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口东北郊，紧靠跑马场的地方有一座白色大楼，解放战争时期，是国民党的华中“剿匪”司令部，白崇禧就在这里办公，当地老百姓有时就把它叫做白崇禧楼。解放后这座楼成为中南军区司令部所在地。1954年6月7日，这座大楼旁的一座两层小楼突然失火。当救火人员冲入被反锁的楼内时，发现软禁在这座小楼内的一位中年男子已经去世。

　　死者就是在红军时期和抗战时期鼎鼎大名的中共名将陈光。在战争年代，他是人民军队将领的群星中十分耀眼的一颗。但在建国以后却默默无闻。

　　抗战时期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采访朱德后写了一本书《伟大的道路》，该书的中译本在谈到朱德1928年初率南昌起义余部到达湖南宜章，准备发动湘南起义时，有这样一段话：

　　进入宜章县境，离县城没有多远，他遇到一队农民自卫队，大约有几百人之众，为首的是一个18岁青年，名叫陈GUANG。他说，他一家人除了自己外，都已被地主杀掉。自卫队其他人的身世有的和他一样，有的也差不多。陈GUAHG---在1937年已是八路军的师长---把他们组织起来，带领他们袭击“土豪劣绅”的碉堡式的宅第。自卫队现在参加朱德的队伍来了。

　　陈GUAHG何许人也？译者闹不明白，去请教党史专家。当时，党史专家研究的结果认为可能是陈赓。陈赓是湖南人。于是，译者便把陈GUAHG译成了陈赓。陈赓在一二九师当旅长，于是译者在师长后面又来了个脚注：“应为旅长。”其实，这位陈GUANG并非陈赓而是陈光，那个“应为旅长”的脚注自然也是不对的。当朱德向史沫特莱谈自己的经历时，陈光(从1938年3月开始，而不是1937年)已经是鼎鼎大名的第一一五师的代师长了。

　　当译者翻译史沫特莱这本书时，陈光则已销声匿迹。这段译文的差错，曲折反映了陈光的悲剧性历史。

　　营救林彪

　　陈光，1905年出生于湖南宜章栗源堡的一户农民家庭，1926年参加农民协会，任农会委员、赤卫队长。1927年5月“马日事变”后，遭国民党通缉，被迫逃亡。同年冬参加共产党。1928年初率宜章农民自卫军参加湘南起义，后随朱德、陈毅上井冈山，成为红军中一员骁勇的战将。

　　1930年2月，时任红四军第一纵队第一支队第一大队大队长的陈光率一大队随红四军主力由闽西向江西转移，在赣南分兵发动群众。2月中旬，国民党调集七个旅十二个团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其中从湖北调来的独立第十五旅孤军向吉安的东固地区搜索前进。朱德、毛泽东立即指挥红四军，在红六军第二纵队配合下，先退一步，将该旅诱至吉水县水南、吉安县值夏地区，予以围歼，击伤旅长唐云山，俘1600余人，其中包括三名团长，缴枪2000余枝。战斗中，林彪的指挥所一度被企图突围的敌人反包围。陈光率一大队不怕牺牲，拼死冲杀，才把林彪抢救出来。此役陈光负伤，同时也使林彪认识了陈光。

　　关于此事，陈光在1944年4月26日所写自传中写道：“打唐云山，营救林彪，决心牺（牲自）己救上级，得口头奖一次。”陈光这一自传写于延安整风期间，经过组织审查。审查小组所写《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肯定了陈光上述功绩。当时林彪也在延安，并且是参加中共"七大"的山东代表团团长，而陈光是副团长。林彪看过陈光的自传和审查小组的结论。

　　出席七大

　　尔后，陈光在红四军历任副营长、营长、团长，到长征时任红四军第二师师长，率部作为开路先锋，血战湘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占娄山关，克桐梓，飞夺泸定桥，突破天险腊子口，披荆斩棘，斩关夺隘，立下不朽功勋。但由于后面就要说到的历史原因，许多回忆录对此都避而不谈。

　　在红军时期，陈光共在9个地点负伤10次。其中在1930年的文家市战斗中，子弹打进他的右膝盖下，卡在骨头缝中，医生给他作了三次全身麻醉，开了三次刀，才将弹头拔出。

　　红军到达陕北后，陈光曾两次代替林彪的职务。西安事变后，林彪留在延安，陈光任红一军团代军团长。1938年3月2日，林彪被阎锡山部队的哨兵误伤后，时任第三四三旅旅长的陈光奉命代理第一一五师师长，同政委罗荣桓率部进行午城、井沟战斗和汾离公路连续三次伏击战，随后挺进山东，指挥陆房突围、梁山战斗、三打白彦、三打甲子山、郯城码头等战斗，为开辟并巩固晋西南、鲁西、鲁南、滨海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殊勋。

　　1943年，陈光回延安准备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延安，陈光同从苏联回国的林彪重逢。

　　1944年初，陈光等从敌后归来的七大代表集中到中央党校一部学习，陈光任第五支部书记。5月，陈光向组织报告了自己的自传，他所在的党小组作出《对陈光同志的历史总结》，指出：

　　陈光同志由二七年到今天的长期斗争中一直在毛主席、朱总司令领导下，亲身参加中国革命中两个阶段，一刻都未离开过党和军队。在这十八年的对敌斗争中曾光荣负伤十次，并先后得红星奖章一枚，口头奖励两次（一次系梅县掩护战斗，一次系打唐云山救出林彪同志）在我党军队建设上有不少贡献。

　　陈光同志自农民出身，领导游击战争始到已成为我党有数军事人才之一，……他一贯的忠心耿耿，为党为阶级联系群众之优良品质，在指挥作战中机智英勇，曾创造出不少有名战斗范例。除上所述外，如长征中的腊子口攻坚，对中央红军北上渡出险境贡献极巨。在抗日战争中陈光同志率我军一一五师转战华北，后于1939年进入山东，又创梁山灭敌，陆房突围等有名战斗，使我党我军威名远振，鲁苏局面打开，根据地建立。

　　陈光的自传和党小组所作总结都经林彪看过。

电台风波

　　1945年10月22日，陈光奉调去东北，和张闻天、高岗、李富春、陈正人、朱瑞、王鹤寿、凯丰、郭述申、刘英及机要员黄友凤搭乘一架只能坐11人的美军小飞机到邯郸，随后走陆路，由李富春带队，陈光管军事，沿途或骑马或坐大车，11月初到达太行山一二九师司令部，刘伯承、邓小平对他们热情款待。休息两日后，刘、邓又派骑兵连护送。到承德后，乘火车，一路开开停停，于11月20日到达沈阳。

　　此时，正是中共和国民党争夺东北的紧张时期。苏联红军尚未撤退，中共各个地区的部队和干部正从四面八方通过海路和陆路源源不断地进入东北。这些部队和干部，彼此之间互不熟悉，头绪纷繁、工作忙乱。要将这些部队整编好，融为一体，形成一个在东北局统一领导下令行禁止的战斗集体还需要一个磨合过程。

　　11月1日，国民党军的全部由美械装备的第十三军已由美国军舰海运到秦皇岛，并向山海关发起猛烈进攻。11月19日，先期到达沈阳的林彪带了由罗荣桓带来的山东军区轻便指挥机构，即李作鹏、苏静、何敬之等及电台前往锦州前线，准备指挥已经到达那里的新四军第三师和山东第一师，抗击和迟滞敌人的进攻。陈光20日到沈阳后，东北局又决定在黑山、北镇一线组织第二道防线，由陈光负责指挥。罗荣桓将从山东带来的另一部电台连同机要人员交给陈光使用。这一部电台是1942年刘少奇从新四军带到山东的，功率不小，但非常轻便。

　　11月下旬，林彪带领前线指挥所从锦州撤到阜新，并给陈光打电报，要陈把配属他的电台和机要人员调到阜新总部。陈光考虑当时形势紧张，没有电台无法进行联络、指挥，而林彪处已有两部电台，便回电希望不调。林彪又连续来两封电报要调电台，并指责陈光扣压电台妨碍他的指挥。陈光决定顾全大局，便通知机要股长冯学彦和电台队长黄传龙，要他们准备，一两日内带着电台到阜新总部报到。当冯、黄正准备出发时，锦州、沟帮子之敌向北镇大举进攻。冯、黄只好随陈光向东转移至吉林盘石一带。由于新驻地同总部渐行渐远，电台没有调成。后来林彪就指责陈光“无理霸占电台，抗命不交”。

　　未经批准的长春之战

　　1946年1月，陈光任东满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3月中旬，随着苏军撤退，国民党军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集中了5个军的10个师兵力由沈阳沿中长路向东、南、北三面扩张。东北民主联军总部决定坚守四平。

　　为解除后顾之忧，3月25日，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你们必须在苏军撤出一两日内控制之。”28日，又连发两电给彭真、林彪，强调“应力争数日内占领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

　　但是，林彪认为打长春没有把握。4月11日，他致电中央和东北局：“在敌继续增兵与进攻的条件下，四平之巩固与长春之夺取，均无甚大把握。”他认为应只顾一头：“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之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南下，向四平街前进，与此间部队会合，求得我作战兵力之集中，以便作战。”

　　12日，毛泽东复电同意了林的意见。

　　此时，苏军即将从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撤退回国。齐齐哈尔、哈尔滨远在北满，国民党军鞭长莫及，民主联军去收复易如反掌。但长春却不同。因为国民党军在此经营了大半年，已从冀东将伪满的精锐部队“铁石”部两个总队空运到长春，并收编了伪满15个保安大队、1个骑兵大队、5个警察中队，守长春的总兵力达2万余人。长春在伪满时期叫盛京，是溥仪的小朝廷所在地，城内多钢筋水泥建筑，易守难攻。因此，毛泽东和林彪都认为，苏军从长春撤退后，要从国民党军手中收复长春，并非易事。而如果让国民党军占领了长春，就断了四平的后路，将大大增加守四平的难度。

　　就在中央和林彪就要不要打长春进行商讨时，陈光准备打长春。他决定趁苏军未撤，首先进城摸清敌情和地形。4月13日，他带上翻译、警卫员，让炮兵主任朱光带路，进入长春城里，同苏军司令部联络。苏军司令看到东满军区副司令员亲自出马，便给他们换上苏军的服装，派一个班护送，在城里主要街道转了一大圈。此时，苏军虽然还没有撤，但由“铁石部队”摇身一变而成的“国军”已经占领了城里各个要冲。为防止八路军进攻，在路口堆积沙袋做成工事，在工事后面架起了机枪。但陈光此时仍然镇静自若地一面观察，一面让朱光对照地图，进行记录。

　　陈光回来后，对打长春心中有了数。他立即将侦察所得情况通报各攻城部队，并亲自带领各部队师、团首长到长春周围看地形，布置任务。

　　4月14日中午，苏军撤出长春。下午2时，陈光立即指挥山东第七师、新四军三师八旅第二十三团等部按预定部署向长春发起猛攻，战斗十分激烈。17日，山东第七师从西南面攻入长春，占领斯大林广场、银行。陈光随第七师先头部队进城，同第七师副师长龙书金来到银行楼顶观察战况，进行现场指挥。18日攻城各部在长春市中心会师，歼灭“铁石”部队等部1.8万余人，其中俘虏日军200余人；缴获飞机1架，各种炮56门，机枪432挺，长短枪1万余枝。

　　毛泽东获悉长春解放后，喜出望外，于4月19日致电林彪、彭真并转周恩来、陈云、高岗，指出：“长春占领，对东北及全国大局有极大影响，望对有功将士，传令嘉奖。”

　　长春解放的这一天，四平保卫战打响。陈光还专程到四平北面的梨树看望林彪，并将缴获的武器送到四平前线。此时，陈光正因打了胜仗而兴高采烈，并没有意识到林彪要调电台由于形势变化没有到位，而打长春又未经他批准，已经在他这位上级心里埋下了疙瘩。

新战、拉法战斗

　　5月18日，民主联军在坚守四平一个月以后，为摆脱被动，保存实力，在当日深夜主动撤出四平。23日、28日，又先后撤出长春和吉林。国民党军在进到松花江南岸时，已成强弩之末。经谈判，6月6日，国共双方达成从6月7日起，在东北停战15天的协议。

　　6月5日，国民党抢在停战协议生效前，出兵北犯，以其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一个团又一个加强营于6日抢占吉林市以东的新站、拉法，7日在停战协议已经生效的情况下继续迫近蛟河，并炮击城区。

　　新站、拉法是拉滨（拉法至哈尔滨）、拉图（拉法至图门）和拉吉（拉法至吉林）三条铁路的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如果让国民党军在新站、拉法待下去，就会卡断东满和北满的铁路交通，榆树、舒兰的粮食将无法运到哈尔滨，而蛟河的煤运输也会被切断，对东满军区也形成严重威胁。陈光认为是敌人先开的炮，在政治上我们有理；敌人只有一个多团，孤军深入，而我们有两个师，兵力是敌人的6倍，在军事上我们有利。他建议调集撤退到此地的山东第一、第二师进攻占据新站、拉法的这股孤军深入之敌。东满军区司令员周保中、政委陈正人表示同意并发报向总司令部请示。此时，一师和二师的领导也有这一想法，他们也向总部发报请示，同时着手部署。由于东北停战协议已经达成，林彪对他们的建议未作答复。

　　陈光抗战时期代理一一五师师长达5年之久，是山东第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和第二师师长罗华生、政委刘兴元的老首长；新站、拉法又在东满辖区之内。虽然第一师和第二师直属民主联军总部指挥，建制不属东满军区，但既然他们要在东满地区作战，陈光参与指挥，责无旁贷，义不容辞。他和梁兴初等人商量后，决定不等上级的答复，立即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向敌人进攻。他把二师副师长贺东生找来说：“贺猴子，你带一个团到拉法西南面，把老爷岭坚决守住，保证主攻部队侧翼的安全。”接着又让执行主攻任务的一师副师长李梓斌和副政委吴岱到一团进行战前动员。

　　7日晚，我军发挥夜战、近战特长。由一师的两个团向拉法进攻，至8日清晨，占领拉法，歼敌一个营。9号拂晓，以一师和二师4个团的优势兵力进攻新站。装备精良的敌人负隅顽抗，我军伤亡较大。有些干部怕敌人增兵，有些犹豫。陈光坚持原有决心，迅速调整部署，命令调来一门日式三八野炮，亲自下令向新站守军炮击，打中敌人据守的房屋，引起敌人慌乱，企图逃跑。9日黄昏，我军再次发起进攻。陈光亲自到一师二团，要二团团长江拥辉带5个连从南面进攻。敌人两面受攻，支持不住。至10日凌晨，全歼敌第二八三团，击毙团长韦耀东，缴获大批武器，狠狠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进攻新站期间，林彪、彭真、罗荣桓曾致电一师师长梁兴初、政委梁必业和副师长李梓斌，提出：“望立即停止对新站的攻击，以免国民党控告我们。”但这时仗已经打得差不多了，这一电报就没有执行。

　　战斗结束后，国民党果然通过媒体一通鼓噪，说共产党违反了东北停战协议。“三人小组”的美方代表伯克中校还到蛟河来调查，结果被询问的老乡异口同声的说，是戴青天白日帽徽的军队先开的枪，在蛟河又拣到标有英文的炮弹皮。老乡们说，这就是7号国民党军打过来的炮弹。伯克中校无言以对，扫兴而归。

　　此时，蒋介石正忙于进攻中原新四军，对在东北发动新的进攻尚未做好准备，因此尽管有新站、拉法战斗这一插曲，东北的战事还是停了下来，并在停战15天后又继续延长，维持了4个月。

　　发起新站、拉法战斗事前虽未得到林彪批准，但事后得到了民主联军主要负责人的肯定，并将此战例通报全军，以鼓舞因从四平撤退而降低的士气。6月11日，林彪、彭真、罗荣桓致电各部队并报中央，通报了新站、拉法战斗的情况，并指出：“可见敌人愈分散，愈便我歼灭，其进入山区尤便。我指战员决勿因敌占我一些城市而感觉恐慌。须知我军在现时的作战条件下，在不得已时放弃某些城市，以诱敌人分散，换取灭敌机会是有利的。我各部须准备在半月停战期满后，继续组织对分散之敌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斗。目前应加紧此种作战的一切准备。在停战期，如敌不犯我，我亦不犯敌；如敌犯我时，我亦可犯敌。”

　　在发出这封电报时，彭真和罗荣桓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而林彪却在哈尔滨以南百余公里处的五常。从事物发展的逻辑说，这封电报应该是在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的彭、罗起草的，至于他们是如何征得林彪同意的，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了。但是，这一仗又是陈光在未得到林彪的授权和同意的情况下指挥的，却再一次引起林彪的不快。

“不要等待纵队命令”

　　1947年6月16日，中共中央致电东北局，决定以林彪为东北局书记、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以彭真、罗荣桓、陈云、高岗为副书记兼副政治委员，以林、彭、罗、陈、高五人组成东北局常委。随后，高岗和谭政到五常把林彪接到哈尔滨主持东北局工作。

　　9月，东北民主联军进行整编，山东第七师和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编为第六纵队。陈光任纵队司令员。对这一任命陈光有二喜。一喜是他渴望打仗，渴望回到野战部队。到六纵满足了他这一愿望。二喜是交给他指挥的部队他非常熟悉。第三师第七旅前身即是红军时期就是陈光任师长的红二师，抗战初期改编为一一五师六八五团，而山东第七师是由山东军区清河部队编成，其老底子有一部分是由肖华抗战初期带到冀鲁边的第三四三旅直属队和第六八五团二营。这些部队的师团干部大都是陈光的老部下，陈光深信，一定能同他们紧密团结打好仗。于是一心扑在部队建设和打仗上。

　　为了策应南满斗争，南北呼应，使杜聿明首尾不能相顾，林彪准备趁松花江冰冻时期，南下作战。陈光率部隐蔽开到松花江北岸的陶赖昭一线集结待命，随后陈光亲自带领三个师的师长到松花江观察冰冻情况，并亲自带侦察连去江南农安县侦察地形。就在这时，林彪得到一个情报说，杜聿明即将进攻哈尔滨。林彪提出改变原计划、让部队撤回的设想，并就此征求陈光的意见。陈光判断，敌人正忙于南满的战事，不可能北上，乃命令继续侦察。林彪认为陈光不听招呼，便越过他直接发电报给六纵的各师，命令他们由陶赖昭后撤。电报中还有“不要等待纵队命令”的字样。于是，三个师都撤走了。在松花江南岸进行侦察的陈光却蒙在鼓里，被孤零零地甩在前线，有被敌人包围的危险。直到纵队司令部派骑兵通信员送给他通知后，他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三天后，他才返回纵队司令部。陈光对林彪这一做法极为不满，为此大病一场，随即离开第六纵队，到哈尔滨养病。从此离开了他心爱的野战部队的指挥岗位。

　　1947年8月，陈光被任命为松江军区任司令员兼哈尔滨卫戍司令员，负责在松江省维持后方治安和组建二线兵团。

　　九爷府会议

　　1948年6月，为围困和解放长春，东北军区组建第一前线指挥所，肖劲光任司令员，肖华任政委，陈光任副司令员，参与了围困和解放长春的指挥。

　　当时，正处于大决战的前后。在战场驰骋，为党和人民捐躯当作自己最大愿望的陈光却被迫置身于战争的边缘，他内心的郁闷可想而知。

　　1948年11月，陈光随东北野战军机关入关，1月底，进入北京。不久，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陈光为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陈光又为之一喜，他终于可以直接为战争做一些事了。

　　当陈光准备随军南下，在革命斗争中贡献自己力量的时候，3月27日至4月5日，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在朝阳门内的九爷府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传达七届二中全会精神。林彪在会上作了《论团结》的报告。他首先讲了团结是无产阶级战胜敌人的武器，随后结合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精神，讲了反对骄傲自满和加强集体领导的问题。在讲话中他却把陈光作为骄傲的典型而予以点名批评。陈光当时就坐在台下第一排。性情刚烈、暴躁的他听到林彪突然点名批评他，毫无思想准备，很快起身，匆匆离开会场。林彪这篇讲话的题目是《论团结》，但他这种点名的方式显然并非为了同陈光团结。

　　正兴冲冲准备参与南下作战的陈光，突然又被林彪兜头一棒，他的情绪又一次降到冰点。

被软禁的日子

　　1950年1月，陈光被任命为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兼广州警备区司令员。广州离他的家乡湖南宜章较近，宜章有一些亲戚朋友，烈士子弟慕名来找他，其中有的人同当时在海南岛的国民党军的头面人物有联系。陈光想通过他们对海南岛的国民党军进行策反。海南解放后，陈光仍同海外一些人士保持联络关系。在这些关系中难免有良莠不齐的现象。他还开办过招收知识青年的训练班。在这些他并不熟悉的领域，工作中也难免有失误。这些错误并非敌我矛盾，他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被撤职、开除党籍。

　　向他宣布撤职时采取了突然袭击的方式。7月23日，当时任广州军区参谋长的李作鹏以老部下、老战友的身份邀请陈到荔枝湖公园划船散心。陈走后，保卫部的干部立即进入，查抄了陈光的住处，缴了陈的警卫员的枪。陈光一回来，就在他居住的二楼卧室内向他当面宣布撤销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和广州警备区司令员的职务，他被软禁起来，警卫人员全部调换，只留了一个老炊事员给他做饭。1950年10月，又把他转移到武汉继续软禁。

　　1951年2月，陈光被错误开除党籍。在对陈光的处分决议中把1946年因形势变化，电台未调到总部说成是“将联络大部分部队的电台无理霸占，抗命不交”，将1947年初带侦察连到松花江以南进行侦察说成是“自作聪明，不按总部部署调动部队，竟于危急之际，按兵不动”，还无中生有地说他指挥部队第一次解放长春后“缴获大量伪满币和烟厂，也据为己有，不交上级”。解放长春后紧接着就是北撤，进行新站、拉法战斗。显然，陈光不可能身背着烟厂和伪满币上前线。

　　在这些指责后面，可以看到林彪的影子。

　　陈光在被软禁以后，曾一度拒绝理发和刮胡子，同皖南事变后的叶挺一样，蓄发蓄须以明志。他除读书外，还写了不少东西，有用钢笔写的，也有用毛笔写的。从内容看，有成段的回忆录，也有随手写的片言只语。写这些东西主要是为了排遣自己的孤独和愤懑。他那一腔悲愤无人可以诉说，只有付诸笔端了。他通过这些反思了自己的一生，也反思了他和林彪的关系。在回忆同林彪结识的水南、值夏战斗时，他写道：

　　我说他（指林彪）无品质的人，我说他无修养的人，我说他无气量的人，我说他没有共产党道德的人，为什么如此呢，说他不（无）呢？

　　我与他接触最早。打唐云山之战就与他相认了，直到现在。当时的景况应由他自述好了。在当时情景是水火不相容的，是你死我活或是我死你活或是他死你我均活的景况。当时（他）的脸色如何，我在当时看见如此，以自己性命全抛在九霄云外，一切不顾来挽救……

　　当时你、我、它三者如何？你当时的表情如何，我的表情如何，它的表情如何？敌我所处水火不相容的情景：（是）你死我死它活呢，（是）你活我死它活呢，（是）你死我活它活呢，（还是）你我均活它死呢？最后决定它死，你我均活。才得有今（天）的胜利。否则如当时没有看清这点，哪里有今（天）的胜利呢？……

　　陈光写这个东西主要是为了抒发自己的愤懑心情，而不是写给别人看的，因此表达不是很清楚。但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一）当时形势很紧张，是你死我活的形势；（二）林彪当时表情也很紧张。从陈光用“脸色”这个词可以判断林彪在敌人围困下甚至有点惊慌失措。（三）如果当时不是陈光拼死相救，林彪性命难保。

　　在陈光被软禁时，林彪的错误和罪恶还没有发展，更没有暴露。但是陈光从林彪整他的行动中直觉地感到林彪有问题。一次，萧向荣去看望他后，他写道：“我对林（彪）恨透了。”他还写道：“你（指林彪）去苏返国以后我觉（得）有许多变化。”他也曾向同他谈话的干部直言不讳地表示对林彪的不满。他曾说：“林彪有钱有势”，“林彪把我害得这样苦”。他还说：“我的前途只有三个字：第一是骂，这个阶段似乎已经过去。第二是臭，现在就是臭的阶段。第三是死，陈光不死，林彪的纱帽是不会取下来的，我死了同情就会倾向于我的。”这些话又被作为罪证写到给他的处分决议和处分决定中。

　　他在痛恨林彪的同时，对党的领导人和战友又怀有深情。他写道：“毛朱刘周罗兄（作者：指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罗荣桓。）谈及我，我认为对他们没有辜负之处，因此我无意见。”他又表示：“我不愿意改戎装，我不愿意解甲归田，也不愿意改行其他工作，也不愿意游山观湖，任何人不能波动我的意志。我情愿继续为共同纲领搞到底。”这说明他并不愿意死，他还要继续斗争。

　　到1954年6月7日，悲剧还是发生了。他所住小楼失火，他被烟熏，窒息而死。在以后很长时间内，人们对他的功绩讳莫如深，因此才出现了翻译和党史专家都不知道陈光是何许人也的事。

　　人民不会忘记

　　1986年，熟悉陈光的十余名老同志联名上书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陈云，请求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平反冤假错案的精神，重新审查和处理陈光的案件。1987年，中纪委、中组部、总政治部和军委纪委联合调查了陈光的案情后呈报中央。1988年4月，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陈光的名誉，撤销原来强加于他的"反党"的结论，恢复了他的党籍。

　　1989年7月27日，第一一五师的老同志陈沂、苏静、林月琴、王宗槐在《人民日报》发表《历史不会忘记---怀念陈光同志》。从此，陈光的名字又频繁出现在党史、军史的著作之中。

　　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我军历史上这位骁勇的战将。

1949年任四野副参谋长的 陈光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