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往事并不如烟

日期：2011-04-21 作者：王乐 来源：文汇报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31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大学者梅贻琦如是说。
    
    时值清华百年校庆，留下无数大师身影、流传无数治学佳话的清华园，对今时的教育者、大学教授、年轻学子们而言，意味着什么？
    
    被几代清华人怀念的物理系创始人叶企孙，对同道教师的尊重与宽容，对学生严苛的关爱，让人为之动容。斯人远去，人们急切追索，而今这样的大学者、教育家又该到哪里寻觅？
    
    在清华园，一代大师培育出又一代大师。当后代回忆起上辈学人时，印象最深的不仅是学术上的点拨，更感慨于性格脾气迥异、政见截然相左的多位导师能同在一个研究院教书。宽容并包与自由思想的做学问环境，如今安在哉？
    
    提起清华的老校长蒋南翔，清华人自豪的，一定不是他收罗了多少状元，拿到了多少科研经费总量，进而产出多少成果。一句“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及其背后的学生体育传统，足以展现这位教育家的独特思路。
    
    还有很多故事。比如，在西南联大这段战时的艰苦岁月，教授们一如既往地教书育人，同时在业余生活里继续着从北平带来的高雅爱好，从容而淡定。这对眼下把闲暇时间都交给了项目申请、奔波于第二职业赚大钱，几乎失去自我的大学中人而言，是否也有启发意义呢？
    
    今天，重新触摸清华园里的那些人、那些事，思索她们承载的那个时代的大学精神，我们会读出很多新的东西……
    
    本版文字整理：王乐
    
叶企孙：亦师且亦友  宽容并苛刻
    
    清华物理系的师生，提起物理系创始人叶企孙，都有一种“惊为天人”的崇敬感。不仅因为他是杨振宁、李政道等国际知名学者的老师，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半数以上是他学生，一手培养出50多位院士，更因为他对待学生、对待教师的特别方式，让人感叹在时下大学校园中已很少能见到。
    
宽待被停课的周培源
    
    叶企孙尊师。他善识名师，知人善任，而且倾力把教师培养成名师。
    
    自1925年来到清华，他竭力延聘名师，前两年并不遂愿。第三年，他终于聘请来吴有训，并执意把吴有训工资定得比自己高。按资历，叶企孙1923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吴有训晚两年获博士学位。论职位，叶企孙担任系主任两年多，吴有训只是新入校普通教师。从此，清华物理系进入了名师云集的辉煌时代。
    
    作为最受学生欢迎的物理系教授之一，在清华27年中，学生们最爱去叶企孙家。叶企孙对每一级新生都亲自面见谈话，在本子上记下籍贯、毕业中学和家境。平日，他与学生谈心，了解教师教学情况与效果，而后会亲自观察、判断教师优劣。周培源刚被聘入物理系时，开讲过“相对论”课程。开始有9名学生选听，一学期后只剩1人。第二学期，这门课就停开了，但学识水平很高的叶企孙不但未解聘周培源，还非常尊重他，只对周开讲的课程作了些许变动。叶企孙的决策颇有远见，周培源后来成了公认的名师。而换作今日，周培源不被扫地出门，也基本被“打入冷宫”。
    
    叶企孙知人善任不拘一格。他支持熊庆来先生把只有初中学历、做小店员的华罗庚一步步擢升为大学教员，让他登上清华讲堂讲微积分。他把一位青年勤杂工聘为仪器保管员，辅助教授们讲物理课，教育学生必须尊称他“先生”。这位工人就是后来被抗日名将吕正操誉为“中国爱国知识分子典型”的阎裕昌烈士。因为叶企孙，华罗庚成了世界第一流大数学家，并培养出大批人才；阎裕昌则以高超技术使冀中抗日军民以高明地雷战打得日军胆战心惊。
    
刁难学生自有道理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刚入清华物理系不久，叶企孙就发现其理论基础高过同辈，自学能力超常，便鼓励他不必听自己讲授的理论课，但得认真学实验课。李政道刚读完大学二年级，叶企孙就破格送李去美国读博士，11年后,李政道获得诺贝尔奖。
    
    未出国前,李政道在一次电磁学考试中出现了一个非常小的差错，被叶企孙扣去两分,且叶企孙最终判卷只给了83分，无异于有意刁难。叶企孙有他的逻辑：李政道理论学习水平很高。这份试题仅计算理论成绩，就是全部答对，也只能给60分，所以李政道仅仅得了58分。另外40分是实验判分，李政道的实验仅有25分，所以他此次考试所得总分仅83分。
    
    叶企孙告诉李政道，自己并非希望他仅掌握实验技巧，而是通过物理实验实践，深入认识理论与实验的关系，牢牢记住任何理性思维不可脱离实验根据，这是培养科学精神所必须的，否则做不出真正的科学成就。1998年，李政道在上海敬业中学纪念师长叶企孙诞辰百周年大会上说：“叶老师对我说，你的实验不行。若实验不行，则理论分数绝不给100分。叶老师不仅是我的启蒙老师，更是影响我一生科学成就的恩师。”
    
    叶企孙识千里马，而且培育手法独特。中科院化学学部资深院士汪德熙在清华园求学时有个粗心毛病。修读叶企孙讲授的热力学，大考时有一道难题原理和计算都答对，只写错一个加减号使答案荒谬可笑。按惯例，扣上几分就行，但叶企孙把整道题的分数全部扣掉，事后还教训汪德熙，“为什么不在写完答案时检查一下，这样荒谬的答案竟不加考虑就交了卷？”看着严厉的师长，汪德熙受到很大触动，开始下决心改掉“并非小事情”的粗心毛病。从此，这个化学系学生竟与只教过他一门课的叶企孙建立了深厚的情谊，以至于抗战开始时叶企孙找到他、要他到冀中抗日根据地战争第一线去时，汪德熙毫不犹豫就离开父母去了根据地。
    
最望得意门生超越自己
    
    叶企孙反对文人相轻，对于弟子的最大企盼就是成材，而且始终鼓励学生超过自己，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荣。有一次为学生讲“物性学”课程，快下课时一位同学提出了一个问题，但叶企孙没有给出完满的解释，下课铃就已响了。叶企孙说：“我回去想想再来解释。”后因出席一个重要会议，临时托自己的学生林家翘先生代课。林家翘一上课就说：“这个问题非常简单。”随即指出问题关键，立刻圆满解决。再到下一堂课，叶企孙一上堂就讲：“林先生天资聪颖过人，又努力钻研，来日必有辉煌成就。”当年，叶企孙与得意门生互敬互让的情形，成为物理系脍炙人口的佳话。
    
    叶企孙在学生毕业后，仍关注他们。有学生在国外发表论文，叶企孙会认真阅读，并提出看法。叶企孙去世后，遗物中有大量信件，都是离校多年的学生写给他的，多是向他汇报工作与科研情况。就是在西南联大的特殊时期，当教授们都挣扎在饥饿线上时，叶企孙也会省钱买两包糖果糕点，在昆明圆通公园举行茶话会招待听他热力学课的全体同学，使大家在欢乐中听他讲课。
    
    学生们形容，听叶企孙讲课能看到很多美的东西。叶企孙所讲内容相对一般赶进度的教师要少，会舍弃教学大纲中的具体题目。他讲的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也是从一般教师那里学不到的。他导出一个物理定律的偏微分方程后，必围绕此数学式详细讲述每个数学符号所代表的物理现象、物理思想和实验过程，连正、负号表示什么具体物理意义，都解释清楚。很多人都说，听了叶的物理课后，才懂得什么是物理学，才真正学会如何学习物理学。
    
王力：终身难忘国学院四导师
    
    作为百多年来中国最伟大的语文学家，王力先生曾是清华学子。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只学习短短一年，但这一年却对他产生了巨大影响。“清华国学院一年，对一生做学问的路途是一个转折。”后来也成为大师的王力，当年亲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四位导师指点。两代清华人、两代大师间的林林总总，连同当年那些奇特的入学招考方式，都是彼时最迷人的故事。
    
试题就是回答“四个100”
    
    1926年夏，清华国学院在全国招32名研究生。报考必具三个条件：大学毕业生；曾在中学任教五年教员；从名师研究有心得者。对国学研究有浓厚兴趣的王力不符合前两条，但在国民大学读书时，章太炎任校长，他以名师章太炎研究报名，最终获得清华的青睐。
    
    清华国学院为录取真才，入学考试试题出得奇特而艰深。全部试题就是要回答“四个100”：100个古人名，写出每个人所处朝代和主要著述；100个古地名，答出各是今天什么地方；100部书名，答出各部书作者是谁；100句诗词，答出各出自哪首诗词。没有读过大量古籍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应付不了清华这样的折腾的。只有高小学历的王力以26名考取了国学院研究生，命运得以与清华园连结在一起。
    
王国维上课时说“我不懂”
    
    王力在清华国学院的第一课，是听王国维讲《诗经》。王力以为，能写出《人间词话》的王国维，必定是风度翩翩的大学者。但当王国维踏进教室，国学大师却是一个头戴瓜皮帽、帽下拖着小辫子、身穿长棉袍、腰间还系着蓝带子的小老头，活脱脱清朝时农村私塾教师。王国维以“清朝遗老”自居，政治上保守，在推翻清王朝10多年后，仍保留着清朝服饰。
    
    但比起表面趋时而思想保守的人，王国维讲课具有纯真气质。《诗经》课讲得朴实，但见解精辟新颖，多为台下学生闻所未闻。此后主讲的其他几门课也都如此，经王国维做过精深研究的课题，都在严谨分析之后才有肯定结论。但同时，当他碰到某些问题时，又常以“这个我不懂”一句就带了过去。有时一节课下来，他竟说了几个“我不懂”的问题。起初，学生们感到很不满足，传道解惑的老师怎么能常说“我不懂”？随着与王国维接触的增多，王力才体会到，这正是王国维治学严谨的表现——做学问的人，不懂就是不懂。即便大师也会有浅薄之处，不懂装懂才是最要不得的。
    
听梁启超讲课如“火中烤”
    
    梁启超是王力敬爱的老师。这位清末具有革新精神的“百科全书式”大学者，与王国维性格、政见迥异。同占国学院四导师中两席，可见当年清华园风气之宽容与开放。王力印象最深的是，不同于稍嫌迂腐的王国维，主张变法维新的梁启超讲中国通史时，讲到历代兴衰历史，常表现出忧国忧民的强烈感情，每每慷慨陈词、声震四座。他说话广东口音很重，很多学生都听不太懂，但奔放激荡的感情，使学生深受感染和鼓舞，像在火中烤一般。
    
    王力除在课堂上聆听梁任公教诲，课余接触中也深受教益。梁启超文章和诗词都写得好，政论文更有“惊心动魄，一字千金”、“震惊一世，鼓动群伦”之说。王力等学生钦佩梁启超学问，喜读其诗文，常到梁家当面请教。
    
    国学院另一位大学问家陈寅恪，据说也是由梁启超提名。梁为推荐陈寅恪，甚至与清华校长有过一番舌战。陈寅恪一无大部头著作，二无博士学位，遭人质疑如此资质怎能胜任国学院导师。梁启超却竭力为其说话：“没有学衔，没有著作，就不能当国学院的教授吗？我梁启超虽然是著作等身，但是我的著作加到一起，也没有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梁启超竭力推荐，并表示这样的人如果不请回来，就被外国大学请去了……远在德国游学的陈寅恪接到国学院导师聘书时，方年满36岁。一年后，陈寅恪出现在清华园。他的博学让王力震惊，堪称“活字典”与“教授中的教授”，连很多清华教授都与学生们挤在一起听讲。
    
两次聚餐活用八种方言
    
    国学院四导师中，王力受赵元任的影响最大。赵劝王力努力学外语。“西方许多科学论著都未译成中文，不懂外语，很难接受别人先进科学。”正是在赵元任影响下，王力才下决心学外语，并以“言有易，言无难”六字作座右铭。
    
    王力深深佩服导师的语言天赋。有一回，赵元任与来自不同地方的8人共餐。席间宾主相谈甚欢。赵元任请他们用各自方言交谈，第一次共餐，他就基本听懂了他们的方言。至第二次再共餐，他居然与同桌8人用8种方言谈话。赵元任掌握了英、法、德、日等多种外语，能直接阅读大量外国学者原著，接受了现代语言学理论，并用至音韵学研究上。赵元任主讲音韵学与清代音韵学家讲的大不相同。赵着重将历史比较法用到汉语史研究上，善用现代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研究汉语，比清代音韵学家高出一筹……日后王力成为学术大家，他坦言赵元任对他的教诲终身受用。
    
蒋南翔：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
    
    “同学们，课外锻炼时间到了。走出宿舍，走出教室，参加体育锻炼，争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在清华园里，每天下午4时半，校园广播都会响起这一段熟悉的声音。“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你知道这句在清华园响彻了近半世纪、浓缩了清华体育精神的口号，是谁最初提出的吗？清华老校长蒋南翔。
    
    蒋南翔1952年至1966年担任清华大学校长。1953年初，就在出任校长不久，他几次对学校体育教研组的老师和学生会干部谈起解放前清华优良的体育传统。“钱伟长教务长曾经是长跑运动员，梁思成先生是标枪运动员，符保卢还代表过旧中国参加奥运会……”他提议，大力开展学生体育活动——既要开展大众的传统体育活动，也要开展各种体育项目活动，同学们应该经常锻炼，并定期举办学生类体育竞赛。
    
    年轻人光会念书怎么行？还得强健体魄！1953年5月，第一届全校运动会开幕，千余名学生运动员参加。钱伟长教务长等几位老教授也分别参加了田径项目比赛。开幕式上，蒋南翔校长再次强调“要求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要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今后定期举办体育竞赛活动。”
    
    蒋南翔最早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是在1957年11月29日。那天是全校体育工作干部会议，在清华礼堂前的阶梯教室举行。体育教师、运动员、团委、学生会干部和体育积极分子300多人参加。蒋南翔激动地说，“我们每个同学要争取毕业后工作五十年。因为年纪越大，知识、经验也就越丰富。老年应当是收获的季节，但有些人却未老先衰。因此要想在年老丰收，就必须在青年时代播种！”1964年1月，正值我国著名体育教育家、清华体育部主任马约翰为清华工作50年。在庆祝会上，蒋南翔再次提出：“把身体锻炼好，向马约翰先生看齐，同马约翰先生竞赛，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从此，这成为一个完整的口号，激励着清华人为之努力。
    
    清华体育教研部退休教师田端智回忆，那时每到下午4时半，同学们走出课堂、图书馆、宿舍，纷纷集中到操场上。各班级组织起锻炼队伍，集合整队，由小队长带领高呼：“为祖国！锻炼、锻炼、锻炼！”马路上、操场上、球场上到处都是锻炼的人群，犹如万马奔腾，热火朝天，充满着生命的活力和青春的欢乐。
    
    作为一位卓越的教育家，蒋南翔对学校体育的重视，超出一般人想象。1954年，他对学校体育工作提出“在普及基础上提高，在提高指导下普及”，清华体育代表队不久宣告成立，代表队坚持业余锻炼。同时，蒋南翔还建议成立运动代表队工作组，学校在1954年成立8个体育代表队，至1959年增至38个。蒋南翔任校长期间，清华出现了一批高水平运动员，而这些孩子的学业成绩同样优秀，堪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学生运动员。
    
    对比时下，大学生、中学生普遍缺乏体育锻炼、身体素质堪忧的现状，“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无疑是清华园内一道最独特的风景线。
    
西南联大时的“苦中作乐”
    
    西南联大是一段特殊时期，清华园的教授们却苦中作乐。在艰苦岁月里不仅一如既往教书育人，业余时间里唱昆曲、打桥牌。自得其乐，从容而淡定。
    
喜爱昆曲的大教授
    
    清华大学迁移长沙和昆明前的战前岁月，俞平伯、许宝驯夫妇好昆曲，以他们夫妇为中心吸引了浦江清、许宝、沈有鼎、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谭其骧等昆曲知音，成立“清华谷音社”。俞平伯发起任社长，定期聚会。而战时的昆明，从北平来的教授们，也不乏爱好昆曲者。
    
    联大的教授们，当时住在昆明青云街靛花巷。战争时期他们在有限条件下，或独自、或集中于一起唱昆曲，保持着自己的文化生活。与朱自清并称为“清华双清”的浦江清是联大中文系教授，专讲“词选”、“曲选”等课程，对昆曲有精深研究，对唱曲要求高。
    
    元旦那天：“晚饭后，陶光来邀至无线电台广播昆曲，帮腔吹笛。是晚播《游园》(张充和)、《夜奔》(吴君)、《南浦》(联大同学)，不甚佳。”查浦江用日记记录着1943年元旦教授们唱昆曲的经过，但从专业角度留下“不甚佳”评语。其中，去电台唱《游园》的张充和在昆明生活一段时间后去了重庆。清华校长梅贻琦出差到重庆，张充和常去拜访，有时就为梅贻琦清唱昆曲。除了昆曲之外，在战时像杨振声、梅贻琦这样的大教授还保持着对京剧的爱好。
    
将桥牌娱乐带到昆明
    
    在朱自清日记中，常能看到清华教授打桥牌的记录。1939年3月4日，他写道：“打桥牌，大家决定下下星期起，两周一次桥牌例会。我老是输，甚灰心。”3月11日，朱自清“阅完试卷，在柳家桥牌”。朱自清稳定的牌友是浦江清，4月23日朱自清参加陈福田与陈岱孙桥会，并在那里吃晚饭，“菜饭甚佳”。
    
    清华教授们把闲暇打桥牌这一战前北平时的平常娱乐，一起带到了昆明。不仅文科教授喜欢，理科教授也爱打桥牌。数学系教授陈省身来西南联大不久，他的南开同学、北大物理系教授吴大猷也来到联大。战争初期生活已很艰苦，但教授们每逢周末，紧张工作之余，在吴大猷家总有两桌桥牌“牌战”。陈省身是常客之一，在南开时他就以擅打桥牌著称。吴大猷夫人阮冠世也是桥牌高手。唯有吴大猷水平不及格，仅在一旁观战。他自己并不喜打牌，只为让别人快活。
    
    有时“清华队”向“北大队”挑战，事前说好，输的那队就做当天晚餐的东道主。晚餐虽无美味佳肴，但以量取胜，餐后总有剩余，所有人便让最年轻的陈省身和大肚汉吴大猷负责“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