：“叫你适可而止，你偏要闯祸！”
我急忙叫司机：“快，沙头角——”
到沙头角一看，情况果然不妙，两个被揍的英国兵叫来了二十几个英国兵，吉普车也开来了，端着枪，在界碑边“哇哇”乱喊乱叫，把枪对着天，好像要开枪。
当时县委副书记曹若茗也一起去了，他是管外事的，懂英语，我问他：“他们叫些什么？”曹若茗说：“抗议！要我们交出打人的人来。否则就要冲过来！”
我冲对面说：“来呀！冲呀！我看你们有胆！”
这时，我们的士兵也都上去了。界碑两边，都上了刺刀呀，都是荷枪实弹。你想，有多危险呀，就是面对面，只相隔几米远。英国兵和我们的士兵，眼瞪着眼，只要谁不小心走了火，那就糟了，就打起来了。
事情真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了！
我一面给陶书记打电话，汇报情况，一面叫曹若茗赶着往北京周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请示——什么？你问宝安县怎么能往总理办公室打电话？这你可不知道了。那时有个规定，有关外事情况，宝安是可以直接同最高层联系的。所以，别人说宝安县早就是“通天”了的。
传来的指示是：“保持冷静，千万不要发生冲突。正在进行外事调解。”
当时我们这边有一个班的士兵，都荷枪实弹，便叮嘱他们不要随便动，等指示。
大概到了夜里11点多钟，界碑那一边的鬼佬，像突然接到命令似的，全撤走了。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5）
有老百姓就跳到街上去喊：
“胜利了——”
“毛主席万岁！”
“打倒英帝国主义！”
看来是上面的外事部门，通过香港甚至是伦敦做工作了。
我于是下令：“撤——”。
我们一个班的战士也撤下来了。
事情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4点多了，这才开了车回深圳去。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事情根本没有完，沙头角的事传到省委后，大约是第三天吧，也许是第二天，有人通知李富林说陶书记来了。陶书记去沙头角看了，很生气，已经在铁路外宾室等你了，让你赶快去。
我一进去就看见陶书记脸色阴沉沉的。
“富林，你来了，好，你说说，事件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当然是他们！”
“怎么要打人家呢？”
“书记，你不知道，那家伙本来就尽做坏事，群众不惩罚一下，他们更嚣张。”李富林就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陶铸没作声了，呆了一会，问：“你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又转过头去，扫了一圈，问同去的县委的人。
“英国佬太欺负人了！”有人愤愤不平。
“老百姓都在说，新中国抬头做人了，怎么还在受英国鬼子的气？”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6）
“我们每年反偷渡，替他们保平安日子。现在好了，他们把日子过安稳了，反倒拿咱们开心，放他几万人过去，看他香港吃得消？”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什么？撤岗哨？李富林有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吓了一跳，所以迟迟没有动作。
“陶书记一看我还在犹豫，便大声说：‘听见吗？叫你去你就去呀，把团长、政委都叫来！’
“当时在深港边防的有三个团：边防3团、布吉野战军42军6团、黄贝岭42军还有一个团。
“我还是不敢动，这个事情太大了，这个电话不好打的，就说：‘陶书记，你是大军区政委，还是得你打才行吧。’
“陶铸说：‘你不是这的边防委员会主任吗——算了，我来！’说着，拿起了电话。
“不一会，几个团长政委都急匆匆赶来了。包括6团的李庭格、3团的鲁山江、还有一个政委姓宋。
“陶铸看人来了，就说：‘英国人欺人太甚，不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不行，你们回去，明天就把岗哨撤了！’
作者记录李富林口述的原稿
“当时大家都傻眼了，但这是大军区政委亲自下的命令，谁敢不执行？”
——
会议是下午开的，到第二天，深港边境耕作口的岗哨果然都撤掉了。
老百姓到耕作口一看，呀，撤了，马上喊起来了：
“放人啦——”
“可以走啦——”
这种消息，没有腿，可比长了腿跑得还快。一传十、十传百，很快，省内省外都传遍了。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7）
几天之后，人流涌来了，广州的、韶关的、梅县的、挑担的、扶老携幼的……村庄里、马路上、到处是人。都沿着铁路线走，因为沿铁路不会走错。
——
关于当时的情形有人写文章做了详细描述：
“广东的领导人没有想到，事态会发展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各地的群众纷纷向深圳涌去，冲过边界，逃入香港。第一批逃过去的人确实留下来了，这样又带动了第二批。5月上旬，逃往香港的人，愈来愈多，突然之间，形成一股惊人的大潮……”
“邻近香港的中共宝安县委，6月1日向省委紧急报告：现在出现大逃亡风潮，不仅农村党员、团员，而且城镇机关的党团员也大量外逃。这次外逃发展非常迅速，来势甚凶。因而，从农村到城市群众思想都很混乱，农民无心生产，城镇有的工厂停工。截至1962年5月31日，宝安县全县外逃总人数，达11547万人，东莞县6月7日统计，外逃人数达27197万人；增城2458人。其他县份，如台山、高鹤、三水等，都有大量人口外逃。”
另据《广东省志·公安志》记载，外逃风潮从惠阳、宝安、东莞、海丰四县蔓延到广州、江门、潮汕、肇庆等地的部分县、市，1962年4月底到5月中旬，每天都有数百人从边境偷渡去香港。5月中旬以后，每天外逃人员增至千人。最高峰的5月15日达4977人。每天集结在宝安、深圳一带伺机进入香港的都有四五千人，最多一天有8000多人。广州火车站还发生了大批外逃群众冲击火车站事件。
——
“你认为，62年的逃港潮就是这样起来的吗？”
30多年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李富林内心仍难以平静。
他考虑了很久。
“当然有关系，但我想，沙头角事件还仅仅是个表面现象。其实并不那样简单。”李富林不愧是个有长期工作经验的基层干部，“我也在想，陶书记打过那么多年的仗，是个精明透了的人。他怎么会一时冲动就开口，说放十万人过香港去呢？事这么大。”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8）
“你是说，放人过去，可能早研究过了，不仅仅因为沙头角事件，是另有考虑，对吗？”
“我不敢肯定，只是这样想——”
“你认为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那时正好是三年困难时期，老百姓没吃的，粤北饿死了好多人，与其让老百姓在国内等着饿死，不如放一部分老百姓出去。可能出于这种考虑，也就是出于人道而放人吧。”
李富林说的真是陶铸或更高领导人当时的想法？
表面“出气”，实为“放人”，这是不是“沙头角事件”后，睿智的陶铸真实的意图？
这次逃港潮来得快，去得也快。不到几天的时间，深圳河边境就恢复了平静。
1957年年底，宝安县委关于1957年的边防工作总结似乎松了一口气写道：“一年来，在上级公安机关的指挥下，依靠边防军和广大群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偷渡风，终于被刹住了。”
发生在1957年深圳河边的第一次大逃港，除了在蔡屋围经常开大会的广场上，留下了片片监禁、枪毙地富反坏分子和偷渡犯的布告的残页外，只是把更多的痛苦留在了人民的心头。
对当政者来说，政策的变化，可以在一分钟之间。而对于那些战栗在狂风暴雨中的普通百姓来说，简单的一分钟也许就决定了他们的一生。
芸芸众生，何能把握自己？
多少家庭的悲欢离合、多少小人物身上血与泪的悲剧，就在这一“放”一“收”的历史中产生……
七、究竟逃了多少人？
“六二”逃港潮的高峰期，约在1962年的5月5~22日。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9）
这儿似乎有一个疑问，即批准宝安县放宽边境，是在1961年的9月25日，为什么群众逃港的高峰期并没有发生在宝安县“放宽边境”的时候，却发生在半年多后的1962年5月呢？
应该指出，“放宽”并没有引起宝安县群众的大逃港，在放宽半年的时间中，宝安县的经济活跃，群众逃港的数量是下降的。“六二”逃港潮中的数以十万计群众，主要不是来自宝安县，而是来自外省、外县饥荒中的群众。
究竟“六二”大逃港逃过去多少人？我采取了一个最简单，但也是较为可信的办法。我手中掌握有香港1950年、1960年、1970年的人口数，把每十年的两个数字相减，就得到了10年中香港人口的增长数，再减去10年中人口的自然增长（生育）数，当然就是10年中“意外来港”的人数。
那么，照这样算，这个数字是多少呢？
我们采用港督姬达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7%。”那么，照此自然增长香港的人数本来应是：
195019601970
2237万2648万3134万
而香港那几年的实际人数是多少呢？
195019601970
2237万30753万3959万
显然，实际人数大大高于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10）
用“实际人数”减去“按自然增长所得的人数”，便是“非正常增长”人数。这个数字为：
1950年~1960年：
30753-2648=4273万
1960年~1970年：
3959-3134=825万
以上数字相加：4273万+825万=12523万。
这就是说，从1950年到1970的2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是1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接近90万。
同样计算，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香港“非正常”增加的居民达825万人，除去合法办证迁港的人数（每年允18万人）外，这1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众总人数在60万以上。
由于1960年到1970年的10年中，除1960年、1961年逃港人数较高外，其他年份的逃港人数都在一两万之内，逃港集中在1962年的高潮期中出现，所以，保守估计，高潮期中逃出的人数也不会少于20万人。
而实际逃港（包括未逃出）的人数，当然更多。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
第四章“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
一、华山救亲与港警大搜捕
华山血泪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华山距离香港市区尚有一段距离，被亚热带树木遮住的山梁茫茫一片。深山老林中，人迹罕至，难得看到几户人家。
然而，在1962年的5月，当越境者的洪流冲到了山脚下时，这片寂静的原始山林，立刻沸腾起来。
华山位置示意图（见《星岛日报》1962年5月17日第二十版）
一份资料称，当时“集结在香港市区附近华山一带的偷渡者，前后人数大约３万”。
华山由于位置正好在边境与香港市区之间，成为逃港者进入市区的一个中歇站。在经过了长途的艰难跋涉之后，疲惫饥饿的逃港者可以在山中稍得喘息，等候从市区闻讯赶来的亲人接他们下山。
逃港者集中在华山，还有一个目的：有众多的人聚在一起，相互照应，就是香港警察来了，几百数千人抱成一团，一时也奈何不得他们。
的确，香港警方对于这些数量惊人的越境者，感到十分棘手。首先，要驱赶成千上万的逃难者，警力显然不足。其次，对于这些手无寸铁的逃难者，强制的行动有违人道甚至法律，而不以强制行动又难以奏效。何况这些越境者大多都有着亲人、朋友在香港。稍稍处理不当，引起的法律官司会层出不穷。港英政府感到很难办。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2）
华山上的逃港者，该不该抓捕？什么情况下抓捕？抓捕中会不会出现“执法过当”、抓捕了该不该送回大陆？在港英政府内部也看法不一。甚至有右翼的人士认为，应该全部接纳这些衣食无着的“背叛者”，因为投奔自由香港本身就是一种“政治避难”。能够把“政治避难”者当成一般的偷渡者那样，“再送回屠宰场吗”？
据香港传媒的统计，以一人牵动10个香港的亲人、同乡、同学、朋友计算，华山的3万人就等于牵动着３0万香港市民的心。也就是说，大约每１０个本来在高楼大厦中安睡无事的香港人中，就有一个人要为突然出现在华山山头上的亲人、同乡、朋友的处境担忧。
逃港者中不乏聪明人，他们通过记者，不断把消息带到了山下。
５月１６日，《星岛日报》刊登了《百名难民寄语香港亲友》一文，列下了100多名难民在港亲友的名字，呼唤这些亲友赶快上山来救他们。
消息很快在全城传开了，整个香港的舆论更加沸腾，人人都在呼喊：“火速抢救华山上的亲人”！
报纸、杂志、电台，几乎所有的香港媒体都出动了，一批批记者冲向华山抢新闻，他们看到的是一幅幅催人泪下的情景。
——
南粤的五六月已经进入酷暑之季，烈日暴晒、酷热难当。成千上万衣衫褴褛的越境者麇集在华山的山头上。因为害怕被抓，像小野兽一样躲在灌木中、小路上、草丛中，一些孩子因为恐惧在瑟瑟发抖。
山路上，年轻点的扶着老父亲老母亲，头发凌乱的妇人抱着瘦骨嶙峋的孩子。在长途跋涉之后，又饥又渴，有人晕倒在地上挣扎，口里吐着白沫……即将崩溃的越境者们一看到是背着相机的记者，认为救星来了，顿时，整条山道上的人齐刷刷地跪在地下叩头求助。哭泣之声震动草木……
五月十六日香港媒体整版整版地刊载发自华山的消息：
“因为害怕军警抓捕，他们大都白天躲在山上，到晚上下山来到附近村里人家讨要吃的。有些难民已经三天没吃东西，生命已十分危急。”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3）
“记者赶到该区采访时，华山打靶场后的山边，已有数名难民死亡在那里。他们因风声紧，不敢下山，但在此烈日炎热天气中，极度疲乏饥饿。造成死亡。”
“记者曾赶往现场拍尸体照片，但为警戒人员坚拒。”
……
到底怎么对待华山上的３万人？议案一次又一次摆到港督的会议桌上。
因为不得不下决心对这３万只羔羊下手抓捕，有港报形容：港督在公众场合也痛苦地“擦了眼睛”。
决策最终还是在争吵中作出：“依据香港法律，所有越境难民，只可视为偷渡处理，不予接纳。”
“立即全部抓捕，迅速遣送回大陆，以避免事态扩大。”面对悲惨的越境者，法理也更加显得无情、冷酷！
很快，数千名军警被迅速调到华山，开始大规模的驱赶和抓捕。由于集结的越境者太多，军警只能先驱赶，驱散了再抓捕。
一家杂志这样形容香港警方的行动：“你看过牧羊人抓羊吗？羊儿太多，太密。所以让牧羊犬把羊群冲散，牧人再挑中意的羊下手，拖到屠宰场去。”
羊儿被冲散了，母亲在唤着孩子、老人在叫着孙儿、儿童在哭喊父母……华山痛了，像被塞进了一架绞肉机。
亲人像羊群一样被驱赶，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何等地痛苦！
消息传来，工人放下铁钳，老板关掉店门，菜农扔掉箩筐……他们要去华山，去救自己的亲人！据统计，自1962年的5月15日开始，前后共有十几万人次的香港市民，带着食品、饮水赶到了华山，与港英政府的强行遣返政策“对抗”！
在这场明地里的或暗地里的对抗中，市民用各种方法将华山上的越境者保护起来。接走、匿藏家中或市区者不计其数。
据事后估计，华山上的越境者，大约有五成以上，在市民们的帮助下，最后得以进入市区。当然，这与许多警察的有意“抓捕不力”不无关系。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4）
抓捕行动开始后，媒体又做了连续报道。５月１７日的《星岛日报》刊载新闻《华山被包围送粮人不断》：
“本港亲友及见义勇为市民，纷纷自购面包粮食，到上述地点寻找难民。山头上，呼儿唤母，一片混乱。”
5月21日《星岛日报》上的《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牵动了所有香港人的心：
“本报专讯。这是中英边境上一件人间悲剧。一个在香港居住的居民，寻找他的妻子儿女，会见了他的妻子及儿子，却失去了女儿。
前往寻找妻子及儿女的香港居民叶若英，在本月上旬接到了家书，知道他的妻子李一善、儿子叶庆贤、女儿叶庆英（12岁）已到达边境。叶若英数日来在华山一带寻找，高呼妻子姓名，昨日终于在平泰山头会见了他的妻儿，但女儿叶庆英在两日前在纷混的逃亡行列中失踪了。夫妻抱头痛哭。”
然而，像叶若英一家的惨剧，在华山上还发生了多少？
——
此刻的华山，“泪飞倾盆，天地为之悲泣！”
一位记者写道：“因为哭唤的人实在太多，山梁的地面都打湿了。”
现场的上千名警察，也不能不为悲惨的场面感动。有些因此而不听从命令，宁愿站着，就是不下手抓人。
试想，谁又忍心下手抓捕正在痛哭拥抱中的亲人呢？
香港警察是从未经历过这种“非人道”命令的，警察们同逃难者在一起流着眼泪，举不起警棍。
《弱女散失际夫妻聚首时》，1962年5月21日《星岛日报》登载
指挥官看看无法调动执行，只好命令暂停对难民的抓捕，回过头来把重点放在阻止香港市民上山上。命令警察手拉手结成圆圈，不让越来越密集的香港市民进入山中。
《大逃港》：第三章 “六二”大逃港 第四节 陶铸下令：把岗哨撤了（5）
有老百姓就跳到街上去喊：
“胜利了——”
“毛主席万岁！”
“打倒英帝国主义！”
看来是上面的外事部门，通过香港甚至是伦敦做工作了。
我于是下令：“撤——”。
我们一个班的战士也撤下来了。
事情过去了，我松了一口气。看看表，已经是第二天的4点多了，这才开了车回深圳去。
三、大军区政委亲令撤岗哨
陶铸似乎很生气，把茶杯一放，站了起来：“说得对！英国人有什么了不起！一个弹丸之地，放十万人过去他就吃不消！老李，去打电话，通知边防来人，把岗哨撤了！”
事情根本没有完，沙头角的事传到省委后，大约是第三天吧，也许是第二天，有人通知李富林说陶书记来了。陶书记去沙头角看了，很生气，已经在铁路外宾室等你了，让你赶快去。
我一进去就看见陶书记脸色阴沉沉的。
“富林，你来了，好，你说说，事件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当然是他们！”
“怎么要打人家呢？”
“书记，你不知道，那家伙本来就尽做坏事，群众不惩罚一下，他们更嚣张。”李富林就把事情的原委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陶铸没作声了，呆了一会，问：“你们对事情有什么看法？”他又转过头去，扫了一圈，问同去的县委的人。
“英国佬太欺负人了！”有人愤愤不平。
“老百姓都在说，新中国抬头做人了，怎么还在受英国鬼子的气？”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6）
于是，在华山的山头上，又出现了另一幕奇特的景象：人群被警察隔开，内圈的越境者呼唤着“妈妈——”、“哥哥——”……外圈的市民呼唤着“女儿——”、“妹妹——”……
相隔数米，不能接近。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悲哭，一幅人间惨景！一幕人间悲剧……
但是上命难违，训词切峻。两小时后，在“不行动者作抗命论”的指令下，几千名警察终于开始执行命令，强行把一个个紧紧抱在一起的亲人拖开。
一声声呼号、哭泣再次撕裂华山……
一批批的越境者被推上——不是，应该说是被强行拖上汽车。其时，上百辆汽车正排成长龙在山下的路边等候。
“哥——”
“妈妈——”
“细仔——”
看见亲人上车，圈外香港市民的队伍中又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痛哭声、叫喊声。成千上万的人又尾随着汽车的烟尘，形成一条条长龙，追向边境的集中营——
按照当时香港政府的决定，偷渡者在送入集中营后，给予两餐丰盛的免费餐，然后等第二天天亮，派车由罗湖桥送返大陆。
夜晚，在集中营的外面，公路上、山边上，密密麻麻，到处坐着翘首以盼的香港市民，收容营内关着的是他们的亲人、同乡、朋友……他们苦苦地守在营外。
茫茫黑夜，收容营外四处挤满了人，据报载：“滞留（在营外）的市民不下三四千众。”“他们当晚就在露天卧睡。”
——
夜晚，星星依旧闪烁，树叶依旧沙沙，墙外人望墙内人，墙内人望墙外人，繁华喧闹的香港今夜真的失眠了。
市内，不少歌舞厅等娱乐场所都自动熄灯闭门。对华山的事情表示同情。几乎所有的香港家庭都放弃了手中的事，坐在收音机、电视机旁，关心着难民营中那些可怜人儿的命运。
一向理性、现实的香港，正被一种强烈的人道和良知所震撼！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7）
慢慢走啊，好心的司机你慢慢开啊，让我们再看亲人一眼！车上的司机似乎理解亲人的心肠，他们真的把车子开得很慢。于是，车队就像是一条懒蛇，一寸一寸地向前移动……
万人华山寻亲，演出催人泪下的一幕
但是，司机的心肠再好，车开得再慢，法律在催促、理性在催促，还是要一寸一寸地把亲人带离香港。
就在车队缓缓前行时，又一个令香港警方目瞪口呆的感人场面出现了。
本来分列道路两旁的人墙中，突然有人跳到了马路当中，躺在地上，挡住了汽车。接着，一个、二个、十个、百个——成百的人挡在了路中央。
几十辆汽车，像一条瘫软了的长蛇，停了下来。
“跳车——”
“跳啊——”
人墙里有人发出一阵阵呼喊。
车上的越境者好像突然明白了，纷纷从车上往下跳。
人群中暴发出一片欢呼之声。场面乱了。
左图：“难民”在劳苦奔波后憩睡；右图：港英警蔡在询问“逃难”儿童
过了一会，被惊呆的警方突然明白，如果这样下去，场面将失去控制，遣返不可能完成，必须施行强硬措施！
于是，随着哨令，大批武装的军警防暴队被调来，强行把躺在地下的人们拉起，驱赶人群。
长长的车队，在泪水和惨痛的哭喊声中，又强行穿过人墙，向深圳河北岸缓缓驶去了……
逃港者上车走了，香港警方松了一口气。
然而，石湖墟收容营地上的泪水还未干，在市区、在边境的丛林中，在深圳河边树荫笼罩的小村庄里，一个个越境者的惨痛的故事，还在上演着……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8）
尾声：从大逃港到大开放
三、省委书记与大队支书的一场辩论
“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不听汇报了——”习仲勋摆摆手，对围着他的一大群县委干部说，“别都围着我。你们光用耳朵哪行，得用眼睛，最主要的得用这——”他拍拍腿杆子，“同我下农村去——”
本来，宝安县委想对这位遭受过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表示一下敬意：准备第二天去“考察”南山“荔枝”的生产，第三天去“考察”沙井“蚝”的生产……
监狱的生活却告诉这位省委书记，那些“阳光”下的东西恰恰是不用看的，会看的领导要看阳光背后的东西。
“你们第一书记叫什么？对，叫方苞。行，就方苞你——领我到你们最乱的农村去看，哪儿最乱去哪儿——”
方苞琢磨：这可是来了个“石”（实）书记呀。那就领他去沙头角一带看吧。
汽车沿着边境往前行。前面是一大片一望无际的芦苇，芦苇丛中，不时传出来警犬的叫声。
习仲勋拉开窗帘，从车窗中望去，芦苇地上蹲着几个衣服褴褛、像叫花子一样的农民。
“你们又抓人啦？”习仲勋对抓人特别敏感，“停下——我要去看他们。”
三个农民被反绑着手蹲在地上，旁边两个背枪的民兵跑过来敬礼：“报告首长，偷渡的，刚刚抓到——他妈的，看你还跑！”顺势在逃港者屁股上踢了一脚。
“哎——你怎么踢人啦！”习仲勋喝道，“你们要订个制度，不准打人。”
“订了，说了好多遍了。”方苞赶紧回道。
“好多遍，好多遍就要执行嘛！”习仲勋不高兴地说，又绕着三个农民看了一圈，“把手解了——”民兵便上前给偷渡者解开。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9）
习仲勋看见其中一个青年兜中有个纸片，就抽了出来看：“哈哈，小伙计，你还画逃港路线图呢。图画得挺利索的嘛，读过多少书啊？”
被“领导”松了绑，又被叫他“小伙计”，这青年显然胆子大了：“报告首长，初中毕业——”
习仲勋看着他厚厚的胸脯：“小伙计，你读了这么多书，身体又这么壮，留着建设家乡不好吗？怎么还要跑啊？”
“小伙计”没回答。方苞便向周焕东使了个眼色。
“书记让你说话啦——”周焕东给小伙计“打气”。
“——你是大官吧？”小伙计突然问。他听出习仲勋说的是北方话。习仲勋笑了一笑：“大又怎么样？小又怎么样？”
“官大我就说，官小我不说，没用，”他又看了一眼方苞，“我认识你，你是方书记，跟你说就没用啦——”
方苞脾气好，“嘿嘿”地笑了笑，没呵斥。
“这是省委习书记来啦！”周焕东在一旁提醒小伙子，又在他耳边加重声音，“还不大呀——”这话等于说：傻瓜，还等啥呀！
“啊，那我就说吧——”小伙子说。
“你们共产党天天开会说社会主义好，好在哪里呀？别人资本主义不好吗？逃过去的，每月都是几百几百地寄回来。共产党有钱给吗？我们村那些逃港的家属，家家都盖新房子。”
蹲在地上的另一个逃港青年兴头也来了：“我们在家不跑的，跟你们走的，倒遭了罪——替那些跑过去的交公粮、养老婆孩子！”
“你是大官，你给我们搞个政策吧。”小伙子要求说。
“政策？”习仲勋有点惊愕，“什么政策？”
1979年，习仲勋（左二）夫妇在宝安县
“就是你放我们过去一个人，到了香港后，我们每年给政府交两百块港币。”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0）
“真是乱弹琴——”习仲勋坐在车上摇着头，“你们这里思想很混乱啊，老方——”他显然有些不满意。
“不瞒你说，习书记。我们思想工作也做了，阶级斗争也抓了，就是没把这股歪风扭过来，”方苞说，“３０年了，还这样，只能怪我们工作没做好。”
习仲勋点点头：“关键还是要抓这呀——”他指了指脑袋“要加强思想教育呀，老方。让他们同旧社会比比，旧社会吃什么？现在吃什么？新社会好了，还跑吗？一比，就清楚了嘛。”
“书记呀，可不能比呀——”在车后排插话的是周焕东，“比不过人家呀，他们说香港人天天上茶楼、吃海鲜，社会主义却天天吃番薯根根哟。”
这话很有说服力，书记一时不知怎么回答。
“不对——”习仲勋突然想起来了，偏过头来，“那是什么？那是资产阶级糜烂的生活方式嘛！”他激动地说：“地主阶级剥削农民，天天大鱼大肉啦，我们能去吃吗？能这样比吗？”
方苞一看不对，马上转移话题：“书记说得不错，不能那样比，还是思想教育重要。所以，我已经把那些逃港较严重的大队的支书都召集起来了，现在正在办学习班呢，就在党校。已经集中三天了，习书记要不要去看看？”心细的方苞又在盘算着。
听说办了大队支书思想教育学习班，习仲勋换了语气：“这就对了嘛，那我去看看，给他们讲讲当年的艰苦生活。当年干革命，比现在艰苦得多呀，革命队伍中的人为什么不跑，为什么国民党队伍的要往共产党跑？”省委书记还是很开明的：“当然，他们有意见，也可以提，我也听，调查嘛——”
“他们的意见很右的啊，首长，”方苞似乎有点担心，“就担心冲撞了你。”
“哎——你这就说错了。共产党员就是要听不同的意见嘛，听不进反面意见的人，再英明都会犯错误——”这位当年的中央委员话来得很远。
一进“教室”，习仲勋就感觉情况有些异样：这批支书，对把他们集中“开学习班”，看来心里有意见。昏暗的灯光下，东一团、西一堆。省委书记来了，没有掌声，一些人连身子都不转过来。
这批脸庞黑红黑红，一看就知道是旧社会受过苦的人，怎么对“共产党”的感情就这么“淡”呢？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1）
但习仲勋是做“足”了准备的。看见随来的保卫人员还带着枪，习仲勋挥挥手：“你们都出去——”
气氛轻松多了。习仲勋把凳子朝那一堆“逃港大队”的支部书记移了移，更近了。
“大家放松点，学习班很快就可以结束。明天最后一天，晚上打牙祭，吃完，就让大家早点回家。”方苞大声对大家说。
看大家都在看进来的生人，方苞便接着介绍说：“这位就是习书记，省委新来的书记。习书记来，不是来为难大家的，是来看望大家的。决不延长散会时间。大家心里有话，也可以抓住机会说。你们知道吗？习书记本人就是受过四人帮迫害，坐过牢的。”方苞特意把后面几句话加重了语气。
下面开始有点骚动。
方苞又说：“大家放心，习书记说了的，一不打棍子、二不扣帽子、三不抓辫子！”
“三不”下去后，下面似乎有人想说话，但半天，又冷下去了。
习仲勋只好伸下头去，问靠台最近的一位中年汉子：“你哪个大队的？你先说说，为什么反偷渡就是搞不好——”
那汉子苦笑摇摇头，反而侧转头，用广东话对旁边的人说：“呢嘢啊——好难讲啦！”
“什么？他说什么——”习仲勋着急问，他不懂广东话。
方苞解释：“他说，这话不好讲。”
习仲勋说：“有什么不好讲啊？都交代了三不嘛。”“是嫌我官还不够大？”他忽然想起在路上看到的年轻人。
但还是没反应。
“大家放松，刚才方书记说了，我也是受过迫害的。我很清楚，平时大家讲的很多话都是虚的、假的、吹的！那是逼出来的嘛，哪能怪你们呀？我这次来，就是想听你们说实话，说错了不怪你们。你们给我说实话，逃港到底有没有办法治呀——”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2）
也许是省委书记后面这番话掏了“心肝”，这时，屋角上传来个闷声闷气的声音：
“我看，不要治——”
“什么？不要治——”习仲勋有点奇怪，仰起头往后面看。
方苞也感到奇怪，怎么这样回答省委书记？学习班学来学去，倒学出个“不要反逃港”？
“不治，那人不是都跑光了吗——”习仲勋脾气好，忍下了，他尽量和气，想听听这人会说些什么。
这人约摸四五十岁年纪，一脸的“老农皱”。报纸卷着烟叶的“喇叭筒”，在黑暗中缓缓地一闪一闪。
“让老百姓自由去不就行了，抓别人做什么呀？”
省委书记奇怪了，怎么这样说话？但他还是忍下了，他今天倒要看看，这些“落后支书”们，脑袋里到底装着些什么“花花”。
“香港怎么可以随随便便去呢？”习仲勋和蔼地问，“政策也不允许的嘛！”
“宪法不是说居住自由的吗？”老头突然蹦出一句，“是我们共产党说话不算数呀——”
省委书记显然没想到他会这样说，有点激动了。应该说，这位大队支书的话，很有“杀伤力”。
“你……怎么这样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
“是啊，2０年党龄。”硬邦邦地顶回来一句。
习仲勋早听说宝安人不怕官，没想到会这么不怕。
“你……你什么成分？”他有点火了。
“我三代贫农，土改根子——”
“你……征购任务完成了吗？”他再问，显然想挽回主动权。
“完成啦，我年年超产——”
方苞赶忙贴在省委书记耳朵边说：“习书记，他们大队生产上是个先进呢。”
“什么先进？”省委书记再也忍不住了，“这种书记还先进？你……你叫什么名字？”
“文富祥——”屋角上传来的声音坚定而平静。
半天，再冷冷地顶了一句：“宝安县福永公社凤凰大队，共产党员文富祥——”
《大逃港》：第四章 “六二”大逃港在境外的影响 第二节 感天动地的华山泪雨（13）
呀，省委书记面前，一点不怕！
这时，这位监牢中出来的省委书记反而没有发火了。他被这位“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气概所打动：英雄，真正的英雄！
文富祥把“喇叭筒”从嘴上摘下来，在脚下踩灭：“习书记，你也是吃过苦的，所以，我才对你讲了这些真话——咱们共产党政策要还这样下去，还不改，人都会跑光啦！”
习仲勋没再说话。这些话已经深深地打中了他。
这位老布尔什维克在沉思，在激烈斗争……
两天后，习仲勋离开宝安，他没有说太多，只是若有所思地对宝安县委的人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你们要下决心改变这个面貌。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
方苞最关心的还是给经济政策的问题，希望省委书记能“开口子”。
“我同意你们提的办法，过去文革搞错的现在都要改正过来。”
太好了！方苞等的就是这句话。有了这句话，就可以把以前被错误批判的政策都恢复过来，包括１９６２年搞的“三个五”。
——
2000年,习仲勋与夫人齐心在深圳迎宾馆(转摘自《深圳商报》)
２０多年后，也就是２０００年深圳经济特区成立２０周年的时候，笔者有幸在深圳迎宾馆见到了习仲勋同志，问起他为何后来去北京找华国锋、找邓小平，反复向中央要“权”，要求让广东在全国发展经济中当先行官？为什么改革开放的决心会那样大？发展经济的要求会那样急迫？
习老的回答让人深思：“那应该同下面的反映也有关吧。我们共产党人的认识也是逐步提高的。方苞曾经领我到边防去看过，好像还开了一个党员学习班，有个支部书记我印象很深……”
他说的那个“支书”，应该就是文富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