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容人物勇敢的词语:天之广 地之厚——全国农民绘画展述评

天之广 地之厚
——全国农民绘画展述评
钱晓鸣 徐红梅《 人民日报 》（ 2010年07月11日   08 版）

《繁忙的火车站》　饶红华（浙江嘉兴秀洲区）

《过大年》　李福爱（陕西安塞）

《春忙时节》　丰爱东（天津）
在中国，“农民”一直是沉甸甸的话题。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村文化成为“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画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日前，由中国文联、中国美协和浙江省委宣传部主办，浙江省文联等单位承办的“全国农民绘画展”在杭州浙江美术馆举行，展示了对“中国农民画”的系统梳理和深度个案研究成果。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农民画发展的第一手资料、十大画乡各阶段的代表性作品，还有约300幅图片、画乡大事记、调研报告、研究论文，再加上10个农民画家的100件代表作、农民画的衍生产品、实物……一一呈现。展览期间，与会专家和来自全国各农民画乡的有关负责人、画家，在农民画乡浙江秀洲进行了现场研讨。对农民画如此大规模的田野调查、实证研究与集中展示，这在我国还是第一次。
20世纪以来中国农民画主要有两个形态：一是农民关心自身的命运、反映自身的生活，利用本土世代传承的技法创作的图画，即“农民画时代”；二是艺术家主动关注农村、农业、农民题材而创作的美术作品，这部分作品往往是作者应时代之约而创作，即“时代画农民”。
观众可以一览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形成的几十个农民画乡：天津杨柳青、陕西户县、浙江秀洲、吉林东丰、重庆綦江、青海湟中、云南腾冲、山东日照……还能一睹中国农民画60年来经历的四个发展阶段：1949至1966年为原生发展期， 1966至1976年为主题辅导期， 1977至2000年为回归再生期， 2001年至今为市场发展期。
各地不同的农民画群落显现出不同的艺术手法，如新疆麦盖提以水粉画为主，云南马关以黑白木刻为主，重庆綦江以粉印版画为主，浙江舟山以丙烯画为主，陕西户县则是各画种都齐备。但又都体现了农民画特点：农民身份、民间元素、乡土气息。
与此同时，中国的造型艺术家们在长期的艺术实践中，以自己创造性的劳动，关注着农村的发展，关心着农民的命运。新中国成立以前，堪称农村题材经典之作的有王悦之的《弃民图》、徐悲鸿的《愚公移山》、蒋兆和的《流民图》等。
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批艺术家纷纷创作反映农村新气象的作品，如潘天寿的《杭县农民争缴农业税》、叶浅予的《中华民族大团结》、吕凤子的《苏州园内新游人》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物画有了突破，以周昌谷的《两个羊羔》、方增先的《粒粒皆辛苦》、黄胄的《洪荒风雪》、杨之光的《雪夜送饭》为代表，被誉为“千百年来，终于能在中国画中看到现实中的人了”。这一突破主要体现在农村题材上。到60年代，又有一批中国画家以新的姿态创作出一批农村题材的作品，如刘文西的《祖孙四代》、郭味蕖的《麦收时节》、钱松岩的《常熟田》、卢沉的《新手》、方增先的《说红书》等。油画创作也出现了一批力作，如朱乃正的《金色的季节》、王文彬的《夯歌》、董希文的《千年土地翻了身》、潘世勋的《我们走在大路上》等。新中国前十年，农村题材的作品完成了从思想转变到技法创新的准备，出了一批好作品。“文革”十年，美术创作普遍存在概念性、脸谱化的问题，但仍有一些堪称优秀的作品，如杨力舟、王迎春的中国画《挖山不止》、陈衍宁的油画《渔港新医》等。
真正使艺术家能自由而发自内心地书写农村题材还是在改革开放以后，以油画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罗中立的《父亲》、周思聪的《人民和总理》、刘大为的《雏鹰》等为起点，艺术家对农民的关注走向深入。80年代中期后，农村改革全面展开，城市改革起步，作品的思想内容上多了思考和批判，创作形式和技法上讲究表现和形式感。油画作品如妥木斯的《垛草的妇女》用版画的效果强化了轮廓线条之美；艾轩的《若尔盖冻土带》以高调环境与深色主体的强烈对比，揭示人物内心的冲突；韦尔申的《吉祥蒙古》以富有形式感的构成体现了三代牧民欣逢盛世的幸福生活。21世纪前后，创作更为自由和多元，中国画创作如王明明的《八月吐鲁番》、田黎明的《雪域净土》等，把光影表现与传统中国画诗意结合，呈现出新的面貌。
新中国60年来，农村题材创作的主线，前30年是时代对农民理想状态的描述，绘画审美基本为现实主义风格；后30年，更多的是思考、追问，创作风格有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等，多元丰富。
中国农民画，无论是出自农民的手笔、还是艺术家的构思，因为其传统的深厚性、运行的特殊性与风格的民族性而独立于中国画坛，自然也独立于世界艺术之林。这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