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网二战时在中国的犹太人:试析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的道路（上）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中财网 时间：2024/04/28 22:28:48
杨奎松先生的近作《“中间地带”的革命》（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系旧作新述，距初版时间（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10月版），间隔已近20年。这20年，对于中共党史学科来说，是从政治的宣教之学向历史的研究之学进行学术转轨的重要时段。今天，中共党史研究已有了巨大分化，史观的开放，史识的通晓，史料的丰富，史源的扩展，与当年都不能同日而语了。但作者仍称：自己的基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并没有改变，原书在基本史实的研究叙述上至今还是站得住脚的。作为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历史学者，旧作在经历了这20年的学术发展之后，依然还能够站得住脚，这实在是令人欣慰和值得自豪的事情。
自从斯大林创建了《联共（布）党史》的著史模式后，就把党史功能定位为灌输意识形态的政治教科书，具有强烈的功利目的。它所要反映的不仅仅是党的事业的成功，更是要强调领袖个人在党内斗争中力挫群雄的胜利，以渲染和表现领袖的光明伟大、英明神武、力挽狂澜为职志。在这类编撰者的笔下，历史被蒙上了意识形态的神学外袍，是单线条发展的，没有偶然，没有侥幸，没有它因……所有的成功，“仅仅是由于一个伟大人物坚持了某种至高无上的理念和原则”。这种情况，中共党史学科也概莫能外。事实上，中共党史上长期形成的许多历史结论及其表述方式，最早出处也都是来自莫斯科的。
中共执政以后，中共党史学科即列为马列主义的政治教育课程之一。虽然从业者达数万人之多，但俱是照本宣科，人云亦云，鹦鹉学舌，不能也提供不出新的知识价值。在“文化大革命”的现代造神运动中，党史成为“两条路线斗争史”，任意涂改编造，为“大树特树”个人权威制造根据，则更是不堪入目了。在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许多党史人物和事件得到澄清，但整个历史的叙述方式并没有跳出旧窠臼，还是支离破碎的。即便是许多皓首穷经的资深党史学者，也不能跳出教科书之外，按照事实本相论道问学。虽然各种版本的党史教科书比比皆是，基本是大同小异，内容甚至标题都是一样的，看过一本就等于是看过全部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生命的悲哀。所以，就学科体系而言，党史的声誉是最差的。在许多人的观念里，党史几乎就是神化和谎言的同义词。
作者是大陆少数最早具有学术自觉性的学者，从该书的写作思路中，就可以看到其不同凡响的问题意识。该书冠以“中间地带”之名，即是以世界大格局的眼光、政治地缘学的角度，从国际因素和国内因素的内外互动关系上，观察和分析中国革命的历史演变路径。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如果没有苏俄向周边国家输出革命的努力，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不能成立的，传统党史上所一再标榜的所谓“独立自主”，则更是无从谈起了。但具体考察起来却殊非易事，在中共的成功道路上，充满了无数的偶然性，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该书初版前言中提出的“中国革命的战略和策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受国际环境支配的”等十几个问题，讲的就是中共革命过程中的十几个悖论。这些悖论及其包含的各种不测的变量，展现了历史偶然性自由翱翔的广阔天地，至今仍有不断深究的意义。这部书的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它比较系统地梳理出了一条认识和理解中国共产革命发生发展过程的新理路。尽管这部书在初版时引起的反响并不尽如人意，但它别开生面的价值却是日久弥新，所以作者仍把它列为自己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如再版序中所言：这是“到目前为止唯一比较系统地反映了我对革命时代中共成长发展经过及其主要原因的看法的一本书”。
近年来，作者史论俱佳的新作迭出不穷，每每更新了人们的历史知识，学界反响强烈，对推动中共党史学向历史学的转型有启发之功。溯其源流，《“中间地带”的革命——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一书中入木三分的问题意识和卓越的历史悟性，应该是最初“打出山门”的开山之作。
当年作者的写作，还主要是依据大陆的资料，所以在史料的运用上不免有逼仄之感。现在的史源开放程度大不一样了。作者在台湾、俄国、美国、日本等地，查阅了有关档案资料，再与大陆这些年不断公布的相关史料对照，国共双方的情况、中苏两党的情况、中国与美日等国的情况，大体上已经能够形成互证的关系，可以让各方“对簿公堂”了。这样，作者积多年的研究功力，再来修订这部旧书，自然不是简单地补充修改，而是学术上的翻新提高，所以也是完全有理由看作是一部学术新作的。
新版把旧作的30多万字扩展到了50多万字，不仅补充了许多细节，持论也更为公允。凡旧作中表述不太清晰，概念术语不太恰当，史实方面不太准确的地方，在新版中都得到了修订，展现了近年来学术研究的新成果。仅举一例，在旧版中讲八路军一一五师的平型关伏击战，歼灭日军数目是一千多人。在新版中，就如实地修订为“打死打伤日军应在四五百人左右”，与八路军的伤亡人数不差上下。
更为重要的是，在旧作的基础上，新版以更为丰富翔实的史料，对中国共产革命的理路脉络的梳理更加清晰了。旧作第二章第三节的内容为北伐前后国共两党的龃龉，标题是“出乎意料之外”，新作改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旧作第四章的内容是抗战时期中共策略变化，标题是“在有意与无意之间”，新版改为“韬光养晦与东山再起”。第五章的最后一节“‘一边倒’的必然性”是新加的，以中国进入“苏联阵营”的大结局，为这场革命划上了句号。其表述的清晰性还反映在新旧版的副标题变化上。旧作的副标题是“中国革命策略在国际背景下的演变”。新作改为“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意思更为明晓。
中共革命的成功之道实在是太复杂了——有揭橥公理的主义之道，有内主外客的轻重之道，有改天换地的逆取之道，有审时度势的攻守之道，有虚虚实实的谋略之道……对于这么大的题目，这么复杂的历史现象，可以说很难能有什么定论，理应是千家注，百家说。杨奎松先生著作中讲述的中共如何走向成功的道路，是在千头万绪中抽丝剥茧，剖玄析微，自成一家之言。笔者不揣浅陋，仅就个人阅读经验，尝试撮其大要，对书中的理路梳理一二。
一、列宁主义的地缘政治学和中国的国民革命
“中间地带”的提出，首见于1946年8月6日毛泽东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他认为：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包括欧、亚、非三洲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内的广阔地带，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征服“中间地带”以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因此，战后国际政治的中心不是美苏间的战争，而首先是美国反动派与世界人民的斗争。各国人民与美国反动派的斗争胜利了，才能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保卫苏联。
毫无疑问，毛泽东的“中间地带”理论是从列宁主义的世界革命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其逻辑前提是“帝国主义就是战争”，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学理上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地缘政治学。用这个理论来观察世界形势，当然是很有问题的。但是，如果从中共与莫斯科长期的附庸关系上来看，这个理论的提出，却是中共开始独立判断战后世界局势的标志。它巧妙地把中国革命的成功与保卫苏联阵营的目标联系起来，提高了中国在世界革命斗争中的实际地位，表现出了中共明确的主体意识，对莫斯科的指令可以择善而从，不再是“孔步亦步，孔趋亦趋”了。
作者借用“中间地带”的概念，则是另有深意的。中国是典型的传统东方国家，社会发展阶段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离马克思设想的社会主义更是相差十万八千里，却在苏俄输出革命的刺激下，发生了一场深刻地影响整个世界乃至人类命运的共产革命。这里面会有什么道理呢？
问题当然要从“帝国主义”说起。在政治学中，“帝国主义”是一个歧义甚多的概念，在一般意义上是与扩张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近代中国饱受列强国家的欺辱，就是这种向落后国家扩张的帝国主义。
列宁赋予了帝国主义新的定义。他认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是“垄断的”、“寄生的和腐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所以是战争的根源，“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在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就不竭余力地推进世界革命，期望这个处于垂死和腐朽阶段的国际资本主义体系迅速崩溃，开创社会主义革命的人类新纪元。为此，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成立了名为“共产国际”的世界共产党组织，按照苏联的暴力革命经验，组织和推动各国激进的革命党人进行暴力革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以建立“世界苏维埃”。
但是，列宁和布尔什维克领袖们向资本主义欧洲各国输出的暴力革命，没有得到具有浓厚的民主传统的欧洲工人阶级的积极响应，毫无例外地都遭到了挫败。对此，这些致力于推行世界革命的领袖们认为，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通过剥削和掠夺殖民地国家获得了大量财富，收买了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模糊了他们的阶级意识，丧失了革命动力。既然殖民地和落后国家对维持帝国主义的生命起到了输血作用，那么，在列宁们的头脑中，支持这些国家实现民族解放的革命运动，切断帝国主义的生命线，也就成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1920年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二大，正式确立了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的方针，以求改变苏俄在国际社会中形单影只的孤立态势。随后，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口号。
苏俄在中国推动的反帝运动并非一呼百应。从国际上看：在美国推动下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以《九国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完整”，“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原则，期望中国“发展并维持一有力而稳定的政府”。巴黎和会留下的中日山东悬案问题也终于得到解决。华盛顿会议所制定的条约，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均势下的保障”。国人对此举是抱有好感的。反倒是苏俄在中国外蒙问题上的利己主义做法，让国人感到了来自北方赤色帝国的侵略意图。事实上，早在苏俄1919年对华宣言中，在谴责沙皇从中国攫取领土时，又主张由这些地方的人民自己决定归属，已是为支持蒙古独立埋下了伏笔。1921年又公然出兵蒙古。
从国内情况看：虽然中国军阀割据，南北对立的局面依然如旧，力弱者主张“联省自治”，力强者主张武力统一，兵戈互兴，但各方各派力量大体比较均衡。如果能够实现和平与统一，作为相互妥协的产物，这未必不是催生民主政治格局的条件。再者，对一般中国人来讲，并不知帝国主义为何物。知识界更认为是不知所云。如胡适就写文章，对每个军阀后面都有一个帝国主义的革命宣传颇有微词，讥讽为海外奇谈。对于苏俄革命，人们也普遍持不屑的态度。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如毛泽东者，也认为这不过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的一个变计”而已。
苏俄和共产国际1920年派代表维经斯基等人赴华宣传俄国革命，通过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模仿俄国布尔什维克成立了共产党组织。这是俄共在远东各国推动共产主义运动的努力和中国少数激进知识分子急于彻底改造社会的愿望相结合的产物。但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理论，在中国一时是应者寥寥。尽管有来自苏俄的经费支持，从1920年到1921年，中共经过一年时间，只征集到了56名成员；从1921年到1922年，从56人只扩大到了197人。依靠这么点人马来推行苏式革命，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侈谈。所以，早期中共党人俱是把中国革命的成功希望寄托在苏俄身上。
苏俄在东方战略的最大成功，是在联络吴佩孚、陈炯明等人不果之后，最后与号称拥有10多万党员的国民党党魁孙中山结成了联盟。孙中山有以革命领袖自居的资望，有强烈的要统一中国的意愿，深信“中国统一必借外力”。他为寻求国际援助，不惜使用各种策略手段，还与日人订立了有损国权的《中日盟约》，允诺出让满蒙利益，但总是四处碰壁，成功无期。孙中山并不看好苏俄的制度和政策，与苏俄的结盟，只是在政治上一再受挫后，为了取得苏俄军事援助，冒险采用的策略手段。可以说是四处碰壁后的“逼上梁山”之路。所以他在联合宣言中，坚持要苏方承认中国不实行共产组织和苏维埃制度。而苏俄只要能在中国掀起反帝运动，也并不在意这个结盟条件。可见，这个联盟看起来，更象是一个国际的革命独行侠和一个国内的革命独行侠的联盟。两者的关系，“本质上仍旧是一种利害关系，其最初相互利用的成份明显大于其观念上的一致性”。
列宁主义从西方向东方的转移，在中国很快形成了轰轰烈烈的国民革命。这一方面是苏俄有“强烈的介入意识和得天独厚的介入条件及其实力”，另一方面是中国有其生长的政治社会土壤。苏俄的强力介入，在中国造就了两个深受列宁主义影响的政治实体，一是苏俄通过共产国际建立了中共，一是孙中山效法俄共改造了国民党。
中共无疑是苏俄输出革命的直接产物，最初生长不能不依赖于俄国人的扶持。既便桀骜不驯如陈独秀者，也是主张“一切均借俄助”。道理很简单，没有俄国人提供经费，中共是无法生存下去的。而且中共成员俱是激进的知识分子，惯于纸上谈兵，并不懂实际的革命运动。即使书斋中的革命，也是很不到位的，充满着向往的热情，缺乏对比、分析的研究功夫。所以，中共的早期活动，从宣传纲领到行动方案，都是在俄国人的指导下。在俄国人的撮合下，中共借壳国民党，几年时间就从百多人的小组织发展为六万余众的全国性政党。在这个扩张过程中，中共不仅接受了苏俄提供的金钱支持，并且学会了一整套革命话语概念和组织动员民众的技术。所以，在国共分裂后，中共还能够开展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暴力革命。当然，这也是在“俄助”下才能进行的革命（该书作者曾做过“俄助”财政的专题研究。参见杨奎松：《共产国际为中共提供财政援助的历史考察》，《党史研究资料》，2004年，1－2期）。
中国推翻帝制的辛亥革命起事在前，却不如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在先。孙中山认为是方法不当，组织松散无力，决心“以俄为师”，以俄共经验改造国民党，把俄共的革命意识形态和集中制的组织模式全盘移植到国民党来，实现“以党建国”、“以党治国”。苏共组织方式显然与欧美民主政党体制大相径庭，国民党中多有欧美知识背景的人，对俄国人没多少好感。但国民党是以孙中山为政治轴心的政党。早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孙就有打手摸宣誓效忠他个人的帮会做法，所以孙中山对接受苏俄的集中制没有多大障碍。在苏俄的大力援助下，国民党采取“容共”政策，接受了“反帝”的口号，建立了黄埔军校，创建了一支有“主义”的党军，一跃成为最有实力的政治军事力量。
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政策，是立足于他的民族复兴立场的。他既要接受苏联援助，又不想开罪列强各国，在反帝的态度上往往首鼠两端。这让苏俄方面很是有些恼火。苏联顾问鲍罗廷曾愤愤地说：“有时我觉得，无论给这头老狼喂多少东西，他还是盯着‘自由民族’，他始终期待着以此来拯救中国。”
孙中山是很讲实际的政治家，只是在他的联俄政策与其他列强国家发生利益冲突之后，才有了激烈的反帝表现。1924年10月平息商团事件后，孙中山才改变过去“外交纯恃内政”的观念，接受了共产国际把中国黑暗落后的根源归于帝国主义的观点，宣称中国纷乱迭起的原因“不在内政”，“而在外交”。但他很清楚宣传口号和外交行为的区别，并不采取实际的激烈行动。且不说国民党内一直有怀疑和不赞成孙中山联俄反帝政策的保守势力，即使是国民党内最激进的势力，也是有既定的民族主义立场的。所以，国民党的反帝姿态主要是为实现国家统一而采取的策略手段——对外是为争取列强支持而使用的“以夷制夷”的谋略，对内则是以民族主义宣传民众的革命动员手段。这与苏俄和中共奉行的“工人阶级无祖国”的世界革命理念，从一开始就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另一方面，苏俄方面是把国民党看作是包含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一个松散的政治联盟，以中共党人加入的国民党的所谓“党内合作”方式，营造成为影响其决策的内部党团，进而采取离间政策，制造左中右，夺取国民党的领导权。这是列宁主义的阶级革命思维和作法。国共两党的党内合作，由于信仰不同，价值观不同，利益诉求不同，政治目标不同，发展越快，分裂越快。在孙中山死后，国民党失去轴心，群龙无首。中共反客为主，争夺党政控制权，共产国际甚至还企图改造国民党为“工农政党”，从而引出了一系列严重事件。孙的继任者，无论是蒋介石、汪精卫，对联俄联共都有过积极的表现，胡汉民等甚至还提出过加入共产国际的要求，但最后的分道扬镳仍是不可避免的。共产国际和中共对蒋介石等人的认识，也是先左派，后中派，最后是新右派和杀戮共产党人的反动派。
关于这段国共由合而分的历史，人们最感兴趣的一般是在“分”上。对于国共破裂的经过和责任，近年来大量解密的俄国档案证明，苏俄领导人和共产国际无疑应负主要责任，陈独秀不过是被他们推出来的替罪羊。关于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有不少。《“中间地带”的革命》认为国共破裂的根由从结盟之日就已经存在了。由于共信不立，苏俄对国民党的渗透力量越深入，遇到的反作用力就越强，结果当是可想而知。
从“西山会议派”、廖仲恺被刺案、“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决议案》，到兴兵北伐，国共矛盾一步一步激化。北伐战争掀起了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高潮，也造就了蒋介石的军事独裁，敲响了国共破裂的丧钟。到北伐战争打倒长江流域时，联盟中积累已久的各种矛盾全面发作——共产国际的令出多门，朝令夕改；中共的进退维谷，动辄得咎；国民党的派系交恶，党军相伐；工农运动的无法无天，自掘坟墓；外交的四面树敌，内政的左右失调等——联盟破裂的种种败象，彻底暴露无余，根本无法转圜。共产国际为了维持合作局面，在国民党领袖之间纵横捭阖，大搞权谋，更是促使了破裂的及早到来。
关于这段国共合作历史，研究著作已有不少，披露了许多史实。现在很少有人还会认为，当北伐将士在前方浴血奋战时，后方以工农群众为名发动“痞子运动”抄没他们的家产、斗争他们的亲属，是“天然合理”的。《“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能够胜出一筹的，不仅有史料的丰富，更是有史观的发微。该书阐发了苏俄输出革命对中国政治生态产生的深远影响，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观点，发人深省。
1.苏俄输出革命所以产生“西方不亮东方亮”的效果，这是因为苏俄的“集中制的政党、秘密的群众工作、军事的或暴力的革命，军党合一，以党治国或专政”，这些具有鲜明专制色彩的经验，只在专制传统深厚的东方国家才有“极大的市场”。
2.国民党引进苏俄党军一体的体制，是“在中国埋下了独裁专制的种子”。孙中山想以党魁身份，通过党治形式来实现高度集权，即所谓“用独裁政治，诸事均一切不顾，只求革命成功”，并为此改变了三民主义中具有普世价值的“天赋人权”诸说。国民党接受了苏俄“以党治国、以党统军、以党统政”的方法，既为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整合了军事力量，也为以后的军党一体、党赖军存、以军统政的军事独裁打开了绿灯。
3.对于帝国主义概念的去意识形态化，重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资本主义是要维护世界自由竞争体系的，资本垄断不能突破这个底线。从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表明，西方世界已经多少认识到，“殖民地多少不能成为影响经济发展和利润的主要因素”。如果沿着这个理路再进一步探究，苏俄提出的中国社会性质是所谓“半殖民地”，也是很可商榷的。实际上，在许多西方学者那里，并不认为中国是“半殖民地”，而称为是“条约国家”。所指的是，中国自晚清以来与列强签订的各种不平等条约，国家政府被这些条约牢牢地束缚着，主权是不完整的。当然，废除这些不平等条约，无疑是实现民族独立的象征。但也要看到，这里客观上也隐含着迫使传统中国接受国际社会规则，实现从朝代国家向现代国家制度转型的时代要求。所以，争取国家主权完整的正途，当然首先应是内政的修明，外交斡旋有力，革命可能是最无奈的选择。
4.孙中山接受反帝口号，近交远攻，是为了利用外力统一中国。但他借助的外力，却恰恰是对中国有领土扩张野心、专制传统深厚的两大恶邻——俄国和日本。与孙中山的革命功利主义不同，苏联在这一时期向中国输出革命，耗费了大量的金钱物力，并非完全是自身安全利益的需要。苏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极大热情，在很大程度上是来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如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二大起草的宣言中强调说：“国际无产阶级将时刻准备战斗，直到苏维埃俄国的版图扩展到了全世界。”苏共领导人为在东方社会打入一个颠覆资本主义世界的楔子，可谓不遗余力。有学者根据近年来公布档案材料统计：从1923年至1927年，俄共中央政治局为讨论中国革命问题召开过122次会议，作出了738个决定。苏俄向中国等东方国家输出革命，虽有着实现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追求，但在扩张性上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理论不分伯仲。所以，在中国当时的舆论中，日本为“黄色帝国主义”，苏俄为“赤色帝国主义”。
问题在于，苏俄输出革命的意识形态化的热情，固然“能够大大推动中国革命的进程”，但也不可避免地要脱离中国社会实际，注定会离他们的目标越来越远。当国民革命进入了高潮，在民族革命和共产革命的双重纠结下，国共各有所图的联盟也就走到了尽头。
问题还在于，国共合作的短暂联盟虽然破裂了，但是通过国共两党共同推进的国民革命，苏俄革命的意识形态得到了广泛传播。国共都是在苏俄的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是意识形态和组织结构最为相近的两大革命党。通过这些革命党人，给国人灌输了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这是列宁主义的最大成功。此后，“革命”、“反革命”、“反动派”、“反帝反军阀”、“左倾右倾”等具有鲜明苏俄意识形态的话语，继续沿用下来了，成为了中国政治舞台上党争派斗的通行语言，影响极为深远。
二、斯大林的地缘政治学和中国的苏维埃革命
国共分裂后，国民党人脱离了苏式的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轨道，转向为实现国家统一和争取民族独立，在全国建立了取代北洋政府的南京政权。中共则开始了以推翻国民党政府，阶级斗争，建立工农政权为目标的苏维埃革命。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由于在中国革命上的失败，遭到托洛茨基等人的党内反对派的激烈抨击。如书中所言，斯大林“即使是为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中国革命也一定要继续下去”。
中共领导的苏维埃革命，顾名思义，是完全照搬了苏联的革命模式。《“中间地带”的革命》书中将其称之为“全盘苏化”的革命，确是有其道理的。这场革命不仅其革命理论、革命目标、革命内容是苏联的，其具体方针的制定、策略手段的运用，也是来自苏联。更为关键的是，苏联为这场革命的发生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在绝大多数中国人对苏维埃是人是物都还不清楚的情况下，如果没有来自苏联的大量经费、各种技术和人力物力的支持，可以想见，这场革命根本不会存在。
从移植苏维埃革命的角度看，传统党史讲的所谓“三次左倾路线”，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实可以解读为“全盘苏化”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和推进路径，把失败当作高潮，组织全国武装暴动；第二个阶段根据莫斯科“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推动世界革命的到来；第三个阶段是完全执行莫斯科意志，在国难当头之际仍然坚持阶级革命的目标，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形成红白政权的对立。而苏维埃共和国的流亡，实际上宣告了这场流血数载、伏尸千里的“全盘苏化”革命的失败。
莫斯科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无论是斯大林，还是他的政敌托洛茨基，都是根据俄国革命经验设计出来的，以同样的历史发展路径规划中国革命的路线。首先纠结不清的问题是，国共分裂后的中国革命，究竟处在哪个革命阶段上？是俄国的1905年，还是俄国的1917年？革命是高潮，还是在低潮？
斯大林把中国革命分为逐步递升的三个阶段，认为：“广州时期”是以反帝为中心“全民族联合战线”，近似俄国的1905年革命；“武汉时期”资产阶级害怕而脱离了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在“苏维埃时期”是小资产阶级也退出革命阵营，只有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继续革命，近似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这个理论，在逻辑上有着超越常人思维的高度。其革命的线路图是：革命越深入，革命阵营就越分化，革命力量越小，革命就越纯洁，革命形势越激烈，革命就越彻底，而越分化、越纯洁、越彻底，就越能取得革命的最终胜利。所以，国共分裂即标志着中国革命已进入了夺取政权的“直接革命形势”。
按照这一理论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组织发动了全国各地的武装暴动，把中国革命推到工农专政的苏维埃革命阶段。这场革命不仅要消灭资产阶级，而且还要消灭小资产阶级。红色暴动照搬了苏俄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口号是“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所到之处“大烧大杀”。被消灭的不仅仅是地主富农，还包括了许多“小资产阶级”的店主、商贩甚至中农。从上述斯大林的革命理论，可以看到这个悖论的源头和其逻辑的延伸。红色暴动的盲目乱烧乱杀，使自己失去了同情者，在许多地方引起了农民群众“反水”，对此许多当事人都有惨痛回忆。后来把这种行为定性是“盲动主义”。在“小资产阶级”如汪洋大海的中国，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难免会把一切稍有余粮剩米者都看成是敌人。显然，这种做法和国民革命过程中许多同情中共的青年人的理解是不一致的，许多知识分子党员感到困惑，不少人也因此退出了中共。但这恰恰更进一步印证了莫斯科的意见：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因而天生对革命就是动摇的。
莫斯科在大革命失败后即明确认定，中国革命一败再败，就是因为党的领导成份不是无产阶级，而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中国革命要成功，就必须要大量吸收大批“工人分子”入党，并充当党的各级领袖。在莫斯科的直接安排下，中共六大完成了领导集团的改组，但50%以上的工人成分，并未能带来革命的成功。周恩来后来在延安整风时对此不胜感慨地总结说：六大代表暴徒一大堆，在75个代表中工人占了41个；36个正式和候补中委，工人占了22个，17个根本不够格，后来14人都成了叛徒。由阶级出身决定革命性的荒诞不经，可见一斑。
中共进行的苏维埃革命，理论上是以工人阶级为主体。但工人阶级在中国不仅数量少，认同共产革命的更是少之又少。特别是产业工人，基本是跟着国民党走的。能够肆无忌惮地执行“烧杀政策”的底层人物，大概也只有流氓无产者可以来得。老实巴交的工人农民，都很难有这样的狠劲。这或许是革命需要通过“烧杀政策”，使小资产阶级变成无产阶级，然后强迫他们革命的来由。
中共领导人实际上也清楚，要想像俄国革命那样，靠组织城市里的产业工人一哄而起夺取政权，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组织暴动的意义就在于制造革命，即“靠少数人暴动，刺激底层民众跟着起来造反”。但要制造出革命来，必须具有两项条件，一是社会本身要动荡不安，直接威胁到贫苦民众的生存基础；一是要有相当的外界的利益诱惑和理想刺激。1920-1930年代的中国，由于内外战争此起彼伏，天灾人祸接踵而至，社会动荡、阶级分化，饥民遍野、匪患频乃的现象，到处可见。中共要找到革命的人力资源并不困难。但仅有穷人并不够，中共还必须要能够提供给穷人看得见的现实利益和未来社会的美好理想，因此，杀富济贫，打土豪分田地和宣传共产主义，就成为不可或缺的动员手段。也因此，几乎没有哪个革命的领导人，会承认革命处于低潮。因为这意味着，群众看不到成功的希望，也就不可能被动员起来。
1927年12月11日的广州暴动，是最能说明中共当时是怎样定义“革命高潮”的了。广州暴动是全盘按照俄国十月革命方式组织的一次城市暴动，由苏联人提供金钱装备，制定行动计划，并且由俄国派来的专家直接在幕后指挥。它巧妙地利用了国民党派系内讧，在守城的部队大批被调离之际，成功地占领了广州，并马上公开打出了“苏维埃”的旗帜。但不过转瞬之间，起义的工人、农民和共产党人，就让回师的国民党军队给打败了，数以千计的起义者或被卷入到这场事件中来的普通人死于非命。
广州是中共长期经营的重要城市。广州尚且如此，在其他城市，中共的力量比广州又差很远，自然更没有暴动成功的可能。因此，中国共产革命的武装暴动，其实只能是上山下乡，落草寄身，在更落后更广大更偏远的农村去寻找它的落脚点。但由此也产生了中国革命草莽化的一系列新悖论：一个离开了工人阶级的工人阶级领导的农民革命，一个不在现代文明的城市区域进行的现代革命运动，一个以在偏远农村开展的农民为主体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个受共产国际遥控指挥的以推翻自己国家政权为目标的世界革命力量……这一切问题发生，一切成败得失，都在这不经不典中。
托洛茨基的参照系是1905年的俄国革命。他明确认定国共分裂后不存在革命形势，资产阶级统治秩序趋于稳定，中共应停止武装暴动，采取合法运动，引导群众争取民主自由，重新进入政治生活。待革命形势降临之际，再采取俄国十月革命的行动。
托洛茨基的主张得到了中共前领导人陈独秀等的赞同。斯大林整肃了托洛茨基派，在苏共中正式形成了一言堂制度，也确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最高权威地位。陈独秀和一批观点相同的人被打成“托陈取消派”，开除出党。这批人中并不乏理想信念之士，不乏牺牲精神和活动能力，但没有了莫斯科的经费支持，在现实政治的舞台上已难再有作为。莫斯科对中共组织生存的重要性，可从中国托派的情况得到一个反证。
这一时期，苏联国家战略发生重大转变。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成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质上和逻辑上都是对“世界革命”战略的反动。与其他党内反对派的理论相比，斯大林的“一国”主张，无疑更具有现实性和实用性，并为1928年的共产国际六大接受。在斯大林的领导下，苏联不再像列宁时代那样不惜一切代价推动其他国家的革命，开始成为具有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逐渐脱离了世界革命的轨道。共产国际开始由世界革命指挥中心转变为执行苏联对外政策的工具。
根据苏共领导人的世界革命观念，共产国际六大明确提出“第三时期”理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经过“严重危机”和“局部稳定”，已经进入“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战争和革命的时期”，最终将“把一切国际革命力量推动起来，从而不可避免地导致资本主义崩溃”。因此，它公开向各国共产党提出“保卫苏联”的任务，强调苏联是“世界无产阶级共同的祖国”，苏联的利益是各国无产阶级的最高利益；所有对苏联构成战争威胁国家的无产阶级的任务，就是让本国政府在战争中失败。这也就是中共党人必须的立场。
这个从列宁“帝国主义论”推演出的理论逻辑，与中国当时逐渐走上稳定的政治局势并不合拍。但是，1929年西方国家爆发的一场经济大危机，似乎又再次唤起了世界革命的希望，推动中共党人继续向左转。1929年中苏发生武装冲突的中东路事件，1930年中共党内“立三路线”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都是在上述背景下发生的。
1929年，张学良和东北当局强行收回中东路主权，与苏联发生激烈的外交和军事冲突。事件发生后，中共根据莫斯科的口径，公开提出“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号召“变反苏联的战争为拥护苏联的战争”，不去维护自己国家民族利益，反而损害本国利益以帮助敌国，这是中国民众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陈独秀当时批判中共的左倾路线是：素来“以主观为客观”的盲动主义精神。
1930年中共出现的“立三路线”，则可以看作是中共党人接受“第三时期”理论，企图在推进世界革命中崭露头角的一次冒险行动。李立三们把蒋冯阎的军阀中原混战当作革命高潮到来的契机，认为革命高潮的到来主要不是主观力量的具备，而是取决于客观形势。中国是帝国主义矛盾最尖锐而统治相对薄弱的地方，必然是世界革命首先爆发的地区。因此，他们制定了夺取中心城市，全国总暴动，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计划，以“掀起国际无产阶级对帝国主义决战”，推动世界革命总爆发，还要求苏联和世界无产阶级为响应中国革命流血牺牲。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了。斯大林愤怒地改组了中共领导机构，代之以留苏学生为主体的新的中央机构。
立三路线结束后，莫斯科转而推动中共重视军队和根据地问题，客观上也是因为城市对共产革命的排斥，革命动员非常困难。随着国民党政府统治秩序逐渐稳定，中共党内“自首叛变之风平地而起”，首脑机关在城市无立足之地，不得不来到本来是作为革命辅助力量的农村根据地了。
王明、博古为首的海归派领导人，一无经验，二无资历，其权力的法理基础来自莫斯科，所以只能不折不扣地执行莫斯科的指示。这些海归们对中国农村社会和红军游击战争更加隔膜，习惯于从书本和莫斯科那里找到答案，乐于制造种种革命高潮到来的虚幻景象，并把自己也蒙蔽其中。他们不明白，毛泽东也好，其他草莽出身的共产党人也好，所以能经营下来一片根据地，恰恰是不能完全采取索求无及的苏维埃政策。在临时中央领导下，特别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全盘苏化”到达了最高水准。而“苏化”得最为完全，失败得也最彻底。《“中间地带”的革命》一书通过大量史实说明，这个失败绝不仅仅是海归派的失败，而是整个苏式革命的失败。理由如下：
首先是背离了中国民族革命目标的严重外化。中国苏维埃革命是来自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理由，相比国民革命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诉求，从来是应者无多。“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抗日风潮高涨，各阶层人士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这本是给困兽犹斗的共产革命一个调整策略的转机。但中共自己是不可能从世界革命和阶级革命的观念中自拔出来的，仍是按照共产国际要求去“反对一切帝国主义者”，把抗日作为夺取政权的策略口号。所以，中共仍然拒绝与其他反蒋抗日势力合作，排斥中间势力，坚持抗日必先推翻国民党政府的方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个月，中共就在瑞金正式建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甚至基于苏联十月革命推翻本国政府的观念，把外敌入侵当作夺取政权的大好时机。这就严重脱离了中国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反给人以捣乱后方的口实。所以，中华苏维埃政府在中国南方腹地的江西苏区宣布对日宣战，不可能博得社会各阶层民众的支持和响应。
从外部环境看，中国苏维埃区域所以能够存在，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经济落后，交通条件有限，对各省交界处的山区，中央及地方政权往往无力顾及。加上国民党派系复杂，各省割据势力强大，且内讧不断，战争频繁，国民党中央政府内外交困，无暇集中力量对付出没于各省交界处的中共武装割据。但“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运用“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逐渐解决了党内派系纷争，这就开始有了集中兵力剿灭位于长江流域地区苏维埃共和国的可能。如果说过去受到各方制肘的国民党屡屡在围剿中共武装的作战中失利，一旦其中央政府稳定下来，大致解决了自身分裂的问题，清除掉中心区域附近的中共苏区，注定了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共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再加上持续不断的内部阶级斗争，更是“注定了这个苏维埃共和国的命运”。
导致中共苏维埃革命失败的最主要的内部原因，是阶级斗争的严重扩大化。这主要表现在两点，一是激进的土地革命政策造成了民心背离。中共的土地革命，是以消灭地主乃至富农为手段的，因此其分配土地虽然容易赢得贫苦农民的欢迎，但其乱捉乱杀的情况，也容易造成众多自耕农、半自耕农的恐惧。何况，中共的土地政策常常朝令夕改，中央苏区在江西短短两三年时间里，因政策变化导致的土地重分就不下三四次。由于频繁地查阶级和重分土地，越来越多的农民被划成了地富分子，或被罚做苦役，或被肉体消灭，这种情况不仅使富裕农民人人自危，贫苦农民也无法安心生产。
二是残酷的内部肃反削弱了红军战斗力。苏区的肃反始作俑者是中央苏区1930年肃AB团及其对“富田事变”的镇压。几年时间在中央苏区因此被害者，就有76000多人。这一肃反惨剧，虽然发生在苏联大肃反之前，但是和苏联阶级斗争思维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苏式阶级斗争的杯弓蛇影，使各个苏区在1931年到1932年都相继开始了类似的肃反运动，持续了很长时间。闽西苏区的肃“社会民主党”，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和湘赣苏区的肃“改组派”，成千上万自己同志惨遭杀害，大批干部死于非命。
苏维埃的共产体制有超强的社会资源提取能力，可以用阶级斗争的极端手段征粮征兵。但涸泽而渔的战争动员，只适用于游击性的掠取资源，并不宜于固守一地拼消耗。然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之难以脱离固有的“国土”，跑到外线作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1934年国民党政府集中重兵围剿中央苏区，可以层层筑堡困死红军。原本就被历次战争耗光了有限的战争资源的苏维埃共和国，到这时再也没有可能挫败国民党的进攻了。苏区青壮男子几乎抽空，粮食极度匮乏，连最高领导人也要饿饭，社会到处弥漫着恐慌情绪，大批农民“反水”，逃兵现象已难以控制。到夏秋以后，苏区已再无存在的可能了。
《“中间地带”的革命》由此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苏维埃革命在1934年前后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这既是国共两党力量对比的悬殊，更来自中共自身政策的过多失误。换句话说，即使不是博古们执政，即使换上了对共产国际不是那么惟命是从，军事战术也更加灵活的其他人，也同样挽救不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失败的命运。博古们的教条僵化只是加速了这场失败的到来时间而已。
《“中间地带”的革命》是从绝地求生的逃亡角度解读红军长征的。这更可以反映长征真实的险境——漫无目的，随机应变，艰难险阻，命垂一线，几经灭顶之灾而侥幸逃生。
中央红军从中央苏区撤出时约8.7万人，未及湘江部队已逃散2万多人，湘江血战后又损失过半，只剩下3万多人，不得不放弃到湘西落脚的原定计划。红军转向川黔边境，试图建立新根据地，但在中央军和川军的夹击下，仍不能立足，又被迫进入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此时，中央红军只剩有1万多人了。两军会师后，双方很快为南下还是北上的问题发生了争论。南下与北上，都与抗日无关，只是求生存的选择。北上的目的是到苏蒙边境，打通国际通道，依托苏联的帮助再打回来。北上之行路途遥远，地理环境更加生疏，危险性并不小于南下。但毛泽东深知让张国焘挟数万强兵控制住中央，中央必将丧失掉实际领导地位。故他毫不犹豫，力劝中共中央领导人，逃出张国焘的控制范围，哪怕北上损失更大。用他的话来说，只要能保存这数百干部、数千战士，就是胜利。（张国焘的回忆大致相同。他说：毛泽东主张到宁夏去，如再不能立足，至少中央和一部分干部可以坐汽车通过沙漠到外蒙去，留下这些革命种子，将来可再起。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三册），东方出版社，第226、227页。）
毛泽东是幸运的。在北上途中，中央红军偶然得知陕北还有一块根据地和一支红军的消息，于是马上停止北上外蒙边境，转向到陕北，最终得以落脚，结束了危机四伏的长途跋涉。而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加上陕北红军，兵力也只有1万多人。
中央红军到陕北落脚是一个幸运的偶然，更为幸运的是，共产国际派出的代表张浩紧接着也到陕北了，故中共中央首先沟通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这个意义实在太大了。不仅使长征途中在遵义改组的中共中央得到了莫斯科的认可，奠定了党内斗争胜利的基础；也使中共中央第一个得知了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最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新的策略方针，以及共产国际关于改变中国苏维埃革命方针的重要指示。
这些来自莫斯科的重大方针原则的变动，对处在绝对劣势的中国党无异于及时雨。包括海归派在内的中共领导人，都可以摆脱过去那些僵硬和激进的方针原则，从实际需要考虑问题了。
从长征的生死线走出来中共党人，在共产国际“一切都应该服从抗日”的新策略思想下，采取了更为灵活务实的统战方针，调整了阶级政策，甚至表示可以与国民党合作，提出民主共和国和联蒋抗日的策略思想。他们在实际上很快就放弃了苏维埃革命的激进政策，退回到了国民革命时期的政策上来了。
中共施展纵横捭阖的策略手段，最大的成功是与负责陕甘地区剿共的国民党将领张学良、杨虎城结成了秘密的统战关系，立住了脚跟。万余人的红军和张杨率领的十几万剿共军队不仅和平共处，而且还形成了建立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的战略设想。中共为此不惜准备接受张学良入党。张学良则是想通过中共得到苏联的援助，实现打回东北的愿望。双方就此一拍即合，红军的给养和被服，也因此得到了张学良的帮助。在这种情况下，张国焘领导的四方面军，只能重新承认中共中央的权威地位，和同样在西南的红二、六军团，按照中共中央与莫斯科商定的计划，集中到西北地区来。
然而，正如《“中间地带”的革命》指出：红军三个方面军近十万之众会合到了甘肃北部，表面上力量是集中了，实际上的生存危机却更为严峻了。一方面，西北土地贫瘠人口稀少，难以维持这么多人的生存。另一方面，原本分兵几处的国民党，这回得以集中优势兵力进行围剿了。而原本秘密和中共中央合作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却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威迫下，不能不转而与红军重新处于战争状态了。中共和红军这个时候唯一的出路，就是按照与苏联约定好的计划，实施夺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的作战。因为，一旦红军能够获得苏联提供的军事援助，就可以迫使拒不合作的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按照中共的意愿进行妥协了。
1936年10月下旬，宁夏战役计划由于国民党中央军行动迅速而失利，红军主力被分割为河东河西两部分，再度陷入被围剿的困境。中共中央不得不准备分路突围转战内地，经山西、河南、陕南，一年以后再打回到陕北或甘北来。这条长征路线，不是抗战方向，无法再打出北上抗日的旗帜，沿途几乎全都在国民党中央军的势力范围之内。此一计划一旦实施，“不仅抗日和联蒋均成泡影，而且红军和大批干部还能否保持下来，都将成为问题”。
就在中共和红军即将陷入灭顶之灾的关键时候，历史再度发生了意想不到的戏剧性变化。早已与中共秘密结盟的张学良、杨虎城，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扣押了前来督战的蒋介石和全部随行官员。幸运之神再度眷顾了中共和红军。
张学良等贸然发动事变，内称“一二·一二革命”，是希望借助中共争取到苏联的支持，在西北地区率先打起抗日大旗。但是，苏联对华的既定方针是要争取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抗日，故它激烈谴责西安事变，并责令中共中央要力促事变的“和平解决”。这样，中共中央虽深得事变之利，却只能按照苏联的意思行事，不能公开站在西北三位一体的立场上公开支持张杨。张学良原本就是性情中人，既不能实现联苏抗日，蒋介石又承诺愿联共抗日，张即甘冒受罚的风险，亲送蒋介石回京，使事变得以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共产国际很快指示中共中央，明确提出放弃苏维埃制度的问题。中共在“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条件下，宣布放弃苏维埃革命，接受改制和改编。国共两党经过十年的血战，终以中共公开做出原则性重大让步，再度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合作。（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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