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丽热巴售楼:中国5000年不能发达的原因

中国5000年不能发达的原因

高鹏远

我们常常为国家与国家之间发展的不平衡感到困惑，我们常常为人与人之间的不对等感到不解，都是人，为什么只有三百年历史文化不到的美国，何以成为世界一流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技大国，而具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国，却只能是发展中国家？是我们中国人笨吗？不是，美国有很多著名科学家都是我们中国人，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也先后有八位，但别忘了都不是本土华人，今年虽然获得了一个，却让人啼笑皆非。是我们中国人懒吗？也不是，我们曾修建过长城，我们曾开凿过运河，我们养育有十三亿人口，这些伟绩靠懒是不可能实现的，那么为什么五千年会落后于几百年呢？
细细反思人类发展的轨迹，其实原因很简单，就两个字：自由。自由的开放度决定一个国家的发展度，以美国为例，其自由涉及到社会的各个层面 ,亦如迁徙自由；什么肤色的人种都可有限加入美国籍。经济自由；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可自由进入，平等交易，自由竟争。言论自由；正话反话随便说，言论面前无大小，真伪辩论无尊卑。学术自由；鼓励挑战权威，提倡假想预言，容忍吹毛求疵。政治自由；结社自愿，示威游行，罢工维权。思想自由；开放舆论，反对无罪，自然更新。更有甚者，还有持枪自由，这在中国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但在美国人来看，想杀人的终会杀人，不在乎杀人工具的先进与否，刀子、棍子、锤子同样可以杀人，总不能因此而把菜刀和干面杖也收缴了，而拥有个人枪支持有，却可预防威慑被别人杀害的可能，可见对事物思维方式和角度的不同，决定了对自由开放度的不同。当然美国的自由也绝非是无法无天的自由，而是在法律框架之下和人权充分保障之下的自由，在此基础上，人们可享有最广泛的自由，在自由的阳光下，思想可不受任何束缚的展开想象和革新，新的文化和技术便可脱颖而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没有几千年的古老文明，却可在几百年内创造出先进的现代文明，其功就在自由。
在自由的范畴里，起主宰意义的是思想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言论是思想的语言表达，学术则是思想和语言的文字反映，在这个反映过程中，只许有一种思想和一种声音，思想运动就会停滞不前，允许有多种思想和多种声音共生，才能在竟争中确立和发展新的正确思想，这就是思想运动的客观规律。时间和实践是检验思想生命的标准，思想会随着时间和实践发生肯定与否定的变化，具有永久生命力的思想，会以肯定的形式留存于人类思想的宝库，具有阶段性生命的思想，会以过渡的形式退出人类思想的宝库，而不具有生命力的思想则会被历史的垃圾站回收，在肯定与否定的交替作用下，人类思想文化才会不断走向新的繁花似锦。同时思想运动又永远处于正确与错误的对抗之中，没有错误的思想，正确的思想则无法影证，不许错误的思想出现，就和只许开花不许长草一样荒唐可笑，因为惧怕思想的谬误而压制思想的自由，形成思想专制，思想的深潭也就死水微澜了，新的思维就再无出头之日，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思想运动的悲剧所在。

人是有思想和会思想的动物，但人与人之间既有思想的一致性，也有思想的不一致性，更多的表现为不一致性，而不一致中则同时存在着真理和谬误，人们总是在检验谬误的过程中确认真理，在检验真理的过程中抛弃谬误，二者互为博弈，求得思想的准确性。为了思想的一致性，排斥压制思想的不一致性，最终会导致僵死的思想一致性。在这种思想氛围下，中国人不敢有思想，难得有思想，以至不会思想，因为在中国思想运动的历史中，权力是思想的化身，凡是符合权力思想的才是思想，反之则被认为是想死和找死，思想有风险，言论须谨慎，至今还在影响着人们的思维方式，成为人们的思维桎梏，因为在中国历史上，追求思想自由就意味着血腥和杀戮。
早在两千年前，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关于选择什么样的国体形态存在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应该实行商周时期的分封制，这样才能对一个泱泱大国实行有效的管理，而另一派以李斯为首的则认为分封制是重蹈周王朝灭亡的覆辙，是为动乱埋伏祸根，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建议废除分封，实行郡县制，秦王权衡利弊，一票否决，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实行了高度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但是后来私底下一些文人学士对此颇有异议，特别是一个名叫淳于越的儒生又重提分封子弟为诸侯王的事宜，遭李斯痛斥一番，这一次秦始皇没有采用反对无效的方式处理此事，而是听信李斯的极端言论，对议论朝政的人和事进行打击禁绝，从而引发了历史上著名的“焚书之祸”，不仅坑杀了四百六十多名儒生，而且还把除医药、种植、卜筮之外的书籍几乎全部禁毁，使中国古代文化遭受了一场浩劫。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场国策之争，实际上是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一次沉重打击，在继后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历史进入汉王朝，应该说汉高祖刘邦在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方面还是比较豁达的，能够容纳不同的思想和听取不同的政见，而且敢于以厚道薄儒的文化指点自己的政治生涯，但到了汉武帝时期，情况变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成为唯一的国策文化，普天之下只有一种思想、一种文化和一种声音，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再一次遭受封杀，自此中国思想文化的紧箍咒几成定势，儒家文化几乎成了所有封建王朝的主流文化，深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空间和思维定式。中国封建社会先后产生过二百二十多位皇帝，惟有唐太宗李世民开一代自由之风，终于成功地演奏出中国封建社会最华丽的乐章---贞观之治。只可惜唐代开创确立的自由之风，在此后宋、元、明、清诸王朝的一千多年里未能得到很好的传承，反而把人民的自由权利压缩在统治阶级的政治字典里，不得越雷池半步，终使大汉民族长期处于小农经济而不能有所突破，终使大汉民族成为科技文明享用国而非科技文明创造国，道理很简单，没有自由，何来创新，同样没有创新，又何来进步。
有些历史现象常常很值得人玩味，马克思主义诞生在德国，却没有在德国生根发芽，列宁主义虽然在列宁的故乡开花结了果，但几十年后，列宁的继承者却放弃了列宁主义，国民党铁了心的欲把共产党赶尽杀绝，没想到反倒让共产党把他赶到了孤岛台湾，的确意味深长。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墙内开花墙外香，说明一种思想并不适合世界所有水土。列宁主义之所以被自毁长城，说明任何思想都不是万能的，必须不断地给予创新和发展，如果把一种思想奉为极限，也就封杀了思想的创新自由，国家整体活力逐渐丧失，其体制走进历史博物馆就不可避免。国民党命运的南辕北辙和事与愿违，说明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是不可以压制的，有压制就有反抗，有反抗就会世事难料，假设当年孙中山多活二十年，国共合作继续二十年，毛润之任下的国民党宣传部长继续当下去的话，也许中国现在就是另外一种乾坤了，所以国共两党政权的神奇转换，实质上是国民党扼杀思想自由、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必然结果。历史证明自由是不得遏制的，遏制自由必然使事物走向它的反面。
在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是恐惧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特别是统治阶级信奉的是“天不变道亦不变”，任何离经叛道的思想都是不能容忍的，就连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难脱其臼，他本来是以叛道而成功的，而一旦自己的道形成以后，别人的道就是离经叛道，不得逾越，最典型的事件是庐山会议、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张闻天等国家领导人就三面红旗下出现的左倾冒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向毛泽东本人呈送了书面报告，这本来是党内正常的思想表达和意见传递，但问题的提出可能折射到毛泽东“掌门人”的责任，会议竟戏剧性地演化为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的批判，并定性为有组织、有预谋的反党集团。一九五七年党内开展整风运动，一开始主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号召人们给党和政府提意见，并坦言不戴帽子，不抓辫子，于是不少人信以为真，肆无忌惮地乱放炮，毛泽东受不了啦，反戈一击，整风变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右派斗争，致使一大批党内外知识分子和无党派人士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劳动改造或入狱服刑，总数达五十余万人，造成一代知识精英的毁灭，为国家经济建设和文明进步带来无法估量的损失。

中国有句古话叫祸从口出，所有右派都是信奉言论自由而遭灭顶之灾的，试想让人说话，却让人只说好不说坏，只说对不说错，思想有别就是思想反动，这样的思维不啻为言论狱思维，所以反右的错误通常被认为是扩大化，而实际上是违宪化，是古代文字狱的现代翻版。文化大革命的发起更是怪异，既不象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也不象五四文化运动，更象是一场马列主义净化运动，以破四旧为引擎的大扫荡，几乎把所有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全部扫地出门了，然后锋芒一转，指向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问题，一场真正的对党和政府自身进行颠覆和自残的运动开始了，整整十年，其结果是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被打倒，行政司法陷入瘫痪，工业生产停滞不前，全国派系林立，文攻武卫此消彼长，举国上下人心自危，换来的却是人民生活的持续贫困，国民经济的崩溃在即，外交关系的四面楚歌，林彪集团的再生覆亡，当然也换来毛泽东权力宝座的永恒不变。对于文化大革命的评价，老百姓可能更直白和独到，认为它是一场神经病运动，没有敌人找敌人，整个社会极度癫狂，自己人整自己人，不仅老百姓不理解，外国人也很困惑，仅仅因为排斥人民的一点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就让国家付出如此沉重的代价，从现代精神病理学进行考量，老百姓的评价是不无道理的。
对于历史悲剧的产生，历史学家多从社会角度去理解，很少有人从心理学角度去考证，以文化大革命为代表的一系列左倾运动的产生，和毛泽东个人心理缺陷有很大关系，归纳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思想排斥心理：容不得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凡是与自己不合流的另类主张基本予以抹黑，冠以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帽子进行打击。二是精神自恋心理；在毛泽东眼里，共产党已不再是一个系统和一个集体，党的化身就是他本人及其思想，凡是反对他的任何些微之词都是反党，其实毛泽东才是最大的反党，因为是他才把党的肌体肢解的体无完肤。三是政治多动心理；长期斗争养成了毛泽东爱搞运动的嗜好，党内如遇不一致性，不是依法统一，民主解决，而是利用党内小人推波助浪，上纲上线，精神折磨，反败为胜。四是权力自危心理；毛泽东晚年精神异常脆弱，心理完全政治化了，疑神疑鬼，见风就是雨，听雷即来电，总以为有一批人觑倪着他的江山社稷而深感自危，故不间断地寻找敌人，不停歇地予以清剿，有时明知该运动对国家有害也在所不惜，他恐惧斯大林的悲剧在他身上重现，故至死不谈退休之事也就在情理之中了。除此，影响毛泽东最深刻的心理缺陷是帝王情结心理；毛泽东虽为民主共和国元首，但作为开国元首，和古代开国皇帝有颇多相似之处，独断专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清君侧，伴君如伴虎等弊政，不可能不左右着毛泽东的思维定势，如果是的话，所有悲剧的产生就有了可信的诠释。

毛泽东还有一大发明专利，就是反党有罪论，动不动给人戴反党帽子以打击，这在西方政治家看来，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在西方民主国家的宪法里，专门规定设计有反对党来进行反对，以防止执政党偏离法制的轨道。而在一党执政的共产党内，反对却成了有罪，何谓反党？反党是否有罪？理论上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以流血的方式反党，反党肯定有罪，因为刑法已有规制，反对不能以流血和毁灭为条件，如果以和平的方式，对党的执政理念提出反对意见，或者对党的工作提出批评式的反党，有罪缺乏法律依据，二者性质上有着天壤之别，前者是存亡问题，后者是改革问题，问题的关键是一个政党该不该接受反对？能不能反对？正确的不该反对，反对也无效，错误的该不该反对，反对能否有效，这的确是考验一个政党开明与先进的重要标志。在这个问题上通常又和权力的归属感紧密联系，如果认为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人民反对政党则是正当的，如果认为国家权力是政党的，人民反对则是不正当的。毛泽东事实上把国家权力政党化，把最高权力私人化，反对是不正当的，反党自然是有罪的，由于党内没有建立科学的、有效的反对机制，导致毛泽东不仅拒绝党外反对，更拒绝党内反对，造成无人反对乃至无人敢反对的局面，最终导致党在建国之后的三十年里连续不断地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给党和人民的利益造成巨大的创伤，本源上还是压制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恶果。
综上所述，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是自由的根，没有了这个根，其它任何自由的产生和发展都是极其艰难的，没有了这个根，其它任何创新成果的产生和发展都将成为无源之水和无本之木，中国以千年的停滞不前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足以惊醒万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自由的开放度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特别是在自由之母问题上，思想无罪、言论无罪、反对无罪已成共识，没有人再会认为反对执政党的弊端就是刑法意义上的反党，国际实践证明，在民主法制框架下的反党并不会亡党，多党并存基础之上的反党也不会亡党，恰恰是没有民主法制框架下的不准反党却容易亡党。我们发现在现代法庭上，控辨双方常会提出反对，这时法官会作出反对有效和反对无效的裁定，一个政党也一样，当遇到有人提出反对，应该通过民主的方式作出反对有效或无效的判定，不应惧怕反对而执意堵塞言路，那样只能会折断民族自由思想和自由创新的翅膀而难以腾飞，这就是结论，这就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值得反省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