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珍贵的蜻蜓眼琉璃珠:闲话中国老百姓对官贪现象的失望与淡定

闲话中国老百姓对官贪现象的失望与淡定

张凭

中国老百姓一方面对如火如荼的官贪现象深感失望，深恶痛绝；一方面又对因捞钱不慎落水的官员不当新闻，习于为常，见怪不怪，多半不会愤青，甚至还会对这些弄到钱却没能平安着陆，身陷囹圄的官员们颇感惋惜，甚至引不起幸灾乐祸的快意。

这些年我曾多次到监狱探视那些因弄钱不慎踩空，获牢狱之灾的朋友及朋友的朋友。他们在熟人面前其实不像写书面检查那样，痛悔自己放松思想改造，利益熏心，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而多半不认为自己用权弄钱有什么不对，因为有权不用纯属另类，他们没兴趣成为另类。他们相信杨善洲的清廉是真实感人的，但只会口头以杨善洲为榜样，行动上以毛泽东为偶象。

他们也后悔，但无非是后悔自己太大意没有安全着陆而已。后悔通常有五种情况，一是不小心开罪了某上级被锁定收拾；二是平时罩住自己的上级出了问题自己成了突破口；三是遭某位竞争对手的暗算被推落水；四是对下属的管理不够人性化被下属朝死举报不幸中标；五是交友不慎将自己弄成了怜惜狼的东郭先生。事实上，他们所言多半是事实，但遇上就了躲不掉，只能自认到霉了。作为朋友也不会说那些“接受改造，吸取教训，重新做人”之类的安慰套话，多半会给他们些想开点，保重身体，走好关系，早日脱难这类的安慰，让这些背运的老兄过得轻松一点。监狱当局对些落水官员也是另眼看待的，一般不会太为难他们，通常会安排他们做些轻巧活计，因为一方面有朋友的帮忙，一方面监狱管理者大小也是个官，猩猩相惜也很正常。

先说中国老百姓对落水官员不当新闻，习于为常，见怪不怪的淡定心态，主要有三方面的原因：

一是与当代官员弄钱伤不到平民百姓有关。古代中国官员的弄钱渠道较窄，通常是“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虾吃泥吧”，即大官通吃小官，小官只能变着法地让百姓买单，逼得百姓只能“忙时吃干，闲时吃稀，灾时吃泥吧”，因此，古代百姓比当代百姓更恨贪官以及更期盼清官。而当代官员弄钱的方式主要为周瑜打黄盖互惠互利的“权钱交易”，渠道比古代官员宽得多，用不着伸手到老百姓嘴里掏钱。因此，尽管当代官员弄到手的钱常常让人瞠目结舌的一浪高过一浪，绝对让古代官员自叹生不逢时，生得太早；但由于老百姓的活命钱与官员们弄到手钱没有直接关联，因此，当代百姓不会如古代百姓那般恨贪官，甚至还会叹自己没那么好的命。

如果官员们弄到钱与老百姓的利益有冲突，老百姓就不可能无所谓了。譬如，公共工程的开支本是来自老百姓交的税收，但常常成为官员们“羊毛出在羊身上”的进帐好机会，这在中国已经不是什么国家机密了。本来这足于让老百姓有所谓了，可惜中国的老百姓对税的征收与使用没有任何话语权，这等于跟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因此，使本来可以让老百姓有所谓的项目也变得无所谓了。

二是与中国官员的权力是由上而下逐级授予，与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有关。落水官员的对不起党是事实，因为他们权力至少理论上的确是党给的。而所谓对不起人民就是纯粹的套话了，老百姓也不会傻冒到将这类套话当真；官员的权力既然不是老百姓授予的，凭什么说对不起老百姓，老百姓自然也不会认为官员辜负了自己的信任而生气，老百姓对这种文字游戏心知肚明，不会平白贪这个功，戴这顶没实惠的高帽。

事实上，如果官员的权力是老百姓通过选票授予的，那老百姓对官贪就无法淡定了。自己劳心费神选出的官员不认真履行职责，而是一门心思地弄钱，作为权力授予人显然不可能淡定，等于自己被当选官员忽悠了，至少等于当选官员辜负了自己的托付，你能淡定吗，你难道不会感到气愤吗。我相信，如果官员的权力是由人民授予，那人民对落水官员的态度，绝对无法淡定，而是绝对的气愤了。我相信，落水官员即使出了监狱，老百姓也绝对不会给他们好脸色看，他们将终生无颜面对江东父老。我相信，老百姓的脸色会胜过监狱的威慑。

三是与中国老百姓都明白这是一种体制病有关。当下中国官员见怪不怪的捞钱问题，不是由于官员们出现了群体性的官德缺失引起，而是现行体制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引起；这是一种体制病，或者说是这种体制绕不过的一道坎。由于这种体制缺乏有效的权力约束机制，让掌握权力的官员们，获得了可以轻松进钱的机会——不是你去找钱，而是钱来找你的机会，天底下那有这等轻松进钱的天赐良机。官只能当一阵子，钱可以用一辈子，用不完还可以留给孙子，过了这个村就没那个店了，谁愿意错过？我相信，任何人都没有那么高超的道德武功能抵挡住这种机会的诱惑，包括我自己。既然无人能摆脱这种诱惑，那也就无人有权对享有这种机会的官员们愤青了，只能愤青自己何以没有这样的机会了。我认为落水官员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体制的受害者，当然，如果没有落水那又是当然的体制受益者了。

再说老百姓对官贪现象的失望：

虽说老百姓落水官员心态的淡定，但不等于说老百姓对当下这种“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官贪现象不深感失望，深恶痛绝。因为，在现行体制下为官的机会必竟太少了，只有极少数人才有这个命，而大多数人只能干瞪眼。因此，官贪现象当然会让没有这种机会的绝大多数无法接受。最要命的是，泛滥的官贪现象对一个国家而言是走向崩溃的前奏曲，对一个民族而言是导致衰败的顽疾。不根除这种现象，国家那来的希望，民族那来的崛起。

国家的执政当局对官贪现象的危害性其实是心知肚明的，也设置了古今中外最复杂的防火网来狙击这无处不在的野火，无论反贪机构、反贪队伍、反贪经费堪称世界之最，对落网贪官的重拳出击也可能是世界之最。但是效果不佳，防不胜防也是执政当局心知肚明的，更是老百姓看得一清二楚的。

本来最有效的办法，往往是最简单的办法，用不着弄得那么复杂，那么劳民伤财。其实法官出身的法国贵族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1748年就已经指出了官贪问题的实质是“不受约束的权力是腐败的权力”，并提出了解决官贪问题的思路“唯有用权力来约束权力才是消除权力腐败的最佳办法”。后世的国家凡采用这一思路构建国家体制的，都取得了最大限度根治官贪顽症的效果。

但唯有中国人不知为何放着经260多年的人类社会实践证明有效的现成办法不用，硬要“摸石头过河”自创一套特色办法来解决这一难题。如果我们自创的办法比孟德斯鸠的办法，更简单有效，还可以证明咱中国人的聪明才智高人一筹。但问题是我们自创的方法既复杂又花钱还效果不佳，那就只能证明我们的治国理念还停留在慈禧老佛爷的排外时代：洋人的汽车可用，电脑可用，手机可用，互联网可用，唯洋人的理念不可用，用则必然忘祖、亡国、洋奴了。

现成的有效办法不肯用，自主创新的办法又没用。那对于盼望早日根除官贪顽疾的中国老百姓而言，就只有无可奈何的无奈了，既然深恶痛绝没用，也只好淡定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