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道教协会:平民文化的另类生活：其实你不懂天津人

作者：林希    文章发于：乌有之乡    点击数：193    更新时间：2012-2-1        荐  【字体：小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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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人为什么看北京人不顺眼?
北京和天津，皇城文化和草根文化呈现出巨大的反差。
北京、天津，120公里的距离，开车不过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应该说是两个距离最近的特大城市了；但是，天津人和北京人文化心理之间的距离，却比这120公里要远得多。1949年前北京的城墙城周四十里，高三丈三尺五寸，有九个城门；而天津城，城周却只有九里十三步，高三丈五尺，只有四个城门。城区的大小、城墙的高矮和城门的多少倒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北京人把城墙看得十分神圣，而天津人从有城墙那一天开始，就没把城墙看做是一回事。当然，这也是因为天津的城区太小，小小的天津城给天津人提供的生活空间实在是太小了，天津人住在城里，却要到城外去谋生。这一点，天津人就和北京人比不了，北京城关上城门，北京人可以舒舒服服地活得十分自在；而天津人如果只在城里，就没法活。头一条，城里没有河，九条大河，全在城外，天津人不出城，就连水都没的喝。北京在通自来水之前，喝水有井，而天津就没有井，天津的井水是苦的，只能喝大河里的水，你说天津人不出城行吗?
问题就出在天津人每天都要出城的上面，一个人总出城，实在是太危险了。总出城的人，眼皮子杂，耳朵根子乱，久而久之就会活得不本分，就和不出城的人不一样。不出城，外面的事看不见，自己就可以安安静静地过自己的日子，还总觉得自己的小日子过得很不错。总出城的人，就会看见大河上过往的行船，好的、坏的，他就要跟着学，越学越觉得自己活得不如人家好。这就和如今总出国的人一样，不出国的人，心里就静，身上也没有洋毛病；总出国，就是你立场再坚定，也是免不了要学些洋症候回来。
就因为城墙管用和城墙不管用，天津人和北京人从性格上就不一样，北京人老老实实地过日子，天津人就天天都盼着有变化。北京人住在城里，无论是吃俸禄、还是做生意，每天、每月，都有固定的收入；而天津人很可能一月没有收入，也可能碰巧在大河里捞上一只金元宝来。天津人不本分，许多天津人天天盼着天上掉馅饼，就因为天津人总去河边的缘故。
天津城小，而且城里没有一个稳定的居民层，天津人吃不到俸禄，必须自己给自己找饭辙；而且，天津的经济繁荣，生活节奏快，天津人每天必须奔波劳碌，天津人说自己一天不挣，就一天没有饭吃。这样，天津人就没有时间去思考，也没有时间去感受。对于天津人来说，活着，就是最高的人生追求，天津人要想活得好些，就必须比一般人付出更多的努力。天津不养懒汉，天津人看不起坐在家里吃老子的人，天津人说“宁养贼子不养吃儿”。无论你是以什么手段挣钱，天津人都尊重你；无论你老子有多少钱供你挥霍，天津人也看不起你，顶多也就是说你是一个“少爷羔子”。八旗子弟可以在北京过得平平安安，到了天津他们就没法活，天津人会把八旗子弟的钱一分一分地全弄到自己手里，然后再看着他们挨饿。所以，天津人看北京人，尤其是北京的八旗子弟，不顺眼。
北京城保护着北京人，只要入侵者攻不进来，北京人就可以过着太平日子。住在一座古老而又坚固的城堡里，人们可以顽固地坚守着自己的生活信条，他们可以完全不管外界的变化。他们为自己活着，活给自己看。
天津人没有这份福气，天津城管不住天津人，因为天津城养不活这么多的天津人。在天津，是九条大河养活着天津人。如果说到文化上来，也许可以说，北京是城文化，而天津则是河流文化了。在城文化和河流文化这二者之间，本来就没有多少相通的地方，所以，历史上北京人说天津人粗，而天津人却说北京人酸，“粗”与“酸”，是融不到一起的。
天津人犯酸行不行?不行，天津人犯酸，没有人养活你。北京人学粗行不行?也不行，北京人学粗了，大家就要把你从东直门轰出去。北京的城墙保护着北京人，同时也把外来文化阻隔在城墙之外，天津城养不活天津人，天津人把外来影响带进到城里来。守旧与开放，就成了天津、北京两大城市的根本区别。
北京人生活在城里，环境安定，就是有外来户迁进来，也必须遵守城里的规矩和传统，城里人看你不顺眼，大家伙一起哄，就能把你“开”出去，因为城里人是按照传统生活的，传统就是法律。而住在九河下梢的天津人，却必须以九条大河的流动和汇合来协调自己的生活，因之，天津人的生活信条，只能是顺从和适应。大河涨潮，河运繁忙，你就得抖起精神来给人家干，你要是不拼命干，对不起，过两天潮落了，你再想干，也没有你的份儿了，天津人说：“扛刀去吧，您哪!”于是尊重传统、墨守成规，对于天津人来说，只能是一句空话，河水不等人，卸货装货，都要赶在潮起潮落的时候，你不干，有人干，没有谁地球也转，别想在天津“拿”人，天津人什么也不信，就只信真格的。
生存条件不同，生活环境不同，生存状态也就不同，城文化和河流文化、传统文化和开放文化、纯文化和杂文化，或者说是文化的文化和非文化的文化，它们之间，是永远不可能相通相融的。
1949年之后，时代进步，北京和天津都发生了质的变化。北京成了国家的首都，天津成了直辖市，二者的位置和关系一起变了。北京成为国家首都之后，就算是北京人不出城，全国各地的人也全要涌到北京来，如果说过去是九条大河决定着天津人的生活，那么如今就是五湖四海一起决定着北京人的生活了。传统固守不住了，也没有必要再固守了，北京成了国家的中心，也成了时代的潮头。作为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北京人的品位高了，北京人的素质也提高了。不仅是全中国一切的信息全都要在北京集中，就是全世界的信息，也要先进入北京之后，才会再传播到全中国。北京人的经历和见闻，远远地高于全中国其他地方的人。而有了这些经历和见闻，北京人就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判断，于是他们就有了自己的见解和结论。因此，北京人变得善于思辨，他们指点江山，评说天下大事，他们要以自己的思想影响全国，他们要明明白白地活着，他们也要全中国人活得明白。再加上全中国的高级干部、精英人士云集北京，这样，北京人也就随之产生了一种优越感，无论是从生活水平上，还是从思想意识上，北京人和天津人的差距，已经是越来越大了。
比较两个城市的区别，标志是看青年人的生活，因为人老了，差别就小了，老到一定的火候，也就没有差别了，天下的老人全都是一个模样。天津老头儿和北京老头儿有什么区别?没什么区别，全都是没事好做，遛鸟儿、晒太阳，坐在墙根处一天也不说话，都不说话，还有什么差别呢?没有了，高度一致了。
抛开老人们的高度一致，再看青年一代之间的差距，北京青年和天津青年之间，就显出大的差距来了。曾经有一首民谣，当然也只是随便唱的，唱的是“北京青年学科技，四化建设献能力；上海青年学外语，考好托福留学去；天津青年打木器，搞好对象拜天地。”这虽然只是一种玩笑，但也多少道出了一些道理。北京青年有自己的广阔天地，北京的地位为他们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他们可以大显身手，对于他们来说，成功的机会实在是太多了；而天津青年却没有北京青年的这份福气，天津青年的活动空间小，又要面对实际生活的种种难题，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打好木器，早早地和对象拜天地。从此，只盼着单位运作正常，按时调工资养家糊口，就是福气了。
面对理想和面对现实，走进理想和走进现实，活得空灵和活得实在，这也许就是如今北京青年和天津青年的根本差别。北京青年说天津青年只想着拜天地，天津青年说想别的行吗?我想发财，发得了吗?天津卫一共才有多少钱?能只让我一个人赚来吗?大家不是全要吃饭吗?本本分分，天津人只能这样活。北京青年拥有太多的文化，而天津青年却缺少接近文化的机会。意大利雕塑家罗丹作品展，在北京青年中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旋风；而天津青年根本就不知道谁是罗丹。“嘛叫罗丹?干嘛的?是老外吗?”等等等等，你说说这中间有多大的差距吧。
天津人、北京人，情感上有鸿沟；天津青年、北京青年，生活上有差距；他们之间已经有了不可逾越的距离。最先是天津开放、北京封闭，而现在是北京开放、天津落后，于是北京人和天津人就在许多地方显得格格不入了。
老老年间，北京人看不起天津人，天津人也看北京人不顺眼。不喝一眼井的水，果然民性不同。
北京人说天津人“粗”，绝对准确。天津人到北京，向北京人问路，大嗓门：“二爷，跟您扫听个路。介地南门怎么走?”北京人听着就烦，满脸不高兴地回答：“没有地南门，有地安门。”天津人听着更不高兴：“唉，‘南’跟‘安’不是一个音儿吗?”在天津是一个音儿，在北京就不是一个音儿了。
北京人到了天津，看着什么都别扭。头一宗，没有一条正道，天津的路倚河而修，不求纵横规范，只图便利通畅，弯弯绕绕，不管北南西东。北京人逛天津，找不着北，草根文化把皇城文化绕迷糊了，真是有罪。
天津民居，以人为本，既有规范四合院、豪宅小洋楼，更有大杂院、“篱笆灯”。但居住条件绝不是天津人身份的标志，豪门出“阿斗”，市井有奇士，天津人从不以居住区炫耀自己，而更敬重自立人格。
天津人信奉平安是福，家里没有病人，外面没有罪人，是天津人最高的生活理想。天津人不仇富，人家富那是人家的造化；天津人教育子女“长本事”，来日凭实力参与残酷竞争；天津人以攀附权贵为耻，天津人认为即使是贩夫走卒，只要是凭本事吃饭，就不嫌“寒碜”。
天津没出过状元，天津没有文渊阁、文溯阁，天津没有白鹿洞，没有岳麓书院，但天津却是中国近代教育的发祥地。何以天津选择了近代教育?近代教育何以选择了天津?原因之一就是天津文化的草根特质面对最广大民众的教育，自然是最富生命力的教育。
天津艺苑，更显现出了天津文化的草根性，戏曲界名言道：北京学戏，天津唱红，上海赚包银。何以一定要在天津走红?天津走红，就是得到了最广大民众的认同。藏之宫禁，流于堂会，最多就是一种观赏，只有在天津唱红，经历一次草根化过程，才真正具有艺术生命。
天津更是曲艺的发祥地，相声、大鼓、坠子、单弦、评书、时调，天津为艺术葩苑作出了非凡的贡献，近代几个剧种在天津成熟，更从天津走向全国，天津是培养艺术大师的沃野，天津人是艺术家们的知音。盘点植根于天津、并在天津发展成熟、从而走向全国的曲艺和戏剧艺术，草根性是它们共同的成功基因。
烹饪文化博大精深，八大菜系争奇斗艳，天津自然也不甘寂寞，创建天津菜系，挖掘天津名吃。天津三绝，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眼大炸糕，且不论这三种名吃的特色，只这三种名吃的冠名，十八街、耳朵眼、狗不理，草根文化内涵，草根文化包装，地地道道的草根文化，天津当之无愧。
草根文化和皇城文化有着巨大的差异和距离，但毕竟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开放的时代里，人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了。生活状态的相互借鉴，文化心理的相互渗透，人们之间已经不可能再像过去那样各自封闭。如此看来，差异只能是暂时的，而共同进取、共同提高才是永恒的。随着生活的不断进步，文化总是要占领每一个角落，天津人也罢，北京人也罢，都要随着生活一起前进。
“十块钱五斤”和“两块钱一斤”就是不一样
一位文学界的朋友来到天津，走出火车站就叫了一部出租车。坐在车里，司机问他去哪里，他说去天津作家协会。当即，那位司机就对这位作家说：“你一定是找谁谁谁。”这位司机出口就说出了一位天津著名作家的名字。恰好，这位作家到天津来，就是要找这位著名作家的，于是，这位作家就问出租车司机：“你认识这位作家?”“哥们儿。”还没等这位外地作家把话说完，出租车司机就信口答了出来。无需客气，这位司机就拉着这位外地作家在天津转起来了，拉到了天津作家协会，司机向这位外地作家要了40元钱，然后就开着车子走了。
待到这位外地作家见到我们天津的这位作家之后，当面就问：“你有个哥们儿开出租车?”一下子就把我们天津的这位作家问懵了：“我哪里会有个哥们儿开出租车呢?你一定是被他骗了，他向你要了多少钱吧?”于是，这位外地作家就告诉我们天津的这位作家说，他要了40元。“唉呀，你算上当了，你若是不提我，他把你老老实实地拉到这里来，最多也就是10元钱。”
“唉哟，你们天津怎么会是这样?我到别的地方，只要一提是找哪位名人，那地方的司机几乎就会分文不收地把我送到地方，你们天津卫怎么就不买名人的账呢?”说来，是这位外地作家到底不是天津人，他不知道天津人就是这么个脾气，你越提名人，他就越坑你，别拿名人吓唬天津老百姓，天津老百姓不认这一套。
在天津你若是不想吃亏，不想挨“涮”，头一条，就是别充“大尾巴鹰”。还说打的，一上车之后，天津司机都爱和你搭话，先拿话钩你，听听你的口音，是不是天津人，再探个虚实，看你属于哪个社会层次。如果你开口就说天津话，再说“这年头真是不好活，昨天农贸市场进了一车白菜，今天早晨掉价儿了。”这就算给了他一个信号：听明白了，我可不是什么教授学者，都是穷光蛋。一说这个，他绝对不会拉着你满天津转了。
你若是跟他甩京腔，再玩派儿，还掏出大中华香烟摆富。好了，你就在车里坐着吧。就算是你熟悉天津道路，他也会告诉你这儿修路，那儿拆迁，乖乖地你等着多拿钱吧。
天津和上海最大的区别，就是上海人崇拜偶像，上海人羡慕上等社会。我在上海一次去医院看一位前辈作家朋友，上得车来，一提去什么什么医院，司机立即对我肃然起敬；因为那家医院是高干医院，还不是一般的高干，是特高的高干。司机爱说话，先问我是看老领导，还是看亲朋，我说去看一位作家。哪一位，我说出了那位前辈作家的名字，司机立即对我说，早听说这位作家住院了，你到医院后一定向这位作家转达一个上海普通市民的问候。你看多感动人。
路上，司机带我去买了花篮，到了地方还在收费上再三谦让，上海司机的修养真令人敬重。
上海当然也有许多平民，但上海人仰慕名人，每个人都有成功梦。上海人在做普通人的时候，其实是在积累进入上层社会的资本，对自己进行进入上层社会的培训。上海人的精神世界永远高于他们的物质境界，上海能够有发展，上海人的上进心是一个重要因素。
天津人平视人生，以平民意识观察世界，更以平民意识对待社会。
大江南北，笔者曾到过不少地方，每到一处新地方，当地人都会向我介绍说，他们这个地方出过什么名人。比如江南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几乎每一个人都向我说他们这个城市出过十八位状元，而且如数家珍，他会告诉你每一位状元的家，原来住在什么地方。又比如一个中等城市，这个城市连多少年前什么名人坐过的茶楼都完好地保存着，自己的城市没有出过大人物，但是有大人物到过这里，当地人也认为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其实天津也出过不少的名人，从正面人物到反面人物，堪称出过不少,可是问起天津人来，你们天津出过什么大人物?他很可能一个人名也说不出来。难道天津人不以本乡本土的名人为荣吗?也说不上，但天津人一般不把这些名人看得很重，天津人认为：一个人一出了名，他就不是天津人了。因为，历史上，凡是天津人，一旦成了人物，这个人就不在天津待了，天津人也就不把他再看做是天津人了，下野之后再回来，天津人也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了。天津人有深厚的平民意识，从根本上说，天津人一直把自己的城市只看做是一个平民城市。
古往今来，天津也有富人，但是天津富人和天津穷人之间有一个严密的隔离带。
天津不像北京，北京城的首富，很可能有一大帮穷亲戚。为什么?譬如旗人，同是正黄旗，既有达官贵人，也有引车卖浆者流，说起来都是亲戚，谁也不能不认谁。你不认他，他认你，论起来，他比你还金贵，你家老爷子还是他家老爷子的奴才呢。
天津则不然，天津人富了，和穷亲戚就“断道”了，穷亲戚也不讨那个“没味儿”去了，日久天长，同姓不同宗了。
天津富人，多住在老南开、老城里一带，家家是深宅大院，和平民社会极少联系。再以后，天津有了租界地，新派的人家，大多迁到租界地住去了，和平民百姓就更是老死不相往来了。
天津人可贵，人穷志不短。你有金山银山，那是你的造化，我一文不名，汗珠子落地摔八瓣，我也饿不死。天津流传一个故事，一位张姓少爷，自幼锦衣玉食，老爹去世之后，没几年时间家产光了，无以为计，想起自己少时在家里爱蘸糖堆儿的雅趣，就是北京人说的糖葫芦。于是他放下架子，蘸了上百支糖堆儿，放在提盒里来到北大关叫卖。张大少爷蘸的糖堆儿，绝对不粘牙，糖是糖的味儿，果是果的味儿，要形有形，要色有色，看着就招人喜爱，没多少时间张大少爷的糖堆儿就卖出了名。张大少爷在北大关卖糖堆儿，自食其力，自己倒没觉得是什么伤面子的事。他家亲戚耐不住了，张家也是名门，后辈人中怎么出来个卖糖堆儿的呢?一天，张大少爷正在北大关吆喝：“糖堆儿呀，好也！”突然走过来一个人，张大少爷一看，是一位叔叔辈的长者，张大少爷不敢走上前去问安，怕损了叔叔的尊严，只装什么也没看见，还是大声吆喝：“糖堆儿呀。好也!”
张大少爷吆喝声未落，他的叔叔走了过来，厉声地对张大少爷说道：“你给我回家!”
张大少爷自然不肯，依然叫卖，这时那位叔叔急了，立即对他的侄儿说：“这一提盒糖堆儿，我全买了。”
那位叔叔买下这一提盒糖堆儿，是想就别让侄儿在这里“现眼”了，也就是别丢人了。谁料这位张大少爷不买账，当即回答他的叔叔说：“我的糖堆儿不卖一个主儿!”你瞧，多有志气。
这就是天津人，骨子里就是平民。
天津人的生活理念是：富，是人家的造化；穷，是自己的命相。旧时代，天津有拆白党，专门坑蒙拐骗，但杀富济贫的义举，天津人从来不干。杀了一个富，济不了天下贫，武侠小说作者编的骗人故事，胡弄不了天津人。
天津，贫富之间，泾渭分明。天津有平民区，也有贫民区，他们严格地按照自己固有的生活方式生活着，而出身于平民区和贫民区的下一代人，他们从思想上就对不属于自己生活范畴的任何人，都有一种抵触情绪，在他们的意识里，根本就没有名人、富人，任何在天津人面前“拿”大的人，都只会得到天津人的戏弄，天津人没有偶像，更不崇拜贵族。
天津平民大多住在大杂院里，笔者见到过的一个大杂院，杂到一个大院里几乎住了几百户人家。走进院来，东转西绕，绕不了多少时间，你就再也休想绕出去了。据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说，他们自己也不知道这个大杂院里到底住了多少户人家，就连派出所也搞不清这个大杂院的户籍情况。在这个大杂院里，每户人家的门外都有一辆卖货用的车，每辆车子的橱窗上都写着大红字，什么李记烧鸡、正宗老号锅贴，等等等等。看得出来，住在这个大杂院里的人家全都是做小生意的，日子虽然还能过得去，但全是底层的城市平民。再到天津的“篱笆灯”看一看，那景象就连大杂院也比不上了，家家户户都是用捡来的半头砖，在铁路边上搭起来小矮房，只有一个门，后墙上开一个小窗子，也能进些光，天津人管这叫“篱笆灯”，一遇雨天就家家户户抢险，那景象实在可怜。
就整体而言，天津的城市人口中，平民大约占到70％左右，贫民的比例也不少，但大多数贫民，也就是住房情况不好，而收入却未必就比其他阶层的人家少，生活水平也不比一般人家低。看天津人的生活水平，你不能光看他的居住条件，许多人家虽然住在“篱笆灯”里，但饭菜的水平却不比任何人家低，每天也是鱼呀肉呀地吃着，姑娘们出来进去，也是绸呀缎呀地穿着，走在路上，谁也看不出来谁家是在什么地方住。
所以，天津人走在路上全都是贵族，回到家里之后，是不是贵族就和任何人都没有关系了。天津人的不景仰贵族，其原因也就在这里，而且天津人还最看不起那些装贵族的人，天津人称那类人是“充大尾巴鹰”。“大尾巴鹰”是怎么一回事，大尾巴鹰就是本来是一只老鹰，但是它挟了一条大尾巴，想充凤凰，所以天津人管这种人叫大尾巴鹰。
天津人不想做贵族，就是身上穿着名牌服装，但在骨子里，天津人心里也还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平民意识。在天津，门面装潢豪华的商店进去的人就少，越是那种小门脸的商店，生意就越多。天津人开小饭铺，为了拉顾客，就在门外放几辆自行车，过路人一看，来这家饭铺吃饭的人全都是骑自行车的人，于是他也就进来吃饭了。你在饭铺门外停上小汽车，进来吃饭的人就少。天津人不登高门楼，天津人说这是“不吃没味儿”。
小商贩们卖东西，也是迎合天津人的这种心理。好好的苹果，摆在货架上两块五一斤，没有人过问，但是往地上一堆，大声一吆喝：“五块钱二斤啦!”人们立时就围上来抢。近来小贩们更是掌握了天津人的这种心理，市场上吆喝已经听到了“十块钱五斤啦!”的喊声。难道天津人就不知道十块钱五斤和两块钱一斤是一个价钱吗?知道，反正你一做生意就会知道了，你说两块钱一斤，就是不如说十块钱五斤好卖，信不信由你。从南京到北京，买的没有卖的精，他喊十块钱五斤，自然有他的道理，否则他为什么不喊“一块钱半斤”呢?
平民城市，所谓的“派头儿”，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气派”，不仅要受到歧视，而且还会受到愚弄。天津人称这种人是“大头”，那是比乡巴佬还要被人看不起的，笔者自己就深受其苦。笔者在作家协会工作，到协会去，自然要穿得体面些，再加上笔者生来就是一副斯文相，所以每次下班在路上买东西，总是吃亏的时候多。小贩们卖给我的东西，不是缺斤少两，就是把那些烂的坏的卖给我。久而久之，我也分析原因，到最后，我终于悟出了一些道理：小贩们看我好欺，就是看在了我的这个“风采”上了。于是从此我在下班的路上再也不买东西了，我下班之后，直接回家，到家之后，立即换下上班时穿的那套服装，然后再换穿上一身旧蓝布衣裤，夏天再拿上一把破扇子，提了个破篮子，才去市场，果然见效。这个样子买回家来的东西，就很少缺斤少两，也很少有坏的烂的了。为什么呢?这就是因为小贩们再也不把我当“大头”看了，他们看我也是一个平民，钱挣得挺不容易，也不是好胡弄的，他也胡弄不了，于是他也就老实了。我曾亲眼在市场上见到过一次老百姓是如何和小贩们打交道的，一定是那个小贩胡弄了这位大爷，这位大爷手里提着东西找了回来，劈头的第一句话就是：“唉呀，兄弟，这是怎么的了?咱们可全是干这个的，有难处跟大爷说，大爷不会不给面儿，手底下玩花活，家门口子，可别让我说出话来。”二话没说，那个小贩乖乖地给这位大爷把东西换了。你说说，在天津卫，你充“大尾巴鹰”行吗?
作为一个平民城市，直到现在，大款们也不能在天津飞扬跋扈，应该说这是天津民心顺畅的一个主要原因。天津也有大款，但是天津的大款们虽然有钱，却没有人宠着他们。不像有的地方，一个人只要一成了大款，立即就有一群人围在他的身边，他想做什么，一帮人就想着法儿地满足他的**。天津的大款，必须是挟紧尾巴做人；再至于那些不可一世的明星们，就更是早就领教过天津人的厉害了。有许多自以为横行天下的明星，到了天津，天津人就是不买账，我亲眼见过一个大明星，就硬是被天津人轰下台来了，那景象实在也太惨不忍睹了。
天津人不崇拜贵族，不宠明星，不买大款的账。天津人就是有了钱，也不想让下一代做什么贵族，天津人认为做老百姓最好，过小日子，是天津人最高的人生理想。前不久，天津也开设了一些什么贵族小学、贵族中学之类的学校，但是报名的人廖廖无几，最后这些贵族学校不等上面下通知，就自己关了门。
有人说，老一辈人受苦，待到生活好了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让下一辈改变一下家风，所以有的地方大款们拼命地让孩子读书，为此他们不惜花重金送孩子进名牌学校。前不久传来消息说，一个地方的一个小学生想进名牌中学，学校开出的价钱是5万元。这种事在天津肯定没有人干，天津人说，孩子是那个材料，用不着你花钱，孩子不是那个材料，你花一百万，他也是出息不了，索性听之任之，是什么材料就成什么材料好了。
天津是一个平民城市，天津人安于做平民，而且安于世世代代做平民。
为什么说天津人都是“卫嘴子”?
“京油子”、“卫嘴子”，是中国人对北京人和天津人的总体界定，它把北京人和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做了最根本的概括。
北京人为什么被人们认定是“京油子”，与本文无关，但天津人被人们说成是“卫嘴子”，笔者却有义务对此做一些深究。因为这本书既然写的是天津人，那就必须先把天津人的基本性格特点说清楚，否则读者就无从打开天津人的心灵门户，也就无法对天津人有一个准确的了解。
最有趣的现象是，说北京人是“京油子”，北京人非常反感；而说天津人是“卫嘴子”，天津人却为此感到非常骄傲。我自己是天津人，在我的感觉里，大家说天津人是“卫嘴子”，此中并没有什么贬义，在某种程度上，这里面还包含着对天津人的好感。每次到外地，一说自己是天津人，立即，人们就会说：“哟，卫嘴子。”说大家对我歧视，谈不上；说大家看不起天津人，也上不了这么高的纲。尽管有的地方人们常常把中国人分做三六九等，好像中国人之中，也是身价不同的，一说“阿拉上海人”不用花钱就能吃上香饽饽，而一说“我是天津人”，那就无论花多少钱，你也吃不上热窝头。人的身价是不能以地域分的，四海之内皆兄弟也，难道天津人就不在四海之内了吗?
也有本乡人士认为“卫嘴子”是贬义词，是在拿天津人“遭改”。“遭改”者，丑化也，或者比丑化略轻一些，是在开玩笑，调侃。前不久在一个座谈会上，我提到“卫嘴子”一说，就有人反对：“嘛叫卫嘴子，卫嘴子是对天津人的侮辱。”
真那么严重吗?
天津人能说，爱说，天津人语言表达能力强，这是个优点。善于挖掘语言潜能，更是天津人的生存本能。天津人说话表情活泼，话语幽默，语音动听，内容丰富。请问，说天津人是“卫嘴子”有什么不恭之处?
天津人何以被人们认为是“卫嘴子”，而天津人又何以认为自己就是“卫嘴子”呢?这其中有许多原因，我们不妨做一些探讨，也好解开这个“卫嘴子”之谜。
“卫嘴子”，可能包括几个方面的内容：
既然是“卫嘴子”，一定爱说。这一点没错儿，天津人是爱说，从小孩儿就爱说，街头巷尾，常见到一些孩子们在一起，也不做什么游戏，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就是凑到一起说天道地，一个接着一个地说，说起来没完没了。再大一些，一群一群的青年人，也是爱说，常听见老人们问孩子：“你干嘛去?”要出门的孩子回答他的老人说：“我找谁谁谁说说话去。”你看，没有正经的事情要做，就是说说话。
亲朋往来，上海人“来我家白相呀”。“白相”其中有说话的内容，但也可能是打麻将、唱曲呀什么的。天津人亲朋往来，内容单一，“上我们家说说话”。“白相”的内容只是说话。
说话，是天津人的一项生活乐趣。没有指定话题，没有预定议程，说话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说到哪里是哪里，绝对东拉西扯，除了政治之外，什么都可以说。衣食住行，亲朋近况，往年旧账，吃喝玩乐，说起来就是大半天。天津居民区妇女，天刚明就出来，提着板凳儿，坐在大院里，也不必有人开头，才见面就说起来了，一直说到午饭，午饭后稍事休息再出来，再一直说到黄昏，晚上不出来了，看电视剧。
天津人爱说话，首先是因天津的地理位置造成的。天津地处九河下梢，南运河、北运河、子牙河、大清河和永定河在天津汇合成海河流入大海，此外还有子牙新河、独流减河、永定新河、潮白新河流入天津。在陆路交通还不发达的过去，天津有了这九条大河，那就已经是一个八方民众聚会的地方了。这许多天南地北的人聚到一起，第一件事，就是要互相沟通，用什么沟通?自然是用语言。这一下，天津人就要说话了，先要说说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再要说说自己的家乡是个什么样子，然后再听你说说你们家乡是什么情形，还要听你说说你为什么到天津来，这样你说我说，综合到一起，那就是天津人一起在说。
也是一种有趣的现象，陆地上的人见了面，未必全都要说话，但是两只船遇到一起，那是一定要相互说上几句。所以，依附于土地的人，就沉默；而生活于行船上的人，就爱说话。
唐代诗人崔颢，写过一首叫作《长干行》的诗，诗中写到在两只相互驶来的船上，一男一女的对唱。那女子先问：“君家何处住?妾住在横塘；停船暂借问，或恐是同乡。”然后那个男子就回答说：“家临九江水，来去九江侧；同是长干人，生小不相识。”唱得真是何等的美丽委婉。
两船相遇，一个女子和一个陌生男人尚且要说上两句话，而一条大船由南而上，另一条大船又自北而下，每条船上又是商人、又是船家，还有纤夫，这样的两行人等对面相见，你想想，他们能彼此不说一句话吗?就是一个人说上一句，那也是很壮观的场面了。天津人的爱说话，其渊源，可能也就在这里了。
九河下梢、八方居民杂处，天津人需要相互沟通，需要自我表白，需要申诉，所以，天津人就需要不停地说。在这一点上，天津人和北京人不同，住在北京，全都是老门老户，人们每天见面，只要点一下头，就算是把一切该说的全说到了，没有说到的，彼此也就无须再问了。而上海人则又是一种活法儿，上海人怕别人对自己的事情知道得太多，所以上海人一不需要述说，二又不能询问，这样彼此就免去了好多的话，相互匆匆地见上一面，能看上一眼，也就是够交情的了，多说了，就没意思了。
天津人被称为“卫嘴子”，还有第二个原因，那就是天津人见多识广。从九条大河来的人，也算得上是来自五湖四海了，后来再加上开埠通商，办洋务，天津又成了一个开放城市。小时候，常听见市井间的城市民谣，那没有腔调的民谣里唱着：“你吃过洋白面吗?你喝过自来水吗?你打过特律封吗?你坐过四轮电吗?”由此，人们不难看出天津人见识确实比外地人要多得多。洋白面，自然就是进口的白面，那时候天津米面铺卖的是美国“兵船”牌的进口面，还不是后来以加拿大小麦为原料在国内加工制成的面粉；四轮电就是有轨电车；特律封是电话；自来水么，现在虽然没有什么新鲜的了，但是那时，这也和喝大河里的水不同，仍然是一种区别。
天津卫有这么多新鲜事，见到外地人，天津人能不向他们炫耀炫耀自己的见识吗?所以，和外地人在一起，天津人就是爱说，天津人成堆儿的地方，那就更是说得没完没了。这样，天津人就落了一个“卫嘴子”的绰号，应该说是名副其实。
天津人所以成为“卫嘴子”的另一个原因，那就是天津人说完的话，随后自己也就忘掉了。九河下梢嘛，大家在船上说的话，说完之后，开船走了，谁也不会去调查，自然也就不怕有人追究。天津人和北京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北京人说的话，有人去核对，你说前门楼子上边长了一棵梧桐树，立即就有人说他刚从那里来，怎么就没有看见你说的那棵梧桐树?你再说别的，也就没有人相信了。天津人就不同，天津人什么都敢说，说过之后，一走了之，就是有人调查出真相来了，再找这个说话的人，你也是找不到了。所以，天津人有一句老话，叫作：“哪儿说，哪儿了。”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天津人对于自己说的话，从来不负任何责任。说到什么地方，就是什么地方；说到什么程度，就是什么程度。你们谁也别和天津人“较真儿”，天津人说的话，水份多。
这样，天津人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大江南北，举国上下，全对天津人有一种看法，觉得天津人说话不牢靠。但是对于天津人来说，语言的真实性并不很重要，语言自身的价值在于它本身的能量。说得明白些，就是看你能不能把死人说活了，能把死人说活，就是语言的力量，说不活，语言就毫无意义。
天津人真的能把死人说活了吗?看来倒也未必，历史上的几位大说客，没有一个是天津人。诸葛亮舌战群儒，那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人，可是诸葛亮是山东人。西周时，主张“连横”的张仪是山西人，另一个主张“合纵”的苏秦则是河南人。自然，那时候，中国的版图上还没有天津这么一个地方，可是到后来有了天津，也没见天津出过什么有名的说客。就是到了明清时期，和洋人办交涉时，也没见谈判桌上有过天津人，由此可见，天津人的能说，说的全都是“闲白”，真正关乎国家命运、人类前途的话题，天津人一概谈不来。天津人常常说自己说的话“没正文儿”，那就是说天津人的爱说，也不过就是说些没有多少用处的闲话罢了。
那么“卫嘴子”又有什么价值呢?
做生意。当然也做不成大生意，真正的石油、军火生意，天津人是做不成的。但是做小本生意，天津人是高手。过去天津有一种职业叫“跑合”，也就是后来所说的“经纪人”，全中国中数天津人最多；而全中国的皮包公司，天津人开的则只比上海人少一些。
直到现在，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是几个人凑到一起说起来没完没了的，那一定是天津人；而一些人在一起，大家听一个人说话的，那个说话的人也一定是天津人。火车上，轮船上，旅馆里，只要有了天津人，就一定是热闹非凡。所以，“卫嘴子”有“卫嘴子”的价值，那就是可以活跃气氛，可以促进友谊，可以使人们相互信任，更可以使人们感到开心。长途旅行，能够和天津人结伴，那是一种福气，无论是多远的路，只要天津人一“白话”，不多的时间，就到地方了。到这时，你真舍不得和这位天津人分手，分手后，要想再听他“白话”一段，那就不知要到哪年哪月了。
天津爷们儿热心肠
天津男孩儿街头打架，一拍胸脯：“这爷们儿不含乎你。”其实还不到十岁。不称哥们儿，要的是个气势。天津娃娃，走在街上，看见长辈讲规矩，有礼貌，长辈对于晚辈也非常尊重：“爷们儿哪儿去?”表示没拿你当“小■■孩儿”看。
男性天津人，老一辈少一辈都是爷们儿，都是爷。山东人管未成年人叫学生，但在天津，未成年人也是爷，谁家谁家的少爷。少爷家未必有钱，穷人家的男孩儿，也是爷。朋友问候，“家里少爷好?”其实这位少爷还尿床呢。
平民城市，男性成员顶天立地，年龄小，将来也是栋梁，自幼要得到社会尊重，别拿豆包不当干粮。要是总拿人家当小毛孩子看，长大了缺少自信，说不定就是一个窝囊货。
天津男孩儿注重仪表，要的是个“戳棵儿”，什么是“戳棵儿”?旧时天津烧灶，用的是秫秸；秫秸，就是高粱秆，晒干了，一捆儿一捆地扎起来，卖秫秸的推着独轮车走街串巷；秫秸买到家里，依着墙立在门外，看着甚是挺拔。男孩讲究“戳棵儿”，要的是体形，更要有精气神，精气神足，体形好，戳棵儿好，带着三分的人缘儿，进入社会就有人雇佣你，面试效果就佳；弱不禁风，丁零当啷，豆芽菜，谁也不会用你，啃老吧。
天津男子讲诚信，无论读书做事，都要有诚信。天津人常说，人要说话算话，“算”就是诚信，说话不算，天津人说“蒙事”，不受人敬重，市面上也没有威信。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是天津人的生活信条。既然讲究诚信，自己免不了就要吃亏，打掉牙肚里吞，胳膊折了袖里藏，是天津人的诚信美德。自己做事讲诚信，对朋友更要两肋插刀，天津爷们儿讲戗火，讲拔闯，有时候是美德，有时候也吃亏。
说起戗火，你可千万别和天津爷们儿戗火。什么什么事情你敢干吗?不管后果如何，天津爷们儿绝对不含乎。酒席上天津爷们儿戗火喝酒，不溜桌子不收场，咱爷们儿不能被别人叫“呲”了，豁出去了，要的是个男子汉。
说到戗火，笔者真遇到过这样一件事。那一年走访监狱，一个少年，抢劫犯，我问他抢了多少钱，回答说“60”，判了六年，法律上说情节严重，是用凶器抢劫。问为什么抢劫，回答说“戗火”，哥儿几个一起喝酒，喝足了，出来说明天喝酒没钱了，有人说“抢”，又是人问他：“你敢抢吗?”一拍胸脯：“这你妈有嘛?”正好一个路人过来，拾起一块砖头就过去了，将路人砸倒，掏个精光，只有60元，没等天亮，就被公安局掏窝抓走了。活该。
再说到拔闯，更有天津特色了。自己的哥们儿吃了亏，找朋友给自己壮威风，不问青红皂白，为朋友两肋插刀，挺身而出，找到对手：“你敢欺侮我哥们儿?”围上来就打，气倒是出了，后果也只能自负了。
也是那一年走访监狱，看到的因拔闯进大牢的为数不少。问犯了什么法，回答说“打人。”为什么打人?不知道，哥们儿让打的。你和被打的人有什么仇?没仇没恨，就是不打不够哥们儿。也有后悔的，“我这不是犯傻吗?”后悔莫及了，至少五年。
本来，戗火、拔闯都不是坏事，一个人不戗火，遇事退缩胆小怕事，绝对不是美德。一事当前，先声明自己干不了；一难当头，不敢冲锋在前，谁还和你做朋友呀?现在电视有一个关键词：“我能”，这就有点戗火的意思。还没比赛，先表明我不行，还能得冠军吗?压底儿去吧。朋友遇见麻烦，找到你头上，不管，不够意思了吧。问题是要有个分寸，遇见什么事情，先要冷静思考，“你行吗?”一件东西落到河里了，一定要打捞上来，自己水性好，非我莫属，一马当先，不用戗火，挺身而出，“我能。”多么风光!朋友遇见强手，吃亏了，找到自己头上恳求帮助，首先要问清原因，什么事情，占理不占理，本来没理的事，找上门去大打出手；谁吃这份哑巴亏呀，人家告到法院，法律没有拔闯这一项，是什么事定什么罪；吃不了兜着走，只能自己认倒霉了。
天津男子性格开朗，说话嗓门大，不拘小节，大大咧咧。大多数天津男子不修边幅，穿衣随便。天津大街上西装革履，系领带的，多是做生意的老板，再有就是找工作的外乡人了。天津男子热心肠，最明显的就是朋友吃饭争相埋单。话剧《天下第一楼》有个段子，一位角儿说：“饭馆里争着付钱的，一准是中国人。”其实这话不准确，应该说饭馆里为付账争吵打架推来搡去的，一准是天津人。
天津爷们儿惹惹惹
天津爷们儿的生存模式，惹惹惹，能惹惹，爱惹惹。
“惹惹”，天津土语，类若于起哄的意思；但又不完全是起哄，它还有一点摇旗呐喊的成分。惹惹，就是跟着前边的人一起干，既不是不卖力气，也不是真卖力气，这就是惹惹，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成功了，有我的好处；失败了，自己也没有多大的损失，还是惹惹。
那么，惹惹惹，又是什么意思呢?惹惹惹，就带有更大的游戏性了，做事情不认真，“谁谁谁光跟着惹惹惹”，就是说这个人不出真力气，到了关键时刻就要“掉链子”，指望不得；有他这号和没他这号都一样，千万别拿他当一回事。
惹惹惹，是一种生存状态，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解放前，许多天津人没有准事由儿，也就是没有固定的职业，你问他做什么事?他回答你说“瞎惹惹”。也就是今天干点这个，明天再干点那个，没有固定的工作。不过呢，天津这个地方也很好活，你好歹做点事，就能挣来一家人的吃喝，只要这个人没有不良嗜好，一家人就可以有吃有穿。
惹惹惹不光是天津人做事的一种态度，从另一个方面说，惹惹惹还是天津人参与意识的一种表现。天津人说某个人正在惹惹什么事，也就是说这个人正在操持一件什么事；只是，惹惹不同于负责，惹惹允许成功，惹惹也允许失败，惹惹成了，就算是把事情办成功了，没惹惹成，谁也不要怪谁，惹惹么，就只是一个惹惹而已。
惹惹，也许类似于后来的作秀，参与惹惹的人，只跟着摇旗呐喊，不投入，出力气不卖命。
作为城市居民，天津人有自己的人生态度。天津人缺少农民的认真，看不起农民的执拗，天津人说那是“拧”（ｎìｎｇ）。找死理儿、钻牛犄角、打破沙锅问到底的人，在天津没有饭吃。天津人的生存模式，就是一个“灵”字，怎么就是“灵”?“灵”就是变化多端，见风使舵。也不是真卖力气使舵，风么，都是一阵一阵的，这阵风你卖力使舵，风向变了，不光是力气白费了，说不定还弄一身臊。十年浩劫过后查三种人，天津出的三种人特少，都没事。怎么呢，惹惹。
何以天津人就这么“灵”呢?时势造英雄。近百年来，天津卫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袁世凯，明天段祺瑞，没几天又来了张大帅。改朝换代归改朝换代，天津人照样是天津人，天津不出死党，除了青帮、洪门，别的，都可以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惹惹成了，有我的一份儿；惹惹不成，又惹惹别的去了。
对于天津人来说，愿望和努力都不重要，选择和意志也不重要，重要的是结果，是最后的结局。天津人在立下愿望和付出努力的时候，都不敢把话说得太过，也就是人们常说的，不敢把弓拉得太满。说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说不定就是不让你达到目的，而且还得让你罢休。怎么办?只好在开始的时候，不把话说得太过，那种破釜沉舟的做法，在天津是行不通的，天津没出过破釜沉舟的英雄。漕运后辈的天津人，是知道什么是“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的。许多成功的天津人，所以能够上青云，靠的全是在遇到“好风”的时候会惹惹。笔者不才，什么好风也没赶上，所以，直到今天还在骂自己无能。
惹惹，作为一种生存态度，它带有极大的游戏性，它也使许多本来十分神圣的事，变得不再那么严肃，惹惹，就是大家都不要过于认真。在天津这个大舞台上，天津人什么好戏都看过，即使你把一件事情说得再崇高，天津人也不会投入太多的激情，天津人有自己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就是两个字：“惹惹。”
那么，这种惹惹的价值观到底可取不可取呢?认真的人，自然持批评态度：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世界和人生呢?道理有千千万，但是天津人有自己顽固的看法。也不是所有的天津人全惹惹，而是有的天津人只能惹惹，只有对事物取惹惹的态度，才不至于使自己陷得太深，更不至于落入欲罢不能的地步。船小好掉头，大船在水里要严肃，而小船就只能惹惹了。所以，天津人宁肯在人生的大舞台上做一只小船，也不愿去做什么迎击********的大船。
既然有许多天津人以惹惹的态度对待人生，那么这种惹惹的人生态度，也一定让天津人尝到了好处。这不假，天津人在许多事件当中没有吃大亏，就是因为天津人只是跟着惹惹，而没有过于认真。
笔者在天津生活了几十年，天津人因惹惹而得福的事实，笔者是亲眼所见的。远的自然就不说了，天津人因惹惹而得便宜，最突出的一段时间，就是十年浩劫给天津人带来的灾难，很可能比外地要小得多。
那是1966年的深秋时刻了，中国大地已经烧成了一团“烈火”，天津也跟着全国一片红起来了，但是真正的天津人，却红得并不十分认真。就以运动初期的抄家来说，除了小将们的抄家之外，社会上的抄家，全都带有一些象征性，好歹拿些东西也就是了。当然也有浑水摸鱼的人，胳膊上戴着一个红布条，见到门口贴有大字报的人家就进，进去了见到东西就拿，说是抄家，其实是顺手牵羊。自然，后来许多这种人都被捉住了，无论是什么出身，一律全进了牛棚。当时和笔者关在一个牛棚里的，就有一位这样的人物。他不会写交代材料，就求我代他交代：“怎么深刻，你就怎么替我写，就说我破坏大革命吧，问题不是要说得严重些才好吗?”我问他都有什么“犯罪”事实，他告诉我说，也就是拿了一双皮鞋。
这个牛鬼蛇神自然很快就解放出来了，后来我见他参加了造反队，见到我之后，他小声地对我说：“惹惹。”至于这次惹惹给他带来了多少好处，他就不对我说了。只是后来，分配买抄家物资的时候，他分到了一个小条，凭着这个小条，可以到天津的一些地方买一份从牛鬼蛇神家里抄来的东西，非常便宜，类似土改时期的分浮财，好歹给点钱，就能买一个大件。
天津人参加造反派，那才真是惹惹的多，而认真的就极少。天津的造反派，辩论的时候多，行动的时候少。我看过保皇派和造反派的辩论，双方都是声色俱厉地辩论，有时候还有人出来喊两句口号；但是辩论之后，只要有人一说到此结束，立即大家一哄而散，双方也不问什么观点，就你一伙我一伙地喝酒去了。有什么不同的观点，明天再说。好在辩论全是在工作时间进行，参加辩论的人，可以停工闹革命，大家何乐而不为呢?
革命**到来，外地的武斗已经动用了机枪大炮，天津人跟着惹惹，自然也不能不武斗几场。那几天，天津的气氛果然异常紧张，大街上不时地传来要武斗的消息，有几次也见到几十辆大汽车，拉着成群结队的“战士”，高唱着语录歌曲，奔赴战场。据说是去攻打一个什么工厂，而这个工厂是最大的走资派的一个“老黑窝”。但是，出发的景象人们看到了，而武斗的枪声却一直没有传来。当时，为了武装这些战士，各工厂打开了库房，每一个参加武斗的战士，都领到了一套最好的工作服，每人还有一件帆布雨衣，一双高筒雨靴，再有一顶工作帽，此外，自然也还有其他种种的装备。据到过现场的人说，也有人扔了几块砖头，但是还没有交手，就听说是“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于是也就散伙了。令人为之感到庆幸的是，每个参加武斗的战士所领到的那些东西，也就归自己所有了。笔者当时所在的工厂，也下过收回劳保用品的通知，但是人们说参加武斗时现场太乱，所发的劳保用品，全都扔在现场了，谁也找不到了。
恰在这时，天津兴起了一种收买劳保用品的行业，一件工作装可以卖到一个月工资的价钱，就连一副帆布手套，也能卖到一包烟的价钱。有的工厂，为了节约开支，就到收购劳保用品的地方去买劳保用品，买回来一看，上面都盖着本工厂的图章，这一下好了，再发放时，就省了盖图章的时间了。
天津人因为惹惹惹，沾了不少的便宜。据说外地人参加武斗，傻兮兮地很是“贡献”了不少的战士，后来呢，也就算了，连烈士的名份也没捞上，白搭了。天津人就没出过这种事，天津人历来是跟着惹惹，喊的人多，动手的人少，就是到了非动手不可的时候，也是看着别人动手的人多，自己动手的人少。不就是跟着惹惹吗?“有咱的嘛?”天津人最爱说的一句话，给自己带来过不少的实惠。
前些年，对人生持惹惹态度的人，还全都是天津人；但最近以来，惹惹之风大盛，影响所及，已经过了长江，波及全国。就以北京来说，北京人历来看不起天津人的惹惹惹，但是最近以来，北京人比天津人惹惹得还要凶。那句“一不留心就写出了一部《红楼梦》”的名言，就是典型的惹惹语言。再至于玩这个、玩那个的人生态度，难道还不就是惹惹的人生态度吗?现在全中国，惹惹的人已经是越来越多了。
暑天，家门口的男孩儿
天津男人喜欢养狗的人不多，喜欢玩鸟养鸽子的人不少
只有大姐没有小妹
会生孩儿先生女
多子女时代，天津有句老话，会生孩儿先生女。可见在天津人心里女儿的重要。
农村人则不同，他们的生育观念，是要先生儿子。长子对于农耕文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男孩儿长到五六岁，就要下地干活，春耕踩田埂，冬天拉个小“辊子”压压麦苗。
城市里没有男孩儿干的活，男孩儿只会淘气，女孩儿则不同了，女孩儿可以帮助妈妈收拾房子，有了弟弟，女孩儿就是保姆，妈妈忙家务活，弟弟就交由姐姐带了。能跟弟弟一起玩，哄着弟弟不哭的就是好姐姐；当然妈妈也赋予了特权，弟弟如不听话，可以打一巴掌。妈妈还嘱咐弟弟，要听姐姐话。
这就能看出女性在天津人生活中的位置了，所以也造就了天津女性的自尊。天津人称女孩儿为大姐，就是在还不到姐姐的年龄，称妹妹，也要称大妹子。天津不兴称小妹，家里父母溺爱小女儿，可以唤小妹，到了公共场合，不兴称小妹，要称大妹子。过去在工厂劳动，常常听见女工呼唤：“大妹子，把什么东西拿过来。”亲切而又得体。男性师傅唤徒弟，熟了，也可以唤大妹子，但绝对不许唤小妹，唤小妹，人家要生气，那是很尴尬的事情。
天津女性不欣赏“小”字，如今动不动就称“小姐”，这在过去是不允许的，女性可以称姐，但一定要称大姐。走在路上，对面过来一位姑娘，迎上去，大姐问您一下路。换成小姐，现在行，过去说你不怀好意，拿白眼珠子夹你，活该。
旧日走街串巷做生意，看见有女性出来买菜，一律称大姑：“大姑，您要点嘛?”明明看上去只有十几岁，也是大姑。女性之间玩笑，“我的大姑奶奶”，表示这位女子不好侍候，要是说“我的小姑奶奶”，就略有微词了。
天津，平民城市，家庭格局，老爹老妈，在家养老，吃闲饭，什么事也不管。老爹只要每天晚上有壶酒，老妈只要有件老棉袄，就是享福。男人出去挣钱养家，女人料理家务，大闺女是妈妈的帮手。男孩儿，混球一个，大街上跑，跑饿了，回家啃块饽饽。
女儿渐渐长大，权力积累，介入的事情越来越多，下面弟弟妹妹，都听大姐支使；穿衣吃饭也是大姐安排，家境不好，吃饭有定量，大姐负责分份儿，谁也不许争执。家境富裕的人家，大姐安排一切，给母亲做参谋，所以，一家之中，大姐是最不能得罪的关键人物。
不光是管着弟弟妹妹，大闺女还有权力参与家政。小说《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北京人，有权利数落老爹，敢和老爹翻脸，敢拍桌子：“你做的那些好事，别以为我不知道。”吓得老爹不敢吭声。天津大姐，没有虎妞的气势，斯斯文文，也有发言权。老爹在外面有了什么不良行为，老伴儿不能说，老伴儿说，老爹敢犯混，由大闺女说，老爹不敢“翻呲”。
农业人口，重男轻女，城市家庭，女权主义。有钱人家，女儿尊贵，自视身价千金，娇生惯养；平民家庭，大姐当家。做生意开夫妻店，父母在外经营生意，家里交给大闺女料理，保证头头是道，没出嫁就学习当家。双职工时代，父母上班，大姐下学，烧饭烧菜，虽未必可口，至少进门吃饭，并且于家务劳动中培养了自信，结婚后也一言九鼎。在天津，“气管炎”之所以是顽症，此中颇有道理。
平民家庭，女孩儿的社会接触是从买油买醋开始的，双职工家庭，女孩儿放学回来，发现家里没有油了，立即找出油票，算好钱，跑到副食店去买油，路上如果看见卖葱的，比店里便宜，还可以买捆葱回来，而且要挑好的，葱白壮的。点点滴滴，练就了一身本事，结婚成家，婆母面前，一把好手，再加上自己有工作、有收入，婆婆早就撂一边儿去了。
自幼接触社会，遇事不怵，多高的衙门口，也敢进，拿得起，放得下，舍得脸。改革开放初期，滨江道摆摊，女店主吆喝，比男店主嗓门大；男店主个个坐在摊前，姜太公钓钱，愿者上钩。女店主，大嗓门喊叫：“出口转内销啦!”生意绝对火。不相信，就是现在你去逛滨江道，满街还是就只听见女人吆喝，男人都坐在摊前打焉儿。听着那个痛快呀，十足的天津气派。
天津女子道德观念重，中国有的地方笑贫不笑娼，只有天津这个地方笑娼不笑贫。家里无论多穷，没人笑话，女子至死也不会流落风尘。旧时代天津风尘女子多不是土著天津人，而是来自附近农村，来天津混事由儿，日久天长一嘴天津话。天津是曲艺之乡，但真正天津曲艺界的名伶，也很少天津姑娘，20世纪20年代，天津曲艺界，梨园行名伶多是从苏州一带流落到天津的，她们被贩到天津时年龄很小，对于自己的家乡几乎没有记忆。天津一位著名评戏表演艺术家，说到自己童年，只记得门外有一条小河，天津民房离海河很远，只有苏州一带江南水乡，门外才有小河。
天津女子赶时髦
天津女子赶时髦，天下闻名。
在老老年间，天津人自然用不着赶时髦，那时候天津人最时髦；就算彼时北京是朝廷的所在地，但是，国都并不等于时髦。明代的建都北京，并不像唐代的建都长安那样，成了当时全世界最时髦的地方。比如日本的赶时髦，其实就是学长安，至今在日本随处可见的建筑，几乎大多有长安的昔日风貌。所以，在唐代，长安是世界最时髦的地方，恰如今日世界的巴黎。
事实上，在明代定都北京之后，北京并没有发展成为一个时髦城市。北京虽然有紫禁城，但紫禁城外，却是一片土气；多少年来，北京不仅是建筑上守旧，北京人的意识也守旧，所以那时候中国最时髦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天津。
天津为什么那时候时髦?因为天津水陆交通发达，南通江南，北连关外，而且，外通东洋、西洋，那时候，时髦的东西一定要先在天津兴起来，然后才会传到北京去。有时候北京不接受，那就只在天津一处地方时髦，北京人永远也时髦不起来了。最后，到了清末，一些追求时髦的王室成员，开始迁居天津了，为什么?就为了到了天津，可以享受现代文明，也就是可以过上时髦的生活；而住在北京，他就一点时髦生活也享受不上。
当然，在清代末年，天津还不能说是全中国最时髦的地方，全中国最时髦的地方应该说是上海。但是，到底上海距离天津远，上海再时髦，也渗透不到天津来，所以，尽管天津不如上海时髦，但那时候的天津人却不肯学上海，天津人以为自己才最时髦。
天津人开始向上海人学时髦，那是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的，这时候无声电影兴起，天津人看到了上海人的时髦生活，于是天津人知道上海比天津时髦了。等到了上世纪30年代，有声电影大繁荣，大量在上海制作的电影进入天津，这才终于使天津人真正看到了大上海的时髦社会和时髦人生，于是从此开始，天津人开始向上海赶时髦了。
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兴时髦和赶时髦，全都是从时代女郎开始的，时代女郎们永远是时髦的标志。上世纪30年代，上海出了一种“美丽”牌香烟，而那时的天津则生产了一种“前门”牌的香烟；但是在天津，天津出品的“前门”烟，却卖不过上海出的“美丽”牌香烟，其原因，就是上海出的“美丽”牌香烟，烟盒上的图样是一位大美人，而且这位美人独具东方特色，身穿中式大衣，头戴西式小帽，以中国式的娇态坐在一把椅子上，脸上有中国式的微笑。就凭着这个香烟盒封面上的大美人，“美丽”牌香烟几乎完全占据了天津的香烟市场。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美丽”牌香烟的侵入，天津的时代女性开始了向上海美女们学时髦的热潮。一时间，天津的时代女郎们，全都是“美丽”牌香烟包装盒上大美人的装束，看着也煞是壮观。
应该说，上海在中国的地位，是和电影制片业以上海为中心的这一事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再到后来，流行歌曲盛行，从“春天里来百花香”，到“夜上海，夜上海，你是一个不夜城”，唱得全中国唯上海为时髦；这一下，上海在全中国的时髦地位，就再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替代了。
上世纪30年代，天津人的时髦，其实就是赶上海，从吃喝穿戴，到待人接物，有身份的人是以和“上海人一样”为荣的。赶不上上海，就是“老侉”，就进不得大地方，就见不得大世面，自然也就成不了大气候。
如今，老一代天津人的赶时髦，都已经是俱往矣了；新一代天津人的赶时髦，比起老一代天津人来，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如今天津人的赶时髦，说不上是赶谁，谁都赶，看着谁时髦就赶谁，北有北京，南有上海，改革开放又来了许多老外。看好莱坞电影，学好莱坞，崇拜中国电影明星，就学电影明星。谢园在一部电影里剃了一个小平头，满天津卫大街小巷，年轻人全是小平头，哪怕是正方形的脸型，也是小平头，越看越像豆腐干，自己也不知道好看不好看，反正就知道小平头时髦。
十几年前一阵风，芥末黄为天津人所喜爱，于是女性每人一条芥末黄的毛线围巾，而且上身是芥末黄的外衣，足登芥末黄皮鞋，下雨天，芥末黄色的塑料雨衣，还有一把芥末黄色的雨伞，再加上黄脸汉子黄脸女士一张张黄皮肤面孔，扎扎实实把天津染成了一片芥末黄。恰好那时我有机会登上劝业场七楼楼顶鸟瞰天津市容，感觉活赛是黄河水流进了天津城，满街的芥末黄，煞是壮观也哉!
芥末黄流行色一阵风过，时髦派兴起了喇叭裤。呼哒呼哒，大肥裤脚一尺多长，走起路来，扇起一街土。初起时，看着倒好潇洒，三二摩登女性，长发披肩，胸部坚挺，高高的身材，和谐的颜色，再有喇叭裤摇摇摆摆，果然别有风趣。但未及几时，喇叭裤风靡津城，少男少女，青年中年，从艺员职员，到学士靓女，再到贩夫走卒、引车卖浆者流，人人一对大肥裤脚，忽扇忽扇，把天津城忽扇得尘土飞扬。出门骑自行车，呀的一声，肥裤脚被自行车缠住的悲剧，真是出了不少。天津人赶时髦吃了苦头，没多少时间，肥脚裤不见有人穿了。
又一阵风刮起，女性穿长裙，长到过膝，长到没脚踝，最长的要拖地。据做学问的人考证，这穿拖地长裙的时尚，是从外国电影中学来的，彼时彼际，《简?爱》、《巴黎圣母院》正在公映，拖地长裙，自然令人神往。只是女士们忘记了，人家洋妞儿、老外穿拖地长裙，室内有地毯，院里有草坪，出门还有马车好坐；而我中国女士穿拖地长裙，却实在只能是代替环卫工人扫马路。那一段时间，果然天津马路格外干净，说起来，此中穿拖地长裙女士的功劳不可埋没。
长裙之风过去不久，物极必反，立即又兴起了短裙风，一步到位，同时更兴起了超短裙风。短到不能再短，而且有了名分，叫作一步裙。一件小裙在身，双腿只能迈一步，当然不是一大步，必得是一小步，这才有味儿，也才充分显示出了女性美。只是未过多久，天津的时髦女性又叫苦了，她们发现，这小短裙，原来是为走小碎步的女性设计的，这等女士没什么急事要办，也不必自己弯腰躬身地拾东西扫地，整天只要直着身子走路，或者是只要坐在椅子上，就算是尽到职守了。但是对于大多数女士们说来，她们要追汽车，要健步如飞地赶时间，到了工作单位，她们还必须时时地弯腰做事，这一下，小短裙不够用了，时不时地就要令女*到不雅，觉得这衣服简直是在和自己为难，没有多少时间，就再没人穿它了。
女性们赶时髦吃够了苦头，直到现在，天津女性也不知道自己应该穿什么好，依然是赶时髦。北京人穿什么，天津人就跟着穿什么，上海人穿什么，天津人也跟着穿什么，和人家穿得一样，就是时髦。
一个地方的人民不能形成自己的审美情趣，在生活中不能形成独具个性的自我表现方式，这实在也是可悲得很。但天津人就是这样的一种活法儿，时髦赶了多少年，在赶时髦中体验人生，在赶时髦中享受人生。
20世纪90年代后期，天津兴起了一种洋泾浜，还不是北京、上海姑娘的那种洋泾浜，天津女性的洋泾浜，羞羞答答，洋味不足，土气有余，听着煞是可亲。譬如天津姑娘的“拜”，不像北京姑娘那样，一个“拜”拉得好长，分成三个音阶“拜阿哎”，有韵有味。天津姑娘没那份耐心，充分发扬天津话的干脆利索传统，嘎嘣脆，放炮一般“拜”，发音短促，底气足，听着令人振奋。而且天津还创造了一种天津特色的洋泾浜，还是那个“拜”，丰富了，两个人说够了话，“拜吧您啦。”潇洒且又温馨，也是洋为中用了。
操洋泾浜的女性，自然还有洋派包装。如何包装?从头做起，染发。最先摸索出来的办法，是用啤酒洗头，此时虽然也能看见街上有黄发美女过市，但黄得还不够亮丽。于是*推出了特色服务，进口染素染发，果然见效，一下，就黄到家了。只可恨新生出来的头发不黄，没过多少时间，时髦姑娘的黄头发下边就生出黑发来了，再过些时间，黑发越生越长，这半黑半黄的长发就煞是好看了。再加上洋派女性走路都要踮脚，这一下，长发就波动起来了，黑黄相间，这才知道洋人姑娘的彻底黄发原来一点也没有魅力，一发二色，才是最高时尚也。
洋派女性，大多养宠物，于是养狗之风开始盛行。年轻女性养狗，中年女性也养狗，你家有个贝贝，我家有个莉莉，抱在怀里，千般娇爱，真是一道亮丽风景线了。宠爱宠物，人自然就要吃些苦，每到晚上不知多少姑娘出来遛狗，狗儿跑在前，姑娘追在后，狗儿跑得快，姑娘拼力追，狗儿四条腿，姑娘脚一双，狗儿赤脚，姑娘还穿高跟鞋，那一番美女追狗图，的确是人间美景。
洋腔甩得俏，洋派学得像，女权意识觉醒，新女生对于后代，也有了新的包装。最新潮的包装，就是起洋名儿。什么洋名最新潮?天津女性有了新的选择，我家邻居生活维新，一天，女子抱着新生的宝宝向人夸耀说：“我们的小宝宝起了四个字的名字，娘的姓在前，爸的姓在后，全名叫张王宝宝。”我一听，暗自笑了。我的天爷，那港人女性于自己姓名前多一个字，那是她家老公的姓，可不是前面是娘的姓，后面是爹的姓，全错了。你家宝宝如今就是双姓，来日嫁了人家，如果还要加上夫君的姓，倘若夫君姓赵，那就应当叫赵张王宝宝了。
赶时髦，学到这般地步，也就可爱了。
赶时髦，天津人就是这样地活着的，而且活得也蛮好，如此，谁又能说赶时髦的人就是“老侉”呢?要知道，天下还有许多人赶天津的时髦呢。世界就是如此，你赶我、我赶你，就这样赶着赶着，生活就前进了，时代也就进步了，那美好的未来也就实现了。
其实，赶时髦又何尝不是一种时髦呢?
包袱里面是一颗人头
“板眼”，是一个音乐用语。奏乐和唱曲时，每一小节中强拍以鼓板敲击，称“板”，用签敲鼓按拍的次强拍和弱拍，称为是“眼”。一般的乐曲分为一板一眼(二拍)和一板三眼(四拍)两种。古人称拍板为“乐句”，“盖凡曲，句有长短，字有多寡，调有紧慢，一视板以为节奏，故谓之‘板眼’。”
而天津人说的“板眼”，却只是一种生活行为规范；不光是自我生活的行为规范，更是天津人待人接物的行为规范。在这里，“板眼”是一种社会义务，但同时，“板眼”也是一个人可以向社会索取的权利。所以，天津人要想生存，就必须时时处处讲“板眼”。
“板眼”二字，始用于行帮之中，是一个行帮用语。天津历史上是一个漕运中心，所以当年的漕运遗风，直接地影响着天津人的生活。
从历史上看，漕运始于元代，当时的江浙海盗张万户，弃恶归正，献书元廷，建议开发漕运，自此海运开始，每年运粮七十万石。到了明代，朝廷设立了漕运侯，从此，漕运成了官商，中国的南粮北调，也由此建立了官方制度。但是，漕运民夫人役常常会遇到种种欺侮，为了保护自身利益，民夫人役们才结而为帮，这就是最早的粮米帮。随着漕运的日益发展，粮米帮日渐人众，到了清代雍正年间，朝廷为了控制粮米帮，就在粮米帮内部成立了清门组织。清门组织和当时的洪门组织并存，这样就出现了两足鼎立的局面，也就形成了中国社会的两大行帮。
清门、洪门作为两个行帮，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而作为一个组织，他们更有自己的帮规；这种帮规，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行帮内部的行为规范和行帮内部的人际关系。天津是北方的漕运中心，清门、洪门在天津全有自己的强大力量，而天津的脚行和各种各样的行业，为了自身的生存，又必须得到帮会的保护，于是这种帮会行为，就渐渐地渗透到天津人的生活中来了，天津人直到今天所说的“板眼”，其实就是当年的行帮行为。
清帮漕运造船有统一规格，他们规定漕运船只长12丈8尺(一年12月8节)，宽2丈4尺(24孝)，深1丈8尺(18罗汉)，每船用板365块(一年365天)，用钉7772只(72地煞)。不符合统一规格者不得参与漕运。各地粮帮之间相见都要有回答要义，回答无误，引为兄弟，回答有误，便被视为仇敌。
一支粮帮遇事求助，抵达异地，联系当地粮帮。求见者入座茶馆，一杯清茶，目不旁视，将帽顶朝天放于右侧，静候本帮兄弟引进山门。第一天无人理睬，第二天依然不见来人，等到第三天，便有人过来问话：“兄弟哪条船，船上多少板，板上多少钉?”开始不能直说，只回答：“好说兄弟，在外不敢言师，有船便有板，有板便有钉，有钉有眼，无钉无眼。”云云云云。第一个回合对答无误，再往下盘问，越说越对，最后，“何事相求?”“访一个仇人。”“姓甚名谁?几天为期?”再说明白，按时告知对方下落。
等着吧，到了日子，一个蓝布包袱送到，不要打开，提着包袱就走，回去交差，里面一颗人头。
这就叫“板眼”。
“板”，就是门里的规矩，没有明文规定，但是谁都要遵守。不够板，你就休想存在，你既不可能得到帮助，你也没有资格帮助别人。这时，你只是孤身一人，不具有任何社会性；你不为组织作贡献，组织也就不对你负责任。板，对于一个人有多么重要，你就自己想想好了。
但是，对于中国人来讲，一切的“板眼”，一切的行为规范，都必然渗透着儒家文化的伦理观念；所以，天津人的“板眼”，说到底也仍然是儒家文化的一种表现罢了。天津人的“板眼”都有些什么内容呢？说来说去，也不外就是“忠孝仁义”四个字罢了。一切体现了忠孝仁义的行为，就算是“够板”，一切与忠孝仁义相悖的行为，就算是不“够板”。天津人常说某某人够板，也就是说这个人严格地以儒家伦理观念约束自己的行为。一臣不事二君，为老主子卖命献身，算是“够板”；背叛了老主子，就说是不“够板”，这就是一个“忠”字。对待父母兄弟，尽孝者，谓之“够板”，反之，就不“够板”。常听见人说某某人发丧老爹老娘“够板”，这就是说这个人于父母去世之后，尽其所有厚葬父母，世人看了深受感动，“够板”，于是就落下了好名声。明明有经济能力，而不肯厚葬父母者，谓之为不“够板”，于是，以后你也休想得到世人的敬重了，这里体现的则还是一个“孝”字。
为朋友两肋插刀，“够板”。早以先，只要是一个行帮的，无论有什么难事，只要找到你的头上，你就不能不管。茶馆里看见一个人把帽子底儿朝天地放在了桌子上，你看见了就有责任过去问：“老大哪条船?船上多少板?板上多少钉?”答对了，再问因为什么事情到天津来，如果说是路上困住了，那么无论对方要多少钱，你也得给他凑上，而且不问姓名，不问去处，不问什么时候还钱。事过之后，渡过了这道难关，他再回来感谢天津弟兄，算他是“够板”。就是他不来，来日你有了过不去的事，找到他的头上，他也得为你两肋插刀。
要钱只是小事，还有报仇。“谁谁谁摘了咱的眼罩了。”黑话，就是说受了什么人的气了。“好说，老大。”说个地点，说个时间，把那个人找来，不把这口气挣回来，算咱哥们儿不“够板”。其实，那个人你压根儿就不认识，就因为人家找上门来了，咱就得管。别以为这是笑话，也别认为这全是老年间的事了，现如今许多人也还是这样活着，不问为什么，就说是找你帮个忙。帮个什么忙?出口气。于是就和那个人一起去了，也把对方打了，也打胜了，可是打过之后，还不知道打的是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打这个人。为这种事关进去的人有没有?公安局会告诉你的。为什么要做这种傻事呢?义，所谓中国人的“传统美德”。
当然，讲“板眼”也不全都是做傻事。有时候讲点“板眼”，也能协调社会各个人群之间的关系。我家是老天津卫，小时候对于家里的种种“板眼”，就总是觉得碍事，就以坐车为例，我家的老规矩是本家人坐车，一律要在胡同口外下车，就是下雨天，也不例外，自己要下车走回家来。我的祖父，直到他没有车子好乘时为止，他从来就是百步之内不乘车的。一次，本家的一位叔叔到我家来，祖父问他在什么地方下的车?他说就在家门口下的车。当即，我的老祖父就把他臭骂了一顿，然后还看着他从家门走出去，同时让拉车的人把车子也拉出去，到了胡同口外，再看着他走过来。这时，我的老祖父才问他到我家来有什么事情要办?你说这算不算是“板眼”。
如今这“板眼”已经被扔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有车坐的人不仅可以让车子开进胡同，还要把车子开到门口，更有的就索性把车子开到院里。还有的人从家里到单位不过几百步距离，也要坐车子，而且还必得坐奥迪，别的车子不坐。你说说，人家不讲“板眼”，不是也过得蛮好吗?
但是，既然天津人讲“板眼”，那就一定有讲“板眼”的好处。我家有钱有势时知道“板眼”，这样待到我家败落时，也就多些同情，邻居们从来不因我的事而找我家的麻烦；那些年，管我的部门，每到一定的时间就到街道来了解我的“情况”，老门老户们没有一个说我的坏话的。为什么?还是老辈人留下的面子。倒是那些新贵们，今天得势时盛气凌人，明天一旦失势，便立即就受世人唾骂。我亲眼看见一位了不起的爷，扬扬得意地坐在什么高级轿车里；而在车外，那些被他看不起的人，就冲着他的车子骂娘。他哩?也只好装做没听见罢了。
“板眼”，不是法律，也不是制度，“板眼”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你可以遵守，你也可以不遵守。但，无论遵守还是不遵守，你都会得到社会回报。如果说我们今天制定的市民守则是一种官方的文件，那么天津人的“板眼”则是一种民间的自我约束。
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
天津卫有两句老话，一句老话说“吃尽穿绝天津卫”，说的是天津人对自己吃穿水平的定位。天津人认为全中国就是天津人最讲究吃穿，而且也只有天津人最会吃穿。
第二句老话，说的是“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由此人们又可以看出来，天津人不仅可以把自己的钱全部吃掉，而且就是借钱吃，也不以为是过错。
就是因为天津人爱吃，所以天津的饭馆多，街头卖小吃食的摊摊也多。天津人一天二十四小时，无论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到你想吃的东西。天津人也常说：“半夜下饭馆，有什么吃什么。”但是真正半夜下饭馆的人并不多，那些真正嘴馋的人，等不到半夜，就跑到饭馆里去了。
既然天津人如此讲究吃穿，那天津人一定有自己的吃法了吧?说来惭愧，天津的饭馆，没有一家是天津饭馆，因为天津没有自己的菜系。天津的饭馆，解放前，大多是山东菜系，无论是登瀛楼饭庄还是正阳春大饭店，挑出来的名号，全是山东大菜。那时候，天津人的讲吃，其实就是吃人家山东菜，吃的是山东口味。
天津人为什么爱吃山东菜呢?因为山东菜的最大特点，就是货真价实。山东好汉的作风是大口吃肉，大碗喝酒，而山东饭馆的饭菜就正是体现了这种山东风格。进得门来，无论吃什么全都是一大盘，说是吃肉，上来就是一只大肘子，足够五个人吃的。山东饭馆就是这么个卖法，他不问你吃得了吃不了，他就是这么大的盘，盘小了，他怕你说是看他不起，怎么我就吃不下一只肘子呢?山东人认为，饭量小的，不是好汉，鲁智深一顿饭吃多少来着?他一吃就是一整天，你说说他吃多少吧?
但是到底天津这个地方人多，光是山东馆，也满足不了市面上的需求；于是随着商业的发达，其他的菜系，也就引进到天津来了。俗话说无商不吃，商人们做生意，就是要吃饭，一宗买卖，从谈判到成交，全要在饭桌上进行。天津是个商业城市，来天津做生意的不光是北方人，也有南方人，南方人认为山东菜口味太重，人家要吃江南菜。那怎么办呢?于是从上世纪初开始，广东菜、四川菜渐渐地也进入天津了。到了解放前的40年代，天津已经是全中国的各个菜系全都有了，这时候再说“吃尽穿绝天津卫”，也才是名副其实了呢。
天津人发现自己的吃文化，那还是在上世纪70年代后期。上世纪70年代各地都在创建自己的吃文化，天津作为中国第三大都市，没有自己的菜系实在是太说不过去了。挖掘来挖掘去，天津人发现，原来我们也有一种闻名天下的食物，那就是有名的狗不理包子。严格地说起来，狗不理包子算不得是一个菜系，但是天津没有别的菜系，于是这狗不理包子就成了天津的菜系。笔者小时候，狗不理包子铺，就在一条小胡同里，进去之后，一盘包子，桌子上有蒜瓣儿，还有一个小醋壶，别的就什么也没有了。到了今天，狗不理成了天津的大饭庄，你再进狗不理，就另是一种气派了。坐下之后，先是冷盘，再是热菜，一道一道，直吃得你以为吃完了，这时候才给你端上来几盘包子，这才是你要吃的狗不理包子。所以，你问吃过狗不理包子的人，狗不理包子味道如何?他们中的许多人说不清。为什么?那就是在他们吃狗不理包子的时候，嘴里早已经吃不出味道来了“饿了吃糠甜如蜜，饱了吃蜜也不甜”，就是这个道理。
天津人后来又发现自己有一种独特的饭菜，这就是天津人最爱吃的一种传统饭菜贴饽饽熬鱼。贴饽饽，就是贴棒子面饽饽，天津人管玉米面叫棒子面。饽饽全都是椭圆形的，长约20公分，大体上是一巴掌大小，厚度约2公分，以能够贴熟为限。贴，自然就是在铁锅里贴了。天津人的贴饽饽熬鱼，先把鱼煎了，然后把鱼放在锅底儿处，再放上种种烧鱼的佐料，这时候再把饽饽贴在鱼的四周，最后盖好锅盖，大灶里烧起柴火，烧熟了，饽饽里带着鱼味，鱼里还有一点饽饽味，这样吃起来才最香。
其实哩，贴饽饽熬鱼，原来是一种渔家的吃法。渔家吃住在船上，一网鱼上来后，熬在锅里，鱼的四周，再贴上几只大饽饽，一把柴火，就烧熟了一锅饭，然后一人一只大饽饽，一人一条鱼，蹲在船帮上，吃起来又热又香，吃完之后，弯下腰来在大河里把碗一洗，这样就算是吃饱了，日子就是这样一种过法。天津百姓爱吃贴饽饽熬鱼，就是昔日的渔家遗风。天津人的许多吃法，细究起来，全和过去的生活有着直接的关系。
天津人最爱吃的东西，还有一种令外地人垂涎的煎饼馃子。也就是一张煎饼卷着一根油条，讲究的，再在煎饼上另加上一个鸡蛋，如是而已。天津人为什么吃煎饼馃子?方便。两种东西卷在一起吃，历来是天津人的一种吃法。天津人还有一种吃法，是大饼卷牛肉，半张大饼，当然是很大很大的大饼，一张饼二斤面，半张饼就是一斤面，再卷上半斤五香酱牛肉，一面走路一面吃，这叫“吹喇叭”。为什么有这种吃法?笔者曾在一部小说里作过分析，那就是这种吃法不需要吃饭的时间。何以连吃饭都没有时间?因为苦力们要赶船，肩上拉着绊儿，谁也停不下来，怎么办?就要一面拉绊儿一面吃饭。于是这样就有了一种吃法，就是“吹喇叭”吃法。
由贴饽饽熬鱼，到煎饼馃子、大饼卷牛肉，直到“吹喇叭”，大家不难看出，天津的吃文化，基本上是渔家文化的一个分支。再说到上面的狗不理包子，其实也仍然是渔家文化，因为包子也是可以托在手上吃的，那就可以一面赶船、一面吃饭了。也仍然是有做苦工的时间，没有吃饭的时间。
所以，严格地说起来，天津人的吃，是和中国传统的吃文化不同的。中国传统的吃文化，食不厌精，一个人要吃，大家就侍候着他一个人吃，是一种享受文化。而天津人的吃文化，类若美国人的方便吃法，以不占用时间和少占用时间为取舍，把肉馅包在面里，只要把馅做得味道好些，主食和菜肴一起下肚，这样就省去了好多的麻烦；把牛肉卷在大饼里面一起吃，类若风靡世界的热狗、汉堡包，基本上是方便食品。所以，天津人的吃文化，和全中国的吃文化比起来，具有平民意识。天津人的吃文化是一种具有近代开放意识的吃文化，是一种具有奋进精神的吃文化。
平时只吃方便食品，到了海鲜下来，大大方方地吃一顿，算不算是罪过?偏这时没有钱，借些钱来吃上一顿海鲜，算不算是不会过日子?人们自然会有自己的判断。果然，“借钱吃海货，不算不会过”，就成了天津人的一种生活信条。吃海货的日子并不长，春天的海蟹，也就是十几天的时间，就算再加上后来的黄花鱼、大虾，总算起来，也不会超过一个月；过了这段时间，再想吃，就没有这么容易了。那时候没有冷藏技术，下来什么吃什么，吃过了，再想吃，明年见。所以，说来说去，还是吃的时间短，而且借钱吃了海货之后，还钱的日子也有的是，不怕还不上。天津人嘴馋，说到底还是吃不上多少日子，也吃不上多少好东西。
现在自然不同了。天津人以贴饽饽熬鱼炫耀自己的吃文化，但是天津人自己却很少吃贴饽饽熬鱼了；天津人现在讲究吃粤菜、吃四川大菜，再有就是吃潮州菜，近来又有什么马来菜，还有日式料理、韩国料理。而且现在天津人也用不着借钱吃海货了，第一是有了冷藏技术，海货什么时候想吃，就什么时候可以吃到嘴；第二是有了空运，上午从长岛才打捞上来的海鲜，两个小时就可以在天津上席，保证吃个新鲜，就是这时你没有钱也不要紧，因为借钱吃海货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了，现在是不花自己的钱吃海货，那才是越吃越会过了呢。
有了好眼力，才有好前程
曾经读过俄国大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写的一部书，在这部书里，他说自己训练演员，有一个好办法，那就是把一个演员拉到公众场所，然后由他随便指着一个过路的行人，要演员按照这个人的相貌、举止和气度，说出这个人的种种生活情况。据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自己说，他这种训练演员的方法极有成效，它可以调动演员的生活积累，可以自由地发挥演员的艺术想象，还可以帮助演员在此后的演出中，把握角色的性格。因此，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认为，他训练演员的这种办法，比只给演员排戏要高明得多了。
如果按照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训练演员的方法来衡量天津人，那么天津人大多全是好演员，天津人历来是以眼力好而著称于天下的。“尊家不必开口，我自说出原由。”这本来是江湖术士们的职业本领，天津人却能掌握自如。天津人常说：“没这两下子，就不敢在这码头上混。”而在这两下子之中，第一就是要有一副好眼力。
不说现在，只说解放前。那时候，笔者才只是一个十岁上下的孩子，每次随家长去饭店吃饭，最高兴的事，不是吃什么鸡鸭鱼肉，也不是要见什么大世面；那时候去饭馆最大的乐趣，就是看饭馆进门处的那位堂倌。如今五十岁以下的人大多没有见过这种景象，一个大饭店的入口处，迎着正门，有一个高台，就在这个高台上，立着一位胖胖的人物，他既不是这家饭店的掌柜，也不是掌勺的厨师，他的任务就是把进来吃饭的人请到里面来。后来人们常听见电视剧中饭店里伙计们喊的那句：“二位喝酒，里面请!”就是这位先生喊出来的。
一个大饭店，为什么要设这么一个人物呢?他一不会烧菜，二不会记账，三又不管端盘子，要这么一个人有什么用呢?说起来确实没有用，于是解放后，各家饭店就都把这么一个角色给取消了，也算是精简了一下机构。可是在解放前，这位先生是绝对不能取消的，取消了这位先生，立即，饭店就要出事。因为，这位先生就是门神爷，他保佑着饭店的平安。
那么，这位先生是凭什么本领来保佑饭店平安的呢?
就凭他的一副好眼力。
天津卫，八方居民杂处，什么人物都有，而且这些人物之间，也无时不在相互倾轧，无时不在寻找机会一决雌雄。电视剧里面，一家饭店里面，这张桌子上吃饭的爷们儿一回头，正看见旁边桌子上吃饭的几个爷是冤家对头，于是一拍桌子：“冤家路窄，狭路相逢，咱们今天不决出个你死我活，就谁也休想从这里出去。”话音未落，两家就打起来了。这个踢桌子，那个飞盘子，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可怜开饭馆的掌柜，他好好的一个饭馆，就活活毁在这两帮爷们儿的手里了。
只是呢，看电视剧的人心里明白，这纯属是瞎编。解放前，天津卫这么多家饭馆，也没有几家饭馆发生过这类的事。若是饭馆里总发生这类事，那谁还开饭馆呀?索性开跤场好了。
可是，解放前，天津这一帮、那一伙，河东的、河西的，清门的、洪门的，这些爷们儿晚上全都要吃馆子，难道他们就从来也没有遇到一起的时候吗?遇见了，就要打，怎么天津卫就没在饭馆里出过事呢?
对了，这就要说到正题上来了，为什么各路的英雄好汉们遇不到一起呢?就因为各家饭馆进门的地方全有的这一位先生。他凭着他的好眼力，把各路的英雄好汉们分开了。你别以为他那里是随便喊什么“二位喝酒，里面请。”他的那个“里面请”后面还有吩咐呢，而领座的堂倌，就照他的吩咐，把不同身份、不同门派的客人，全都领到了他们各自应去的地方。
“二位喝酒，里面请，三楼看座。”这就是告诉堂倌，来的这几位爷不好惹，高高地请上三楼，开一个单间，让他们别和任何人接触，也别让任何人看见他们。“二位喝酒，里面请，正堂侍候。”这就是告诉堂倌，这几位爷没什么来头，都是肚子饿了来这里吃饭的，吃完饭就走，保证不会闹事，你只要把他们让到楼下的大厅里就是了，别的不要管他们。旧社会，三教九流，各有矛盾，一个分不开，就要出事。做生意的看不起读书人，而读书人又看不起生意人，所以有商人来吃饭，要让到商人们坐的地方；而读书人来吃饭呢，好歹在旮旯里找个地方就是了，他们穷，最多也就是吃碗面条罢了，用不着侍候得太周到了，别太拿他们当人看。
不光是在饭店做堂倌的天津人要有一副好眼力。每一个想在天津立足谋生的人全都必须要有好眼力。有了好眼力，才能有好前程；没有好眼力，就要吃大亏。就说是大街上扫马路的吧，他也要有好眼力。光知道低头扫马路，那就不是天津人了。看着够身份的人过来了，你把扫帚压一下，说不定就会得到一点称赞；不注意过往的行人，只知道扫马路，一扫帚横在了一位什么爷的脚下边，吃不了兜着走，天知道会惹出什么祸来。要是这位爷今天顺心，大不了骂你一句“瞎了你的狗眼了!”若是偏偏这位爷刚刚受了一肚子闲气，正想找个地方消火，这时候你撞在了这位爷的枪口上，你想想，他能轻饶得了你吗?
天津人有一句老话，说是“混事由，不容易”。什么叫做“事由”?“事由”就是现在大家常说的“工作”，如果你想有一份固定差事，又能平平安安地做着，那就必须要有好眼力了；眼力上稍微出一点差错，弄不好，就会把饭碗砸了。那时候，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斗转星移，新一代的天津人是不必有什么好眼力了；所以，到了今天，无论你进到什么地方，也无论你是一身什么穿戴，等着你的，全都是一副“丑”脸子。话难听，脸难看，只要是你来找他，无论是吃饭、还是住店，他都不会给你好脸子看。
但是，你可千万别认为如今的天津人再没有好眼力了。他们不用心辨认你，是因为没有辨认你的必要，你要是真想在他们的眼皮子下边耍“花活”，他们也不会轻易地就会上你的当。天津出过这样一件事，一个无赖，想找点便宜，于是在路边叫了一辆“面的”，就坐了进去。坐在了“面的”车里，他就对开车的司机说：“哥们儿，借几个钱花，我是刚出来的。”这就是在说他自己是刚从“里面”放出来的，想从司机的口袋里掏几个钱出来。司机当然是好汉不吃眼前亏，二话不说，就给了他几十块钱。这个人得了钱，立即也就下车走了，但这个司机一转身，就跑到交通岗亭报了案，说是一个无赖劫了他的钱，而且这个人还冒充说是“刚出来”的。交通警问他，你怎么就看出他不是“刚出来”的呢?这位司机回答说：“‘刚出来’的，我见过，那些人全不敢正眼看人。”你瞧瞧，多厉害，直到如今，天津人的眼力还是这么好。
所以，天津人好眼力，大家要当心。
为什么说“北京学成，天津走红”?
有两种人最怕天津人，第一是艺人，第二是厨师。
先说艺人，这里说的艺人，是指旧时的京剧演员。那时候称戏曲演员是“戏子”，成名之后，被人们尊称为“老板”，马老板、谭老板、梅老板、奚老板……这些老板在天津全有戏缘儿，人缘儿也极好。几位老板来天津唱戏的时候，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我都去看过，场场爆满，座无虚席，剧场里更是气氛热烈。从一出场就是一个碰头好，然后一句一个好，看戏的人比唱戏的还要累。直到一出戏唱完，观众还是连连叫好，老板们只好连连谢幕，有时候要一连谢几次幕。就这样，戏院外面还围着许多戏迷，一定要等着瞻仰这些大艺术家们的风采，那场面才真是令人感动呢。
尽管天津人对艺术家的表演如此热情，但是，你可千万不可掉以轻心，以为天津人好侍候，只要给他们看个热闹就是了。梨园行多年来有一句老话，说是“北京学成，天津走红，上海赚包银。”徽班进京之后，北京成了中国京剧艺术的基地。所以，要想学戏，就必须到北京去拜名师，进名班，这样才能学到真功夫，也才能真正学到“家”。但是，北京有一个缺点，那就是北京的戏迷们无论什么戏都爱看，而且人家北京人看戏看的只是一个演员的长处，只要这个人有一点长处，北京人就捧他，绝不会把一个角儿毁在北京人的手里。
但是，一个角儿只在北京唱红了，还不行；这就像是温室里养的花儿一样，没有经过风雨，没有见过世面，也就经不住风吹雨打；到了外面，不一定就能打出自己的天下。所以，一个演员在北京学好戏之后，他就必得找一个刁钻的地方去考验一下自己，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有了根基。到什么地方去最好?那就是到天津。只要一个演员能在天津唱红了，那他就能走遍天下不害怕了。因为，再刁钻，谁也刁钻不过天津的观众，天津的观众都认同了，天下也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京剧艺人为什么只有到天津才能“走红”?因为京剧在天津有根基。早年的“京剧大王”谭鑫培，幼年时随父北上，第一站就是天津，后来又在天津成亲，随后才去了北京。京剧老三杰之一的余三胜，和他的四弟余四胜，更是在天津长期演出。余三胜的孙子余叔岩，自幼在天津习艺，后来以小小余三胜的艺名在天津唱红。京剧名丑刘赶三，去世之后，人称“少了赶三无名丑”，是天津人。被天津人称为是“老乡亲”的孙菊仙，人称是老生新三杰其中的一位，也是天津人。据前辈学人陶菊隐先生记载，当年“老乡亲”唱戏的时候，天津人视为是一大盛事，“老乡亲”所到之处，路人围观，其情其景，颇为壮观。
天津出了这么多的京剧名家，可见天津人对京剧是有自己的欣赏标准的。天津人看戏“刁”，主要是因为天津人懂京剧，而且是严格要求，绝不容许一点马虎。天津人看戏不给任何人留面子，只要是看出毛病来，当场就给你一个下不来台，天津人起哄，那是绝不手软的。
据说上世纪30年代，马连良老板来天津唱“王佐断臂”，不小心在唱戏时，将“断”了的左臂摇了一下，当即，二话没说，台下就把茶壶飞上去了。马老板什么话也没说，退票谢罪，一走了之。直到多少年后，马老板再来，好好侍候天津爷们儿一出好戏，这才把人缘儿找回来，从此，才又在天津唱起来了。
天津人看戏刁钻，辈辈如此。老一辈飞茶壶，喊倒好的事就不说了。到了新一代，比起老一辈来，那是更有过之而无不及了。上世纪50年代，北京一位名家来天津唱戏，新社会了，艺人的地位提高了，已经是艺术家了，而且唱戏也是革命工作，大家应该有点阶级感情了吧。谁料天津人不讲这套，你唱戏就得好好地唱，不卖力气，我照样给你喊倒好。当然，飞茶壶是不可能了，因为自从解放之后，看戏不许喝茶了，座椅前面的那把茶壶没有了，想“飞”，也没的好飞了，就只有喊倒好了。
那天，这位京剧女艺术家也没有小看天津人，她也许知道天津人难侍候，唱戏时还非常认真。只是唱着唱着，她一失手，把正在耍的花枪掉下来了，立时，满戏院一片倒好，声音宏亮，气势磅礴。天津人真是不讲情面，演员在台上失手的事是难免的，一失手就给人家来个下不来台，也未免太过分了。但是天津人有天津人的想法，天津人看戏和北京人不一样。北京人有钱，看戏是一种消遣，尤其是北京的老八旗子弟，人家有的是钱，有的是时间，看戏就是一种消磨，唱好唱不好，人家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准来。天津人就不行，首先，天津人的钱挣得不容易，用天津人自己的话说，那是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儿挣来的，好不容易看一场戏，偏赶上你失手，你说说他能不给你喊倒好吗?你说明天我再来侍候你，对不起，你有时间侍候我，我还没有时间再来呢。我就是今天有这么点工夫，有了这么一点钱，你失手，可以明天补上，我今天买票的钱，明天谁还会给我?所以，天津人看戏，就是看的这一回，也就是要你万无一失，一步成功。但是，只要你好好“做活”，天津人也真捧你，天津人叫好的劲头，哪里人也比不了。天津人只要看你唱得好，用心，天津人叫好的嗓门，比你唱戏的嗓门儿还要大，那才是真正从心里给你叫好呢，绝不像北京人那样，看着好戏，也是斯斯文文，最多就是点点头罢了，天津人说那是“臭”!
厨师说天津人难侍候，自然是说天津人嘴“刁”。天津人吃东西要的是本地味道，认为什么全都是本地的好，本地白菜、本地萝卜、本地鲫鱼，最近还有了本地带鱼。天津本地哪里会出带鱼呢?带鱼全都是舟山群岛的海产品，但是你说这是舟山群岛的带鱼，他不买，你一定得说是本地带鱼，天津人才肯买，而且吃起来也说是香。
天津人到了饭馆，那就更要嘴“刁”了。天津人的嘴刁，不光是在菜式的色香味上“刁”，天津人的嘴刁，是全方位嘴刁，什么都刁，而且刁得有道理，刁得有水平，刁得让人口服心服。吃红烧鱼，厨师要把活鱼拿上来给主家看，这条行不行?是活的不是活的?一切要让主家看清楚。你说可以了，当着你的面，把这条鱼摔死，免得你说我把鱼换下来了，也免得烧出来你说不是味。就是到了上世纪60年代，笔者还亲眼在饭馆看见过一位难侍候的爷。这位爷要吃熘鱼片，鱼片烧好之后，端上来，他只尝了一口，便说有土腥味。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什么是土腥味。但那时，那位爷这样说了，厨师就马上把菜端走给他换了，再尝，说是没有土腥味了，这才算没有出事。当然，最后结账时，两盘鱼算在一起了，你说土腥味了嘛，既然你嘴刁，你也就不能怕花钱。烧两盘菜，你只吃了一盘，人家乐不得呢，有钱你就嘴刁吧。
天津人吃包子，就说是狗不理包子吧，一定要一只包子18个褶儿，17个褶行不行?不行。18个褶怎么就好吃?不知道。反正你狗不理的包子不够18个褶，他就敢不给你钱。在过去，他就敢闹事，弄不好，把桌子踢了，你也要给人家把18个褶的包子端出来。天下人吃包子数褶儿的，全都是天津人；天津人有钱就是要讲究，不好好地侍候天津人，你就休想做生意。
天津人为什么难侍候?因为天津人有自己的哲学。前面已经说过了，天津人的钱挣得不容易，好不容易挣来的钱，花得不见“亮儿”，心里窝囊。所以天津人花钱，要的就是一个难侍候。而且天津人有一种外地人没有的自尊心，你不把事情做到家，他认为你是看不起他，所以他就要给你点颜色看看。再有，就是天津人有一种自己的生活信条，有钱就是大爷；今天有钱今天是大爷，明天没有钱，明天我就不是大爷；是大爷的时候，你要好好地侍候我，不是大爷的时候，让你侍候我，你也不侍候。这就是天津人的活法儿，天津人说这是“有今天，没明日”，要的就是一个“现在”。
天津人难侍候，也是好事，正是在这种近乎严酷的条件下，才最造就人，也才最出息人呢。
生存需要吹“大梨”
这“大梨”不是那大梨，那大梨可以吃，而这“大梨”却只能吹。听明白了吗?这“大梨”是吹“大梨”的“大梨”。
吹“大梨”，俗称是吹牛皮，天津人谓之说大话。既然天津人自称是“卫嘴子”，那么不说大话，似是也有失天津人“卫嘴子”的品位。所以，说大话，在天津绝算不得是什么过错，而且天津人历来认为谁能把大话说圆了，谁就是英雄好汉。
天津人为什么把吹牛皮说成是吹“大梨”呢?天津有一种吹糖人儿的小生意，把糖放在小火炉上，有小孩儿来买的时候，就抻出一小块来，捏一捏，再放在嘴上把它吹成各种各样的形状。此中最省力的一种形状，就是把它吹成一个小圆球，然后再捏一下，说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就说是一只大糖梨吧。于是人们就把说大话的人，比做是吹“大梨”了。
天津人和上海人不同，上海人吹“大梨”，只是吹自己的家乡：“阿拉上海如何如何。”上海人以自己的家乡为荣，前些年有一个上海人对我说：“阿拉上海的公交车就有两百路。”我说：“真了不起，我们天津只有几十路，而我每天只乘其中的一路。”上海人听了不以为然，觉得天津真是一个小地方。天津人吹“大梨”，不吹天津，天津大不大，与他没有关系。天津人吹“大梨”，吹的是自己，把自己吹得越大，自己就越好找饭辙，把自己吹成一个神仙，或者用一个现代词汇，把自己吹成一个伟人，那全天津的三老四小，就全怕他。这种事不是没有，前不久我们天津就有一位老兄说自己是伟人，听得人直流冷汗。
天津人为什么要吹牛皮?生存需要。乡下人用不着吹牛皮，你是二亩地，我也是二亩地，你家里一头牛，我家里也是一头牛，你说你家里有金山银山，我可以到你家里去看看你家里有几条板凳我都知道，至于什么金山银山，我就更要亲自看看了。天津人就不一样，天津人在大街上遇到一起，靠的就是吹牛皮，谁的牛皮吹得大，谁的牛皮吹得圆，谁就能把别人镇住。镇住别人有什么好处?镇住别人，你就自己吃独食。天津城小人多，大家全抢一碗饭，你不吹着点，别人能让你多吃一口吗?可是，吹破了怎么办呢?吹破了也没关系，一走了之。天津人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住，绕两条胡同，人们就找不着你了，这时你再到一个新地方去吹，说不定又吹出了名堂。
天津人吹自己，吹什么呢?当然是吹自己的能耐。“知道我是谁吗?家门口子，你也打听打听，这爷们儿不是好惹的。”一下子就把对方吓住了，再看你人高马大，就更没有人敢惹你了。有什么便宜，那就由你一个人独捞吧，谁敢和你争呀?吹“大梨”，是一种生存手段。一把椅子好多人要坐，这时候就看是谁能吹了，能吹的人把不能吹的人镇住了，这把椅子就归他坐了。你吹不过人家，你就要看着人家坐在椅子上，而你自己却只能站在一旁，什么便宜也沾不上。你说说遇到这种事，不吹着点行吗?
其实，吹牛皮也不一定就是什么坏事，有时候吹牛皮还能缓和一下社会矛盾。一桩什么事，双方争执不下，这时候其中的一方吹了一下牛皮，一下子把对方镇住了，对方再不和他争了，由此，这场摩擦也就了结了，否则说不定还真会动了拳脚呢。现如今，这种事情就更多了，全都是平常老百姓，谁也看不出谁有什么本事，凭什么这个人就可以吆五喝六?而别人就只能俯首贴耳的“服”他？很简单，就因为这个人会吹，也敢吹，好意思吹，吹得不脸红，于是这个人就了不起了。本来应该是大家分吃的饭，就由他一个人独吞了，你说说吹牛好不好?
吹牛会不会吹出祸来?也可能。笔者就亲见过一个吹牛吹出祸来的。这个人出身极好，可是凡是出身好的人，总爱说自己出身不好，总爱说自己家里原来也不是一般的人别以为我们全是披麻袋片长大的，我们也做过大事。那时候我在工厂里改造，一个和我一起接受改造的人，就是因为他爱吹牛皮，最后就给自己吹出了麻烦。这个人平时总说自己做过警长，做警长自然就是十种人了，这样就把他列入到专政对象中来了。只是，后来无论怎样也查不出他的罪恶；这时，领导就来找他谈话，问他是怎么当的警长?这时他才交代说，原来总说自己当过警长，如今也不好改了；其实我的那个警长，就是扫马路。那时候的清洁队，三个人为一组，一个人在马路中间扫，叫扫头把，另外的两个人，一个在左，一个在右，这样，在两旁扫马路的人就叫在中间扫马路的那个人是警长。“呸!”领导冲着这个“警长”就是一口唾沫：“你这不是自己找麻烦吗?为了你，我们好一番内查外调，你算是什么警长?”
最近听说出了一位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艺术大师，一幅画卖到几千万元，大言不惭，是我亲自在报纸上看到的。当时我就想，几千万元，就是一架波音707，有谁会用一架波音707换这位爷的一幅画呢?难道是有人得了一种什么症候，不看这幅画就好不了?咱们中国的这位爷真就比老毕还要有名?听着吓人。可是后来据说税务局知道了这个消息，于是就下来人找他收税。这时候，这位爷说实话了，他向税务局的人问：“吹牛也上税吗?”税务局的人一查文件，没查出来吹牛应该上税，于是也就把他放过去了。吹“大梨”可以吹到多大?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其实，吹牛也不只是天津人的毛病。全中国有许多人爱吹牛，阿Q就爱吹牛，阿Q的名言“我们以前比你阔的多啦!”就是吹牛，也是吹自己的牛。小时候读书，见俄国人也吹牛，老托尔斯泰就写过一个人爱吹牛，《童年、少年、青年》一书中写过这样一段事，他说他小时候在家乡见过一个人，这个人爱在酒馆里惹事，一打起架来，他就冲着对方说：“你会知道我是谁的。”说完就跑走了。老托尔斯泰见过这个人好几次，到最后也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可见，这个人一直也没有给自己吹出名声来，说来可怜了。
比起洋“大梨”来，天津“大梨”的本事就要大多了，天津“大梨”真能把自己吹得“抖”起来，“抖”起来再吹，那成色就不一样了，那时候就越吹越“抖”了。不信你自己就试试看，说不定你一吹，也就吹起来了。
不了解老“三不管”就不了解天津人
想了解老天津人，就不能不先对“三不管”有一些了解。“三不管”是天津的一个地区，在这个地区内住着许多城市平民，天津人在“三不管”里创造了一种生活方式，也创造了一种天津独特的文化模式。“三不管”是天津这方水土所养育出来的一种社会现象，对于天津人来说，“三不管”就和北京大栅栏、南京夫子庙一样重要，也许比那些地方还要重要。你几乎可以在每一个天津人的身上看到“三不管”的影响，“三不管”文化，已经融进了天津人的血脉。“三不管”从出现持续存在了大约有一百多年的时间，即使在今天，虽然“三不管”已经在天津消失了，但“三不管”的影响，却依然深深地留在了天津人的意识里。
对于旧天津人来说，“三不管”，是一个谁也离不开的地方。笔者前几年写了一篇小说，曾写道：“天津人有了钱都要到‘三不管’来花，天津人没有钱也都要到‘三不管’来挣；天津人不走运时都要到‘三不管’来碰碰运气，天津人有了势力，又全要到‘三不管’来欺侮欺侮人。”如此，“三不管”是个什么样的地方，没有到过天津的朋友，也就多少会有些了解了。
那么，到过天津的朋友们呢?凡是到过天津的朋友，如果没去过“三不管”，就等于没到过天津。就说是到了现在，原来的“三不管”早已经没有了，可是，外地人到了天津，也还是要去看一看原来“三不管”的老地方。其实，原来的“三不管”如今已经改造过了，原来的贫民区，早拆没了，在原来的贫民区，新建起了天津食品街，食品街旁边，是旅馆街，旅馆街后边，是服装街，你再想看原来“三不管”的样子，那已经是难上难了。当然，也有的地方还没有变化，前些年来了一个日本人，他一定要我带他去看一看天津的“三不管”。我对他说，“三不管”早就没有了，可是他还是要去看一看，无可奈何，我也就只好带他去了。到了食品街，我对他说，这就是原来的“三不管”，他看了之后，很是感慨：“啊!中国的变化真大呀!”他原来到过天津，对“三不管”有记忆，如今看到原来的“三不管”消失了，他自然很是感动。只是不巧，也不知是怎么一个原因，他一下子走进了一条小胡同，我自然也跟着走了过去，只是，待我走过去之后，就连我都看呆了，这条小胡同，几乎一点也没有变样，还是老“三不管”的老样子，胡同窄得只能走一个人，看见对面过来人，或者是自己退出去，或者是喊一声，请对面来的人给一点面子，让自己先过去。及到进了一个院子，那就更是令人说不出话来了，说是一个院子，其实也就是只能站下三个人，自行车都要斜着扛进院来，再斜着往屋里扛。再一看住房，那就更是可怕了，大白天，伸手不见五指，每间房只有几平米大，就是一个小条条。这一看，我就看明白这里原来是什么地方了。我只是不明白，“三不管”经过这许多年的改造，怎么人们就把这么一个地方忘掉了呢?看来旧社会给我们留下的毒疮太大了，五十年，我们都改造不过来。
“三不管”是天津这片沃土上的一个怪胎，它是病态天津的集中表现，正如每一个城市都有她藏污纳垢的地方一样，“三不管”也是旧天津的一个缩影。
1900年以前，天津城有四面城墙，旧城区只有大约4平方公里，城区中心有一座鼓楼，四条大路直通四个城门。就在天津旧城的南门外，原来有一片沼泽地，后来水去地干，城里城外的平民们就常常聚到这里来做些小生意，其间也有一些走江湖的艺人们在这里卖艺，日久天长，这里就成了平民们游乐的地方了。
自然，那时候，人们还不把这个地方叫做是“三不管”，那时候人们把这个地方只叫做是“南市”，顾名思义，也就是天津南门外的一个集市。但是，既然是一个集市，它就和旧社会所有的集市一样，既是一个平民谋生的地方，也是一个恶霸横行的地方。更何况天津历来是一个水旱码头，天津各帮各门当中，全都是一群一群的青皮混混，而这些社会渣滓们欺侮人的地方，就在当地的集市，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南市，就是天津混星子云集的地方。
说到天津的混星子，史书上也有过记载，在一部写于清代中期的笔记小说中，对天津混星子做了如下的描述：“天津土棍之多，甲于各省，有等市井无赖游民，同居伙食，称为锅伙，自称混混，又名混星子，皆不畏死之徒。把持行市、扰害商民、结群成帮、藉端肇衅。按津地斗殴，谓之打群架，每呼朋引类，集指臂之助，人亦乐于效劳，谓之充光棍。甚至执持刀械、火器，恣意逞凶，为害闾里，莫此为甚。如被拿到案，极能耐刑，数百笞楚，气不少吁，口不求饶，面不改色，不如是，则谓之栽跟斗。”而那时的天津南市，就正是这样的一群人称王称霸，所以，南市在天津人心中的地位，大家也就可想而知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天津，强迫天津拆了城墙，一下子，城里和城外的分界线没有了，从此开始，南市就更繁荣起来了。1903年11月，日本在天津划定租界地，把天津南门外一大片地方，全划进了日租界。日租界还宣布，凡日租界内的居民，其房产地皮，日本一律折价强行购买，并限期两个月腾房交割。这一下，大批原来住在那里的居民，就被强迫赶出了自己的家室。这一大批城市平民从日租界被赶出来之后，没有地方好去，他们就近就在南市草草地盖起了小房，只好在这里栖身了。
从日租界被强行迁出的平民们为什么可以在南市草草地盖上一间平房呢?因为这地方没有人管，日租界不管，旁边的法租界也不管，这边的中国地界，也没有人管。从此，这个“三不管”的地名，才在天津叫响了。过去有人说，“三不管”，就是民不管，官不管，洋人也不管；其实准确的说法，应是日租界不管，法租界不管，中国政府也不管，这样就是名副其实的“三不管”了。
由于许多年来“三不管”就是一个平民游乐场所，再加上人口的突然增加，没有多少时间，“三不管”就成了天津卫最繁华的地区了。这里不仅有各行各业的生意，更有数不清的小吃摊铺，而且还成了江湖艺人们卖艺的地方。有了这一切，自然也就有了赌场、妓院，也有了吸毒的鸦片烟馆，更有人在这里私卖白面儿(海洛因)。于是，在天津人的心里，“三不管”一直就是一个最乱、最黑暗的地方。
在“三不管”出现之前，天津最繁华的地方是侯家后。看到“三不管”渐渐地成了热闹地方，于是有人就开始在“三不管”置办房产，购买土地，兴办起各种各样的生意来了。由此，渐渐地就出现了妓院小班、影剧院、落子杂耍园，以及小报馆、鞋帽业、饮食业等种种关系人们日常生活的各种行业。这样，无论是什么品位的天津人，就全都离不开“三不管”了。正人君子，可以到这里来吃饭看戏；平民们要到这里来买日常用品；再至于贫苦市民，那就更要到这里来“混事由”，其他的各色人等，也要到“三不管”来找饭辙。于是“三不管”就一天一天地更见繁华，“三不管”里发生的一切，都关系着天津人的生活，也影响着天津人的生活。天津人的性格特点，只有到了“三不管”，才会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天津人到了“三不管”，也全都暴露了自己的本来面目。生、旦、净、末、丑，神仙、老虎、狗，到了“三不管”就全都现了原形。老天津人每天又必到“三不管”来闲逛，日久天长，也必然要受到“三不管”的种种影响。天津人创造了“三不管”，“三不管”也创造了天津人。“三不管”在天津的出现，是一个必然现象。一切天津人的智慧、机巧，一切天津人的聪明、诡诈，一切天津人的忍让、畏缩，一切天津人的粗野、蛮横，全都在“三不管”有了用武之地。所以，不了解“三不管”，就无法了解天津人。
个女人长出了两个脑袋
笔者小时候，自然也到过“三不管”，天津的许多大饭庄、大戏院就在“三不管”地界之内，笔者平日随家长出来吃饭，或者是随家长出来看戏，就难免要到“三不管”来。虽然说“三不管”不是一个好地方，但是只要你不去那些不好的地方，就是再乱的地方，也仍然是有你去的好地方的。“三不管”的乱，只乱在那些花街柳巷，只乱在那些下等茶园、书馆，正当的饭店、戏院，永远是规规矩矩的好地方。
就是只去那些饭店、戏院，当时“三不管”里那种繁华景象，也是令我们这些孩子们瞠目了。大街上那么多的人，那才是人山人海，车子在人海里穿行，你真担心会有走不动的地方。坐在车上，越过黑压压的人群，街道两边真是数不清的字号，字号门脸下边，就是一排一排的小吃摊。当然，再里面的情形，我们就看不到了。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自己去过的地方虽然也在“三不管”界内，但一切地道的“三不管”货色，却并不在这里。要想看真正的“三不管”，你还必须走过大街，真正到了里面，也就是到了“三不管”地界内，你才能找到“三不管”。只是，在那里面，人们就不这么斯文了，在大街上，还是穿长衫的人多，而到了里面，穿长衫的就不多了，那是一个穿短衣裤人的世界，就是穿上长衫，也不会得到任何特殊待遇，到了里面，大家就一律平等了。
但是，就是在大街上，你已经能看到“三不管”的一些特色了。当然，第一就是人多。再一个最突出的特点，就是穿短衣裤的人走在路上都理直气壮，他们再不像我们在一般地方看到的景象那样，穿短衣裤的人在穿长衫的人面前，必得规规矩矩。就说我们每天上学吧，学生们走在路上，那些做小生意的人、拉车的人和做粗活的人，就要规规矩矩地给学生们让路。其实学生们也是规规矩矩的，也没有盛气凌人，但人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份地位，谁也不能乱了方寸。只是，到了“三不管”，大家就平等了，穿短衣裤的人，再也不必给什么人让路了，马路是大家的，谁都有权利走。而且，在“三不管”，许多穿短衣裤的人，走在路上，还横冲直撞，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看着就让人有点害怕。
再一个特点，到了这里，能够看到许多妖艳的女子，这些人，在许多地方是看不到的，或者说天津有许多地方是不许这类人出出进进的。但是，在这里，她们却公开出入，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卖弄自己的*。那时候，我对这类人的印象就很深，记得她们头上都戴着一大朵鲜花，在大街上走来走去。
等到上了中学，几个小伙伴凑到一起，说起“三不管”，人人都有一种神秘感。因为从小就听家长说那里是一个可怕的地方，所以长大之后，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到那里去看一看。于是大家约好，定了一个时间，便成群结伙地到“三不管”去了。走进“三不管”一看，倒也没看见什么可怕的事，而且人们对于这几个学生到“三不管”来，一点也不注意，只管由我们各处走走看看，根本就没有人把我们当做是一回事。这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是家长把我们骗了，这里并不像家长们平日说得那样可怕。
走着走着，胆子也就越来越大了，看见人多的地方，也就凑过去要看看。记得那次最大的惊喜，是看见了双头人的表演。一个大圈儿，四周用布围上，入口处有一个女人在大声地吆喝：“看双头人啦!”再看那布围墙上，还画着一幅美女图，长着两颗人头。这是一定要看一看的，收费也不贵，也就是相当于一根油条的价钱吧。几个小同学一商量，大家就一起进去了。果然见布围墙里坐着一个长着两颗人头的女孩子，旁边坐着一个女人，坐在旁边的女人就向坐在中央的双头女孩问道：“你几岁了?”回答说是16岁了；然后又问：“你吃什么?”回答说是牛奶面包；接着又问了一些无聊的事，随着人流，我们也就出来了。走出布围墙来，大家才惊呼是上了鬼当。世上怎么会有一个人长两颗人头的事呢?于是几个同学便一起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是一对双胞胎姐妹，但她们两个人被人用一种什么办法绑在了一起。若不，为什么只让她坐着呢?如果是双头人，让她走几圈，岂不是更叫座吗?假的，完全是假的。我们当即还在大街上做了一个实验，两个同学站在一起，后面的一位同学脑袋伸过来，把下巴架在前一个同学的肩上，果然也是一个双头人。明白了，这就是“三不管”的街头艺术，什么天下奇怪的事全有。后来，笔者在一部小说中对此做过描绘。这里面不仅有双头人，还有美人鱼，就是一个光着上身的女人，躺在一个大玻璃水缸里，自然这种表演涉嫌*，我们没有看见过。但是吃草的、吃玻璃的、吃帽子的，我却全都见过，不过这些表演，那是一点也不能做假的，因为我亲眼看见那些人是把一顶帽子一口一口地吃下肚里去的，你说那能假得了吗?
看过假的之后，自然就要看一看真的了，什么是真的呢?“三不管”里真的可就太多了。这里有打弹弓的，那绝对是真的了，一只泥球抛到空中，拉直弹弓，把弹子打出去，正好把空中的球打得粉粉碎，这里面是一点也不能掺假的。再有吞铁球，把一对铁球吞进胃里，走一步，还听见铁球在胃里叮当做声，再把铁球吐出来，铁球上带着鲜血；谁敢说是假的，他就让你也吞吞看。还有更不忍目睹的，就是吞宝剑了，一把三尺剑，放在嘴里，眼看着一点一点地吞到肚里去，那情景，没有点胆量的人是不敢看的。我们这些小弟兄，也是看着看着就闭上了眼睛。既然看不下去，为什么不走开呢?“三不管”的规矩，你既来了，就必须看完，半路上走开，他说你破了他的风水，说不好，他会给你点颜色看看的。
这里自然又要说到天津人的一点规矩，那就是明明看着没有多大意思，但也要看完。凡是做艺的人，都要在开始表演之前，先说一套开场白，在这开场白里，他先说自己的来历，然后再说几句客套话，说完这些之后，他就要使栓马桩了。这时他就要向围观的人们说道：“做我们这行的人，不恼别的，我们就恼一种人。这种人早也不走，晚也不走，到了我们练完了，一腔子力气卖在了这里，他转身一走，不光是不给我们钱，还将花钱的爷们儿带走了。我们将这种人好有一比，比作什么?这种人就好比是往我们的饭碗里扔了一把沙土，简直是缺了德了。”有他们这样一说，你说看热闹的人还有谁敢走呢?
就这样，无论好看不好看，我们都得一处一处地看着，看过了这些表演之后，我们又往里面走，就到了演唱的地界了。这里自然也是一个人圈儿又一个人圈儿地围着，只在中间多了几条板凳，也就是中间坐着一层人，再外面才是立着看的。这里面有说书的，有唱大鼓的，也有唱曲艺的，自然还有说相声的。记得就是在那一次，我们挤到了说相声的圈子里。正好是两个艺人说一个什么段子，说着说着，就有一个人学起了老太太瘪嘴的样子，过了一会儿，另一个艺人又学起了瞎子的样子，再后来又学起了种种残疾人的神态来了。当然围看的市民们开怀哈哈大笑，然而我们这些学生，却觉得很下流。但是，我们还是礼貌地给了钱，艺人们也向我们致过谢，大家就算是够意思了。只是过了多年之后，我在电视台的节目中，却又看到一位艺术家也在表演老太太唱歌，那神态、那风采，和我小时候在“三不管”看见的那种下流表演一模一样。后来，又在一个电视节目中看到这位艺术家在表演瞎子拉二胡，其情其景，又让我想起了昔日天津的“三不管”。真是万万没有想到，那时候“三不管”的下流表演，今天居然堂堂正正地上了电视台的节目。
“三不管”的游乐场所，确实是鱼目混珠、泥沙俱下的，其中绝大多数是低级趣味，但是，也出了不少艺术人才，有许多后来很有名气的艺术家，都曾经在“三不管”表演过。
“三不管”也有“三不管”的规矩，就是在我们几个学生东游西逛的时候，走到一个书场门前，才要往里走，这时立即就过来一个人，一伸手，就把我们几个人拦住了：“学生们留步，还是到别处看看去吧。”这大概就是中国式的少儿不宜了。只是，那时候人们不知道什么叫作少儿不宜，这类地方门外都有一个人看管着，遇有学生要进来的时候，伸手拦一下，免得被学生家长找上门来，说不好就砸了饭碗儿。
见识“三不管”的下等妓院，那是后来的事了。当时似乎是要去一个什么地方，有几条路可以走，只是时间实在是等不及了，无奈只好穿过一条叫作赵家窑的小胡同。自然，有的人胆小，说那地方是不能去的，可也有的人胆子就大，说咱们几个学生怕他个什么?*们总不会把几个中学生拉进去的。于是几个人壮着胆子就向赵家窑走去了，及至到了赵家窑，大家这才大吃一惊。小胡同很短，最多也就是二百米，但是很狭窄，把胳膊伸出来，手就能摸到对面的墙壁，*们就站在自己的院门口，身子倚着门槛。我们亲眼看着行人是如何被*们拉进到门里去的，也有的*拉不到人，就只倚墙站着，嘴里不停地向过路的人说着：“进来坐会儿。”看见我们几个学生，她们自然什么话也不说，抬一下手，就放我们过去了。可是就在我们前面，我看见一个男人被*把帽子抢走了，那个男人喊着要帽子，可是又不敢进去，就站在门外冲着里面喊叫，逗得满街的人哈哈大笑。
解放以后，进到旧日妓院的院子里，那就是为了别的事了。当然旧日的*们早就没有了，而新搬来的居民们，一说起自己的住处原来是那种地方，就表现出一种极大的厌恶。
从表面上说，“三不管”也就是这个样子了，再说到深处，那就是黑社会势力了。这里面有清门、洪门，也就是青、红帮，再有就是各种各样的地痞流氓，当时，无论是卖艺还是卖身，全要受那些人的欺压，真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地方。
好汉一条跳油锅
旧天津的“三不管”是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各种各样的恶势力，也自然都要在这里汇集，所以“三不管”历来就是一个由恶势力把持的地方。
1900年之前，“三不管”这块地方还被人们称为南市大街，那时天津卫那些靠耍胳膊根儿吃饭的人，都要到南市大街来认门子、拜老头子。一个人如果一朝觉得自己可以入道了，就要选定一个日子，到南市大街来“开逛”。怎么叫作是“开逛”?“开逛”有“开逛”的规矩，“开逛”的人要身穿黑布长褂，敞着怀，里面穿白布褂，脚上穿绣花鞋；穿戴齐整之后，这个人就只管在南市大街上走。走也有许多规矩，不许东瞧西望，不许和任何人说话，只许逛，而且要挺胸直背，要有十足的精气神，走路的步子也要有板有眼，总之要让人看着像是一个无赖。
这样，走过来，走过去，走了一阵时间，有人看这个人有点意思了，就向老头子们报告去了，说是街上有一个人在“开逛”，还有几分神采，可以往门里领。这时老头子就出来了，出来了也不理他，只在这个人的身上挑错，挑出错来，冲着这个“开逛”的人就是一口唾沫，然后再过去把他好一顿臭骂，譬如走路的姿势不对了呀，看人的眼神儿不对了呀，没有找不出毛病来的。这时候，这个“开逛”的人要洗耳恭听，还要把一双绣花鞋脱下来，拿在手里，直到老头子走开了，自己才能穿上，回身就走。等再修练几个月，再来“开逛”，那个骂你的老头子，就收下你了。
所以，在“三不管”，青皮混混们盘道，总要问一问，什么时候“开逛”?类似今天问什么时候大学毕业，哪一届的学生?早一天“开逛”，早一天进山门，资历就老一天，身份是不一样的。
进了山门，拜了老头子，从此就算是门里的人了，用天津人的话说，就是开始跟着惹惹了。惹惹什么呢?也就是打群架，称霸乡里而已。参加过几场格斗，有了功劳，再有了自己的势力，这时候，就开始独霸一方了。有些老头子们不出面的事，就由这些小老大们出面了。出面有什么好处?出面自然有出面的便宜，久而久之，他就可能成为一个人物。天津“三不管”里有一个团头，人称陈三儿，手下有一帮乞丐，他就靠这帮乞丐养活，每一个乞丐都要按日给他交份子钱。譬如说一天五角钱吧，“三不管”里这么多的乞丐，他一天有多少收入，也就可想而知了。有了这些收入，他在饭店里包着房间，在班子里包着姐儿，吃喝玩乐，无所不为，已经是一个大财主了。就是这样，陈三儿也不老实，他不光是吃份子钱，自己也按时上街。他上街时也穿着乞丐般的衣服，但他不向人们乞讨，他腰里挂着一个小铁喇叭，走到一家门脸儿，他就吹一声喇叭，这时里面的伙计立即就要送出一角钱来，还要客客气气地说一声：“陈爷，里面用茶。”他自然不会进去，他就说一声：“改日吧，我这儿正忙着哪。”然后就走了。如果他到了你门口吹了一声喇叭，你没有出来理他，他立即就吹第二声，如果等到他吹第三声，这时，你再出来人，他也不走了。不走做什么?他拿出一条绳儿来，要在你门外上吊，他说他在“三不管”混了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人这样不给他面子，他没脸活了。你说该如何办吧?这时你就是拿出一百二百元来，也休想了结这桩官司了。
“三不管”里的青皮混混，除了吃丐帮之外，其他所有的江湖行业，也没有他们不吃的地方；而“三不管”里的江湖生意，也就是养活这些人的。在一部写于清代中期的关于天津社会的笔记里，曾记载着吃赌场的无赖们是如何为自己争到一份例银的。这部笔记中写道：“市中无赖少年，往往于赌博场索规例钱，诸博徒亦乐应之。然其始得，也颇不容易。每见有醉人，上不衣、下不裤，只以尺布敝*，昂然而至。一入局中，使肆口谩骂，博徒群起，各执白木棍痛打之。然打者自打，骂者自骂，到体无完肤，气息仅属，犹喃喃骂不绝口。于是群叹曰：好汉好汉。以童便饮之，又以温水涤其血污，负以归，开局者，自此月有规例矣。”
这种事情，笔者小时候也曾经听人说过，许多旧日赌场好汉说起此事，也都是听说过，但没有亲见过的，想来这必定是很早以前的事了。维新以来，赌博场里都有了官方势力，这种“耍光棍儿”的做法，也就没人怕了。但是，笔者倒听过一位老在赌博场里混生活的人说过他的亲见，他说有那种输到后来一文不名，而又不肯认输的人，到最后就在赌博场“耍光棍儿”。这种“耍光棍儿”的做法，就是把自己的手指剁下一小节来做赌注，押在赌局上。而且这种剁手指的方法，是有讲究的，不能多剁，剁多了，人家说你是输急了眼，想吓唬人，人家不和你玩。剁少了，人家说你没有那份能耐，硬充好汉，也会有人出来把你乱棍打走。要剁得极有板眼，不多不少，就只是食指的一小节，而且剁下来之后，要面不更色地摆好，这摆法也有讲究，要血口冲着自己，指尖冲着赌东，表示只要是你赢了，就只管拿走。这时赌东也要面不更色，一点也不能被他吓住，他仍然开他的赌。如果赌东赢了，这个剁手指的人，一声不吭地要给人家滚蛋。如果是剁手指的人赢了，人家也不赔你手指，这时候就会有人走过来，把这个剁手指的人请到后面去。先上药，然后摆上酒席，说：“好样的，不就是输了几个钱吗?想要回去，那是不可能了，从今之后，就按月领一份例银吧。”
也许有人会说，青皮混混们不就是一个“耍光棍儿”吗，真若是咬紧牙关吃一次皮肉之苦，从此就有了一生的吃喝，那也不算亏。但是，事情绝不像想象的那么容易，你吃了一次皮肉之苦，从此按月到这里来拿一份例银，说起来实在也太便宜了。你既然拿人家的例银，人家有了事，你就要给人家出力气。出什么力气呢?平日也不会找你，只有在出了大事的时候，也就是到了不找你不行的时候，人家才会找到你的头上。什么时候非找你不可呢?就是抽死签的时候。比如又出来一条好汉，要把这家赌场抢过去，这家的主子又不肯让，于是双方就要定下一个日子，铺钉板，架油锅，双方一个对一个地上。你吃了人家的例银，这就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了，到时候你得给人家去卖命，抽到你什么签，你得给人家顶什么差。抽到你是走钉板，到了时候，你就得给人家光着脚在钉板上走一趟；抽到你是跳油锅，到时候你就得好汉一条往下跳。不去行不行?不就是拿了你这些年的例银吗，还你还不行吗?不行，到这时候你不顶用，就有人出来会收拾你。既然是吃这碗饭的，你就应该知道会有这一天，没有这份胆量，你当初压根儿就不该来。
这就是“三不管”的英雄好汉。“三不管”里的青皮混混，吃这行饭也不容易，到时候要给人家卖命。他们知道自己最后不会有好下场，所以活着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好好活着，能作恶就作恶，能得便宜，就得便宜，免得到了时候后悔莫及。所以，有了这些无赖，你想想，“三不管”里的日子能平安得了吗?
以上说的这些，还全是小混混，“三不管”最大的混混，到了解放前，只剩了两家，一家是青帮，一家是洪帮。两家是三年一小打、五年一大打，平日那更是见了面就动手，扰得“三不管”里无宁日。人们一看见两派人要交手了，立即行人跑开，商号关门，谁也不敢看热闹，因为他们双方只要一交手，那是不见鲜血不算完的。
那么，大打又是怎么样的一个局面呢?笔者年少，未得亲见，据一位见识过那种场面的人对笔者说，那才真是壮观呢。早在交手之前，双方的人就出来到各家商号下“知会”，也就是告诉一个信儿：某年某月某日我们要在这里闹事，请你老到那天把门板上好，无论外面什么动静，也不要张望。就是半天时间，下晌收事，我们会把你老门前清出来，第二天你老照常开张，耽误一天的生意。
到了那一天，各个商家谁也不敢开门，也没有人到“三不管”来闲逛，大街上不见一个人影儿，冷冷清清，果然是要出大事的样子。到了约定的时间，双方的人上来了，那才叫人山人海，双方有多少人，就出来多少人，遇到一起，一声“打”，立即就棍棒飞舞起来了，这时候，就只听见街上飞沙走石，喊声震天，直打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而商家呢?知道没有他们的事，就家家关上门打麻将牌，一直到下午，听着外面没有声音了，这时候你也别开门，因为这时候双方正出来人给你老打扫门口呢，把墙上的血污擦掉，把斗殴的迹象涂掉，把损坏的东西换上。直到晚上，双方的人又出来了，到各家去“道场”：打扰了，明天你老照常开门吧，五年之内不会有事了。至于他们这次为什么打?他们打了一天打出了什么结果，你全不要问，就是你问，也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因为讨价还价的事，动手打架的人是不知道的。打人的，挨打的，以至于丢命的，全都不知道是为了什么。而真正知道原因的，也不出来动手打。打完了，双方各自请自己的弟兄吃一次馆子，算是得胜犒赏，双方全说是自己胜了。别的好处，就没有下边人的事了。该在哪里吃例银的，你还在哪里吃你的例银，五年之内，不会有人再找你的。
宰你没商量
笔者对天津地域文化，一知半解，从来不敢以天津通的身份做什么研究，只是就所见所闻，做一些记述，读者诸君或可从笔者的文字中，对天津有一些表层的了解。
天津人被人们看得如此精明，谁也休想骗天津人，为什么?就是因为天津人见识过的坑蒙拐骗实在是太多了，天津人好歹把见过的坑蒙拐骗用上一点，就能让不少的人上点当，但是天津人不做亏心事，坑蒙拐骗的事见过，但是自己绝对不做，这就是正人君子。
随着年龄一天一天地长大，胆子也就一天一天地更大了。于是渐渐地，笔者就开始自己逛“三不管”了，而且越逛见识越多，越逛也就对“三不管”越发生兴趣，觉得“三不管”这个地方的生活状况，实在体现着天津人不少的性格特点。
以笔者自己在“三不管”的见闻，笔者以为“三不管”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一个骗字。可以说，在“三不管”，没有人不在骗，也没有人不在受骗，天津人就是从小被骗着长大的，所以谁再想骗天津人，也就不那么容易了。
在“三不管”，除了正式商店里的东西之外，凡是地上摆的东西，没有不是假的。就说卖的布头儿吧，全都是小块的布头儿，说是大布店里剩下的零头儿，东西和大商店里的一样，价钱却要比大商店里的便宜；但我亲眼看到过卖布头儿的人把成匹的布撕碎了卖，谁相信他说的话，那才是上鬼当呢。再说卖鞋的，拿着一双皮鞋，说是才从鞋店里买出来的，穿着不合脚，人家不给换，好歹给个价钱就卖。但是，只要你买了，你就上当了，连三天也过不去，保证鞋底儿就透天了。
在“三不管”里的第一大骗，应该说是卖野药的生意了。但是那时候“三不管”里卖野药的人，还不同于今天做假药的人那样缺德。他们大多有自己的固定摊位，虽说是野药吧，但至少不会把人治死。
笔者那时候逛“三不管”，最爱看的地方，第一是相面算卦的摊摊，第二就是卖野药的地方。这些卖野药的地方，常常是围着好多好多的人，卖野药的，常常就是现场制药。他们一面制药，一面向围观的人吹嘘这种药非凡的药力。当然也有事先配好了成药，到了“三不管”只向人们卖药的。这里面自然全是一些特殊的药了。笔者记得那时候看到过一个卖野药的，他向人们说世上最难治的病，就是疯狗咬伤的病，这种病叫作狂犬病，也叫做怕风病。一个人被狗咬了，怎么就知道那只咬他的狗是不是疯的呢?那好办，这时你只要拿来一把扇子扇他一下，就知道了。如果病人怕风，那就是被疯狗咬了，如果病人不怕风，那就是没事。如果被疯狗咬了，那又该怎么办呢?那就要买他一服药。这种药的配方，后来我在一本书里还真看到了，这里也不妨记下来，请医学专家看看有没有道理呢?这种药的配方，就是：“真纹党二钱、羌活三钱、独活三钱、柴胡三钱，枳壳二钱、桔梗二钱、甘草二钱、茯苓二钱，川芎二钱，生地榆二钱，生姜三钱，紫竹根一大把，用水熬制，服下后，七日见效。”你说说，这到底是一种什么药呢?
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不会有人上这种鬼当，天津人就是有这么点毛病，有了病不信医生，专信野药偏方。笔者在一部小说中写过，这叫除了真话之外，什么话全信。“三不管”里卖野药的，生意非常好。无论什么邪乎药，全有人买。什么专治小孩夜哭呀，什么专治男女不育呀，更为有趣的是，笔者还看到过一位卖野药的，他说，如果苍蝇钻到鼻孔里面去了，你只要把他的药擦在鼻子下边儿，立即，那只钻到你鼻孔里的苍蝇就出来了。果然有许多人就上来买，就算其中有人打托吧，可是真买的人，也还是有的。
如果说卖野药是一种固定的生意的话，那么还有一种不固定的生意，黑话叫作是“闯啃的”，如今这个说法已经听不到了，但是这种生意还有人做。怎么就叫“闯啃的”呢，举一个例子说，一个人走在路上，看见有几个人在那里嘀嘀咕咕地不知在说什么，凑过去一看，原来是几个人正在为买一样东西讨价还价。卖东西的人，自然是农民模样，老老实实，也不会说话，看样子也是头一次到“三不管”来，说自己本来是带着一件贵重的东西来看一个亲戚的，但是，在天津被人把钱骗了，回家的盘缠钱都没有了。无可奈何，只好把这件舍不得出手的东西拿出来卖。是行家，看着好，就给个好价钱，算是几位爷捡了便宜了。什么值钱的东西呢?一看，人参，而且是真正长白山的人参，上边还有永康参局的大图章，装在一个大玻璃盒里，盒里还铺着红绸子，有印花票，还有年月日，明明就是真货。问是多少钱，那几个人一把推开这个人，说人家几个已经买定了，休想到这里来拾便宜。如果这个人不肯走，也就参加到讨价还价的队伍里来了。而原来的那些人自然是不肯轻易让他买走的，于是这个人就费尽唇舌地央求大家把这根人参让给他。好不容易把原来的人说通了，半路上又挤进来一个人，也一定要买，于是这个人只好匆匆地取出钱来，几乎是从卖人参的人手里把人参抢了过来，然后才洋洋得意地走了。
人之常情，凡是买到便宜东西的人，都要立即找人鉴定，于是这个人就走进附近的一家药店，请里面的人鉴定。药店里的人一看，告诉他上当了，这哪里是人参呀?这是老香菜根。待到这个人匆匆从药店里跑出来，再去找那个卖人参的人的时候，早就没有影子了，谁让你自投罗网的呢。
所以，自古以来，上当的，全是贪小便宜的人，不想贪便宜的人，就绝对不会上当。这种“闯啃的”，近来又冒出来了，笔者就遇到过好多次。一次就是在我家楼下的菜市场里，一个模样很老实的人走过来问我：“有一件好东西，老同志看一看吗?”我一扬手，就把这个人挡住了，这个人什么话也没有再说，就自己走开了。为什么我就连看也不看一眼呢?因为这类事，我经过得太多了。可是有的人就缺少这种心理准备，一位朋友从一个来历不明的人手里买到一件文物，是一尊佛像，是北魏时期的文物，上面还有火漆印，说是从文物公司里搞出来的。怎么搞出来的呢?自然就不便问了，给个钱就卖。我的这位朋友当即就掏出了50元，卖东西的人不肯卖，后来又加了10元，才算把这件宝物抢到手。抢到手之后，他立即就赶到了我家，我一看就笑了。我也没有向他介绍如何鉴别文物的知识，只是从书架上取下来同样的一件佛像，然后告诉他说，我这件佛像是从一家工艺品商店里买出来的，只一元钱。我问那位朋友，你怎么会上这个当呢?他回答我说，你简直无法想象那个卖东西的人看上去是多么老实了，老实得连话都不会说。我当时就对他说，你倒霉去吧，做这种活的人，老年间“三不管”有的是，这不过是新一代“闯啃的”又出来了。
前不久还有一位朋友遇到一件倒霉事，他在市场上看见卖台灯的，过去想看一看，谁料才一伸手，上面的台灯就掉下来了，哗啦啦，摔了个粉碎。立即，主家就出来要他赔偿，开口就是200元，我的这位朋友还和他辩理，说是他一点也没有挨着那个台灯。但是，无论你如何说，也没有用，怎么你没过来的时候，就掉不下来呢?老老实实地赔钱吧。费了好多口舌，最后是120元了事。
“你说倒霉不倒霉?”我的这位朋友向我说道。
我说你一点也不倒霉，谁让你过去看呢?知道这是什么行当吗?在老“三不管”，这叫“碰瓷”。看你老实，就要敲你一杠子，现在叫作宰你一刀。那东西本来就是故意摆在上边的，莫说是你还摸了一下，就是你吹一口气，那东西也要掉下来的。这还算便宜，真正碰瓷厉害的，就是你不过去，也要找到你头上来碰你的瓷。有一则笔记里记着这么一件事，一个人在“三不管”里逛，迎面走过来一个穿军装的人，手里提着一只瓶子，一不小心，那只瓶子就在你身上碰了一下，随之，瓶子就碎了。赔!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吗，这是我给老娘配的药，老娘病了三个月了，好不容易配好这服药，这是救命的药。多少钱?没价儿，牛黄五两，狗宝一个，人参鹿茸无数，最难寻的是药引子，原配的蜘蛛一对，你就赔吧。要是真遇到这种事，怎么办呢?别慌，不就是赔钱吗?好说，如果说给几个钱就把事情“了”了，我身上的钱全归他，如果说我身上这两毛钱不够，让他跟我走，就说这附近有我一个朋友，无论多少钱，那里都借得出来。好，我在前面走，他跟在我后面。走到十字路口，见到警察，我就大声地向他打个招呼：“老四，身上带着钱了吗?我这遇见点麻烦事，一会儿我就还你。”这时候，我再回头看，那个跟在身后的人，早就跑得没有影儿了。
怎么他就不要我赔他钱了呢?因为他看见我管警察叫“老四”了。其实他不知道，等到他跑了之后，那个警察走过来问我为什么叫他“老四”的时候，我还要向警察致歉说是刚才遇见了坏人，无可奈何只得求他帮助了呢。
这一手，你会不会?到了天津，有人跟你碰瓷，你就这么对付他。
平民文化的另类生活
小洋楼文化是天津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小洋楼是昔日天津一个重要的居民社区。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已经被视为是两个城市最重要的标志。
时过多少年，小洋楼还在，但是已经破败不堪了，小洋楼里的天津人也已经不是昔日小洋楼的主人了。如今，笔者也常常要到昔日的小洋楼里去拜见什么人的，还没有走进昔日的小洋楼，就能听见新一代小洋楼主人们老老少少地在说话，“这你妈”，“那你妈”已是脱口而出。回忆儿时，住在小洋楼里，几十年都没有听见过一句粗话，就是到这里来做工的人，不管他们在外面是怎样说话的，只要到了这里，谁也不敢说粗话，因为这里不是说粗话的地方。
所谓小洋楼，就是天津旧租界地里的花园住宅。天津的洋式建筑，出现在鸦片战争之后，由于外国势力的侵入，洋人开始在天津营造他们的新殖民地，于是他们也就开始为自己建筑房屋了。最先出现的洋式建筑，是英租界的洋行大楼，随之又出现了法租界的望海楼教堂。后来天津闹教案，起事的民众烧了望海楼，清**，除了在原来望海楼的旧址又建起了新的望海楼之外，还*了起事的天津民众，而且，新望海楼比旧望海楼还要高出三丈，直到今天也还是天津的一个景点。随着外国资本的日渐入侵，洋人还在天津建起了银行、洋行，还有许多洋式的大饭店，这其中著名的有戈登堂，有利顺德大饭店，以及曾做过德国领事馆的德国俱乐部，还有后来的开滦大楼，以及惠中饭店、渤海大楼等等等等。至此，天津已经成了一个高楼大厦林立的城市了。
就在洋人们建筑高楼大厦的时候，他们也忙着建筑花园住宅，这些花园住宅后来就被人们称为是小洋楼。这些小洋楼主要分布在海河两岸，其中以英租界、意租界、德租界、法租界为最有特点。英租界里的小洋楼多是英国田园式建筑，很大很大的一片草地，草地深处才是一幢小楼，楼也不高，就是两层，尖尖的红屋顶，很大的晒台，看着就像是一幅西洋油画。除了这些田园式的花园住宅之外，旧英租界里也有许多一般建筑，这些建筑没有太大的庭院，但里面的住房却很舒服；这类住房多在三层到四层之间，居室、起居间、浴室，一切都和英国本土的建筑一样，关上院门，就和住在英国一样，一点离乡的感觉也没有。
天津最有名的小洋楼，也有一些是后来下野的军阀们建起来的。有名的张园，就是一个张姓军阀的住宅，主楼只有二层，上有尖顶塔楼，下有一个小花园，花园里也是假山、小溪，环境极是优雅。*是一个更大军阀的建筑了，因为这个军阀是吃日本饭的，于是他就在天津建起了一幢日式住宅。房子里是隔扇门，进房就脱鞋，院里有地灯、石路；围墙和门楼朴实无华，显示出一个“静”字。后来末代皇帝就住在这里，而且还从这里被日本军人接到了东北，从此开始做他的********去了。
小洋楼里的第一代居民，自然全都是有治外法权的外国人，他们不是侨民，他们是殖民地开发者，他们要在中国营造自己的乐园。没有过多少时间，中国吃洋饭的人家，也开始到租界地来，按照洋人的样子，为自己建筑小洋楼了，这些人全都是仰洋人鼻息欺压国人的假洋鬼子。再到后来，一些下野的军阀，为了寻求外国保护，也在租界地置房产，来这里过起了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日子。于是，一天一天，就这样在天津形成了一个小洋楼社区，这个社区的主要成员，大多是仰仗西方势力和接受西方文化的中国人，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老天津人。
后来，我也问过我的长辈，我们祖辈上也是开洋行的，还是一个有点名气的买办，为什么我们家没有在租界地买房产呢?我的先辈就对我说，尽管家里开洋行，也算是吃洋饭吧，可是从根本上说，到底我们是老门老户，还不能离开天津城，也就是从文化上还离不开这个根。天津老租界地里的中国人，大多是外地人，他们到天津来，与其在天津老城里置产，还不如索性就到租界地去置产；与其建一套老房子，还不如就建一幢小洋楼。这样，所谓的天津小洋楼文化，从根本上说，还是外来文化和江南文化的变异，真正的天津味儿，在这里是没有市场的。
尽管最初的小洋楼社区里没有多少真正的天津人，但是天津人却和小洋楼文化有着极密切的关系。因为光是外国人，光是外来户，他们是不可能独享一种文化的，小洋楼既然创造了一种文化，它就必须吸引本地人来共享这种文化。把话说得明白一点吧，就是小洋楼里既然有了开心好玩的地方，它就得吸引本地的爷们儿来这里花钱，也就是共享文化。
来老租界地分享小洋楼文化的人，自然全都是天津有钱人家的公子哥儿们。我家的几个叔叔，其中也包括我的先父大人，就是以在租界地花钱为能事的。那时候，我的祖父骂他们是“造孽”，可见，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强大的一面。这种强大，就是一旦它吸引住了一些人，你就没有办法再把他拉回来。这就是我的祖父所说的那样：真是中了邪魔了。
小洋楼文化的根本内容，就是西方生活方式和西方价值观念。天津也有日租界，但是日本的固有生活方式，对于中国人的吸引力不大，而日本人在全盘西化的道路上，那是比中国人要彻底得多的。所以，尽管日租界里住着日本人，但是天津的小洋楼文化并不包括东方文化，小洋楼文化是彻底的西方文化。
我的叔叔们是如何到小洋楼社区里来分享文化的呢?这里没有办法说得太清楚，最普遍的文化，也就是跳舞了吧。这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那已经是大逆不道了。传统的中国文化，是一种向人们提供欣赏的文化，是没有*性的；而跳舞作为一种文化，它却使接受这种文化的人，跳出欣赏的位置，而变为参与，这样就对固有的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冲击。年轻人们，再不愿意像他们的前辈那样只坐在戏园里欣赏艺术家们的表演了，他们要参与一种艺术，要自己成为表演者，要亲身体味艺术的快乐。这一下，老人就说他们学坏了，我的几个叔叔被祖父辈的人叫做“狗食”，动不动就要把他们臭骂一顿，在老辈人的眼里，这些人是已经堕落了。
小洋楼文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健康的和病态的、有益的和有害的，全都混杂在一起，它使你在接受的同时，就失去了抵制的能力。穿西装、吃西餐、看电影、进舞厅，就在你接受西方文化的同时，你也同时接受了这种文化带给人的躁动。无法抵制这种躁动，年轻人就难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西方人把一个人的躁动和出轨，看得并不十分可怕，他们觉得年轻人就是做了什么不轨的事，只要他们在做事业时仍有饱满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就仍然是一个好青年。但我的先辈们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一个人进入舞厅，就已经是大逆不道，如果再由舞厅进到什么*的去处，从此你就休想再得到他的原谅了。这时就算是你仍然有饱满的精力和坚强的意志，他也是什么事情也不让你做了。因为，在他的眼里，你已经是“狗食”了，不可重用了。
幸亏，还有一个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当老人们终于到了要从生活舞台上退出的时候，下一代无论是成器还是不成器，总要走到生活舞台上来，做生活的主人。这时候，我的那些被老辈人看做是孽障的几个叔叔，一个一个全都有了自己的事业；也就是说，他们一个个地全都找到了自己的生活位置。换成一个时髦语言，也就是全都实现了自我价值，就是其中做过什么荒唐事的人，也没有就真像老辈人说的那样，地地道道地就做了“狗食”。所以，小洋楼文化有自己造就人的轨迹，以传统文化造就出来的那些人，大多在新的生活竞争中成了失败者，而正是小洋楼文化熏陶出来的一些新人，却有人做了新生活的主人。
笔者住进老租界地，是在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时候。那时候，天津已经没有租界地了，从名义上说，原来的租界地已经由中国政府接收下来了，所以租界地里的什么工部局，已经不存在了。那时候，“九一八”事变已经发生，许多外国人看到中国的政局动荡，就开始迁出中国了，于是租界地里的房价一落千丈，一些一直想住进老租界地，而又不是显贵的中产阶级人家，就开始移居老租界地了。也就是在这时候，我的一个叔叔，在老租界地买了一套房子，最先他是想请老祖父、老祖母一起迁到小洋楼社区里去住的，但是老人们不肯离开他们的老窝，于是就只让我们这些小弟兄们迁过去住了。
住进小洋楼之后，果然感觉就不一样了。小洋楼里的世界不算大，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就说我们几个小弟兄吧，无论怎样在房里造反，楼上的父辈也听不见，再也不像过去住在城里老院子里的时候那样，小弟兄们动一动，老爷爷老奶奶们就全都听得见看得见，事事都有他们干涉。这时，我才发现了小洋楼和四合院的根本区别。四合院里正房的老祖宗只要咳嗽一声，全四合院上上下下一切人等就全要一起随着惊动，四合院永远是最高权威实现权力的地方。而小洋楼一楼是客厅，长辈住在二楼，上了三楼就是小哥儿们的天下了。无论你在房里做什么，楼下的人也不知道。四合院时时提醒你不要忘了自己的地位，而小洋楼却给了你一种平等的感觉，使个人受到尊重，这就是小洋楼文化的根本特点。
住进小洋楼，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那时，我上小学，一切都还无所谓，而哥哥读中学，就进了一所教会学校，一进门就得“SpeakEnglish”，学校里不许说中国话。再说生活方面，那变化就更明显了，早点的煎饼馃子变成了牛奶面包，倒不是追求西方生活方式，而是想吃煎饼馃子，没有地方去买。小洋楼居民区，一条大街，只有一个面包房、一个牛奶房，你还想过老天津卫的生活，人家不侍候你。穿衣方面，父辈们全脱下了长衫马褂，穿上西服，扎上了领带，足蹬皮鞋，手提大皮包，完全是一个新派人物了。待人接物，也发生了大变化，早以先我们见了朋友要双手抱拳作揖，现在则要走过去热烈握手；早以先我们见了上一辈的女性叫婶子大娘，现在要叫伯母阿姨；早以先我们遇见要祈祷上苍的事，要唤老天爷，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有了什么事，就喊上帝；早以先我们骂人时说“臭王八糕子”，现在不同了，现在我们骂人时，只骂他是魔鬼，这真是全盘西化了。
天津的小洋楼文化，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起到了桥梁作用。一方面，小洋楼里的外籍居民们，把他们的文化带进到了中国，并由此对中国的青年一代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西方文化在天津小洋楼先经过了一个消化过程，使它对中国的土壤有了适应性，这样就使外来文化在融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少了一些阻力。文化的殖民地化，毕竟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地化，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地化，可以通过强制手段，只要有坚炮利舰，就可以实现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地化，但任何一个征服者都不可能把他们的文化强加在被征服者的头上。所以，殖民者要把自己的文化植入他的殖民地，就必须先有一个过渡过程，而这个过渡，就是天津的小洋楼文化。
当然，就文化而言，殖民地化的概念还并不同于政治和经济的殖民地化，人类文化总是有相通的地方，而一个强大的民族，又总是能够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的。这样，天津的小洋楼文化，也就成了中国年轻一代向西方文化学习的窗口，它对于西学东渐是有着不可磨灭功勋的。事情也正是如此，从天津的小洋楼里，后来出息了一代学者和艺术家。传统的中国教育，已经不能适应充满变化的世界形势，中国必须要有自己一代能够和世界文化对话的知识分子，说一句时髦语言，那就是必须造就出一代能够被世界文化认同的学者来。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只靠中国固有的教育方式，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
自然，天津的小洋楼文化在造就出了一代被世界文化认同的知识分子的同时，也造就出了一代数典忘祖的洋奴，也就是造就出了一代被中国人厌恶的假洋鬼子。笔者小时是见过这等人的，这种人实在令人讨厌，中国人见了他们讨厌，外国人比中国人还讨厌他们。他们也不是食洋不化，他们对于洋，实在是一知半解，甚至是不知不解，但他们学了一身洋毛病，看不起自己的同胞，以给洋人做奴才为荣，只恨自己没长着黄头发、蓝眼珠，就是这样他们也以为自己不是中国人。小洋楼文化的遭人反感，就是这些假洋鬼子的罪过。
小洋楼社区有清有浊，小洋楼文化有功有过，一切都已经成了过去。过去的小洋楼还留下了一些，但主人早就不在了。如今，一部分小洋楼居民，是分房的时候分到头上的，也有的是“*”时期强占进去的，再有就是换房换到里面来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是不可和旧日小洋楼居民同样看待的。有一次，一位老朋友来看我，两个人一起说起了旧日小洋楼里小伙伴们的下落，其中真是有沉有浮，有的人做了大事业，也有人做了阶下囚，还有人成了名人。至于一些流落国外的人，当时觉得他们已经是走投无路了，可是时过境迁，如今人家又衣锦还乡了。
算了吧，老想这些做什么呀?人别和命争，服了吧，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