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高校阪东秀人:日知录(全文)3

日知录(全文)3
卷十一
●权量 三代以来，权量之制，自隋文帝一变。杜氏《通典》言：“六朝量三升当今一升，称三两当今一两，尺一尺二寸当今一尺。”《左传•定公八年》正义曰：“魏、齐斗称于古二而为一，周、隋斗称于古三而为一。”《隋书•律历志》言：“梁、陈依古斗，齐以古升五升为一斗，周以玉升一升当官斗一升三合四勺，开皇以古斗三升为一升，大业初依复古斗。梁、陈依古称，齐以古称一斤八两为一斤，周玉称四两当古称四两半，开皇以古称三斤为一斤，大业初依复古称。”令考之传记，如《孟子》以举百钧为有力人；三十斤为钧，百钧则三千斤。《晋书•成帝纪》：“令诸郡举力人能举千五百斤以上者。”《史记•秦始皇纪》：“金人十二，重各千石，置宫廷中。”百二十斤为石，千石则十二万斤。《汉旧仪•祭天》：“养牛五岁，至二千斤。”《晋书•南阳王保传》：“自称重八百斤。”不应若此之重！《考工记》曰：“爵一升，觚三升。献以爵而酬以觚，一献而三酬，则一豆矣。”《礼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五献之尊，门外缶，门内壶，君尊瓦С。”注：“凡觞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壶大一石，五升曰散，瓦С五斗。《诗》曰：“无姑酌彼金。”毛说：“人君以黄金饰尊，大一硕，每食四簋。”正义：“簋，瓦器，容斗二升。”不应若此之巨！《周礼•舍人》：“丧纪共饭米。”注：“饭，所以实口。君用梁，大夫用稷，士用稻，皆四升。”《管子》：“凡食盐之数，一月丈夫五升少半，妇人三升少半，婴儿二升少半。”《史记•廉颇传》：“一饭斗米。”《汉书•食货志》：“食人月一石半。”《赵充国传》：“以一马自佗，负三十日食，为米二斛四斗，麦八斛。”《匈奴传》：“计一人三百日食，用备十八斛。”不应若此之多！《史记•河渠书》：“可令亩十石。”嵇康《养生论》：“夫田种者，一亩十斛，谓之良田。”《晋书•傅玄传》：“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至数十斛。”今之收获最多亦不及此数。《灵枢经》：“人食一日中五升。”《既夕礼》：“朝一溢米，莫一溢米。”注：“二十两曰溢，为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晋书•宣帝纪》：“问诸葛公：‘食可几何？’对曰：‘三四升。’”《会稽王道子传》：“国用虚谒，自司徒以下，日廪七升。”本皆言少，而反得多。是知古之权量比之于今，大抵皆三而当一也。《史记•孔子世家》：“孔子居鲁，奉粟六万。”索隐曰：“当是六万斗。”正义曰：“六万小斗，当今二千石也。”此唐人所言三而当一之验。盖自三代以后，取民无制，权量之属，每代递增。至魏孝文太和十九年，诏改长尺、大斗，依周礼制度，班之天下。隋炀帝大业三年四月壬辰，改度量权衡并依两、小两之名，而后代则不复言矣。《山堂考索》：“斛之为制，方尺而深尺。《班志》乃云其中容十斗，盖古用之斗小。”欧阳公《集古录》有谷口铜甬，始元四年左冯翊造，其铭曰：“谷口铜甬容十斗，重四十斤。”以今权量校之，容三斗，重十五斤。斗则三而有余，斤则三而不足。吕氏《考古图》汉好官厨鼎刻曰：“重九斤一两。”今重三斤六两，今六两当汉之一斤。又曰：“轵家釜三斗弱，轵家甑三斗一升。”当汉之一石，大抵是三而当一也。古以二十四铢为两。五铢钱十枚，计重二两二铢。今称得十枚，当今之一两弱。又《汉书•王莽传》言：“天凤元年，改作货布，长二寸五分，广一寸，首长八分有奇，广八分，其圜好径二分半，足枝长八分，间广二分。其文右曰‘货’，左曰‘布’，重二十五铢。”顷富平民掊地，得货布一罂。所谓长二寸五分者，今钞尺之一寸六分有奇；广一寸者，今之六分有半；八分者，今之五分。而二十五铢者，今称得百分两之四十二。是则今代之大于古者，量为最，权次之，度又次之矣。《晋书•挚虞传》：“将作大匠陈勰，掘地得古尺。尚书奏：‘今尺长于古尺，宜以古为正。’潘岳以为习用已久，不宜复改。虞驳曰：‘昔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其形容，象物制器，以存时用。故参天两地，以正算数之纪；依律计分，以定长短之度。其作之也有则，故用之也有征。考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是悬象无所容其谬。施步两仪，则天地无所隐其情；准正三辰，则悬象无所容其谬。施之金石，则音韵和谐；措之规矩，则器用合宜。一本不差，而万物皆正。及其差也，事皆反是。今尺长于古尺几于半寸，乐府用之，律吕不合。史官用之，历象失占。医署用之，孔穴乖错。此三者，度量之所由生，得失之所取征，皆纟圭阂而不得通，故宜改今而从古也。唐虞之制，同律度量衡；仲尼之训，谨权审度。今两尺并用，不可谓之同；知失而行，不可谓之谨。不同不谨，是谓谬法，非所以轨物垂则，示人之极。凡物有多而易改，亦有少而难变。有改而致烦，亦有变而之简。度量是人所常用，而长短非人所恋惜，是多而易改者也。正失于得，反邪于正，一时之变，永世无二，是变而之简者也。宪章成式，不失其旧物。季末苟合之制，异端杂乱之用，宜以时厘改，贞夫一者也。臣以为宜如所奏。’”
●大斗大两 《汉书•贷殖传》：“黍千大斗。”师古曰：“大斗者，异于量米粟之斗也。”是汉时己有大斗，但用之量粗货耳。《唐六典》：“凡度，以北方黍中者一黍之广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一尺二寸为大尺，十尺为丈。凡量，以黍中者容一千二百黍为龠，二龠为合，十合为升，十升为斗，三斗为大斗，十斗为斛。凡权衡，以黍中者百黍之重为铢，二十四铢为两，三两为大两，十六两为斤。凡积黍为度量权衡者，调钟律，测晷景，合汤药及冠冕之制则用之，内外官司悉用大者。”按唐时权量，是古今、小大并行，太史、太常、太医用古，他有司皆用今。久则其今者通行，而古者废矣。宋沈括《笔谈》曰：“予受诏考钟律及铸浑仪，求秦汉以来度量，计六斗当今之一斗七升九合，称三斤当今十三两。”是宋时权量又大于唐也。《元史》言：“至元二十年，颁行宋文思院小口斛。”又言：“世祖取江南，命输米者止用宋斗斛，以宋一石当今七斗故也。”是则元之斗斛又大于宋也。
●汉禄言石 古时制禄之数，皆用斗斛。《左传》言：“豆、区、釜、钟，各自其四，以登于釜。”《论语》：“与之釜，与之庾。”《孟子》：“养弟子以万钟。”皆量也。汉承秦制，始以石为名。故有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千石、比千石，六百石、比六百石，四百石、比四百石，三百石、比三百石，二百石、比二百石，百石，而三公号万石。百二十斤为石，是以权代量。然考《续汉•百官志》所载月奉之数，则大将军、三公奉月三百五十斛，以至斗食奉月十一斛，又未尝不用斛。所谓二千石以至百石者，但以为品级之差而已。今人以十斗为石，本于此。不知秦时所为“金人十二，重各千石”，“撞万石之钟”，“县石铸钟ね”，“衡石程书”之类，皆权也，非量也。惟《白圭传》“谷长石斗”，《淳于髡传》“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对斗言之，是移权之名于量尔。叶梦得《岩下放言》：“名生于实，凡物皆然。以斛为石，不知起何时，自汉以来始见之。石本五权之名，汉制重百二十斤为石，非量名也。以之取名赋禄，如二千石之类，以谷百二十斤为斛，犹之可也。若酒言石，酒之多少本不系谷数，从其取之醇ㄤ。以今准之，酒之醇者，斛止取七斗或六斗；而ㄤ者，多至于十五六斗。若以谷百二十斤为斛，酒从其权名，则当为酒十五六斗；从其量名，则斛当谷百八九十斤，进退两无所合。是汉酒言石者，未尝有定数也。至于面言斛石，面亦未必正为麦百二十斤，而麦之实又有大小虚实。然沿袭至今，莫知为非。及弓弩较力，言斗言石，此乃古法。打锤以斤为别，而世反疑之。乃知名实何常之有。《史记•货殖传》：“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变“皮”言“石”，亦互文也。凡细而轻者则以皮计，粗而重者则以石计。
●以钱代铢 古算法，二十四铢为两。汉轵家釜铭：“重十斤九铢”，轵家甑铭：“重四斤廿铢”是也。近代算家不便，乃十分其两，而有“钱”之名。此字本是借用“钱币”之钱，非数家之正名，簿领用之可耳，今人以入文字，可笑。《唐书》：“武德四年，铸开通元宝，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得轻重大小之中。所谓二铢四萦者，今一钱之重也。后人以其繁而难晓，故代以钱字。度量皆以十起数，惟权则以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铢，两之为两，十六两为斤，三十斤为钧，四钧为石。今人改铢为钱，而自两以上则萦百、萦千以至于万，而权之数亦以十起矣。汉制，钱言铢，金言斤，其名近古。《宋史•律历志》：大宗淳化三年三月，诏曰：“《书》云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所以建国经而立民极也。国家万邦咸义，九赋是均。顾出纳于有司，系权衡之定式。如闻黍之制。或差毫厘，锤钩为奸，害及黎庶，宜令详定称法，著为通规。”事下有司。监内藏库崇仪使刘蒙、刘承：“太府寺旧铜式，自一钱至十斤，凡五十一，轻重无准。外府藏受黄金，必自毫厘计之。或自钱始，则伤于重。”遂寻本末，别制法物。至景德中，承加参定，而权衡之制益为精备。其法盖取《汉志》子谷为则，广十黍以为寸，从其大乐之尺就成二术。因度尺而求牦，自积黍而取萦以牦、萦一钱半及一两等二称。各悬三毫，以星准之。等一钱半者，以取一称之法。其衡合乐尺一尺二寸，重一钱，锤重六分，盘重五分。初毫星准半钱，至梢总一钱半，析成十五分，分列十牦；中毫至梢一钱，析成十分，分列十牦；末毫至梢半钱，析成五分，分列十牦。等一两者亦为一称之则，其衡合乐尺一尺四寸，重一钱半，锤重六钱，盘重四钱。初毫至梢布二十四铢，下别出一星，星等五萦中毫至梢五钱，布十二铢，铢列五星，星等二萦。末毫至梢六铢，铢列十星，星等一萦。以御书真、草、行三体。淳化钱较定，实重二铢四萦，为一钱者。以二千四百得十有五斤，为一称之则。其法初以绩黍为准，然后以分而推忽，为定数之端。故自忽、丝、毫、厘、黍、萦、铢，各定一钱之则。毫则百，牦则十。转以十倍倍之，则为一钱。黍以二千四百杖为一两，萦以二百四十，铢以二十四，遂成其称。称合黍数，则一钱半者，计三百六十黍之重，列为五分，则每分计二十四黍。又每分析为一十牦，则每牦计二黍十分黍之四，每四毫一线六忽有差为一黍，则牦、萦之数极矣。一两者，合二十四铢，为二千四百黍之重。每百黍为铢，二百四十黍为二铢四萦，二铢四萦为钱，二萦四黍为分，一萦二黍重五牦，六黍重二牦五毫，三黍重一牦二毫五丝，则黍萦之数成矣。先是，守藏吏受天下岁输金币，而太府权衡旧式失准，得因之为奸，故诸道主者坐逋负而破产者甚众。又守藏更代，校计争讼，动必数载。至是新制既定，奸弊无所措，中外以为便。是则今日以十分为钱，十钱为两，皆始于宋初所谓新制者也。
●十分为钱 古时分乃度之名，非权之名。《说文》：“寸，十分也。”《隋书•律历志》引《易纬通卦验》：“十马尾为一分。”《说苑》：“度、量、权、衡以粟生。十粟为一分，十分为一寸。”《孙子算术》：“蚕所吐丝为忽，十忽为秒，十秒为毫，十毫为牦为分，十分为寸。”《汉书•律历志》：“本起黄钟之长，以子谷黍中者一黍之广度之，九十黍为黄钟之长，一黍为一分，十分为一寸。”此皆度之名。《淮南子》：“十二{艹票}当一粟，十二粟而当一分，十二分而当一铢，十二铢而当半两，二十四铢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三十斤为一钧，四钧为石。”此则权之名。然以十二分为一铢，二十四铢为一两，则小于今之为分者多矣。陶隐居《名医别录》曰：“古称惟有铢、两，而无分名。今则以十黍为一铢，六铢为一分，四分为一两，十六两为一斤。”李杲曰：“六铢为一分，即今之二钱半也。”此又以二钱半为分，则随人所命而无定名也。
●黄金 汉时黄金上下通行。故文帝赐周勃至五千斤；宣帝赐霍光至七千斤；而武帝以公主妻栾大，至赍金万斤；卫青出塞，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梁孝王薨，藏府余黄金四十余万斤；馆陶公主近幸董偃，令中府曰：“董君所发，一日金满百斤，钱满百万，帛满千区，乃白之。”王莽禁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府受直。至其将败，省中黄金万斤者为一匮，尚有六十匮；黄门钩盾藏府中尚方处，处各有数匮。而《后汉•光武纪》言：“王莽末，天下旱蝗，黄金一斤易粟一斛。”是民间亦未尝无黄金也。董卓死，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昭烈得益州，赐诸葛亮、法正、关羽、张飞金各五百斤，银千斤。《南齐书•萧颖胄传》：“长沙寺僧业富沃，铸黄金为龙数千两，埋土中，历相传付，称为下方黄铁，莫有见者。颍胄起兵，乃取此龙以充军实。”《梁书•武陵王纪传》：“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至有百。银五倍之。”自此以后，则罕见于史。《尚书》疏：“汉魏赎罪，皆用黄金。后魏以金难得，令金一两收绢十匹。今律乃赎铜。”宋太宗问学士杜镐曰：“两汉赐予多用黄金，而后代遂为难得之货，何也？”对曰：“当时佛事未兴，故金价甚贱。”今以目所睹记及《会典》所载国初金价推之，亦大略可考。《会典•钞法卷》内云：“洪武八年，造大明宝钞，每钞一贯，折银一两；每钞四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贯，易赤金一两。”是金一两当银四两也。《征收卷》内云：“洪武十八年，令凡折收税粮，金每两准米十石，银每两准米二石。”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三十年，上曰：“折收逋赋，欲以苏民困也。今如此其重，将愈困民。”更令金每两准米二十石，银每两准米四石。然亦是金一两当银五两也。永乐十一年，令金每两准米三十石，则当银七两五钱矣。又令交址召商中盐，金一两，给盐三十引，则当银十两矣。岂非承平以后，日事侈靡，上自宫掖，下逮勋贵，用过乎物之故与？幼时见万历中赤金止七八换，崇祯中十换，江左至十三换矣。投珠抵璧之风，将何时而见与？《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朱提银重八两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他银一流，直千。”是金价亦四五倍于银也。《元史》：“至大银钞一两，准至元钞五贯，白银一两，赤金一钱。”是金价十倍于银也。《史记•平准书》：“一黄金一斤。”臣瓒曰：“秦以一镒为一金，汉以一斤为一金。”是汉之金已减于秦矣。《汉书•食货志》：“黄金重一斤，直钱万。”《惠帝纪》注：“师古曰：“诸赐金不言黄者，一斤与万钱。”古来用金之费，如《吴志•刘繇传》：“笮融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何姬传》注引《江表传》：“孙皓使尚方以金作华燧、步摇、假髻以千数，令宫人著以相扑，朝成夕败，辄出更作。”《魏书•释老志》：“兴光元年，敕有司，于五缎大寺内为大祖已下五帝，铸释迦立像五，各长一丈六尺，都用赤金二万五千斤。天安中，于天宫寺造释迦立像，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齐书•东昏侯本纪》：“后宫服御，极选珍奇，府库旧物不复周用，贵市民间金银宝物，价皆数倍京邑。酒租皆折使输金，以为金涂，犹不能足。”《唐书•敬宗纪》：“诏度支进铜三千斤，金薄十万，翻修清思院新殿及升阳殿图障。”《五代史•闽世家》：“王昶起三清台三层，以黄金数千斤铸宝皇及元始天尊、大上老君像。”宋真宗作玉清昭应宫，甍ㄆ栾楹，全以金饰，所费钜亿万，虽用金之数亦不能全计。《金史•海陵本纪》：“宫殿之饰遍傅黄金，而后间以五采。金屑飞空，如落雪。”《元史•世祖本纪》：“建大圣寿万安寺，佛像及窗壁皆金饰之，凡费金五百四十两有奇，水银二百四十斤。”又言：“缮写金字藏经，凡糜金三千二百四十四两。”此皆耗金之由也。杜镐之言，颇为不妄。草木子云：“金一为箔，无复再还元矣。”故《南齐书•武帝纪》：“禁不得以金银为箔。”而《太祖实录》言：“上出黄金一锭，示近臣曰：‘此表笺袱盘龙金也。令宫人洗涤销熔得之。’”呜呼，俭德之风远矣！
●银 唐宋以前，上下能行之货一皆以钱而已，未尝用银。《汉书•食货志》言：秦并天下，币为二等。而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孝武始造白金三品，寻废不行。《旧唐书》：宪宗元和三年六月，诏曰：“天下有银之山，必有铜矿。铜者，可资于鼓铸；银者，无益于生人。其天下自五岭以北，见采银坑，并宜禁断。”然考之《通典》，谓梁初唯京师及三吴、荆郢、江湘、梁益用钱，其余州郡则杂以谷帛交易，交广之域则全以金银为货。而唐韩愈奏状亦言，五岭买卖一以银。元稹奏状言，自岭已南，以金银为货币。自巴已外，以盐帛为交易。黔巫溪峡用水银、朱砂、缯彩、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纪》：“景二年，诏诸路岁输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于是有以银当缗钱者矣。《金史•食货志》：“旧例银每铤五十两，其直百贯。民间或有截凿之者，其价亦随低昂。遂改铸银，名承安宝货，一两至十两分五等，每两折钱二贯，公私同见钱用。”又：“更造兴定宝泉，每贯当通宝五十。又以绫印制元光珍货，同银钞及余钞行之。行之未久，银价日贵，宝泉日贱，民但以银论价。至元光二年，宝泉几于不用。哀宗正大间，民间但以银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银之始。今民间输官之物皆用银，而犹谓之钱粮。盖承宋代之名，当时上下皆用钱也。国初所收天下田赋，未尝用银，惟坑冶之课有银。《实录》于每年之终记所入之数，而洪武二十四年，但有银二万四千七百四十两；至宣德五年，则三十二万二百九十七两。岁办视此为率，当日国家固不恃银以为用也。至正统三年，以采办扰民，始罢银课，封闭坑穴，而岁入之数不过五千有余。九年闰七月戊寅朔，复开福建、浙江银场，乃仓米折输变卖，无不以银。后遂以为常货，盖市舶之来多矣。《太祖实录》：“洪武八年三月辛酉朔，禁民间不得以金银为货交易，违者治其罪。有告发者，就以其物给之。”其立法若是之严也。“九年四月己丑，许民以银钞钱绢代输今年租税。”“十九年三月己巳，诏岁解税课钱钞，有道里险远难致者，许易金银以进。”“五月己未，诏户部，以今年秋粮及在仓所储，通会其数，除存留外，悉折收金银布绢钞，定输京师。”此其折变之法虽暂行，而交易之禁亦少弛矣。“正统元年八月庚辰，命江南租税折收金帛。先是，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铨奏：‘行在各卫官员俸粮，在南京者，差官支给，本为便利。但差来者，将各官俸米贸易物货，贵买贱酬，十不及一，朝廷虚费廪禄，各官不得实惠。请令该部会议岁禄之数，于浙江、江西、湖广、南直隶不通舟楫之处，各随土产折收布绢、白金，赴京充俸。’巡抚江西侍郎赵新亦言：‘江西属县有僻居深山，不通舟楫者，岁赍金帛于通津之处易米，上纳南京。设遇米贵，其费不赀。今行在官员俸禄于南京支给，往返劳费，不得实用。请令江西属县量收布绢或白金，类销成锭，运赴京师，以准官员俸禄。’少保兼户部尚书黄福亦有是请。至是行在户部复申前议，上曰：‘祖宗尝行之否？’尚书胡氵荧等对曰：‘太祖皇帝尝行于陕西，每钞二贯五百文折米一石，黄金一两折二十石，白金一两折四石，绢一匹折一石二斗，布一匹折一石，各随所产，民以为便。后又行于浙江，民亦便之。’上遂从所请，远近称便。然自是仓廪之积少矣。”二年二月甲戌，命两广、福建当输南京税粮，悉纳白金，有愿纳布绢者听。于是巡抚南直隶、行在工部侍郎周忱奏：官仓储积有余。其年十月壬午，遣行在能政司右通政李畛，往苏、常、松三府，将存留仓粮七十二万九千三百石有奇，卖银准折官军俸粮。三年四月甲寅，命粜广西、云南、四川、浙江陈积仓粮。遂令军民无挽运之劳，而庾免陈红之患，诚一时之便计也。自折银之后，不二三年，频有水旱之灾，而设法劝借至千石以上以赈凶荒者谓之“义民”，诏复其家。至景泰间，纳粟之例纷纷四出，相传至今，而国家所收之银不复知其为米矣。《唐书》言：“天宝中，海内丰炽，州县粟帛举巨万。杨国忠判度支，因言：古者二十七年耕，余九年食。今天下太平，请在所出滞积，变轻赍，内富京师。又悉天下义仓及丁租地课，易布帛以充天子禁藏。”当日诸臣之议，有类于此，踵事而行，不免太过。相沿日久，内实外虚。至祟祯十三年，郡国大，仓无见粟，民思从乱，遂以亡国。宣德中，以边储不给，而定为纳米赎罪之令，其例不一。正统三年八月，从陕西按察使陈正伦之请，改于本处纳银，解边易米。杂犯死罪者，纳银三十六两，三流二十四两，徒五等视流递减三两，杖五等一百者六两，九十以下及笞五等俱递减五钱。此今日赎锾之例所由始也。正统十一年九月壬午，巡抚直隶工部左侍郎周忱言：“各处被灾，恐预备仓储赈济不敷，请以折银粮税悉征本色，于各仓收贮。俟青黄不接之际，出粜于民。以所得银上纳京库，则官既不损，民亦得济。”从之。此文襄权宜变通之法，所以为一代能臣也。
●以钱为赋 《周官•太宰》：“以九赋敛财贿。”注：“财，泉谷也。”又曰：“赋口率出泉也。”《荀子》言：“厚刀布之敛，以夺之财。”而汉律有口算。此则以钱为赋，自古有之，而不出于田亩也。唐初，租出谷，庸出绢，调出缯布，未用钱。自两税法行，遂以钱为惟正之供矣。《孟子》有言：“圣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由今之道，无变今之俗，虽使余粮栖亩，斗米三钱，而输将不办，妇子不宁，民财终不可得，而阜民德终不可得而正，何者？国家之赋不用粟而用银，舍所有鸸赠所无故也。夫田野之氓，不为商贾，不为官，不为盗贼，银奚自而来哉！此唐宋诸臣每致叹于钱荒之害，而今又甚焉。非任土以成赋，重穑以帅民，而欲望教化之行，风俗之美，无是理矣。《白氏长庆集》策曰：“夫赋敛之本者，量桑地以出租，计夫家以出庸。租庸者，谷帛而已。今则谷帛之外，又责之以钱。钱者，桑地不生铜，私家不敢铸，业于农者何从得之？至乃吏胥追征，官限迫蹙，则易其所有以赴公程。当丰岁则贱粜半价，不足以充缗钱。遇凶年则息利倍称，不足以偿逋债。丰凶既若此，为农者何所望焉？是以商贾大族乘时射利者，日以富豪；田垄罢人望岁勤力者，日以贫困。劳逸既悬，利病相诱，则农夫之心尽思释耒而倚市，织妇之手皆欲投杼而刺文。至使田卒污莱，室如悬罄。人力罕施，而地利多郁；天时虚运，而岁功不成。臣尝反覆思之，实由谷帛轻而钱刀重也。夫籴甚贵，钱甚轻，则伤人；籴甚贱，钱甚重，则伤农。农伤则生业不专，人伤则财用不足。故王者平均其贵贱，调节其重轻，使百货通流，四人交利，然后上无乏用，而下亦阜安。方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国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取，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转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矣。今若量夫家之桑地，计谷帛为租庸，以石斗登降为差，以匹丈多少为等，但书估致力，利兴则趋末者回心。游手于道涂市肆者，可易业于西成；托迹于军籍、释流者，可返躬于东作。所谓下令如流水之原，系人于包桑之本者矣。”《赠友诗》曰：“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绵，岁暮衣食尽，焉得无饥寒？吾闻国之初，有制垂不刊：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使我农桑人，憔悴畎亩间。谁能革此弊，待君秉利权。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李翱集》有《疏改税法》一篇，言：“钱者，官司所铸；粟帛者，农之所出。今乃使农人贱卖帛，易钱入官，是岂非颠倒而取其无者邪？由是豪家大商皆多积钱，以逐轻重，故农人日困，末业日增。请一切不督见钱，皆纳布帛。”宋时岁赋亦止是谷帛，其入有常物，而一时所需则变而取之，使其直轻重相当，谓之折变。熙宁中，张方平上疏言：“比年公私上下，并苦乏钱。又缘青苗、助役之法，农民皆变转谷帛，输纳见钱。钱既难得，谷帛益贱。人情窘迫，谓之钱荒。”绍熙元年，臣僚言：“古者赋出于民之所有，不强其所无。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愿诏州郡，凡多取而多折者，重置于罚。民有粜不售者，令常平就籴，异时岁歉，平价以粜。庶于民无伤，于国有补。”从之。而真宗时，知袁州何蒙请以金折本州二税，上曰：“若是将尽废耕农矣。”不许。是宋时之弊亦与唐同，而折银之见于史者，自南渡后始也。解缙《太平十策》言：“及今丰岁，宜于天下要害之处，每岁积粮若干。民乐近输，而国受长久之利，计之善者也。”愚以为天下税粮，当一切尽征本色。除漕运京仓之外，其余则储之于通都大邑。而使司计之臣略仿刘晏之遗意，量其岁之丰凶，稽其价之高下，粜银解京，以资国用。一年计之不足，十年计之有余。小民免称贷之苦，官府省敲扑之烦，郡国有凶荒之备，一举而三善随之矣。先生《钱粮论》略曰：古天下之所为富者，菽粟而已。为其交易也，不得已而以钱权之。然自三代以至于唐，所取于民者，粟帛而已。自杨炎两税之法行，始改而征钱，而未有银也。《汉志》言秦币二等，而银锡之属施于器饰，不为币。自梁时始有交广以金银为货之说。宋仁宗景二年，始诏诸路岁收缗钱，福建、二广易以银，江东以帛。所以取之福建、二广者，以坑冶多，而海舶利也。至金章宗，始铸银，名之曰承安宝货，公私同见钱用。哀宗正大间，民但以银市易，而不用铸。至于今日，上下通行，而忘其所自。然而考之《元史》，岁课之数为银至少。然则国赋之用银，盖不过二三百年间耳。今之言赋，必曰钱粮。夫钱，钱也；粮，粮也。亦乌有所谓银哉？且天地间银不益增，而赋则加倍，此必不供之数也。昔者唐穆宗时，物轻钱重，用户部尚书杨于陵之议，令两税等钱皆易以布帛丝纩，而民便之。吴徐知诰从宋齐邱言，以为钱非耕桑所得，使民输钱，是教之弃本逐末也，于是是诸税悉收、帛、细绢。是则昔人之论取民者，且以钱为难得也，以民之求钱为不务本也，而况于银乎？右度土地之宜，权岁入之数，酌转般之法，而通融乎其间，凡州县之不通商者，令尽纳本色，不得已以其什之三征钱。钱自下而上，则监恶无所容，而钱价贵，是一举而两利焉。无蠲赋之亏，而有活民之实；无督责之难，而有完逋之渐。今日之计莫便乎此。夫树谷而征银，是畜羊而求马也；倚银而富国，吴倚酒而充饥也。以此自愚，而其敝至于国与民交尽，是其计出唐、宋之季诸臣之下也。又曰：自古以来，有国者之取于民为已悉矣，然不闻有火耗之说。火耗之所由名，其起于征银之代乎？原夫耗之所生，以一州县之赋繁矣，户户而收之，铢铢而纳之，不可以琐细而上诸司府，是不得不资于火。有火则必有耗，所谓耗者，特百之一二而已。有贱丈夫焉，以为额外之征，不免干于吏议。择人而食，未足厌其贪忄林，于是藉火耗之名，为巧取之术。盖不知起于何年，而此法相传，代增一代，官重一官，以至于今。于是官取其赢十二三，而民以十三输国之十；里胥又取其赢十一二，而民以十五输国之十。其取则薄于两而厚于铢，其征收这数，者，必其地多而豪有力可以持吾之短长者也；铢者，必其穷下户也。虽多取之，不敢言也。于是两之加焉十二三，而铢之加焉十五六矣。薄于正赋而厚于杂赋，正赋耳目之所先也，杂赋其所后也。于是正赋之加焉十二三，而杂赋之加焉十七八矣。解之藩司，谓之羡余；贡诸节使，谓之常例。责之以不得不为，护之以不可破，而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愚尝久于山东，山东之民无不疾首蹙额，而诉火耗之为虐者。独德州则不然，问其故，则曰：州之赋二万九千，二为银，八为钱也。钱则无火耗之加，故民力纾于他邑也。非德州之官皆贤，里胥皆善人也，势使之然也。又闻长者言：近代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所以然者，钱重而难运，银轻而易赍，难运则少取之而以为多，易赍则多取之而犹以为少。非唐宋之吏多廉而今之吏贪也，势使之然也。然则银之通，钱之滞；吏之宝，民之贼也！在有明之初，尝禁民不得行使金银，犯者准奸恶论。夫用金银，何奸之有？有重为之禁者，盖逆知其弊之必至此也。当时市肆所用皆唐宋钱，而制钱则偶一铸造，以助其不足耳。今也泉货弱而害金兴，市道穷而伪物作，国币夺于上，民力殚于下。使陆贽、白居易、李翱之流而生今日，其咨嗟太息必有甚于唐之中叶者矣。曰：子以火耗为病于民也，使改而征粟米，其无淋尖、踢斛，巧取于民之术乎？曰：吾未见罢任之仓官，宁家这斗级，负米而行者也，必鬻银而后去。有两车行于道，前为钱，后为银，则大盗之所睨常在其后车焉。然则岂独今之贪吏倍甚于唐宋之时；河朔这间所名为响马者，亦当倍甚于唐宋之时矣。
●五铢钱 今世所传五铢钱，皆云汉物，非也。南北朝皆铸五铢钱，《魏书》言：“武定之初，私铸滥恶，齐文襄王以钱文五铢名须称实，宜称钱一文重五铢者听入市用，计百钱重一斤四两二十铢，自余皆准此为数。其京邑二市、天下州镇郡县之市各置二称，悬于市门，民间所用之称皆准市称以定轻重。若重不五铢，或虽重五铢而多杂铅错，并不听用。然竟未施行。”《隋书》：“高祖既受周禅，以天下钱货轻重不等，乃更铸新钱，背面肉好皆有周郭，文曰‘五铢’，而重如其文，每钱一千重四斤二两，悉禁古钱及私钱。置样于关，不如样者没官销毁之。自是钱币始台，百姓便之。”是则改币之议，始于齐文襄，至隋文帝乃行之，而今之五铢亦大抵皆隋物也。按四斤二两是六十六两，每一枚当重六分六厘，今五铢钱正符此数，不知汉制如何。古钱惟五铢及开元通宝最多。五铢，隋开皇元年铸；开元，唐武德四年铸。
●开元钱 自宋以后，皆先有年号，而后有钱文。唐之开元，则先有钱文而后有年号。《旧唐书•食货志》曰：“武德四年，铸开元通宝，钱径八分，重二铢四萦，积十钱重一两。”又曰：“开元钱之文，给事中欧阳询制词及书，时称其工。其字含八分及隶体，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左；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钱。”马永卿曰：“开元通宝，盖唐二百八十九年独铸此钱，洛、并、幽、桂等处皆置监，故开元钱如此之多，而明皇纪号偶相合耳。”《旧唐书》：“高宗乾封元年四月庚寅，改铸乾封泉宝钱。二年正月，罢乾封钱，复行开元通宝钱。”
●钱法之变 《太祖实录》：“岁辛丑二月，置宝元局于应天府，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之钱相兼行使。”至嘉靖，所铸之钱最为精工。隆庆、万历加重半铢，而前代之钱通行不废。予幼时见市钱多南宋年号，后至北方，见多汴宋年号，真行草字体皆备，间有一二唐钱。自天启、崇祯广置钱局，括古钱以充废铜，于是市人皆摈古钱不用。而新铸之钱弥多弥恶，旋铸旋销，宝源、宝泉二局只为奸蠹之窟。故尝论古来之钱凡两大变：隋时尽销古钱，一大变；天启以来，一大变也。昔时钱法之弊，至于鹅眼、纟延环之类，无代不有。然历代之钱尚存，旬日之间便可澄汰。今则旧钱已尽，即使良工更铸，而海内之广一时难遍，欲一市价而裕民财，其必用开皇之法乎？自汉五铢以来，为历代通行之货。未有废古而专用今者，唯王莽一行之耳。考之于史，魏熙平初，尚收令任城王澄上言：“请下诸州方镇，其太和及新铸五铢并古钱内外全好者，不限大小，悉听行之。”梁敬帝太平元年，诏杂用古今钱。《宋史》言：“自五代以来，相承用唐旧钱。”至如宋明帝泰始二年，则断新钱，专用古钱矣。金世宗大定十九年，则以宋大观钱一当五用矣。昔之贵古钱如此。近年听炉头之说，官吏、工徒无一不衣食其中，而古钱销尽，新钱愈杂。地既爱宝，火常克金，遂有乏铜之患。自非如隋文别铸五铢，尽变天下之钱，古制不可得而复矣。钱者，历代通行之货，虽易姓改命，而不得变古。后之人主不知此义，而以年号铸之钱文，于是易代之君，遂以为胜国之物而销毁之，自钱文之有年号始也。尝考之于史，年号之兴，皆自季世。宋考武帝孝建初，铸四铢，文曰“孝建”，一边为“四铢”。其后稍去“四铢”，专为“考建”。废帝景和二年，铸二铢钱，文曰“景和”。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更铸钱，文曰“太和”、“五铢”。孝庄帝永安二年，更铸永安五铢。此非永世流通之术，而高道穆乃以为：“论今据古，宜载年号。”何其愚也！近日河南、陕西各自行钱，不相流通，既非与民同利之术，而市肆之猾乘此以欺愚人，窘行旅。《盐铁论》言：“币数变而民滋伪。”亮哉，斯言矣！
●铜乏 铜之患，前代已言之。江淹谓古剑多用铜，如昆吾、欧冶之类皆铜也。楚子赐郑伯金，盟曰：“无以铸兵，故以铸三钟。”古金三品：黑金是铁，赤金是铜，黄金是金。夏后之时，九牧贡金，乃铸鼎于荆山之下。董安于之治晋阳公宫，令舍之堂皆以炼铜为柱质。荆轲之击秦王，中铜柱。而始皇收天下之兵，铸金人十二，即铜人也。阖闾冢铜椁三重，秦始皇冢亦以铜为椁。战国至秦，攻争纷乱，铜不充用，故以铁足之。铸铜既难，求铁甚易，是故铜兵转少，铁兵转多。年甚一年，岁甚一岁，渐染流迁，遂成风俗。所以铁工比肩，而铜工稍绝。二汉之世，愈见其微。建安二十四年，魏太子铸三宝刀、二匕首。天下百炼之精利，而悉是铸铁，不能复铸铜矣。考之于史，自汉以后，铜器绝少，惟魏明帝铸铜人二，号曰翁仲；又铸黄龙、凤凰各一。而武后铸铜为九州鼎，用铜五十六万七百一十二斤。自此之外，寂尔无闻，止有铜马、铜驼、铜匦之属。昭烈入蜀，仅铸铁钱。而见存于今者，如真定之佛，蒲州之牛，沧州之狮，无非黑金者矣。唐开元中，刘秩上议曰：“夫铸钱用不赡者，在乎铜贵，铜贵则采用者众。夫铜以为兵，则不如铁；以为器，则不如漆。禁之无害，陛下何不禁于人？禁于人则铜无所用，铜益贱，则钱之用给矣。”文宗御紫宸殿，谓宰臣曰：“物轻钱重，如何？”杨嗣复对以当禁铜器。考禁铜之令，古人有行之者。宋孝武帝孝建三年四月甲子，禁人车及酒肆器用铜。唐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辛巳，禁私卖铜铅锡及以铜为器。代宗大历七年十二月壬子，禁铸铜器。德宗贞元九年正月甲辰，禁卖剑铜器。天下有铜山，任人采取，其铜官买。除铸镜外，不得造铸。宪宗元和元年二月甲辰，禁用铜器。晋高祖天福三年三月丁丑，禁民作铜器。宋高宗绍兴二十八年七月己卯，命取公私铜器，悉付铸钱司，民间不输者罪之。然今日行之，不免更为罔民之事。惟有销钱、铸钱，上下相蒙，而此日之钱固无长存之术矣。《南齐书•刘悛传》：“永明八年，悛启世祖曰：‘南广郡界蒙山下有城，名蒙城，可二顷也，有烧炉四所。从蒙城渡水南百许步，平地掘土，深二尺，得铜，有古掘铜坑井，居宅处犹存。邓通，南安人，汉文帝赐通严道县铜山铸钱。今蒙山在青衣水南，故秦之严道也。蒙山去南安二百里，此必是通所铸，甚可经略。’并献蒙山铜一片，又铜石一片，平州铸铁刀一口。上从之，遣使入蜀铸钱。”《魏书•食货志》：“熙平二年，尚书崔亮奏：‘恒农郡铜青谷有铜矿，计一斗得铜五两四铢；苇池谷矿，计一斗得铜五两；鸾帐山矿，计一斗得铜四两。河南郡王屋山矿，计一斗得铜八两。南青州苑烛山、齐州商山，并是往者铜官旧迹。既有冶利，所宜开铸。’从之。”《旧唐书•韩洄传》：“为户部侍郎判度支。上言：‘商州有红崖冶出铜，又有洛源监久废不理，请凿山取铜，置十炉铸钱，而罢江淮七监。’从之。”《册府元龟》：“元和初，监铁使李巽上言：‘郴州平阳、高亭两县界有平阳冶，及马迹、曲木等古铜坑，约二百八十余，并请于郴州、旧桂阳监置炉两所，采铜铸钱。’”《宋史•食货志》：“旧饶州永平监岁铸钱六万贯，平江南，增为七万贯，而铜、铅、锡常不给。转运使张齐贤访求，得南唐承旨丁钊，能知饶、信等州山谷产铜、铅、锡，乃便宜调民采取。且询旧铸法，惟永平用唐开元钱料最善。即诣阙面陈，诏增市铅、锡、炭价，于是得铜八十一万斤，铅二十六万斤，锡十六万斤，岁铸钱三十万贯。”此皆前代开采之迹。《通监》：“周世宗显德元年九月丙寅朔，敕立监采铜铸钱，自非县官法物、军器及寺观钟磬、钹铎之类听留外，其余民间铜器、佛像，五十日内悉令输官，给其直。过期隐匿不输，五斤以上，其罪死；不及者，论刑有差。上谓侍臣曰：‘卿辈勿以毁佛为疑。夫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斯奉佛矣。彼铜像岂所谓佛邪？且吾闻佛在利人，虽头目犹舍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济民，亦非所惜也。”《五代史》：“高丽地产铜银。周世宗时，遣尚书水部员外郎韩彦卿以帛数千匹市铜于高丽，以铸钱。显德六年，高丽王昭遣使者贡黄铜五万斤。”
●钱面 自古铸钱，若汉五铢，唐开元，宋以后各年号钱，皆一面有字，一面无字。储泳曰：“自昔以钱之有字处为阴，无字处为阳。古者铸金为货，其阴则纪国号，如镜阴之有款识也。”凡器物之识，必书于其底，与此同义。沿袭既久，遂以漫处为背。近年乃有别铸字于漫处者。天启大氏始铸一‘两’字，崇祯钱有‘户’、‘工’等字。钱品益杂，而天下亦乱。”按唐会昌中，淮南节度使李绅，请天下以州名铸钱，京师为京钱。未几，武宗崩，宣宗立，遂废之。无字谓之阳，有字谓之阴。《仪礼疏》：“筮法，古用木画地，今则用钱，以三少为重钱，重钱则九也。三多为交钱，交钱则六也。两多一少为单钱，单钱则七也。两少一多为折钱，折钱则八也。”今人以钱筮者犹如此。钱以有字处为阴，是知字乃钱之背也，碑之背亦名为阴。
●短陌 《隋书•食货志》曰：“梁大同后，自破岭以东，钱以八十为百，名曰‘东钱’。江郢以上，七十为百，名曰‘西钱’。京师以九十为百，名曰‘长钱’。中大同元年，乃诏通用足陌。诏下，而人不从，钱陌益少。至于末年，遂以三十五为百。”唐宪宗元和中，京师用钱，每贯头除二十文。穆宗长庆元年，以所在用钱垫陌不一，敕内外公私给用钱宜每贯一例，除垫八十，以九百二十文成贯。至昭宗末，京师以八百五十为贯，每陌才八十五。河南府以八十为陌。汉隐帝时，王章为三司使，聚敛刻急。旧制，钱出入，皆以八十为陌。章始令入者八十，出者七十七，谓之“省陌”。《宋史》言：“宋初，凡输官者，亦用八十或八十五为百。诸州私用，则各随其俗，至有以四十八为百者。太平兴国中，诏所在以七十七为百。”《金史》言：“大定中，民间以八十为陌，谓之‘短钱’。官用足陌，谓之‘长钱’。大名男子斡鲁补者上言，谓官司所用钱皆当以八十为陌，遂为定制。”衰季之朝与乱同事，大抵如此。而《抱朴子》云：“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则是晋时已有之，不始于梁也。今京师钱以三十为陌，亦宜禁止。
●钞 钞法之兴，因于前代未以银为币，而患钱之重，乃立此法。唐宪宗之飞钱，即如今之会票也。宋张咏镇蜀，以铁钱重，不便贸易，于是设质剂之法。一交一缗，以三年为一界而换之。天圣间，遂置交子务。然宋人已尝论之，谓无钱为本，亦不能以空文行。今日上下皆银，轻装易致，而楮币自无所用。故洪武初欲行钞法，至禁民间行使金银，以奸恶论，而卒不能行。及乎后代，银日盛而钞日微，势不两行，灼然易见。乃崇祯之末，倪公元璐掌户部，必欲行之，其亦未察乎古今之变矣。议者但言，洪武间钞法通行，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铜钱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银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钞者，每石增五贯为十贯。是国初造钞之后，不过数年，而其法已渐坏不行。于是有奸恶之条，充赏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盖昏烂倒换，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钞之不利而并钱禁之，废坚刚可久之货，而行软熟易败之物，宜其弗顺于人情，而卒至于滞阁。后世兴利之臣，慎无言此可矣。自钞法行而狱讼滋多，于是有江夏县民，父死以银营葬具，而坐以徙边者矣；有给事中丁环，奉使至四川，遣亲吏以银诱民交易，而执之者矣。舍烹鲜之理，就扬沸之威；去冬日之温，用秋茶之密。天子亦知其拂于人情，而为之戒饬；然其不达于天听，不登于史书者，又不知凡几也。《孟子》曰：“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若钞法者，其不为罔民之一事乎？《元史》：“世祖至元十七年，中书省议流通钞法，凡赏赐宜多给币帛，课程宜多收钱。于是陈瑛祖之，请通计户口食盐纳钞。又诏令课程、赃罚等物悉输钞。又诏令笞杖定等，输钞赎罪。又令权增市肆门摊，课程收钞。又令倒死亏欠马驼等畜并输钞。又令各欠羊皮、鱼鳔、翎毛等物并输钞。又令塌坊、果园、舟车、装载并纳钞。欲以重钞而钞不行，于是制为阻滞钞法之罪：有不用钞一贯者，罚纳千贯：亲邻、里老、旗甲知情不首，依犯者一贯罚百贯；其关闭铺店，潜自贸易及抬高物价之人，罚钞万贯，知情不首罚千贯。有阻滞钞法者，令有司于所犯人每贯追一万贯入官，全家发戍边远，而愈不可行矣。宣德三年六月己酉，诏停造新钞，已造完者悉收库，不许放支。其在库旧钞，委官选拣，堪用者备赏赉，不堪者烧毁。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信夫。《大明会典》：“国初止有商税，未尝有船钞。至宣德间，始设钞关。”夫钞关之设，本藉以收钞而通钞法也。钞既停，则关宜罢矣。乃犹以为利国之一孔，而因仍不革，岂非戴盈之所谓以待来年者乎？宣德中，浙江按察使林硕、江西副使石璞累奏：“洪武初，钞重物轻，所以当时定律，官吏受脏枉法八十贯律绞。方今物重钞轻，苟非更革，刑必失重，乞以银米为准。”未行。至正统五年十一月，行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议：“今后文职官吏人等，受枉法赃比律该绞者，有禄人估钞八百贯之上，无禄人估钞一千二百贯之上，俱发北方边卫充军。”亦可以见钞直之低昂矣。
●伪银 今日上下皆用银，而民间巧诈滋甚，非直绐市人，且或用以欺官长。济南人家专造此种伪物，至累十累百用之，殆所谓“为盗不操矛弧”者也。律：凡伪造金银者，杖一百，徒三年。为从及知情买使者，各减一等。其法既轻，而又不必行，故民易犯。夫刑罚，世轻世重，视其敝何如尔。汉时用黄金，孝景中六年十二月，定铸钱、伪黄金弃市律，造伪黄金与私铸钱者，同弃市。武帝元鼎五年，钦酎少府省金，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余人。如淳曰：“《汉仪注》金少不如斤两及色恶，王削县，侯免国。”宋太祖开宝四年十月己巳，诏伪作黄金者弃市。而唐文宗太和三年六月，依中书门下奏，以铅、锡钱交易者，过十贯以上，所在集众决杀。今伪银之罪不下于伪黄金，而重于以铅、锡钱交易，宜比前代之法，置之重辟，庶可以革奸而反朴也。汉既以钱为货，而铜之为品不齐，故水衡都尉其属有辨铜令、丞，此亦《周官》“职金”之遗意。
卷十二
●财用 古人制币，以权百货之轻重。钱者，币之一也。将以导利而布之上下，非以为人主之私藏也。《食货志》言：“民有余则轻之，故人君敛之以轻；民不足则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凡轻重敛散之以时，则准平。使万室之邑必有万钟之臧，臧纟强千万；千室之邑必有千钟之臧，臧繦百万。”齐武帝永明五年九月丙午，诏：“以粟帛轻贱，工商失业，良由圜法久废，上币稍寡。可令京师及四方出钱亿万，籴米谷、丝绵之属，其和价以优黔首。”唐宪宗时，白居易《策》言：“今天下之钱日以减耗，或积于内府，或滞于私家，若复日月征收，岁时输纳，臣恐谷帛之价转贱，农桑之业益伤，十年以后，其弊必更甚于今日。”而元和八年四月，敕以钱重货轻，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两市收买布帛，每端匹视旧估加十之一。十二年正月，又敕出内库钱五十万贯，令京兆府拣择要便处开场，依市价交易。今日之银犹夫前代之钱也。乃岁岁征数百万贮之京库，而不知所以流通之术，于是银之在下者至于竭涸，而无以继上之求，然后民穷而盗起矣。单穆以有言，绝民用以实王府，犹塞川原而有潢也。自古以来，有民穷财尽，而人主独拥多藏于上者乎？此无他，不知钱币之本为上下通共之财，而以为一家之物也。《诗》曰：“不吊昊天，不宜空我师。”有子曰：“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古人其知之矣。财聚于上，是谓国之不祥。不幸而有此，与其聚于人主，无宁聚于大臣。昔殷之中年，有乱政同位，具乃贝玉，总于货宝，贪浊之风亦已甚矣。有一盘庚出焉，遂变而成中兴之治。及纣之身，用义雠敛，鹿台之钱、钜桥之粟聚于人主，而前徒倒戈，自燔之祸至矣。故尧之禅舜，犹曰：“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而周公之系《易》，曰：“涣，王居无咎。”《管子》曰：“与天下同利者，天下持之；擅天下之利者，天下谋之。”呜呼！崇祯末年之事，可为永鉴也。已后之有天下者，其念之哉！唐自行两税法以后，天下百姓输赋于州府，一曰上供，二曰送使，三曰留州。及宋太祖乾德三年，诏诸州支度经费外，凡金帛悉送阙下，无得占留。自此一钱以上皆归之朝廷，而簿领纤悉特甚于唐时矣。然宋之所以愈弱而不可振者，实在此。昔人谓古者藏富于民，自汉以后，财已不在民矣，而犹在郡国，不至尽辇京师，是亦汉人之良法也。后之人君知此意者鲜矣。自唐开成初，归融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奏言：“天下一家，何非君土？中外之财，皆陛下府库。”而宋元中，苏辙为户部侍郎，则言：“善为国者，藏之于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余，则转运司常足；转运司既足，则户部不困。”自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矣。两司既困，虽内帑别藏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也。是以仁宗时富弼知青州，朝廷欲辇青州之财入京师，弼上疏谏。金世宗欲运郡县之钱入京师，徒单克宁以为如此则民间之钱益少，亦谏而止之。以余所见，有明之事，尽外库之银以解户部，盖起于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广志绎》言：“天下府库莫盛于川中，余以戊子典试于川，询之藩司，库储八百万。即成都、重庆等府俱不下二十万，顺庆亦十万。盖川中无起运之粮，而专备西南用兵故也。两浙赋甲天下，余丁亥北上，滕师少松为余言，癸酉督学浙中，藩司储八十万；后为方伯，止四十万；今为中丞，藩司言不及二十万矣。十年之间，积贮一空如此。及余己丑参政广西，顾臬使问自浙粮储来，询之，则云浙藩亦不满十万，与浙同，每岁取矿课五六万用之。今太仓所蓄亦止老库四百余万，有事则取诸太仆寺。余乙未贰卿太仆时，亦止老库四百万，每岁马价不足用，则取之草料。盖十年间东倭西孛，所用于二帑者逾二百万故也。”其所记万历时事如此。至天启中，用操江范济世之奏，一切外储尽令解京，而搜括之令自此始矣。今录上谕全文于此，俾后之考世变者得以览焉。天启六年四月七日，上谕工部都察院：“朕思殿工肇兴，所费宏钜，今虽不日告成，但所欠各项价银已几至二十万。况辽东未复，兵饷浩繁，若不尽力钩稽，多方清察，则大工必至乏误，而边疆何日敉宁。殊非朕仰补三朝阙典之怀，亦非臣下子来奉上之谊也。朕览南京操江宪臣范济世两疏所陈，凿凿可据。其所管应天、扬州府等处库贮银两，前已有旨尽行起解，到京之日，照数察收。似此急公徇上之诚，足为大小臣工模范。使天下有司皆同此心，朕何忧乎鼎建之殷繁，军饷之难措哉。范济世所奏，奉旨已久，其银两何尚未解到？尔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以济急用。且天之生财止有此数，既上不在官，又下不在民，岂可目击时艰，忍置之无用之地？朕闻得盐运司每年募兵银六千两，实收在库约有二十余万两，又盐院康丕扬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银一万，约有二十余万两，又故监鲁保遗下每年余银四万两，约有四十余万两；连前院除支销费过，余银约有八十余万两，刷卷察盘可据。又南太仆寺解过马价余银二十六万两，见寄在应天等府贮库；又户科贮库余银约有七万两，寄收应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余银约有十万两；又操江寄贮扬州、镇江、安庆三府备倭余银约有三十余万两。北道刷卷御史可据已上七宗，俱当遵照范济世所奏事例，彻底清察，就著南京守备内臣刘敬、杨国瑞亟委廉干官胡良辅、刘文耀，会同该部院抚按官，著落经管衙门察核的确，速行起解。有敢推避嫌怨，隐匿稽迟，怀私抗阻者，必罪有所归。如起解不完，则抚按等官都不许考满迁转。刘敬等亦不许扶同蒙蔽，委法徇私，必须殚力急公，尽心搜括，庶大工、边务均有攸赖，国家有用之物不至为贪吏侵渔，昭朕裕国恤民德意。”又闻南京内库，祖宗时所藏金银珍宝皆为魏忠贤矫旨取进。先帝谕中所云：“将我祖宗库贮，传国奇珍异宝，盗窃几至一空者，不知其归之何所。”自此搜括不已，至于加派；加派不已，至于捐助，以讫于亡。由此言之，则搜括之令开于范济世，成于魏忠贤，而外库之虚，民力之匮所由来矣。以英明之主继之，而犹不免乎与乱同事，然则知上下之为一身，中外之为一体者，非圣王莫之能也。传曰：“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岂不信夫！开科取士，则天下之人日愚一日，立限征粮，则天下之财日窘一日。吾未见无人与财而能国者也。然则如之何？必有作人之法而后科目可得而设也，必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
●言利之臣 《孟子》曰：“无政事则财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尝讳言财也，所恶于兴利者，为其必至于害民也。昔明太祖尝黜言利之御史，而谓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济其私。欲行道者心存于天下国家，欲济私者心存于伤人害物。”此则唐太宗责权万纪之遗意也。又广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临水镇产铁，请置炉冶。”上曰：“朕闻治世，天下无遗贤，不闻天下无遗利。且利不在官则在民，民得其利则财源通，而有益于官，官专其利则利源塞，而必损于民。今各冶数多，军需不乏，而民生业已定，若复设此，必重扰之矣。”杖之流海外。圣祖不肩好货之意，可谓至深切矣。自万历中矿税以来，求利之方纷纷，且数十年，而民生愈贫，国计亦愈窘。然则治乱盈虚之数从可知矣。为人上者，可徒求利而不以斯民为意与？《新唐书•宇文韦杨王列传》赞曰：“开元中，宇文融始以言利得幸。于时天子见海内完治，偃然有攘却四裔之心。融度帝方调兵食，故议取隐户剩田以中主欲。利说一开，天子恨得之晚，不十年而取宰相。虽后得罪，而追恨融才犹所未尽也。天宝以来，外奉军兴，内蛊艳妃，所费愈不赀计。于是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各以裒刻进，剥下益上，岁进羡缗百亿万，为天子私藏，以济横赐，而天下经费自如。帝以为能，故重官累使，尊显赫然。天下流亡日多于前，有司备员不复事。而坚等所欲既充，还用权娼，以想屠灭，四族皆覆，为天下笑。孟子所谓上下交征利而国危者，可不信哉？”呜呼，芮良夫之刺厉王也曰：“所怒甚多，而不备大难！”三季之君莫不皆然。前车覆而后不知诫，人臣以丧其躯，人主以亡其国，悲夫！读孔、孟之书，而进管、商之术，此四十年前士大夫所不肯为，而今则滔滔皆是也。有一人焉可以言而不言，则群推之以为有耻之士矣。上行之则下效之，于是钱谷之任，榷课之司，昔人所避而不居，今且攘臂而争之。礼义沦亡，盗窃竞作，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后之兴王所宜重为惩创，以变天下之贪邪者，莫先乎此。
●俸禄 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昔者武王克殷，庶士倍禄。《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中士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汉宣帝神爵三年，诏曰：“吏不廉平则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禄薄，欲其毋侵渔百姓，难矣。其益吏百石已下俸十五。”光武建武二十六年，诏有司增百官俸，其千石以上减于西京旧制，六百石已下增于旧秩。晋武帝泰始三年，诏曰：“古者以德诏爵，以庸制禄，虽下士犹食上农，外足以奉公忘私，内足以养亲施惠。今在位者，禄不代耕，非所以崇化本也。其议增吏俸。”唐时俸钱，上州刺史八万，中下州七万；赤县令四万五千，畿县、上县令四万；赤县丞三万五千，上县丞三万；赤县簿尉三万，畿县、上县薄尉二万。玄宗天宝十四载，制曰：“衣食既足，廉耻乃知。至如资用靡充，或贪求不已，败名冒法，实此之由。辇毂之下尤难取给，其在西京文武九品已上正员官，今后每月给俸食、杂用、防阁、庶仆等宜十分率加二分；其同正员官加一分。仍为常式。”而白居易《为尉诗》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其《江州司马厅记》曰：“唐兴，上州司马秩五品，岁廪数百石，月俸六七万，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给家。”今之制，禄不过唐人之什二三，彼无以自赡，焉得而不取诸民乎？昔杨绾为相，承元载汰侈之后，欲变之以节俭，而先益百官之俸，皇甫以宰相判度支，请减内外官俸禄，给事中崔植封还诏书，可谓达化理之原者矣。《汉书》言王莽时，天下吏以不得俸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共给。《五代史》言北汉国小民贫，宰相月俸止百缗，节度使止三十缗，自余薄有资给而已，故其国中少廉吏。穆王之书曰：“爵重禄轻，群臣比而戾民，毕程氏以亡。”此之谓矣。前代官吏皆有职田，故其禄重；禄重则吏多勉而为廉。如陶潜之种秫，阮长之之芒种前一日去官，皆公田之证也。《元史》：“世祖至元元年八月乙已，诏定官吏员数，分品从官职，给俸禄，颁公田。”《太祖实录》：“洪武十年十月辛酉，制赐百官公田，以其租入充俸禄之数。”是国初此制未废，不知何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年收职田以归之上，而但折俸钞，其数复视前代为轻，始无以责吏之廉矣。《宣宗实录》：“宣德八年三月庚辰，兼掌行在户部事礼部尚书胡氵荧，奏请文武官七年分俸钞，每石减旧数，折钞一十五贯。以十分为率，七分折与官绢，每匹准钞四百贯；三分析与官绵布，每匹准钞二百贯。从之。氵荧初建议，与少师蹇义等谋，义等力言不可，曰：‘仁宗皇帝在春宫久，深知官员折俸之薄，故即位特增数倍，此仁政也，岂可违之。’氵荧初欲每石减作十贯，闻义等言，乃作十五贯。白而行之，而小官不足者多矣。”《大明会典•官员俸给条》云：“每俸一石该钞二十贯，每钞二百贯折布一匹。”后双定布一匹折银三钱，是十石之米折银仅三钱也。盖国初民间所纳官粮皆米麦也，或折以钞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钞。其后钞不行，而代以银。于是粮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轻者愈轻，其弊在于以钞折米，以布折钞，以银折布，而世莫究其源流也。正统六年二月戊辰，巡按山东监察御史曹泰奏：“臣闻之《书》曰：‘凡厥正人，既富方谷。今在外诸司文臣，去家远任，妻子随行。禄厚者月给米不过三石，薄者一石、二石，又多折钞。九载之间，仰事俯育之资，道路往来之费，亲故问遗之需，满罢闲居之用，其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乞敕廷臣会议，量为增益，俾足养廉。如是而仍有贪污，惩之无赦。”事下行在户部，格以定制，不行。《北梦琐言》：“唐毕相П家本寒微。其舅为太湖县伍伯，相国耻之，俾罢此役，为除一官。累遣致意，竟不承命。特除选人杨载宰此邑，参辞日，于私第延坐，与语期为落籍，津送入京。杨令到任，具达台旨。伍伯曰：‘某下贱，岂有外甥为宰相邪？’杨令坚勉之，乃曰：‘某每岁公税享六十缗事例钱，苟无败阙，终身优渥，不审相公俗为致何官职？’杨令具以闻，相国叹赏，亦然其说，竟不夺其志也。”夫以伍伯之役而岁六十缗，宜乎台皂之微皆知自重。乃信《汉书》言：“赵广汉奏请令长安游徼狱吏秩百石，其后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系留人。”诚清吏之本务。谓贪浇之积习不可反而廉静者，真不知治体之言矣。
●助饷 人主之道，在乎不利群臣百姓之有。夫能不利群臣百姓之有，然后群臣百姓亦不利君之有，而府库之财可长保矣。《旧唐书•柳浑传》：“浑为宰相，奏故尚书左丞田季羔公忠正直，先朝名臣，其祖父皆以孝行旌表门闾，京城隋朝旧第，季羔一家而已。今被堂侄伯强进状，请货宅，召市人马，以讨吐蕃。一开此门，恐滋不逞。讨贼自有国计，岂资侥幸之徒，且毁弃义门，亏损风教。望少责罚，亦可惩劝。上可其奏。”夫以德宗好货之主，而犹能听宰相之方，不受伯强之献，后之人君可以思矣。王明清记高宗建炎二年，有湖州民王永从献钱五十万缗，上以国用稍集，却之，仍诏：“今后富民不许陈献。”嗟夫，此宋之所以复存于南渡也与？汉武尊卜式，以风天下，犹是劝之以爵。今乃怵之以威，戚畹之家常惴惴不自保，而署其门曰“此房实卖”，都城之中十室而五，其不祥孰甚焉。《南唐书》言后主之世，以铁钱六权铜钱四。而行至其末年，铜钱一直铁钱十。比国亡，诸郡所积铜钱六十七万缗。呜呼！此所谓府库财非其财者矣。贼犯京师，史公可法为南京兵部尚书，军饷告绌，乃传檄募富人出财助国。其略曰：“亲郊乃雍容之事，唐宗有崇韬；出塞本徼幸之图，汉武尚逢卜式。”桐城诸生姚士晋之辞也。然百姓终莫肯输财佐县官，而神京沦丧，殆于孟子所谓“委而去之”者，虽多财奚益哉！洪武十五年七月，堂邑民有掘得黄金者，有司以进于朝。上曰：“民得金，而朕有之，甚无谓也。”命归之民。天启初，辽事告急，有议及捐助者，朝论以为教猱升木。而六年十二月，兵部主事詹以晋请灵鹫废寺所存男亩变价助工。奉旨：“詹以晋垂涎贱价，规夺寺业，可削籍为民，仍令自行修理寺宇，男有变佃为民业者，责令赎还本寺，以为言利锱铢之戒。”以权奄之世，而下有此论，上有此旨，亦三代直道之犹存矣。
●馆舍 读孙樵《书褒城驿壁》乃知其有沼、有鱼、有舟；读杜子美《秦州杂诗》，又知其驿之有池、有林、有竹。今之驿舍殆于隶人之垣矣。予见天下州之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街道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此又樵《记》所谓州县皆驿，而人情之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日所以百事皆废者，正缘国家取州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于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延陵季子游于晋，曰：“吾入其都，新室恶而故室美，新墙卑而故墙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又不独人情之苟且也。汉制，官寺乡亭漏败，墙垣圮坏不治者，不胜任，先自劾。古人所以百废具举者以此。
●街道 古之王者，于国中之道路，则有条狼氏涤除道上之狼扈，而使之洁清。于效外之道路，则有野庐氏达之四畿，合方氏达之天下，使之津梁相凑，不得陷绝。而又有遂师以巡其道修，候人以掌其方之道治。至于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而达其道路。则舟车所至，人力所通，无不荡荡平平者矣。晋文之霸也，亦曰：“司空以时平易道路。”而道路若塞，川无舟梁，单子以卜陈灵之亡。自天街不正，王路倾危，涂潦遍于郊关，污秽钟于辇毂。《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言顾之，淋焉出涕。”其斯之谓与？《说苑》：“楚庄王伐陈，舍于有萧氏。谓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沟之不浚也？’”以庄王之霸而留意于一巷之沟，此以知其勤民也。后唐明宗长兴元年正月，宗正少卿李延祚奏请止绝车牛，不许于天津桥来往。明制，两京有街道官，车牛不许入城。
●官树 《周礼•野庐氏》：“比国郊及野之道路、宿息、井、树。”《国语》：“单襄公述周制以告王曰：‘列树以表道，立鄙食以守路。’”《释名》曰：“古者列树以表道，道有夹沟以通水潦。”古人于官道之旁必皆种树，以记里至，以荫行旅。是以南土之棠，如伯所茇；道周之杜，君子来游。固已宣美风谣，流恩后嗣。子路治蒲，树木甚茂；子产相郑，桃李垂街。下至隋唐之代，而官槐官伐，周道如砥，若彼濯濯，而官无勿翦之思，民鲜侯旬之庇矣。《续汉•百官志》：“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土木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是昔人固有专职。《后周书•韦都宽传》：“为废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颓毁，每须修之。自孝宽临州，乃勒部内当堠处植槐树代之，既免修复，行旅又得庇荫。周文帝后问知之，曰：‘岂得一州独尔，当令天下同之。’于是令诸州夹道一里种一树，十里种三树，百里种五树焉。”《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十八年正月，于两京路及城中苑内种果树。代宗永泰二年正月，种城内六街树。”《旧唐书•吴凑传》“官街树缺，所司植榆以补之。凑曰：榆非九衢之玩，命易之以槐。及槐阴成，而凑卒，人指树而怀之。”《周礼•朝士》注曰：“槐之言怀也，怀来人于此。”然则今日之官其无可怀之政也矣。
●桥梁 《唐六典》：“凡天下造舟之梁四，石柱之梁四，木柱之梁三，巨梁十有一，皆国工修之，其余皆所管州县随时营葺。其大津无梁，皆给船人，量其大小难易以定其差等。”今畿甸荒芜，桥梁废坏，雄莫之产，秋水时至，年年隐绝，曳轮招舟，无赖之徒籍以为利。潞河渡子勒索客钱，至烦章劾。司空不修，长吏不问，亦已久矣。况于边陲之远，能望如赵充国治湟狭以西道桥七十所，令可至鲜水，从枕席上过师哉。《五代史》：“王周为义武节度使，定州桥坏，覆民租车。周曰：‘桥梁不修，刺史过也。’乃偿民粟为治其桥。”此又当今有司之所愧也。
●人聚 太史公言：“汉文帝时，人民乐业，因其欲，然能不扰乱，故百姓遂安，自六七十翁亦未尝至市井。”刘宠为会稽太守，狗不夜吠，民不见吏，庞眉皓发之老未尝识郡朝。史之所称，其遗风犹可想见。唐自开元全盛之日，姚、宋作相，海内升平。元稹诗云：“戍烟生不见，村竖老犹纯。”“此唐之所以盛也，至大历以后，四方多事，赋役繁兴，而小民奔走官府，日不暇给。元结作《时化》之篇，谓人民为征赋所伤，州里化为祸邸。此唐之所以衰也。予少时见山野之氓，有白首不见官长，安于畎亩，不至城中者。洎于末造，役繁讼多，终岁之功半在官府，而小民有“家有二顷田，头枕衙门眠”之谚，已而山有负隅，林多伏莽，遂舍其田园，徙于城郭。又一变而求名之士，诉在之人，悉至京师，辇毂之间易于郊垌之路矣，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五十年来，风俗遂至于此，今将静百姓之心而改其行，必在制民之产，使之甘其食，美其服，而后教化可行风俗可善乎？人聚于乡而治，聚于城而乱，聚于乡则土地辟，田野治，欲民之无恒心，不可得也。聚于城则谣役繁，狱讼多，欲民之有恒心，不可得也。昔在神宗之世，一人无为，四海少事。郡县之人其至京师者，大抵通籍之官，其仆从亦不过三四，下此即一二举贡与白粮解户而已。盖几于古之所谓“道路罕行，市朝生草”。彼其时岂无山人游客干请公卿，而各挟一艺，未至多人，衣食所须，其求易给。自东事既兴，广行召募，杂流之士哆回谈兵，九门之中填馗溢巷，至于封章自荐，投匦告密，甚者内结貂当，上窥颦笑，而人主之威福且有不行者矣。《诗》曰：“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逢此百罹。”兴言及此，每辄为之流涕。欲清辇载之道，在使民各聚于其乡始。
●访恶 尹翁归为右扶风，县县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于死。收取人必于秋冬课吏大会中，及出行县，不以无事时。具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惧，改行自新。所谓收取人，即今巡按御史之访察恶人也。武断之豪，舞文之吏，主讼之师，皆得而访察之。及乎浊乱之时，遂借此为罔民之事。矫其敝者乃并访察而停之，无异因噎而废食矣。《传》曰：“子产间政于然明，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鸽之逐鸟雀也。是故诛不仁，所以子其民也。”《说苑》：“董安于治晋阳，问政于蹇老。蹇老曰：‘曰忠、日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于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今。’曰：‘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盐铁论》曰：“水有扁狙池鱼劳，国有强御齐民消。”
●盗贼课 《史记•酷吏传》：“武帝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故盗贼浸多，上下相为匿，以文辞避法焉。”此汉世所名为盗贼课，而为法之敝已尽此数言中矣。《汉书》言张敝为山阳太守，辽东盗贼并起，上书自请治之。言山阳郡户九万三千，口五十万以上，讫计盗贼未得者七十七人，他课诸事亦略如此。久处闲郡，愿徙治剧。夫未得之盗犹有七十七人，而以为郡内清治。岂非宣帝之用法宽于武帝时乎，然武帝之末至大盗群起，遣绣衣之使持斧断斩于郡国，乃能胜之。而宣帝之世带牛佩犊之徒，皆驱之归于南亩。卒之吏称其职，民安其业。是则治天下之道，有不恃法而行者，未可与刀笔筐箧之士议也。
《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六年，郡国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乃遣使者下郡国，听群盗自相纠缠，五人共斩一人者，除其罪，吏虽逗留回避故纵者，皆勿问，听以禽讨为效。其牧守令长坐界内盗贼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恢捐城委守者，皆不以为负，但取获贼多为殿最，唯蔽匿者乃罪之。于是更相追捕，贼并解散，徙其魁帅于他郡。赋田受禀，使安生业。自是牛马放牧，邑门不闭。”光武精于吏事，故其治盗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于疏，而失之于密，大抵皆然，又岂独盗贼课哉！
●禁兵器 王莽始建国二年，禁民不得挟弯铠，徙西海。隋炀帝大业五年，制民间铁叉、搭钩、柔刃之类皆禁绝之，寻而海内兵兴，陨身失国。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二月己亥，敕中外，凡汉民持铁尺、手挝及杖之有刃者，悉输于官。六月戊申，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二十六年十二月辛巳，括三下马，一品、二品官许乘五匹，三品三匹，四品、五品二匹，六品以下皆一匹。顺帝至元三年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凡有马者拘入官，已而群盗充斥，攻陷城邑。至正十七年正月辛卯，命山东分省团结义兵，每州添设判官一员，每县添设主薄一员，专率义兵以事守御。故刘文成有诗曰：“他时重禁藏矛戟，今日呼令习鼓鼙。”鸣呼！“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古之圣王则既已言之矣。汉武帝时，公孙弘奏言：“禁民毋得挟弓弩。吾丘寿王难之，以为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字内日化，方外乡风。然而盗贼犹有者，郡国二千石之罪，非挟弓弯之过也。”“诚能明教化之原，而帅之以为善，保家之道，则家有鹤膝，户有犀渠，适足以夸国俗之强。”而不至导民以不祥之器矣。
●水利 欧阳永叔作《唐书•地理志》，凡一渠之开，一堰之立，无不记之。其县之下实兼河渠一志，亦可谓详而有体矣。盖唐时为令者犹得以用一方之财，兴期月之役。而志之所书，大抵在天宝以前者居什之七，岂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隐达，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创千年之利；至于河朔用兵之后，则以催科为急，而农功水道有不暇讲求者欤？然自大历以至咸通，犹皆书之不绝于册。而今之为吏，则数十年无闻也已。水日干而土日积，山泽之气不通，又焉得而无水旱乎？崇帧时，有辅臣徐光启作书，特详于水利之学。而给事中魏呈润亦言：“《传》曰‘雨者，水气所化’，水利修亦致雨之术也。夫子之称禹也曰：‘尽力乎沟洫。’而禹自言亦曰‘后畎浍，距川。’古圣人有天下之大事，而不遗乎其小如此。自乾时著于齐人，枯济徵于王莽，古之通津巨读，今日多为细流，而中原之田夏旱秋潦，年年告病矣。”划门县，今之河津也。北十里有瓜谷山堰，贞观十年筑。东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垆渠，二十三年，县令长孙恕凿，溉田良沃，亩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马鞍坞渠，亦恕所凿。有龙门仓，开元二年置，所以贮渠田之人，转般至京，以省关东之漕者也。此即汉时河东太守番系之策。《史记•河渠书》所谓“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偿种。”而唐人行之，竞以获利。是以知天下无难举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谓后人之事必不能过前人者，不亦诬乎。唐姜师度为同州刺史，开元八年十月，诏曰：“昔史起溉漳之策，郑、白凿泾之利，自兹厥后，声尘缺然。同州刺史姜师度，识洞于微，智形未兆。匪躬之节，所怀必罄；奉公之道，知无不为。顷职大农，首开沟恤。岁功犹昧，物议纷如。缘其忠款可嘉，委任仍旧。暂停九列之重，假以六条之察。白藏过半，绩用斯多。食乃人天，农为政本。朕故兹巡省。不惮祁寒，将申劝恤之怀，特冒风霜之弊。今原田弥望，吹浍连属，由来榛棘之所，遍为亢稻之川，仓庾有京坻之饶，关辅致亩金之润。本营此地，欲利平人，缘百姓未开，恐三农虚弃，所以官为开发，冀令递相教诱，功既成矣，思与共之。其屯田内先有百姓注籍之地，比来别人作主，亦量准顷亩割还。其官屯熟田，如同州有贫下欠地之户，自办功力能营种者，准数给付，馀地且依前官取。”师度以功加金紫光禄大夫，赐帛三百匹。读此诏书，然后知“无欲速”，“无见小利”二言，为建功立事之本。孙叔敖决期思之水，而灌零娄之野，庄知其可以为令尹也。魏襄王与群臣饮酒，王为群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门豹之为人臣也。”史起进曰：“魏氏之行田也以百亩，邺独二百亩，是田恶也。漳水在其旁，西门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兴，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尽，何足法也。”于是以史起为邺令，引漳水溉邺，以富魏之河内。《后汉书•安帝纪》：“元初二年正月，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则指此为西门豹所开。为人君者，有率作兴事之勤，有授方任能之略，不患无叔敖、史起之臣矣。《汉书》：“召信臣为南阳太守，为民作水，约束刻石，立于田畔，以防纷争。”此今日分水之制所自始也。洪武末，遣国子生人才分诣天下郡县，集吏民，乘农隙修治水利。二十八年，奏开天下郡县塘堰凡四万九百八十六处，河四千一百六十二处，破渠堤岸五千四十八处。此圣祖勤民之效。
●雨泽 洪武中，令天下州县长吏月奏雨泽。盖古者龙见而雩，《春秋》三书“不雨”之意也。承平日久，率视为不急之务。永乐二十二年十月，通政司请以四方雨泽奏章类送给事中收贮，上曰：“祖宗所以令天下奏雨泽者，欲前知水旱，以施恤民之政，此良法美意。今州县雨泽章奏乃积于通政司，上之人何由知？又欲送给事中收贮，是欲上之人终不知也。如此徒劳州县何为。自今四方所奏雨泽，至即封进，朕亲阅焉。”鸣呼，太祖起自侧微，升为天子，其视四海之广犹吾庄田，兆民之众犹吾佃客也，故其留心民事如此。当时长吏得以言民疾苦，而里老亦得诣阕自陈。后世雨泽之奏遂以寝废，天灾格而不闻，民隐壅而莫达，然后知圣主之意有不但于祈年望岁者。民亲而国治，有以也夫。
●河渠 黄河载之《禹贡》，东过洛、肭，至于大丕；北过洚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者，其故道也，汉元光中，河决瓠子东南，注矩野，通于淮泗。武帝自临，发卒数万人塞之，筑宫其上，名曰宣防。导河北行，复禹旧迹，而梁楚之地复宁无水灾，自汉至唐，河不为害几及千年，《五代史》：“晋开运元年五月丙辰，滑州河决、浸汴、曹、濮、单、郓五州之境，环梁山，合于汶水，与南旺蜀山湖连，弥漫数百里，河乃自北而东。”《宋史》：”熙宁八年七月乙丑，河大决于澶州曹村，北流断绝，河道南徙，东汇于梁山张泽烁。分为二派：一合南清河入于淮，一合北清河入于海河。”又自东而南矣，元丰以后，又决而北。议者欲复禹迹，而大臣力主回东之议。降及金，元，其势日趋于南而不可挽。故今之河非古之河矣。自中牟以下夺汴，徐州以下夺泗，清口以下夺淮，凡三夺而后注于海。今岁久，河身日高，淮、泗又不能容矣。庙堂之议既视其夺者以为常，司水之臣又乘其决者以为利，不独以害民生，妨国计，而于天地之气运未必不有所关也。丘仲深《大学衍义补•言礼》曰：“四渎视诸侯。谓之渎者，独也，以其独入于海，故江、河、淮、济谓之四渎。”今以一淮而受黄河之全，盖合二渎而为一也。自宋以前，河自入海，尚能为并河州郡之害，况今河、淮合一，而清口又合汴、泗、沂三水以同归于淮也哉。曩时河水犹有所潴，如钜野、梁山等处；犹有所分，如屯氏、赤河之类，虽以元人排河入淮，而东北之道犹微有存焉者。今则以一淮而受众水之归，而无涓滴之渗漏矣，邵国贤作《治河论》，以为禹之治水至于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其功，可谓盛矣。以今观之，其所空之地甚广，所处之势甚易，所求之效甚小。今之治水者其去禹也远矣，而所空之地乃狭于禹，所处之势乃难于禹，所求之功乃大于禹。禹之导河自大丕以下，分播合同，随其所之而疏之，不与争利，故水得其性，而无冲决之患。今夫一杯之水举而注之地，必得方尺乃能容之，其势然也。河自大怀以上，水之在杯者也；大怀以下，水之在地者也。以在地之水而欲拘束周旋如在杯之时，大禹不能，而况他人乎。今河南、山东郡县棋布星列，官亭民舍相比而居，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人皆为吾有。盖吾无容水之地，而非水据吾之地也，固宜其有冲决之患也，故曰所空之地狭于禹。禹之治水随地施功，无所拘碍。今北有临清，中有济宁，南有徐州，皆转漕要路。而大梁在西南，又宗藩所在。左顾右盼，动则掣肘，使水有知，尚不能使之必随吾意，况水无情物也，其能委蛇曲折以济吾之事哉。故曰所处之势难于禹。况禹之治水去其垫溺之害而已，此外无求焉，今则赖之以漕。不及汴矣，又恐坏临清也；不及临清矣，又恐坏济宁也；不及济宁矣，又恐坏徐州也；使皆无坏也，又恐漕渠不足于运也。了是数者，而后谓之治。故曰所求之功大于禹。繇二文庄之言观之，则河水南趋之势已极，而一代之臣不过补苴罅漏，以塞目前之责而已，安望其为斯民计百世之长利哉。至于今日，而决溢之灾无岁不告。呜呼！其信非人力之所能治矣。《禹贡》之言治水也，曰播，曰潴。水之性合则冲，骤则溢。故别而疏之，所以杀其冲也，“又北播为九河”是也。旁而蓄之，所以节其溢也，“大野既潴”是也。必使之有所容而不为暴，然后钟美可以丰物，流恶可以阜民，而百姓之利，繇是而兴矣。今也不然，堤之、障之、逼之、束之，使之无以容其流，而不得不发其怒，则其不由地中而横出于原隰之间，固无怪其然也。丘仲深谓以一淮受黄河之全，然考之先朝徐有贞治河，犹疏分水之渠于濮、汜之间，不使之并趋一道，自弘治六年，筑黄陵冈以绝其北来之道，而河流总于曹、单之间，乃犹于兰阳、仪封各开一口而泄之于南。今复塞之，故河之在今日欲北不得，欲南不得，唯以一道入淮，淮狭而不能容，又高而不利下，则濒岁决于邳、宿以下，以病民而妨运。而邳、宿以下，左右皆有湖陂，河必从而入之。吾见刘贡父所云：“别穿一梁山烁者，将在今淮、泗之间。”而生民鱼鳖之忧殆未已也。河政之坏也，起于并水之民贪水退之利，而占佃河旁汗泽之地，不才之吏因而籍之于官，然后水无所容，而横决为害。贾让言：“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大川无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为汗泽，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又曰：“内黄界中有泽，方数十里，环之有堤。往十馀岁，太守以赋民，民今起庐舍其中，此臣亲见者也。《元史•河渠志》谓，黄河退涸之时，旧水泊于池多为势家所据，忽遇泛溢，水无所归，遂致为害。”由此观之，非河犯人，人自犯之。予行山东巨野、寿张诸邑，古时潴水之地，无尺寸不耕，而忘其昔日之为川浸矣，近有一寿张令修志，乃云梁山烁仅可十里，其虚言八百里，乃小说之惑人耳。此并五代、宋、金史而未之见也。书生之论，岂不可笑也哉！陆文裕《续停骖录》曰：“河患有二，曰决、曰溢。决之害间见，而溢之害频岁有之。使贾鲁之三法遂而有成，亦小补耳。且当岁岁为之，其劳、其费可胜言哉。今欲治之，非大弃数百里之地不可。先作湖陂以潴漫波；其次则滨河之处，仿江南圩田之法，多为沟渠，足以容水；然后浚其淤沙，由之地中。而润下之性、必东之势得矣。”按文裕之意，即贾让之上、中二策，而不敢明言。贾让言：“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滥，期月自定。难者将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今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决，以业所徙之民，遵古圣之法，定山川之位。且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若乃多穿漕渠于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杀了怒，虽非圣人法，然亦救败术也。”嗟夫，非有武帝之雄才大略，其孰能排众多之口，而创非常之原者哉。平当使领河堤，奏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宋开宝之诏亦曰：“朕每阅前书，详究经渎。至若夏后所载，但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今之言治水者计无出于堤、塞二事。箕子答武王之访，首言鲧堙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后世治河之臣皆鲧也，非其人之愿为鲧，乃国家教之使为鲧也，是以水不治而彝伦敦也。”因河以为槽者，禹也。壅河以为漕者，明人也。故古曰河渠，今曰河防。闻之先达言：天启以前，无人不利于河决者。侵克金钱，则自总河以至于闸官，无所不利；支领工食，则自执事以至于游闲无食之人，无所不利。其不利者，独业主耳。而今年决口，明年退滩，填淤之中，常得倍蓰，而溺死者特百之一二而已。于是频年修治，频年冲决，以驯致今日之害，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国家之法使然，彼斗筲之人焉足责哉。不独此也，彼都人士，为人说一事，置一物，未有不索其酬者。百官有司受朝廷一职事，一差遣，未有不计其获者，自府吏胥徒上而至于公卿大夫，真可谓之同心同德者矣。苟非返普天率土之人心，使之先义而后利，终不可以致太平。故愚以为今日之务正人心，急于抑洪水也。
卷十三
●周末风俗 《春秋》终于敬王三十九年庚申之岁，西狩获麟。又十四年，为贞定王元年癸酉之岁，鲁哀公出奔；二年，卒于有山氏。《左传》以是终焉。又六十五年，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之岁，初命晋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诸侯。又一十七年，安王十六年乙未之岁，初命齐大夫田和为诸侯。又五十二年，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之岁，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从长，自此之后，事乃可得而纪。自《左传》之终以至此，凡一百三十三年，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如春秋时，犹尊礼重信，而七国则绝不言礼与信矣，春秋时，犹宗周王，而七国则绝不言王矣。春秋时，犹严祭祀，重聘享，而七国则无其事矣，春秋时，犹论宗姓氏族，而七国则无一言及之矣。春秋时，犹宴会赋诗，而七国则不闻矣，春秋时，犹有赴告策书，而七国则无有矣。邦无定交，士无定主，此皆变于一百三十三年之间。史之阙文，而后人可以意推者也。不待始皇之并天下，而文武之道尽矣。汉，此风未改，故刘向谓其“承千岁之衰周，继暴秦之馀弊，贪饕险波，不闲义理。”观夫史之所录，无非功名势利之人，笔札喉舌之辈，而如董生之言正谊明道者不一二见也，盖自春秋之后，至东京，而其风俗稍复乎古，吾是以知光武、明、章果有变齐至鲁之功，而惜其未纯乎道也。自斯以降，则宋庆历、元祐之间为优矣。嗟乎，论世而不考其风俗，无以明人主之功。余之所以斥周末而进东京，亦《春秋》之意也。
●秦纪会稽山刻石 秦始皇刻石凡六，皆铺张其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其言黔首风俗，在泰山则云：“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在褐石门则云：“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如此而已。惟会稽一刻其辞曰：“饰省宣义，有子而嫁，倍死不贞。防隔内外，禁止淫，男女挈诚。夫为寄瑕，杀之无罪，男秉义程。妻为逃嫁，子不得母，咸化廉清。”何其繁而不杀也？考之《国语》，自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后，惟恐国人之不善，故令壮者无取老妇，老者无取壮妻。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二十不取，其父母有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人，公与之饩。《内传》子胥之言亦曰：“越十年，生聚。”《吴越春秋》至谓勾践以寡妇淫过犯，皆输山上；士有忧思者，令游山上，以喜其意。当其时盖欲民之多，而不复禁其淫。传至六国之末，而其风犹在。故始皇为之厉禁，而特著于刻石之文。以此与灭六王并天下之事并提而论，且不著之于燕、齐，而独著之于越，然则秦之任刑虽过，而其坊民正俗之意固未始异于三王也。汉兴以来，承用秦法以至今日者多矣，世之儒者言及于秦，即以为亡国之法，亦未之深考乎？
●两汉风俗 汉自孝武表章《六经》之后，师儒虽盛，而大义未明，故新莽居摄，颂德献符者遍于天下。光武有鉴于此，故尊崇节义，敦励名实，所举用者莫非经明行修之人，而风俗为之一变。至其末造，朝政昏浊，国事日非，而党锢之流、独行之辈，依仁蹈义，舍命不渝，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三代以下风俗之美，无尚于东京者，故范晔之论，以为桓、灵之间，君道秕僻，朝纲日陵，国隙屡启，自中智以下，靡不审其崩离，而权强之臣息其窥盗之谋，豪俊之夫屈于鄙生之议。所以倾而未颓、决而未溃，皆仁人君子心力之为。可谓知言者矣。使后代之主循而弗革，即流风至今，亦何不可，而孟德既有冀州，崇奖跃驰之士。观其下令再三，至于求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者，于是权诈迭进，奸逆萌生。故董昭太和之疏，已谓当今年少不复以学问为本，专更以交游为业；国士不以孝悌清修为首，乃以趋势求利为先。至正始之际，而一二浮诞之徒骋其智识，蔑周、孔之书，习老、庄之教，风俗又为之一变。夫以经术之治，节义之防，光武、明、章数世为之而未足；毁方败常之俗，孟德一人变之而有馀。后之人君将树之风声，纳之轨物，以善俗而作人，不可不察乎此矣。光武躬行俭约，以化臣下。讲论经义，常至夜分。一时功臣如邓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艺，闺门修整，可为世法。贵戚如樊重，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以故东汉之世，虽人才之倜傥不及西京，而士风家法似有过于前代。东京之末，节义衰而文章盛，自蔡邑始，其仕董卓，无守，卓死，惊叹无识。观其集中滥作碑颂，则平日之为人可知矣。以其文采富而交游多，故后人为立佳传。嗟乎，士君子处衰季之朝，常以负一世之名，而转移天下之风气者，视伯喈之为人，其戒之哉！
●正始 魏明帝殂，少帝即位，改元正始，凡九年。其十年，则太傅司马懿杀大将军曹爽，而魏之大权移矣。三国鼎立，至此垂三十年，一时名士风流盛于洛下。乃其弃经典而尚老、庄，蔑礼法而崇放达，视其主之颠危若路人然，即此诸贤为之倡也。自此以后，竞相祖述。如《晋书》言王敦见卫，谓长史谢鲲曰：“不意永嘉之末，复闻正始之音。”沙门支遁以清谈著名于时，莫不崇敬，以为造微之功足参诸正始。《宋书》言羊玄保二子，太祖赐名日咸、日粲，谓玄保曰：“欲令卿二子有林下正始馀风。”王微《与何偃书》曰：“卿少陶玄风，淹雅修畅，自是正始中人。”《南齐书》占袁粲言于帝曰：“臣观张绪有正始遗风。”《南史》言何尚之谓王球：“正始之风尚在。”其为后人企慕如此。然而《晋书•儒林传序》云：“摈阙里之典经、习正始之馀论，指礼法为流俗，目纵诞以清高。此则虚名虽被于时流，笃论未忘乎学者。是以讲明六艺，郑王为集汉之终；演说老、庄，王何为开晋之始。以至国亡于上，教沦于下。羌、戎互僭，君臣屡易。非林下诸贤之咎而谁咎哉！”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魏晋人之清谈，何以亡天下？是孟子所谓杨、墨之言，至于使天下无父无君，而入于禽兽者也。昔者嵇绍之父康被杀于晋文王，至武帝革命之时，而山涛荐之人仕，绍时屏居私门，欲辞不就。涛谓之曰：“为君思之久矣，天地四时犹有消息，而况于人乎。”一时传诵，以为名言，而不知其败义伤教，至于率天下而无父者也。夫绍之于晋，非其君也，忘其父而事其非君，当其未死，三十馀年之间，为无父之人亦已久矣，而荡阴之死，何足以赎其罪乎！且其人仕之初，岂知必有乘舆败绩之事，而可树其忠名以盖于晚上，自正始以来，而大义之不明遍于天下。如山涛者，既为邪说之魁，遂使嵇绍之贤且犯天下之不韪而不顾，夫邪正之说不容两立，使谓绍为忠，则必谓王裒为不忠而后可也，何怪其相率臣于刘聪、石勒，观其故主青衣行酒，而不以动其心者乎？是故知保人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
●宋世风俗 《宋史》言士大夫忠义之气，至于五季变化殆尽。宋之初兴，范质、王溥犹有馀憾。艺祖首褒韩通，次表卫融，以示意向。真、仁之世，田锡、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唐介诸贤，以直言谠论倡于朝。于是中外缙绅知以名节为高，廉耻相尚，尽去五季之陋。故靖康之变，志士投袂起而勤王，临难不屈，所在有之。及宋之亡，忠节相望。呜呼！观哀、平之可以变而为东京，五代之可以变而为宋，则知天下无不可变之风俗也。《剥》上九之言硕果也，阳穷于上，则复生于下矣。人君御物之方，莫大乎抑浮止竟。宋自仁宗在位四十余年。虽所用或非其人，而风俗醇厚，好尚端方，论世之士谓之君子道长。及神宗朝荆公秉政，骤奖趋媚之徒，深锄异己之辈。邓绾、李定、舒、蹇序辰、王子韶诸奸，一时擢用，而士大夫有“十钻”之目。干进之流，乘机抵隙。驯至绍圣、崇宁，而党祸大起，国事日非，膏肓之疾遂不可治。后之人但言其农田、水利、青苗、保甲诸法为百姓害，而不知其移人心、变士心为朝廷之害。其害于百姓者，可以一日而更，而其害于朝廷者历数十百年，滔滔之势一位而不可反矣。李应中谓：“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觉。人趋利而不知义，则主势日孤。”此可谓知言者也。《诗》曰：“毋教猱升木，如涂涂附。”夫使庆历之士风一变而为崇宁者，岂非荆公教揉之效哉。《苏轼传》：“熙宁初，安石创行新法，轼上书言：‘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仁祖持法至宽，用人有序，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考其成功，则日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故升遐之日，天下归仁。议者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徕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俾常调之人举生非望。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近岁朴拙之人愈少，巧进之士益多，惟陛下哀之、救之。’”当时论新法者多矣，未有若此之深切者。根本之言，人主所宜独观而三复也。《东轩笔录》：“王荆公秉政，更新天下之务，而宿望旧人议论不协，荆公遂选用新进，侍以不次，故一时政事不日皆举，而两禁台阁内外要权莫非新进之士也。及出知江宁府，吕惠卿骤得政柄，有射羿之意。而一时之士见其得君，谓可以倾夺荆公，遂更朋附之，以兴大狱。寻荆公再召，邓绾反攻惠卿，惠卿自知不安，乃条列荆公兄弟之失数事面奏，上封惠卿所言以示荆公。故荆公表有云‘忠不足以取信，故事事欲其自明；义不足以胜奸，故人人与之立敌。’盖谓是也。既而惠卿出毫州，荆公复相，承党人之后，平日肘腋尽去，而在者已不可信，可信者又才不足以任事，当日唯与其子机谋，而又死，知道之难行也，于是慨然复求罢去，遂以使相再镇金陵，未期纳节。久之，得会灵观使。”其发明荆公情事，至为切当。子曰：“君子易事而难说也。”而《大戴礼》言：“有人焉，容色辞气其人人甚愉，进退周旋其与人甚巧，其就人甚速，其叛人甚易。”迹荆公昔日之所信用者，不惟变土习、蠹民生，而已亦不飨其利。《书》曰：“其后嗣王罔克有终，相亦罔终。”为大臣者，可不以人心风俗为重哉！《东轩笔录》又曰：“王荆公在中书，作《新经义》以授学者故太学诸生几及三千人。又令判监、直讲程第诸生之业，处以上、中、下三舍，而人间传以为试中、上舍者，朝廷将以不次升擢。于是轻薄书生矫饰言行，坐作虚誉，奔走公卿之门者若市矣。”苏子瞻《易传兑卦解》曰：“六三，上六，皆兑之小人，以说为事者均也。六三，履非其位，而处于二阳之间，以求说为兑者故曰‘来兑’，言初与二不招而自来也，其心易知，其为害浅，故二阳皆吉，而六三凶。上六，超然于外，不累于物，此小人之托于无求以为兑者也，故曰‘引兑’，言九五引之而后至也。其心难知，其为害深。故九五孚于剥，虽然其心盖不知而贤之，非说其小人之实也，使知其实则去之矣，故有厉而不凶。然则上六之所以不光，何也？曰：难进者，君子之事也，使上六引而不兑则其道光矣。”此论盖为神宗用王安石而发。《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让千乘之国，苟非其人，箪食豆羹见于色。”荆公当日处卑官，力辞其所不必辞；既显，宜辞而不复辞。矫情干誉之私，固有识之者矣。夫子之论观人也，曰“察其所安”；又曰“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是则欺世盗名之徒，古今一也，人君可不察哉。陆游《岁暮感怀诗》：“在昔祖宗时，风俗极粹美。人材兼南北，议论忘彼此。谁令各植党，更仆而迭起，中更金源祸，此风犹未已。倘筑太平基，请自厚俗始。”
●清议 古之哲王所以正百辟者，既已制官刑儆于有位矣，而又为之立闾师，设乡校，存清议于州里，以佐刑罚之穷。“移之郊、遂”，载在《礼经》；“殊厥井疆”，称于《毕命》。两汉以来犹循此制，乡举里选，必先考其生平，一玷清议，终身不齿。君子有怀刑之惧，小人存耻格之风，教成于下而上不严，论定于乡而民不犯。降及魏晋，而九品中正之设，虽多失实，遗意未亡。凡被纠弹付清议者，即废弃终身，同之禁锢。至宋武帝篡位，乃诏：“有犯乡论清议，赃污淫盗，一皆荡涤洗除。与之更始。”自后凡遇非常之恩，赦文并有此语。《小雅》废而中国微，风俗衰而叛乱作矣。然乡论之污，至烦诏书为之洗刷，岂非三代之直道尚在于斯民，而畏人之多言犹见于《变风》之日乎？予闻在下有鳏，所以登庸；以比三凶，不才，所以投畀。虽二帝之举措，亦未尝不询于刍荛。然则崇月旦以佐秋官，进乡评以扶国是，傥亦四聪之所先，而王治之不可阙也。陈寿居父丧，有疾，使婢丸药，客往见之，乡党以为贬议，坐是沈滞者累年，阮简父丧，行遇大雪，寒冻，遂诣浚仪令，令为他宾设黍霍，简食之，以致清议，废顿几三十年。温峤为刘司空使劝进，母崔氏固留之，峤绝裾而去，迄于崇贵，乡品犹不过也，每爵皆发诏。谢惠连先爱会稽郡吏杜德灵，及居父忧，赠以五言诗十馀首，文行于世，坐废不豫荣伍。张率以父忧去职，其父侍伎数十人，善讴者有色貌，邑子仪曹郎顾玩之求聘焉，讴者不愿，遂出家为尼。尝因斋会率宅，玩之为飞书，言与率奸，南司以事奏闻，高祖惜其才，寝其奏，然犹致世论，服阕后久之不仕。官职之升沈本于乡评之与夺，其犹近古之风乎？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洪武十五年八月乙酉，礼部议：“凡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其名于申明亭，以示惩戒，有私毁亭舍、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制可。十八年四月辛丑，命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书之申明亭。此前代乡议之遗意也，后之人视为文具。风纪之官但以刑名为事，而于弼教新民之意若不相关，无惑乎江河之日下已！
●名教 司马迁作《史记•货殖传》，谓：“自廊庙朝廷岩穴之士，无不归于富厚。等而下之，至于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而仲长敖《核性赋》谓：“倮虫三百，人最为劣。爪牙皮毛，不足自卫；唯赖诈伪，迭相嚼啮。等而下之，至于台隶僮竖，唯盗唯窃。”乃以今观之，则无官不赂遗，而人人皆吏士之为矣；无守不盗窃，而人人皆僮竖之为矣。自其束发读书之时，所以劝之者，不过所谓千钟粟、黄金屋，而一日服官，即求其所大欲。君臣上下怀利以相接，遂成风流，不可复制。后之为治者宜何术之操？曰：唯名可以胜之。名之所在，上之所庸，而忠信廉沽者显荣于世；名之所去，上之所摈，而怙侈贪得者废锢于家。即不无一二矫伪之徒，犹愈于肆然而为利者。《南史》有云：“汉世士务修身，故忠孝成俗。至于乘轩服冕，非此莫由，晋、宋以来，风衰义缺。故昔人之言曰名教，曰名节，曰功名，不能使天下之人以义为利，而犹使之以名为利，虽非纯王之风，亦可以救积污之俗矣。”《旧唐书》：薛谦光为左补阙，上疏言：“臣窃窥古之取士，实异于今，先观名行之源，考其乡邑之誉，崇礼让以励己，显节义以标信，以敦朴为先最，以雕虫为后科，故人崇劝让之风，士去轻浮之行。希仕者必修贞确不拔之操，行难进易退之规，众议已定其高下，郡将难诬其曲直，故计贡之贤愚，即州将之荣辱，假有秽行之彰露，亦乡人之厚颜。是以李陵降而陇西惭，干木隐而西河美。故名胜于利，则小人之道消；利胜于名，则贪暴之风扇，自七国之季，虽杂纵横，而汉代求才，犹征百行，是以礼节之士敏德自修，闾里推高，然后为府寺所辟。今之举人有乖事实，乡议决小人之笔，行修无长者之沦，策第喧竞于州府，祈恩不胜于拜伏。或明制才出，试遣搜敭，驱驰府寺之门，出入王公之第。上启陈诗，唯希咳唾之泽；摩顶至足，冀荷提携之恩。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觅者。自求之称也。夫徇己之心切，则至公之理乖，贪仕之性彰，则廉洁之风薄。是知府命虽高，异叔度勤勤之让；黄门已贵，无秦嘉耿耿之辞。纵不能挹己推贤，亦不肯待于三命。故选司补置，喧然于礼闱；州贡宾上，争讼于阶闼。谤议纷合，渐以成风。夫竞荣者必有争利之心，谦逊者亦无贪贿之累。自非上智，焉能不移？在于中人，理由习俗。若重谨厚之士，则怀禄者必崇德以修名；若开趋竞之门，则徼幸者皆戚施而附会。附会则百姓罹其弊，修名则兆庶蒙其福，风化之渐，靡不由兹。”嗟乎，此言可谓切中今时之弊矣。汉人以名为治，故人材盛；今人以法为治，故人材衰。宋范文正《上晏元献书》曰：“夫名教不崇，则为人君者谓尧舜不足法，祭、纣不足畏；为人臣者谓八元不足尚，四凶不足耻。天下岂复有善人乎？人不爱名，则圣人之权去矣。”今日所以变化人心，荡涤污俗者，莫急于劝学、奖廉二事。天下之士，有能笃信好学，至老不倦，卓然可当方正有道之举者，官之以翰林、国子之秩，而听其出处，则人皆知向学，而不竞于科目矣，庶司之官，有能洁己爱民，以礼告老，而家无儋石之储者，赐之以五顷十顷之地，以为子孙世业，而除其租赋，复其丁徭，则人皆知自守而不贪于货赂矣。岂待川再遣，方收牧豕之儒；优孟陈言，始录负薪之允。而扶风之子，特赐黄金；琢郡之贤，常颁羊酒。遂使名高处士，德表具僚，当时怀稽古之荣，没世仰遗清之泽，不愈于科名、爵禄劝人，使之干进而饕利者哉？以名为治，必自此涂始矣。汉平帝元始中，诏曰：“汉兴以来，股肱在位，身行俭约，轻财重义，未有若公孙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为布被脱粟之饭，奉禄以给故人宾客，无有所馀，可谓减于制度而率下笃俗者也，与内富厚而外为诡服以钓虚誉者殊科，其赐弘后子孙之次见为适者，爵关内侯，食邑三百户”《魏志》：“嘉平六年，朝廷追思清节之士，诏赐故司空徐邈、征东将军胡质、卫尉田豫家二千斛，帛三十束，布告天下。”后魏宣武帝延昌四年，诏曰：“故处士李谧，屡辞征辟，志守冲素。儒隐之操深可嘉美，可远傍惠、康，近准玄、晏。谥曰贞静处士，并表其门闾，以旌高节。”《唐六典》：“若蕴德丘园，声实明著，虽无官爵，亦赐谥曰先生。”以余所见，崇祯中尝用巡按御史祁彪佳言，赠举人归子慕、朱陛宣为翰林院待诏。《唐书》：“牛僧孺，隋仆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乡有赐田数顷，依以为生。”则知隋之赐田，至唐二百年而犹其子孙守之，若金帛之颁，廪禄之惠，则早已化为尘土矣。国朝正统中。以武进田赐礼部尚书胡氵荧，其子孙亦至今守之，故窃以为奖廉之典莫善于此。
●廉耻 《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于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曰“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吾观三代以下，世衰道微，弃礼义，捐廉耻，非一朝一夕之故。然而松柏后雕于岁寒，鸡鸣不已于风雨，彼昏之日，固未尝无独醒之人也，顷读《颜氏家训》，有云：“齐朝一士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吾时俯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嗟乎，之推不得已而仕于乱世，犹为此言，尚有《小宛》诗人之意。彼阉然媚于世者，能无愧哉？罗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光务；廉耻者，士人之美节；风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则士人有廉耻；士人有廉耻，则天下有风俗。”古人治军之道，未有不本于廉耻者，《吴子》曰：“凡制国治军，必教之以礼，励之以义，使有耻也。夫人有耻，在大足以战，在小足以守矣。”《尉缭于》言：“国必有慈孝廉耻之俗，则可以死易生。”而太公对武王：“将有三胜：一曰礼将，二曰力将，三曰止欲将。”故礼者所以班朝治军，而《兔》之武夫皆本于文王后妃之化，岂有淫刍荛，窃牛马，而为暴于百姓者哉。《后汉书》：“张奂为安定属国都尉，羌豪帅感矣恩德，上马二十匹，先零酋长又遗金钅八枚。奂并受之，而召主簿于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马如羊，不以人厩；使金如粟，不以人怀。’悉以金、马还之，羌性贪而贵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财货，为所患苦，及央正身洁己，威化大行。”呜呼，自古以来，边事之败，有不始于贪求者哉？吾于辽东之事有感。杜子美诗：“安得廉颇将，三军同晏眠。”一本作“廉耻将”，诗人之意未必及此。然吾观《唐书》言，王亻必为武灵节度使。先是，吐蕃欲成乌兰桥，每于河ヂ先贮材木，皆为节帅遣人潜载之，委于河流，终莫能成。蕃人知亻必贪而无谋，先厚遣之，然后并役成桥，仍筑月城守之，自是朔方御寇不暇，至今为患，由亻必之黩货也。故贪夫为帅，而边城晚开。得此意者，郢书燕说，或可以治国乎？
●流品 晋、宋以来，尤重流品，故虽蕞尔一方，而犹能立国。《宋书•蔡兴宗传》：“兴宗为征西将军，开府仪同三司、荆州刺史、常侍如故。被征还都时，右军将军王道隆任参国政，权重一时，蹑履到兴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竞不呼坐。”元嘉初，中书舍人狄当诣太子詹事王昙首，不敢坐。其后中书舍人王弘为太祖所爱遇，上渭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当判耳。殷，刘并杂，无所益也。若往诣球，可称旨就席。”及至，球举扇曰：“若不得尔。”弘还，依事启闻，帝曰：“我便无如此何。”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张敷传》：“迁江夏王义恭抚军记室参军，时义恭就文帝求一学义沙门，会敷赴假还江陵，人辞，文帝令以后め载沙门。敷不奉诏，曰：‘臣性不耐杂迁。’正员郎、中书舍人狄当，周赳并管要务，以敷同省名家，欲诣之。赳曰：‘彼若不相容，便不如不往。’当曰：‘吾等并已员外郎矣，何忧不得其坐。’敷先设二床，去壁三四尺。二客就席，酬接甚欢。既而呼左右曰：‘移吾床远客！’赳等失色而去。”《世说》：“纪僧真得幸于齐世祖，尝请曰：‘臣出自本县武吏，遭逢圣时，阶荣至此，无所须，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上曰：‘此由江学攵，谢瀹，我不得措意，可自诣之。’僧真承旨诣学攵，登榻坐定。学攵顾命左右曰：‘移吾床远客！’僧真丧气而退，以告世祖。世祖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梁书•羊侃传》：“有宦者张僧胤候侃，侃竟不前之，曰：‘我床非阉人所坐。’”自万历季年，绅之士不知以礼饬躬，而声气及于宵人，诗字颁于舆皂，至于公卿上寿，宰执称儿。而神州陆沈，中原涂炭，夫有以致之矣。
●重厚 世道下衰，人材不振，王亻不之吴语，郑綮之歇后，薛昭纬之《烷溪沙》，李邦彦之俚语辞曲，莫不登诸岩廊，用为辅弼。至使在下之人慕其风流，以为通脱。而栋折榱崩，天下将无所芘矣。及乎板荡之后而念老成，播迁之馀而思耆，庸有及乎？有国者登崇重厚之臣，抑退轻浮之士，此移风易俗之大要也。侯景数梁武帝十失，谓皇太子吐言止于轻薄，赋咏不出桑中。张说论阎朝隐之文，如丽服靓妆，燕歌赵舞，观者忘疲，若类之风雅则罪人矣。今之词人率同此病，淫辞艳曲，传布国门，有如北齐阳俊之所作六言歌辞，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者，诱惑后生，伤败风化，宜与非圣之书同类而焚，庶可以正人心术。何晏之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邓之行步舒纵，坐立倾倚；谢灵运之每出人，自扶接者常数人，后皆诛死。而魏文帝体貌不重，风尚通脱，是以享国不永，后祚短促。史皆附之《五行志》，以为貌之不恭。昔子贡于礼容俯仰之间，而知两君之疾与乱，夫有所受之矣。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扬子《法言》曰：“言轻则招忧，行轻则招辜，貌轻则招辱，好轻则招淫，”四明薛冈谓：“士大夫子弟不宜使读《世说》，未得其隽永先习其简傲。”推是言之，可谓善教矣。防其乃逸乃谚之萌，而引之有物有恒之域，此以正养蒙之道也。南齐陈显达语其诸子曰：“麈尾蝇拂，是王、谢家物，汝不须捉此。”即取于前烧除之。
●耿介 读屈子《离骚》之篇，乃知尧舜所以行出乎人者，以其耿介。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则不可与人尧舜之道矣。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是则谓之耿介，反是谓之昌披。夫道若大路然，尧、桀之分必在乎此。
●乡原 老氏之学所以异乎孔子者，和其光，同其尘，此所谓似是而非也。《卜君》、《渔父》二篇尽之矣，非不知其言之可从也，而义有所不当为也，子云而知此义也，《反离骚》其可不作矣。寻其大指，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此其所以为莽大夫与？《卜居》、《渔父》，法语之言也；《离骚》、《九歌》，放言也。
●俭约 国奢示之以俭，君子于之行宰相之事也。汉汝南许劭，为郡功曹。同郡袁绍，公族豪侠，去濮阳令归，车徒甚盛，入郡界，乃谢曰“吾舆服岂可使许子将见之？”遂以单车归家。晋蔡充好学，有雅尚，体貌尊严，为人所惮。高平刘整，车服奢丽，尝语人曰“纱，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经日不自安，”北齐李德林父亡，时正严冬，单衰徒跣，自驾灵舆，反葬博陵。崔谌休假还乡，将赴吊，从者数十骑，稍稍减留，比至德林门，才馀五骑，云：“不得令李生怪人熏灼，”李僧伽修整笃业，不应辟命。尚书袁叔德来候僧伽，先减仆从，然后入门。曰：“见此贤令，吾羞对轩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时，毛为东曹掾，典选举，以俭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节自励，虽贵宠之臣，舆服不敢过度。唐大历未•元载伏诛，拜杨绾为相。绾质性贞廉，车服俭朴，居庙堂未数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宽，剑南西川节度使宁之弟。家富于财，有别墅在皇城之南，池馆台榭，当时第一，宽即日潜遣毁撤。中书令郭子仪，在州行营，闻绾拜相，坐中音乐减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每出入，驺从百馀，亦即日减损，惟留十骑而已。李师古跋扈，惮杜黄裳为相，命一干吏寄钱数千缗，毡车子一乘。使者到门，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绿舆自宅出，从婢二人。青衣褴缕，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归，告师古。师古折其谋，终身不敢改节。此则禁郑人之泰侈，奚必于三年；变洛邑之矜夸，无烦乎三纪。修之身，行之家，示之乡党而已，道岂远乎哉！
●大臣 《记》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职相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阳黄金之论，时人既怪其奢；公孙布被之名，直士复讥其诈。则所以考其生平而定其实行者，惟观之于终，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人敛，公在位。宰庀家器为葬备，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无藏金玉，无重器备，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于公室也。相三君矣，而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诸葛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孙衣食悉仰于家，自有馀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馀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过人臣之一节，而左氏称之为忠，孔明以为无负者，诚以人臣之欺君误国，必自其贪于货赂也。夫居尊席腆，润屋华身，亦人之常分尔，岂知高后降之弗祥，民人生其怨诅，其究也乃与国而同败邪？诚知夫大臣家事之丰约，关于政化之隆污，则可以审择相之方，而亦得富民之道矣。杜黄裳，元和之名相，而以富厚蒙讥；卢怀慎，开无之庸臣，而以清贫见奖。是故贫则观其所不取，此卜相之要言。
●除贪 汉时赃罪被劾，或死狱中，或道自杀，唐时赃吏多于朝堂决杀，其特有者乃长流岭南。睿宗太极元年四月，制官典，主司枉法，赃一匹已上，并先决一百。而改元及南郊赦文，每曰：“大辟罪已下，已发觉未发觉，已结正未结正，系囚见徒，罪无轻重，咸赦除之。官典犯赃不在此限。”然犹有左降遐方，谪官蛮徼者。而卢怀慎重以为言，谓屈法惠奸，非正本塞源之术。是知乱政同位，商后作其丕刑；贪以败官，《夏书》训之必杀。三代之王，罔不由此道者矣。宋初，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开宝三年，董元吉守英州，受赃七十馀万，帝以岭表初平，欲惩掊克之吏，特诏弃市。而南郊大赦，十恶故劫杀及官吏受赃者不原，史言宋法有可以得循吏者三，而不赦犯赃其一也。天圣以后，士大夫皆知饰簋而厉廉隅，盖上有以劝之矣。于文定谓本朝姑息之政甚于宋世，败军之将可以不死，赃吏巨万仅得罢官，而小小刑名反有凝脂之密，是轻重胥失之矣。盖自永乐时，赃吏谪令戍边，宣德中改为运砖纳米赎罪，浸至于宽，而不复究前朝之法也。鸣呼，法不立，诛不必，而欲为吏者之毋贪，不可得也。人主既委其太阿之柄，而其所谓大臣者皆刀笔筐箧之徒，毛举细故，以当天下之务，吏治何由而善哉？《北梦琐言》；“后唐明宗尤恶墨吏。邓州留后陶，为内乡令成归仁所论，税外科配，贬岚州司马。掌书记王惟吉，夺历任告敕，长流绥州。毫州刺史李邺，以赃秽赐自尽，汴州仓吏犯赃，内有史彦旧将之子，又是附马石敬塘亲戚。王建立奏之，希免死。上曰：‘王法无私，岂可徇亲！’供奉官丁廷徽，巧事权贵，监仓犯赃，侍卫使张从宾方便救之。上曰：‘食我厚禄，盗我仓储，苏秦复生，说我不得。’并戮之。以是在五代中号为小康之世，”《册府元龟》载；“天成四年十二月，蔡州西平县令李商，为百姓告陈不公，大理寺断上赎铜。敕旨：‘李商招愆，惧在案款。大理定罪，备引格条，然亦事有所未图，理有所未尽。古之立法，意在惜人；况自列圣相承，溥天无事，人皆知禁刑，遂从轻。丧乱以来，廉耻者少，朕一临寰海，四换星灰，常宣无外之风，每革从前之弊，惟期不滥，皆守无私。李商不务养民，专谋润己，初闻告不公之事件，决彼状头；又为夺有主之庄田，挞其本户。国家给州县篆印，抵为行遣公文，而乃将印历下乡，从人户取物。据兹行事，何以当官？宜夺历任官，杖杀。’”读此敕文，明宗可谓得轻重之权者矣。《金史》：“大定十二年，咸平尹石抹阿没刺以赃死于狱，上谓其不尸诸市，已为厚幸。贫穷而为盗贼，盖不得已；三品职官以赃至死，愚亦甚矣。其诸子皆可除名。”夫以赃吏而祸及其子，似非恶恶止其身之义，然贪人败类，其子必无廉清，则世宗之诏亦未为过。《汉书》言李固、杜乔朋心合力，致主文宣，而孝桓即位之诏有曰：“赃吏子孙不得详举。”岂非汉人已行之事乎？《元史》：“至元十九年九月壬戌，敕中外官吏，赃罪轻者诀杖，重者处死，”有庸吏之贪，有才吏之贪。《唐书•牛僧孺传》：“穆宗初，为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坐赃当死，中贵人为之申理。帝曰：‘直臣有才，朕欲贷而用之。’僧孺曰：‘彼不才者，持禄取容耳。天子制法，所以束缚有才者。安禄山、朱Г以才过人，故乱天下。’帝是其言，乃止。”今之贪纵者，大抵皆才吏也，苟使之惕于法而以正用其才，未必非治世之能臣也。《后汉书》称袁安为河南尹，政号严明，然未尝以赃罪鞫人，此近日为宽厚之论者所持以为口实。乃余所见，数十年来姑息之政，至于纲解纽弛，皆此言贻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朱子谓近世流俗惑于阴德之论，多以纵舍有罪为仁，此犹人主之以行赦为仁也。孙叔敖断两头蛇而位至楚相，亦岂非阴德之报邪？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贷赃吏法。”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孙：“有犯赃者，不得归本家，死不得葬大茔。”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孙者之法也。
●贵廉 汉元帝时，贡禹上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污，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疑者以与民，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错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人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于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于世，欺谩而善书者尊于朝，悖逆而勇猛者贵于官。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于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杰，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败坏，乃至于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鸣呼，今日之变有甚于此。自神宗以来，赎货之风日甚一日，国维不张，而人心大坏，数十年于此矣。《书》曰：“不肩好货，敢恭生生，鞠人谋人之保居，叙钦。”必如是，而后可以立太平之本。禹又欲令“近臣自诸曹侍中以上，家亡得私贩卖，与民争利，犯者辄免官削爵，不得仕宦。”此议今亦可行。自万历以后天下水利、碾、场渡、市集无不属之豪绅，相沿以为常事矣。
●禁锢奸臣子孙 唐太宗诏禁锢字文化及、司马德戡、裴虔通等子孙，不令齿叙。武后令杨素子孙不得任京官及侍卫。至德中，两京平，大赦，惟禄山支党及李林甫、杨国忠、王鉷子孙不原。宋高宗即位，诏蔡京、童贯、王黼、朱勔、李彦、梁师成、谭稹皆误国害民之人，子孙更不收叙，而章惇子孙亦不得仕于朝。明太祖有天下，诏宋末蒲寿庚、黄万石子孙不得仕宦。饕餮之象周鼎、梼杌之名楚书，古人盖有之矣。窃谓宜令按察司各择其地之奸臣一二人，王法之所未加，或加而未尽者，刻其名于狱门之石，以为世戒。而禁其后人之入仕，九刑不忘，百世难改，亦先王树之风声之意乎？《旧唐书•太宗纪》：贞观二年六月辛卯，诏曰：“天地定位，君臣之义以彰；卑高既陈，人论之道斯著。是用笃厚风俗，化成天下。虽复时经治乱，主或昏明，疾风劲草，芬芳无绝，剖心焚体。赴蹈如归。夫岂不爱七尺之躯，重百年之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至如赵高之殒二世，董卓之鸩弘农，人神所疾，异代同愤。况凡庸小竖，有怀凶悖，遐观典策，罔不诛夷。辰州刺史长蛇县男裴虔通，昔在隋代，委质晋藩，炀帝以旧邸之情，特相爱幸。遂乃忘蔑君亲，潜图拭逆，密伺间隙，招结群丑。长戟流矢，一朝窃发，天下之恶，孰云可忍？宜其夷宗焚首，以彰大戮，但年代异时，累逢赦令。可特免极刑，投之四裔，除名削爵，迁配驩州，”《册府元龟》：“权万纪为治书侍御史。贞观四年正月，奏宇文智及受隋厚恩，而蔑弃君亲，首为弑逆，人臣之所同疾，万代之所不原。今其子乃任千牛，侍卫左右，请从屏黜，以为惩戒。制可。”《杨元禧传》载，武后制曰：“隋尚书令杨素，昔在本朝，早荷殊遇。禀凶邪之德，怀谄佞之才，惑乱君上，离间骨肉。摇动冢嫡，宁惟掘蛊之祸；诱扇后主，卒成请蹯之衅。生为不忠之人，死为不义之鬼，身虽幸免，子竟族诛。斯则奸逆之谋是其庭训，险薄之行遂成门风。刑戮虽加，枝胤仍在，岂可复肩随近侍，齿迹朝行。朕接统百王，恭临四海，上嘉贤佐，下恶贼臣，常欲从容于万机之馀，褒贬于千载之外，况年代未远，耳目所存者乎？其杨素及兄弟子孙，并不得令任京官及待卫。”宋末蒲寿庚叛逆之事，皆出于其兄寿{山成}之画。是时寿{山成}佯著黄冠野服，归隐山中，自称处士，以示不臣二姓。而密为寿庚作降表，令人自水门潜出，送款于唆都。其后寿庚以功授平章，富贵冠一时，而寿{山成}亦居甲第。有投诗者云：“剑戟纷纭扶主日，山林寂寞闭门时。水声禽语皆时事，莫道山翁总不知。”呜呼，今之身为戎首而外托高名者，亦未尝无其人也。或欲盖而弥章，则无逃于三叛之笔矣。
●家事 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木问范武子之德于赵孟，对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无隐情；其祝史陈信于鬼神，无愧辞。”子木归以语王，王曰：“宜其光辅五君，以为盟主也，”夫以一人家事之理，而致晋国之霸，士大夫之居家岂细行乎！《史记》之载宣曲任氏，曰：“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田畜，人争取贱贾，任氏独取贵善。富者数世，然任公家约，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食肉，以此为闾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汉书》载张安世曰：“安世尊为公侯，食邑万户，然身衣弋绨，夫人自纺绩。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光。”《后汉书》载樊宏父重曰：“世善农稼，好货殖，性温厚，有法度，三世共财，子孙朝夕礼敬，常若公家。其营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上下戮力，财利岁倍。”今之士大夫知此者鲜，故富贵不三四传而衰替也。两家奴争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踏大夫门，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从宾客浆酒藿肉，此董贤之所以败也。然则今日之官评，其先考之《憧约》乎？以正色立朝之孔父，而艳妻行路，祸及其君；以小心谨慎之霍光，而阴妻邪谋，至于灭族。夫纲之能立者鲜矣。戎王听女乐而牛马半死。楚铁剑利而倡优拙，秦王畏之。成帝宠黄门名倡丙疆、景武之属，而汉业以衰。玄宗造《霓裳羽衣之曲》，而唐室遂乱。今日士大夫才任一官，即以教戏唱曲为事，官方民隐置之不讲，国安得不亡？身安得无败？
●奴仆 《颜氏家训》：“邺下有一领军，贪积已甚，家童八百，誓满一千。”唐李义府多取人奴婢，乃败，各散归其家。时人为露布云：“混奴婢而乱放，各识家而竞人。”太祖数凉国公蓝玉之罪，亦曰：“家奴至于数百。”今日江南士大夫多有此风，一登仕籍，此辈竞来门下，谓之投靠，多者亦至千人。而其用事之人，则主人之起居食息，以至于出处语默，无一不受其节制。有甘于毁名丧节而不顾者，奴者主之，主者奴之。嗟乎，此六逆之所由来矣。《汉书•霍光传》：“任宣言：大将军时，百官已下，但事冯子都、王子方等。”又曰：“初；光爱幸监奴冯子都，常与计事。及显寡居，与子都乱。”夫以出入殿门，进止不失尺寸之人，而溺情女子、小人，遂至于此。今时士大夫之仆，多有以色而升，以妻而宠。夫上有渔色之主，则下必有弑之臣。“清斯催缨，浊斯濯足”，自取之也。是以欲清闺门，必自简童仆始。严分宜之仆永年，号曰“鹤坡”；张江陵之仆游守礼，号曰“楚滨”。不但招权纳贿，而朝中多赠之诗文，俨然与绅为宾主。名号之轻，文章之辱，至斯而甚。异日媚阉建祠，非此为之嚆矢乎？人奴之多，吴中为甚。其专恣暴横，亦惟吴中为甚。有王者起，当悉免为良而徙之，以实远方空虚之地。士大夫之家所用仆役，并令出赀雇募，如江北之例。则豪横一清，而四乡之民得以安枕。其为士大夫者，亦不受制于人，可以勉而为善。讼简风淳，其必自此始矣。
●阍人 《颜氏家训》：“昔者周公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以接白屋之士，一日所见七十馀人。门不停宾，古所贵也。失教之家，阍寺无礼，或以主君寝食嗔怒，拒客未通，江南深以为耻。黄门侍郎裴之礼，号善待士，有如此辈，对宾杖之。其门生童仆接于他人，折旋俯仰，辞色应对，莫不肃敬。与主无别也。”《史记》：“郑当时诫门下客，至无贵贱，无留门者。”《后汉书》：“皇甫嵩折节下士，门无留客。”而《大戴礼》：“武王之门铭曰：‘敬遇宾客，贵贱无二。’”则古已言之矣。观夫后汉赵壹之于皇甫规，高彪之于马融，一谒不面，终身不见。为士大夫者，可不戒哉！《后汉书•梁冀传》：“冀、寿共乘辇车游观第内，鸣钟吹管，或连继日夜。客到门，不得通，皆请谢门者，门者累千金。”今日所谓门包，殆于此。
●田宅 《旧唐书》：“张嘉贞在定州，所亲有劝立田业者，嘉贞曰：‘吾天忝官荣，曾任国相，未死之际，岂忧饥馁。若负谴责，虽富田庄何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乃身殁后，皆为无赖子弟作酒色之资，甚无谓也。’闻者叹服。”此可谓得二疏之遗意者。若夫世变日新，人情弥险，有以富厚之名而反使其后人无立锥之地者，亦不可不虑也。书又言马燧赀货甲天下。既卒，子畅承旧业，屡为豪幸邀取。贞元末，中尉曹志廉讽畅，令献田园第宅，顺宗复赐畅。中贵人逼取，仍指使施于佛寺，畅不敢吝。晚年财产并尽，身殁之后，诸子无室可居，以至冻馁。今奉诚园亭馆，即畅旧第也。土锷家财富于公藏，及薨，有二奴告其子稷改父遗表，匿所献家财。宪宗欲遣中使诣东都简括，以裴度谏而止。稷后为德州刺史，广赍金宝仆妾以行。节度使李全略利其货而图之，教本州军作乱杀稷，纳其室女，以伎媵处之。吾见今之大家，以酒色费者居其一，以争阋破者居其一，意外之侮夺又居其一，而三桓之子孙微矣。
●三反 今日人情有三反，曰弥谦弥伪，弥亲弥泛，弥奢弥吝。
●召杀 巧召杀，忮召杀，吝召杀。
●南北风化之失 江南之士，轻薄奢淫，梁、陈诸帝之遗风也。河北之人，斗狠劫杀，安、史诸凶之馀化也。
●南北学者之病 “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范文正公 史言，范文正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文正自作《郊友人王君墓表》云：“今兹方面，宾客满坐，钟鼓在庭，自发忧边，对酒鲜乐，岂如圭峰月下，倚高松，听长笛，欣然忘天下之际乎？”马文渊少有大志，及至晚年，犹思建功边陲。而浪泊西里，见飞鸢ㄢㄢ堕水中，终思少游之言。古今同此一辙，阮嗣宗《咏怀诗》所云：“宁与燕雀翔，不随黄鹄飞。黄鹊游四海，中路将安归”者也。若夫知几之神，处亢之正，圣人当之，亦必有道矣。
●辛幼安 辛幼安词：“小草旧曾呼远志，故人今有寄当归。”此非用姜伯约事也。《吴志》：“太史慈，东莱黄人也。后立功于孙策，曹公闻其名，遗慈书，以箧封之。发省，无所道，但贮当归。”幼安久宦南朝，未得大用，晚年多有沦落之感，亦廉颇思用赵人之意尔。观其与陈同甫酒后之言，不可知其心事哉。
●士大夫晚年之学 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佛；北方士大夫，晚年多好学仙。夫一生仕宦，投老得闲，正宜进德修业，以补从前之阙，而知不能及，流于异端，其与求田问舍之辈行事虽殊，而孳孳为利之心则一而已矣。《宋史•吕大临传》：“富弼致政于家，为佛氏之学。大临与之书曰：‘古者三公无职事，惟有德者居之，内则论道于朝，外则主教于乡。古之大人当是任者，必将以斯道觉斯民，成己以成物，岂以位之进退、年之盛衰而为之变哉，今大道未明，人趋异学，不入于庄，则入于释，疑圣人为未尽善，轻礼义为不足学。人伦不明，万物惟悴，此老成大人侧隐存心之时，以道自任，振起坏俗。若夫移精变气，务求长年，此山谷避世之士独善其身者之所好，岂世之所以望于公者。’弼谢之。”以达尊大老而受后生之箴规，良不易得也。唐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虢州朱阳县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是崇道法；至于时用，不切事情，可各从所好。”并罢官，度为道士。
●士大夫家容僧尼 《册府元龟》：“唐玄宗开元二年七月戊申，制曰：‘如闻百官家多以僧尼、道士为门徒，往还妻子，无所避忌。或诡托禅观，妄陈祸福；争涉左道，深ル大猷。自今已后，百官不得辄容僧尼道士等至家，缘吉凶要须设斋，皆于州县陈牒寺观，然后依数听去。仍令御史、金吾明加捉溺。’”唐制，百官斋日虽在寺中，不得过僧。张籍《寺宿斋诗》云：“晚到金光门外寺，寺中新竹隔帘多，斋宫禁与僧相见，院院开门不得过。”《金史•海陵纪》：“贞元三年，以右丞相张诰、平章政事张晖，每见僧法宝，必坐其下，失大臣体，各杖二十，僧法宝妄自尊大，杖二百。”
●贫者事人 贫者不以货事人，然未尝无以自致也。江上之贫女，常先至而扫室布席。陈平侍里中丧，以先往往罢为助。古人之风，吾党所宜勉矣。
●分居 宋孝建中，中军府录事参军周殷启曰：“今士大夫父母在而兄弟异居，计十家而七。庶人父子殊产，八家而五。其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饥寒不相恤，忌疾谗害其间，不可称数。宜明其禁，以易其风。”当日江左之风便已如此。《魏书•裴植传》云：“植虽自州送禄奉母及赡诸弟，而各别资财，同居异梦，一门数灶。”盖亦染江南之俗也。隋卢思道聘陈，嘲南人诗曰：“共甑分炊饭，同铛各煮鱼。”而《地理志》言：“蜀人敏慧轻急，尤足意钱之戏，小人薄于情礼，父子率多异居。”《册府元龟》：“唐肃宗乾元元年四月，诏百姓中有事亲不孝，别籍异财，玷污风俗，亏败名教，先决六十，配隶碛西。有官品者，禁身闻奏。”《宋史》：太祖“开宝元年六月癸亥，诏荆蜀民，祖父母、父母在者，子孙不得别财异居。”“二年八月丁亥，诏川峡诸州，察民有父母在而别籍异财者，论死。”太宗“淳化元年九月辛已，禁川峡民父母在出为赘婿。”真宗“大中祥符二年正月戊辰，诏诱人子弟析家产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其于教民厚俗之意，可谓深且笃矣。若刘安世劾章，“父在，别籍异财，绝灭义礼”，则史传书之，以为正论，马亮为御史中丞，上言父祖未葬，不得别财异居。乃今之江南犹多此俗人家，儿子娶妇，辄求分异。而老成之士，有谓二女同居，易生嫌竞，式好之道莫如分梦者，岂君子之言与？《史记》言商君治秦，令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又言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以为国俗之敝。而陆贾家于好，有五男。出所使越得橐中装，卖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其生产。陆生常安车驷马，从歌舞琴瑟侍者十人，宝剑直百金，谓其子曰：“与汝约：过汝，汝给吾人马酒食，极欲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宝剑、车骑、侍从者，”后人或谓之为达。至唐姚崇，遗令，以达官身后子孙失荫，多至贫寒。斗尺之间，参商是竞，欲仿陆生之意，预为分定，将以绝其后争。呜呼，此衰世之意也。汉桓帝之世，更相滥举，时人为之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当世之俗，犹以分居为耻。若吴之陈表，世为将督。兄修亡后，表母不肯事修母，表谓其母曰：“兄不幸早世，表统家事，当奉嫡母。母若能力表屈情承顺嫡母者，是至愿也。母若不能，直当出别居耳。”由是二母感寤雍穆。可以见东汉之流风矣。《陈氏礼书》言：“周之盛时，宗族之法行，故得以此系民，而民不散。及秦用商君之法，富民有子则分居，贫民有子则出赘，由是其流及上，虽王公大人亦莫知有敬宗之道。浸淫后世。习以为俗。而时君所以统驭之者，特服纪之律而已。间有纠合宗族，一再传而不散者，则人异之，以为义门，岂非名生于不足欤？”应劭《风俗通》曰：“凡兄弟同居，上也；通有无，次也；让，其下耳。”岂非中庸之行，而今人以为难能者哉？《五杂俎》言：“张公艺九世同居，高宗问之，书‘忍’字百馀以进。其意美矣，而未尽善也。居家御众，当令纪纲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妇勃，奴仆放纵，而为家长者仅含默隐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浦江郑氏对太祖之言，曰：‘臣同居无他，惟不听妇人言耳。’此格论也，虽百世可也。”唐玄宗天宝元年正月，敕：“如闻百姓有户高丁多，苟为规避，父母见在，乃别籍异居，宜令州县勘会。其一家之中有十丁已上者，放两丁征行赋役；五丁己上放一丁。即令同籍共居，以敦风教。其赋丁孝假与免差科。”谓得化民之术者矣。
●父子异部 《三国志》言：“冀州俗，父子异部，更相毁誉。”今之江浙之间多有此风，一人门户，父子兄弟各树党援，两不相下。万历以后，三数见之。此其无行谊之尤，所谓“惟吊，兹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者矣。
●生日 生日之礼，古人所无。《颜氏家训》曰：“江南风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盥浴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刀尺针缕，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智愚，名之为试儿。亲表聚集，因成宴会。自兹以后，二亲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饮食之事。无教之徒虽已孤露，其日皆为供顿，酣畅声乐，不知有所感伤。梁孝元年少之时，每八月六日载诞之辰，尝设斋讲。自阮修容薨后，此事亦绝。”是此礼起于齐梁之间。逮唐宋以后，自天子至于庶人，无不崇饰。此日开筵召客，赋诗称寿，而于昔人反本乐生之意，去之远矣。
●陈思王植 陈思王植初封临侯，闻魏氏代汉，发服悲哭，文帝恨之。司马顺，宣王第五弟通之子，初封习阳亭侯。及武帝受禅，叹曰：“事乖唐虞，而假为禅名。”遂悲泣。由是废黜，徙武威姑臧县。虽受罪流放，守意不移而卒。膝王瓒，隋高祖母弟。周宣帝崩，高祖入禁中，将总朝政。瓒闻召，不从，曰：“作随国公，恐不能保，何乃更为族灭事邪？”广王全昱，全忠之兄。全忠称帝，与宗戚饮博于宫中。酒酣，全昱忽以投琼，击盆中迸散，睨帝曰：“朱三，汝本砀山一民，从黄巢为盗。天子用汝为四镇节度使，富贵极矣，奈何一旦灭唐三百年社稷，自称帝王？行当族灭，奚以博为！”帝不怿而罢。夫天人革命，而中心弗愿者乃在于兴代之懿亲，其贤于裸将之士、劝进之臣远矣。
●降臣 《记》言：“孔子射于矍相之圃，贲军之将、亡国之大夫不入。”《说苑》言：“楚伐陈，陈西门燔，使其降民修之。孔子过之，不轼。”《战国策》：安陵君言；“先君手受太府之宪，宪之上篇曰：国虽大赦，降城亡子不得与焉。”下及汉魏，而马日、于禁之流，至于呕血而终，不敢腼于人世。时之风尚从可知矣。后世不知此义，而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智计之家或称谯叟。此说一行，则国无守臣，人无植节，反颜事雠，行若狗彘，而不之愧也。何怪乎五代之长乐老，序平生以为荣，灭廉耻而不顾者乎！《春秋•僖十七年》：“齐人歼于遂。”《谷梁传》曰：“无遂则何以言遂？其犹存遂也。”故王死而田单复齐，弘演亡而桓公救卫，此足以树人臣之鹄，而降城亡子不齿于人类者矣。楚汉之际，有郑君，事项籍，籍死属汉。高祖悉令诸籍臣名“籍”，郑君独不奉诏。于是尽拜名籍者为大夫，而逐郑君。金哀宗之亡，参政张天纲见执于宋，有司令供状书金主为“虏主”，天纲曰：‘杀即杀，焉用状为！”有司不能屈，听其所供。天纲但书“故主”而已。呜呼，岂不贤于少事伪朝者乎？唐肃宗至德三年正月，大赦诏：“自开元已来，宰辅之家不为逆贼所污者，与子孙一人官。”
●本朝 古人谓所事之国为本朝。魏文钦降吴，表言：“世受魏恩，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又如吴亡之后，而蔡洪《与刺史周浚书》言：“吴朝举贤良”是也，《颜氏家训》：“先君、先夫人皆未还建业旧山，旅葬江陵东郭。承圣末，启求扬都，欲营迁厝，蒙诏赐银百两，已于扬州小效卜地烧砖。值本朝沦没，流离至此。”之推仕历齐、周及隋，而犹称梁为“本朝”，盖臣子之辞无可移易，而当时上下亦不以为嫌者矣。《旧唐书》，刘朐撰，朐为石晋宰相，而其《职官志》称唐曰“皇朝”、曰“皇家”、曰“国家”，《经籍志》称唐曰“我朝”。宋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书成于元至元时，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曰“我宋”，其释地理皆用宋州县名。惟一百九十七卷“盖牟城”下注曰“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注曰“今大元辽阳府”，二百六十八卷“顺州”下曰“大元顺州领怀柔、密云二县”，二百八十六卷“锦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于锦州置临海节度，领永乐、安昌、兴城、神水四县，属大定府路”，二百八十八卷“建州”下曰“陈元靓曰：大元建州，领建平、永霸二县，属大定府路”，以宋无此地，不得已而书之也。
●书前代官 陶渊明以宋元嘉四年卒，而颜延之身为宋臣，乃其作诔，直云“有晋徵士”。真定府《龙藏寺碑》，隋开皇六年立，其末云“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撰”，齐亡入周，周亡入隋，而犹书齐官。韩自书《裴郡君祭文》，书“甲戌岁’，书“前翰林学士承旨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户部侍郎知制诰昌黎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韩”。是岁朱氏篡唐己八年，犹书唐官，而不用梁年号。《宋史•刘豫传》：豫改元阜昌，朝奉郎赵俊书甲子不书僭年，豫亦无如之何。
卷十四
●兄弟不相为后 商之世，兄终弟及，故十六世而有二十八王。如仲丁、外壬、河亶甲，兄弟三王。阳甲、盘庚、小辛、小乙，兄弟四王。未知其庙制何。《商书》言“七世之庙”，贺循谓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则当祭祢而已。《唐书•礼乐志》：自宪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庙，睿、肃、代以次迁。至武宗崩，德宗以次当迁，而于世次为高祖，礼官始觉其非，以谓兄弟不相为后，不得为昭穆，乃议复代宗。而议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复入太庙。”礼官曰：“昔晋元明之世，已迁豫章、颖川，后皆复。此故事也。”议者又言：“庙室有定数，而无后之主当置别庙。”礼官曰：“晋武帝时，景、文同庙，庙虽六代，其实七主，至元帝、明帝，庙皆十室，故贺循曰：“庙以容主为限，而无常数也。”于是复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为一代。何休解《公羊传•文公二年》“跻僖公”谓：“惠公与庄公当同南面西上，隐、桓与闵、僖当同北面西上。”据大如此，则庙中昭穆之序亦从之而不易矣。鄞万斯《大本之立说》谓：“庙制当一准《王制》之言，太祖而下，其为父死子继之常也，则一庙一主，三昭三穆而不得少。其为兄弟相继之变也，则同庙异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观《考工记•匠人营国》所载，世室明堂皆五室，则知同庙异室，古人或已有通其变者，正不可指为后人之臆见也。《记》曰：‘协诸义而协。’则礼虽先王未之有，可以义起也。然则贺循之论，可为后王之式矣。”
●立叔父 《左传•昭十九年》：郑驷偃卒，生丝弱，其父兄立于瑕。子产对晋人谓：“私族于谋，而立长亲。”是叔父继其兄子。唐宣宗之为皇太叔，盖于此矣。
●继兄子为君 晋元帝大兴三年正月乙卯，诏曰：“吾虽上继世祖，然于怀愍皇帝皆北面称臣。今祠太庙，不亲执觞酌，而令有司行事，于情理不安。”乃行亲献。可谓得《春秋》之意者矣。
●太上皇 《秦始皇本纪》：“追尊庄襄王为太上皇。”是死而追尊之号，犹周曰“太王”也。汉则以为生号，而后代并因之矣。《曲礼》：“已孤暴贵，不为父作谥。”或举武王为难，郑康成答赵商曰：“周道之基，隆于二王，功德繇之，王迹兴焉，不可以一概论也。若夏禹、殷汤则不然矣，”据此，则汉高帝于太上皇尊而不谥，乃为得礼。其追尊先媪为昭灵夫人，当亦号而非谥也。
●皇伯考 魏孝庄帝追尊其父彭城武宣王为文穆皇帝，庙号肃；祖母李妃为文穆皇后。将迁神主于太庙，以高祖为伯考。临淮王或表谏曰：“汉祖创业，香街有太上之庙；光武中兴，南顿立春陵之寝。元帝之于光武，疏为绝服，犹身奉子道，入继大宗。高祖之于圣躬，亲实犹子，陛下既纂洪绪，岂宜加伯考之名？且汉宣之继孝昭，斯乃上后叔祖，岂忘宗承考妣，盖以大义所夺及金德将兴，宣王受寄。自兹而降，世秉盛权，景、文二王，实倾曹氏，故晋武继文祖宣，于景王有伯考之称。以今类古，恐或非俦。又臣子一例，义彰旧典，失序，致讥前经。高祖德溢寰中，道超天外，肃祖虽勋格宇宙，犹曾奉贽称臣；穆皇后禀德坤元，复将配享乾位：此乃君臣并筵，嫂叔同室，历观坟籍，未有其事。”又表言：“爰自上古，迄于下叶，崇尚君亲，褒明功懿，乃有皇号，终无帝名。若去帝称皇，求之古义，少有依准。”不纳。先朝嘉靖中，追崇之典与此正同，袭典午之称名，用孝庄之故事，盖并非张桂诸臣之初意矣。
●除去祖宗庙谥 汉惠帝从叔孙通之言，郡国多置原庙。元帝时，贡禹以为不应古礼。永光四年，下丞相韦玄成等议。以“《春秋》之义，父不祭于支庶之宅，君不祭于臣仆之家，王不祭于下土诸侯，请勿复修。”奏可，因罢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园，皆不奉祠。后魏明元贵嫔杜氏，魏郡邺人。生世祖，及即位，追尊为穆皇后，配享太庙，又立后庙于邺。高宗时，相州刺史高闾表修后庙，诏曰：“妇人外成，礼无独祀，阴必配阳，以成天地。未闻有莘之国立太姒之飨。此乃先皇所立，一时之至感，非经世之远制，使可罢祀。”是古人罢祖宗之庙而不以为嫌也。王莽尊元帝庙号高宗，成帝号统宗，平帝号元宗，中兴，皆去之，后汉和帝号穆宗，安帝号恭宗，顺帝号敬宗，桓帝号威宗；桓帝尊母梁贵人曰恭怀皇后，安帝尊祖母宋贵人曰敬隐皇后，顺帝尊母李氏曰恭愍皇后。献帝初平元年，左中郎将蔡邕议：“孝和以下，政事多衅，权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亲而已。臣下懦弱，莫能执正。据礼，和、安、顺、桓四帝不宜称宗；又恭怀，敬隐、恭愍三皇后并非正嫡，不合称后，皆请除尊号。”制曰可。唐高宗太子弘，追谥孝敬皇帝庙号义宗。开元六年，将作大匠韦凑上言：“准礼，不合称宗。”于是停义宗之号。是古人除祖宗之号而不以为忌也。后世浮文日盛，有增无损。德宗初立，礼仪使吏部尚书颜真卿上言：“上元中，政在宫壶，始增祖宗之谥。玄宗末，奸臣窃命，列圣之谥有加至十一字者，按周之文、武，言文不称武，言武不称文，岂盛德所不优乎？盖称其至者故也。故谥多不为褒，少不为贬，今列圣谥号太广，有逾古制，请自中宗以上，皆从初谥，睿宗曰圣真皇帝，玄宗曰孝明皇帝，肃宗曰孝宣皇帝，以省文尚质，正名敦本。”上命百官集议，儒学之士皆从真卿议。独兵部侍郎袁傪官以兵进奏，言“陵庙玉册木主皆已刊勒，不可轻改”，事遂寝，不知陵中玉册所刻乃初谥也。自此宗庙之广，谥号之繁，沿至本朝，遂成故典，而人臣不敢议矣。称宗之滥，始于王莽之三宗；称祖之滥，始于曹魏之三祖。唐王彦威所谓“叔世乱象，不可以训”者也。汉人追尊之礼太上皇，高帝父也，皇而不帝。戾太子，悼皇考，孝宣之祖若父也、太子、皇考而不帝。舂陵节侯、郁林太守、巨鹿都尉、南顿令，光武之高曾若祖父也，侯而不帝，太守、都尉而不帝，君而不帝，此皆汉人近古。而作俑者，定陶共皇一议也。
●谥法 孝宣即位，思戾、悼之名，不为隐讳，亦无一人更言泉鸠里事，此见汉人醇厚。后代因之，而恩怨相寻，反复之报，中于国、家者多矣。季孙问于荣驾鹅曰：“吾欲为君谥，使子孙知之。”对曰“生弗能事，死又恶之以自信也，将焉用之？”乃止。然谥之曰昭，亦但取其习于威仪尔。《谥法》：“容仪恭美曰昭。”按周之昭王，南征不复；晋昭侯、郑昭公、宋昭公、蔡昭侯，皆见弑于其臣，是昭非飨国克终之谥也。此外齐、晋、曹、许皆有昭公，亦无可称。而周之甘昭公，以罪见杀。至楚昭王、燕昭王、秦昭襄王、汉孝昭帝，始以为美谥。而唐之昭宗亦见弑。
●追尊子弟 古人主但有追尊其父兄，无尊其子弟者，唯秦文公太子卒，赐谥为公，唐代宗追谥其弟故齐王倓为承天皇帝。
●内禅 《左传》：“晋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为君，会诸侯伐郑。”《史记》：赵武灵王传国于子惠文王，自称主父。此内禅之始。《竹书纪年》：夏帝不降五十九年，逊位于弟扃。帝扃十年，帝不降陟。然不可考矣。
●御容 唐玄宗于别殿安置太宗、高宗、睿宗御容，每日侵早，具服朝谒。此今日奉先殿之所自立也。宗庙之礼，人臣不敢轻议。然窃以为两庙二主，非严敬之义。盖《唐书》所谓王屿缘生事亡，而未察乎神人之道者乎？
●封国 唐宋以下，封国但取空名，而不有其地。明代亦然。然名不可不慎。赵府有江宁王，代府有溧阳王，辽府有句容王，韩府有高淳王。而杨洪封昌平伯，石亨、李伟封武清伯，张︼封文安伯，曹义封丰润伯，施聚封怀柔伯，金顺、罗秉忠封顺义伯，谷大亮封永清伯，蒋轮封玉田伯，此皆赤畿县名，而以为诸王臣下之封，何也？《南齐书》：文惠太子子昭秀封临海郡王，通直常侍庚昙隆启曰：“周定洛邑，天子置畿内之民；汉都咸阳，三辅为社稷之卫，中晋南迁，事移威弛，近郡名邦，多有国食。宋武创业，依拟古典，神州部内，不复别封，而孝武未年，分树宠子，苟申私爱，有乖训准。隆昌之元，特开母弟之贵，窃谓非古。圣明御寓，礼旧为先，畿内限断，宜遵昔制，赐茅授土，一出外州。”遂改封昭秀为巴陵王，当时临海郡属杨州，王畿故也，岂有以神皋赤县之名，而加之支庶者乎？宋时封国大小之名，皆有准式。而陆务观谓：曾子开封曲阜县子，谢任伯封阳夏县伯。曲阜，今仙源县，阳夏，今城父县。方疏封时已无此二县，以为司封之失职，有明则草略殊甚，即郡王封号，而或以府。或以州，或以县，或以占县，或但取美名，初无一定之例。名之个正，莫甚于此。
●乳母 《旧唐书》：哀帝天祐二年九月，内出宣旨：“奶婆杨氏，可赐号昭仪；奶婆王氏，可封郡夫人；第二奶婆王氏，先帝已封郡夫人，今准杨氏例改封。”中出门下秦曰：“臣闻周制宫职，夫人只例三人。汉氏后宫之号，十有四位。元帝特置昭仪，位视丞相，爵比诸侯王。至于列妾，纵称夫人，亦无裂土割郡之号。以胡组、郭徵卿保养宣帝之功，子孙但受厚赏，而无封爵。后汉顺帝封阿母宋氏为山阳君，则致汉阳地震。安帝封乳母王圣为野王君，亦致地震京师。晋室中兴，乳母阿苏有保元帝之功，赐号保圣君。初非爵邑，但择美名。至高齐陆令萱，以乾阿奶授封郡君，寻乱制度。中宗神龙元年，封乳母于氏为平恩郡夫人，景龙四年，封尚食高氏为修国夫人。封爵之失，始自于此。后睿宗下诏，封玄宗乳母蒋氏为吴国夫人，莫氏为燕国夫人，历载以来，浸为讹弊。伏以陛下重兴宝运，再阐丕图，奉高祖、太宗旧章，行往代贤君故事，今则宣受乳母为郡夫人，窃意四海九州之内有功劳安社稷者，得不对室家而惭于所命之爵乎？臣等参详奶婆杨氏、王氏，虽居湿推燥，并彰保养之勤；而胙土分茅，且异疏封之例。况昭仪内侍燕寝，位列宫嫔；夫人则亚列妃嫱，供奉左右。岂可以嫔御之号增荣于阿保，揆之典礼，良有乖违。其杨氏望赐号安圣君，王氏望赐号福圣君，第二王氏望赐号康圣君。”从之。当国命赘旒、权臣问鼎之日，而执议若此。有明自永乐中，封乳母冯氏为保圣贤顺夫人，列宗因之，遂为成例，而奉圣夫人客氏遂与魏忠贤表里擅权，甚于汉之王圣矣。
●圣节 《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年十二月癸未，上谓司徒长孙无忌等曰：“今日是朕生日，世俗皆为欢乐，在朕翻成伤感。今君临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欢膝下，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负米之恨也。《诗》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劳。’奈何以劬劳之日，更为宴乐乎？”因泣数行下，左右皆悲。其时无所谓圣节也。玄宗开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诞日，宴百寮于花萼楼下。百寮表请以每年八月五日为千秋节，王公以下献镜及承露囊，天下诸州咸令宴乐，休假三，仍编为令。从之。十八年闰六月辛卯，礼部奏请千秋节休假三日，及村闾社会并就千秋节先赛白帝，报田祖，然后坐饮散之。八月丁亥，上御花萼楼。以千秋节，百官献贺，赐四品已上金镜、珠囊、缣彩，五品已下束帛有差。上赋八韵诗，又制《秋景诗》。此节名、宴之所起也。肃宗上元二年九月甲申，天成地平节，上于三殿置道场，以宫人为佛菩萨，力士为金刚神王，召大臣膜拜围绕。自后相沿以为故事。命沙门道士讲论于麟德殿。德宗贞元十二年，复命以儒士参之。此斋醮之所起也。代宗永泰二年十月，上降诞日，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名马，计二十馀万。自是岁以为常，后增至百馀万。此进献之所起也，穆宗元和十五年七月乙巳，敕以“今月六日是朕载诞之辰，奉迎皇太后于宫中上寿，其日百寮命妇宜于光顺门进名参贺”。宰臣以古无降诞受贺之礼，奏罢之。文宗太和七年十月壬辰，上降诞日，僧徒道士讲论于麟德殿。翼日，御延英。上谓宰臣曰：“降诞日设斋，相承已久，未可便革。朕虽置斋会，惟对王源中等暂人殿。至僧道讲论，都不临听。”宰臣路随等奏：“诞日斋会，本非中国教法。臣伏见开元十六年张说、源乾曜请以诞日为千秋节，内外宴乐，以庆昌期，颇为得礼。”上深然之。宰臣因请以十月十日为庆成节，从之。开成二年九月甲申，诏曰：“庆成节，朕之生辰，天下锡宴，庶同欢泰，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今会宴蔬食，任陈脯酿，永为常例。”又敕：“庆成节，宜令京兆尹准上已、重阳例，于曲江会文武百寮，其延英奉筋权停。”自是武宗为庆阳节，宣宗为寿昌节，懿宗为延庆节，信宗为应天节，昭宗为嘉会节，哀帝为乾和节。然则此礼创于玄、文二宗，成于张说、源乾曜、路随三人之奏，而后遂编于令甲，传之百代矣。《册府元龟》载：开元十七年，尚书左丞相源乾曜、右丞相张说率文武百官等上表曰：“臣闻圣人出，则日月记其初；王泽深，则风俗传其后。故少昊著流虹之感，商汤本玄鸟之命；孟夏有佛生之供，仲春修道祖之钅彖。追始乐原，其义一也。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二气合神，九龙浴圣，清明总于玉露，爽朗冠于金天。月惟仲秋，日在端午；常星不见之夜，祥光照室之期，群臣相贺曰：‘诞圣之辰也，焉可不以为嘉节乎？’比夫曲水楔亭，重阳射圃，五日采线，七夕粉筵，岂同年而语也。臣等不胜大愿，请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著之令甲，布于天下，咸令宴乐，休假三日。群臣以是日献甘露醇酎，上万岁寿酒，王公戚里进金镜缓带，士庶以丝结承露囊更相遗问，村社作寿酒宴乐，名为赛白帝，报田神。上明玄天，光启大圣；下彰皇化，垂裕无穷。异域占风，同见美俗。”帝手诏报曰：“凡是节日，或以天气推移，或因人事表记。八月五日当朕生辰，感先圣之庆灵，荷皇天之眷命。卿等请为令节，上献嘉名。胜地良游，清秋高兴，百毂方熟，万宝以成，自我作古，举无越礼；朝野同欢，是为美事。依卿来请，宣付所司。”《太祖实录》：洪武五年八月庚辰，罢天下进贺圣节、冬至羡笺，上曰：“正旦为岁之首，天运维新，人君法天出治，臣下进表称贺，礼亦宜之。生辰、冬至，于文繁矣。昔唐太宗谓生辰是父母劬劳之日，况朕皇考、皇妣早逝，每于是日，不胜悲悼，忍受天下贺乎？宜皆罢之。”自是每圣节之日，斋居素食，不受朝贺。十三年七月，韩国公李善长等累表上请，然后许之。其年九月乙巳，上御奉先殿受朝贺，宴群臣于谨身殿，岁以为常。然而不受献，不赋诗，不赐，不斋醮，则圣谕所云“勉从中制”者也。
●君丧 世谓汉文帝之丧，以日易月。考之于史，但行于吏民，而未尝概之臣子也。诏曰：“令到，吏民三日释服。”天子之丧当齐衰三月，而今以三日，故谓之以日易月也。又曰：“殿中当临者，旦夕各十五举音。已下，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纤，七日释服。”已下者，下棺，谓已葬也。自始崩至于葬，皆衰；及葬已，而大功，而小功，而纤，以示变除之渐。自始崩至于葬，既无定日；而已葬之后，变为轻服，则又三十六日。总而计之，则亦百余日矣。此所以制其臣子者，未尝以日易月也。至于臣庶之丧，不为制礼，而听其自行，或厚或薄。然三年之丧，其能行者鲜矣，史书所记公孙弘后母卒，服丧三年。哀帝时，河间王良丧太后三年，为宗室仪表，益封万户。原涉父死，行丧家庐三年，由是显名京师。铫期父卒，服丧三年，韦彪父母卒，哀毁三年，不出庐寝，服竟，赢瘠骨立。鲍昂处丧，毁瘠三年，服阕，遂潜于墓次。薛包为父及后母行六年服，丧过乎哀。此从其厚者矣。翟方进后母终，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视事，以为身备汉相，不敢逾国家之制。此从其薄者矣。东海王臻及弟蒸乡侯俭，母卒，皆吐血毁眦，至服练红，追念初丧父，幼小，哀礼有阙，因复重行丧制。袁绍生而父死，弱冠，除濮阳长，遭母丧，服竟，又追行父服，凡在冢庐六年。此失之前而追行于后者矣。薛宣为丞相，弟修为临淄令，后母病死，修去官持服，宣谓修：“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驳，不可，修遂竟服。此一门之内，而厚薄各从其意者矣。然而哀帝绥和二年，诏博士弟子父母死，予宁三年。而应劭言：“汉律，不为亲行三年服，不得选举。”是其所以训之臣庶者，未尝不以三年为制也，若夫君丧之礼，自战国以来，固己久废。文帝乃特著之为令，以干百姓之誉，而反以蒙往代无穷之讥。至唐玄宗、肃宗之丧，遂改为初崩之后二十六日。盖变而逾短，而亦不无追咎夫汉文之作俑矣。《晋书•羊祜传》：文帝崩，祜谓傅玄曰：“三年之丧，虽贵遂服、自天子达，汉文除之。今主上天纵至孝，虽夺服，实行丧礼。若因此革汉魏之薄，而兴先王之法，不亦善乎？”玄曰：“汉文以末世浅薄，不能行国君之丧，故因而除之。除之数百年，一旦复古，难行也。”祜曰：“不能使天下如礼，且使人主遂服，不犹善乎？”玄曰：“此为有父子而无君臣，三纲之道亏矣，”祜乃止。傅玄之言，所谓御人以口给者也，不能缘人主之孝思善推其所为，以立一王之制，而徒以徇流俗之失。未几而贾后杀祜，刘、石更帝，岂非治谋之不裕哉。后秦姚兴母她氏卒，兴哀毁过礼，不亲庶政。群臣请依汉魏故事，既葬即吉。尚书郎李嵩上疏言：“既葬之后，应素服临朝，率先天下仁孝之举也。”兴从之。若傅玄、羊祜之见，其不及姚兴之臣远矣。宋神宗崩、范祖禹上疏论丧服之制，曰：“先王制礼，君服同于父，斩衰三年，盖恐为人臣者不以父事其君，自汉以来，不惟人臣无服，人君遂不为三年之丧，国朝自祖宗以来，外廷虽用易月之制，宫中实行三年服。君服如古典，而臣下犹依汉制，故十二日而小祥，期而又小祥；二十四日而大祥，再期而又大样。既以日为之，又以月为之，此礼之无据者也。古者再期而大祥，中月而禅。禅，祭之名，非服之色，今乃为之惨服三日然后禅，此礼之不经者也。服既除，至葬又服之，庙后即吉，才八月，而遽纯吉，无所不佩，此又礼之无渐者也。”朔望群臣朝服以造殡宫，是以吉服临丧；人主衰服在上，是以先帝之服为人主之私丧，此二者皆礼之所不安也。宁宗小祥，诏群臣服纯吉，真德秀争之曰：“自汉文帝率情变古，惟我孝宗衰服三年，朝衣朝冠皆以大布，惜当时不并定臣下执丧之礼，此千载无穷之憾。孝宗崩，从臣罗点等议，令群臣易月之后未释衰服，惟朝会治事权用黑带公服，时序仍临慰，至大祥始除。忙胃枋政，始以小祥从吉，且带不以金，呈不以红，佩不以鱼，鞍轿不以文绣，此于群臣何损？朝仪何伤？”议遂止。然迄未有能酌三代圣王之遗意，而立为中制者。杨用修曰：“《舜典》：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百姓有爵命者也。为君斩衰三年，礼也。四海遏密八音。礼不下庶人，且有农亩服贾力役之事，岂能皆服斩衰，但遏密八音而已，此当时君丧礼制。”朱子作《君臣服议》，曰：“古之所谓方丧三年者，盖曰比方于父母之丧云尔。盖事亲者，亲死而致丧三年，情之至、义之尽也，事师者，师死而心丧三年，谓其哀如父母而无服，情之至，而义有所不得尽者也。事君者，君死而方丧三年，谓其服如父母，而分有亲疏，此义之至而情或有不至于其尽者也。当参度人情，斟酌古今之宜，分别贵贱亲疏之等，以为降杀之节。且以嫁娶一事言之，则宜自一月之外许军民，三月之外许士吏，复土之后许选人，庙之后许承议郎以下，小祥之后许朝请大夫以下，大祥之后许中大夫以下，各借吉三日，其大中大夫以上则并须禅祭然后行吉礼焉。官卑而差遣职事高者从高，迁官者从新，贬官者从旧。如此则亦不悖于古，无害于今，庶乎其可行矣。”太仓陆道威尝创为君丧五服之图，其略谓：嗣君及勋戚大臣斩衰三年，文武臣一品以下斩衰期年，四品以下斩衰九月，七品以下斩衰五月，士庶人斩衰三月，庶君臣之情不至邈焉相绝，而服有降杀，亦不至扦格难行。盖本朱子之意，而实出于魏孝文所云：“群臣各以亲疏，贵贱、远近为除服之差，庶儿稍近于古，易行于今”之说，然三代之制，亦未尝不然。所谓为君斩衰三年者，诸侯为天子，卿大夫为其国君，家臣为其主；若庶人之为其国君，但齐衰三月。而诸侯之大夫以时接见乎天子，则む衰裳，牡麻，既葬除之。《杂记》曰：“大夫次于公馆以终丧，士练而归。大夫居庐，士居垩室。”《正义》以为位尊恩重、位卑恩轻之等。《檀弓》曰：“公之丧，诸达官之长杖。”是其所以别亲疏，明贵贱者，则固有不同矣。今自天子之外，别无所谓国君，而等威之辨则未尝有异于古。苟称情而制服，使三代之礼复见于今日，而人知尊君亲上之义，亦厚俗之一端也。
●丧礼主人不得升堂 济阳张尔歧言：“今人受吊之位，主人伏哭于柩东，宾入门，北面而吊。拜毕，主人下堂，北面拜宾。相习以为定位，鲜有知其非者。不知方伏哭枢东时，妇女当在何所乎？女宾至，主人避之否乎？主人避而宾又至，又将何所伏而待乎？既失男女内外之位，又妨主宾拜谢之节，考之《士丧礼》：主人人坐于床东，众主人在其后，西面；妇人侠床，东面，此未敛以前，主人室中之哭位也。其拜宾则升降自西阶，即位于西阶东，南面拜之，固已不待宾于堂上矣。及其既敛而殡也，居门外，倚庐，唯朝夕哭，乃入门而奠，其入门也，主人堂下直东序，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宾继之，北上。门东，北面西上；门西，北面东上；西方，东面北上。主人固不复在堂上矣。所以然者，其时即位于堂，南上者唯妇人，故主人不得升堂也。今主人枢东拜伏之位，正古人主妇之位也。若依周公、孔子之故，未敛以前，则以床东为位；既敛而殡，则堂下直东序西面是其位也。主人正位于此，则内外之辨，宾主之仪，无适而不当矣。”《南史》孔秀之遗今曰：“世俗以仆妾直灵助哭，当由丧主不能淳至，欲以多声相乱。魂而有灵，吾当笑之。”
●居丧不吊 人礼，父母之丧不吊人。情有所专，而不及乎他也。孔子曰：“三年之丧，练不群立，不旅行，君子礼以饰情，三年之丧，而吊哭，不亦虚乎？”《梁子》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天子之丧犹可以不吊，而况朋友故人之丧乎？或疑末世政重事繁，有丧之人不能不出，独废此礼，有所难行。是亦必待既葬卒哭之后，或庶乎其可耳。
●像设 古之于丧也有重，于也，有主以依神，于祭也，有尸以象神，而无所谓像也。《左传》言“尝于大公之庙，麻婴为尸”，《孟子》亦曰“弟为尸”，而春秋以往不闻有尸之事。宋玉《招魂》始有“像设君室”之文。尸礼废而像事兴，盖在战国之时矣。朱子自鹿洞书院只作礼殿，依《开元礼》，临祭设席、不立像。正统三年，巡按湖广监察御史陈祚奏：“南岳衡山神庙岁久颓坏，塑像剥落，请重修立。依祭祀山川制度，内筑坛，外立厨库，缭以周垣，附以斋室，而去其庙宇塑像，则礼制合经，神祇不渎。”事下，礼部尚书胡氵荧以为：“国初更定神号，不除像设，必有明见，难以准行。”今按《凤阳县志》言：“洪武三年，诏天下城隍止立神主，称某府某州某县城隍之神，前时爵号一皆革去。”未几，又令：“城隍神有泥塑像在正中者，以水浸之，泥在正中壁上，却画云山图；像在两廊者，泥在两廊壁上。”千载之陋习，为之一变，后人多未之知。嘉靖九年，诏革先师孔子封爵塑像，有司依违，多于殿内添砌一墙，置像于中，以塞明诏。甚矣，愚俗之难晓也。宋文烙《国子监碑》言：“夫子而下，像不土绘，祀以神主，数百年陋习乃革。”是则太祖已先定此制，独未通行天下尔。
●从祀 周、程、张、朱五子之从祀，定于理宗淳祐元年。颜、曾、思、孟四子之配享，定于度宗咸淳三年。自此之俊，国无异论，士无异习。历元至明，先王之统亡，而先王之道存，理宗之功大矣。
●十哲 孟子言：“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予，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之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慈溪黄氏曰：“门人以有若言行气象类孔子，而欲以事孔子之礼事之，有若之所学何如也？曾予以孔子自生民以来未之有，非有若之所可继而止之，而非贬有若也。有若虽不足以比孔子，而孔门之所推尚，一时无及有若可知，咸淳三年，升从祀，以补十哲，众议必有若也。祭酒为书，力低有若不当升，而升子张。不知《论语》一书，孔子未尝深许子张。据《孟子》此章，则子张正欲事有若者也。陆象山天资高明，指心顿悟，不欲人从事学问，故尝斥有子孝弟之说为支离。奈何习其说者不察，而创攻之于千载之下邪？当时之论如此。愚按《论语》首篇即录有子之言者三，而与曾子并称曰‘子’，门人实欲以二子接孔子之传者。《传》、《记》言孔子之卒，哀公诔之；有若之丧，悼公吊焉。其为鲁人所重，又可知矣。十哲之祀，允宜厘正。”
●嘉靖更定从祀 古人每事必祭其始之人，耕之祭先农也，桑之祭先蚕也，学之祭先师也，一也。《旧唐书》：“太宗贞观二十一年二月壬申，诏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甚、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贾逮、何休、上肃、王弼、杜预、范宁等二十二人，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自今有事于大学，并令配享宣尼庙堂。”盖所以报其传注之功。迄乎宋之仁、英，未有改易，可谓得古人敬学尊师之意者矣。神宗元丰七年，始进荀况、扬雄、韩愈三人。此三人之书虽有合于圣人，而无传注之功，不当祀也。把之者为王安石，配享王，从祀地也。理宗宝庆三年，进朱熹。淳祐元年，进周颐、张载、程颢、程颐。景定二年，进张拭、吕祖谦。度宗咸淳三年，进邵雍、司马光。以今论之，唯程子之《易传》，朱子之《四书章句集注》、《易本义》、《诗传》及蔡氏之《尚书集传》，胡氏之《春秋传》，陈氏之《礼记集说》，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者尔；南轩之《论语解》、东莱之《读诗记》抑又次之；而《太极图通书》、《西铭正蒙》，亦羽翼《六经》之作也。至有明嘉靖九年，欲以制礼之功盖其丰昵之失，而逞私妄议，辄为出入，殊乖古人之旨。传注之功，遂列圣人之左右乎，夫以一事之瑕，而废传经之祀，则宰我之短丧，冉有之聚敛，亦不当列于十哲乎？弃汉儒保残守缺之功，而奖末流论性谈天之学，于是语录之书日增月益，而《五经》之义委之榛芜，自明人之议从祀始也。有王者作，其必遵贞观之制乎？嘉靖之从祀进欧阳修者，为大礼也，出于在上之私意也。进陆九渊者，为王守仁也，出于在下之私意也。与宋人之进荀、扬、韩三子，而安石封舒王配享，同一道也。成化四年，彭时奏谓：“汉晋之时，道统无传，所幸有专门之师讲诵圣经，以诏学者，斯文赖以不坠。”此马融、范宁诸人虽学行未纯，亦不得而废。
●祭礼 陆道威著《思辨录》，欲于祭礼之中而寓立宗之意。谓古人最重宗子，然宗子欲统一族众，无如祭法，文公《家礼》所载祭礼虽详整有法，顾惟宗子而有官爵及富厚者方得行之，不能通诸贫士。又一岁四合族众，繁重难举，无差等隆杀之别。愚意欲仿古“族食世降一等”之意，定为宗祭法。岁始则祭始祖，凡五服之外皆与，大宗主之。仲春则祭四代，以高祖为主，曾祖以下分昭穆，居左右，合同高祖之众，继高之宗主之。仲夏则祭三代，以曾祖为主，祖考则分昭穆居左右，合同曾祖之众，继曾之宗主之。仲秋则祭二代，以祖为主，考妣居左昭位，合同祖之众，继祖之宗主之。仲冬则祭一代，以考为主，合同父昆仲弟，继称之宗主之。皆宗子主祭，而其馀子则献物以助祭。不惟爱敬各尽，而祖、考、高、曾隆杀有等，一从再从，远近有别，似于古礼初无所偌。或曰：高、曾、祖、考祭则俱祭，古人具有成法，不当随时加损。答之曰：凡礼皆以义起耳，《礼》有云“上杀，旁杀，下杀”，《中庸》言“亲亲之杀”，是古人于礼，凡事皆有等杀，况丧礼服制，父母皆服三年，而高祖则齐衰三月，是丧礼已有等杀，何独于祭礼不可行乎？此虽创举，恐不无补于风教也。
●女巫 《周礼》女巫舞雩，但用之旱之时。使女巫舞旱祭者，崇阴也。《礼记•檀弓》：“岁旱，穆公召县子而问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则不雨，而望之愚妇人，无乃已疏乎？’”此用女巫之证也。汉因秦灭学，祠祀用女巫，后魏郊天之礼，女巫升坛摇鼓，帝拜，后肃拜。杜歧公曰：“道武帝南平姑臧，东下山东，足为雄武之主。其时用事大臣崔浩、李顺、李孝伯等多是谋猷之士，少有通儒硕学，所以郊祀上帝，六宫及女巫预焉。”《魏书•高祖纪》：延兴二年二月乙巳，诏曰：“尼父禀达圣之姿，体生知之量，穷理尽性，道光四海。顷者淮徐未宾，庙隔非所，致令祀典寝顿，礼章殄灭，遂使女巫妖觋，淫进非礼，杀牲歌舞，倡优狎，岂所以尊明神、敬圣道者也？自今以往，有祭孔子庙，制用酒脯而已，不听妇女合杂，以祈非望之福。犯者以违制论。”《大金国志》：世宗大定二十六年二月，诏曰：“曩者边场多事，南方未宾，致令孔庙颓落，礼典陵迟，女巫杂觋，淫祀违礼。自今有祭孔庙，制用酒脯而已，犯者以违制论。”《唐书•黎斡传》：“代宗时，为京兆尹。时大旱，斡造土龙，自与巫觋对舞。弥月不应，又祷孔子庙。帝笑曰：‘丘之祷久矣。’使毁土龙。”
卷十五
●陵 古王者之葬，称墓而已。《左传》曰：“殽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书》传亦言：“桐宫，汤墓。”《周官•家人》：“掌公墓之地。”并言墓不言陵。及春秋以降，乃有称丘者。楚昭王墓谓之“昭丘”，赵武灵王墓谓之“灵丘”，而吴王阖闾之墓亦名“虎丘”。盖必其因山而高大者，故二三君之外无闻焉。《史记•赵世家》：“肃侯十五年，起寿陵。”《秦本纪》：“惠文王葬公陵，悼武王葬永陵，孝文王葬寿陵。”始有称陵者。至汉，则无帝不称陵矣。宋施宿《会稽志》曰：“自先秦古书，帝王墓皆不称陵，而陵之名实自汉始。”非也。
●墓祭 太甲之书曰：“王祖桐宫居忧。”此古人庐墓之始。他国，庶子无爵而居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祭于家。’”此古人祭墓之始。《记》言古不墓祭，宗子去在他国，事之变也；将祭而为坛，礼之权也。秦兴西戎，宗庙之礼无闻，而特起寝殿于墓侧。《宋书•礼志》：“汉氏诸陵皆有园寝者，承秦所为也。说者以为古前庙后寝，以象人君前有朝后有寝也。庙以藏主，四时祭祀，寝有衣冠，象生之具以荐新。汉之西京已崇此礼，《叔孙通传》言：“为原庙渭北，衣冠月出游之。”《韦玄成传》言：“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四祠。”后汉明帝永平元年春正月，帝率公卿已下朝于原陵，如元会仪，而上陵之礼始兴。曰：“昔京师在长安时，其礼不可尽得闻也。光武即世始葬于此。明帝嗣位，逾年群臣朝正，感先帝不复闻见此礼，乃帅公卿百寮就园陵而创焉。每正月上丁，把郊庙毕，以次上陵，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子、郡国计吏会陵。八月，饮酌礼亦如之。洛阳诸陵皆以晦朔、二十四气、伏腊及四时祠庙，日上饭，太官送用物，园令食监典省，其亲陵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妆具。而十六年正月，明帝当谒原陵，夜梦先帝、太后如平生欢。既寤，悲不能寐。即案历，明旦日吉，遂率百官及故客上陵。其日甘露降于陵树，帝令百官采取以荐。会毕，帝从席前伏御床，视太后镜奁中物，感动悲涕，令易脂泽妆具，左右皆泣，莫能仰视焉。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滨，敬之衰也。蔡邕以为天子事亡如存之意，礼有烦而不可省者，殆曲为之说也，魏武帝葬高陵，有司依汉立陵上祭殿。至文帝黄初三年，乃诏曰：“先帝躬履节俭，遗诏省约，子以述父为孝，臣以继事为忠。古不墓祭，皆设于庙。高陵上殿，屋皆毁坏，车马还厩，衣服藏府，以从先帝俭德之志。”及文帝自作《终制》，又曰：“寿陵无立寝殿造园邑。”晋宣王遗令子弟群臣，并不得谒陵。犹为近古。梁武帝后，周明帝始，皆谒陵。唐太宗、玄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敕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而陵寝亦有衣冠嫔御之制。韩退之《丰陵行》曰：“臣闻神道尚清静，三代旧制存诸书。墓藏庙祭不可乱，欲言非职知何如。”盖深非之也。若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亦庶几得礼之中者与？古人于墓之礼，但有奔丧、去国二事。《记》曰：“奔丧者，不及殡，先之墓，北面坐哭尽哀。主人之待之也，即位于墓左，妇人墓右，成踊尽哀。”又曰：“若除丧而后归，则之墓哭，成踊。束括发，袒，拜宾成踊，送宾反位，又哭尽哀，遂除于家，不哭。”又曰：“奔兄弟之丧，先之墓而径之家，为位而哭。所知之丧则哭于宫，而后之墓。”又曰：“去国则哭于墓而后行，反其国不哭，展墓而入。”鲁昭公之孙于齐也，与臧孙如墓谋遂行。吴延州来、季子之于王僚也，复命哭墓。是则古人之至于墓，皆有哭泣哀伤之事。而祭者，吉礼也，无舍庙而之墓者也。孟子言：“孔子没，子贡筑室于场，独居三年，然后归曲沃。”卫嵩曰：“古人为庙以依神，无庐墓之事。门人既不得奉其庙祀，而但庐于冢上，以尽其情，此亡于礼者之礼也。汉以来，乃有父母终而庐墓者，不知其置神主何地，其奉之墓次欤？是野祭之也；其空置之祠堂欤？是视其体魄反过其神也。而悫者以此悸先王之礼，伪者以此博孝子之名，至于今而此风犹未已也。且孝如曾子，未尝庐墓；孔子封防既反，而弟子后至。古人岂有庐墓之事哉。”《史记•孔子世家》：“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祀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于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弟子内，“后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夫礼教出于圣人之门，岂有就冢而祭？至乡饮、大射尤不可于冢上行之。盖孔子教于洙泗之间，所葬之冢在讲堂之后，孔子既殁，弟子即讲堂而祀之，且行饮射之礼。太史公不达，以为祭于冢也。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有人臣而告事于陵者，苏武自匈奴还，诏奉一太牢谒武帝园庙是也。有上冢而会宗族故人及郡邑之官者，楼护为谏大夫使郡国，过齐，上书求上先人冢，因会宗族故人；班伯上书，愿过故郡上父祖冢，有诏大守、都尉以下会是也。有上冢而太官为之供具者，董贤为侍中、驸马都尉，上冢有会，辄大官为供是也。有赠谥而赐之于墓者，阴兴夫人卒，肃宗使五官中郎将持节即墓赐策，追谥兴日翼侯是也。有人主而临人臣之墓者，光武至湖阳，幸樊重墓；霍峻葬成都，先主率群僚临会吊祭，因留宿墓上是也。有庶民而祭古贤人之墓者，曹昭《东征赋》：“速氏在城之东南兮，民亦飨其丘坟”是也。人情所趋，遂成习俗。其流之弊，有如杨伦行丧于恭陵者矣，有如赵宣葬亲而不闭埏隧，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者矣。至乃市贾小民相聚为宣陵孝子者数十人，皆除太子舍人，而礼教于斯大坏矣。招魂之葬，于古未闻。《三辅黄图》言：“汉太上皇陵在栋阳北原，在东者太上皇，在西者昭灵后”，则疑其始于此矣。晋东海王越柩为石勒所焚，妃裴氏渡江，欲招魂葬越。元帝诏有司详议，博士傅纯曰：“圣人制礼，以事缘情。设冢椁以藏形，而事之以凶；立庙祧以安神，而奉之以吉。“送形而往，迎精而还。此墓庙之大分，形神之异制也。至于宗庙、寝庙，仿祭非一处，所以广求神之道而独不祭于墓，明非神之所处也。今乱形神之别，错庙墓之宜，违礼失义，莫大于此。”于是下诏不许。唐高宗显庆三年十一月，伊丽道行军副总管萧嗣业擒阿史那贺鲁至京师。甲午，献于昭陵，总章元年十月，司空李勋破高丽，俘高藏、男建、男产等至京师，献于昭陵。许敬宗言：“古者军凯旋则饮至于庙，未闻献馘于陵者。然陛下奉园寝与宗庙等，可行不疑。”此亦所谓自我作古者矣。唐时陵寝尝有鹰犬之奉，玄宗开元二年四月辛未，诏曰：“园陵之地，衣冠所游。凡厥有司，罔不祗事。顷者别致鹰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昔戒禽荒，既非寻常所用；远惟龙驭，每以仁爱为心。彼耕象与耘鸟，且增哀慕；岂飞苍而走黄，更备畋猎；有乖仪式，无益崇严，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天宝二年八月，制曰：“祀者，所以展诚敬之心；荐新者，所以申霜露之思。自流火届期，商风改律，载深追远，感物增怀。且《诗》著授衣，令存休烷。在于臣子，犹及恩私。恭事园陵，未标典式。自今以后，每至九月一日，荐衣于陵寝，贻范千载，庶展孝思。且仲夏端午，事无典实，传之浅俗，遂乃移风。况乎以孝道人，因亲设教，感游衣于汉纪，成献报于礼文。宣示庶僚，令知朕意。”今关中之俗，有所谓送寒衣者，其遗教也。
●厚葬 《晋书•索传》：“建兴中，盗发汉霸、杜二陵，多获珍宝。帝问曰：‘汉陵中物，何乃多邪！’对曰：‘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充山陵。武帝享年久长，比崩，而茂陵不复容物，其树皆已可拱。赤眉取陵中物，不能减半，于今犹有朽帛委积，珠玉未尽，此二陵是俭者耳，亦百世之诫。”按《史记•孝文纪》言：“治霸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而刘向《谏昌陵疏》，亦以孝文薄葬，足为后王之则。然考之《张汤传》，则武帝之世己有盗发孝文园瘗钱者矣。盖自春秋列国以来，厚葬之俗，虽以孝文之明达俭约，且犹不能尽除，而史策所书，未必皆为实录也。《左传•成公二年》：“八月，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益车马，始用殉。重器备，椁有四阿，棺有翰桧。君子谓华元、乐举：于是乎不臣。臣，治烦去惑者也，是以伏死而争。今二子者，君生则纵其惑，死又益其侈，是弃君于恶也，何臣之为！”《吕氏春秋•节丧篇》曰：“审知生，圣人之要也；审知死，圣人之极也。知生也者，不以害生，养生之谓也；知死也者，不以害死，安死之谓也。此二者，圣人之所独决也。凡生于天地之间，其必有死，所不免也。孝子之重其亲也，慈亲之爱其子也，痛于肌骨，性也，所重所爱，死而弃之沟壑，人之情不忍为也。故有葬死之义，葬也者，藏也，慈亲孝子之所慎也。慎之者，以生人之心虑。以生人之心为死者虑也，莫如无动，莫如无发，无发无动，莫如无有可利，则此之谓重闭。古之人有藏于广野深山而安者矣，非珠玉国宝之谓也。葬不可不藏也，葬浅则狐狸扣扣之，深则及于水泉，故凡葬必于高陵之上，以避狐狸之患，水泉之淹。此则善矣，而忘奸邪盗贼寇乱之难，。岂不惑哉！譬之若瞽师之避柱也，避柱而疾触弋也，狐狸、水泉、奸邪、盗贼、寇乱之患，此弋之大者也。慈亲孝子避之者，得葬之情矣。善棺椁，所以避缕蚁蛇虫也，今世俗大乱之主，愈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侈靡者以为荣，节俭者以为陋。不以便死为故，而徒以生者之诽誉为务，此非慈奈孝子之心也。民之于利也，犯流矢，蹈白刃，涉血势肝以求之。野人之无闻者，忍亲戚、兄弟、知交以求利。今无此之危，无此之丑。其为利甚厚，乘车食肉，泽及子孙，虽圣人犹不能禁，而况于国弥大，家弥富，葬弥厚，含珠鳞施、玩好货宝、钟鼎壶滥、舆马衣被戈剑不可胜数，诸养生之具无不从者。题凑之室，棺淳数袭，积石积炭，以环其外。好人闻之，传以相告。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以止。且死者弥久，生者弥疏；生者弥疏，则守者弥怠；守者弥怠，而葬器如故，其势固不安矣。”《安死篇》曰：“世之为丘垄也，其高大若山，其树之若林，其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以此观世示富则可矣，以此为死则不可也，夫死，其视万岁犹一寅也。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中寿不过六十，以百与六十为无穷者之虑，其情必不相当矣，以无穷为死者之虑则得之矣。今有人于此、为石铭，置之垄上曰：‘此其中之物具珠玉好玩、财物宝器甚多，不可不们，们之必大富，世世乘车食肉。’人必相与笑之，以为大惑。世之厚葬也有似于此，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也；无不亡之国，是无不们之墓也。以耳目所闻见，齐、荆、燕尝亡矣，宋、中山已亡矣，赵、魏、韩皆亡矣，其皆故国矣。自此以上者，亡国不可胜数。是故大墓无不扌日也，而世皆争为之，岂不悲哉！君之不令民，父之不孝子，兄之不悌弟，皆乡里之所釜者而逐之。惮耕稼采薪之劳，不肯官人事，而祈美衣侈食之乐，智巧穷屈，无以为之。于是乎聚群多之徒，以深山广泽林豪朴击遏夺，又视名丘大墓葬之厚者求舍便居，以微扌日之，日夜不休，必得所利，相与分之。夫有所爱所重，而令奸邪盗贼寇乱之人卒必辱之，此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之大事。尧葬于林，通树之；舜葬于纪，市不变其肆；禹葬于会稽，不变人徒。是故先王以俭节葬死也，非爱其费也，非恶其劳也，以为死者虑也。先王之所恶，惟死者之辱也。发则必辱，俭则不发，故先王之葬必俭必合必同。何谓合？何谓同？葬于山林则合乎山林，葬于陵隰则同乎陵隰，此之谓爱人，夫爱人者众，知爱人者寡，故宋未亡而东冢扌日，齐未亡而庄公家扌日。国安宁而犹若此，又况百世之后而国已亡乎？故孝子、忠臣、亲父、交友不可不察于此也，夫爱之而反危之，其此之谓乎，鲁季孙有丧，孔子往吊之，人门而左，从容也。主人以收，孔子径庭而趋，历级而上，曰：‘以宝玉收，譬之犹暴骸中原也。
●前代陵墓 汉高帝十二年十二月，诏曰：“秦皇帝、楚隐王、魏安厘王、齐愍王、赵悼襄王，皆绝亡后，其与秦皇帝守冢二十家，楚、魏、齐各十家，赵及魏公子无忌各五家，令视其冢，复，亡以与他事。”魏明帝景初二年五月，戊子，诏曰：“昔汉高创业，光武中兴，谋除残暴，功昭四海，而坟陵崩颓，童儿牧竖践蹋其上，非大魏尊崇所承代之意也。其表高祖、光武陵四面各百步，不得使民耕牧樵采。”宋武帝永初元年闰月王午朔，诏曰：“晋世帝后及藩王诸陵守卫，宜便置格。其名贤先哲见优前代，或立德著节，或宁乱庇民，坟墓未远，并宜洒扫。主者具条以闻。”南齐明帝建武二年十二月丁酉，诏曰：“旧国都邑，望之怅然，况乃身经南面，负宸居，或功济当时，德章一世，而莹垄茔秽，封树不修，岂直嗟深牧竖，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沦覆，鼎玉东迁，晋元缔构之始，简文遗咏在民，而松门夷替，埏路棒芜，虽年代殊往，抚事兴怀。晋帝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卫。”梁武帝天监六年，诏曰：“命世兴王，嗣贤传业，声称不朽。人代徂迁，二宾以位，三恪义在，时事浸远，宿草棒芜，望古兴怀，言念枪然。晋、宋、齐三代诸陵，有司勤加守护，忽令细民侵毁。作兵有少，补使充足。前无守视，并可量给。”魏高祖太和二十年五月丙戌，诏汉、魏、晋诸帝陵各禁方百步不得樵苏践藉。孝明熙平元年七月，诏曰：“先贤列圣，道冠生民，仁风盛德，焕乎图史，暨历数永终，迹随物变，陵隧杳霭，鞠为茂草。古帝诸陵多见践藉，可明敕所在，诸有帝王坟陵，四而各五十步，勿听樵牧。”隋场帝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诏曰：“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莹兆湮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怆于怀，自古以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唐玄宗天宝三载十二月，诏：“自古圣帝明王陵墓，有颓毁者，宜令管内量事修茸，仍明立标记，禁其樵采。”古人于异代山陵，必为之修护若此。
宋熙宁中，兴利之臣建议：“前代帝王陵寝，许民请射耕垦。而唐之诸陵悉见芟削，昭陵乔木翦伐无遗。”传》。小民何识，自上导之，靡存爱树之思，但逐樵苏之利。吁，非一朝之故矣。金太宗天会二年二月，诏：“有盗发辽诸陵者罪死。”七年二月甲戌，诏：“禁医巫阎山辽代山陵樵采。”独元之世祖纵杨琏真伽发宋会稽攒宫不问，此自古所无之大变也。《实录》：洪武九年八月己酉，遣国子生周渭等三十一人分视历代帝王陵寝，命百步内禁人樵牧，设陵户二人守之，有经兵燹而崩摧者，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一遣使致祭，其后每登极诏书并有此文，而有司之能留意者鲜矣。魏高祖太和十九年九月丁亥，诏曰：“诸有旧墓铭记见存昭然为时人所知者，三公及位从公者，去墓三十步；尚书令仆丸列，十五步：黄门五校，十步，各不听垦殖。”陈文帝天嘉六年八月丁丑，诏曰：“梁室多故，祸乱相寻，兵甲纷纸，十年不解。不逞之徒虐流生气，无赖之属暴及徂魂。江左肇基，王者攸宅。金行水位之主，木运火德之君。时更四代，岁逾二百。若其经纶王业，绅民望，忠臣孝子，何世无之？而零落山丘，变移陵谷，咸皆翦伐，莫不侵残。玉杯得于民间，漆简传于世载。无复五株之树，罕见千年之表。自天祚光启，恭惟揖让，爰暨朕躬，聿修祖武。虽复旌旗服色，犹行杞、宋之封；每车驾巡游，眇瞻河洛之路。故桥山之祀，苹藻弗亏；骊山之坟，松柏恒守。惟戚藩旧垄，士子故茔，掩堇未周，樵牧犹众。或亲属流隶，负上无期；子孙冥灭，手植何寄？汉高留连于无忌，宋祖惆怅于子房，丘墓生哀，性灵共侧者也，朕所以兴言永日，思慰幽泉。惟前代侯王，自古忠烈，坟冢被发，绝无后者，可简行修治，墓中树木勿得樵采。庶幽显式畅，称朕意焉。”唐太宗贞观四年九月王午，诏曰：“钦若稽古，缅想往册，英声茂实，志深褒尚。始兹巡省，眺瞩中涂，汉氏诸陵，北阜斯托，寂寥千载，邈而无祀。历选列辟，遗迹可观；良宰名卿，清徽不灭，宜令所司，普加研访。爰自上古，泊于隋室，诸有明王圣帝，盛德宠功，定乱弭灾，安民济物，及贤臣烈士，立言显行，纬武经文，致君利俗，丘垄可识，茔兆见在者，各随所在条录申奏。每加巡简，禁绝刍牧，春秋二时为之致祭。若有毁坏，即宜修补。务令周尽，以称朕意。”是则不独前代山陵，即士大夫之丘墓并为封禁，亦兴王之一事，可为后法者矣。
●停丧 停丧之事，自古所无。自建安离析，永嘉播窜，于是有不得已而停者，常炜言：“魏晋之制，祖父未葬者，不听服官。”而御史中丞刘隗奏：“诸军败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进宴乐，皆使心丧，有犯，君子废，小戮。”生者犹然，况于既殁？是以充州刺史滕恬丁零翟所杀，尸丧不反。恬子羡仕宦不废，论者嫌之，齐高帝时，乌程令顾昌玄坐父法秀宋泰始中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乐嬉游，与常人无异，有司请加以清议。振武将军丘冠先为休留茂所杀，丧尸绝域，不可复寻。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人仕。当江左偏安之日，而犹申此禁，岂有死非战场，棺非异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为者哉！《晋书•贺循传》：“为武康令，俗多厚葬，及有拘忌回避岁月停丧不葬者，循皆禁焉。”《旧唐书•颜真卿传》：“时有郑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殡僧舍坦地。真卿劾奏之。兄弟终身不齿，下耸动。”《册府元龟》：后周太祖广顺二年十一月丙午，敕“古者立封树之制，定丧葬之期，著在经典，是为名教。泊乎世俗衰薄，风化陵迟，亲殁而多阙送终，身后而便为无主，或羁束于仕宦，或拘忌于阴阳，旅榇不归，遗骸何托？但以先玉垂孝子因心，非以厚葬为贤，只以称家为礼。扫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负土成坟，所贵乎尽力。宜颁条令，用警因循。庶使九原绝抱恨之魂，千里无不归之骨。绅人士，当体兹怀。应内外文武臣僚幕职州县官选人等，今后有父母祖父母亡殁，未经迁葬其主家之长不得辄求仕进，所由司亦不得申举解送。”而《宋史》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贬官，刘兄弟以不葬父母夺职。后之王者，以礼治人，则周祖之诏、鲁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亲之子若孙，绅不许人官，士人不许赴举，则天下无不葬之丧矣。张稷若尔歧，采皇甫谧之名，作《笃终论》。其下篇曰：“葬之习于侈也，于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备物丰仪之为厚义亲，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于礼也，先王之制丧礼，始死而袭，袭而敛，三日而殡，殡而治葬具，其葬也，贵贱有时，天子七月，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逾月。先时而葬者，谓之得葬；后时而葬者，谓之怠丧。其自袭而敛，自敛而殡，自殡而葬，中间皆不治他事，各视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为所以计安亲体者，必至乎葬而始毕也。袭也，敛也，殡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殡则不可不葬，犹之袭则不可不敛，敛则不可不殡，相待而为始终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间也。今有人亲死逾日而不袭，逾旬而不敛，逾月而不殡，苟非狂易丧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于累年而不葬，则相与安之，何也？殡者必于客位，所以宾之也；父母而宾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为之者，以将葬，故宾之也，所以渐即乎远也，殡而不葬，是使其亲退而不得返于寝，进而不得即于墓，不犹之客而未得归，归而未得至者与？非人事之至难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与？《丧服小记》曰：“久而不葬者，惟主丧音不除，其徐以麻终月数者，除丧则已。”孔氏曰：“久而不葬，谓有事碍不得依月葬者，则三年冠服身，皆不得祥除。主丧者，谓子为父，妻为夫，臣为君，孙为祖，皆为丧主，不得除也。其徐谓期以下至缌也。《孔子丛子》：司徒文子问于子思，曰：‘丧服既除，然后乃葬，则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丧未葬，服不变，除何有焉？，乃知古之人有不幸有故不得葬其亲者，虽逾三年，不除服。其心所痛在于未葬，以为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与未及三月者同实，斯不得计时而即吉矣。何也？丧之即吉，始于虞而成于禫。虞之为礼，起于既葬，送形而往，迎精而反，故为虞以安之。未葬则无所为而虞，不虞则卒哭而，皆无所为而举，卒哭与不得举，又何为而可以练？何为而可以祥且禫？故虽逾三年，与未及三月者同实也。未及三月而欲举祥禫之礼，行道之人弗忍矣。斯其所以可以除而弗除与？斯其所以宁敛形还葬，县棺而封，而必不敢为溢望奢求，以至于久而不葬也与？由是言之，则人子之未葬其亲者，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也，未可以虞，未可以卒哭，而可以服官乎，反末代之浇风，举百王之坠制，必有圣人起而行之者。”陈可大曰：“以麻终月数者，期以下至缌之亲，以主人未葬，不得变葛，故服麻以至月数足而除，不待主人丧后之除也。然其服犹必收藏，以俟送葬也。夫未葬之丧，期已下至缌之亲且不得变葛、而为之子者乃循葬毕之制，而练而祥而禫，是则今之人其无父母也久矣。’”魏刘仲武娶母丘氏，生子正舒、正则。及母丘俭败，仲武出其妻，更娶王氏，生陶，仲武为母丘氏立别舍，而不告绝。及母丘氏卒，正舒求葬，陶不许。正舒不释服，讼于上下，位血露骨，衰裳缀络，数十年弗得，以至死亡。宋海虞令何子平母丧去官，哀毁逾礼，属大明末，东土饥荒，继以师旅，八年不得营葬，昼夜号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凉，一日以米数合为粥，不进盐菜。所居屋败，不敝风日，兄子伯兴欲为耷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兴宗为会稽太守，甚加矜重，为营冢矿。梁殷不佞为武康令，会江陵陷，而母卒，道路隔绝，不得奔赴，四载之中，昼夜号泣。及陈高祖受禅，起为戎昭将军，除娄令。至是，四兄不齐始迎丧柩归葬。不佞居处礼节，如始闻丧，若此者又三年，唐欧阳通为中书舍人，丁母忧，以岁凶未葬，四年居庐，不释服。冬月，家人密以毡絮置所眠席下，通觉，大怒，遽令撤之。元孙瑾父丧，停柩四载，衣不解带。此数事可为不得已而停丧者之法。近年亦有一二知礼之士，未克葬而不变服者。而或且讥之曰：夫饮酒食肉处内，与夫人间之交际往来，一一如平人，而独不变衣冠，则文存而实亡也。文存而实亡，近于为名。”然则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后为不近名邪？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呜呼，夫习之难移久矣。自非大贤，中人之情鲜不动于外者。圣人为之弁冕衣裳，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胃以教武，故君子耻服其服而无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释衰麻，则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触于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谓以故兴物，而为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为其必去之也？《诗》曰：“庶见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兮。”哀公问曰：“绅委章甫，有益于仁乎？”孔子作色而对曰：“君胡然焉！衰麻苴杖者，志不存乎乐。非耳弗闻，服使然也。”后之议礼者，必有能择于斯者矣。又考《实录入永乐七年七月甲戌，仁孝皇后丧再期。皇太子以母丧未葬，禫后仍素服视事。至几筵，仍衰服。八年七月乙巳，仁孝皇后忌日，以未葬，礼同大祥。夫天子之子尚且行之，而谓不可通于士庶人乎？侈于殡埋之饰，而民遂至于不葬其亲；丰于资送之仪，而民遂至于不举其女，于是有反本尚质之思，而老氏之书，谓礼为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则亦过矣。岂知《召南》之女，迫其谓之。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敛手足形，还葬而无椁，称其财，斯之谓礼。”何至如《盐铁论》之云“送死殚家，遣女满车”；齐武帝诏书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叶”者乎？马融有言：“嫁娶之礼，俭则婚者以时矣；丧祭之礼，约则终者掩藏矣。”林放问礼之本，孔子曰：“礼，与其奢也，宁俭。”其正俗之先务乎？
●假葬 晋武帝太康中，前太子洗马郄诜寄止卫国文学讲堂十馀年。母亡，不致丧归，便于堂北壁外下棺，谓夕假葬。葬，携将老母渡江。”“假葬”字始见于此。三年即吉，诏用为征东参军，论者以为不合礼。《郑志》曰：“赵商问：‘主丧者不除。今人违离邦族，假葬异国，礼不大备，要亦有反土之意。三年阂矣，可得除否？答曰：‘葬者，送亲之终。假葬法后代巧伪，反可以难礼乎？’”
●改殡 古人改殡之礼，必反于宫寝，不拘即远之制。齐庄公以襄公二十五年为崔杼所弑，葬诸士孙之里。二十八年，崔庆既死。十二月乙亥朔，齐人迁庄公殡于大寝，以其棺尸崔杼于市。二十九年二月癸卯，齐人葬庄公于北郭。夫自郭外之葬，历三年之久。出而迁之路寝，为之改殡，不以宫廷为忌，不以兵死为嫌，古人送往慎终之礼如此。汉和帝以梁贵人酷殁，敛葬礼阙，乃改殡于承光官，追服丧制，盖附身、附棺之物，人子所宜自尽。若宋之高宗于梓宫入境，即承之以椁，上以欺其先人，下以欺其百官兆姓，诚千古之罪人矣。《册府元龟》载：“后唐庄宗同光二年八月，遣宗正少卿李琼往曹州，简行哀帝陵寝。三年正月丙申，敕曰：“朕顾惟寡德，获嗣丕图，奉先之道常勤，送往之诚靡怠。爱自重兴庙社，载展郊，旋荡涤于瑕疵，复涵儒于庆泽。盖忧劳静国，旷坠承桃，御朽若惊，涉川为惧，由是推移岁月，郁滞情怀。恭念昭宗晏驾之辰，少帝登遐之日，咸罹虺毒，速殒龙髯，委冠剑于仇雠，托山陵于枭境。静惟规制，岂叶度程，存怆结以弥深，固寝兴而增惕。虔思改卜，式慰允怀，宜令所司，别选园陵，备礼迁葬，贵雪幽明之恨，以申追慕之心。凡百臣僚，体朕哀感。”虽有是命，以年饥财不足而止。
●火葬 火葬之俗盛行于江南，自宋时已有之。《宋史》：“绍兴二十六年，监登闻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谓火化者，生则奉养之具惟恐不至，死则潘而捐弃之。国朝著令，贫无葬地者，许以官地安葬。河东地狭人众，虽至亲之丧悉皆焚弃。韩琦镇并州，以官钱市田数顷，给民安葬，至今为美谈，然则承流宣化，使民不畔于礼法，正守臣之职也。事关风化，理宜禁止，仍饬守臣措置荒闲之地，使贫民得以收葬。’从之。”“景定二年，黄震为吴县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状曰：‘照对本司久例，有行香寺曰通济，在城外西南一里。本寺久为焚人空亭约十间以罔利，合城愚民悉为所诱，亲死即举而付之烈焰，馀骸不化，则又举而投之深渊。哀哉，斯人何辜，而遭此身后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以人微位下，欲言未发。乃五月六日夜，风雷骤至，独尽撤其所谓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秽气彰闻，冤魂共诉，皇天震怒，为绝此根。越明日，据寺僧发觉，陈状，为之备申使府，盖亦幸此亭之坏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嘱，行下本司，勒令监造！震窃谓此亭为焚人之亲设也，人之焚其亲，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谨案，古者小敛、大敛以至殡葬，皆僻踊，为迁其亲之尸而动之也，况可得而火之邪？举其尸而畀之火，惨虐之极，无复人道，虽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纣为炮烙之刑，皆施之于生前，未至戮之于死后也。展禽谓夏父弗忌必有殃，既葬，焚烟彻于上，或者天实灾之，然谓之殃，则凶可知也。楚子期欲焚麇之师，子西戒不可，虽敌人之尸犹有所不忍也。卫侯掘褚师定子之墓，焚之于平庄之上，殆自古以来所无之事。田单守即墨之孤邑，积五年，思出万死一生之计以激其民，故袭用其毒，误燕人掘齐墓，烧死人，齐人望之涕位，怒十倍，而齐破燕矣。然则焚其先人之尸，为子孙者所痛愤，而不自爱其身，故田单思之五年，出此诡计以误敌也。尉佗在粤，闻汉掘烧其先人冢，陆贾明其不然，与之要约，亦曰：‘反则掘烧王先人冢耳。’举至不可闻之事以相恐，非忍为之也。尹齐为淮扬都尉，所诛甚多，及死，仇家欲烧其尸，尸亡去归葬，说者谓其尸飞去。夫欲烧其尸，仇之深也；欲烧之而尸亡，是死而有灵，犹知烧之可畏也。汉广川王去淫虐无道，其姬昭信共杀幸姬王昭平、王地徐及从婢三人，后昭信病，梦昭平等，乃掘其尸，皆烧为灰，去与昭信旋亦诛死。王莽作焚如之刑，烧陈良等，亦遂诛灭。东海王越乱晋，石勒剖其棺，焚其尸，曰：‘乱天下者，此人也，吾为天下报之！’夫越之恶固宜至此，亦石勒之酷而忍为此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于瘗，焚其衣冠斩之，所焚犹衣冠耳。惟苏峻以反诛，焚其骨。杨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惨虐之门既开，因以施之极恶之人，然非治世法也。隋为仁寿宫，役夫死道上，杨素焚之，上闻之，不悦。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则痛莫甚于焚人者矣。蒋元晖渎乱宫闱，朱全忠杀而焚之，一死不足以尽其罪也。然杀之者常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诛死之罪人，况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于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遗烬而弃之水，则宋诛太子劭、逆党王鹦鹉、严道育，既焚而扬灰于河之故智也，惨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为佛法，然闻佛之说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入火邪？自焚邪？其子孙邪？佛者外国之法，今吾所处中国邪？外国邪？有识者为之痛惋久矣。今通济寺僧焚人之亲以罔利，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天幸废之，何可兴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无知，念死者之何罪，备榜通济寺，风雷已坏之，焚人亭不许再行起置。其于哀死慎终，实非小补。然自宋以来，此风日盛，国家虽有漏泽园之设，而地窄人多，不能遍葬，相率焚烧，名曰火葬，习以成俗。谓宜每里给空地若干为义冢，以待贫民之葬，除其租税。而更为之严禁，焚其亲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礼教可兴，民俗可厚也。”呜呼！古人于服器之微犹不敢投之于火，故于重也埋之，于杖也断而弃之，况敢焚及于尸柩乎？茶毗之教始于沙门，塞外之风被于华夏，辛有之适伊川，其亦预见之矣。为国以礼，后王其念之哉！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于其亡也，乃有杨琏真伽之事。漏泽园之设起于蔡京，不可以其人而废其法。
●期功丧去官 古人于期功之丧，皆弃官持服。《通典》：“安帝初，长吏多避事弃官。乃令：自非父母服，不得去职。”考之于书，如韦义以兄顺丧去官，杨仁以兄丧去官，谯玄以弟服去官，戴封以伯父丧去官，马融遭兄子丧自劾归，陈以期丧去官，贾逵以祖父丧去官。又《风俗通》云：“范滂，父字叔矩，博士徵，以兄忧不行。”《刘衡碑》云：“为勃海王郎中令，以兄琅邪相忧，即日轻举。”《国令赵君碑》云：“司徒杨公，避以兄忧，不至。”则兄丧亦谓之忧也。《曹全碑》云：“迁右扶风槐里令，遭同产弟优，弃官。”则弟丧亦谓之忧也。《度尚碑》云：“除上虞长，以从父忧，去官。”《杨著碑》云：“高阳令，遭从兄沛相忧，笃义忘宠，飘然轻举。”则从父、从兄丧亦谓之忧也。《陈重传》云：“举尤异，当迁为会稽太守，遭姊忧去官。”则姊丧亦谓之忧也。《王纯碑》云：“拜郎，失妹宁归，遂释印绂。”晋陶渊明作《归去来辞》，自序曰：“寻程氏妹丧于武林，情在骏奔，自免去职。”则已嫁之妹，犹去官以奔其丧也。晋《嵇绍传》：“拜徐州刺史，以长子丧去职。”则子之丧亦可以去官也。后汉末时，人多不行妻服。荀爽引据大义，正之经典，虽不悉变，亦颇有改者。晋泰始中，杨族有伯母服未除而应孝廉，举博士，韩光议以宜贬。又言：天水大守王孔硕，举杨少仲为孝廉，有期之丧而行，甚致清议。而潘岳《悼亡诗》曰：“期月周，戚戚弥相愍。”又曰：“投心遵朝命，挥涕强就车。”是则期丧既周，然后就官之证。今代之人躁于得官，轻于持服，令晋人见之，犹当耻与为伍，况三代圣贤之列乎！《晋书•傅咸传》“惠帝时，司隶荀恺从兄丧，自表赴哀。诏听之而未下，悄乃造太傅杨骏。咸奏曰：‘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同堂亡陨，方在信宿。圣恩矜悯，听使临丧，诏旨未下，辄行造谒，急谄媚之敬，无友于之情，宜加显贬，以隆风教。’”《张辅传》：“梁州刺史杨欣有姊丧，未经旬，车骑长史韩预强聘其女为妻。辅为中正，贬预，以清风俗。”《刘魄传》：“世子文学王籍之居叔母丧而婚，东阁祭酒颜含在叔父丧嫁女，隗并奏之。庐江太守梁龛明日当除妇服，今日请客奏伎，丞相长史周ダ等三十余人同会。魄奏曰：‘夫嫡妻长子，皆杖居庐，故周景王有三年之丧。既除而宴，《春秋》犹讥。况龛匹夫，暮宴朝祥，慢服之愆，宜肃丧纪之礼，请免龛官，削侯爵。ダ等知龛有丧，吉会非礼，宜各夺俸一月。’从之。”《谢安传》：“期丧不废乐，王但之以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世颇以此讥焉。”当日期功之丧，朝廷犹以为重，是以上挂弹文，下干乡议。其武安传》：“丞相语灌夫曰：‘吾欲与仲孺过魏其侯，会仲孺有服。”索隐曰：“服谓期功之服。”是则汉时有服不预宴会之证。们日唐书•王方庆传》：“奏言：‘令杖期大功丧未葬，不预朝贺。未终丧，不预宴会。比来朝官不遵礼法，身有哀容，陪预朝会，手舞足蹈，公违宪章，名教既亏，实玷皇化。伏望申明令式禁断。’”唐时格令，未坠前经。今则有说齐衰而入大夫之门，停殡宫而召亲朋之会者，至乃泰踊方闻，衿ひ己饰，败礼伤教，日异岁深，宜乎《板荡》之哀，甚于永嘉之世。呜呼！有人心者则宜于此焉变矣。裴庭裕《东观奏记》：“大中朝，有前乡贡进士杨仁赡女弟出嫁前进士于环。纳函之日，有期丧，仁赡不易其日，宪司纠论，贬康州参军，驰驿发遣。”《册府元龟》：“后唐明宗天成二年九月，敕原州司马聂屿，擢从班列，委佐亲贤，不守条章，强买店宅。细询行止，颇骇听闻。丧妻未及于半年，别成姻媾；弃母动逾于千里，不奉晨昏。令本处赐死。”唐季五代之时其法犹重。《册府元龟》：“唐薛膺为左补阙，弟齐临陈，为飞矢所中，卒。膺闻难，不及请告，驰马以赴，与弟褒、庠处丧如礼。膺去左补阙，库去河南县尉，直弘文馆，与褒皆屏居外野，布中终丧。蹈名教者推之。”《宋史》：“王岩叟为径州推官，闻弟丧，弃官归养。”“吕祖俭监明州仓，将上，会兄祖谦卒。部法：半年不上者为违年。祖俭必欲终期丧，朝廷从之。诏违年者以一年为限，自祖俭始。”然史之所书亦寥寥矣。汉人有以师丧去官者，如延笃、孔昱、刘焉，并见于史。而苟淑之卒，李膺时为尚书，自表师丧，则朝廷固已许之矣。其亦子贡筑室于场，二三子群居则之遗意也与？
●缌丧不得赴举 宋天禧三年正月乙亥，诸路贡举人郭稹等四千三百人见于崇政殿，时稹冒缌丧赴举，为同辈所讼。上命典谒诘之，引服。付御史台劾问，殿三举；同保人并赎金，殿一举。今制，非三年之丧皆得赴举。故士弥躁进，而风俗之厚不如昔人远矣。
●丧娶 《春秋•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齐纳币。”《公羊传》：“纳币不书，此何以书？讥。何讥尔？丧娶也。娶在三年之外，则何讥乎丧娶？三年之内不图婚。”何休注曰：“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未满二十五月。又礼，先纳采、问名、纳吉，乃纳币，此四者皆在三年之内，故云尔。然则纳市犹讥，而况于昏嫁乎！”唐高宗永徽中，衡山公主将出降长孙氏，议者以时既公除，合行吉礼。于志宁上疏言：“《礼记》曰：‘女子十五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郑玄云：‘有故，谓遭丧也。’《春秋》书鲁庄公如齐纳币，杜预云：‘母丧未再期而图婚：二《传》不讥失礼，明故也。’此则史策具载，是非历然，断在圣情，不待问于臣下。其有议者云：准制公除之后，须并从吉。此汉文创制其仪，为天下百姓。至于公主服是斩衰，纵使服随例除，无宜情随例改。心丧之内，方复成婚，非惟违于《礼经》，亦是人情不可，伏惟陛下嗣膺宝位，临统万方，理宜继美羲、轩，齐芳汤、禹。弘奖仁孝之日，敦崇名教之秋，伏愿遵高宗之令轨，略孝文之权制，国家于法无亏，公主情礼得毕。”于是诏公主待三年服阕，然后成礼。岂非有国之典本于天经地义，故守礼之臣犹得引经而争者哉。《晋书•载记》言：“石勒下书，禁国人不听在丧嫁娶。”《金史•章宗纪》：“承安五年三月戊辰，定妻亡服内昏娶听离法。七月癸亥，定居祖父母丧昏娶听离法。”僭国闰朝犹然，今人反不讲此。《实录》：“正统十三年四月，楚王季叔奏弟大冶王季Й择武昌护卫指挥同知翟政妹为妃。昏期在迩，不意叔崇阳王孟炜薨逝，季Й应持服，未敢成昏。上命礼部议，言：‘王于崇阳王当服期年。缘崇阳王未薨之先，君命已下，节册到日，合令妃翟氏拜受，候月医满成昏。’从之。”天顺三年十月庚戌，潘王佶享奏父康王存日，择潞州民李刚女为弟永年王妃，李磐为妹长平郡主仪宾，己受封册，未及成昏，而父王薨。今父丧已越大祥，阴阳书谓明年为弟妹婚不利，乞允于今年择日嫁娶。礼部侍郎邹斡言：“三年之丧，礼之大者。服内成亲，律有明禁。今潘王与郡王、郡主俱父丧未终；乃惑于阴阳之说，而欲废此丧制；乞行长史司启王，惮待服阕成礼。”上曰：“是长史不能辅导之罪也，其命巡按御史执问如律。”十月癸丑，广灵王逊民薨。癸酉，敕灵丘王逊全曰：“所奏第四子、第五子俱镇国将军，并女临城县主，俱已奏报，欲于本年九月后成婚。且尔兄初丧，正哀戚不暇之时，乃欲为男女成婚，以废大礼，岂是所忍为哉！”不允所奏。宪庙大婚在天顺八年之七月，虽托之遗诏，而士大夫多以为非。故南京礼部右侍郎章纶有请待来春之奏。
●衫帽入见 《唐书•李训传》：“文宗召见，训以衰粗难入禁中，令戎服，号王山人。”《宋史•蔡挺传》：“仁宗欲知契丹事，召对便殿。挺时有父丧，听以衫帽人。”则唐宋有丧者，不敢假公服也。今人干谒官长，辄易青黑，与常人无异，是又李训之不如乎！
●奔丧守制 《记》曰：“奔丧者，自齐衰以下。”是古人于期功之丧无有不奔者。《大祖实录》：“洪武二十三年闰四月甲戌，除期年奔丧之制，先是，百官闻祖父母、怕叔父母、兄弟丧，俱得奔赴。至是吏部言：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皆期年服，若俱令奔丧守制，或一人连遭数丧，或道路数千里；则居官日少，更易繁数，旷官废事。今后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丁忧外，其余期服不许奔丧。诏从之。”此出于一时权宜之政，沿习以来，至三百年，遂以不奔丧守制为礼法之当然，而倍死忘哀多见于绅之士矣。《实录》又言：“二十六年四月，署北平按察司事、监察御史陈德文奏言：‘嫁母刘氏卒，乞奔丧。’许之。德文四岁丧父，家贫，随母嫁陈氏，往年长归宗。至是其母卒，时已除奔丧之制，德文恳请甚至，上特怜而许之。”是圣祖虽依吏部之奏，而仍通于人子之情，固未尝执一也。三代圣王教化之事，其仅存于今日者，惟服制而已。丧乱以来，浸已废坠。窃谓父母之丧，自非金革不得起复，著之国典。人人所知其祖父母、伯叔父母、兄弟之丧，并依洪武初年之制，许令解官奔赴，服满补职。其他虽持重服而不去官者，及大功以下丧者，京官许以素服朝参，不预庆贺。在外诸司素服治事。祭祀宴会，俾佐贰摄之。未任之官无得谒选。生员但岁考，不赴科举。庶人之家不许嫁娶。十五月禫后，复故。其有期功丧，宴会作乐者，官员罢职，士子黜退。仍书之申明亭，以示清议，庶几民德归厚。若夤缘干请之风，亦不待禁而衰止矣。洪武十一年二月，广西布政使臧哲以母丧去官，上思之，特遣人赐米六十石，钞二十五锭。自后，凡官以父母丧去职而家居者皆有赐焉。十六年正月，命吏部，凡官员丁忧，已在职五年，廉勤无赃私过犯者，照名秩给半禄终制。在职三年者，给三月全禄。
●丁忧交代 昔时见有司丁父母忧，闻讣奔丧，不出半月。近议必令交代，方许离任。至有欠库未补，服阕犹不得归者。是则钱粮为重，伦纪为轻，既乖宰物之方，复失使臣之礼。其弊之由，始于刻削太过。盖昔者钱粮掌于县丞，案牍掌于主簿，税课掌于大使，令者稽其要而无所与焉。又皆俸足以赡其用，而不取之于库藏。故闻讣遄行，无所留滞，而亦不见有那移侵欠之事。今则州县之中，锥刃之末上尽取之，而大吏之诛求尤苦不给，库藏罄乏，报以虚文，至于近年，天下无完库矣。即勒令交代，亦不过应之以虚文，徒滋不孝之官，而无益于国计盈虚之数也。呜呼！君人者，亦知养廉为致孝之源乎？陶侃谓王贡曰：“杜韬为益州刺史，盗用库钱，父死不奔丧。卿本佳人，何为随之也？天下安有白头贼乎？”贡遂来降，而韬败走。今日居官之辈大半皆如杜韬，然如此之人作贼，亦不能成也。史言：梁高祖丁文皇帝忧时，为齐随王镇西谘议参军，在荆镇仿佛奉问，便投剑星驰，不复寝食，倍道前行，愤风惊浪，不暂停止。及居帝位，立七庙，月中再过。每至展拜，常涕泗滂沱，哀动左右。然则明王孝治天下，而不遗小国之臣，必有使之各尽其情者矣。洪武八年八月戊辰，诏百官，闻父母丧者，不待报，许即去官。时北平按察司佥事吕本言：“近制，士大夫出仕在外，闻父母之丧，必待移文原籍审核，俟其还报，然后奔丧。臣窃以为中外官吏去乡，或一二千里，或且万里。及其文移往复，近者弥月，远者半年，使为人子者衔哀待报。比还家，则殡葬已毕，岂惟莫睹父母容体，虽棺柩亦有不及见者。揆之子情，深可怜悯。臣请自今官吏，若遇亲丧，许令其家属陈于官，移文任所，令其奔赴，然后核实。庶人子得尽送终之礼，而朝廷孝理之道彰矣。”上然之，故有是命。
●武官丁忧 《晋书》言：“姚兴下书，将帅遭大丧，非在疆场险要之所，皆听奔赴，及期，乃从王役。”宋岳飞乞终母丧，以张宪摄军事，步归庐山。《元史》言：“成宗诏军官，除边远出征，其徐遇祖父母、父母丧，依民官例，立限奔赴。”然则今制，武官不丁忧，非一道同伦之义也。《国史》言：“洪武二十八年，兰州卫指挥佥事徐遵等以父及祖母病卒，奏乞扶枢归葬乡里。廷议勿许，上特可之。”岂非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者邪？
●居丧饮酒 唐宪宗元和九年四月癸未，京兆府奏：“故法曹陆赓男慎馀与兄博文居丧，衣华服，过坊市，饮酒食肉。”诏各决四十，慎徐流循州，博文递归本贯，十二年四月辛丑，驸马都尉于季友坐居嫡母丧与进士刘师服宴饮。季友削官爵，笞四十，忠州安置。师笞四十，配流连州。于ν以不能训子，削阶。以礼坊民，而法行于贵戚，此唐室之所以复振也。姚兴时，有给事黄门侍郎古成洗，每以天下是非为己任。京兆韦高慕阮籍之为人，居母丧，弹琴饮酒。洗闻而位曰：“吾当私刃斩之，以崇风教。”遂持剑求高，高惧而逃匿，终身不敢见。僭乱之国犹有此人。
●匿丧俊 唐明宗天成三年闰八月，滑州掌书记盂升匿母忧，大理寺断流。奉敕：“朕以允从人望，嗣守帝图，政必究于化源，道每先于德本，贵持国法，以正人伦。孟升身被儒冠，职居宾幕，比资筹画，以赞盘维。而乃都昧操修，但贪荣禄，匿母丧而不举，为人子以何堪，渎污时风，败伤名教。五刑是重，十恶难宽。将复投荒，无如去世，可赐自尽。”其观察使、判官、录事参军失于纠察，各有殿罚。
●国恤宴饮 《春秋传》言：“吴公子札自卫如晋，将宿于戚。闻钟声焉，曰：‘异哉，夫子获罪于君以在此。’惧犹不足，而又何乐？夫子之在此，犹燕之巢于幕上，君又在殡。而可以乐乎？’遂去之。文子闻之，终身不听琴瑟。”汉魏以下有山陵未成而宴饮者。《汉书•元后转》：“司隶校尉解光奏，曲阳侯王根，骨肉至亲，社稷大臣。先帝山陵未成，公聘取故掖庭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置酒歌舞，无人臣礼，大不敬不道。以根尝建社稷之策，遣就国。其兄子成都侯况免为庶人，归故郡，”《魏书•甄楷传》：“除秘书郎。世宗崩未葬，楷与河南尹丞张普惠等饮戏，免官”是也，有国丧末期而宴饮者。《晋书•钟雅传》：“拜尚书左丞。奏言肃祖明，皇帝弃背万国，尚未期月，圣主缟素，百僚渗怆。尚书梅陶无大臣忠慕之节，家庭侈靡，声伎纷葩，丝竹之音流闻衢路，宜加放黜，以整王宪”是也。有国忌而宴饮者。《旧唐书•德宗纪》：“贞元十二年五月丁巳，附马都尉郭暧、王士平及暖弟煦、暄坐代宗忌日宴饮，贬官归第”是也。此皆故事之宜举行者。礼者，君之大柄，可听其颓弛而不问乎？
●宋朝家法 宋世典常不立，政事丛脞，一代之制，殊不足言。然其过于前人者数事，如人君宫中自行三年之丧，一也；外言不入于阃，二也；未及未命即立族子为皇嗣，三也；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四也。此皆汉唐之所不及，故得继世享国至三百余年。若其职官军旅食货之制，冗杂无纪，后之为国者并当取以为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